临洮县图书馆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交流较为频繁的朝代之一，在为民族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八思巴应该说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藏传佛教寺院——大寺遗址上重建的佛塔
  八思巴（1235年—1280年），亦译作“癹思巴”、“帕克斯巴”，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本名"罗卓坚赞”，意为"慧幢"，出身萨迦款氏家族，生于今西藏昂仁县的鲁孔地方。他幼年丧父，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萨迦派的第四任祖师）学习读写及佛学，以聪明颖悟著称。7岁时已诵经教十万言，能略通大义;9岁时在众僧集会上讲说《喜金刚续第二品》，使众人叹服，称他为“八思巴”，意为"神童”。稍长，学富五车，故又称日“班弥怛"。1244年，萨迦•班智达应蒙古皇子阔端之召，赴凉州（今武威）商谈西藏归附蒙古大汗国事宜，他携带着9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朵儿只，历尽艰难险阻，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到达凉州，曾路过临洮，并作停留。
  1251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安葬白塔寺，享年70岁，临终时在凉州授予八思巴法螺及衣钵，将教法及弟子托付给他，使他成为萨迦派第五任祖师。1253年，时年19岁的八思巴以博学和谦逊有礼被忽必烈奉为上师，并在军中为忽必烈一家传授灌顶。
  1258年，忽必烈召集佛道二教的代表各17名，在他面前进行辩论，八思巴代表佛教方面参加了辩论，结果获胜，从此他愈受忽必烈的器重。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称帝，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天下僧众。1264年，忽必烈设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明确宣布八思巴以国师身份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担任总制院院使，成为元朝政府一品大员留在大都。八思巴奉旨创制了用梵藏字母拼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亦称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成为官方文字，并成立"蒙古新字学”。这不仅提高了元朝的国威，而且对元代开始的藏汉佛教大藏经的对勘和将佛经翻译为蒙古文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沿用至今。
  忽必烈在1271年定国号"大元”之前，再次请八思巴灌顶，晋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帝师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受皇帝尊崇。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皇帝每年从萨迦派中遴选高僧一人充当帝师，从此成为定制。在元大都，八思巴倡导举行一系列佛事活动，为汉地、蒙古、西夏、高丽、大理、畏兀儿弟子4000余人剃度授戒，弘传佛法。
  1271年夏，八思巴离开大都到临洮，居住生活了4年，期间修建了藏传佛教大寺，又遣弟子建了卓尼禅定寺，在甘青地区传布萨迦教法。1274年，在皇太子真金护送下，八思巴离临洮回萨迦。
  临洮在藏语中叫香根（或香衮），因此，八思巴命弟子达温波修建的临洮大寺又叫香衮大寺。大寺兴建时间为1271年至1274年，即元世祖至元八年一十一年。和萨迦派其他寺院相比，萨迦寺（南寺）始建于至元五年（1268年），比大寺早建3年，是八思巴根据萨迦本钦释迦桑布的请示同意修建的，是萨迦派的经典建筑。大寺比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早修建400多年，比青海塔尔寺 （建于明穆宗三十九年，即1560年）也要早建近300年，和卓尼百寺之首禅定寺同期。
  藏传佛教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
  大寺规模宏大，最盛时僧众达数千人。大寺内还有八思巴指示塑造的八思巴像。刚建成时，占地1000多亩，东至东城墙，南至广福巷，西至经文巷，北至北城墙，南接城北门，呈镰刀形。《狄道州志》画有大寺原址图。只可惜，这样一座建筑群今已片瓦不存，毁于何时也无史料可查。后建于大寺旧址上的东北五寺，即宝塔寺、圆通寺、广福寺、隆禧寺、圆觉寺，除圆通寺为唐尉迟敬德监修，明永乐年间重修，时间较早外，其他四寺分别为明成祖永乐、宣宗宣德年间新建。以上诸寺，皆毁于清同治时期的变乱。仅宝塔寺由清左宗棠恢复，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加重修，并增建熙春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继承了大寺的香火。
  清康熙中期历时16年修建而成的宝塔寺，前后三院，上院大小殿堂房21间、中院14间、下院10间，共计45间，其内的殿堂、房屋、山门、宝塔、钟鼓楼、灶房等，占地8亩余，周围香火寺产约元代画像砖——麒麟、雄狮
  100多亩。经典文物、法器、载护神之衣袍、面具、碑碣香火等一应俱全。《狄道州表》所载《重建宝塔寺碑记》一文描写道：“恢恢乎殿尻重新，不减当年盛概，门廊炳蔚，无殊千代宏模。"
  八思巴修建大寺以来，临洮及周边地区的佛事活动极其鼎盛。直到清代，临洮还有8座属于萨迦派的寺院。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三世达赖喇嘛到临洮时，还亲自修整过临洮大寺的八思巴塑像。解放初期，全县有寺院48座，僧众显密二宗有数千人，仅城内就有"九寺三观，新寺不算"之说。每逢农历四月十二日，僧人抬八思巴国师圣像和接引佛强巴爷（弥勒佛）之像，同时出街游行，念佛、诵经、载护神，并于西城角寺晒经，连续3天，隆重热烈。故临洮被世人称为"小西天”。
  八思巴修建大寺以来，涌现出了一些佛教方面的杰出人物。元末明初的僧人端竹领古，临洮南乡石家庄人，俗姓石，自幼被剃度入宝塔寺为僧，曾奉明成祖命屡到绝域宣布王化，招降北鞑靼王子,奉使乌思藏等，功绩卓著。诏赐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圆寂后又追封为西天佛子大敏法王。身前修有东、西、南、北四大蜂窝寺，为其驻锡之地。明僧人中还有那卜占领，俗姓梁，为降善西天佛子大国师。亢颧着藏卜，诏赐禅静国师之号。何领占朵儿只，被封为宏善妙智国师，圆寂火化后得舍利万颗，敕赐圆觉以名其寺。
  藏传佛教遗址出土的瓦当
  八思巴在临洮期间撰写了一系列佛教理论的著述，完成了《皈依、发愿、灌顶之教戒》《胜乐修行法》《大幻变部坛城仪规》等著作，组织许多学者在这里大规模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校勘和刻印刊行工作。藏文《新唐书•吐蕃传》是1285年由八思巴弟子、汉人译师胡将祖在临洮译成，刻印刊行，广为流布。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将汉文史籍译为藏文的翻译活动，也是最早刻版印行的藏文书籍，在汉藏文化交流史和藏族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大寺西面的临洮"经文巷”，这一称谓与佛教翻译、印刷业无疑是有密切关系的。
  直到明朝时，临洮一带的佛教活动仍然十分兴盛。八思巴从藏入汉地，或应诏返大都，往返几次，在临洮生活了4年，修建大寺，著书立说,使临洮在元代成为甘青地区的宗教文化传播中心，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团结、和睦共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永乐年间，明成祖亲下旨《敕谕临洮地面大小官员军民诸邑人等文》，要“所在官员、军民人等，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所以本寺僧人自在修行，不许侮慢欺凌其常往，一应寺宇、田地、山林、场园、财产蓄孽之类，诸人不许侵占骚扰，庶俾佛教兴隆，法门大振”。当时以宝塔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佛教活动中心。
  藏传佛教之"傩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