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潭县图书馆 内容
牛头城调查与考释
李振翼
牛头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城西十五里的古战乡古战村、尕路田和卓尼县的阿子滩乡的阿子滩村之间的三岔路口上，地处尕路田梁东南余脉的山地上。东北和西南有两条小河在山前的古战村会合，形成两片较大的平川。其城凭山斩沟，临河布垒，依其山势筑城，地势险要。据《洮州厅志》载：“据旧城十里在今古战之西北相传即古沓中戍。”自魏晋以来成为古洮阳（临潭旧城）之门户。虽经千百年来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的破坏，但它至今还屹立在大墩山前，还可看出大体轮廓，牛头城的城廓虽然狭小，但已初具规模，对于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民族史和古代城堡关隘建制等的研究方面均有一定的价值。
1973年笔者曾对牛头城进行了一些考察、采集等工作。在此基础上又翻阅了有关资料，遂获得了一些不成熟的印象，以供各位专家研究讨论之用。至于全部遗址的揭示，有待于将来的全面发掘。
现将有关勘测、考察、采集情况罗列如下：
一、城垣
现存牛头城的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面的墙垣，断断续续依然可见。其中保存较好的东南垣之垛子上宽5米，上长8米，高11米，前后城之间的墙垣上宽6.5米, 高12.5米。均系板筑夯土墙，细密结实，城墙上一排排有规律的夹棍眼的痕迹，清晰可见。个别的夹棍眼还保存有当年不规则多边形木纹痕迹和残酷朽之杉木碎块。城垣夯土层为10厘米左右，夹棍眼一般口径为10厘米，范土夹棍痕迹上下相距为60厘米~80厘米，水平距离为30厘米~50厘米。筑法有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洛阳汉魏古城及汉长安县城①与当地明、清城筑法截然不同。
整个城郭呈西北至东南方向的近似锥体的不规则四边形。其形似牛头故名。城长485米，城的最高处为245米，最窄处为45米，城周长935米。城内自西北至东南2/7处，遂将此城分为前后城两部，后城的占地面积约为全城1/3强。
现存的城门阙口，唯一清晰无疑者即前后城之间的内城门。该门在两城之间的中部，城门阙口夹道两垛向后城延伸出8米长，城门洞阙口是深21.8米、宽7米的一个门洞。而后城垣中部阙口，因城墙破坏严重，无法做出正确的测量，但就现存遗迹来看，仍然可以辨认出它是城内通过护城壕，通向城外后山的唯一阙口。现存阙口宽19.5米，残高0.8米和3米，深度已不可辨。紧接此门口西部又有一个5米宽的口子, 疑是人工破坏之痕迹。在前城西南墙垣中部又有一阙口（即西口子），宽27.5米，有一大斜坡的土路通往城内，疑为另一城门阙口残迹。在前城东北墙垣的约1/3处，另有一被山洪冲刷的口子，口宽32.5米，由此通往前城中部，是为天然山洪沟，很可能是城郭被废弃后，水土流失所造成的。就在其阙口下深达十余米的山底处，我们仍然在两边崖壁上发现排列整齐的夯筑夹棍眼痕迹，由此可以推知，它亦是当年的城门阙口，很可能也是山城唯一的汲水道（当年小河就从此城角下流过）。除此之外，再未发现有阙口。
牛头城之东北、东南和西南三面城垣下临甚陡的山坡，紧接着呈“丫”字形的开阔地，除垛垣外，更无其他护城之设。唯独西北城垣处原与后山相接，建城之初斩山为壕，筑垒建城，割断了与后山主峰的天然联系，只留一通道，在军垒碉墩下通往所依之山。现存护城壕宽22.5米、19米不等，壕沟最深处为五六米。
墙垣附有马面城垛多处，每个马面上宽4米~6米，城垣马面之间的间距为十几至几十米不等。城内外现存土墩遗迹5处，一般均建在半是天然半是人工的基台上，其中以城内一号墩（尖墩）及城外的三号墩（方墩）最为典型。一号墩位于后城正西部，距西北部的后城垣仅11米，隔护城壕与四号残墩痕迹相对峙，它是城内的制高点，其墩利用高出地面约数米的天然地形为墩座，其墩座长26.3米，宽13.4米，墩底长9米，宽6米，顶长4.5米，宽2.5米，墩高8米。二号墩在后城正北部的另一近城角处（后城墙35米），距东北部城墙&5米，平地筑墩，呈长方形，墩基长20米，宽10米,墩顶宽5.6米，长不明，残高10米为左右，后半部已被破坏。三号墩在护城壕外北部100多米处，正方形土墩（故称方墩）墩座13米，墩底9米，墩顶3.7米见方，夹棍眼排列整齐，清晰可辨，它是现存五墩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四号墩现存只能分辨出部分残迹及不多的夹棍眼孔，五号墩在后城外通往山后主峰的大道西侧，距离四号残墩约60米，除墩座隐约可辨外，更无其他遗物。二、城内道路及建筑
城内现为农田，而唯一的道是从西口子通内城门，再出后城门通往山后主峰的大道，其形略呈反“C”字形，除此而外别无道路。
至于城内建筑设置，我们仅在四个地方采集到一些断砖、残瓦及火烧遗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十余块莲花纹残瓦当，供养状仙髻人形鹤足纹当残片，残榫卯砖及残勾滴的发现地，在距内城门。其次，发现素面残瓦片，箕形纹条砖的内城门左侧，前城北部距内城门18米与距东北垣22米，离内城城垣8米处，有一建筑物遗址，似为三个连接性，宽约为5米、16米、14米房屋基地（其中第三处进深较浅）残迹，地层台级亦用土夯实。另外后城北部，也应是建筑遗迹。至于西口子西北部的灰坑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从地下一至两米处探出的火烧痕迹和某些地表遗物的情况证明，这些建筑在当年毁于火灾。其他地方很少发现有什么遗存。而城内外所有的墩台、烽燧，特别是大墩山顶的大墩和距东北城垣下山根约300米处的29米见方的点将台，也应有一定的建筑物。以上这些简单的采集考察工作，只能勾画出一个极其简单古城堡之轮廓图，详细情况，有待于在将来的发掘中进一步证实。
三、采集文物
牛头城遗址采集遗物种类不多，主要是砖、瓦等建筑材料。它主要分布在上述3处建筑废墟和点将台附近。其中最大量的是各种不同规格、颜色和质地的素面残瓦及断砖，它们主要有以下数种：
瓦当：有莲花纹和供养状仙髻人形鹩足水藻纹两种，莲花纹瓦当残片7块，其中最大的一块为瓦当面的1/2弱，直径13.5厘米，厚2厘米不等，均作八瓣莲花宝装式,近似唐长安大明宫圆平瓦当的图样②，不同的是将中间莲心纹、莲瓣外增设一圈连珠纹式。制作粗糙，格式不甚规范。供养状仙髻人形鹩足纹瓦当，瓦当立一仙髻供养状人形鹩足者，两臂合于胸前，花枝从臂间向外伸出，面部划纹分出五官，笔虽简略，亦可看出虔恭的闭目微笑之状，惟足呈鸟爪式样。四面空间饰以水藻纹式，花纹细密繁杂。这种瓦当仅采集到4块，最大的为瓦当面的1/4左右，直径16.5厘米，厚2厘米。
勾滴：有兽面纹的两种，一种是用较粗壮的线条，简练的手法刻画出森威的面孔,瓦面宽约17厘米；另一种则用蛙突，划纹和对称叶脉纹表现其兽面的狰狞。
砖：有粗绳纹、细绳纹，榫卯型粗绳纹条砖箕形纹和素面砖5种。条砖规格，长36厘米、32厘米，宽17厘米、15厘米，厚6厘米、5厘米，特别是粗绳纹条砖与卓尼县阿子滩乡菜子村唐墓相近。榫卯型条砖的禅头长1.5厘米，宽2厘米。
瓦：分板瓦筒瓦两类，有素面划纹花头板瓦和素头板瓦，呈青色，质坚而略有光泽。个别瓦面有磨光绳纹痕迹，瓦厚1.5厘米、1.8厘米、2厘米，宽有23厘米，长36厘米不等。筒瓦色呈黑、青、深褐3种，有光泽，质坚而密。瓦面有削磨，上加陶衣,有瓦钉孔。厚1.5厘米、1.8厘米、2厘米，径为11厘米、16厘米和18厘米不等，长不明。还发现有未烧过红色夹砂瓦坯片和大量石灰石等建筑原料。陶器：有大中小型陶器残片，颜色多为灰色、紫色，也有红色的。器形为有耳或无耳，奢口卷唇陶罐、瓷。只发现完整的陶豆一件。其纹式有：蓖纹、片面纹、附加堆纹、锯齿状附加堆纹、划纹、粗细布纹、菱形纹圆圈纹、方格纹、编织纹和各种绳纹。陶器内壁一般以波浪式的组成就钉纹组常见。
在牛头城外，特别是点将台下及其附近，还发现有大量的磨制石器、夹砂粗红陶片、石磨盘、砥石等，以及被破坏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堆积层。因属另一个时代的东西，打算另行整理，故在此从略。
四、几点看法
（一）洮河自西倾山（古称嵹台山）发源而东流，横贯甘南中部，至定西地区之岷县折而向北出其境，它流经甘南的碌曲、夏河、临潭和卓尼四县。因这块地方在洮河转折后的西部，古代便将它称为“洮西”。临潭县地处洮西中部，“西控蕃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边备要地”（《明史》二八，8540页），而牛头城地处临潭西十余里，是漒川（漒即嵹，漒川即洮川。“羌”、“漒”同音异字，是为翻译不一致所致），通往洮州城之门户。
从牛头城的建制来看，它选定在依山傍水、居高临下之所，其城内外墩台垒之，城垣垛口密布，城内建筑处于三道防线之内，以及内城门阙口夹道垛垣向后伸出等布局,加上城下的点将台和附近的开阔地，应为理想之屯兵地。以上这些可以说明它不是一般的城镇，而是一个具有军事意义的城建设置。现存遗址为我们证实了创建这座城堡者们，是一个善于营建城池、宫殿、军事设施和用兵的民族。直至牛头城被废弃的明、清两代，这里仍然是通往洮州城的三大要冲之一。足见它的地位之重要。
（二）牛头城筑法，与当地明清城堡迥异，唯独与汉魏洛阳古城和汉长安城风格相一致，特别是夹棍夯土板筑筑法，在甘南遗留下来的十多座古城中排列类比结果，这种作风上溯两汉，下至唐宋，逐渐衰落，明清以来彻底绝迹。由此可得出结论，牛头城晚于汉白石县城（即夏河“八角城”），而又先于唃厮啰城（即夏河“斯柔城”），它应属于魏晋时期的产物。
从地下出土和地面采集文物来看，宝装式莲花纹瓦当，是两晋以来佛教在我国兴起、昌盛的具体反映。从风格上看，它是晋代质朴风格向盛唐时期富贵华丽之间的过渡产物，在工艺上，较中原地区原始，粗糙和不规范。从供养状人形鹩足图样片当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其一，它和莲花纹图案一样，说明建造者是个笃信佛教的民族；其二，他们的某些东西摆脱了中原地区的传统作法，显出它的民族和地域的特征。不管是以上两种瓦当，还是榫卯砖、石雕等建筑材料，均属于魏晋以来地方性的民族文物。至于各种不同规格、质量、色泽的其他砖瓦建筑材料，正说明这种不同时代的产物，是在使用时间的长久性所决定了的。这里出土的唐代陶质“蒲州之印”，就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三）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得知，魏晋以来，在甘南这块土地上继续居住着许多羌、氐部族。十六国时期，在陇西、河西先后建立了许多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其中在甘南历时最长的，就要算吐谷浑了。
根据《晋书》、《北史》等有关史书记载，吐谷浑自西晋永嘉之际渡河入陇以来，它的早期活动区域，首先是以洮河流域为中心，东至甘松（宕昌、迭部一带），南临龙涸（松潘）。以此为根据地，逐步从羌台山东麓发展到赐支河、白兰、乃至且末、于阗（在新疆境）。这个东西达三千里，南北一千多里，幅员辽阔，统治松散的吐谷浑王国，实际上是一个役属众羌人的国家。洮西早在秦汉时期，就是羌人频繁活动的区域，又是吐谷浑民族渡河入陇的第一个立足点，也就自然成了它早期的统治中心。故《水经注•山海经》中说：“洮水东北流，经吐谷浑中”牛头城内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三处，至今尚未发现一处居民住宅，这和史书上说的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住，以穹卢为室，随水草牧畜的情况是一致的。就是吐谷浑王也不定居于城郭。他们城堡（吐谷浑称大戌）主要政治机构、军事堡塞之所在地。洮西地区之戍，则以洮阳、洪和二城最为著名。牛头城正好在洮阳大戍的方位上，结合沿革史料和地下文物，我们可以肯定此城堡为吐谷浑的洮阳戍无疑。《洮州厅志》也曾提到牛头城为吐谷浑所建，据这里仅数里的王厂湾是吐谷浑的马厂，旧洮州城有其家庙，都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旁证材料。
（四）结合当地地名考证和群众传说，我们认识到，牛头城北接卓尼县阿子滩乡的阿子滩村，村名来自当年城内住着一位叫做阿柴公主的人，死后葬于城东北的沙布嘴子上。群众修梯田时曾发现大量石条砌成的地下建筑物得到印证。阿子滩者，乃“阿柴虏”之转音，即为吐谷浑之树洛干的弟弟阿柴也。他们为了将“沙漒（青海河南地和甘南）杂种”长期统治下去，从树洛干后将吐谷浑称为“阿柴虏”。“阿子滩”即为“阿柴虏”之变音。地下文物、地名、传说和史料都为我们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
至于传说中的杨四将军（即“杨头将军”）大战古战川和牛头城被攻陷焚城的故事，正说明了它被长期沿用和明洪武初年大将沐英为首的征西大军赶走元代贵族统治者的另一历史事件。牛头城南接古战村，旧称“古察占”，实乃元代洮州设置的可当县名之变音。因属后事，在这里也不作更多的探讨。
五、洮西地区上逆至汉魏时期已成为战略要地，蜀将姜维曾与曹魏郭淮、夏侯霸战于洮西，还驻沓中。十六国时期西秦乞伏炽磐攻下漒川，进驻沓中。从以上情况来看，洮西作为吐谷浑之早期统治中心，在它的中心区的中心建立这座洮阳城，是有着历史渊源和地理民族关系的。正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坚实基地，吐谷浑才得以站稳脚跟，向西扩疆，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
注释：
①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
② 《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地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
（原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附录二：
洮州卫城寻古
郑晓红
迎面是历史的风痕
进入新城，正是黄昏的阳光流金溢彩的时候。先一眼望见仁寿山上犹如剑柄一般的烽火台插在山顶，而对面凤凰山上的古城墙蜿蜒蛇行，与之遥相呼应。新城的街道上行人不多，不时有马车载着人悠悠走过，驱马的人斜坐在车辕上，悠然自得。两旁的店铺多半都是木板门，一扇扇门板抽下来摞在门口，店主坐在门板上，漫无目的地把目光逡巡在路人的脸上。街道上走着许多戴了黑色盖头的回族女人，间或也有穿着鲜艳藏袍的女子走过, 而这里的汉族中年女人，大多都戴了上面大下面小把头发包在里面的白布帽子。
我住的招待所也是依城墙而建，由凤凰山上延伸下来的一截城墙直插入城内，高大厚实的城墙下面被钻出几孔窑洞来，里面住着两户做小生意的人家。招待所背后紧靠凤凰山，抬头就能看见赫赫古城墙在山顶巍然。这些情形，不时地让我心神恍惚，似乎时光陡然错乱了，古古今今，纵横交错。
新城本是古城。在老人们跟前提起新城这名字，他们都会很自豪地跟你解释一番，“新城不新哪！那历史可是长着呢！你看看这城池，历朝历代不知打过多少仗，城墙修修补补不知多少回!”他们有的说这城是明朝才有的，有的赶紧否定，说是比明朝更久远，应该有快两千年的历史了。
据史料记载，新城最早始建于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是吐谷浑十一世十四传王符连筹所建，最早命名为洪和城。到了唐代，新城是有名的“唐蕃古道”必经地之一,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走的就是这条道。唐时，新城繁荣_时，经五代至北宋有所衰落，多为吐蕃控制。明朝初年，朱元璋皇帝出于战略考虑，命军队死守洮城。他曾亲下诏谕：“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其后，在大明洪武十二年(1379),由西平侯沐英、曹国公李文忠在此基础上又加固扩筑了该城，人们又称此城为洮州卫城。
站在红桦山上俯瞰洮州卫城全貌，不由心生雄浑之意。整个城池的走势非常奇特,一半山一半原，后城的城墙完全随山势而建，顺着凤凰山山脊连绵延伸几架山头，不时有烽火台、瞭望台巍然耸出，犹如巨龙摆身，龙脊威赫。而前城筑在平地上，直线造型，非常规整。以城墙为界，城北是汉民集居，庭院方正，泥墙木屋。城南多住回民，有许多戴无檐小白帽的男人和戴盖头的女人活动其间。距南城门外不远处，一座清真寺拔地而起，跟城内凤凰山下的城隍庙呼应。
洮州卫城有四座主城门，如今只有南城的迎薰门仍然雄风犹存，而东武定门，西怀远门，北仁和门都已经残缺不全，只能略见轮廓了。当我站在迎薰门的城楼底下时，有鸟雀在城墙缝隙里筑巢啁啾，蓑草由上披下，随风掠动，似乎还在怀念城墙下曾经川流不息的车马。城门内外的路都由石板铺就，因年代久远，走起来高低不平。时时有行人进城出城，一派从容淡定。迎薰门里的店铺很多，路上也有摆摊设点，看这样一番和乐景象，哪里还能怀想起当年兵临城下、血刃相接的历史风云呢？迎薰门内有瓮城，城内住有五六户人家，都依城墙而建，院子里搭着新洗的衣服，有家还养着一只狼狗，冲着生人吠叫不休。
其实，跟国内其他古城相比，四城门和四瓮城都不是最特别的。特别的是洮州卫城西北面还修有一座“水西门”。此门因城门前有一收水涝池而得名，比其他四主城门小，而且没有装城门扇。城隍庙里主事的64岁的朱生照老人给我讲，他小时候，每天下午六点卫城四大城门按时关闭，城内城外便无法通行。而他的母亲常常在收了青稞后下午三四点出北门去水磨那里去磨面粉，磨完后就无法再由北门入城了，只能在城外绕一大圈到西北角的水西门进城。水西门是没有门扇的，方便当地老百姓通行，同时也便于交战时自家兵马相互策应。
四大城门，外加一水西门，四瓮城赫然；城垣绵延山上山下，巍巍壮观；山脊之上烽火台四座，山来映衬，天作背景，浑厚错落。我只叹息自己的历史知识过于浅薄，无法更好地解构洮州卫城。但在我眼中，就全国范围来看，西安古城世界闻名，山西平遥和辽宁的古城也在国内知名。而洮州卫城因地处边远吧！古时边塞，今人也忘啊！然而，跟其他古城相比，洮州卫城保存如此完整，修建风格如此特别，人文价值如此深厚，唯有过而无不及。
我行走在卫城之内，拂面处都是历史的风痕，感喟之余，我只能扼腕叹息，如凤求凰，希冀明眼高人来此探索访古，让洮州卫早日彰显天下了。
阿爷谈古
在洮州卫城，我走访了三位老阿爷，他们都是极有个性和涵养的老人，每访问一个阿爷，他就在徐缓的叙述中为我打开一轴历史风云翻涌的书卷。
朱生照老人今年64岁，他是新城城隍庙的会长，刚见到他的时候，他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脚底却穿了双黑皮鞋，身后还背着一个背篓，正从城隍庙里往出走准备去割些草。他是个在新城方圆周转得很开的人物，谁家老人知古事而且谈吐清楚，谁家老人年事太高说上句不接下句……他都能掰着手指头给你说得一清二楚。当他带我去流顺乡红堡子的时候，他特意回家去换了行头，甲克衫、黑礼帽，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他说, 他出门就代表了新城庙会的形象，他作为会长，一定得注意装束。
王守贤老人整整八十岁了，须发花白，一把雪白的胡子给他增添了些禅气。这位阿爷有着非常传奇的一生，他曾经是洮州解放后第一任县长郭明华的警卫员。为了证明他说话的可靠性，他马上在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他的证件，一个是起义人员证明书，一个是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他从炕上提下一个小炕桌子放在檐廊下，眶的一声四腿朝天而放,老阿爷狡黠地笑着注视着我们说：“好好看看，这东西有什么来头?”我细细看来，这炕桌子是有点异样，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告诉我，“这炕桌子是手榴弹箱子盖钉了四条腿!”老阿爷兴致勃勃地讲述着新城的历史，兴起处，索性就地卧倒，以一根木棒为枪，做瞄准射击之势，“啪啪”放两枪，把“枪”收回，单臂侧身匍匐前进……
陈建中老人75岁，身上有着典型的旧文人气质，走路不疾不缓，说话慢条斯理,记忆力惊人，能把古洮州历史从北魏到明朝再到苏维埃政权根根蔓蔓讲的清清楚楚。他担任着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把研究洮州的历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流传，他甚至编印了《洮州史丛》一书，因为没有资金来源，印刷的经费全部是编委会成员自筹捐助。现在，这个小册子出了三期，第一期是1992年出的，第二期是1994年出的，第三期2000年出刊，至今再未筹到足够的资金出下一期。他的叙述和思维都异常严谨，句句话都是有根有据，绝不揣测妄语。在交谈的间隙，他点上一壶水烟，呼噜呼噜吸两口提神，那吸烟的从容姿态，颇有儒人的优雅风范。
这三位阿爷从不同的角度还原和回复着洮州的历史，我的思绪跟着他们的叙说，回到那兵戈铁马的时代……
“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
当白须飘飘的王守贤老人站在廊檐下吟哦他的先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歌谣时，那嘶哑而低沉的声音在古城里低徊，“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啊，流浪在外的人儿啊,远离故土流浪他乡的人儿啊……时光回转六百年，我似乎看到屯守于洮州的军士在萧萧野风中眺望江南方向，口中不断重复这句悲怆悠长的歌谣。
措辞严谨的陈建中老人讲，古时洮州本是边塞荒芜之地，除了战乱刀光，此地人迹罕至。而洮州人的构成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沐英、李文忠所带的江淮驻军在修固洮州卫城后接皇命留守于此，其家眷不得已从江苏南京以及安徽凤阳等地迁移过来;一个是犯人充军到边塞洮州，家眷也随之来到这里；还有极少部分的当地吐蕃居民。这三个来源，就构成了现古洮州特别的人口组成方式。
在当地方言中，女人们在指责自己男人时会说，“把你个军犯!”而小孩子相互骂闹时也会说，“你这个军犯家娃!”方言里的“军犯”二字，就是当地人祖上是因充军发配至此的明证了。
朱生照老人说：“你到新城街头看一看，会发现这里的男人们都是背搭手!”的确，这里的男人老年中年都有微微躬背，两手背在身后相握走路的习惯。老人们说：“知道为啥背搭手吗？当初就不愿意从江淮老家迁过来，是被朝廷绑来的!”听着老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我也不禁叹息。当然，“背搭手”仅仅是一种习惯，而绝不会是祖上的遗传，但是，从老人们这些叙述里，似乎也能看到犯人充军，以及驻军家眷被迫背井离乡来到边塞荒野的情形。
“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这句简单的歌谣已经传唱了六百年，江淮人思乡的愁绪都凝结在其中了吧！哦，浪郎哎！如今已成洮州人哎！
独具特色的地名
在洮州卫城，有刘旗、韩旗、张旗……王家山、李家山……独具特色的地名。“旗”本是军事编制单位，怎么会成为响当当的洮州地名了呢？老人们讲，当沐英李文忠军队修好洮州卫城之后，因地处偏远，路途艰险，粮草运输非常困难。于是李文忠计划班师回京。但朱元璋深知洮州边塞的险要，降旨说：“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今番寇即斥，弃之，数年后番人将复为患……”并下旨将这次平叛俘获的杂畜二十余万分给将士。李文忠等不敢抗旨，只好将自己带的江淮军士留在本地开荒种田，战为兵，和为农，三分守城，七分屯田。
在划分土地的时候，将军内各小部按土地山头分配出去，各部头领在分得的土地上插旗为证，并以自己的姓命名，于是，就有了刘旗、赵旗等地名，并沿用至今。而各家又在区块内分到自己的土地后，因当时沟内潭多山阴，低处不适宜庄稼成长，因而各家都占据山头种地，并顺便叫李家山、王家山等。后来，各姓家族逐渐繁衍壮大，形成同姓村落。
从这些具有特色的洮州地名中，我们同样可以追溯洮州人的渊源——洮州人，江淮人，军士的后代啊！
在新城，十天有一集市。但是，新城人不叫“赶集”，他们叫“赶营”。“营”字,再次印证了洮州人祖上是军人的身份。屯田种地之后，因距离京城遥远，许多日常用具等物品难以换到。于是，每逢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各山头各旗各家户，以及本地番民都来到营部所在地物物交换。新城至今还保留着十天一营的习惯，每到赶营之日，新城街道上会拥挤不堪，有仍然保留着江淮服饰的汉族女人，有穿粉红坎肩红裤黑泡子的藏族女人，有盛装打扮的土族和回族人……只可惜，我来到新城时恰好错过了赶营之日，没有看到各族盛装打扮赶营的人。
新城人方言中还有一个奇怪的叫法。我们平素里说的一亩地，在他们口中就成了“一斗地”。老人们说，他们祖上刚刚屯田在此的时候，地是生土，天气又很恶劣，庄稼产量很低。一亩地只能打两斗粮食（折合100斤）。屯田最初三年免于朝廷供粮，三年之后，每亩地必须上缴一斗粮食。这样一来，每亩地剩余产量就只有一斗了。于是，当地人渐渐把一亩地叫成一斗地，一直叫到现在。而且，“一斗地”这一方言仅限在新城范围内，洮州临潭其他等地都没有这种叫法。
三位阿爷就这样坐在黄昏的余晖里叙谈着古城的往事，他们已经不再像自己的祖上一样怀念故乡江淮。他们说，现在，洮州就是我们的家乡。跟阿爷告别，挥手，却挥不去历史的沧桑和印记。在黄昏的阳光里，老阿爷们的身影跟古城墙渐渐融为一体。
红堡子里的江淮人家
应当说，红堡子是我游历过程中见到的保存最完整的古堡了。我曾经去八角乡寻访大山堡子，那所剩不多的残垣断墙蒙蔽了我的眼睛，要不是有人提醒我说，这就是大山堡子的话，我会明明身处其中却不知此处何物的。我们还去蓝家山寻访那里的古堡，去了之后，发现堡子已经只存在于人们的述说中，而堡子的痕迹已荡然无存。而地处流顺乡的红土堡子，却如此骄傲巍然的耸立在这里，灯山楼高高在上，城头庙宇凝重含蓄地隐于一角，堡子里住着的人家就是600多年前筑城人的后代，鸡鸣狗吠，安宁静谧。
红堡子城门口的凉影里，坐着一群刚喝过一点小酒的老人，个个都面颊泛红，说话舌结，行走然而，却更加举止烂漫，性情毕现。他们将我们拉到堡子门前一家小铺子的侧房里，里面很小，只能容一个小炕，地上放几只凳子。在他们的盛情相邀下，我脱鞋上炕，跟陪我来的新城城隍庙朱家阿爷盘腿坐在正席，然后，这家阿婆马上端来一只大盘子，里面放了几个厚厚的锅贴饼，铺子里的小伙子也提进来几瓶啤酒，砰砰地打开。几位沾了酒的阿爷借了酒劲，个个谈兴浓，谈锋健，红堡子的历史，就这样缓缓展开……
“我们祖上是江淮人氏。”
原来，红堡子城堡修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是当时昭信校尉世袭管军百户刘顺和他的父亲刘贵督建的，本是刘顺家世代招军屯军，征收粮草，处理事务的大本营。在这流顺沟里本修有五个堡子，当年曾十里一堡，五里一哨，古堡景观甚为辉煌可观,只是后来经历了多次动乱与毁坏，现完整存留的只有红堡子一座。而这些谈兴正浓的老人们，就是淮人刘顺的后代以及刘顺部下的子孙。
老人们给我谈到一个有趣的传说。当刘顺驻军顺皇命留守此地后，驻军家眷迁移至此，犯罪贬谪的人也带家眷来到这里。但边塞之地荒凉空旷，即使有驻军人、充军人、随军人居住在这里，仍然是人烟稀少，军备后勤供应根本无法满足。相传当时朝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动员南京人举村北迁，但南京人哪里肯远离故土前往那荒凉边塞，朝廷无法，便用了“赶鸡”之策。将一群做了标记的鸡放开，军士们追赶撵打，任其自由飞窜，若有鸡飞入哪个村庄，这个村庄里的人就全部“绑”走，违令者斩。这样一来，荒凉的边塞之地才渐渐人气旺盛起来。谈到这里，一位老人站起来两手背到后面，驼背拱腰地对我说：“就是这样子绑来的，所以，我们这里人都习惯背搭手走路啊！”
他们的话，跟我在新城探访的老人们的话再次重合，让人心生苍凉。中国人的“根”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六百年前那些在水旺原平的江南生活惯了的人，突然被迫来到风猎土干的边塞之地生活，那远离故土的悲情必然是撕心裂肺的。思念故土的痛苦一定纠缠了他们几百年，否则，六百多年后，这里怎么还流传着“背搭手”的传说, 流传着那句简单的“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呢？
“我们供奉的十八位龙神，都是朱元璋在南京封的征战有功的大将军。”
几位老人带着我登上红堡子的城墙，城墙头每隔两米就放有一块插旗石，这些在历史河流中冲刷淘洗过的石头隐在乱草之中，是否还在回味六百年前大旗猎猎的辉煌呢？
城头一角，绿树中掩映一座庙门，这座庙宇里，就供奉着他们的祖上，十八位龙神之一刘贵。几位老人对自己的祖上都抱着无限虔诚和敬仰之情，在正庙前面，三位老人呈三角而立，城隍庙朱会长立在左侧，红堡子城头庙庙管立在右侧，城头庙会长立于庙门正前方，三人相对作揖叩头，然后才打开庙门。一进门，便点灯上香，几位老人即刻匍匐在地，手心朝上，叩头三个。我站在昏黑的庙堂里，看着几点油灯昏光之下的几位虔诚的老人，心潮涌动，几欲眼湿。这些根在江淮的子孙哪，一茬一茬的苍老佝偻了，他们就只能以这种方式怀念故土江南了啊！与其说他们是恪守着一种代代相传下来的模式，还不如说他们是用这种顽固、执拗的方式来延续江淮人对“根”的追溯和记忆啊！
在冶力关、新城、流顺等地，我听到的最多的“龙神”名字就是常遇春、沐英、刘贵等人了，他们都是征战有功的将领和军官眷属，朱元璋为表彰和激励有功之臣，便将这些开国功臣都封为“神”，敕命全国各地立庙祭祀。而对十八位龙神如此敬仰并代代诚心供奉的，恐怕也就只有古洮州之地了。他们除了求告各位龙神护佑一方地土平安，更重要的是，借此寄托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吧！所以，每年的端午节，洮州之地的迎神赛会便盛况空前，各村寨庙会都抬着各自供奉的主神来到新城，献羊，降香，竞跑,踩街，上山，历时3天。据说赛神的整个过程，完美演绎和再现了当年各将帅带领麾下军士攻城略地的情形。
“我们祖上用这种方式生存……”
最叫我诧异的是几位老人谈到的祖上流传下来的生存方式：一个家族里的男丁，都是各有分工的。老大继承先人的封号，撑持家业；老二出家敬佛，求佛护佑；老三出门招到藏族人家为婿，农牧为生；老四入庙修道；老五读书考科举……老人们的话，听得我如在梦中。这就是先人们在边塞环境恶劣之地总结出的最完满的生存之道吗？难怪我来到古城之后，发现各民族百姓和谐融洽，各村寨寺庙矗立……完全是有章有法井然有序，各遵其道又各不相犯。
“我们的女人，还保留着江淮服饰。”
从堡子城头庙宇下来，来到灯山楼城门口，我蓦然发现城墙下几位老阿婆头顶手帕，身穿满襟子对盘扣的半长袍，紧口宽裆裤，脚上穿着绣花鞋，这完全是江淮人家特有的装束。阿婆阿爷们见我惊诧之状，都喜笑颜开，说他们这里的老年中年妇女很多都保留着这种装束，不过现在正是农忙季节，穿半长的袍子下地干活不利索，所以多穿短衣。但农闲之时,以及赶营之日，这里的妇女都会换上这种服饰，有的还戴上头饰，甚为好看。
可惜我来的很不凑巧，既不是赶营的日子，也不是农闲季节，那么，只能在几位老阿婆的装束里揣测一村妇女着了盛装的曼妙姿态了。一位阿爷见我失落，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我的长袍子也都在，一般都是重要的日子才穿戴，看你热诚，我回去穿来你看。”这位长胡子阿爷说完马上就回去换衣服，红堡子城门口的老人孩子妇女聚的越来越多，他们都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谁家的服饰最好看。我从包里掏出早就买好的棒棒糖、泡泡糖、果丹皮、蛋黄派等分发给小孩子们，气氛愈加热闹了，一位阿婆干脆回家去把她新做的绣花鞋拿来给我看。
那位阿爷带着他的老伴来了。阿爷戴黑礼帽，穿黑长袍，阿婆穿半长的紫红袍子,绣花盖头绣花鞋。两人相伴着由城门里走出……我茫然……恍然……红堡子，这座古堡里还掩藏着多少历史的印记呢？六百年前，六百年后，堡子里的人依然故我。人早已远离江淮，身却穿江淮衣……
“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
离开了红土堡子，村民们聚在城门前跟我挥手告别。红堡子人的热诚和淳朴跟巍然的古堡一样矗立于我胸中，走过一个地方，留下的不仅是景象，更是人！淳朴的，干净的，热诚的人！那些阿爷、阿婆还有村村寨寨里被我探访过的人们，他们都用最纯净的心打动着我。我知道，我人走了，但心从此留下了。
“三道圣旨”成了永远的诱惑！
其实，我前往流顺乡红堡子村，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冲着古城民间口口相传的“三道圣旨”而去。这三道圣旨的留存，被村民们演绎得神乎其神，我每探访一个老人，他都会颇自豪地谈到那“三道圣旨”，在他们眼里，这“三道圣旨”是增加古城人文价值的重要砝码，更是考证古城之古的最有力的证据。几位老人都对我说，能亲眼看到那三道圣旨的人很少，保存圣旨的刘家人甚至连亲兄弟也难得眼见，谁要是亲见 T,那定是有福之人了！老人们的话给“三道圣旨”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强烈的诱惑着我前去探看。
在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陈建中老人那里，我探知到了关于“三道圣旨”的两枝三叶。洪武十二年正月，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乱，刘贵刘顺父子随平西将军沐英和曹国公李国忠奉旨平叛。叛乱平息后，刘氏父子又奉命协同修筑洮州卫城。洪武十三年，番人再次进犯洮州，刘氏父子率兵防御，进征到现在的流顺沟口一带，平息了进犯。明皇帝朱元璋处于战略考虑，降下第一道圣旨——
“朕以武功定天下，必任勇毅之士宣力，以广疆域。考之古典，有功者宜报焉。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刘贵，事朕以来，战攻，守御，功劳居多。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进以武秩，使尔子孙世世承袭。尔尚益加恭谨，严纪律以抚军士，保禄职以及后人，庶称朕报功之意。可仍前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宜令刘贵准此洮西开占土地，尔招军守御。” （注:此敕告内容为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陈建中老人三番五次前往抄录而得）
这道圣旨从此注定了来自安徽六安的刘贵子孙从此定居洮州。也是这道圣旨之后，刘贵驻军才修建了红堡子扎据大营，并修建御堡一座。刘氏家族从此在这里长住下来。而天有不测，洪武二十五年（1392）刘贵随大军南征迭部负伤，医治无效亡故。刘贵之子刘顺上奏朝廷，想承袭父亲刘贵从前的山西大同前卫前所守御之职。此时，皇帝朱元璋深知洮州边塞之地的利害关系，稍有疏忽，便有番人再犯，从前的战功将功亏一篑。于是，再降第二道圣旨——
“钦命不准……仍袭除洮州卫左所管军百户……赠昭信校尉……封其妻张氏安人…城西南更改地名流顺川，遵招军开耕田地设安军，余当房仍前，照例守御，以俟后人有功，承命再续。”（注：敕告内容为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陈建中老人抄录）朱元璋为定刘氏家族人心，正式把刘氏家族所在地更名为“刘顺川”，这个地名从此沿用，直到解放初期，主管人员不熟悉当年历史，将刘顺川谐音改为“流顺”。自此，刘家就安心居住于此地，代代世袭祖上官职。到1440年，英宗皇帝再次安抚驻扎边塞之地的刘顺之子刘聚，下了第三道圣旨——
“圣王之治天下也，必资威武以安黔黎，未尚专修文而不演武。朕特仿古制，设武职以卫治功。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智以察微，防奸御侮，机无暇时。能此，则荣及前人，福延后嗣，身家永昌矣。敬之勿怠。”（注：敕告内容为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陈建中老人抄录）
陈建中老人告诉我，明朝皇室给刘顺家族的敕封诰命三幅至今仍完好地珍藏在刘顺后裔红堡子村的刘崇礼先生的家中，六百多年来，朝代更迭，动乱频出，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家子孙以命保圣旨，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最终使得三道圣旨完好珍存。但也正因为太多的艰辛和磨难，以至于刘家子孙对前来探看圣旨的人抱有很深的防范之心。即使陈先生在古城里威望甚重，也是几次碰钉子，最后刘家人终于被陈建中老人的诚心打动，让他亲眼看到了三道圣旨，并允许他抄录圣旨内容和拍照。可惜陈老先生拍照技术有限，照片冲洗出来后一片虚白……提起此事，陈先生一直唏嘘不已，遗憾之情毕现。
我去流顺乡拜访刘家后裔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的。首先，有城隍庙朱生照老人作陪，完全以民间寻古作文的私人名义，而不打“官方”的招牌，以免去其戒备之心。据说，刘家人对政府人士是非常提防的，惟恐又做工作让其捐出圣旨……其次，我跟新城80岁的王守贤老人交谈甚欢，他跟刘家人相交甚厚，他告诉我，“如果他们不给你看，你就打出我的旗号，或者把电话打给我，我给他说。”最后，因为我的随行车辆是风景管理局的一辆没有牌照的警车，而村寨人向来对警车敏感，更何况是藏有圣旨非常谨慎的刘家人呢？所以，我们决定把车停到村寨远处的岔路里，然后我们步行前往。
我们先去拜访了刘崇文老先生。进了家门，刘老先生坐在厅廊里的凉席上歇息。上前打过招呼，才知道刘老先生身患偏瘫，行动不便。在起初的交谈中，的确像人们相传的那样，刘老先生谈话很谨慎，尽量不靠正题。朱会长不得已，只能不绕圈子，直指主题，刘老先生马上摇头否认，直打哈哈。最后无法，朱会长终于抬出了我们的王牌“王守贤老人”，这次，刘老先生口气才松动下来，承认确实是有三道圣旨，但现在已传到孙子刘福元手中，而刘福元几月前就去玛曲打工，还没有回来。刘老先生向我们保证说,等孙子一回来他就跟朱会长联系，我们可以再去査看并拍照。
我最终还是没有亲见“三道圣旨”，在离开流顺的时候，我心头有深深的遗憾。我作为来到冶力关的第一批志愿者，一个月的寻访游居已经快要结束，我是无缘再见 “圣旨” 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接力者身上，祈愿他们得见那历史的明证！附录三：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2001〕215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州之间部分县级行政区域界线的意见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经审核，临夏县与夏河县的行政区域界线：从甘青省界（临夏、夏河、循化县三县边界线交会点）至土门关大夏河段，同意以2001年12月22日两县人民政府代表签字的协议为准。康乐县与临潭县的行政区域界线从康乐、临潭与太子山天然林保护区范围线交会点至线家湾（坐标X =3876520, Y =18383830）段，同意以1998年9月12日两县人民政府代表签定的协议为准。临夏县与夏河县土门关大夏河至2788高程点（太子山天然林保护区范围）段；康乐县与临潭县从线家湾（坐标X=3876520、Y=18383830）至冶木河（坐标X=3873020,Y=18384060,接莲花山风景林自然保护区）段的行政区域界线，以2001年12月2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州之间部分县级行政区域界线的裁决意见》（甘政函[2001]194号）文件为准。希望两县严格履行所签定的协议，认真执行省政府的决定，切实做好边界线的维护和管理，确保边界地区的社会稳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二O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录四：
临潭县与康乐县边界协议
临潭县与康乐县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在兰州市西北宾馆，在省勘办领导的主持下，经两县政府代表协商认定，就从水头脑X=3880480, Y =18379000至线家湾西偏北山梁顶X=3876520, ¥ =18383830,8公里边界线达成一致意见，现将界线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边界线走向：
从水头脑X=3880480,Y=18379000,向南偏东行约1公里，转向东行约700米,转向东北行约250米，转向东南行约500米，转向东偏东北行约1100米，转向东南行约750米，到2705高程点，转向南沿山脊下行，经2608、2408高程点，至线家湾西偏北梁顶，X =3876520, Y =18383830止。
二、界线有关问题的说明：
界线两侧原有对方的耕地、坟地、零散居民点，维持原有现状，权属不变。
康乐县人民政府：临潭县人民政府：
代表：马国兴代表：李钰
199&9.12199&9.12
附录五：
临潭县、卓尼县边界协议
根据《甘肃省勘定省内行政区域界线规划》、《甘肃省县、乡两级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办法》精神。由临潭县与卓尼县两方组成了联合勘界工作组，经过双方共同的踏勘、会晤，达成如下协议：
1.全线起点位于临潭、卓尼、康乐三县交会点，终止于临潭、卓尼、岷县三县交会点，全线南北走向，西为卓尼、东为临潭。另一条起始于临潭、卓尼、渭源三县交会点，迄于临潭、卓尼、岷县三县交会点，全线南北走向，西为临潭，东为卓尼。
2.正式边界线地形图为：9-48-289-48-409-48-239-48-519-48
-52甲9-48-52乙9-48-52丁。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沿边界线两则的插花地仍维持现状，所有权和使用权及其它资源权属不变。
4.边界线接壤地区双方公用的道路和资源以及其他设施，要共同维护、使用和维修，不许蚕食独占和破坏。
5.双方形成的：1）边界线走向文字说明，2）边界线地形图，3）界桩登记表等材料确认无误。（附后）
6.两县要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教育双方群众严格维护本协议确定的内容，保证双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往的有关协议、规定和纪要仍然有效。
7.本协议一式六份，报省两份，两县各一份，州两份。
8.本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和违犯。临潭勘界领导小组：
组长：副县长丁云青
卓尼勘界领导小组
组长：副县长马建功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录六：
卓尼县、临潭县联席会议纪要
（二OO三年十月十三日）
2003年10月13日，卓尼县人民政府与临潭县人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就卓尼县与临潭县部分接壤地段行政区域界线勘定问题，在10月6日至7日协商的基础上，本着顾全大局，互谅互让，积极主动，团结协商的精神，再次进行了协商。双方共同认为，在1994年勘界成果资料中，对部分接壤地段绘制的地形图，与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现实管辖有很大不符，影响了两县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重新勘定，并且双方就部分地段的具体界线达成了一致意见。现将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黄涧子沟地段北起小河口（Y：18371480；X：3870140）,向南偏西沿尕巴河上行至公路交会处（Y：18369800；X：3865600）,继续向南偏西沿山脊上行至坐标点（Y：18369500；X：3865000）,后向南沿沟底上行至山顶,继续沿山脊南行至坐标点（Y：18369200；X：3860900）,折向东至3554高程点，再折向东偏北沿主山脊行至三角点3616.1止。
二、长岭坡地段从3468.7高程点起，经3362高程点至坐标点（Y：18369920；X：3847800）,折向西沿山坡行至3265高程点，折向西南沿山脊下行至公路（Y：18367100；X：3845700）,后折向西沿山脊上行至坐标点（Y：18366100；X：3845500）,折向南沿山脊行至3223高程点，再折向东沿山脊下行穿西沟河沿山脊行至山顶（Y：18369500；X：3844050）,折向南沿山脊行至3211高程点，后折向西沿山脊下行穿西沟河沿山脊上行至坐标点（Y：18366300；X：3843750）止。
卓尼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志明，临潭县委副书记牛汝霖、县政府副县长王润林，卓尼县政府办主任张鹏飞、边界办主任尕藏加、技术员赵剑光，临潭县边界办主任牛喜林、政府办副主任梁小鹏参加了会议。
（《卓尼县人民政府文件》卓政纪[2003]6号）附录七：
岷县人艮政府和临潭县人艮政府联合勘定行政区域界限协议书
第一部分勘界工作概况
第一条根据《甘肃省勘定省内区域界线规划》的安排，1992年5月8日至13日，在定西召开了定西、甘南两地州联合勘界工作会议，会议根据省《勘界办发》工作要求，成立了两地州联合勘界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两县联合勘界工作组。岷县与临潭县联合勘界工作组组长为岷县副县长武文斌，临潭县副县长杨森；副组长为岷县民政局副局长罗育乾，临潭县民政局副局长禹耀安；成员有岷县民政局干部徐向晟（兼技术负责），临潭县民政局干部刘开荣（兼技术负责）。会议按照《甘肃省县、乡两级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办法》、《甘肃省勘定县级行政区域界限测绘技术规定》，签订了《定西、甘南两地州联合勘界实施方案》和《定西、甘南两地州联合勘定行政区域界线走向原则》，并在这次会议上两县政府代表协商草签了边界线走向协议。会后，联合勘界工作组本着顾全大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共同实地踏勘边界，走访群众,认真协商的基础上，于1997年5月19日至21日在省边办和两地州的帮助指导下两县在岷县再次召开联合勘界会议，正式签订了边界线走向协议书，并于1997年6月完成了埋设界桩和测绘工作，汇兑了勘界成果资料，省、地、州勘办联合工作组于1997年检査验收，各项成果资料符合要求，根据省《勘界办法》的规定，特签订本协议。
第二条岷县与临潭县的边界线全长38公里。边界线走向呈北偏东北转南偏西南,起点为岷县、临潭县、卓尼县北端三县交会点，终点又为岷县、临潭县、卓尼县第二个三县交会点止。共涉及8个乡18个村，即岷县的堡子、维新、清水、西寨4个乡的10个村；临潭县的陈旗、三岔、龙元、总寨4个乡的8个村。全线共埋设了3个两面型界桩，界桩号自北向南为1-2-3。边界线走向和界桩位置标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测绘局1967、1982年出版的两幅（一式六份）1：50000地图上。界桩登记表和界桩成果资料详细记载了各界桩的情况，作为本协议书的附表。
第二部分重要问题处理结果
第三条两县边界线勘定后，岷县和临潭县在对方境内的插花土地，双方商定：维持现状，所有权和使用权及其他资源权属不变。
第三部分边界线走向和界桩位置说明
第四条边界线走向说明岷县和临潭县边界线起于临潭县陈旗乡陈旗村与卓尼县洮砚乡石旗村，岷县堡子乡武旗村三村之间的洮河沿洮河中心，系临、卓、岷三县交会点，由此点开始，向东南逆洮河中心线沿河而上到临潭县陈旗乡磨沟村下磨沟社东北面，在边墙河与洮河交会处东面50米竖1号界桩。
由1号界桩向南沿磨沟边墙河逆河而上，约2.5公里后折向东南沿梁而上经2780高程点，继续沿山梁向东经2961高程点，沿梁转向南偏西南经3024高程点，向南沿山梁经3060高程点，折向西南沿山梁经3001高程点，继续向西南经3270高程点，折向东南沿山梁经3268高程点，继续向东南经3202高程点转向南偏西南沿山梁经3074高程点，至2号界桩。
由2号界桩向南偏西南沿山梁至3194高程点后，向西南行约0.4公里后，折向东南沿山梁经3134高程点，转同西南沿梁经3162高程点，大体转向西北行约1.2公里至3090高程点南侧0.25公里处后，转向西偏西南沿山梁而下至岷（县）合（作）公路，公路东侧至3号界桩。
由3号界桩向西南上山沿梁经2924高程点，转向西偏西北沿山梁经3017高程点，折向南沿山梁经3024高程点，转向东南经2997高程点，继续沿山梁向东南经2876高程点，向东南沿山梁而下至岷、卓、临三县交会点止（交会点为洮河中心）。
第五条界桩位置说明
1号界桩为双面型钢筋混凝土质单立，位于直角坐标X：3840620, Y：18395495, 在临潭县陈旗乡下磨沟村边墙河与洮河交会处东面50米处。在磁方位角79°01’距离1.25公里为桥东北角；在磁方位角53001’。距离0.97公里为大路小路交叉点；在磁方位角27°01’距离0.66公里为2308高程点。
2号界桩为双面型钢筋混凝土质单立，位于直角坐标X：3834480,Y：18393510。在岷县维新乡大花门村西面的3024高程点上。在磁方位角220°24',距离1.315公里为2961高程点；在磁方位角191°00’,距离0.54公里为路岔口；在磁方位角98°24\距离0.28公里为路岔口。
3号界桩为双面型钢筋混凝土质单立，位于宜角坐标X：3824450,Y：18388710。在岷县西寨乡关上村北面约1.7公里处的岷（县）合（作）公路东侧5米的地境上,在磁方位角161。30，,距离0.27公里为2547高程点；在磁方位角47。00’,距离0.175公里为两河交叉点；在磁方位角13°00’，距离0.1公里为桥东北角。
第六条界桩经纬度、平面直角坐标、界桩到方位物的距离和磁方位角从图上量取。界桩坐标、距离量取误差在地形图上不超过0.3毫米，磁方位角量取误差在18分以内，经纬度量取误差为“±1‘”，高程判读误差不超过20米。临潭县有一块位于卓尼行政区域内飞地，且边界线两端都与岷县接壤，故出现两个岷、卓、临三县交会点。
第四部分边界线的维护和管理
第七条双方要教育群众，维护和管理好界桩，不得随意移动和破坏。
第八条两县要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教育双方群众严格维护本协议确定的内容，保证双方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第五部分最后条款
第九条本协议书所附的边界线地形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8年和1967年出版的1：50000地图共两幅（一式七份），图号为：1-48-40—甲、1—48—52—5、9—8—52—乙、9—8—40—丁。
第十条本协议书中边界线走向的文字说明与附图不尽一致时，以附图为准。
第十一条两地、州联合勘界领导小组各次会议纪要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协议书和《技术规定》第六章所列的勘界成果资料原件报省边界办存档备査。
第十二条本协议书经双方签字后按照勘界程序报省政府审批，从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本协议书及附图于1997年5月21日在岷县签定，一式六份，分别由两县、两地州省边办，省政府各存一份。
附件一：《岷县人民政府和临潭县人民政府联合勘定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附图》;
附件二：界桩登记表（略）；
附件三：界桩成果表（略）。
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永涛临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宫永祯
—九九七年五月二—日临潭历代志书一览表
李振翼
牛头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城西十五里的古战乡古战村、尕路田和卓尼县的阿子滩乡的阿子滩村之间的三岔路口上，地处尕路田梁东南余脉的山地上。东北和西南有两条小河在山前的古战村会合，形成两片较大的平川。其城凭山斩沟，临河布垒，依其山势筑城，地势险要。据《洮州厅志》载：“据旧城十里在今古战之西北相传即古沓中戍。”自魏晋以来成为古洮阳（临潭旧城）之门户。虽经千百年来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的破坏，但它至今还屹立在大墩山前，还可看出大体轮廓，牛头城的城廓虽然狭小，但已初具规模，对于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民族史和古代城堡关隘建制等的研究方面均有一定的价值。
1973年笔者曾对牛头城进行了一些考察、采集等工作。在此基础上又翻阅了有关资料，遂获得了一些不成熟的印象，以供各位专家研究讨论之用。至于全部遗址的揭示，有待于将来的全面发掘。
现将有关勘测、考察、采集情况罗列如下：
一、城垣
现存牛头城的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面的墙垣，断断续续依然可见。其中保存较好的东南垣之垛子上宽5米，上长8米，高11米，前后城之间的墙垣上宽6.5米, 高12.5米。均系板筑夯土墙，细密结实，城墙上一排排有规律的夹棍眼的痕迹，清晰可见。个别的夹棍眼还保存有当年不规则多边形木纹痕迹和残酷朽之杉木碎块。城垣夯土层为10厘米左右，夹棍眼一般口径为10厘米，范土夹棍痕迹上下相距为60厘米~80厘米，水平距离为30厘米~50厘米。筑法有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洛阳汉魏古城及汉长安县城①与当地明、清城筑法截然不同。
整个城郭呈西北至东南方向的近似锥体的不规则四边形。其形似牛头故名。城长485米，城的最高处为245米，最窄处为45米，城周长935米。城内自西北至东南2/7处，遂将此城分为前后城两部，后城的占地面积约为全城1/3强。
现存的城门阙口，唯一清晰无疑者即前后城之间的内城门。该门在两城之间的中部，城门阙口夹道两垛向后城延伸出8米长，城门洞阙口是深21.8米、宽7米的一个门洞。而后城垣中部阙口，因城墙破坏严重，无法做出正确的测量，但就现存遗迹来看，仍然可以辨认出它是城内通过护城壕，通向城外后山的唯一阙口。现存阙口宽19.5米，残高0.8米和3米，深度已不可辨。紧接此门口西部又有一个5米宽的口子, 疑是人工破坏之痕迹。在前城西南墙垣中部又有一阙口（即西口子），宽27.5米，有一大斜坡的土路通往城内，疑为另一城门阙口残迹。在前城东北墙垣的约1/3处，另有一被山洪冲刷的口子，口宽32.5米，由此通往前城中部，是为天然山洪沟，很可能是城郭被废弃后，水土流失所造成的。就在其阙口下深达十余米的山底处，我们仍然在两边崖壁上发现排列整齐的夯筑夹棍眼痕迹，由此可以推知，它亦是当年的城门阙口，很可能也是山城唯一的汲水道（当年小河就从此城角下流过）。除此之外，再未发现有阙口。
牛头城之东北、东南和西南三面城垣下临甚陡的山坡，紧接着呈“丫”字形的开阔地，除垛垣外，更无其他护城之设。唯独西北城垣处原与后山相接，建城之初斩山为壕，筑垒建城，割断了与后山主峰的天然联系，只留一通道，在军垒碉墩下通往所依之山。现存护城壕宽22.5米、19米不等，壕沟最深处为五六米。
墙垣附有马面城垛多处，每个马面上宽4米~6米，城垣马面之间的间距为十几至几十米不等。城内外现存土墩遗迹5处，一般均建在半是天然半是人工的基台上，其中以城内一号墩（尖墩）及城外的三号墩（方墩）最为典型。一号墩位于后城正西部，距西北部的后城垣仅11米，隔护城壕与四号残墩痕迹相对峙，它是城内的制高点，其墩利用高出地面约数米的天然地形为墩座，其墩座长26.3米，宽13.4米，墩底长9米，宽6米，顶长4.5米，宽2.5米，墩高8米。二号墩在后城正北部的另一近城角处（后城墙35米），距东北部城墙&5米，平地筑墩，呈长方形，墩基长20米，宽10米,墩顶宽5.6米，长不明，残高10米为左右，后半部已被破坏。三号墩在护城壕外北部100多米处，正方形土墩（故称方墩）墩座13米，墩底9米，墩顶3.7米见方，夹棍眼排列整齐，清晰可辨，它是现存五墩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四号墩现存只能分辨出部分残迹及不多的夹棍眼孔，五号墩在后城外通往山后主峰的大道西侧，距离四号残墩约60米，除墩座隐约可辨外，更无其他遗物。二、城内道路及建筑
城内现为农田，而唯一的道是从西口子通内城门，再出后城门通往山后主峰的大道，其形略呈反“C”字形，除此而外别无道路。
至于城内建筑设置，我们仅在四个地方采集到一些断砖、残瓦及火烧遗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十余块莲花纹残瓦当，供养状仙髻人形鹤足纹当残片，残榫卯砖及残勾滴的发现地，在距内城门。其次，发现素面残瓦片，箕形纹条砖的内城门左侧，前城北部距内城门18米与距东北垣22米，离内城城垣8米处，有一建筑物遗址，似为三个连接性，宽约为5米、16米、14米房屋基地（其中第三处进深较浅）残迹，地层台级亦用土夯实。另外后城北部，也应是建筑遗迹。至于西口子西北部的灰坑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从地下一至两米处探出的火烧痕迹和某些地表遗物的情况证明，这些建筑在当年毁于火灾。其他地方很少发现有什么遗存。而城内外所有的墩台、烽燧，特别是大墩山顶的大墩和距东北城垣下山根约300米处的29米见方的点将台，也应有一定的建筑物。以上这些简单的采集考察工作，只能勾画出一个极其简单古城堡之轮廓图，详细情况，有待于在将来的发掘中进一步证实。
三、采集文物
牛头城遗址采集遗物种类不多，主要是砖、瓦等建筑材料。它主要分布在上述3处建筑废墟和点将台附近。其中最大量的是各种不同规格、颜色和质地的素面残瓦及断砖，它们主要有以下数种：
瓦当：有莲花纹和供养状仙髻人形鹩足水藻纹两种，莲花纹瓦当残片7块，其中最大的一块为瓦当面的1/2弱，直径13.5厘米，厚2厘米不等，均作八瓣莲花宝装式,近似唐长安大明宫圆平瓦当的图样②，不同的是将中间莲心纹、莲瓣外增设一圈连珠纹式。制作粗糙，格式不甚规范。供养状仙髻人形鹩足纹瓦当，瓦当立一仙髻供养状人形鹩足者，两臂合于胸前，花枝从臂间向外伸出，面部划纹分出五官，笔虽简略，亦可看出虔恭的闭目微笑之状，惟足呈鸟爪式样。四面空间饰以水藻纹式，花纹细密繁杂。这种瓦当仅采集到4块，最大的为瓦当面的1/4左右，直径16.5厘米，厚2厘米。
勾滴：有兽面纹的两种，一种是用较粗壮的线条，简练的手法刻画出森威的面孔,瓦面宽约17厘米；另一种则用蛙突，划纹和对称叶脉纹表现其兽面的狰狞。
砖：有粗绳纹、细绳纹，榫卯型粗绳纹条砖箕形纹和素面砖5种。条砖规格，长36厘米、32厘米，宽17厘米、15厘米，厚6厘米、5厘米，特别是粗绳纹条砖与卓尼县阿子滩乡菜子村唐墓相近。榫卯型条砖的禅头长1.5厘米，宽2厘米。
瓦：分板瓦筒瓦两类，有素面划纹花头板瓦和素头板瓦，呈青色，质坚而略有光泽。个别瓦面有磨光绳纹痕迹，瓦厚1.5厘米、1.8厘米、2厘米，宽有23厘米，长36厘米不等。筒瓦色呈黑、青、深褐3种，有光泽，质坚而密。瓦面有削磨，上加陶衣,有瓦钉孔。厚1.5厘米、1.8厘米、2厘米，径为11厘米、16厘米和18厘米不等，长不明。还发现有未烧过红色夹砂瓦坯片和大量石灰石等建筑原料。陶器：有大中小型陶器残片，颜色多为灰色、紫色，也有红色的。器形为有耳或无耳，奢口卷唇陶罐、瓷。只发现完整的陶豆一件。其纹式有：蓖纹、片面纹、附加堆纹、锯齿状附加堆纹、划纹、粗细布纹、菱形纹圆圈纹、方格纹、编织纹和各种绳纹。陶器内壁一般以波浪式的组成就钉纹组常见。
在牛头城外，特别是点将台下及其附近，还发现有大量的磨制石器、夹砂粗红陶片、石磨盘、砥石等，以及被破坏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堆积层。因属另一个时代的东西，打算另行整理，故在此从略。
四、几点看法
（一）洮河自西倾山（古称嵹台山）发源而东流，横贯甘南中部，至定西地区之岷县折而向北出其境，它流经甘南的碌曲、夏河、临潭和卓尼四县。因这块地方在洮河转折后的西部，古代便将它称为“洮西”。临潭县地处洮西中部，“西控蕃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边备要地”（《明史》二八，8540页），而牛头城地处临潭西十余里，是漒川（漒即嵹，漒川即洮川。“羌”、“漒”同音异字，是为翻译不一致所致），通往洮州城之门户。
从牛头城的建制来看，它选定在依山傍水、居高临下之所，其城内外墩台垒之，城垣垛口密布，城内建筑处于三道防线之内，以及内城门阙口夹道垛垣向后伸出等布局,加上城下的点将台和附近的开阔地，应为理想之屯兵地。以上这些可以说明它不是一般的城镇，而是一个具有军事意义的城建设置。现存遗址为我们证实了创建这座城堡者们，是一个善于营建城池、宫殿、军事设施和用兵的民族。直至牛头城被废弃的明、清两代，这里仍然是通往洮州城的三大要冲之一。足见它的地位之重要。
（二）牛头城筑法，与当地明清城堡迥异，唯独与汉魏洛阳古城和汉长安城风格相一致，特别是夹棍夯土板筑筑法，在甘南遗留下来的十多座古城中排列类比结果，这种作风上溯两汉，下至唐宋，逐渐衰落，明清以来彻底绝迹。由此可得出结论，牛头城晚于汉白石县城（即夏河“八角城”），而又先于唃厮啰城（即夏河“斯柔城”），它应属于魏晋时期的产物。
从地下出土和地面采集文物来看，宝装式莲花纹瓦当，是两晋以来佛教在我国兴起、昌盛的具体反映。从风格上看，它是晋代质朴风格向盛唐时期富贵华丽之间的过渡产物，在工艺上，较中原地区原始，粗糙和不规范。从供养状人形鹩足图样片当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其一，它和莲花纹图案一样，说明建造者是个笃信佛教的民族；其二，他们的某些东西摆脱了中原地区的传统作法，显出它的民族和地域的特征。不管是以上两种瓦当，还是榫卯砖、石雕等建筑材料，均属于魏晋以来地方性的民族文物。至于各种不同规格、质量、色泽的其他砖瓦建筑材料，正说明这种不同时代的产物，是在使用时间的长久性所决定了的。这里出土的唐代陶质“蒲州之印”，就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三）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得知，魏晋以来，在甘南这块土地上继续居住着许多羌、氐部族。十六国时期，在陇西、河西先后建立了许多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其中在甘南历时最长的，就要算吐谷浑了。
根据《晋书》、《北史》等有关史书记载，吐谷浑自西晋永嘉之际渡河入陇以来，它的早期活动区域，首先是以洮河流域为中心，东至甘松（宕昌、迭部一带），南临龙涸（松潘）。以此为根据地，逐步从羌台山东麓发展到赐支河、白兰、乃至且末、于阗（在新疆境）。这个东西达三千里，南北一千多里，幅员辽阔，统治松散的吐谷浑王国，实际上是一个役属众羌人的国家。洮西早在秦汉时期，就是羌人频繁活动的区域，又是吐谷浑民族渡河入陇的第一个立足点，也就自然成了它早期的统治中心。故《水经注•山海经》中说：“洮水东北流，经吐谷浑中”牛头城内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三处，至今尚未发现一处居民住宅，这和史书上说的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住，以穹卢为室，随水草牧畜的情况是一致的。就是吐谷浑王也不定居于城郭。他们城堡（吐谷浑称大戌）主要政治机构、军事堡塞之所在地。洮西地区之戍，则以洮阳、洪和二城最为著名。牛头城正好在洮阳大戍的方位上，结合沿革史料和地下文物，我们可以肯定此城堡为吐谷浑的洮阳戍无疑。《洮州厅志》也曾提到牛头城为吐谷浑所建，据这里仅数里的王厂湾是吐谷浑的马厂，旧洮州城有其家庙，都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旁证材料。
（四）结合当地地名考证和群众传说，我们认识到，牛头城北接卓尼县阿子滩乡的阿子滩村，村名来自当年城内住着一位叫做阿柴公主的人，死后葬于城东北的沙布嘴子上。群众修梯田时曾发现大量石条砌成的地下建筑物得到印证。阿子滩者，乃“阿柴虏”之转音，即为吐谷浑之树洛干的弟弟阿柴也。他们为了将“沙漒（青海河南地和甘南）杂种”长期统治下去，从树洛干后将吐谷浑称为“阿柴虏”。“阿子滩”即为“阿柴虏”之变音。地下文物、地名、传说和史料都为我们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
至于传说中的杨四将军（即“杨头将军”）大战古战川和牛头城被攻陷焚城的故事，正说明了它被长期沿用和明洪武初年大将沐英为首的征西大军赶走元代贵族统治者的另一历史事件。牛头城南接古战村，旧称“古察占”，实乃元代洮州设置的可当县名之变音。因属后事，在这里也不作更多的探讨。
五、洮西地区上逆至汉魏时期已成为战略要地，蜀将姜维曾与曹魏郭淮、夏侯霸战于洮西，还驻沓中。十六国时期西秦乞伏炽磐攻下漒川，进驻沓中。从以上情况来看，洮西作为吐谷浑之早期统治中心，在它的中心区的中心建立这座洮阳城，是有着历史渊源和地理民族关系的。正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坚实基地，吐谷浑才得以站稳脚跟，向西扩疆，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
注释：
①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
② 《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地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
（原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附录二：
洮州卫城寻古
郑晓红
迎面是历史的风痕
进入新城，正是黄昏的阳光流金溢彩的时候。先一眼望见仁寿山上犹如剑柄一般的烽火台插在山顶，而对面凤凰山上的古城墙蜿蜒蛇行，与之遥相呼应。新城的街道上行人不多，不时有马车载着人悠悠走过，驱马的人斜坐在车辕上，悠然自得。两旁的店铺多半都是木板门，一扇扇门板抽下来摞在门口，店主坐在门板上，漫无目的地把目光逡巡在路人的脸上。街道上走着许多戴了黑色盖头的回族女人，间或也有穿着鲜艳藏袍的女子走过, 而这里的汉族中年女人，大多都戴了上面大下面小把头发包在里面的白布帽子。
我住的招待所也是依城墙而建，由凤凰山上延伸下来的一截城墙直插入城内，高大厚实的城墙下面被钻出几孔窑洞来，里面住着两户做小生意的人家。招待所背后紧靠凤凰山，抬头就能看见赫赫古城墙在山顶巍然。这些情形，不时地让我心神恍惚，似乎时光陡然错乱了，古古今今，纵横交错。
新城本是古城。在老人们跟前提起新城这名字，他们都会很自豪地跟你解释一番，“新城不新哪！那历史可是长着呢！你看看这城池，历朝历代不知打过多少仗，城墙修修补补不知多少回!”他们有的说这城是明朝才有的，有的赶紧否定，说是比明朝更久远，应该有快两千年的历史了。
据史料记载，新城最早始建于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是吐谷浑十一世十四传王符连筹所建，最早命名为洪和城。到了唐代，新城是有名的“唐蕃古道”必经地之一,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走的就是这条道。唐时，新城繁荣_时，经五代至北宋有所衰落，多为吐蕃控制。明朝初年，朱元璋皇帝出于战略考虑，命军队死守洮城。他曾亲下诏谕：“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其后，在大明洪武十二年(1379),由西平侯沐英、曹国公李文忠在此基础上又加固扩筑了该城，人们又称此城为洮州卫城。
站在红桦山上俯瞰洮州卫城全貌，不由心生雄浑之意。整个城池的走势非常奇特,一半山一半原，后城的城墙完全随山势而建，顺着凤凰山山脊连绵延伸几架山头，不时有烽火台、瞭望台巍然耸出，犹如巨龙摆身，龙脊威赫。而前城筑在平地上，直线造型，非常规整。以城墙为界，城北是汉民集居，庭院方正，泥墙木屋。城南多住回民，有许多戴无檐小白帽的男人和戴盖头的女人活动其间。距南城门外不远处，一座清真寺拔地而起，跟城内凤凰山下的城隍庙呼应。
洮州卫城有四座主城门，如今只有南城的迎薰门仍然雄风犹存，而东武定门，西怀远门，北仁和门都已经残缺不全，只能略见轮廓了。当我站在迎薰门的城楼底下时，有鸟雀在城墙缝隙里筑巢啁啾，蓑草由上披下，随风掠动，似乎还在怀念城墙下曾经川流不息的车马。城门内外的路都由石板铺就，因年代久远，走起来高低不平。时时有行人进城出城，一派从容淡定。迎薰门里的店铺很多，路上也有摆摊设点，看这样一番和乐景象，哪里还能怀想起当年兵临城下、血刃相接的历史风云呢？迎薰门内有瓮城，城内住有五六户人家，都依城墙而建，院子里搭着新洗的衣服，有家还养着一只狼狗，冲着生人吠叫不休。
其实，跟国内其他古城相比，四城门和四瓮城都不是最特别的。特别的是洮州卫城西北面还修有一座“水西门”。此门因城门前有一收水涝池而得名，比其他四主城门小，而且没有装城门扇。城隍庙里主事的64岁的朱生照老人给我讲，他小时候，每天下午六点卫城四大城门按时关闭，城内城外便无法通行。而他的母亲常常在收了青稞后下午三四点出北门去水磨那里去磨面粉，磨完后就无法再由北门入城了，只能在城外绕一大圈到西北角的水西门进城。水西门是没有门扇的，方便当地老百姓通行，同时也便于交战时自家兵马相互策应。
四大城门，外加一水西门，四瓮城赫然；城垣绵延山上山下，巍巍壮观；山脊之上烽火台四座，山来映衬，天作背景，浑厚错落。我只叹息自己的历史知识过于浅薄，无法更好地解构洮州卫城。但在我眼中，就全国范围来看，西安古城世界闻名，山西平遥和辽宁的古城也在国内知名。而洮州卫城因地处边远吧！古时边塞，今人也忘啊！然而，跟其他古城相比，洮州卫城保存如此完整，修建风格如此特别，人文价值如此深厚，唯有过而无不及。
我行走在卫城之内，拂面处都是历史的风痕，感喟之余，我只能扼腕叹息，如凤求凰，希冀明眼高人来此探索访古，让洮州卫早日彰显天下了。
阿爷谈古
在洮州卫城，我走访了三位老阿爷，他们都是极有个性和涵养的老人，每访问一个阿爷，他就在徐缓的叙述中为我打开一轴历史风云翻涌的书卷。
朱生照老人今年64岁，他是新城城隍庙的会长，刚见到他的时候，他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脚底却穿了双黑皮鞋，身后还背着一个背篓，正从城隍庙里往出走准备去割些草。他是个在新城方圆周转得很开的人物，谁家老人知古事而且谈吐清楚，谁家老人年事太高说上句不接下句……他都能掰着手指头给你说得一清二楚。当他带我去流顺乡红堡子的时候，他特意回家去换了行头，甲克衫、黑礼帽，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他说, 他出门就代表了新城庙会的形象，他作为会长，一定得注意装束。
王守贤老人整整八十岁了，须发花白，一把雪白的胡子给他增添了些禅气。这位阿爷有着非常传奇的一生，他曾经是洮州解放后第一任县长郭明华的警卫员。为了证明他说话的可靠性，他马上在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他的证件，一个是起义人员证明书，一个是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他从炕上提下一个小炕桌子放在檐廊下，眶的一声四腿朝天而放,老阿爷狡黠地笑着注视着我们说：“好好看看，这东西有什么来头?”我细细看来，这炕桌子是有点异样，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告诉我，“这炕桌子是手榴弹箱子盖钉了四条腿!”老阿爷兴致勃勃地讲述着新城的历史，兴起处，索性就地卧倒，以一根木棒为枪，做瞄准射击之势，“啪啪”放两枪，把“枪”收回，单臂侧身匍匐前进……
陈建中老人75岁，身上有着典型的旧文人气质，走路不疾不缓，说话慢条斯理,记忆力惊人，能把古洮州历史从北魏到明朝再到苏维埃政权根根蔓蔓讲的清清楚楚。他担任着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把研究洮州的历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流传，他甚至编印了《洮州史丛》一书，因为没有资金来源，印刷的经费全部是编委会成员自筹捐助。现在，这个小册子出了三期，第一期是1992年出的，第二期是1994年出的，第三期2000年出刊，至今再未筹到足够的资金出下一期。他的叙述和思维都异常严谨，句句话都是有根有据，绝不揣测妄语。在交谈的间隙，他点上一壶水烟，呼噜呼噜吸两口提神，那吸烟的从容姿态，颇有儒人的优雅风范。
这三位阿爷从不同的角度还原和回复着洮州的历史，我的思绪跟着他们的叙说，回到那兵戈铁马的时代……
“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
当白须飘飘的王守贤老人站在廊檐下吟哦他的先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歌谣时，那嘶哑而低沉的声音在古城里低徊，“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啊，流浪在外的人儿啊,远离故土流浪他乡的人儿啊……时光回转六百年，我似乎看到屯守于洮州的军士在萧萧野风中眺望江南方向，口中不断重复这句悲怆悠长的歌谣。
措辞严谨的陈建中老人讲，古时洮州本是边塞荒芜之地，除了战乱刀光，此地人迹罕至。而洮州人的构成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沐英、李文忠所带的江淮驻军在修固洮州卫城后接皇命留守于此，其家眷不得已从江苏南京以及安徽凤阳等地迁移过来;一个是犯人充军到边塞洮州，家眷也随之来到这里；还有极少部分的当地吐蕃居民。这三个来源，就构成了现古洮州特别的人口组成方式。
在当地方言中，女人们在指责自己男人时会说，“把你个军犯!”而小孩子相互骂闹时也会说，“你这个军犯家娃!”方言里的“军犯”二字，就是当地人祖上是因充军发配至此的明证了。
朱生照老人说：“你到新城街头看一看，会发现这里的男人们都是背搭手!”的确，这里的男人老年中年都有微微躬背，两手背在身后相握走路的习惯。老人们说：“知道为啥背搭手吗？当初就不愿意从江淮老家迁过来，是被朝廷绑来的!”听着老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我也不禁叹息。当然，“背搭手”仅仅是一种习惯，而绝不会是祖上的遗传，但是，从老人们这些叙述里，似乎也能看到犯人充军，以及驻军家眷被迫背井离乡来到边塞荒野的情形。
“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这句简单的歌谣已经传唱了六百年，江淮人思乡的愁绪都凝结在其中了吧！哦，浪郎哎！如今已成洮州人哎！
独具特色的地名
在洮州卫城，有刘旗、韩旗、张旗……王家山、李家山……独具特色的地名。“旗”本是军事编制单位，怎么会成为响当当的洮州地名了呢？老人们讲，当沐英李文忠军队修好洮州卫城之后，因地处偏远，路途艰险，粮草运输非常困难。于是李文忠计划班师回京。但朱元璋深知洮州边塞的险要，降旨说：“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今番寇即斥，弃之，数年后番人将复为患……”并下旨将这次平叛俘获的杂畜二十余万分给将士。李文忠等不敢抗旨，只好将自己带的江淮军士留在本地开荒种田，战为兵，和为农，三分守城，七分屯田。
在划分土地的时候，将军内各小部按土地山头分配出去，各部头领在分得的土地上插旗为证，并以自己的姓命名，于是，就有了刘旗、赵旗等地名，并沿用至今。而各家又在区块内分到自己的土地后，因当时沟内潭多山阴，低处不适宜庄稼成长，因而各家都占据山头种地，并顺便叫李家山、王家山等。后来，各姓家族逐渐繁衍壮大，形成同姓村落。
从这些具有特色的洮州地名中，我们同样可以追溯洮州人的渊源——洮州人，江淮人，军士的后代啊！
在新城，十天有一集市。但是，新城人不叫“赶集”，他们叫“赶营”。“营”字,再次印证了洮州人祖上是军人的身份。屯田种地之后，因距离京城遥远，许多日常用具等物品难以换到。于是，每逢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各山头各旗各家户，以及本地番民都来到营部所在地物物交换。新城至今还保留着十天一营的习惯，每到赶营之日，新城街道上会拥挤不堪，有仍然保留着江淮服饰的汉族女人，有穿粉红坎肩红裤黑泡子的藏族女人，有盛装打扮的土族和回族人……只可惜，我来到新城时恰好错过了赶营之日，没有看到各族盛装打扮赶营的人。
新城人方言中还有一个奇怪的叫法。我们平素里说的一亩地，在他们口中就成了“一斗地”。老人们说，他们祖上刚刚屯田在此的时候，地是生土，天气又很恶劣，庄稼产量很低。一亩地只能打两斗粮食（折合100斤）。屯田最初三年免于朝廷供粮，三年之后，每亩地必须上缴一斗粮食。这样一来，每亩地剩余产量就只有一斗了。于是，当地人渐渐把一亩地叫成一斗地，一直叫到现在。而且，“一斗地”这一方言仅限在新城范围内，洮州临潭其他等地都没有这种叫法。
三位阿爷就这样坐在黄昏的余晖里叙谈着古城的往事，他们已经不再像自己的祖上一样怀念故乡江淮。他们说，现在，洮州就是我们的家乡。跟阿爷告别，挥手，却挥不去历史的沧桑和印记。在黄昏的阳光里，老阿爷们的身影跟古城墙渐渐融为一体。
红堡子里的江淮人家
应当说，红堡子是我游历过程中见到的保存最完整的古堡了。我曾经去八角乡寻访大山堡子，那所剩不多的残垣断墙蒙蔽了我的眼睛，要不是有人提醒我说，这就是大山堡子的话，我会明明身处其中却不知此处何物的。我们还去蓝家山寻访那里的古堡，去了之后，发现堡子已经只存在于人们的述说中，而堡子的痕迹已荡然无存。而地处流顺乡的红土堡子，却如此骄傲巍然的耸立在这里，灯山楼高高在上，城头庙宇凝重含蓄地隐于一角，堡子里住着的人家就是600多年前筑城人的后代，鸡鸣狗吠，安宁静谧。
红堡子城门口的凉影里，坐着一群刚喝过一点小酒的老人，个个都面颊泛红，说话舌结，行走然而，却更加举止烂漫，性情毕现。他们将我们拉到堡子门前一家小铺子的侧房里，里面很小，只能容一个小炕，地上放几只凳子。在他们的盛情相邀下，我脱鞋上炕，跟陪我来的新城城隍庙朱家阿爷盘腿坐在正席，然后，这家阿婆马上端来一只大盘子，里面放了几个厚厚的锅贴饼，铺子里的小伙子也提进来几瓶啤酒，砰砰地打开。几位沾了酒的阿爷借了酒劲，个个谈兴浓，谈锋健，红堡子的历史，就这样缓缓展开……
“我们祖上是江淮人氏。”
原来，红堡子城堡修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是当时昭信校尉世袭管军百户刘顺和他的父亲刘贵督建的，本是刘顺家世代招军屯军，征收粮草，处理事务的大本营。在这流顺沟里本修有五个堡子，当年曾十里一堡，五里一哨，古堡景观甚为辉煌可观,只是后来经历了多次动乱与毁坏，现完整存留的只有红堡子一座。而这些谈兴正浓的老人们，就是淮人刘顺的后代以及刘顺部下的子孙。
老人们给我谈到一个有趣的传说。当刘顺驻军顺皇命留守此地后，驻军家眷迁移至此，犯罪贬谪的人也带家眷来到这里。但边塞之地荒凉空旷，即使有驻军人、充军人、随军人居住在这里，仍然是人烟稀少，军备后勤供应根本无法满足。相传当时朝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动员南京人举村北迁，但南京人哪里肯远离故土前往那荒凉边塞，朝廷无法，便用了“赶鸡”之策。将一群做了标记的鸡放开，军士们追赶撵打，任其自由飞窜，若有鸡飞入哪个村庄，这个村庄里的人就全部“绑”走，违令者斩。这样一来，荒凉的边塞之地才渐渐人气旺盛起来。谈到这里，一位老人站起来两手背到后面，驼背拱腰地对我说：“就是这样子绑来的，所以，我们这里人都习惯背搭手走路啊！”
他们的话，跟我在新城探访的老人们的话再次重合，让人心生苍凉。中国人的“根”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六百年前那些在水旺原平的江南生活惯了的人，突然被迫来到风猎土干的边塞之地生活，那远离故土的悲情必然是撕心裂肺的。思念故土的痛苦一定纠缠了他们几百年，否则，六百多年后，这里怎么还流传着“背搭手”的传说, 流传着那句简单的“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呢？
“我们供奉的十八位龙神，都是朱元璋在南京封的征战有功的大将军。”
几位老人带着我登上红堡子的城墙，城墙头每隔两米就放有一块插旗石，这些在历史河流中冲刷淘洗过的石头隐在乱草之中，是否还在回味六百年前大旗猎猎的辉煌呢？
城头一角，绿树中掩映一座庙门，这座庙宇里，就供奉着他们的祖上，十八位龙神之一刘贵。几位老人对自己的祖上都抱着无限虔诚和敬仰之情，在正庙前面，三位老人呈三角而立，城隍庙朱会长立在左侧，红堡子城头庙庙管立在右侧，城头庙会长立于庙门正前方，三人相对作揖叩头，然后才打开庙门。一进门，便点灯上香，几位老人即刻匍匐在地，手心朝上，叩头三个。我站在昏黑的庙堂里，看着几点油灯昏光之下的几位虔诚的老人，心潮涌动，几欲眼湿。这些根在江淮的子孙哪，一茬一茬的苍老佝偻了，他们就只能以这种方式怀念故土江南了啊！与其说他们是恪守着一种代代相传下来的模式，还不如说他们是用这种顽固、执拗的方式来延续江淮人对“根”的追溯和记忆啊！
在冶力关、新城、流顺等地，我听到的最多的“龙神”名字就是常遇春、沐英、刘贵等人了，他们都是征战有功的将领和军官眷属，朱元璋为表彰和激励有功之臣，便将这些开国功臣都封为“神”，敕命全国各地立庙祭祀。而对十八位龙神如此敬仰并代代诚心供奉的，恐怕也就只有古洮州之地了。他们除了求告各位龙神护佑一方地土平安，更重要的是，借此寄托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吧！所以，每年的端午节，洮州之地的迎神赛会便盛况空前，各村寨庙会都抬着各自供奉的主神来到新城，献羊，降香，竞跑,踩街，上山，历时3天。据说赛神的整个过程，完美演绎和再现了当年各将帅带领麾下军士攻城略地的情形。
“我们祖上用这种方式生存……”
最叫我诧异的是几位老人谈到的祖上流传下来的生存方式：一个家族里的男丁，都是各有分工的。老大继承先人的封号，撑持家业；老二出家敬佛，求佛护佑；老三出门招到藏族人家为婿，农牧为生；老四入庙修道；老五读书考科举……老人们的话，听得我如在梦中。这就是先人们在边塞环境恶劣之地总结出的最完满的生存之道吗？难怪我来到古城之后，发现各民族百姓和谐融洽，各村寨寺庙矗立……完全是有章有法井然有序，各遵其道又各不相犯。
“我们的女人，还保留着江淮服饰。”
从堡子城头庙宇下来，来到灯山楼城门口，我蓦然发现城墙下几位老阿婆头顶手帕，身穿满襟子对盘扣的半长袍，紧口宽裆裤，脚上穿着绣花鞋，这完全是江淮人家特有的装束。阿婆阿爷们见我惊诧之状，都喜笑颜开，说他们这里的老年中年妇女很多都保留着这种装束，不过现在正是农忙季节，穿半长的袍子下地干活不利索，所以多穿短衣。但农闲之时,以及赶营之日，这里的妇女都会换上这种服饰，有的还戴上头饰，甚为好看。
可惜我来的很不凑巧，既不是赶营的日子，也不是农闲季节，那么，只能在几位老阿婆的装束里揣测一村妇女着了盛装的曼妙姿态了。一位阿爷见我失落，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我的长袍子也都在，一般都是重要的日子才穿戴，看你热诚，我回去穿来你看。”这位长胡子阿爷说完马上就回去换衣服，红堡子城门口的老人孩子妇女聚的越来越多，他们都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谁家的服饰最好看。我从包里掏出早就买好的棒棒糖、泡泡糖、果丹皮、蛋黄派等分发给小孩子们，气氛愈加热闹了，一位阿婆干脆回家去把她新做的绣花鞋拿来给我看。
那位阿爷带着他的老伴来了。阿爷戴黑礼帽，穿黑长袍，阿婆穿半长的紫红袍子,绣花盖头绣花鞋。两人相伴着由城门里走出……我茫然……恍然……红堡子，这座古堡里还掩藏着多少历史的印记呢？六百年前，六百年后，堡子里的人依然故我。人早已远离江淮，身却穿江淮衣……
“哦浪郎哎，离故浪郎哦……”
离开了红土堡子，村民们聚在城门前跟我挥手告别。红堡子人的热诚和淳朴跟巍然的古堡一样矗立于我胸中，走过一个地方，留下的不仅是景象，更是人！淳朴的，干净的，热诚的人！那些阿爷、阿婆还有村村寨寨里被我探访过的人们，他们都用最纯净的心打动着我。我知道，我人走了，但心从此留下了。
“三道圣旨”成了永远的诱惑！
其实，我前往流顺乡红堡子村，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冲着古城民间口口相传的“三道圣旨”而去。这三道圣旨的留存，被村民们演绎得神乎其神，我每探访一个老人，他都会颇自豪地谈到那“三道圣旨”，在他们眼里，这“三道圣旨”是增加古城人文价值的重要砝码，更是考证古城之古的最有力的证据。几位老人都对我说，能亲眼看到那三道圣旨的人很少，保存圣旨的刘家人甚至连亲兄弟也难得眼见，谁要是亲见 T,那定是有福之人了！老人们的话给“三道圣旨”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强烈的诱惑着我前去探看。
在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陈建中老人那里，我探知到了关于“三道圣旨”的两枝三叶。洪武十二年正月，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乱，刘贵刘顺父子随平西将军沐英和曹国公李国忠奉旨平叛。叛乱平息后，刘氏父子又奉命协同修筑洮州卫城。洪武十三年，番人再次进犯洮州，刘氏父子率兵防御，进征到现在的流顺沟口一带，平息了进犯。明皇帝朱元璋处于战略考虑，降下第一道圣旨——
“朕以武功定天下，必任勇毅之士宣力，以广疆域。考之古典，有功者宜报焉。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刘贵，事朕以来，战攻，守御，功劳居多。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进以武秩，使尔子孙世世承袭。尔尚益加恭谨，严纪律以抚军士，保禄职以及后人，庶称朕报功之意。可仍前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宜令刘贵准此洮西开占土地，尔招军守御。” （注:此敕告内容为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陈建中老人三番五次前往抄录而得）
这道圣旨从此注定了来自安徽六安的刘贵子孙从此定居洮州。也是这道圣旨之后，刘贵驻军才修建了红堡子扎据大营，并修建御堡一座。刘氏家族从此在这里长住下来。而天有不测，洪武二十五年（1392）刘贵随大军南征迭部负伤，医治无效亡故。刘贵之子刘顺上奏朝廷，想承袭父亲刘贵从前的山西大同前卫前所守御之职。此时，皇帝朱元璋深知洮州边塞之地的利害关系，稍有疏忽，便有番人再犯，从前的战功将功亏一篑。于是，再降第二道圣旨——
“钦命不准……仍袭除洮州卫左所管军百户……赠昭信校尉……封其妻张氏安人…城西南更改地名流顺川，遵招军开耕田地设安军，余当房仍前，照例守御，以俟后人有功，承命再续。”（注：敕告内容为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陈建中老人抄录）朱元璋为定刘氏家族人心，正式把刘氏家族所在地更名为“刘顺川”，这个地名从此沿用，直到解放初期，主管人员不熟悉当年历史，将刘顺川谐音改为“流顺”。自此，刘家就安心居住于此地，代代世袭祖上官职。到1440年，英宗皇帝再次安抚驻扎边塞之地的刘顺之子刘聚，下了第三道圣旨——
“圣王之治天下也，必资威武以安黔黎，未尚专修文而不演武。朕特仿古制，设武职以卫治功。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智以察微，防奸御侮，机无暇时。能此，则荣及前人，福延后嗣，身家永昌矣。敬之勿怠。”（注：敕告内容为新城文物管护委员会主任陈建中老人抄录）
陈建中老人告诉我，明朝皇室给刘顺家族的敕封诰命三幅至今仍完好地珍藏在刘顺后裔红堡子村的刘崇礼先生的家中，六百多年来，朝代更迭，动乱频出，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家子孙以命保圣旨，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最终使得三道圣旨完好珍存。但也正因为太多的艰辛和磨难，以至于刘家子孙对前来探看圣旨的人抱有很深的防范之心。即使陈先生在古城里威望甚重，也是几次碰钉子，最后刘家人终于被陈建中老人的诚心打动，让他亲眼看到了三道圣旨，并允许他抄录圣旨内容和拍照。可惜陈老先生拍照技术有限，照片冲洗出来后一片虚白……提起此事，陈先生一直唏嘘不已，遗憾之情毕现。
我去流顺乡拜访刘家后裔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的。首先，有城隍庙朱生照老人作陪，完全以民间寻古作文的私人名义，而不打“官方”的招牌，以免去其戒备之心。据说，刘家人对政府人士是非常提防的，惟恐又做工作让其捐出圣旨……其次，我跟新城80岁的王守贤老人交谈甚欢，他跟刘家人相交甚厚，他告诉我，“如果他们不给你看，你就打出我的旗号，或者把电话打给我，我给他说。”最后，因为我的随行车辆是风景管理局的一辆没有牌照的警车，而村寨人向来对警车敏感，更何况是藏有圣旨非常谨慎的刘家人呢？所以，我们决定把车停到村寨远处的岔路里，然后我们步行前往。
我们先去拜访了刘崇文老先生。进了家门，刘老先生坐在厅廊里的凉席上歇息。上前打过招呼，才知道刘老先生身患偏瘫，行动不便。在起初的交谈中，的确像人们相传的那样，刘老先生谈话很谨慎，尽量不靠正题。朱会长不得已，只能不绕圈子，直指主题，刘老先生马上摇头否认，直打哈哈。最后无法，朱会长终于抬出了我们的王牌“王守贤老人”，这次，刘老先生口气才松动下来，承认确实是有三道圣旨，但现在已传到孙子刘福元手中，而刘福元几月前就去玛曲打工，还没有回来。刘老先生向我们保证说,等孙子一回来他就跟朱会长联系，我们可以再去査看并拍照。
我最终还是没有亲见“三道圣旨”，在离开流顺的时候，我心头有深深的遗憾。我作为来到冶力关的第一批志愿者，一个月的寻访游居已经快要结束，我是无缘再见 “圣旨” 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接力者身上，祈愿他们得见那历史的明证！附录三：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2001〕215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州之间部分县级行政区域界线的意见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经审核，临夏县与夏河县的行政区域界线：从甘青省界（临夏、夏河、循化县三县边界线交会点）至土门关大夏河段，同意以2001年12月22日两县人民政府代表签字的协议为准。康乐县与临潭县的行政区域界线从康乐、临潭与太子山天然林保护区范围线交会点至线家湾（坐标X =3876520, Y =18383830）段，同意以1998年9月12日两县人民政府代表签定的协议为准。临夏县与夏河县土门关大夏河至2788高程点（太子山天然林保护区范围）段；康乐县与临潭县从线家湾（坐标X=3876520、Y=18383830）至冶木河（坐标X=3873020,Y=18384060,接莲花山风景林自然保护区）段的行政区域界线，以2001年12月2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州之间部分县级行政区域界线的裁决意见》（甘政函[2001]194号）文件为准。希望两县严格履行所签定的协议，认真执行省政府的决定，切实做好边界线的维护和管理，确保边界地区的社会稳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二O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录四：
临潭县与康乐县边界协议
临潭县与康乐县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在兰州市西北宾馆，在省勘办领导的主持下，经两县政府代表协商认定，就从水头脑X=3880480, Y =18379000至线家湾西偏北山梁顶X=3876520, ¥ =18383830,8公里边界线达成一致意见，现将界线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边界线走向：
从水头脑X=3880480,Y=18379000,向南偏东行约1公里，转向东行约700米,转向东北行约250米，转向东南行约500米，转向东偏东北行约1100米，转向东南行约750米，到2705高程点，转向南沿山脊下行，经2608、2408高程点，至线家湾西偏北梁顶，X =3876520, Y =18383830止。
二、界线有关问题的说明：
界线两侧原有对方的耕地、坟地、零散居民点，维持原有现状，权属不变。
康乐县人民政府：临潭县人民政府：
代表：马国兴代表：李钰
199&9.12199&9.12
附录五：
临潭县、卓尼县边界协议
根据《甘肃省勘定省内行政区域界线规划》、《甘肃省县、乡两级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办法》精神。由临潭县与卓尼县两方组成了联合勘界工作组，经过双方共同的踏勘、会晤，达成如下协议：
1.全线起点位于临潭、卓尼、康乐三县交会点，终止于临潭、卓尼、岷县三县交会点，全线南北走向，西为卓尼、东为临潭。另一条起始于临潭、卓尼、渭源三县交会点，迄于临潭、卓尼、岷县三县交会点，全线南北走向，西为临潭，东为卓尼。
2.正式边界线地形图为：9-48-289-48-409-48-239-48-519-48
-52甲9-48-52乙9-48-52丁。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沿边界线两则的插花地仍维持现状，所有权和使用权及其它资源权属不变。
4.边界线接壤地区双方公用的道路和资源以及其他设施，要共同维护、使用和维修，不许蚕食独占和破坏。
5.双方形成的：1）边界线走向文字说明，2）边界线地形图，3）界桩登记表等材料确认无误。（附后）
6.两县要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教育双方群众严格维护本协议确定的内容，保证双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往的有关协议、规定和纪要仍然有效。
7.本协议一式六份，报省两份，两县各一份，州两份。
8.本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和违犯。临潭勘界领导小组：
组长：副县长丁云青
卓尼勘界领导小组
组长：副县长马建功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录六：
卓尼县、临潭县联席会议纪要
（二OO三年十月十三日）
2003年10月13日，卓尼县人民政府与临潭县人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就卓尼县与临潭县部分接壤地段行政区域界线勘定问题，在10月6日至7日协商的基础上，本着顾全大局，互谅互让，积极主动，团结协商的精神，再次进行了协商。双方共同认为，在1994年勘界成果资料中，对部分接壤地段绘制的地形图，与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现实管辖有很大不符，影响了两县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重新勘定，并且双方就部分地段的具体界线达成了一致意见。现将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黄涧子沟地段北起小河口（Y：18371480；X：3870140）,向南偏西沿尕巴河上行至公路交会处（Y：18369800；X：3865600）,继续向南偏西沿山脊上行至坐标点（Y：18369500；X：3865000）,后向南沿沟底上行至山顶,继续沿山脊南行至坐标点（Y：18369200；X：3860900）,折向东至3554高程点，再折向东偏北沿主山脊行至三角点3616.1止。
二、长岭坡地段从3468.7高程点起，经3362高程点至坐标点（Y：18369920；X：3847800）,折向西沿山坡行至3265高程点，折向西南沿山脊下行至公路（Y：18367100；X：3845700）,后折向西沿山脊上行至坐标点（Y：18366100；X：3845500）,折向南沿山脊行至3223高程点，再折向东沿山脊下行穿西沟河沿山脊行至山顶（Y：18369500；X：3844050）,折向南沿山脊行至3211高程点，后折向西沿山脊下行穿西沟河沿山脊上行至坐标点（Y：18366300；X：3843750）止。
卓尼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志明，临潭县委副书记牛汝霖、县政府副县长王润林，卓尼县政府办主任张鹏飞、边界办主任尕藏加、技术员赵剑光，临潭县边界办主任牛喜林、政府办副主任梁小鹏参加了会议。
（《卓尼县人民政府文件》卓政纪[2003]6号）附录七：
岷县人艮政府和临潭县人艮政府联合勘定行政区域界限协议书
第一部分勘界工作概况
第一条根据《甘肃省勘定省内区域界线规划》的安排，1992年5月8日至13日，在定西召开了定西、甘南两地州联合勘界工作会议，会议根据省《勘界办发》工作要求，成立了两地州联合勘界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两县联合勘界工作组。岷县与临潭县联合勘界工作组组长为岷县副县长武文斌，临潭县副县长杨森；副组长为岷县民政局副局长罗育乾，临潭县民政局副局长禹耀安；成员有岷县民政局干部徐向晟（兼技术负责），临潭县民政局干部刘开荣（兼技术负责）。会议按照《甘肃省县、乡两级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办法》、《甘肃省勘定县级行政区域界限测绘技术规定》，签订了《定西、甘南两地州联合勘界实施方案》和《定西、甘南两地州联合勘定行政区域界线走向原则》，并在这次会议上两县政府代表协商草签了边界线走向协议。会后，联合勘界工作组本着顾全大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共同实地踏勘边界，走访群众,认真协商的基础上，于1997年5月19日至21日在省边办和两地州的帮助指导下两县在岷县再次召开联合勘界会议，正式签订了边界线走向协议书，并于1997年6月完成了埋设界桩和测绘工作，汇兑了勘界成果资料，省、地、州勘办联合工作组于1997年检査验收，各项成果资料符合要求，根据省《勘界办法》的规定，特签订本协议。
第二条岷县与临潭县的边界线全长38公里。边界线走向呈北偏东北转南偏西南,起点为岷县、临潭县、卓尼县北端三县交会点，终点又为岷县、临潭县、卓尼县第二个三县交会点止。共涉及8个乡18个村，即岷县的堡子、维新、清水、西寨4个乡的10个村；临潭县的陈旗、三岔、龙元、总寨4个乡的8个村。全线共埋设了3个两面型界桩，界桩号自北向南为1-2-3。边界线走向和界桩位置标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测绘局1967、1982年出版的两幅（一式六份）1：50000地图上。界桩登记表和界桩成果资料详细记载了各界桩的情况，作为本协议书的附表。
第二部分重要问题处理结果
第三条两县边界线勘定后，岷县和临潭县在对方境内的插花土地，双方商定：维持现状，所有权和使用权及其他资源权属不变。
第三部分边界线走向和界桩位置说明
第四条边界线走向说明岷县和临潭县边界线起于临潭县陈旗乡陈旗村与卓尼县洮砚乡石旗村，岷县堡子乡武旗村三村之间的洮河沿洮河中心，系临、卓、岷三县交会点，由此点开始，向东南逆洮河中心线沿河而上到临潭县陈旗乡磨沟村下磨沟社东北面，在边墙河与洮河交会处东面50米竖1号界桩。
由1号界桩向南沿磨沟边墙河逆河而上，约2.5公里后折向东南沿梁而上经2780高程点，继续沿山梁向东经2961高程点，沿梁转向南偏西南经3024高程点，向南沿山梁经3060高程点，折向西南沿山梁经3001高程点，继续向西南经3270高程点，折向东南沿山梁经3268高程点，继续向东南经3202高程点转向南偏西南沿山梁经3074高程点，至2号界桩。
由2号界桩向南偏西南沿山梁至3194高程点后，向西南行约0.4公里后，折向东南沿山梁经3134高程点，转同西南沿梁经3162高程点，大体转向西北行约1.2公里至3090高程点南侧0.25公里处后，转向西偏西南沿山梁而下至岷（县）合（作）公路，公路东侧至3号界桩。
由3号界桩向西南上山沿梁经2924高程点，转向西偏西北沿山梁经3017高程点，折向南沿山梁经3024高程点，转向东南经2997高程点，继续沿山梁向东南经2876高程点，向东南沿山梁而下至岷、卓、临三县交会点止（交会点为洮河中心）。
第五条界桩位置说明
1号界桩为双面型钢筋混凝土质单立，位于直角坐标X：3840620, Y：18395495, 在临潭县陈旗乡下磨沟村边墙河与洮河交会处东面50米处。在磁方位角79°01’距离1.25公里为桥东北角；在磁方位角53001’。距离0.97公里为大路小路交叉点；在磁方位角27°01’距离0.66公里为2308高程点。
2号界桩为双面型钢筋混凝土质单立，位于直角坐标X：3834480,Y：18393510。在岷县维新乡大花门村西面的3024高程点上。在磁方位角220°24',距离1.315公里为2961高程点；在磁方位角191°00’,距离0.54公里为路岔口；在磁方位角98°24\距离0.28公里为路岔口。
3号界桩为双面型钢筋混凝土质单立，位于宜角坐标X：3824450,Y：18388710。在岷县西寨乡关上村北面约1.7公里处的岷（县）合（作）公路东侧5米的地境上,在磁方位角161。30，,距离0.27公里为2547高程点；在磁方位角47。00’,距离0.175公里为两河交叉点；在磁方位角13°00’，距离0.1公里为桥东北角。
第六条界桩经纬度、平面直角坐标、界桩到方位物的距离和磁方位角从图上量取。界桩坐标、距离量取误差在地形图上不超过0.3毫米，磁方位角量取误差在18分以内，经纬度量取误差为“±1‘”，高程判读误差不超过20米。临潭县有一块位于卓尼行政区域内飞地，且边界线两端都与岷县接壤，故出现两个岷、卓、临三县交会点。
第四部分边界线的维护和管理
第七条双方要教育群众，维护和管理好界桩，不得随意移动和破坏。
第八条两县要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教育双方群众严格维护本协议确定的内容，保证双方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第五部分最后条款
第九条本协议书所附的边界线地形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8年和1967年出版的1：50000地图共两幅（一式七份），图号为：1-48-40—甲、1—48—52—5、9—8—52—乙、9—8—40—丁。
第十条本协议书中边界线走向的文字说明与附图不尽一致时，以附图为准。
第十一条两地、州联合勘界领导小组各次会议纪要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协议书和《技术规定》第六章所列的勘界成果资料原件报省边界办存档备査。
第十二条本协议书经双方签字后按照勘界程序报省政府审批，从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本协议书及附图于1997年5月21日在岷县签定，一式六份，分别由两县、两地州省边办，省政府各存一份。
附件一：《岷县人民政府和临潭县人民政府联合勘定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附图》;
附件二：界桩登记表（略）；
附件三：界桩成果表（略）。
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永涛临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宫永祯
—九九七年五月二—日临潭历代志书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