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潭县图书馆

西道堂是与格迪目、伊赫瓦尼并列的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产生于清朝末年的临潭旧城。西道堂因其自身的宗教、经济、文化特点，不仅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中国民族宗教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民族宗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这里选录的是西道堂研究专家高占福等先生撰写的两篇研究西道堂的论文，全面论述了西道堂的现状和研究情况。
  文录一：
  新时期伊斯兰教适应社会发展的探索
  ---西道堂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刘书祥高占福马中平
  我们一行三人于2002年6月27日至7月4日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对伊斯兰教西道堂现状进行了专题调研，并顺路对临夏市、东乡族自治县的伊斯兰教现状进行了调研。在对西道堂的调研中，召开了两次由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参加人数100多人，同敏生光教长及西道堂管委会、西大寺管委会主要组成人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参观了西道堂集体兴办的养牛厂和红新月幼儿园、红新月医院，考察了西道堂“大家庭制度”共同生活唯一保存下来的遗迹一一尕路田村“大房子”。在临夏市、东乡族自治县主要考察了临夏市和东乡县有代表性的宗教活动场所，如临夏市的前河沿清真寺、老华寺及附属幼儿园和成年人经文补习班、铁家寺、大拱北、台子拱北、国拱北和城角老拱北，东乡县的叶哈池拱北等；在东乡县还考察了信奉穆夫提门宦的一个贫困村庄，并就穆斯林群众的贫困问题听取了东乡县县长的介绍。下面就是这次调研中得到的基本情况和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
  一、西道堂的基本情况
  西道堂创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发源地为今天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旧城，是由马启西在临潭旧城西凤山下设堂讲学开始的，初名“凤山金星堂”，后马启西从西域求道归来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名为“西道堂”，意为得教门于西域。西道堂从创建至今先后由马启西、丁全功、马明仁、敏志道、敏生光任教长。西道堂形成的主要宗教思想来源于明末清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回族学者刘智(字介廉)的伊斯兰学说著述。也就是说，西道堂宗教思想的源在中国，而且是在本民族的穆斯林学者之中，这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程度不同地受国外伊斯兰思想的影响而形成是不同的。西道堂的创始人马启西，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中唯一一位秀才出身，并成功地把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拓与实践者。西道堂的产生地临潭县旧城位于甘南藏区中心地带，藏族聚居的卓尼县在地理位置上形成将临潭包围之状。就整个文化形态而言，西道堂穆斯林群众的生活环境是在藏族文化社区内，藏传佛教是这一地区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几乎全部的宗教派别大都形成于回、维吾尔、东乡、保安等穆斯林民族的聚居区。西道堂还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家庭组织”和共同生活。从1901年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根据临潭的实际状况劝导教下群众，合伙经商务农，部分教下率先将财产的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开始过集体生活，共同劳动经营以临潭县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在内的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到1958年这个大家庭由于种种原因解体，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整整存在了57年。因此，西道堂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宗教社团，同时又是一个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劳动、相互协助、联合经营、平等消费的经济生活共同体。这在中外伊斯兰教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社会现象。
  西道堂自创建以来，由于其不同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社团的发展特点，遂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各方面人士的注意。1935年8月，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考察西道堂后，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中写道：“（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重大注意之必要”。1938年6月，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考察西道堂后，他在其发表的《西北考察日记》中对西道堂的整体评价是：“说法遍士农工商，无一夫不尽己诚，物与民胞奠基础；立教在修齐治平，求万事皆当其用，乡和国睦着功能。”并为纪念马启西题词：“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作百世师。”对马启西一生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积极的评价。与顾颉刚同行的历史学家王树民在其《陇游日记》中认为：“西道堂如一大家庭或单位小社会，人民动息生活于其中，均为组织中之一员，彼此间更无尔我之别，而共赴于人生之最高目的地。”并在1949年《西北世纪》杂志4卷第8期中，以“西道堂——新社会的模型”为标题，再次记述了西道堂。1940年，燕京大学教授李安宅偕同夫人于式玉教授访问西道堂后，于式玉在1940年出版的《新西北月刊》第2卷上撰文写道：“（西道堂）他们家内有这样的组织，所以处处表现的是大公无私精神，也就难怪他们事业的发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回族学者马通在西道堂工作考察一年之久，后来在其著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中评价西道堂“其内涵不仅与国内其他教派门宦有显著的不同，就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派别，这正是引起人们注目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历史上社会各界对西道堂的调査从未间断过，而且也重视中国伊斯兰教中的“西道堂”现象。
  二、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
  西道堂形成后的历史，基本上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在注重宗教信仰的根本和功修的同时，按照伊斯兰教义中要求的“两世吉庆”的思想，对教众的世俗生活也十分重视。马启西曾劝导教下：“视人生为必然过程，在过程中必有人生之义务。”第三辈教长马明仁在1944年请人为新落成的清真西大寺书写“修今世净室，修来日天堂” 等内容的对联，表达了他重视今世生活的思想。第四任教务长敏志道在任期间，也主张 “求生财之道，繁荣经济，投之建设与教育事业”。现任教长敏生光更是经常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宣讲“两世吉庆”的思想，劝导教众重视经济教育，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并忠告群众：勤劳是两世的富贵，懒惰是两世的贫穷。所以，从西道堂创建至今的历史过程中，按照伊斯兰教义的要求和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始终坚持着宗教与现实生活“两世兼修”的思想与实践，因而也拓展了西道堂发展经济教育，繁荣宗教的实践之路。
  1.重视发展经济的实践
  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主张“两世吉庆”，在《古兰经》中就多次提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西道堂发扬了这一精神。西道堂创建之初，就在临潭旧城建立了“天兴隆”商号，在新城等地分别建立了西道堂的商号，并建立了太平寨、长川、卓洛3个农庄，使当时饱受战乱贫穷之苦的西道堂教众走上了“抱共同之信仰，营共同之生活”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道堂教众的苦难。到第三任教长马明仁时期，西道堂适应社会变化和发展经济的实践，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上，形成了以“坐商”、“行商”为组织形式，以回藏贸易为特色的商业布局。商业活动范围从甘、青、川、西藏等省，扩展到内地的大中城市，商业资本达200多万银元。农业上，西道堂组建了13个农庄，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员近千人，拥有耕地7000多亩，并在农业实践中改进发展了农业技术，在省城兰州设有西北木材厂。西道堂这种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为中心，林、牧、副并举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旧中国地处一隅的临潭取得了成功。
  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西道堂的信教群众，重新迈向新的经济发展之路。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大部分剩余劳动力纷纷走出家门，从走南闯北搞长途贩运到走乡串户当货郎，或是在城镇摆摊设店起步，从雇车租车到购车营运，从零星贩运到定点开店，解决了许多信教群众无事可干，无业可就，脱贫致富信心不足的问题。本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经营方针，使西道堂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现在，西道堂信教群众经营的商业网点遍布甘、青安多藏区，延伸到西藏的拉萨、昌都乃至历史上我国和印度、尼泊尔、不丹通商往来的口岸。成都、杭州、兰州、西宁、银川、格尔木等大中城市也有商号，经营以藏区需要的商品为特色的商业贸易。西道堂现有70多辆汽车组成的“西大寺汽车队”专跑藏区，2001年还办起了养牛厂，修建了厩房和暖棚共42间，建饲料基地17亩，养优质奶牛14头，为临潭县最大的养牛厂。经济不断发展使西道堂群.众的生活近年来不断得以改善。一个具体的数字可以说明这种变化，1985年以前，西道堂信教群众大约80%以上的家庭在贫困线以下，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已有90%以上的贫困户基本脱贫，有些经营好的家庭开始奔小康目标。这在国家和甘肃列入贫困县的临潭，实属难得的突出成绩。
  西道堂这种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作为西道堂现任教长的敏生光，在领导群众办好教务的同时，大力提倡和劝导广大教民继承和发扬西道堂经商致富的好传统，大胆地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摆脱终生务农一条路的困扰，以商补农, 以副补农，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教长的倡导，在信教群众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是西道堂从上到下有一个经济头脑的关键所在。二是从伊斯兰教教义中穆斯林要团结，接济穷人的善行要求规范信教群众，使一部分先经商，经济好转的群众，带动并具体帮助仍处于贫困中的群众从事经商等活动，使他们也一步步地走上致富路，最终集体走向富裕。这是把宗教维系群众的纽带，从宗教生活伸展到经济生活的一种新的探索，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初步的好效果。三是西道堂的经济活动，始终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根据临潭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坚定地开展以回藏贸易为中心，带动其他经营活动的策略，既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切合实际，盲目发展非所长之经营，造成大起大落，或者是根本就无法启动，违犯经济规律的做法，又为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藏区带进了商品经济意识，缓解了藏族群众对商品的需求。西道堂的经济活动，虽然在形式上仅为一个宗教社团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从事一定范围和影响的经济行为，但也可以说明，宗教社团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有使宗教繁荣的要求，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而包括这些宗教社团在内的各种宗教、各个民族、各个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模式的发展，才能保证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2.重视文化教育的实践
  西道堂是从兴办教育开始的。马启西最初设“凤山金星堂”，以宣扬伊斯兰教学理为宗旨，但同时也宣讲“四书”、“五经”的内容。“金星堂”即是道堂，又是学堂，把宗教信仰的学习与世俗的文化教育学习和谐地相结合。1919年，在西道堂“天兴隆”商号内附设办起了“临潭普慈小学”，为临潭当时唯一的一所民族小学。1922年，西道堂又岀资修建了“临潭旧城私立高级小学”，吸引了本县和附近各县的各族学生前来就读，免费入学，课程设置随时代要求而定，教学内容基本与当时国民小学相同。后这所学校改为县立第二小学，西道堂仍承担学校的大部分经费。到1958年，这所学校在30多年中培养了数百名回、汉、藏各族学生，有些还考入中、高等学校深造。抗战时期，该校的学生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1943年，西道堂又办起了“临潭旧城私立启西女校”，学校大教室墙壁上写着“发展教育，开发边疆”的口号，并以“启发西北妇女教育”为办学宗旨和最终目的。40年代的旧中国，在偏僻落后而又封建的临潭，办起以回族女子为主的学校，实属破天荒的事，这充分表现了西道堂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1949年，西道堂又建起了“启西中学”，虽因当时的社会原因未能开学，但也显示了西道堂办教育的远见卓识。从1919年西道堂开始兴办民族教育到1949年，共培养小学毕业生400余名，其中有近百人考入初级中学、女师，20多人考入省内外的大学，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四川华西大学等名校。西道堂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社团，适应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需要和发展，积极兴办教育，确实在中国伊斯兰教社团中并不多见。
  改革开放以来，现任教长敏生光如同其前辈教长一样，对民族教育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认为伊斯兰教是重视和提倡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的，并常以“圣训”中的“寻求知识自摇篮至坟墓”来要求西道堂每个穆斯林男女努力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他还动员教众送子女上学，并多次资助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失学的儿童。1987年，他被临潭县政府聘任为有70多年历史的临潭民族一校的名誉校长，切实为民族教育的发展办实事。他带头捐助17000多元，并发动群众筹集10万余元，解决了学校面临的一些紧迫困难。他想方设法使民族一校与教学水平比较高的兰州柏树巷小学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往来，促进了民族一校的教学改革和教师业务知识的提高。在每年的教师节和日常生活中，敏生光也经常关心解决教师的困难和调动他们的教学积极性，使民族一校的教学质量稳定提高，民族一校的考试及格率和升学率在临潭县名列前茅。对西道堂教众的教育，他也常抓不懈，利用假期动员西道堂的大学生和教师为在校的西道堂小学生、中学生和高中生举办补习班，收效显著。并多次举办妇女文化学习班，使部分妇女脱盲。在斋月期间，为一般成年人举办教义、文化、法制学习班。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西道堂考入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大、西北师大、西北民院的大中专生和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达160多人，小学毕业生全部考入中学，这对于仅有2万多人的一个伊斯兰教社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敏生光在民族教育事业方面捐款累计达10万元以上。现在整个西道堂内有60%的人达到了小学程度，儿童入学率达98.5%,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为96.8%,各项指标名列临潭县榜首。
  为了少数民族的儿童在上小学前就受到教育，西道堂于1994年兴办了“红新月幼儿园”。建园9年来，入园幼儿共807名，其中回族幼儿472名，汉族250名，藏族80名，撒拉族和东乡族各3名。幼儿入园率达98%,这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幼儿园。这个幼儿园也是临潭历史上第一个由民间宗教社团举办的面向各民族的幼儿园，受到了幼儿家长和社会上的一致好评。红新月幼儿园也被甘肃省教委、省妇联领导和加拿大国际友人誉为“民族幼儿园”。在1996年和1997年临潭县全县中小学和幼儿教育工作综合考核中，红新月幼儿园名列第一。敏生光重视教育的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受到党和政府嘉奖，临潭县委、人大、政府赠送“捐资助学，造福后代”的锦旗。1990年，中共甘南州委、州政府授予敏生光“惠及桑梓”的奖章，1991年又被授予“为振兴甘南教育事业捐资”的荣誉证书，1993年和1997年，两次被甘南州委授予名誉校长荣誉称号。
  西道堂还针对临潭县医疗条件比较差，各族群众看病难的状况，筹资建立红新月医院，并不定期地邀请省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到临潭巡回医疗，缓解了当地回、藏等农牧民看病难的状况。敏生光还积极做推广计划免疫，增强儿童身心健康的宣传。他对教众讲，计划免疫并不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而且是一种行善积德的具体表现，动员穆斯林群众消除顾虑，为子孙后代造福。由于他以特殊的身份积极宣传和推动穆斯林儿童的计划免疫工作，效果显著，甘南州政府表彰敏生光为“草原健康使者”。他用阿拉伯文和汉文撰写的关于穆斯林儿童计划免疫的讲话稿，也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收藏。
  西道堂重视教育的原因，一方面是继承和弘扬伊斯兰教义中关于重视学习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适应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并促进信教群众素质提高的需要。马明仁在启西女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表达了这种认识。他说：“中国的回民说的汉话，读的汉书，所以阿拉伯语不能使每个人都通晓教义，经汉两文是我们的方向。……立教化民，要顺应时代潮流，提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同时，西道堂重视文化教育的实践也证明，在民族地区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充分发挥宗教社团和宗教人士支持并兴办教育的作用，是发展民族教育，促进民族进步的重要措施和有效途径。宗教界上层在信教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强的号召力，用宗教社团和宗教上层特有的影响，做群众思想工作，对于动员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巩固在校学生，提高教育质量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宗教社团和宗教上层人士关心、支持、兴办教育事业，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架桥梁，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仍不失其时代意义。
  3.同兄弟民族发展友好关系的实践
  历史上西道堂与当地和周边地区的藏族等兄弟民族一直保持着友好互助的良好关系。西道堂根据本身处于藏区，经济活动主要在甘、青安多藏区的环境特点，清醒地认识到，在藏传佛教的文化圈内，不论是伊斯兰教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还是经济教育的活动，与藏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西道堂创建开始，就与藏民族友好相处，在商业贸易中，西道堂本着“友好和平、忠诚老实、平等相待”的原则，与藏族宗教上层和广大牧民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谊。西道堂的商队在贸易中一贯恪守信誉、公平买卖的商业道德赢得了藏族牧民的信赖，经营中的薄利、赊欠等方式和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使西道堂与藏族的关系更加紧密。在西道堂由于其他原因经济发展陷于困境时，藏族中与西道堂感情深厚的人还解囊相助，提供部分资金。西道堂同安多地区藏族宗教上层也有着良好的关系。1945年，第十世班禅转世，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册封仪式，1952年拉卜楞寺第六世嘉木样活佛转世，西道堂都派代表参加。由于这种关系，西道堂在安多藏区的商业贸易得到了藏族上层和牧民多方面的帮助，从而繁荣了西道堂的商业经济。基于这种互助信任的民族关系，广大藏族同胞称西道堂为“求索玛让撒”（意为新教朋友），而西道堂称他们的藏族朋友为“主人家”、“阿拉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如同历史上一样，西道堂仍然十分重视与甘、青藏族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1993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甘肃省人大副主任、藏传佛教拉卜楞寺六世活佛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到西道堂视察访问，就甘南地区宗教现状问题与敏生光教长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敏生光在介绍了西道堂的基本情况后说：甘南的藏、汉、回各民族在历史上就是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嘉木样活佛也赞同地说：甘南建州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团结祥和，为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称赞西道堂搞经济很有办法，藏传佛教寺院应该学习他们的理财经验。西道堂在举行重大的宗教活动时，也邀请当地藏族的宗教上层和汉族文化名人参加，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相处的良好关系。西道堂还通过支持建寺，参加“圣纪”，迎接哈吉和祝贺开学等与当地伊斯兰教各派别、门宦互相交往，和谐相处。并派员参加当地藏传佛教的重大佛事活动，参加临潭县基督教会成立庆典大会。而西道堂的清真寺恢复或建成时，临潭各派清真寺、基督教会、汉藏各界人均派员前来祝贺，藏传佛教各寺院也派员前来祝贺。这种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和睦的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地区是有典型意义的。
  西道堂重视发展民族关系的事实说明，一个宗教社团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所在地各民族的团结与支持，对同处一地的不同的宗教要采取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友好相处的态度，这样才能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才有可能发展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实践证明，经济上互相支持、依赖是改善民族关系最有力的保障，在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这一认识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
  敏生光教长还经常利用穆斯林的各种集体活动，宣传各项政策，他反复宣讲：“一个爱教的穆斯林，首先应该是爱国的公民。”他在讲“卧尔兹”时一再对大家说：现在的宗教政策非常好，我们西道堂人过去为争得自由，曾付出过血的代价，如今宗教政策的核心是信教自由，并且载入了《宪法》，所以我们要真诚地拥护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还积极拥护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曾撰文说：宗教既然能够通过自身变革来适应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度，也就能够同样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并提出：宗教如果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宗教就不会发展，甚至于不会存在。在敏生光的引导下，西道堂教众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办了一些实事，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敏生光由于引导西道堂在适应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曾当选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并被选为中国伊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甘南州政协委员、临潭县政协副主席以及甘肃省伊协、甘南州伊协副会长、临潭县伊协会长等。
  4.结束语
  对西道堂的调研工作由于时间的关系，进行得并不深入，甚至可以说就是走马观花，但通过多方面的了解和一些资料的帮助，毕竟有了一点认识和思考。西道堂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地研究。特别是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重视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搞好民族关系的经验，值得总结。同样对全国各地在与时俱进方面的典型做法的经验，也需要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研，从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使中国伊斯兰教的新面貌在各民族各宗教中都有所了解，中国伊协有责任，也有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在临夏、东乡的调研中，我们看到广大农村穆斯林的生活极为贫困，经济教育的发展十分落后。根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要求，中国伊协的工作也应该向西部倾斜，加大工作力度，在争取资金、安排慈善项目及扶贫工作中应把西部穆斯林地区列为重点。
  对全国各地伊斯兰教的现状进行全面的摸底调研，很有必要，这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未来发展走向有一个更为客观、全面、科学的认识，以便推动伊协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作者：中国伊协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中国伊协研究部副主任）（责任编辑张世海）
  （原载《甘肃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文录二：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评述（1935-2002年）
  高占福
  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形成较晚的一个派别，清光绪年间创建于今天的甘肃省临潭县旧城。其创始人马启西自幼研读伊斯兰教经典，又从小攻读儒学著作通达儒者之学。及长成后，毕10年之功于阿拉伯经文与刘智等人的伊斯兰教译著学习，博览广读而又有所得。他精于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勤奋研读中国诸子百家论著，广泛吸取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从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的精华，深得“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的真谛，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创始人中，唯一位秀才出身，并成功地把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拓者。
  对西道堂的研究之所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西道堂所处的临潭县位于甘肃甘南藏区中心，经济生活以牧业和农业为主，藏族聚集的卓尼县在地理位置上形成将临潭包围之状，人口以汉族居多，藏族、回族次之。就整个文化形态而言，西道堂穆斯林群众的生活环境是在藏文化社区内，藏传佛教是这一地区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中国内地伊斯兰教几乎全部的宗教派别大都形成于回族、维吾尔等族的聚居区和农业地区。二是西道堂形成的主要宗教思想来源于明末清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回族学者刘智（字介廉）的伊斯兰学术著述，西道堂的宗旨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以宣扬金陵（南京古称一一引者）介廉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也就是说，西道堂宗教思想的源在中国而且是在中国穆斯林学者之中，这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程度不同地受国外伊斯兰学派思想的影响而形成，显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三是在于西道堂成功地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家庭组织”和共同生活。从1901年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劝导教下群众，合伙经商务农，开发洮水上游草荒之地，部分教下率先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开始过集体生活，共同劳动经营以临潭县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在内的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算起，到1958年这个大家庭的最终解体，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整整存在了57年。后人论及此段时曾感慨地写道：“（西道堂）实践着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兰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思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张承志《科学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读书》1988年第4期）因此，对西道堂的研究，无论从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还是人类社会生活演变史的过程来看，其意义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西道堂研究的开端
  西道堂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被外界所了解，最初是在西道堂创建40余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而且首先论及此事的并非是专业研究工作者，而是由新闻工作者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现象报道出来的。幸运的是首先涉足西道堂的是后来成为中国新闻界一代名人的范长江，他的报道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受到重视，与其人在新闻界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还应该说西道堂也是幸运的。在范长江之前，目前还没见到更有依据和说服力的有关研究西道堂的文字资料。对此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西道堂在创建后的40余年间不为世人所知，主要是地缘偏僻、时代局限和传媒的封闭性。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西道堂创建时的艰辛、历经的磨难和本身当时的影响力所限造成的。
  范长江作为向外界介绍西道堂的第一人，是在1935年8月走访西道堂的，尔后陆续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他在西北地区采访的观感。这些内容结集出版时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这本书中对西道堂的介绍，主要集中在西道堂的宗旨、经济、教育、婚姻等方面。如在谈到西道堂的教育时他写道：“该道堂重视教育，凡该教教民除受回民教育外，并注重国家教育，无论农商各界子弟，幼时均受小学教育。”对西道堂的婚姻，他笔下的记载是：“教民间的婚姻，无财聘，只先征求两性的同意，然后父母及介绍人呈明教主，请阿訇照清真教古礼，诵经完婚。”但范长江对于西道堂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一个新闻工作者敏锐的眼光，提出西道堂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践堪称“新社会的模型”。他还独具慧眼地指出：“（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活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还对西道堂的其他方面也作了介绍。
  时隔两年后的1937年6月，我国近代以来杰出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民俗学研究专家顾颉刚，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前往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省考察教育经费补助事宜，顺道考察了西道堂。顾颉刚考察西北的所得，于1940年起在他当时工作的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办的《责善半月刊》上连载发表。他对西道堂的考察和认识，由此也被世人所知。后顾颉刚将其西北之行撰文整理成《西北考察日记》，于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油印200本分赠友人。1980年，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得到了油印本《西北考察日记》，即据此译成日文，并附加注释。1983年12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纪念顾颉刚逝世3周年，以线装形式精印《西北考察日记》，分为上、中、下三卷刊行。1988年5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的形式正式出版了包括《西北考察日记》、王树民的《陇游日记》等内容的《甘肃闻见记》，并做了认真的校勘，实为比较完整的版本。顾颉刚等对西道堂阐述的内容因此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人们所了解。
  作为著名学者的顾颉刚对西道堂的认识，较之新闻工作者出身的范长江的观感，更为实际和深刻，把握上也更为准确，涉及面也更广。在《西北考察日记》中顾颉刚多方面对西道堂进行了论述。对西道堂这个教派，他认为：“西道堂者，肇于马启西教主，回教中派别綦多，此一新派也。”（顾颉刚、王树民：《甘肃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以下引文未见出处者均见此书。）马启西“学于戚旗店子范绳武，故通儒学，其教颇援儒人回”。顾颉刚到西道堂的时期，恰逢西道堂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在第三任教主马明仁的主持下，西道堂农、林、牧、商、学并举，其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顾颉刚笔下也记载了当时他对西道堂的感受：“民国初年，启西被戕，明仁继作，仗其毅力与团结力……信徒日多，事业日广，遂雄视于甘青间矣。”顾颉刚在西道堂期间，还亲眼目睹了纪念马启西殉难周年的“尔埋里”活动，他说：“马前教主纪念会，参加者五六千人，远至临夏、西宁俱有至者，观其信仰之诚，为之赞叹不止。”并欣然为纪念马启西题词：“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作百世师!”对马启西一生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高度的评价。顾颉刚根据自己在西道堂的所见所闻和一个学者深邃的观察，在为西道堂新建清真寺题写的对联中，对西道堂在宗教的维系下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制所带来的新气象，作了精辟的总结，“说法遍士农工贾，无一夫不尽己诚，物与民胞奠基础；立教在修齐治平，求万事皆当其用，乡和国睦著功能”。在顾颉刚看来，西道堂顺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根据所处地区的社会实际状况，在坚持和弘扬伊斯兰文化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教育，走共同致富的路，理顺与汉、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使自己得以长足的发展，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创举。
  在最早对西道堂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中，王树民是不得不注意的人物之一。虽然从事史学研究出身的他，名气与社会影响没有范长江、顾颉刚显赫，但就对西道堂的研究成果而言，他是最丰硕的。王树民陪同顾颉刚完成了西北考察之行，写出了《陇岷日记》、《洮州日记》、《夏河日记》和《河州日记》。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为该游记写的“序”中就指出：将一切见闻如实地呈现于读者之前，这不但可以矫正史籍之失误,补充其不足，亦于一般游记捕风捉影之谈，一扫而空，厥功至伟。对《陇游日记》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李安宅评价也不低，他说：“有了亲身经验的记录作为时过境迁的历史，有了民众认识的供词作为分析史实的根据，沟通文化的对象，本书已算尽其能事了……研究历史，也要针对现实，抓住现实，一步一步，有已知溯未知，再后以史籍作参考，才不在故纸堆里打圈子，才有真发展。”《陇游日记》中有关西道堂的阐述，也有比较高的研究参考价值。王树民对西道堂的认识较之顾颉刚更为全面和细致，对西道堂本身的显著特点几乎都有涉猎，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在《陇游日记》之二“西道堂”一节中。对西道堂宗教思想的渊源，王树民写道：“（马启西）长而博览群书，独善金陵介廉之学，绝意于仕进……以演述刘氏学说，阐扬回教教义为宗旨。”明确指岀了西道堂与刘智“以儒者之文阐明天方教义”的传承关系。对西道堂大家庭制的内涵，他在“游记”中谈到：“堂内教民完全平等，放弃一切经济财产等私有观念,抱共同信仰，营共同之生活。”对西道堂的发展史，他认为在马启西之后，由马明仁任教主期间，重整旧业，“建寺堂，办学校，牧农商，规模日具……其十数年来之发展实是惊人也。”在多方面了解和考察，并査阅相关资料后，王树民对西道堂整体作了评价。“西道堂如一独立大家庭或单位小社会，人民动息生活于其中，均为组织中之一员，彼此间更无尔我之别，而共赴于人生之最高目地。其原则颇可以'理想社会之模型'……”王树民当时的这些观察和感受，应该说是客观和真实的。1949年，王树民还在《西北世纪》杂志第4卷第8期中，旗帜鲜明地以“西道堂——新社会的模型”为标题，再次论述了西道堂。
  从西道堂早期研究者们的成果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西道堂的介绍、报道或研究，基本上是以西道堂当时存在的事实为依据和基础的，因而也是客观和公正的。对西道堂本身的特点的归纳具有相当的水平，为后人了解研究西道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可贵的是让世人知晓了在西北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沟里，在伊斯兰教的纽带下，存在着类似“穆斯林公社”这样的宗教社会团体，而且在伊斯兰教义和集体社会组织上都表现了融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一体，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开拓了一条新路，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闪耀着的一个新亮点。
  从1935年始以范长江等介绍研究西道堂为开端，到1949年底，当时的一些报刊如《新亚细亚》、《新西北月刊》、《时论月刊》、《西北随讯》、《边政公论》、《西北论衡》、《边疆通讯》、《甘肃民国日报》、《新西北》等也曾发表过介绍和论述西道堂的文章。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早期的研究者们在西道堂只有数天的访问和考察时间，他们的观察只能是走马观花，无法也不可能对西道堂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因而在文字的表述上多表现为结论，而非过程，对西道堂深层次社会和宗教的原因关注不够，如西道堂何以形成有别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的特点等。由于早期研究者们的非穆斯林出身，对伊斯兰教的了解有限，对宗教内容的阐述偏弱，也未能把刘智的“以儒诠经”思想为何能在西道堂传播、扎根作出解释，对“大家庭组织”形成的宗教原因亦未能阐明。虽然这种要求对早期的研究者们未免苛刻，但就评述一个时期的研究特点而言，又不能不说是警言。
  二、西道堂研究的重新启动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近40年的时间内，西道堂的研究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其主要原因是西道堂的蒙冤所致。只是在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的《临潭回族资料》中提及西道堂，但文字的表述中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背景的烙印。
  西道堂研究的重新启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组成的《宗教词典》编辑委员会共同撰写，由任继愈任主编的《宗教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其中“西道堂”单列一条。条目中写道：“西道堂亦称'道堂派'、'汉学派'，中国伊斯兰教教派。清末民国初由马启西创立于甘肃临潭。以宣传刘智的学说为宗旨。有教主（道堂的最高裁决人）和拱北，以道堂名义集教众家财，集团经营商业。兼有哲合忍耶和老派的特点。该派有教主与门宦相似；但又主张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故一般认为不是门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宗教学术研究权威部门编撰的大型词典中第一次列入“西道堂”条目。这说明在当时学术研究环境开始宽松的前提下，西道堂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中。
  1982年，西道堂研究岀现重要的进展迹象，尤其是关连吉的《西道堂历史概述》和朱刚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信仰述评》，分别在《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发表后，对西道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道堂历史概述》一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就西道堂的历史背景和宗教思想、形成发展和组织特点、经济文化和宗教礼仪、政治倾向和历史影响等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该文是自有了西道堂研究以来，首次比较系统地对西道堂全方位进行评述的文章。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信仰述评》一文着重于西道堂信仰方面的研究，全文从教门的创立、西道堂的宗旨和遵行、西道堂的教派所属等三个大的方面入手。就西道堂的创建、西道堂对五功的理论和遵行、西道堂所尊奉的经典、西道堂的宗教节日、西道堂的特殊礼仪等作了详尽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西道堂这一宗教派别得出的结论是：西道堂是在我国诸种门宦形成后出现的一个新门宦。它的创始者马启西先生广采博集，兼收并蓄，集伊斯兰教各门宦之大成，又取中国诸家之所长，以刘智的著作为理论依据，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所创立的西道堂门宦。尽管这篇文章的结论中从宗教遵行的角度将西道堂列为门宦，在以后学术界和信教群众中并未普遍得到认同，但当时能比较系统地把西道堂的宗教特点归纳总结，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20世纪80年代对西道堂的研究中，有两本书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一是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其中将西道堂列为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内容分为五个方面：西道堂创建前洮洲民族和宗教状况，西道堂的创建和马安良父子贻害临潭，西道堂的振兴，西道堂的衰落和马启西的遗作。其后作者的另一本著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中，再次探讨了西道堂的来源问题，分别就西道堂的名称的由来，新模式教派的崛起，是教派还是门宦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观点。他还对有些人把西道堂曾被称为“汉学派”不解的原因，在书中作了解释，他认为我们把西道堂取名汉学派，并列入了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看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所谓汉学派，是指用汉语言讲解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者。这是马启西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一大推进。马通对西道堂的研究及西道堂是教派而非门宦的观点，大体上现已被学术界和西道堂教众所接受，并且对西道堂以后的研究也产生影响。这主要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道堂面临解体之际，马通在西道堂两年之久的工作经历使他对西道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获得第一手资料漠不相关。客观地说，至今为止对西道堂的综合性研究上，无人比马通更全面。改革开放以来对西道堂研究的年青一代研究者中，很多人对西道堂初步的入门了解，大部分是从《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史略》中获得的。马通对西道堂研究的贡献也就不言而喻了。
  20世纪80年代对西道堂研究有影响的第二本书，是1987年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合作编辑的《西道堂史料辑》，这也是至今唯一一本专门论述西道堂的论集。书中辑录了自民国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道堂研究的资料和文章共16篇，内容涵盖西道堂历史、宗教信仰、马启西和历代教主生平、教育、清真寺、刘智思想对西道堂的影响、大事记等方面，是研究西道堂必读和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20世纪80年代，西道堂内对自己本教派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西道堂第三任教主马明仁的长子，毕业于四川华西大学哲史系，堂内尊称为“大师傅”的马富春先生，先后发表《西道堂马启西兴办教育记》，《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派的影响》、《马明仁、敏志道二先生与西道堂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文章，从学术角度审视西道堂的历史活动。鉴于马富春先生的身份和亲身经历了西道堂的变迁，他的研究颇具分量，并广泛引起人们的重视。1989年，西道堂现任教长敏生光先生撰写了全方位论述西道堂的长篇文章《刘智思想与西道堂》（后发表于《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作者是以西道堂现任教长的身份来探讨刘智思想与西道堂形成与发展的关系，这在西道堂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文章阐述了刘介廉先生译著所体现的宗教思想、西道堂创建前后的历史状况、马启西先生的宗教实践活动、西道堂名称的由来、西道堂的振兴、关于大家庭生活及一些社会人士对西道堂的评述等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以西道堂教长的身份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是有权威性的。
  在《刘智思想与西道堂》一文中，作者还就研究界极少涉及的西道堂为什么采取大家庭这种组织形式和西道堂名称的含义，作了明确的答复。作者指出：西道堂这个名称有两种含义。从大的方面讲，指的是由马启西先生所创办的伊斯兰教派，虽然它在我国伊斯兰教史上创立较晚，但影响不小，宗教、经济、文化等都有自身的特点；就小范围而言，它又指坐落在临潭县西凤坪下有近千穆斯林在一起生活的大家庭。西道堂采取大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主要是与马启西先生创教初期的特殊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当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不组织起来就难以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就难以生存，就没有凝聚力和外抗力，也显示不出团结起来的优越性。只有使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结合成能够融洽相处，彼此照顾的大家庭，靠集体力量排除干扰才有可能实现共同追求的目标。大家的事情办好了，个人的问题自然容易解决。所以西道堂大家庭的组织形式可以说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敏生光先生的文中还特别希望，学者们在研究伊斯兰教发展史、思想史及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宝库中应有地位时，能给西道堂以符合实际的评价，也希望学者们在探讨刘智学术思想时，能注意到受刘智思想影响极大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存在。在西道堂研究重新启动的80年代，《中国伊斯兰史参考资料选编》、《甘南文史资料》、《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宁夏社会科学》、《甘肃民族研究》等书刊也相继刊出和发表了直接和间接涉及西道堂的资料与文章十余篇。
  这一时期，西道堂研究的特点更多地表现在对西道堂历史、宗教信仰方面，也有涉及西道堂教育、经济方面，研究的面还不宽泛，介绍和素描式的内容较多，反映了西道堂研究重新启动时整体水平不高的实际状况，但其主要的研究业绩在于人们开始知道并注意西道堂这个中国伊斯兰教的特殊派别。
  三、西道堂研究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道堂研究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深度和研究视野的开拓等方面出现新的进展。髙占福在此期间连续发表《刘智宗教思想对西道堂教派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马明仁与西道堂经济的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等文章，就刘智宗教思想与西道堂的渊源关系、马明仁振兴西道堂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评述。张世海在“临潭回族的历史与现状”（《甘肃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海杰在《西道堂与马启西》（《民族》1993年11月号）一文中，均对西道堂不同角度地作了探讨。1992年10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词典》和199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中，也分别收入有关西道堂的条目12条和7条。在当时出版的《甘肃回族源流》、《临潭文史资料第五辑》、《百年见闻录》等著作中，也有专门论述西道堂的内容。这些成果的不断问世，预示着西道堂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94年、1995年是西道堂研究史上可以载入史册的年份。在这两年中，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省宗教局的关怀下，并得到中共甘南州委和临潭县委的具体指导与帮助，组织并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中东伊斯兰国家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江苏省委党校科研处等部门和科研单位及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一批伊斯兰教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中青年研究骨干，对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特别是探索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学术考察与研究。这两次考察及其后从不同角度探讨西道堂历史与现状问题，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调研报告与论文，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1995年第11期，以“伊斯兰教西道堂探索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标题，指出西道堂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利用宗教教义鼓励教民勤劳致富、共同致富；通过经济纽带维护同周围藏族群众的团结；坚持普及教育，提高教民的文化素质；重视与党和政府的沟通。甘肃省委统战部召开了专门的研讨座谈会。1995年在天津举行的由中国宗教学会主办的全国“宗教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有关西道堂现状的调研报告在大会发言中受到好评。同年，在北京市举行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上，参加考察西道堂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有关同志作了专题大会发言,引起与会者很高的评价。这两次考察对西道堂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和典型经验，对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西道堂的两次学术考察，学术界也给予积极的评价。高占福先后发表《甘肃伊斯兰教西道堂历史与现状调査——以伊斯兰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为主》（《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对伊斯兰教西道堂的一次高层次学术活动》（《开拓》1994年第3-4期），秦惠彬发表《从西道堂看宗教如何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黄夏年发表《西北学术考察印象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优什尔发表《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考察西道堂纪实》（《回族研究》1994年第3期），张世海发表《临夏、临潭宗教现状问题学术调研组考察活动综述》（《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冯今源发表《立教化民两世吉庆——西道堂人的追求》（《民族团结》1995年第11期），《访西道堂引起的几点思考》（《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4期），凤翔发表《伊斯兰研究专家学者考察西道堂》（《甘南报》1995年9月14日）等。这些文章对西道堂的两次学术考察多角度进行了评述，并给予充分的肯定，一致认为是西道堂研究新的发展阶段的里程碑。
  两次学术考察对西道堂的研究也确实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西道堂研究有了新的飞跃。最具特点的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和整体综合研究水平的提高。就人物研究而言，有薛业鸣、冯辅荣《顺应大潮迈阔步一记州政协常委、西道堂教长敏生光》（《甘南报》1994年4月12日）、《一个宗教职业者的追求一记甘南州政协常委、西道堂教长敏生光》（《凝聚》1995年第1期），高占福《弘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发展穆斯林经济与教育——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敏生光》（《中国穆斯林》1995年第5期）、《坚定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回族教长敏生光》（《凝聚》1996年第6期），梁明远、郭正清《为民族教育呕心沥血一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西道堂教长敏生光》（《甘肃日报））1994年12月21日），柏水生《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省政协委员敏生光》（《民主协商报》1995年5月12日）、《马明仁教长欢迎红军支持抗战》（《民主协商报》1996年9月6日）等。对西道堂现状的研究普遍受到重视，高占福的《从西道堂看宗教与中国现代化》（《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从西道堂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发研究》1996年第6期），马明良的《西道堂精神及其当代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马启成、丁宏的《从中国伊斯兰教派西道堂的探索与实践，看宗教如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打印稿，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市宗教局召开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相适应”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等文章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西道堂宗教思想渊源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马通在《基布兹与西道堂》（《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中，就历史上西道堂的大家庭制与以色列至今仍存在的以色列“基布兹”现象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基布兹”与西道堂存在于不同的国度，二者之间无任何联系，但当时两者创建时的历史背景却是相同的。陆进贤、陆聚贤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2期），马德良、丁谦的《刘智思想对西道堂影响浅析》（《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金宜久的《刘智思想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影响》（《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3-4期）等，均对西道堂早期的历史问题作了分析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敏生光先生发表的《伊斯兰教“乌玛”制度对西道堂的影响》一文，回答了伊斯兰教传播早期在麦地那建立的穆斯林公社性质的组织与西道堂创建的关系。文章认为，西道堂的创建是受到了“乌玛”制度的影响，特别是走集体生活的大家庭制，西道堂就是伊斯兰教“乌玛”制度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这就为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研究西道堂提供了一条途径。
  综合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手段研究西道堂，是两次学术考察后西道堂研究的一个新气象。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高占福《关于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的调査与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马平《中国回族的“普埃布洛”——甘南临潭西道堂尕路提大房子研究》（《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甘南藏区拉仁关回族“求索玛”的群体研究》（《伊斯兰文化论集》第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丁宏《西道堂模式个宗教派别的社会实践及带给我们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束锡红《宁夏回族社区类型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比较——兼与西道堂回族社区对比》（《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走进西道堂——对中国西部一个回族社区模式的个案研究》（《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马东平《试论西道堂中儒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结合》（甘肃社科院《社科研究参考》1997年1期）等。这些成果的发表，从一个方面表明西道堂的研究已从以往单一的平面式模式，进入全方位立体推进的阶段，为今后西道堂全面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研究的著述中，都把西道堂作为单独的章节论述，说明对西道堂的研究已有了广泛的普及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西道堂研究，前景应该是光明的。
  在此期间，国外对西道堂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美国学者乔纳森•N李普曼10余年来致力于中国穆斯林史的研究，199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穆斯林史》（英文本），这是国外出版的第一本专门研究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史的著作。其中第五章中以“马启西（1857-1914）及其中国甘南穆斯林大集体”为标题，用近万字的篇幅，就地方领袖、全民远见、建立集体、二十年代的继续发展，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等内容作了西方学者眼中对西道堂认识和研究的阐述。他在书中阐明自己的观点：西道堂是现代中国最成功的集体之一，人们不仅把它当作一个值得研究和认识的社会经济组织，而且是一个卓越的穆斯林集体。中国穆斯林除了保留自己的传统习惯以外，他们世代善于经商，西道堂的历史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伊斯兰教过程中的灵活性。……（西道堂）正因为具有“基布兹”式的集体,成功的商业，严格的伊斯兰传统，以及做一名自觉的中国人的强大动力，西道堂的教下才很快地适应了中国剧烈动荡的社会。在书中，作者还风趣地对西北穆斯林中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文化素养作了评价：马福祥以序言闻名，马元章以信函闻名，而马启西则以对联闻名。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研究西道堂的文章和涉及西道堂内容的论著达100余篇（本），比自20世纪30年代有了西道堂研究以来的50年间多了数倍。西道堂研究在改革开放宽松的大环境下，真正迎来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美好季节。更可喜的是播种西道堂研究春天的生力军，越来越多的是“激扬文字”的年青一代学子，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西道堂这块沃土上的耕耘，必将获得金色秋天丰硕的果实。
  四、结束语
  西道堂创建至今已有110多年，对西道堂开展研究也有近70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并研究西道堂，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迎来21世纪后，对西道堂的研究仍然在延续，而且很可能在近20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一批多学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西道堂历史上曾存在过的类似“伊斯兰共产主义”式的大家庭生活制度仍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在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方面的实践。与时俱进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信教者或不信教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伊斯兰教各个派别的信奉者都面临着这种选择，宗教适应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是历史上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宗教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做到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并在探求宗教原有精神的传统信仰与现代社会进步中得以自身的延续，是宗教今后能否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对西道堂的研究中，关注他们的发展走向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时也是西道堂今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切实感受不断变化中的社会和人们的活动走向，研究西道堂也概莫能外。西道堂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但冷静的思考，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论述西道堂历史与现状的专著，对刘智宗教思想何以对西道堂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大家庭集体生活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背景，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作用，西道堂重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等方面重视不够，研究的水平也不高，甚至很少涉及。对西道堂的调研也多是浅层次的，或走马观花，或以点带面，或借题发挥，或游离于主题，华丽的文字包裹着苍白的内容……西道堂研究中的这些种种不利的现象，都是今后研究中必须注意克服的。走进西道堂，走进西道堂的教众，走进西道堂现在或将来的生活轨迹，是西道堂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必经之路。
  （作者高占福，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