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洮县图书馆

秦始皇修筑长城
  战国时，经过多年的七国纷争，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279年-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部族（今甘肃庆阳地区一带）以后进入渭河、洮河谷地，设置陇西、北地、上郡3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大将蒙恬率领大军36万，北逐匈奴。为了保护西部重镇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和秦都通往陇西的通道，修筑了穿越陇西、北地的长城。秦长城西起临洮新添镇三十墩，向东经峡口、八里铺、塔湾（今属连儿湾乡）、龙门、窑店等乡镇人渭源境内，蜿蜒于崇山峻岭之巅。
  秦长城烽燧遗址
  姜维伐魏洮河滨
  三国蜀后主延熙五年（242年），蜀将姜维伐魏，魏兵占狄道，姜维率军围攻狄道，魏军邓艾坚守抵抗，姜维未能攻开，撤军而还。后主延熙八年（255年），姜维再伐魏，大败魏军于洮河西岸，然后渡洮水攻打狄道，再未克而返。据史书记载，当时蜀相诸葛亮、大将军姜维都把临洮作为控制整个战役的战略要地。至今，临洮还有以三国人物命名的"姜维墩”、"廖化堡"、"吕布城"等古战场遗址。
  汉代石门薛讷、哥舒翰大败吐蕃
  哥舒翰纪功碑
  隋唐时期，中央政权与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曾在洮河流域发生过多次战争。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秋，吐蕃大将全达延、乞力徐等率众10万，侵犯临洮、兰州及渭源，掠夺牲畜而去。唐廷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太仆少卿王骏等率兵西击。十月，薛讷领兵至渭源，与敌大战于武街驿（今临洮东四十铺至窑店之间的大雨沟、田家坪一带），王骏侧翼夹击，吐蕃大败而逃。薛、王两军追至狄道城北洮河岸，又大战于长城堡（今临洮北乡秦家堡）。武街驿、长城堡两战斩吐蕃军近2万人，双方参战兵力达20余万人，战争规模之大，竟使尸体成堆，洮河不流。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取吐蕃洪济城，大破吐蕃于洮水之滨，收复黄河九曲，立下了赫赫战功。唐玄宗李隆基亲笔题写的哥舒翰纪功碑，至今巍然矗立在临洮南大街。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吐蕃连陷秦、渭、洮、临四军，狄道被吐蕃占领。至五代十国时，狄道仍属吐蕃所有，改称"武胜军”。
  王韶开拓熙河路
  王韶（1030年—1081年），字子纯，北宋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举进士，后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求西北边事，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诣阙上《平戎策》三篇，言“取西夏必先复河湟，使夏人腹背受敌”。由于《平戎策》既正确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更提出了解决北宋统治者最急迫的西夏问题的策略，其目的和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相当于机要秘书）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
  《狄道州志》中的兵防营讯图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吐蕃大将穆尔、结舒克巴等集结于抹邦山（今临洮玉牛镇岚观坪），直逼狄道城。当时驻守渭源的宋将王韶率兵直趋抹邦山，大败吐蕃，并在南甲（今临洮三甲）、巩令城（今临潭县八角）击败吐蕃援军，并率部筑武胜城（今临洮县城），改“武胜军”为“镇洮军”。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建置熙河路，治所设熙州，领河（今甘肃临夏西南）、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宕（今甘肃宕昌县）、亹（今青海门源境）五州及通远军，王韶升任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王韶以熙州作为经营熙河路的战略基地，又修筑南关堡（今玉井镇店子街）、北关堡（今八里铺镇）、结河堡（今辛店镇）、临洮堡（今巴下寺牟家坪），营建熙州城西洮河永通浮桥，创办西罗城蕃学，招置蕃汉弓箭手进行营田，对西夏形成包围的形势。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占据河州，至此，熙、河、洮、岷、迭、宕六州全归宋有，恢复了"安史之乱"以前由中原王朝控制的局面。
  在开拓熙河的过程中，王韶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凿空开边”的重大胜利，王韶因功升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后罢去，历任职于洪州、鄂州等地。
  西岩山古城墙八思巴与临洮大寺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交流较为频繁的朝代之一，在为民族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八思巴应该说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藏传佛教寺院——大寺遗址上重建的佛塔
  八思巴（1235年—1280年），亦译作“癹思巴”、“帕克斯巴”，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本名"罗卓坚赞”，意为"慧幢"，出身萨迦款氏家族，生于今西藏昂仁县的鲁孔地方。他幼年丧父，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萨迦派的第四任祖师）学习读写及佛学，以聪明颖悟著称。7岁时已诵经教十万言，能略通大义;9岁时在众僧集会上讲说《喜金刚续第二品》，使众人叹服，称他为“八思巴”，意为"神童”。稍长，学富五车，故又称日“班弥怛"。1244年，萨迦•班智达应蒙古皇子阔端之召，赴凉州（今武威）商谈西藏归附蒙古大汗国事宜，他携带着9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朵儿只，历尽艰难险阻，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到达凉州，曾路过临洮，并作停留。
  1251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安葬白塔寺，享年70岁，临终时在凉州授予八思巴法螺及衣钵，将教法及弟子托付给他，使他成为萨迦派第五任祖师。1253年，时年19岁的八思巴以博学和谦逊有礼被忽必烈奉为上师，并在军中为忽必烈一家传授灌顶。
  1258年，忽必烈召集佛道二教的代表各17名，在他面前进行辩论，八思巴代表佛教方面参加了辩论，结果获胜，从此他愈受忽必烈的器重。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称帝，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天下僧众。1264年，忽必烈设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明确宣布八思巴以国师身份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担任总制院院使，成为元朝政府一品大员留在大都。八思巴奉旨创制了用梵藏字母拼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亦称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成为官方文字，并成立"蒙古新字学”。这不仅提高了元朝的国威，而且对元代开始的藏汉佛教大藏经的对勘和将佛经翻译为蒙古文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沿用至今。
  忽必烈在1271年定国号"大元”之前，再次请八思巴灌顶，晋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帝师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受皇帝尊崇。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皇帝每年从萨迦派中遴选高僧一人充当帝师，从此成为定制。在元大都，八思巴倡导举行一系列佛事活动，为汉地、蒙古、西夏、高丽、大理、畏兀儿弟子4000余人剃度授戒，弘传佛法。
  1271年夏，八思巴离开大都到临洮，居住生活了4年，期间修建了藏传佛教大寺，又遣弟子建了卓尼禅定寺，在甘青地区传布萨迦教法。1274年，在皇太子真金护送下，八思巴离临洮回萨迦。
  临洮在藏语中叫香根（或香衮），因此，八思巴命弟子达温波修建的临洮大寺又叫香衮大寺。大寺兴建时间为1271年至1274年，即元世祖至元八年一十一年。和萨迦派其他寺院相比，萨迦寺（南寺）始建于至元五年（1268年），比大寺早建3年，是八思巴根据萨迦本钦释迦桑布的请示同意修建的，是萨迦派的经典建筑。大寺比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早修建400多年，比青海塔尔寺 （建于明穆宗三十九年，即1560年）也要早建近300年，和卓尼百寺之首禅定寺同期。
  藏传佛教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
  大寺规模宏大，最盛时僧众达数千人。大寺内还有八思巴指示塑造的八思巴像。刚建成时，占地1000多亩，东至东城墙，南至广福巷，西至经文巷，北至北城墙，南接城北门，呈镰刀形。《狄道州志》画有大寺原址图。只可惜，这样一座建筑群今已片瓦不存，毁于何时也无史料可查。后建于大寺旧址上的东北五寺，即宝塔寺、圆通寺、广福寺、隆禧寺、圆觉寺，除圆通寺为唐尉迟敬德监修，明永乐年间重修，时间较早外，其他四寺分别为明成祖永乐、宣宗宣德年间新建。以上诸寺，皆毁于清同治时期的变乱。仅宝塔寺由清左宗棠恢复，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加重修，并增建熙春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继承了大寺的香火。
  清康熙中期历时16年修建而成的宝塔寺，前后三院，上院大小殿堂房21间、中院14间、下院10间，共计45间，其内的殿堂、房屋、山门、宝塔、钟鼓楼、灶房等，占地8亩余，周围香火寺产约元代画像砖——麒麟、雄狮
  100多亩。经典文物、法器、载护神之衣袍、面具、碑碣香火等一应俱全。《狄道州表》所载《重建宝塔寺碑记》一文描写道：“恢恢乎殿尻重新，不减当年盛概，门廊炳蔚，无殊千代宏模。"
  八思巴修建大寺以来，临洮及周边地区的佛事活动极其鼎盛。直到清代，临洮还有8座属于萨迦派的寺院。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三世达赖喇嘛到临洮时，还亲自修整过临洮大寺的八思巴塑像。解放初期，全县有寺院48座，僧众显密二宗有数千人，仅城内就有"九寺三观，新寺不算"之说。每逢农历四月十二日，僧人抬八思巴国师圣像和接引佛强巴爷（弥勒佛）之像，同时出街游行，念佛、诵经、载护神，并于西城角寺晒经，连续3天，隆重热烈。故临洮被世人称为"小西天”。
  八思巴修建大寺以来，涌现出了一些佛教方面的杰出人物。元末明初的僧人端竹领古，临洮南乡石家庄人，俗姓石，自幼被剃度入宝塔寺为僧，曾奉明成祖命屡到绝域宣布王化，招降北鞑靼王子,奉使乌思藏等，功绩卓著。诏赐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圆寂后又追封为西天佛子大敏法王。身前修有东、西、南、北四大蜂窝寺，为其驻锡之地。明僧人中还有那卜占领，俗姓梁，为降善西天佛子大国师。亢颧着藏卜，诏赐禅静国师之号。何领占朵儿只，被封为宏善妙智国师，圆寂火化后得舍利万颗，敕赐圆觉以名其寺。
  藏传佛教遗址出土的瓦当
  八思巴在临洮期间撰写了一系列佛教理论的著述，完成了《皈依、发愿、灌顶之教戒》《胜乐修行法》《大幻变部坛城仪规》等著作，组织许多学者在这里大规模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校勘和刻印刊行工作。藏文《新唐书•吐蕃传》是1285年由八思巴弟子、汉人译师胡将祖在临洮译成，刻印刊行，广为流布。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将汉文史籍译为藏文的翻译活动，也是最早刻版印行的藏文书籍，在汉藏文化交流史和藏族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大寺西面的临洮"经文巷”，这一称谓与佛教翻译、印刷业无疑是有密切关系的。
  直到明朝时，临洮一带的佛教活动仍然十分兴盛。八思巴从藏入汉地，或应诏返大都，往返几次，在临洮生活了4年，修建大寺，著书立说,使临洮在元代成为甘青地区的宗教文化传播中心，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团结、和睦共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永乐年间，明成祖亲下旨《敕谕临洮地面大小官员军民诸邑人等文》，要“所在官员、军民人等，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所以本寺僧人自在修行，不许侮慢欺凌其常往，一应寺宇、田地、山林、场园、财产蓄孽之类，诸人不许侵占骚扰，庶俾佛教兴隆，法门大振”。当时以宝塔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佛教活动中心。
  藏传佛教之"傩舞"
  赵土司家族建功临洮
  临洮赵土司之先祖为吐蕃啜族氏，是宋代唃厮啰部的后裔。嘀厮啰政权灭亡后，其孙巴毡角降宋，赐名赵醇忠，为岷州吐蕃部落大首领。赵醇忠之后，"似已迁至临洮，明清时期，临洮之赵土司即为醇忠之血脉相传”（《金史•结什角传》）。元明之交，赵醇忠之后裔赵琦为元荣禄大夫陕西平章事，据守临洮。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赵琦附明，史籍称其"世为元土官”（《明太祖实录》卷41）。临洮赵土司家族自宋、金为开端，至元、明为鼎盛，到1925年国民军入甘，取消土司制，大致共二十五六代，经历5个朝代，历时700余年，是甘肃藏族土司中历史最长且影响较大的土司之一，对临洮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衙下集赵土司墓出土的画像砖拓片
  临洮赵土司世居临洮县城东一里桧柏庄，俗名东庄，清初移居县城南80里的官堡镇（今渭源县辖）桧柏新城，管辖土民十五族。至清末管辖439户，但大都已汉化，土司职亦于民国初废除。其封地以洮河以西的临洮衙下集镇为中心，并在此处建立土司衙门三处。控制地盘波及临洮县的衙下集镇、连儿湾乡，渭源县的会川镇和康乐县的五户、景古等乡镇。
  赵土司家族大多为土武官，他们顺应形势变化，及时归顺新朝，发挥所长，积极承担征调任务，驰骋沙场，在临洮及周边地区历经大小战场数百次，在卫国戍边、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不断树立新的功勋。在保境安民、救济灾民、进献良马等方面，赵氏家族每一代都为朝廷作过贡献，这样也巩固和增强了自己的地位。
  在临洮赵土司家族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以下几个：
  赵阿哥昌是赵姓土司的始祖，乌思藏啜族人。据《甘肃•青海土司志》记载，赵阿哥昌“世居临洮”、"貌甚伟，有力兼人”，于宋熙宁年间归顺宋朝，授土军火元帅，赐国姓赵。“金贞祐中以军功至熙河节度使”。金亡后，退守莲山，招集部众，投顺元朝。历功封为迭州安抚使。
  赵土司免死铁券赵阿哥潘（见本书114页）。赵重喜，赵阿哥潘之子。袭父职为元帅。赐金虎符，为临洮府达鲁花赤。重喜在郡，劝农兴学，省刑敦教，以善治闻。后官至巩昌二十四处宣慰使，卒谥"桓襄"。
  赵安，字仲磐。永乐年间授临洮百户。正统年进都督司知，充右副总兵官，协任礼镇甘肃。以功封会川伯，得到金印、免死铁券的奖赏。卒于正统九年（1444年）。他的后裔世袭临洮指挥使之职，成为雄踞陇右的赵土司。
  清代，较著名的是赵元铭。因功赏二品衔，授"巴图鲁”称号。
  杨继盛兴利除弊
  杨继盛（1516年——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河北保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51年），因谏仇鸾开马市，被贬为狄道（今临洮）典史（县上第四位官吏，主管刑狱文件）。
  杨继盛像及书法
  杨继盛印鉴杨继盛书《记开煤山稿》
  他在临洮一年零两个月期间，除参与刑狱案件断案"神明"外，主要活动有：
  兴教育、置学堂
  为了兴学，杨继盛变卖夫人的首饰和自己的乘马，加上门生贽礼和自己的俸薪，在岳麓山超然台修建"超然书院”，亲自讲学，从学者50余人。还购置学田2000多亩，以补助生员冠、婚、丧葬及贫困者。后又在城内圆通寺设书馆（椒山书院），请教书先生2人，招收蕃、汉生童读书，学童由100人很快增至300人。他在教学中不但重视文化教育，而且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为拾金不昧的生员赠过“十两黄金轻一芥，百年名节重千钧”的对联；为受业的门生题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刻于石上，拓片广为流传。
  开采煤矿
  临洮城南70里锁林峡有煤矿，因藏民阻拦不得开采。杨椒山亲率门生数人，前往商洽，并给予实惠。煤矿大开，便民利民，椒山撰写《记开煤山稿》一文，镌刻于峡内石崖上。
  兴修水利
  椒山提倡修建渠道，灌溉农田，教导城西农民种蔬菜，就地挖水井，并创制和推行桔槔（俗称扬杆，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汲水的工具），使园农收入倍增。
  革除积弊临洮县征收粮草旧日无官册，积弊很大。椒山核出超征粮税，并将应征粮草分为三等，按贫富分担，既增加了税收，又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临洮贫民有以织褐为生的，官吏压价派购，或以杂物强换，压榨剥削老百姓。椒山即出告示，禁约公差人员买褐，使卖褐贫民得以安生。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即杨椒山来狄道的第二年，升迁为山东诸城知县。离任之日，百姓哭泣，送行者千余人。以后接连四次迁升，官复原职。不久，又因奏劾严党，被捕入狱。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椒山被害于北京西市，年仅40岁。后由门生邹应龙（皋兰人）与张万纪（临洮人）等奏倒严党，完成了他的遗志。明穆宗继位，追谥为"忠愍，狄道人民为纪念他，在岳麓山超然台上修建了"椒山祠"，又在城内石桥街修建了“杨忠愍公祠”。
  马守贞创立穆扶提
  马守贞（1633年——1722年），回族，经名豪祖勒提•伯什勒力•勒比尼，中国伊斯兰教虎非耶学理穆夫提门宦创始人，信徒通称他为高祖太爷。
  穆扶提东拱北正门
  马守贞的父亲为新疆白山派领袖、二十五世“圣裔”阿伯克和卓，以道号赫达叶通拉希和圣裔身份东出中原传道。马守贞出生于西宁，后随母迁至临洮东峪沟。阿伯克二次出中原时向他传授乃格什板顶耶（虎非耶）学理，交给经典、太丝比合（含珠）、太斯达勒（头巾）等八件传教凭证（后被穆夫提门宦称为"八件宝”），令其干功传教，并令另一弟子李太巴也辅佐他传教。开始时以临洮北乡为基地传教，经几十年努力，尊奉者由临洮发展到广河、东乡及青海一带，达千余户五六万人，奠定了穆夫提门宦发展的基础。
  穆扶提东拱北一角
  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马守贞归真，享年89岁，殁后葬临洮东峪沟口。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第二十七世教长阿布都勒赫麻尼主持修建了八封墓亭、诵经堂、索麻、礼拜殿等建筑，史称东拱北。
  东拱北寺溯源志碑
  第二十六世高祖马守贞归真后，有8位教长在道堂相继传东拱北寺墓厅照壁教，其中第三十一世教长马金焕（又名马显忠，字廷扬）执教时大力提倡办学，倡导回族儿童学习汉文，为后辈们留下了重视汉文化的传统。
  左宗棠泽惠临洮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宣宗道光年间举人.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由于镇压太平军起义有功，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次年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甘军务，率军镇压捻军余部及西北回民起义。
  洮河岸边左公柳
  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将大本营设在定西，并以定西、临洮为活动中心，除试种稻谷桑棉、减免赋税、清厘地亩、编审保甲等活动外，在临洮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兴修水利，支持勘察、计划和验收了抹邦渠水利工程;二是兴办教育，号召创办了洮阳书院及乡镇义学四处；三是广植树木，据《左文襄公在西北》记载，"狄道境内（植树）一万三千多株”，做了大量有益于临洮人民的事。至今临洮仍有"左公柳”多株，成为当时左宗棠造福于临洮人民的历史见证。
  顾颉刚情系临洮教育
  顾颉刚书法
  顾颉刚（1893年—1980年），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1902年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毕业，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著述颇丰，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也是著名的民俗学家和红学研究专家。1937年9月—1938年9月，他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托，到甘肃、青海考察教育，历经19个县市，对各地教育事业、民族情况、民情风俗等考察甚详。期间曾多次到临洮（包括当时的洮沙县），深入各学校、文教单位进行考察、研究、交流，并试办寒假小学教师讲习会，对临洮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所著《西北考察日记》多次记述了他在临洮的活动。
  顾颉刚第一次来临洮是在1937年暮秋。10月2日，顾颉刚一行从兰州出发，前往此次考察的第一站临洮。一路景色荒凉，民生维艰，所见所闻，迭增悲感，遂得一绝句云：
  车走黄沙白石间，天低云压马头山。江南河北知何似，凝目层峦不冁。
  颜。
  他们沿途边行边考察，于10月7日到达临洮县城，"二时许，抵临洮北门外，政学两界来迎者四五百人，城中商店为悬国旗…… 八日上午参观师范及女子师范两校，下午参观初级中学、职业学校、养正小学、师范附属小学"。对临洮的教育、文化及水利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考察。这次，顾颉刚还参观考察了岳麓山椒山祠、道统祠、洮惠渠、白塔小学、唐泉小学、南街小学、东街小学、西街小学、北街小学、洮河浮桥、哥舒翰纪功碑等，又与当时的临洮教育家杨明堂、杨瑞五及《新临洮日报》记者李林漫（即李满天）畅谈，详细掌握了临洮的文化教育现状。同时为临洮各界人士举行演讲，挥毫写字，历时达6天，于13日离临洮返回兰州。
  顾颉刚第二次来到临洮是在时隔两月之后的1938年元月4日。那时，他应即将开学的临洮讲习会邀请，再次踏上了来临洮的路。
  今日临洮县城一角到临洮后，顾颉刚一行立即投入讲习会的筹备工作中，并制订了讲课内容。由顾颉刚等十多人任教。"八日：小学教员讲习会行开学礼……予为会长，亦致辞。学员百四十人，讲师及来宾约三十人。十二时，摄影而散”。开学后，顾先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一边讲课一边继续考察、研究临洮教育情况。这段时间内，他给临洮各界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终日为人写屏联，一日近百件，合前数日为学员所写者合计之，殆逾五百件……临洮市上宣纸，其将为予涂尽”。自小在苏州长大的顾先生第一次在西北边城临洮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对临洮民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自七日起，四大街每夜有社火，舞龙灯，四叉路口三龙会集，燃放花炮，列队歌唱，煞是热闹”。他一方面思念家父及眷属，另一方面又倾心于西北教育事业，当时百感交集，吟诗一首：
  羡煞衡阳雁，春来又北飞。
  烟花还旧景，人事已全非。
  冥想歧千境，招魂望四围。
  死生谁识得，莫问我何归！
  超然书院10日，应邀赴渭源考察讲学。24日，顾颉刚再从渭源起程取道东峪沟返临洮，于途中考察了窑店小学，次日到临洮县城。这次，本来打算回兰州去料理庚款会事务，但由于他的行动受到当时省教育厅厅长的嫉妒，加之甘肃学院正闹风潮，恐此去搅人旋涡而取销回兰计划。此时，又闻日军在老家苏州投掷炸弹，乡人死伤惨重，心情郁闷，"姑且徘徊于洮水之上”，与临洮诸友人喝酒消遣两天，于28日一行7人又应邀去了康乐县。
  顾颉刚在康乐考察数日后，3月6日又冒着漫天飞雪回到临洮。正当他为补助临洮教育倾心奔忙之时，忽“接董事会来书，嘱补助工作缓办……心中一急，牙痛又剧”。是夜，梦得一联：
  眼底名山皆属我，天中皓月好分君。
  14日，顾先生迫不及待地致函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对包括临洮在内的甘肃、青海教育现状做了全面、细致地分析，提出了以职业教育推动西北经济的思考与设想。在洋洋两千多字的信中，体现出一个学者高度的务实精神和对西北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这段时间，顾先生带着牙痛病编写完六千多字的《讲习会讲义》，草拟了四万多字的《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报告书在对甘、青地区自然、经济、文化现状作了全面剖析的基础上，为西北教育提出了科学、具体的改进设计方案和全面、细致的财政预算。报告书发出后，顾先生仿佛已经看到了西北教育事业的希望，"肩上为之一轻……出南门，到杨家台参观正宗小学，访明堂先生……”他的心情随着天气的变暖也轻松舒畅了许多，"今日天气晴和，沿途皆红桃碧柳，西北之春正与江南同其艳丽”。当晚临洮农校邀其作对联，顾先生占一联日：
  当求征服自然，莫说靠天吃饭；
  宁舍现成产业，必须努力开山。顾颉刚最后一次到临洮，是在相隔五个月后的1938年7月30日。当时先生历时近半年考察了甘南、陇南、临夏地区的十多个县，自宁定（今广河县）取道洮沙（今临洮县太石镇一带）返回兰州途中止停留一天，“向在县受训之学生及保长作讲演……下午为人作字三十余件”，后匆匆离去。
  顾颉刚在西北考察历时整整一年，先后来临洮达五次，在临洮住的时间累计约九十多天，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临洮教育事业的兴盛。"天水教育发达,仅亚临洮”。在为时一年的西北考察工作中，他给包括临洮在内的甘肃、青海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国忧家难长时间攒聚心头之时，他仍全身心投入西北教育事业之精神，令后人永铭于心。尽管顾先生当时付出的辛勤劳动没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作出的《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最终泥牛人海，但在半个世纪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夏鼐考研临洮彩陶文化
  夏鼐（1910年—1985年），字作铭，浙江温州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早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该校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归国后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职，并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20世纪40年代，在甘肃考察史前文化，尤其是对临洮彩陶文化做了深入地研究，从层位上解决了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年代问题，纠正了前人分期的错误。1945年，在寺洼山正式挖掘了六座墓葬。1949年，他发表了《临洮寺洼临洮出土的彩陶山发掘记》一文，把该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正式命名为寺洼文化，首次提出寺洼文化为古代氐羌族的遗留。文中说："马家窑文化便是安特生所谓'甘肃仰韶文化’，但是它与河南的仰韶文化颇多不同，所以我以为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首次提出了"马家窑文化”的命名。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开始使用马家窑文化这一名称，并将半山、马厂类型归入马家窑文化。他的行动和文章对扩大临洮的文化影响起到了巨大作用，其研究成果和治学思想对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红军播火洮阳川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过草地，到达包座。8月5日，以红军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发生很大变化的全国形势，决定组织"洮岷战役”，趁敌军主力尚未集中岷县之前，先夺取岷县、临潭、舟曲，以利北进。当即由四方面军第4军、31军组成第二纵队，以夺取临谭消灭该地敌人为目的，成功后主力向临洮方向活动，并向夏河、临夏发展。
  8月26日至9月11日，先后经临谭、漳县、渭源相继而入临洮的红四方面军4军10师、11师、12师及9军25师占领了临洮东、西、南乡的广大地区。
  1936年8月31日，为牵制敌军，掩护主力，从会川进驻临洮店子街的红四方面军周仕元、陈锡联之11师开始了攻打临洮县城的战斗。临洮县城距店子街30里开外，时由国民党军扼守。攻城伊始，红军以茂密的玉米地作为掩护接近城郭，傍晚，红军发动突袭，攻占了城外东南和西南方的两座角寺，并利用角寺的有利地形向敌军猛烈开火，借火力掩护，红军发动攻势，曾一度攻上了西城头。但终因寡不敌众，火力悬殊，且敌占领了制高点姜维墩而城未克。9月中旬，红军准备再次攻城，便从城南居民王兰英家的院子向城墙底部挖掘地道，以谋攻城，亦因秋雨连绵，遇水而止。就在攻城期间，驻扎在东乡二十铺的红军约百人.曾北进到八里铺镇的截山庄，打败了前来偷袭夹击红军战士的国民党驻北乡三十墩的新编14师孟世权骑兵旅派去的两个连。9月19日夜，驻扎窑店的红军一个连，分两路从龙门镇和瓦房李家攻取姜维墩，因被敌发觉、阻击而未能得手。
  攻城未克，红军便于9月3日后主动撤回，在城西南上下木厂、城东南烧瓦窑一带构筑简要工事，以间断、零星地射击骚扰敌人,并向城内喊话，宣传政策，开展政治攻势，直至撤离临洮。9月25日，国民党118师两个团由皋兰开往临洮支援，16日，红军主力撤出木厂和烧瓦窑一带。
  红四方面军十一师在玉井姚家坪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队。图为队旗。红军进入临洮的目的是进行休整，建立临时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群众，筹集资金。在临洮建立了店子街苏维埃政府、永宁乡苏维埃政府、三甲乡苏维埃政府、陈家嘴区苏维埃政府及5个村级苏维埃政权。这些红色政权，积极协助红军打土豪、除恶霸、搞宣传、筹军粮、护伤员、扛红旗当向导，制作云梯帮助攻城，组织妇女为红军将士缝衣做鞋，儿童团也积极为红军帮忙出力。
  红4军11师于9月在临洮县姚家坪组织附近青壮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并授予队旗一面，姚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姚枝清兼任义勇队队长，义勇队认真操练，并做了配合红军再打临洮城的准备。9月30日，红军撤离临洮。红军北上后义勇队自然消失，但这面队旗一直保存至解放，后由姚枝清交给了临洮县委，现保存在县党史办。
  红军虽然在临洮只活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但他们组织攻城战斗，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严守军队纪律，关心爱护群众，宣传了红军，宣传了党，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播下了革命火种，为临洮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甘南农民起义
  史鼎新像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进入甘南，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许多有识之士接受了革命思想，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时任国民党十四师四九三旅团长的任谦和师参谋长史鼎新、师警备团连长王德一等人准备与八路军、共产党取得联系，俟机起义。他们与爱国进步人士、西安民盟领导人杜斌丞、许权中（中共党员）建立了关系。1940年，任谦派杨景周、赵鹤天赴西安，接受了杜斌丞"要走共产党的道路”的指示。1941年秋，任谦在西安与许权中、史鼎新见面，商定如果潼关失守，陕甘两省便联合起来打游击。之后，史鼎新与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在临洮木厂以开羊肉馆为名，首先在放筏手中发展力量，酝酿农民起义。
  王仲甲像
  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人民残酷压榨的行径激起了甘肃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甘肃南部的汉、回、藏、东乡等各族人民在进步分子王仲甲、马福善、马继祖、王德一、肖焕章、刘鸣、肋巴佛、毛克让、杨华如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二十余县十万余人参加的以"团结抗日”、"抗粮、抗丁、抗捐”、"打倒贪官污吏” 为目的的甘南农民武装起义。
  1943年元月（农历1942年腊月），康乐县回民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和临洮陈国栋、吕百元以及东乡族马木哥在临洮洮河西岸的边家湾首举义旗，打起“西北各族抗日义勇军”的旗帜。他们在临洮东峪沟二十铺伏击国民党部队，夺取了敌人的枪支弹药，接着又在广河县排子坪与敌保安队打了一仗。两次战斗，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临洮县政府当即派保安队一个中队到边家湾追捕。义军在当地回、汉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保安队六十余人。这时，王仲甲、肖焕章率部赶来，与马继祖会合，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口号，并在临洮衙下集杜巴村消灭了恶霸王结人、申进录及其反动武装，夺取枪支，开仓济贫，宣布起义。起义队伍在衙下集整编为两个团、一个骑兵排，肖焕章为汉民团团长，马艾吉为回民团团长，马继祖为骑兵排排长。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在临洮三甲的格致坪击溃敌保安队一个团和十二师的四个连。在战斗中，汉、回农民手持刀矛、锄头、棍棒前来助战，纷纷参加义军。农民起义军连战连捷，随即向岷县及临洮北部山区转移游击，在梅川、缪家山一带连续获胜。翌年农历正月中旬，毛克让在临洮峡口的崖头宣布起义，当天晚上，由牟殿安带领义军十多人冲进叶家坪机场，杀死敌连长一人，夺得手枪、步枪、轻机枪若干。第二日，又去马场，截获军马一百多匹。正月二十二日，毛克让、马继祖率部进入临洮新添铺，一举歼灭镇上的保安武装，夺得敌军的车辆及运送的枪支一千多支及弹药无数，武装了起义队伍。
  王德一像
  接着，王仲甲、毛克让、马继祖率义军在临洮漫洼会师,公推毛克让为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为副司令。当时总兵力约两千多人，全部开往榆中新营镇，在狼儿山歼灭敌人一个团。并研究划分了游击地区，毛克让在临洮马衔山、北山及榆中一带活动，王仲甲、马继祖在临洮南乡、康乐、渭源、陇西一带活动。农历二月初，毛克让部百余人在胡麻岭歼敌一个排后，开往会川、渭源与其他义军会合行动。王仲甲开往陇西首阳镇、渭源汪家衙一带休整。武山、陇西、渭源起义的毛得功、郭华如、杨友柏、韩大胡子、张子英等率部前来参加王仲甲部。在整编中，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编为五个路军，王星垣为参谋长，肖焕章为总指挥，决定率全军南下。王仲甲亲赴临潭接肋巴佛前来武都会师。义军队伍迅速壮大。马继祖率四个旅经临洮、康乐南下，毛克让开往马衔山一带休整后亦南下宕昌。1943年农历二月中旬，藏族肋巴佛在卓尼县水磨川率藏族牧民起义。同月，临洮紫松乡乡长刘鸣率领部分农民起义南下到达宕昌。肖焕章等到达岷县闾井时，肋巴佛率领两千余人偕王仲甲前来。翌日召开大会，公推肋巴佛为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此时，王德一在武都起义，张英杰的骑兵营也在武都起义加入南下义军。农历三月四日，刘鸣部南下攻占宕昌，与岷县专员兼保安司令胡受谦的保安团及民团约四五百人在宕昌大桥头及南北两山之间激战数日，将胡部击溃，缴获步枪四五十支、轻机枪一挺，然后又一举攻下舟曲。
  此时，甘南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形成汉、回、藏、东乡等各民族空前未有的大联合。农民起义在以临洮为中心的甘肃南部各地波澜壮阔地展开。
  肋巴佛像
  1943年农历四月中旬，王仲甲、肋巴佛、肖焕章、吴建威等率众两万余人及各路义军领导人聚集草川崖，开会研究有关情况。会议决定各组织统一定名为"西北民族抗日义勇军”。推选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刘鸣为参谋长，王德一为总指挥，下设五路军。原准备在草川崖宣誓就职，因敌机袭击轰炸，大会没有开成。各路义军分别撤往其他地方，继续与敌作战。刘鸣先向临洮撤去，敌第七师、五十九师、十五师从三方面包围义军，义军与敌激战一日后，趁夜分路突围后撤向临洮，渡过洮河后分散潜伏。义军领导人王仲甲、马继祖、肋巴佛、肖焕章、毛克让等少数人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刘鸣像
  坐落于临洮岳麓山山腰的甘南农民起义纪念碑
  这次农民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政府非常震惊，他们采取"剿抚兼施”的手段血腥镇压。由朱绍良、谷正伦指挥，一方面调集了正规军7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4个保安团和青海马步芳的3个骑兵团，并出动了1个空军中队，从四面八方围剿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又纠集了以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特务头子赵锡光和兰州豪绅裴建准、郭维屏等为首的所谓"宣抚团"进行分化瓦解。起义军虽然与国民党军队血战10个月之久，打了大小几十次战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农民起义军又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统一指挥，义军各部被敌人各个击败，战死30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一场轰轰烈烈、威震西北的农民起义运动以失败告终。王仲甲、王德一等人在失败后仍然坚持斗争，被敌人逮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军事上牵制了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
  临洮儿女志壮天山
  岳麓山戎疆亭
  1949年8月16日，临洮县解放了，全县人民欢心鼓舞，在新成立的中共临洮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大力支援前线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一兵团解放和接管新疆。指示下达后，王震司令员去找陇右工委书记陈致中同志，要求"在临洮地下党员中做工作，尽可能多地动员党员随一兵团到新疆去。不是党员的知识青年也可以”。县委立即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知识青年踊跃参军。紧接着，又组建了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
  "有志儿女参军去！”整个临洮县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干校招生的第一天，就有600多人踊跃参军，一时形成了父亲儿女同参军、兄弟姐妹争报名、师生同学联名投笔从戎、亲朋邻居相约入伍的热烈场面，其中最令人敬佩的是那些为人师表的教师们。在临洮享有很高声望的工业学校校长戚文波先生，不仅率子参军，而且亲临众多学生家中动员说服家长，引导许多学生光荣参军。女子师范学校教导主任魏宣昭先生，奔走于洮河两岸，动员师生积极参军，成为干校建校时出色的宣传员。临洮各学校的干部和老师，率先参军的还有10多位，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激起了临洮知识青年踊跃参军的热潮，同学们浪潮般地涌向了当时一兵团军政干校临时校址--临洮师范学校，汇成了1200多人的学员队伍。
  临洮儿女进疆
  1949年中秋节之夜，月明风清，部队从临洮出发，到达兰州，进行了动员培训，经永登、张掖，一路徒步跋涉，每天按照预定的路途艰难行军，日行数十里。队伍里虽然大多数都是刚入伍的不足二十岁的学生，大家走得脚痛腿酸、精疲力尽，但他们互相勉励，鼓足勇气，经受住了艰苦行军的考验。在张掖驻了二十多天，积极做好了进军新疆的越冬准备和生活补给，加强了部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然后改乘汽车，经酒泉，西出玉门关，以豪迈的气概进入新疆，于12月中旬到达吐鲁番。在这三个多月时间的行军途中，部队一路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使再严寒的夜晚，不经同意也都在村巷或院落过夜，再饥再渴也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途中不但帮助群众干活、解决困难，而且还同流窜的土匪作斗争，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干校行军到达吐鲁番时，新疆已经和平解放。为了加强领导，加速培养干部的需要，干校在吐鲁番安营做了行军总结，奉命与二军教导团合编，在异地塞外过了元旦佳节之后，执行王震司令员的命令，徒步进军喀什，去迎接更加艰苦卓绝的战斗。
  临洮女兵进疆
  从吐鲁番行军到喀什3000多里的路程，比从兰州进军河西走廊人疆要艰苦得多，夜宿无定时，日行百余里路程是常事，有时为了赶到预定站口，要日夜兼程步行一百七八十里。一路上，全体干部学员顶风雪、冒严寒、攀山谷、跨戈壁，经常在沙漠中迷路、断水、绝粮，历尽艰难险阻，但他们同心同德、奋勇前进。一路上，部队无论进县城还是过村镇，从不干扰当地老百姓。各族群众自发地载歌载舞，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就这样，他们艰苦行军48天，徒步行程3600华里，胜利到达南疆喀什。这时已是春耕播种时节，全团行装未卸，征尘未洮，立即开进荆棘丛生的荒野、湖滩安营扎寨，做好大开荒、大生产的准备，揭开了扎根新疆、屯垦戍边的新篇章。
  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全团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按计划要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6000多亩的开荒任务（平均每人5亩）。全团干部战士不畏艰苦，知难而上，每天奋战10个多小时，终于按期完成了任务，使一片亘古荒原变成了千顷良田。
  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洮河追歼逃敌
  数十年来，这些进疆的临洮儿女们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新疆坐落在岳麓山顶的纪念进疆儿女的"农垦岁月”碑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在天山脚下、戈壁深处流汗水、洒热血，奉献出了他们的毕生精力和才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将军在为坐落在临洮县岳麓山公园的“戎疆亭"题词中写道，临洮县"进疆儿女为解放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作出了贡献，这是临洮人民的光荣"!
  虽然，在后来的机国现代化建设中，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临洮儿女们行的留在了新疆,有的走向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们当年投笔从戎、志壮天山的伟大壮举将永留青史，激励着一代代临洮人民为祖国建设事业去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