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洮县图书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政权。同盟会陕西支部的部分盟员同革命志士也加入临洮哥老会。并对其头日高道等人，进行革命教育，迅速发展哥老会组织，壮大力量,准备起义。同年的冬季，高道等领导数百名哥老会员举行起义，占领岳麓山，聚集临洮城周围,准备攻城，但因叛徒告密,城内州官宋永贵与武官饶定国，加强城防守卫,并派兵出城追剿，致使这次临洮同盟会员与会党发动的反清起义，归于失败。
  第二节护法起义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专制政权,但袁世凯却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1917年孙中山由日本回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向北洋军阀展开斗争。民国初年，蔡大愚受北京国民党总部的派遣,以特派员身份,来甘肃筹建国民党甘肃支部。1913年11月,袁世觊宣布国民党非法,甘肃支部被解散。次年3月，袁世凯派张广建入甘，蔡在甘肃宣传自由民主的活动，被张广建禁止。蔡大愚不仅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张广建的封建专制统治, 而且还与法政学校教员杨希尧、赵学普及学生师世昌结为同志,秘密联络临洮驻军中的进步军官焦桐琴等,及实力派马安良父子，响应孙中由的护法运动,组织发动了武力倒张（广建）的甘肃护法起义。1917年7月，蔡大愚派师世昌去广州晋谒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了参加革命的志愿,并提出"应先从下层入手,联络士兵,组织可靠的武装,发动事变，革命始能成功"的意见,孙中山甚为赞许，发给秘电本、路费,并答应在必耍时帮助军费及武器。其时蔡大愚等在兰州、临洮、河州三处策划进行的护法运动工作,进展顺利。
  师世昌返甘后，传达机宜，由蔡大愚、赵学普、边永福、师世昌、秦锺岳、杨灿、边镇清、杨希尧、焦桐琴、胡登云、马廷骧等人，在兰州法政学校设总部，在城内官升巷设"二阳公寓"，作为秘密联络据点。当时军、政、学界的进步人士，均表态支持。在临洮师世昌通过新建右军中的同乡郑瑞青（名锦麟，临洮人，驻防武都），联络了该军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教官焦桐琴、胡登云、樊政、郭成育、王法、张铭等人。赵学普回狄道与焦桐琴等筹款，在大寺开设了一个酒馆，作为联络校场士兵起义的据点。在河州，马廷骧在循化组织了"撒拉八工"的一千余人,并取得了其父马安良的支持。策划就绪，师世昌再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并请示机宜，要求发给款、械、委状，师世昌因事在粤逗留,先派王德一将委状送来，边永福被任为甘肃革命军第二师师长;赵学普被任为甘肃革命军总参议。
  1917年11月初，蔡大愚邀马廷骧、焦桐琴至兰。在法政学校与赵学普、杨希尧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准备起义。在会上决定:（一）以焦桐琴负责发动的狄道新建右军和马廷骧指挥的撒拉族武装为主体，组织成甘肃护法军:（二）循化撒拉族武装在冬至节前赶抵狄道，扼守洮河沿岸，在冬至节与新建右军同时发难，占领狄道后即向兰州进军，并通电全国，宣告甘肃独立，响应孙中山北伐；（三）起事后，政治方而由蔡大愚负责,（四）为壮大实力，山赵学普与边永福联络狄道地方力量,由杨希尧发动循化隆务寺十二昂欠起兵,策应护法军。计划制定后。焦桐琴、马廷骧分赴狄道、河州,准备起事。马安良虽答应届时派所部西军精锐军配合行动，但又以"恐引起汉人误会，说回回又造反了"为借口，提出：西军精锐军先开至洗河边，待狄道起事得手后，再开始行动。紧接着，狄道新建右军中的尹、洪两个班长,酒醉走漏消息，被人向统领吴桐仁告密，吴即下紧急命令，收去各营子弹,四路派亲信防守，洮河浮桥也派重兵把守,交通断绝,蔡大愚得悉后,命赵学普从河州领得子弹五百发,送往临洮,决定按计划起事。起义前夕，蔡大愚率赵学普、马培青等隐蔽于狄道西乡二十铺,派赵学普再次进城和新建右军联系，决定夺取临洮后，蔡即入城，主持大计。但在冬至节前夕，赵学普、边永福潜赴城内时，被埋伏的守兵枪杀于洮河浮桥边，焦桐琴在城内听到枪声，误认为是河州军队撒拉族武装到达城外的信号，急忙登上营墙发枪联络，枪声引起分统刘忠荩及连长张承让的怀疑，派人召焦桐琴询问，焦当机立断，枪杀刘忠荩及张承让，呼部下起义.因事起仓促，士兵畏惧，无人响应,焦桐琴只得逃走。在兰州近郊阿干镇驻防的右军营副胡登云同时起事，率部向临洮进发，在中铺与守军发生激战,伤亡数十人后也遭失败牺牲。蔡大愚得知消息,知已无力挽回,遂与马培青等潜回河州，马廷骥听到起事失败，立即变态,按兵不动。郑瑞青在武都率部响应护法起义,也遭失败被缚,解送兰州,押在狱中。杨希尧在隆务寺发动藏民武装数千人,取道夏河直趋临洮,在夏河拉卜塄寺与张广建所派孔繁锦部相遇被击溃,只身逃往青海藏区。
  甘肃护法运动失败后，师世昌、王德一赴广州汇报情况，孙中山得知赵学普、边永福、胡登云牺牲事,深为悲痛，亲书"为国捐躯"白绫挽嶂一幅，以慰忠魂,并发给抚恤金五千元托王德一送交烈士家属。
  甘肃护法运动，是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甘肃近代史上的一次受到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封建专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西北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护法大旗的举起，推动了甘肃各地反对北洋军阀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动摇了北浮军阀张广建在甘肃的统治，加速了他们的灭亡。蔡大愚等的革命精神利斗争业绩,将彪炳史册.永为人民所纪念。第三节冯军入甘后的临洮
  1925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西北屯垦督办、甘肃省督办,不久冯派其师长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办。刘进驻兰州后，为巩固其在甘肃的统治地位，诱杀甘肃师长李长青、旅长包玉祥、华连升,接着按照冯玉祥的指令,成立甘肃省政府。
  1926年4月,甘肃旧军阀张兆甲、孔繁锦、黄得贵接受吴佩孚密令，反对国民军.联合驻临洗的宋有才，向兰州进军,刘郁芬派兵应战，令张维玺、马玉清攻打宋有才；令张生福、韩有禄回击黄得贵、孙良诚、梁冠英。宋有才经关山一战，于六月中旬败退中铺，逃往岷县,退入汉中，其他甘军也先后被国民军击溃。于是,国民军与甘肃旧军阀之间的战争结束。
  刘郁芬初任甘肃省督办时,派其部屈河南偃师人牛弘为临洮县长。牛弘在任职期间，勤政爱民,随时受理百姓的诉状，，对无大纠葛的民事即当场剖析解决。宋有才在关山作战失败后，为清除内患,指使其部下鲁大昌杀害牛弘于临洮县署。至此，临洗又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
  第四节红军长征过临洮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突破鲁大昌部防守的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南部,蒋介石拼凑二三十万人马,企图在渭河一带堵截。红一方而军到达哈达铺休整,并佯装向天水进攻,待敌将兵力集中天水一带时,红军即神速穿越武山、漳县，顺利通过渭水封锁线,进驻通渭榜罗镇，占领通渭城。10月，红一方面军突破会宁、静宁与平凉、固原间的封锁线，过六盘由，出环县,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从川北向甘肃挺进时，蒋介石仍令鲁大昌堵击。鲁急调梁应奎、刘世余、蒋云台三个旅赴岷县集中,派兵严守腊子口。8月9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三十八军、八十八师攻占腊子口，八十九师攻占哈达铺、大草滩,包围岷县，攻打二郎山。红军完成对岷县城的进攻任务后，即分两路向会宇进发，左路红军执行佯攻陇西实取渭源，相机进攻临洮"的作战计划。在派出一部分兵力对蒋军实行牵制迷惑时,另一部兵力迅速拿下漳县,攻克渭源城，总部进驻渭源城后,即派兵围攻临洮城。在会川组成独立师，由李采云（临洮城西街人）任师长。当时防守临洮的是张学良部周光烈师的梁团。红军两路进兵夹攻临洮，从渭源庆坪来临洮的红军驻窑店、达京堡等地；从渭源会川来临洮的红军驻陈家咀、玉井店子街一带。围城开始,一部由南向县城逼近，一部由洮河北川夜袭新添铺，和守军交战于八里铺附近的山川地区。红军围攻临洮，持续二十余日后转移，先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所到之处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会，选出农会主席，办理粮秣，赶做军鞋，制作攻城云梯，并对群众进行了 "抗日反蒋”的宣传教育，在达京堡庙内写下了 "抗日才能救国救民"、"抗日反蒋，才是人民的唯一出路"等标语，他们擦亮了人民的眼睛，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并引导先进的知识青年，奔向延安。
  第五节甘南农民起义
  四十年代初，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甘肃省南部的汉、回、藏、东乡族人民在进步分子王仲甲、王德一、马福善、马继祖、肖焕章、肋巴佛、刘鸣、刘化一、毛克让、杨华如等领导下，爆发了"团结抗日"、"抗丁、抗粮、抗捐"，"打倒贪官污吏"为目的的农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遍及甘肃南部二十余县, 参加者达卜万之众。
  1935年,红军进入甘南,在该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许多有识之士,受红军的影响,为国家民族的生存找出路，当时国民党十四师参谋长史鼎新和该师四九三旅团长任谦，警备团连长王德一，与文县先进青年程海寰，西安民盟西北领导人杜斌丞、许权中（系共产党员）交往。1940年,任谦派杨景周、赵鹤天赴西安,接受了杜斌丞"要走共产党的道路"的指示。1941年秋，任谦在西安与许权中、史鼎新会晤,认为;"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是靠不住的，假定一旦潼关失守,陕、甘两省便联合起来打游击"。1941年冬，杜斌丞、王菊人（杨虎成的秘书长）、杨干丞在西安研究,派程海寰去武都找王德一，具体研究布置活动计划。同年，史鼎新与王仲甲、肖焕章等在临洮木厂开羊肉馆，在放筏水手中发展起义力量,酝酿农民暴动，在串联发动中，采取利用至亲故友，老部下,老上级,老同事关系，主要以帮会组织向四周串联发动的方法,为农民起义作了准备工作。
  1942年，农历腊月中旬，马福善、马继祖（康乐县人,回族）父子和陈国栋,在临洮边家湾首举义旗，马继祖为司令,陈国栋（临洮西乡黄家水地村人,汉族）为副司令，马木哥（东乡族，群众称眼窝司令）为后防司令。组织就绪后，马、陈部在临洮东峪沟二十里铺伏击国民党接兵部队,夺取了枪支,又在广河县排子坪与保安队打了一仗。两次战斗，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临洮县政府即派保安队个中队,到边家湾追剿,义军在当地回、汉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保安队60余人，俘虏敌中队长及小队长各1人。这时，王仲甲、肖焕章率部前来,与马继祖会合,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口号。继在临洮衙下樊家岭消灭了恶霸王杰人和申世录及反动地主武装,夺取枪支,开仓济贫。接着，起义队伍在衙下集整编为两个团，个驹兵排，肖焕章为汉民团团长，马艾吉为回民团团长,马继祖为骑兵排排长。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在格致坪击溃保安队一个团和十二师的四个连。在战斗中，回、汉农民手持刀矛、锄头、棍棒前来助战,纷纷参加义军。农民起义军经过两战两捷,随即向岷县及县北由区转移，在梅川、缪家山一带连续获胜。翌年农历正月中旬，毛克让派潘彩兰、杜永德俘杀两名县府抓兵的警察,在临洮峡口的崖头宣布起义。当天晚上,牟殿安（临洮县沿川乡人）带领义军十多人,冲进叶家坪机场,杀死连长一人,夺得手枪、轻机枪、步枪等，第二日，又去马场，截获军马…百多匹。农历正月二十二日，毛、马率部进入新添铺,歼灭镇上保安武装,从过境运送枪械的车辆上夺取了一千多支枪支及弹药,武装了起义队伍。接着，王仲甲、毛克让、马继祖各率义军在临洮大湾会师，公推毛克让为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为副司令,决定在临洮、榆中、渭源、康乐一带采取扰北走南的策略。当时总兵力约有两千多人，全部开往榆中新营镇,在狼儿子山歼灭十二师的一个团，战斗结束后，在新营开会，研究划分了游击地区。毛克让在临洮马啣山、北山及榆中一带活动,王仲甲、马继祖在临洮南乡、康乐、渭源、陇西一带活动。农历二月初，毛克让部百余人在胡麻岭歼灭敌十二师一个排后,开往会川、渭源会合其他义军,进攻渭源城,营救祁三，攻城不克，义军伤亡甚重,各路主动撤离。王仲甲开往陇西首阳镇、渭源汪家衙一带休整,武山、陇西、渭源起义的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韩胡子、张子英等率部来会，参加王仲甲部。整编中,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编为五路军，王星垣为参谋长,肖焕章为总指挥，决定全军南下。王仲甲亲赴临潭接肋巴佛前往武都会师。马继沮开往定西沙坡,闵福元马得才率一千多人来会。马任闵为第一旅旅长，马得才为第二旅旅长。农历三月中旬,义军开往榆中新营镇、杨寨马坡一带,召开了十数个司令参加的侯家庄会议。会后，榆中水振东、安化雄来会，马继祖任水振东为总指挥，安化雄为后防司令。广河县马亥碧率四五百人来会,马编为第三旅，马亥碧任旅长,洮沙县杨化如率部来会，马编为第四旅，杨任旅长。刘化一在窑店起义，罗万虎、王作宾等在偷中起义，均留后防活动。马继祖率四个旅经临洮，、康乐南下。毛克让开往马啣山一带休整后亦南下宕昌。
  1943年，农历二月中旬,藏族肋巴佛在卓尼县水磨川率藏族牧民起义。派人往八洋沟联络任效周,去康乐县杨家河联络王万一。折回冶力关与黄殿民、王鼎臣会合，在冶力关桥滩整队开会，决定肋巴佛为司令，任效周、王鼎臣、黄殿民、王万一为副司令,刘成顺任后防同令。会上宣布"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抗日反蒋”。会后肋巴佛率部攻克临潭县城，杀了县长徐文英夫妇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人，释放囚犯，开仓放粮，缴获枪支弹药,武装了起义群众。
  1945年农历三月初旬，刘鸣率部到宕昌，当地王尚元率万余人加入刘部。肖焕章抵达岷县蒲麻,路经闾井时，肋巴佛率二干多人偕王仲甲前来。翌日会议时,公推肋巴佛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此时，王德一、刘鸣、王仲甲已南下即在武都县起义。四川黑河的唐龙及文县洋汤乡的李队长各率数百人起义,武都王家坝周副银，康县的魏成弟等正在准备起义，毛克让部两千多人到达良弓，张英杰骑兵营在武都起义参加南下义军。
  农历三月四日,刘鸣部南下攻占宕昌，与岷县专员兼保安司令胡受谦的保安团及民团约四五百人,在宕昌大桥头及南北两山之间，激成整日，将胡部击溃，缴获步枪四五十支，轻机枪一挺,进而攻下西固。
  此时，廿南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形成汉、回、藏、东乡族空前未有的大联合。农民起义的烈火，成为燎原之势，起义遍及临洮、康乐、广河、会川、渭源、榆中、陇西、甘谷、泰安、通渭、临夏、徽县、武由、康县、漳县、舟曲、西和、和政、呆兰、临潭、岷县等二十余县，农民军主力达到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余众，声势浩大，纪律严明，所到之处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送茶送饭，宰羊挂彩，在甘南广大地区内，顿时形成波澜壮阔的起义高潮。
  张英杰起义前，曾与王德一约定，互相配合攻占武都城。但张英杰提前起义，并于农历三月二十四日，违约单独攻打武都城,因城内有备，攻城不克,退至良水镇与刘鸣部会合。刘部将主力转移到武都以北的草川崖，途中击溃了十五师一个营及专员孙振邦所率保安团、队六七百人的袭击。
  农历四月中旬,王仲甲、肋巴佛、肖焕章、吴建威等率众两万余人到草川崖,义军领导人聚会草川崖,研究决定,统一各部名称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推选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总参谋长，王德一为总指挥,计划与王德一部会合后再攻武都。后来张英杰、王仲甲、肋巴佛等部与王德一召开了安化镇会议。此时，刘鸣部驻寺塄干义军,被十五师的一个营和地方团队袭击,经与王德一部合力反击,获胜后北撤。马继祖部与五十九师盛文的一个团，激战于草川崖，战斗结束，马部撤至礼县的洮坪。刘鸣部和义军各部亦先后到达洮坪附近，忽报王德一部被围于洮坪, 各路义军联合激战两小时，撤往武山滩哥镇。
  1943年农历四月初，义军各军与先行的刘鸣部在滩哥镇会合，研究决定：重点歼灭五十九师,并南下执行攻打武都计划。这时，国民党军第七师、五十九师、十五师等部队三面向义军紧逼而来，在滩哥镇激战一天，南下义率即趁夜分头向洮河方向撤退。戒河后分散潜伏。
  国民党政府对此次农民起义非常震惊,采取剿抚兼施的两面手法，进行镇压,先山朱绍良、谷正伦指挥，一方面调集了正规军七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四个保安团和青海马步芳的三个骑兵团。并出动一个空军中队，从四面八方围剿农民起义军,进行极其残酷的血腥镇压;另一方血，又纠集了以第八成区政治部主任、特务头子赵锡光和兰州豪绅裴建准、郭维屏等为首的所谓"宣抚团"进行分化瓦解，起义军抵然与国民党军血战十个月之久，经过大小数十次战役,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山,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农民起义军又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统一指挥,步调不一致,遂使一场轰轰烈烈威震西北的农民起义运动，终归失败。
  国民党政府在"清乡"中,对各族人民的义军战士大肆屠杀。仅临洗,康乐两县就一次集体枪杀了三百余人,起义者的家属被牵连受害,财产被枪掠一空。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大大地震撼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军事上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同时，加深了各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提高了各族人民的觉悟，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农民起义军播下的革命火种,为以后在陇南地区开展建党工作打下了群众基础。1947年以后,"陇右工委"、"洮啣工委"的发展和"陇右人民游击队"的建立，在解放廿肃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武山、陇西、渭源、会川、临洮、洮沙等县城，都是在解放大军逼近前夕,被当地地下党组织和人民游击队先行解放的。
  农民起义军的主耍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好的。有的在失败后仍坚持斗争，，被敌人逮捕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如王仲甲、王德一等，有的历尽艰险,投奔陕甘宁边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为革命作贡献,如肖焕章:、毛得功、吴建城等；有的就抱隐敝斗争，并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如肋巴佛、马继祖、郭化如、杨友柏等。
  这次农民起义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如史鼎新、任谦和刘余生等，他们也为义军出了力，刘余生在起义前曾参加策划，义军临近失败时，乂冒着危险，向王仲甲、肖焕章、吴建威亲送情报；任谦在义军失败以后，仍积极作掩护，并资送起义军骨干向陕甘宁边区转移。这次"甘南农民起义，虽不是小国共产党宜接发动和领导的，但在起义中受到党的影响。共产党员巩发俊与孙琳和师崇彦等在起义发生后，向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留守同志汇报了情况，并研究采取支持协助措施,巩、师两人于1943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南下武都，了解了武都、文县地区的情况；孙琳任新添铺商团队长时，给毛、马送出密函，建议义军，进入新添,夺取敌人运送枪械车的枪支,师由武都北返后,参加了义军杨寨马坡的侯家庄会议，向毛建议，放弃进攻兰市的军事计划。
  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从里庆回来的任谦向转入地下的几个义军领导人利有关人员先后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周副主席在重庆听取了关于起义情况的汇报后指出："甘南民变动手早了，有可能失败，但决不能投降。应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口号只能是改善役政，改善粮政，打倒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拥护抗战到底"。周副主席的指示，给各族人民以巨大的力量，坚持地下斗争的起义领导人，终于向边区找到了党的领导。1945年春，根据形势的发展，任谦派刘余生带领王效忠、谢成德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甘南民变情况，党中央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甘南民变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火种扑不灭的。毛主席也指出，这是甘肃人民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了及时给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发展为党的武装力量，建立党的地下组织,1946年春,甘肃工委派遣党的工作人员进入白区，开始了对敌斗争的新阶段。
  第六节群众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富有斗争传统的临洮青年学生、工人与教职工,对国民党的爪牙、欺压工人的资本家，进行了正义的斗争。
  1929年新添铺黄烟厂的手工业工人，为求生存、反饥饿，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是年三月,有五百多人参加。经过罢工斗争，工人的工资在原工资的基矶上,每捆黄烟的加工费增加了十二个银元。
  1944年冬,国民党九区专署成立的一天，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的何世英,晋升为九区专员，临洮步校学员，仃数人上街行至专署门口，访问其友人，竟遭守门卫兵的无理拒绝，双方发生口角，步校学员回校，邀集多人来到专署门口，夺取卫兵的枪支，对准专署门头开枪射击。并冲入署内，打碎万民伞，何世英仓皇逃走。次日，步校学员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张贴讽刺画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何世英自知理屈,亲到步校道歉，一场大闹九区专署的斗争才告平息。
  1947年9月，临洮中学学生爆发了抗暴运动。是年快放暑假时,省教育厅明令,"临洮中学校长牟月秋废驰校务,予以撤职,委任徐行接替"，当时省厅撤牟的实际原因是牟当时已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会,对校内三青团的组织活动，态度冷漠。临洮三青团分团以"三青团不能打入临中"上报而被撤职的。
  蓝衣社别动队军官徐行到校后，先后解聘当时主科教师师天轴、萧剑琴等人，拉拢学生会主席、三青团临中区队长等，阴谋组织个别学生加入特务组织，各年级课程多空悬缺教师，学生日益不满。
  未及一月，亲徐教师在教学时对学生采取压制手段，引起学生当堂反抗。事后徐对反抗学生予以牌示开除处分，激起学生公愤，砸毁牌示。当晚高中学生对亲徐学生痛击。次日凌晨，徐行被赶出校，躲藏于九区专员公署。专员何世英来校劝复课，学生未理，并发出"告临洮父老公开信"，要求予以声援。县参议会等群众组织，也电请省政府另委贤能，免徐行职。省教育厅迫于形势，委派高剑及在校教师高子明暂理校务，开始复课，徐行离职他去，运动以胜利告终。
  1949年春，因国民党政府欠发省立中小学教职工的工资，教职工生活无着，爆发了反饥饿斗争。
  第二章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建政支前参军
  一、建政
  1949年8月15日，临洮国民党驻军韩启功,侦得解放军向临洮进军,即从任家坪撤离潜逃。国民党九区专署和临洮县政府遂之解体，专员何世英随韩部西逃，临洗各界人士临时组成"治安委员会"，维持社会治安，准备迎接解放军。当日傍晚，解放军先遣队抵东教场，派军向桥头堡进击，残敌烧毁浮桥，狼狈逃走。16日临洮解放，县长张祥生投降。中共地下党组织陇右工委领导人陈致中、牙含章率领各界人民代表去东城郊欢迎人民解放军。17日8时许，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各界人民夹道欢迎，热烈庆祝临桃和平解放。是日即成立临洮县人民政府,杨怀祖任县长。18日中午。在隍庙门前举行万人大会，王震司令员讲话指出："回、汉人民要团结互助，共同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19日原洮沙县解放。20日，洮沙县人民政府成立，巩发俊任县长。25日，中国共产党临洮县委员会成立，张建业任书记，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摧毁伪保甲，建立新政权。
  二、支前
  全县成立了10个区、乡、村的基层政权,协助解放军抢修洮河浮桥和康家崖渡口。
  8月17日，奉命抢修浮桥的一兵团"二军工兵团"，从会川赶到桥头，立即进行抢修，陇右工委动员全城木匠工人积极参加，军民一起，奋战三昼夜，完成抢修浮桥任务。同时，洮啣工委也通过孙梁家等村镇的党支部,山孙琳指挥,孙增仓负责,组织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发动群众300多人，日夜苦战，于8月21日,完成了修复康家崖渡口的任务。解放军顺利渡过洗河，解放了康乐、和政、临夏、向青海进军。解放军进驻临洮后，王震司令员要求地方党组织动员党员及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运送粮草支援解放军的群众热潮，临洮党组织按照王震司令员的指示，紧急动员群众给解放军运送粮草，广大群众积极行动，从四乡运来粮草，临洮市商会及粮业公会，提供面粉19.4万斤,小麦11.7万斤,麦草110万斤,烧柴20.05万斤,孙俊卿先后两次自动承担征借面粉6000斤，临洮共支援小麦210万斤，豆料52万多斤,柴草310多万斤，烧柴200多万斤。此外，动员群众，做军鞋18650双,并且还动员驮运牲畜428头，单双套大车1996辆次，完成了陇西一洮沙一临夏运送军粮1200万斤的支前任务。
  在解放兰州战役的序幕拉开后，原洮沙县立即成立"支前委员会"，发动群众，紧急支前，洗沙粮库中的4万多斤小麦，1万多斤面粉，分别送到阿干镇和西果园，交给解放军的"秦岭"、"洛河"、"泰山"和"铁山"等部队。洗沙共支援粮食50多万斤、面粉1万斤、柴草18万斤、军鞋3687双、出动民工2193人、出动骡2078头，驴135头。
  1949年11月中旬，六十二军进军四川，临洮县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抽集民工247人,组成担架队，驮骡355头、驴46头、组成运输队,随军入川。解放江汕县时，六十二军和胡宗南的一个军激战两天,全部歼灭了敌人。民工在战火纷飞中,抢救伤员，运送弹药。
  在四川境内,担架队不辞辛劳，穿过剑阁、苍溪、梓潼、绵阳、绵竹、汶川、什邡和灌县等十多个县。
  洮沙在支援解放军南下中，也做出了贡献。民工及驮骡队完成任务反回时，部队赠送步枪20支，锦旗两面、奖状30张，给县上带回功臣名单1份。
  三、参军
  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第一兵团解放新疆的指示下达后，王震司令员向陈致中提出:"新疆地下党的力量很薄弱，甚至识汉字的知识分子也很少。新疆解放后,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耍大批党员干部"。因此，他要求"陇右工委在临洮地下党员中做工作，尽可能动员一批党员随第一兵团到新疆去,不是党员的知识，年也可以,要立即动手，在两三天内完成任务",陇右工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牙含章、毛得功、肖焕章、杨友柏等出席,在陈致中书记主持下,研究决定山中共临洮县临时委员会书记牙含章负责完成这项任务。
  牙含章在县政府召开了地下党支部会议,号召共产党员和知识青年踊跃参军。经党政号召,三天内报名去新疆的达1200多人。一时形成了父子、兄弟姐妹、师生及新婚夫妇同参军的热潮。与此同时,又有80多名知识青年参加西宁工作团到青海去工作，陈致中任武都地委书记时带去数十名知识青年和共产党员,杨和亨接管临夏地区时,带去知识青年和共产党员100余人。此外，还有数百人分别在兰州加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甘肃军区军政学校、工兵团卫生学校、汽车学校、兽医学校和财经学校学习，结业后统一分配，参加了革命工作。第二节减租减息
  1950年6月，洮沙县并入临洮县，是年冬，根据中共西北区委员会颁布的西北新解放区农村减租减息原则，债务执行办法（草案），定西地委派出工作组，在临洮八里铺、新添三十墩搞双减试点。取得经验，分三期在全县10个区57个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运动中，全县建立健全了农会组织，广大农民对803户地主，进行了清算斗争，对13户恶霸地主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对6个罪太恶极的恶霸地主，依法进行了镇压。
  减租减息中,清算出地主财产:
  粮食：41.34万斤
  麦草：17.40万斤
  人民币（旧币）:119827260元；
  白洋:6263元；
  土地:1100余亩；
  房屋：300余间;
  全县有1100余户贫苦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有39816人，加入了农民协会。
  第三节镇反
  1951年初，临洮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元至7月，政法机关依法先后处决了两批反革命分子，乂通过揭发检举和审查，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县上成立了"档案清理审查委员会"，召开了县人代会，组织被害家属和群众对恶霸地主进行了控诉斗争，对在押的罪犯进行了公开处理。
  在镇反运动的威慑下，不少一贯道徒，主动申请退道；一些作了坏事的人，主动交代问题，一些旧官吏，主动交出私藏的武器。地方治安，明显好转。同年7至12月，取缔一贯道运动开始，县委成立"取缔一贯道办公室"，展开清查工作，摸清丁一贯道的底细。临洮一贯道是从1949年开始活动的,活动最猖狂的时间,是解放前夕至1950年,主耍有门东鲁、包成思派，杨世龙、梁守敬派及历应连派。这三派道号五花八门，但主要的有天道、孔孟道、良心道、圣贤大道、性理道等。通过清查，对全县8904名一贯道人员进行了登记，对26名道首中的4名判了有期徒刑,4名进行了劳动管制,18名进行了集训,其他道徒都声明退出一贯道。
  第四节抗美援朝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美帝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祖国大地到处掀起了轰来烈烈的抗美援朝热潮。1951年4月，临洮县广大群众父送子、妻送夫，积极支援亲人报名参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很快达到2260人，超额完成参军任务。受到甘肃军区的嘉奖。全县人民纷纷举行声讨会，严厉谴责美帝侵略罪行，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达13.8万人，为了有力的支援前线，县上还派出赴朝慰问团，广大群众日夜赶制军鞋，捐献毛巾、肥皂、药品、飞机大炮。半月之内，捐献人民币28亿多元。此外，人民群众主动订立爱国公约，努力增加生产，白愿组成帮工组、代耕队，帮助军、工、烈属搞好生产。
  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号召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游行，拥护和平签名，反对美帝武装日本，全县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和平签名运动。全县签名人数达13.5万多人。
  1952年1月，美帝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全县开展了大搞卫生、清除垃圾污物的爱国卫生运动。在春季卫生预防工作中，种痘人数达40681人，有4000多人注射了防疫针。
  第五节土改
  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日，临洮进行了土地改革,按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计划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县上成立了上改委员会,从各机关抽调工作人员190多人，学习了党的土改政策，分赴10个区、57个乡，在23.95万人口的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分三期:第一期,开展7个乡。县委和政府在玉井二乡搞试点、取得经验，指导全县。第二期，开展25个乡。第三期，开展25个乡。
  土改中，全县划为地主成份的共1709户。对其中140名不法地主分子，除在大小会上进行斗争外,并分别情况,依法判处死刑27人,无期徒刑2人,10年以上徒刑9人,5年以上徒刑6人,1年以上徒刑39人,交群众管制的57人。
  经过土改,全县共没收、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19.15万多亩,牲畜728头,粮食5075.27万多斤,大小农具62286件,衣物11640件，家具28774件，人民币（旧币）11.24亿多元,白洋21156元,黄金32.2两,白银560两,大车735辆,房屋20731间,有8968户贫农分得了土地96664亩，人均3亩1分，3524户雇农分得土地41077亩，人均4亩5分。全县农民群众，平均每人有地5.34亩，较土改前人均增加了1.87亩。有32594户农民分得房屋23000多间，粮食2767万多斤,耕畜5311头,农具49349件。
  土改斗争的胜利，使广大农民群众，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农民会员，山土改前的49757人增加到7388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34.25%，民兵由9617人增加到12985人，大批先进青年加入了共青团,团支部由44个增加到52个，团员由963人增加到2786人，并涌现出3335名积极分子,其中：有54名参加了县、区两级政权工作,行2374名参加了乡村政权工作，同时培养出976名农村宣传员，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广大农民要求学文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夜校、识字班，到处出现，学生入学率大大提高，有的学校学生猛增一倍至两倍以上。
  土改的进行,摧毁了儿千年的封建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修水库,挖水平沟,整地、造田、消灭病虫害,使生产逐年发展, 生活逐步改善。新的生活,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心坎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第六节"三反"、"五反”
  临洮县的三反运动,自1952年元"10日开始至同年夏季结束。运动先在县机关开始,集中时间,学习文件，检举揭发,坦白交待问题。2月1日，县委召开了县、区、乡参加的三干会。会上制定了纪律，要求党团员带头,领导出面坦白交待问题,要求到会人员,普遍反省交代，重点检举揭发，共揪出有贪污问题的584人,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的287人，千万元以下的77人,千万元以上的83人,一亿元以上的1人,共计贪污现金12.22多亿元。（以上均以旧币计算）
  继三反运动之后，又在工商界进行了反行财，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通过查帐、揭发、坦白交待，全县有二千多户工商业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一部分私商走私、偷税漏税、行贿、搞非法经营，还有个别违法分子，在市场上倒卖白洋，从中牟取暴利。为了把五反运动搞彻底，给工商界派去50名骨干分子,编为六个组,帮助基层向不法工商业者进行清算斗争。
  第七节肃反
  1955年9月至翌年3月 ,临洮在"五人肃反小组"领导下,分四批开展了肃反运动。
  笫一批,从1955年9月1日开始至9月8日结束,参加运动的主耍是县、区级干部，共804人。
  第二、三批,从1956年9月1日开始至翌年4月结束,参加运动的共789人,其中乡干部46人。小学教员592人，中等学校教职工151人。运动中检举揭发出属于反革命问题的86件,涉及56人,属于一般反动组织及一般历史问题的92件,涉及181人,其它违法乱纪，隐瞒成分的280件，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14%。
  第四批，从1958年元月开始至翌年6月结束，这批肃反分四期进行:
  第一期，参加运动的行245人，检举揭发了27人的问题，揪出8个反革命分子。
  第二期，主要在工商界和卫生系统中进行。参加运动的有2452人，检举揭发了451人的问题,其中属于反革命性质的90件,涉及66人，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410件，属于一般生活作风的21件,涉及18人。
  第三、四期，在新建和扩建工厂的工人和民办中小学社请教师中进行，参加运动的分别为491人及934人。主要进行正面教育。第八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临洮于1952年8月初,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根据全县知识分子大部分集中在教育战线的情况，主要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在定西地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上级有关政策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旧思想、旧观念，树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劳动人民的新思想、新观念。
  第九节三大改造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初,临洮在减租减息后,即在农村组织了变工组。1952年，又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了互助组。经过整顿，全县有长年互助组676个，临时互助组3489个。1952年冬，在长年互助组的基础上，按"自愿互利"的原则.在新添乡崖湾村重点试办和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金家河、晏家寺、水泉、雍家庄四处，也相继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农民对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性很高。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于一部分干部产生了急躁冒进情绪，他们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合作社的数量，因而不少农业社，一哄而起，甚至有些互助组，一步登天，就建起了高级农业社。还有少数地区，出现了骨干集中或搞"好汉社"排斥贫雇农的现象。1957年春，全县共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25个，入社农户达35441户,占全县农业户的98.67%。其中25户以下的有165个,25户至40户的有476个,50户至100户的有169个,100户至200户的有14个,200户至300户的有1个。但由于农业社的发展速度快，时间短,干部缺乏管理经验，加之，物质条件不足和受"左"的思想影响，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群众生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8月，临洮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城区对工商业户进行了普查，各乡由乡政府普查。据统计，城区有工商业户554户、乡区新添有148户、太石有24户、窑店有59户、漫洼有4户，在普查的基础上，全县进行了正式登记，并按行业性质成立"工业同业公会"。计城区11个（纺织、食品、服装、油漆、皮革、杂铁、烟酒、建筑、迷信品、文具纸张、漂染）,乡区16个。1951年4月，工商联合会正式成立。1953年，县工商业联合会，在组织建设方面，对全县未普查的乡区集镇进行普查，并分别新成立了新添、辛店工商业联合会分会,在开展会务中,于1955年夏,动员黄烟业孙海山等捐资建设水电厂，动员棉布行业等捐资开发海巅峡煤矿，同年又引导工商业户走国家资本主义经营道路。成立牛奶厂、面粉加工、棉布加工、弹花、织袜、织毯、麻绳、服装缝纫、制鞋、皮革、建筑、砖瓦及文具业小组，通过小组形式把手工业联合起来。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和平改造的方式,执行利用、限制、改造、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使私营工商业者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临洮解放后，政府宣布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私营工商业很快恢复了营业,市场萧条混乱的现象，及时得到了扭转。但是，由于物价不稳，不法奸商投机倒把，于是,党和政府又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至1950年3月调整了公私美系。国营贸易公司，组织了大量的物资，向市场存吐，把国家庞大的购买力通过加工订货方式,投入市场,沉重地打击了投机商，制止了物价暴涨,稳定了市场。
  1951年,贯彻扩大生产内销，加强城乡内外物资交流的方针,积极发展了农副业土特产品的经营与购销工作，召开了土特产物资交流大会。同时组织引导城市过剩商品下乡，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活跃了市场。
  1952年，中央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抗美援朝，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贸易任务，并开展"三反" "五反"运动。
  在上述方针政策指导下，私营工商业，在全县成立工商业联合会，贯彻执行商业政策,加强市场管现，办理营业登记,召开了土特产交流会，成立店员工会,调整劳资关系，进行了商业大普查。
  1954年9月，全县实行棉布统购统销政策。棉布零售商同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建立了经销、代销关系，把资本主义商业置于国家控制与监督之下。使其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1955隼.商业工作在统一安排市场，加强改造批发业务,做好收购供应工作,继续稳定物价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克服了城乡交流，大通小塞的现象。
  对私营商业的改造，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通过经销、代销、联营的形式,按照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原则，采取联营并店的方法,全盘规划了社会主义商业网。
  同年12月，全县私改工作,进入以全行业"合营"、"合作"为主的新阶段。城区棉布、黄烟、百货、文教用品21个行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
  1956年元月，全县手工业公私合营。在城区工商业中，按行业性质、资金、经营范围、人员情况进行清产核资,组成公私合营棉布商店41户，设门市部9个,公私合营国药店10户,设门市部两个,公私合营黄烟加工厂25户,公私合营牛奶厂7户，公私合营浴池7户，棉花生产合作社42户,木油漆业合作社55户,服装合作社41户,皮革生产合作社12户,传瓦合作社21户，其余未组织的由市场管理委员会管理，属于商业的按商业系统管理，在乡镇的由乡政府管理。
  1958年，组织大、中、小私方人员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第一线。为便利农民购买工业品和出售农副产品，按"三社合一"政策,一个大队建立一个经营点。当时有813人到农村安家落户，下农村的人,规定250元以下的资金全带,250元以上的只带200元，其余资金用于合营，为合作社企业过渡到国营企业，创造了条件。到1960年，公私合营棉布店过渡到百货公司，合营国药店过渡到药材公司，浴池过渡到服务公司,文具店过渡到国营文具厂，副食社过渡到综合厂，棉织社过渡到地毯厂，铁器社过渡到修造厂，其它有关公私企业，部分过渡到国营企业，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十节整风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临洮在中央两个文件下达后,于1957年8月22日至1958年11月8日,在县委五人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参加运动的共有2512人（机关干部1449人，中、小学教师1063人）。其中,共产党员603人，共青团员529人,民主同盟盟员19人，非党团群众1361人，经过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双反和思想建设，共揪出右派分子176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3人，共青团员17人，民盟盟员5人，非党团员群众131人。
  运动后，对右派分子，区别情况，分别作了处理。其中，劳动教养的25人，监督劳动的17人,开除公职的19人。留用察看的39人,另行分配工作的2人，降职降薪的21人,免予处分的2人，转外地处理的4人，未作处理的47人。但是，这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县上进行了对原划右派摘帽和错划右派改正的工作，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后来政治运动中共划的190名右派以及历年从外地调来的92名右派共282人，全部进行了复查，其中原划右派，复查改正，收回安排工作的176名，退休的32名，病故抚恤的72名，未安排工作的2名。此外，在政治待遇方面，恢复党籍4名，恢复原工资级别7名,取消其它处分15名,恢复政治名誉9名。通过复查改正，解除了错划人员及其家屈的思想负担，调动了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十一节大跃进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临洮从机关到学校，从城镇到农村，对总路线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出现，县委制订出本县1958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指标，脱离实际的要求粮食产量，在1957年亩产207斤的基础上，于1958年翻一番达到亩产460斤，1959年亩产3335斤，1960年亩产5000斤，1961年亩产8000斤，1962年亩产10000斤，总产30亿斤，要求全县水地在1957年23.5万亩的基础上，至1960年增加80万亩。1960年亩施农家肥20万斤；土化肥6000斤。土地普遍深翻。大力开展技术革命,改革农具。1959年实现半机械化。1960年实现运输机械化、耕地电力牵引化、积极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农村园田化。
  为了落实上述任务，县委按照定西地委大战百天，力争上游，向大自然夺取30亿斤粮食，人均1200斤的指示,于6月20II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万人检查团。逐社逐项评比检查,就地解决问题,促使完成增产计划。
  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下，县委又作出了"关于开展工、农、商业生产竞赛，大闹红九月，迎接国庆及十月召开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部署意见"。对全县形势,进行了脱离实际的分析,错误的估计了跃进局面。在这些错误思想指导下,同年9月，县委成立了评比竞赛指挥部,县委书记坐镇指挥。同时，县委又根据中央北戴河八月会议的精神，在工业方面作出了跃进部署:上至70岁老人，下至15岁学生,全县总动员抽调15000个劳动力,组织1500名机关干部及中等学校师生,800辆大车,组成一支钢、铁、铜冶炼大军,采取土洋结合以上为主的方法,要求在9月一个月内建起土洋高炉2000座,炼铁25000吨，炼钢1000吨.炼铜500吨。从此浮夸风盛行,并提出了七天内所有运输工具滚珠轴承化，半月实现半机械化，确定了百亩卫星田,万亩万斤丰产田,一月内完成洮惠渠全部工程，并通水灌溉。清渠道323条，山区整修水窖500个,秋季全部蓄水,保证春季灌溉。
  在大跃进的呼喊声中，从生产到生活都实行军事化,人们吃饭都进食堂,吃饭不要钱、有饭大家吃，结果社员的吃粮财物被平调,队里的不少树木被砍烧,大批的东西被浪费,最后形成了严重缺粮的悲惨局面。
  所有这些脱离实际超越现实的主观决定和左倾蛮干，便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到处泛滥，说大话、说假话、强迫命令的坏作凤,到处可见,使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损失。
  第十二节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临洮于同年9至11月间，在33个乡镇相继成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成立后，本着精简原则，对全县10个公社进行了组织机构的设置,建立健全了管理制度和人员的编制。机构设置:九千户以上的城关、会川、辛店三个公社,党委设两部一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监委）；公社管委会设一室四部一委（办公室、工交部、农村水利部、财经贸易部、政法武装部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群众团体设共青团、妇联。人员分配、按照脱产和不脱产干部控制在总人口的5%。以内。
  基层各级人员的编制，公社平均各编脱产干部19名，最多不超过25名,大队管理区、每队平均各编脱产干部3名，生产队50户以上的每队配备干部5名,50户以下的配备干部4名，总计全县共需要脱产干部352人，不脱产干部2165人，占总人口的5%。。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认为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农业生产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耍求，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引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在此方针指导下，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进一步泛滥起来，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全县从1958年12月14日开始整社。但"左"的错误仍在影响着工作和生产。在公社化过程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线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刮了共产风。但后来又发动了反右倾斗争，因而更加"左"倾了，直至1960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 "左"倾错误时，才逐步解决了当时所能认识到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2年贯彻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开始了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工作。
  临洗在三年调整时期，发动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县委抽调干部，深入第一线，落实政策。商业、农机、银行也派出干部，发放贷款和物资，修理农机具，供应支农物资。此外，按照中央"精简机构、紧缩开支"的精神，对县委、县人委、商业、粮食、银行、财政、农业等20多个单位，进行了撤并。撤并后，机构比原前减少11个。
  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全县压缩非农业城镇人口5590人，其中：职工下放1595人，城镇居民下放1720人。
  通过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全县有28个乡有了区级以上领导干部。
  在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中,按照规定,划给或补齐自留地;生产队种不完的土地或轮歇地，社员要求多种一些的，允许借给少量；私人开荒数量不超过或少量超过自留地数的，允许社员继续耕利；同时，允许社员养一两头大牲畜，并提倡社员私人养羊。
  生产队实行核算单位下放，划小生产队，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凡在大跃进中平调了大队、生产队、社员的现金和物资,都逐项逐件清理，山有关部门拨款退赔。
  第十三节反右倾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先后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决定。
  中央的决议下达后，临洮于1959年8月下旬，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初，在学习中央文件的基础上，县委对反右倾斗争，进行了具体的安排部署。此后，在召开的第三届党代会上,错误地作出了《把反右倾机会生义的斗争进反到底》的决议。同年12月11日，在全县四干会上，再次提出"一定要把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的错误要求。从此，全县各行各业的反右倾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从运动开始至结束，共批斗干部273人，其中严重右倾11人，原定两类分子14人，蜕化变质分子3人，阶级异己分子4人，反革命分子2人，坏分子1人，个人主义13人。其他225人。在273人中，有党员干部73人，到1961年至1962年，逐步予以复查、平反纠正。1976年元月，县上又按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进行了反击右倾翻案的斗争。运动中，批判所谓的教育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只专不红，业务挂帅"以及算"文革”帐、翻"文革"案，错误地发动干部和群众，进行无休止的大小会批判斗争。据统计，全县召开批判大会，就有5000多次。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十四节社教
  从1963—196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井在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临洮的社教运动，开始于1963年,先在8个区、41个公社，进行了"小四清"（清粮食、清现金、清工分、清财产帐项）。以后，四清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全县有167个大队,989个生产队,都搞了四清。据统计在555个大队干部中，有各种问题的291个，其中问题较严重的171人，在3420名生产队干部中，有各种问题的1136个，其中问题较严重的610人，算出贪污、私分、挪用现金共113728元，粮食177045斤，劳动日24746个，其它物资折合现金7456元，无偿代耕和私自多种生产队土地430亩。
  在初期社教的基础上，临洮县委作出了《关于社教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应注意的问题（草案）》的决定。根据《决定》，第一批社教的有88个大队，其中三类大队52个；生产队542个，其中三类生产队219个。运动中，发现在343名大队干部中，有201人有多吃多占、多记工分、挪用集体物资等问题，有29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等问题，在2011名生产队干部中，有各种问题的837人，其中问题较严重的130人。清算出贪污、挪用、多占的现金58756元，退赔41558元，各种粮食及粮票73300斤,退还63743斤，布票1907尺,退970尺,棉票228斤,退114斤,羊毛311斤,羊皮243张,其它物资259件，折合现金2910元,退赔90%,对干部无偿代耕的424亩土地,全部进行了纠正。另外对重点整顿的542个生产队，进行了清查，发现下放土地的有195个,分田到户的有2个。包产到户的18个,按小组进行分配的有48个，合计占地41317亩。这批社教，对贪污盗窗、违法乱纪、严重道德败坏的坏分子和敌对分子，有的开除，有的法办。对犯一般错误的干部，进行了教育。
  第一批社教后，又作出《美于开展社教运动的安排意见》，并成立了社教领导小组，抽调38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队，进行检查验收。
  升展第二批社教的有186个生产大队，1109个生产队。为贯彻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县委召开了四干会，县的主要领导同志，就社教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口头和书面的检查。各工委书记作了下楼检查,放包袱,从而进一步推进了社教运动。
  第三批社教,从1963年10月开始进行,县委先在八里铺、王家磨、沿川子三个公社，19个大队、124个生产队试点。在试点中，共清出贪污、挪川粮食62580斤,现金34627元,劳动日13070个。揭出投机倒把犯142人，罚款24600元,对三个公社的145名四类分子，进行了评审。
  八里铺社教试点后，县委又作出了《关于秋收前系统的开展社教工作的计划》，决定在城关、卧龙两个公社的15个大队，78个生产队，7个居委会系统地进行社教，同时开展面上的社教。
  1964年县委对社教运动又重新作了部署，抽调脱产干部70人，吸收了一部分积极分子，对未开展社教的38个公社,376个大队,2159个生产队，决定分批进行。计划从该年5月份开始,每年搞三批,专业队利用农闲搞两批,至1968年结束。
  以后,由于形势变化,社教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县上抽调的干部,全部参加了定西地区和省上的社教工作团，分赴河西地区和定西、榆中县搞社教。
  第十五节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庄全国统一部署下,临洮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于7月23日, 牛金铭等人组成"临洮文革领导小组",牛金铭任组长。
  8月8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种造反派组织成立起来，学生停课闹革命，组织红卫兵,开始大串连,破"四旧"，全县文物古迹,被视为"四旧",打、砸、抢、烧，彻底破坏。12月,县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揭批县委和政府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学校的不少教帅,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修正主义的代理人",被揪斗、抄家、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大会小会无休止的批斗,关牛棚、捆绑打骂,使很多被整的人,从肉体到精神,受到摧残和折磨,有的被整死、有的被打残。从城市到乡村一片混乱。
  1967年元月20日，上海刮起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临洮造反派组织，于元月29日至2月12日,先后发表夺权通告,夺取了县委书记、副书记、副县长以及县委各部、办、人委各科、室、委、办的权。从此，党政领导处于瘫痪状态。临洮驻军7261、3733,兰字384、兰字352部队和县武装部,派员"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同年7月，县公、检、法被砸烂。11月20日，兰州军区批准临洮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县级革命委员会，成员39人，11人组成常委会。企事业单位及学校、公社、生产队，一律改为"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县革委会成立后,迅速掀起发行红宝书高潮,全县每人一本,大搞"红海洋"、"红世界"、家家户户悬挂毛主席像,人人佩带毛主席纪念章，村口路旁、高山顶上都建立"忠"字碑,到处都写红色标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十奶奶宣传队"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一时临洮成为全省典型，从省到县、各地参观团，络绎不绝。个人崇拜,宗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戴领袖像,绣"忠”字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把群众热爱领袖的热情，引向到信仰神的歧途。
  1968年3月,清理阶级队伍、大搞所谓刮十二级"台风"运动。全地区在临洮召开政治工作现场会，推广"大刮台风"经验。至此，全县又展开大批判、揪斗、戴高帽游街、抄家、没收私人藏书、字画、文献、古物、古器等。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关牛棚、罚劳役等一系列极左的作法,使全县被揪斗的达7628人，不少人致残。8至11月，上营、峡口清查"三K党"，严刑逼供,株连群众500多人，致残致死20多人。同时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大搞教育革命。党内开展吐故纳新，许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被突击入党；合格的党员和干部200多人,被开除党籍、公职。
  197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临洮县开展了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辅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运动后期，结案处理了1037人，占落实数2582人的40%多；报县审批的260人中,结案166人。经过"一打三反"，退赔人民币209312元,同年3月7日，中共临3县委成立，成员30人。8月16日，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代表814名。
  1971年5月20日至6月16日，中共临洮五届四次全委犷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92人。会议主耍内容，是搞批修整风。同年9月13日,林彪叛党集团灭亡后,全县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10月17日，临洮县委又召开五届五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053人。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文件，批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的罪行。接着，全县各单位各部门展开批判林彪的活动。1972年初,全县召开各公社书记、副书记、机关支书、各部、室负责人培训骨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86人,会上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五・七，》工程纪要"，进行了全而地批判。同年8月13日，县委又召开县级机关，各公社大队的批林整风会议,会期八天,参加会议的共有638人。会上批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并作出决定：以批林整风为纲,促进各项工作。
  1974年2月14日至19日，县上召开三千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内容,主耍是开展批林批孔，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大反右倾,大反常规,大鼓干劲,并讨论了农业两年大变样的问题。12月,县委召开基层干部会，作了 "举旗抓纲拼命干,三年建成大寨县"的动员报告。
  1976年2月,全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追查政治谣言和反革命分子。9月15日，全县党、政、军、民举行大会,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10月6日,当"四人帮"被揭露后，临洮县委为了彻底揭批其反革命罪行，肃清流毒，对全县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行了具体部署。
  第一阶段，利用半年时间，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集中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
  第二阶段，从同年3月下旬至11月初旬,学习贯彻中央文件,深入揭批"四人帮" 的反革命而且及其滔天罪行。
  第三阶段,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新党章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四人帮"在各方而的流毒。
  临洮是"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直接干扰破坏的"重灾区"，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流毒极深。主要表现有：
  一、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成为全省的典型。
  二、大刮十二级"台风"，迫害干部、群众,以叛徒、特务各种罪名揪斗2278人。三、破坏农村经济政策，收自留地，割尾巴，辖指挥，一刀切。
  四、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使一些干部打人成风，吃喝成风。
  五、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失。对以上流毒，在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中，进行了批判。随着对林彪、"四人帮"的揭露批判，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第十六节落实政策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临洮县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讨论中联系全县实际，认识到：所谓的"三忠于"、"四无限”，是神化革命领袖.搞个人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引向僵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搞的极"左"路线，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在农.业上搞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瞎指挥，加重人民负担，给农业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颠倒敌我关系・在思想理论上，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严重的破坏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使革命工作取得胜利.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这次讨论主要在机关单位进行，而还不广。因而在1979年下半年，又进行了真理标准学习讨论的补课工作。宣传部在八里铺公社张家庄大队，开展基层干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试点。比较系统地分析总结了这个队三十年来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将总结材料印发全县；召开全县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宣传干部，各单位政工干部，各中学负责人共80多人。会上专题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并安排部署了全县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
  县委举办县、社两级领导干部学习班.有256人参加。以七天时间，集中学习了叶剑英的国庆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本着敞开思想、探讨问题、联系实际、明辨是非的精神，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举办县级单位真理标推讨论补课学习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组织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总结了康家集、西坪、八里铺、上梁等公社的生产和建立联产责任制，以及粮食增产的情况，印发推广，推动全县农业生产；在辛店公社水泉大队进行基层如何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试点；在县级各系统和农村一些公社.播放了中国科学公研究所有关真理标准的录音讲话,听众达三千多人，派出70多名干部，深入社队，以两个月时间，抓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和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工作。县、社两级，共办学习班56期，有1800多人参加。
  二、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临洮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倒行逆施，揪斗干部、群众7628人，秣连家属三万余人，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加之历次政治运动受 "左"的思想影响，对人的处理，存在不少问题。1973年以来，虽然搞了部分复查，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的领导机构，各基层也指定专人负责，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原则，共复查落实了干部882人，工人、营业员177人，基层不脱产干部1113人，社员、居民5823人。
  已复查落实的882名脱产干部中，有"文革"期间的260人，"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622人。原定敌我矛盾性质的367人，人民内部矛盾的515人，处分上给予"双开”的10人，开除公职的510人，开除党籍的40人.党纪及其它行政处分的107人，自行离职处理的19人，自行脱党的6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8人。经复查后，收回工作的172人,按退休、退职安置的186人，恢复党籍的36人，改变定性处理的8人，作了其它安置的23人，撤销其它处分的43人，维持原结论不变的20人，开除公职不变的11人；开除党籍不变的15人；自行脱党不变的1人。自行离职不变的3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不变的2人，其余的作了其它安置。
  已复查落实的177名工人、营业员中，原定敌我矛盾的43人，人民内部矛盾的134人,原给开除公职处分的81人，开除党籍处分的2人，其它处分的79人，未给处分的15人。复查后收回工作的17人，改变退休、退职处理的35人，恢复党籍的1人，改变定性的10人，开除公职不变的12人，开除党籍不变的1人，其余的作了其它安置。
  已复查落实的1113名农村基层不脱产干部中,原定敌我矛盾的722人,人民内部矛盾的391人。复查后全部平反的983人，改变定性处理的58人，原案不变的72人。
  已复查落实的5823名社员居民中，全部平反的4988人，改变定性的763人，维持原案不变的72人。
  此外，对以下问题，也按党的政策作了落实：
  1.对"文革"中强迫退职的123名干部，除已病故的10人，按在职职工病故有关规定补发了埋葬费，抚恤费及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外，收回工作的67人,作了退休安置的45人，每月补发40%生活费的1人。
  2.纠正了错划成分的72户，同时,对公私合营、区分"三小”、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及1958年平叛扩大化人员，也按党的政策作了落实。
  3.对"文革"中所谓"三K党"、"仁义党"、"天星道"、"一二・六"及原"十区反革命集团案"中，无故受害的干部、群众756人，作了平反,政治上恢复了名誉。
  4.对"文革"中逼迫致死的262人.已作了正确的结论，公开进行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并作了一定的善后工作。
  5.对"文革"中以"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罪名乱批乱斗的干部,虽未形成正式材料,但还是实事求是的作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6.对"文革"中查抄职工、群众的物资、黄金、白银等作了退赔，对查抄的地、富底财，也按政策进行了清理退赔。
  通过以上落实人的政策，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了各方面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三、落实政策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落实人的政策的同时.抓了党的其它儿项政策的落实工作。
  1.落实地、富、反、坏、右的政策：临洮在土改运动中划地主1709户、富农582户，到1978年,将一千多名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年子摘掉"帽子"，对一万多名地主、富农子女改定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到1980年，纠正冤、假、错案417件。摘掉右派帽子282人,公、检、法受理申诉案771件，结案700件。
  2.落实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政策：1956年，临洮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中,有一部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它劳动者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长期以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全县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进行了区分。
  全县原工商业者131名,经研究区分.有劳者11名，小于手工业2名,小业主30名,小商40名,仍维持原工商业者成份的48名。
  3.落实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临洮对起义、投诚人员，通过调查摸底，查清全县有起义、投诚人员129人。其中相当于团级的15人，营级的11人，连级以下的103人。根据他们的问题,按照中央的政策,区别情况，实事求是地作了恰当的处理；收回安排工作的3人,按退休安置的9人,按退职处理的3人，补发埋葬费、抚恤金的1人,公安机关摘掉"帽子"，按起义人员对待的2人,改判了的2人,坚持原判的2人,并对其中的84人进行了生活困难补助，另外，23人在家自立生活。
  4.落实民族政策:全县有回族264人,东乡族345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临洮成立了罗家窑、小洼山少数民族聚居的两个大队，发放民族事业补助费19800元、水利款1000元、畜牧款12000元。从1981年10月-1982年9月，给小注山大队解决回销粮86000斤，其中籽种20500斤,口粮款5000元。给罗家窑大队解决。销粮4400斤，日粮款3900元。给这两个大队的8户住房有困难的社员，支援木料12立方米，补助建房款2000元，已有6户盖上了新房。
  1982年,定西地区商业局和县商业局,拨款5万兀，在临洮县粮食市街"修丁一所两层楼的民族饭店,解决了过往及进城回民吃住的问题。
  1980-1981年,先后在红旗、太石、卧龙、潘家集邀请东乡县唐汪、达坂、广河县、三甲、排子坪、康乐县虎关、草滩的企业单位及部分大队领导,召开座谈会，加强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团结。1981-1982年，在全县开展丁党的民族政策的再教育。由省、地、县组织工作组，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
  5.落实宗教政策：临洮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信教群众共有1414人，其中佛教12人，道教8人，基督教785人，伊斯兰教603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恢复正常，在落实宗教政策方面，主要作了以下儿项工作：
  (1)平反了少数民族宗教界的冤、假、错案3件。(2)请宗教界人士参加国家机关工作。县政协委员中有1人是佛教界人士。(3)1982年开放了小洼山、罗家窑清真寺两处，1983年开放基督教觉1处，退还了东山根穆夫提门宦教主拱北1处。
  6.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临洮县委在1984年3月6日，成立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组，由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人事局、科技局、教体局、卫生局、财政局、农村部的十一名干部组成领导小组。经分类摸底普查，全县共有知识分子2419人，其中具有中专学历无职称的2186人，具有助理工程师同级职称的初级知识分子195人，具有工程师同级职称的37人，高级知识分子1人。根据存在的问题和他们的要求做了儿个方面的工作：（1）选拔知识分子进入领导岗位。（2）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3）解决知识分子家属转城镇户口的问题。（4）解决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5）解决知识分子子女的待业问题。（6）对知识分子给予适当津贴补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