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潭县图书馆

明洪武三年(1369),洮州从元归入明朝版图，明洪武四年(1371)置澡州军民千户所；明洪武十二年(1379)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反明，占据纳鄰七站之地。朱元璋命征西将军沐英率军征讨，又命李文忠统筹军事。沐英到旧城，反军逃遁，明军追击，败西番于土门峡，取甘朵，擒获土官阿昌失纳，继而平纳鄰七站，生擒番酋三副使瘿嗉子等，“拓地千里，俘男女二万，杂畜二十余万乃班师”(《明史•沐英传》)。同时筑城于“洮河之北，东陇山之南川”(今新城)，并升洮州军民千户所为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辖五个千户所，归陕西都司管辖。
  明代洮州卫建立后，以聂伟、陈晖、杨林、孙桢、李聚、丁能6人为洮州卫军民指挥使，以后便实行汉、番、蒙、回共管地方事务的政策，随沐英西征而来的汉人陈晖、金朝兴、敏大镛等6人为指挥。朝廷下令将南京、安徽、江苏的汉人迁来洮州戍边屯田，史载：“移京无地农民三万五千户于诸卫所。”洮州群众至今传说其祖先是从南京紵丝巷迁来的，每年春节闹社火秧歌首先就唱：“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的老家在江南, 自从来到洮州地，别有天地非人间。”
  永乐元年，明王朝又命李达镇守洮州，李达是安徽凤阳府定远县昌义乡人，镇守洮州后一直未归，殁后葬于新城大石山下，其墓“李家坟”至今留存。南京紵丝巷人金朝兴、金鼎兴、金建兴，随沐英平叛来洮，后金朝兴征云南时阵亡，金鼎兴、金建兴定居洮州，世袭洮州卫指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938年在考査洮州时日记中写道：“此间汉回人士问其由来，不出南京、徐州、凤阳三地，盖明初以戡乱来此，遂占田为土著……若赵、若马、若杨皆自谓南京紵丝巷人，此间有民歌云'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的什么花儿来？我带的茉莉花儿来。洮州无茉莉花，其为移民记忆中语无疑也。”
  明代江淮遗风，在临潭城乡随处可见，撰写于1940年的《临潭县志稿》载：“洮州妇女’足趾上翘，鞋之式如之，即古所谓凤头鞋也'，幼女发束双辫，垂于两肩，过十岁则一辫垂背，即嫁则束为高髻……新妇服饰格外艳丽，系银制抹额（俗名勒子），耳后插银花数对，髻上有银压簪，髻前插银牌垂珠之翠珥（俗名挑牌）。……衣必彩缎，袖及边缘，均绣花，下衣垂裙，项带银圈，胸垂银牌，均有铃铛下垂，配以牙签等物。行动则锵锵带礼。”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査日记中写道：“至岷县足渐大，至临潭则更修长，其履尖上翘，所谓’凤头鞋’也。头上云髻峨峨，盖皆沿明代迁来时装束；经行人丛中，如入博物院，亦此生一快事。”
  从服装服饰，到日常用语；从节日神事，到民间民居；从跑旱船、扭秧歌、十八龙神进城赛会，到提灯会、焰火会、纸马舞等无不打上明代江淮遗风的烙印。
  临潭十八龙神，始于明代。据史料记载，明太祖乙酉洪武二年（公元1369）八月，朱元璋从统一全国的战略需要出发，表彰和激励有功将士，钦定功臣位次，敕命在江宁东北的鸡鸣（笼）山建立功臣庙，供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胡大海、康茂才等21人，“死者肖像祀之，生者虚位以待”。在全国统一后，明太祖朱元璋将开国功臣敕封为“神”，敕命全国各地立庙祭祀。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中指出：“临潭十八乡有十八龙神，其首座曰'常爷'，即常遇春，其他亦并明初将领；但有足迹未涉洮州者，而如沐英立大功于此者转无有。盖此间汉人皆明初征人之后裔，各拥戴其旧主为龙神，以庇护其稼穡，与主之职位大小、立功地域无与也。”著名史学家王树民先生也在《陇游日记》中说：“明初于洮、岷一带曾大举屯田，其中当多常（遇春）、胡（大海）之部下，积久遂潜移默化，变为与此地方具有休戚关系之龙神。”
  对十八位龙神，民间还有不同说法，冶力关池沟常爷庙封神碑上所载与上表不同的有三位：敕封祥眼赤沙都大龙王淮安侯华云龙；敕封镇守西海感应五国盖国大郎都大龙王武殿章；敕封金龙龙洞宝山小吉龙王黔宁王沐英赐名文英。
  洮州十八龙神、庙宇、青苗会规模、马路列表第二节与龙神相关的历史人物简介
  徐达生于元代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字天德，安徽凤阳人，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从小胸怀大志，为人刚毅武勇。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2）,投朱元璋麾下，历经百战，屡建奇功。明王朝建立后，任徐达为右丞相，兼太子少傅。洪武十八（公元1368）二月，因“背疽”病逝。享年54岁，后追封为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阴。被群众奉为“陀龙宝山都大龙王”。
  常遇春字伯仁，回族。安徽定远人。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29）,农民出身，家贫。他身材高大，勇力过人，擅长射箭。元顺帝至顺十五年（公元1355）四月投入朱元璋部，自请为先锋，后屡建奇功，勇猛无敌，解牛塘之围，攻克常州、池州。破宁国等多处州邑，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朱元璋继吴王位，常遇春升任平章政事，后因功绩显著，拜为副将军，北伐中攻克许多州邑，破元都，西征太原，上伐北平、会州、锦州，取得大捷。洪武三年（公元1369）,还师回到柳州河，突得暴病而逝。享年39岁。赐葬钟山之原，追封开平王，谥“忠武”。被群众奉为“总督三边常山盖国都大龙王”。
  李文忠字思本，小名保儿，生于元顺帝至元四年（公元1338）,安徽盱胎人，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非常聪明，作战勇敢在诸将之上。洪武二年（公元1369）春，李文忠以偏将军随常遇春北征出塞，攻克上都，逼走元顺帝。常遇春病逝后，李文忠代理其职，攻克庆阳、太原。洪武三年（公元1370）,拜为征虏左副将军，攻破元军取得大捷，被封为曹国公、大都督府左都督等，后屡建奇功。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洮州十八番族叛乱，李文忠与西平侯沐英合兵征讨，首战土门关，敌败走，追至洮州，生擒阿昌失纳，酋长三副使瘿嗉子等，在东陇山的南川筑城（即今新城镇），置洮州卫，留军镇守。回京后，还掌大都督府兼领国子监事。洪武十六年（公元1384）二月病逝，享年46岁，追封为岐阳王，谥“武靖”。被群众奉为“威震三边朵中石山镇州都大龙王”。
  胡大海字通甫，回族，濠州虹县（今安徽泗县人），生年不详。朱元璋在滁州起兵，胡大海投奔，命为前锋，从大军渡江，积有战功，遂以功授右翼统军元帅，宿卫帐下。后跟随大军攻破宁国，拔取徽州，败元军杨完者，升为枢密院判官，随之攻占兰溪，升任佥枢密院事，进攻诸暨，平定处州，攻破信州，又升任为江南行省参知政事，镇守金华。及下严州，苗将蒋英、刘震、李福投降，胡大海收入麾下，后三人谋反，蒋英以大槌击大海脑门而亡。死后被追封为越国公，谥“武庄”。被群众奉为“洮河威显黑池都大龙王”。
  郭英生于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安徽凤阳人，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随其兄郭兴投朱元璋，颇得信任，充帐前值宿侍卫。以后屡建奇功，升任河南指挥使。洪武九年（公元1376）,移镇北平镇守。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召还南京，升任前军都督府佥事。后随付友德远征云南，平蒙化、邓川等地，因平云南有功，被封为武定侯，镇守辽东。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随耿炳文备边陕西，任副将，平息了沔县叛乱。建文四年（公元1402）,燕王朱棣攻陷南京，自立为皇帝，郭英被罢官归第，永乐元年病逝，终年67岁，赠封为营国公，谥“威襄”。被群众奉为“普天同知感应都大龙王”。
  康茂才字寿卿，生年不详，湖北蕲春县人。少年时熟读经书，深明大义。元末，康茂才结义兵保乡里，后率部投靠朱元璋，被任命为秦淮翼水兵元帅。在跟随朱元璋的征战中，建有战功，先后被任为都水营田使、帐前亲兵副指挥使、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同知大都督府兼右率府使。洪武元年（公元1368）,随大军取汴梁、洛阳、陕州。洪武三年（公元1370）,又随大军西征定西、取兴元，在还军途中病逝，被追封为薪国公, 谥“武康”。被群众奉为“东郊康佑青龙宝山都大龙王”。
  朱亮祖湖北薪春人，生年不详，元末各地群雄起兵反元，盗匪乘机为患地方，朱亮祖组织当地义兵保卫地方，被元廷授予义兵元帅。朱元璋起兵后，被数次擒获，后跟随朱元璋，战功卓著，被升任为浙江行省参政。洪武三年（公元1370）封朱亮祖为永嘉侯。洪武八年（公元1375）同付友德镇守北平，后回京都屯田、巡海道。后因所作违法事很多，被人上报朝廷，其反诬知县道同，并被错杀，朱元璋知后于洪武十三年 （公元1380）召回京，被鞭死。朱元璋以侯爵礼葬之。被群众奉为“南部总督三边黑磁都大龙王”。
  花荣安徽怀远人。自幼好武，胸怀壮志。元顺帝至正四十三年（公元1353）,朱元璋由武当回金陵时，路遇花荣，遂慕名而投奔朱元璋，在跟随朱元璋之后，屡建奇功。陈友谅攻采石矶时花荣为太平府守将，陈兵深夜偷袭太平城，花荣疏于防备，而使陈兵四面围困，花荣领兵出击，屡战不利，是月十九日，陈兵杀入府中，花荣被钩索缚住被擒，宁死不屈，被陈友谅众军乱箭射死，死时39岁，追封东邱郡侯。被群众奉为 “四季九汉降虏护国赤察都大龙王”。
  成世疆生卒年月不详，原籍应天府紵丝巷人。元末避难，全家流浪，逃至洮州甘沟村落户。父母早亡，家贫不能自给。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平西将军沐英平定番地十八族叛乱来洮州，便投入沐英部下。后跟随沐英平定云贵。云、贵、川平定后，解甲归田，行至西固腾腾桥（即邓邓桥），为流寇所害。被群众奉为“成沙广济都大龙王”。
  韩成生卒年不详，安徽虹县人，娴水性。原为巢湖水军头领俞廷玉部下。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3）七月，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朱元璋孤舟被围，在危急时刻，韩成挺身而出，与朱元璋更换衣服，而使朱元璋得以脱逃，韩成为保将士性命投水身亡。后朱元璋感其忠勇而追封为高阳侯。被群众奉为“水司杨四将军都大龙王” 。
  安国又称安世魁，陕西武功人，群众称为“五国爷”。曾在沐英军中任左哨游击，明洪武十年，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副之，进军川藏，马到昆仑，作沐英部先锋, 先后平定收复藏族五部落，在一次战斗中阵亡，相传阵亡地点在白石山。群众奉为 “镇守西海感应五国都大龙王” 。赵德胜安徽凤阳人，原为元义兵长，后弃元投奔朱元璋，为帐前先锋。功勋显著，后随朱元璋破安庆水寨，克九江、南昌，授会江南行枢密院事。与邓愈等共守南昌。陈友谅举兵来攻，城且破且筑，亲督军士，暮坐城楼督战，腰中一矢而亡，年三十九岁。死后追封为梁国公。被群众奉为“赤沙温卜都大龙王”。
  张德胜安徽合肥人，投奔朱元璋后，立有战功。陈友谅进攻龙江时，张德胜率舟师迎战打败陈友谅，在采石矶大战中阵亡，朱元璋追封为蔡国公，谥“忠毅”。被群众奉为“祥眼赤沙都大龙王”。
  在十八位龙神中，属明代人物的13人，其中封王的3人，封公的5人，封侯的3人。属于神灵的5位。
  第三节龙神庙会
  临潭龙神庙会遍布全县各乡村。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九开始到九月中旬，庙会会场几乎不断。
  临潭主要龙神庙会分布情况表新城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龙神赛会，是县内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的庙会。
  临潭县新城端午节赛神会的传统民俗活动，约始于15世纪中叶，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居住在新城、流顺等地附近的先民们，把他们所崇敬和供奉的“龙神”偶像，于端午节集中抬到新城隍庙，供大家瞻仰、祭祀，随之各地竞相效仿，就形成了洮州的十八位“龙神”齐集新城的端午节龙神会。
  端午节赛神会，共分3天进行。除在隍庙内及周围由各地民歌歌手不分昼夜赛唱“花儿”，庙内戏台和新城文化广场唱戏助兴外，主要活动就是赛神。
  第一天叫“跑佛爷”（洮岷民间“神”、“佛”不分，概念模糊，统称“佛爷”）。各路龙神于当天陆续来到城郊，由各自的“接迎会”接待，并举行“献羊”仪式；下午集中到东门月城内，经县知事（后为县长）或商会首脑举行“降香”仪式后，各自抬起神轿竞跑，以最先跑到终点——隍庙大殿入座为胜。
  第二天叫“踩街”。各路龙神张起自己的全副銮驾、仪仗，包括四面（有些只有两面）开道锣，四至八对三角形火焰牙边青黄龙彩旗，一对两米来长大铜号，一对唢呐，轿前为各庙会会首、提领等老年人执香，轿后为“万民伞盖”和有神衔的大毒旗衔幡按座次先后下庙到前后两街缓慢游行。各街居民商户店铺在神轿经过时鸣炮焚香表示供奉欢迎，然后返回隍庙登殿重新入座。
  第三天叫“上山”。于拂晓时候，各路龙神由舆夫舁之，到城西北大石山（即朵山）禳雹祛灾，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午陆续下山，到西门外岔路口 “扭佛爷”，下午返回隍庙，黄昏时下庙，由原路返回，完成了龙神赛会的全部过程。
  群众传说，这三天的赛神仪式是重演当年将帅们带领自己的麾下攻城略地的事迹。第一天表示兵临城下，各路将帅奋勇杀敌，一举攻入城中，守城敌军望风披靡；第二天踩街表示视察城防、宣示军威、捕剿余孽、安抚民众等过程；第三天拂晓，闻报有敌情，于是登高视察，准备迎敌，敌闻风而逃后进城商讨防守事宜，并于当晚各返防区的实战过程。
  临潭最大的龙神庙当属旧城“五国爷庙”，坐落在今城关镇城内村。全称“镇守西海感应五国都大龙王庙”。庙内所供龙神为明初征洮的安世魁。王树民先生1938年考察古战村时见到“有龙王庙一，曰’镇守西海感应五国都大龙王'西海者青海也，龙王据称为安世魁。安氏之事迹未详，要之当与明初移民屯垦有关”（《陇游日记》）。
  据传，安世魁原籍陕西卫后所（今武功县）人氏，熟读经史，精通武艺，科中武举，文韬武略集于一身。曾选用红水营游击，有功特授成都府指挥。明初到达洮州旧城，戍边屯垦。后在安抚甘青交界之处的乔科喀松、昂巴昂哇、左格尼玛、果洛孛撒、循化南番等五大部落，在班师返洮途中，经九条岭白石崖，遭流寇袭击身亡。明太祖朱元璋嘉其开疆拓土、镇洮守边有功，敕分“镇守西海感应五国都大龙王”。位列洮州十八龙神之一。将督司署衙改为龙王庙，都司署衙移至城内东街（今城关五校内），将原来供奉“兴云布雨龙王之神位”的龙王庙（在城关青崖龙头，今城关粉条厂老庙处）作为安公龙王之行宫。
  1986年，临潭、卓尼等地群众积极筹资，在大庙原址新建了“洮州农民文化宫”。占地面积66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正殿为传统木结构寺庙楼宇，高为42.8米。正门别具一格，斗拱、挑檐，落彩浓艳。现在已成为集神庙、娱乐、文化活动于一身的场所。
  第四节龙神庙会的文化内涵
  黄叶菜，黄又黄，洮州是我的老故乡，大大小小做生意，男男女女浪会场……看那杂货摊，看那大饭庄，东边儿来的马，西边儿来的羊，还有学生演新剧，还有老先辈把戏唱；穿武装的中央军,穿褐衫的是老乡；别说尽是西番婆，也有乡下大姑娘。衣服虽不同，面目都一样，问他来此干什么？无非还是浪会场。前拉后扯进馆子，吃了杂碎喝了汤；身边零钱别花完，买些果子买些糖，等到晚上回家去，恭恭敬敬奉爹娘，要请老人尝一尝。
  ——李安宅、于式玉《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洸州歌二》临潭龙神庙会，集庙会、集会、娱神、娱人于一身，在临潭大地上传承、流转，成为生活在临潭大地上汉藏人民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在洮州这块土地上由洮州人民抚育、成长、壮大起来的独特文化现象。
  美国学者菲利普•马格比说：“每一种文化都包含了某种形式的宗教。”（《文化的历史投影》）甘南地方史志专家王俊英先生在《古洮州纪事》中说：“洮州民性耿直、朴素，因先代多系明代将领之苗裔麾下军士，后世因怀念祖上开国定鼎勋业，依据明太祖关于徐达、常遇春等开国将领配享太庙的诏书所示，将徐达尊为新城龙神，常遇春为冶力关、成世疆为甘沟、李文忠为端阳沟、胡大海为南路等十八位龙神，期冀诸将生曾为人杰，死必为神灵，庇佑一方之平安，稼穡之丰收，消灾弭祸，遂演为每岁端阳节肩抬这些偶像大轿远距离赛跑之龙神赛会。虽然粗狂，却也古拙。其规模之宏大，场面之壮观，各族人民雀跃之状，为湘鄂在端午盛况所不及。既有凭吊先烈、祭祀祖宗之寓意，亦有怀旧温故，振奋后来人的含义。”（《甘南报》1989年8月5日）龙神庙会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的，开始之初，只是表达了对明代开国功臣们的怀念。从隆重的节日气氛中不难领略到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美好生活的憧憬。到后来它又呈现出一种宗教盛行的社会现象，善男信女们逢庙会烧香点灯祭祀，叩求神灵护佑的独特风貌。洮州人在传统宗教文化中汲取养分，获得有用的知识，在历史风雨磨砺中培养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能力，形成了洮州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由于洮州人勤劳质朴，因而自立意识很强。洮州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以这种宗教精神为依托，以温饱为第一要务，以强烈的抗争精神面对大自然带来的灾害，从而成为洮州人在高寒阴湿地带得以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
  龙神庙会，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它又成为物资交流、商贸往来的场所。不但满足了汉藏人民的精神生活，更促进了临潭各族人民的物资交流与物质生活。给传统的神会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与龙神庙会文化相伴随的是社戏和花儿会，辛勤劳作的临潭人民借庙会之机尽情娱乐，借娱神之机以娱人，充分享受精神文化生活。
  遍及全县一百多处的庙会，几乎每月都有，众多的人文景观所赋予的丰厚文化内涵，是开发人文旅游的潜在优势。其间的民间工艺、庙会、传统民居、民间体育、民间传说等都是全县经济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用新思想、新思路去研究指导民俗的健康发展，必将带动全县经济文化的大繁荣。
  龙神庙会文化已经渗透到每个洮州人的血液中，人们把庙会作为寄托情感和释放精神愉悦的理想场所，这是历史的积淀、是过去古老生活的一个折射和反映。更重要的是交流了各民族的思想感情，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临潭龙神庙会是人民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第二章非物质文化遗产
  临潭是古洮州的中心地带，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共生共进的典型区域，璀璨夺目的民俗文化在这里得以集中体现，并独具特色，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潭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4月30日公布了第一批3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一节省级保护项目
  —、民间音乐
  序号6编号II—2新城花儿会（龙神赛会）
  临潭新城地区在端午节期间进行“十八位龙神”（即明朝将领被当地群众奉为龙神）赛跑，俗称“跑佛爷”等活动。从农历五月初四开始，当地群众便忙碌起来，当日冶力关、羊沙、总寨、新堡、流顺等乡群众抬着龙神陆续进城，附近群众数千人鸣放鞭炮、烧香叩拜，虔诚迎接。下午各路“龙神”汇聚东门月城子赶往隍庙大殿。据传,哪家龙神（也叫佛爷）捷足先登隍庙，该地将风调雨顺，农业获得丰收。沿街数万群众观看这一盛况。同时各路花儿（山歌）歌手云集新城，在隍庙附近，进行赛歌，山歌场上人山人海。初五日，“十八位龙神”进行踩街活动，人们竞相挤到佛爷跟前，焚香叩首，燃放鞭炮，锣鼓喧天，号角齐鸣，规模之宏大，在甘南州内独一无二。初六日，“十八位龙神”按次序上大石山（又称朵山，在城西5华里处）进行传统的祭祀（禳雹）活动。祭祀完毕返至西门外，在此才正式举行“扭佛爷”活动。此时整个街道万头攒动，将端午节活动推向高潮。下午3点左右，在隍庙进行“告辞”仪式，由道士作法，念经告诫龙神，不得施行恶风暴雨，祝十八位龙神各回驻地，协力保护洮州地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同时唱“花儿”、演大戏，以庆祝端阳节迎神赛会圆满结束。
  新城端午节庙会“迎神赛会”始于明代，源于江南“赛龙舟”，花儿会兴起于清朝雍正年间，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风俗。临潭端午节“花儿演唱”是庙会与花儿熔铸于一炉的典型。近年，新城花儿会又有物资交流和风情旅游等新的内容注入，规模更加宏大。
  二、民间杂技与竞技
  序号10编号VI-1万人扯绳
  临潭县旧城地区（城关镇）每年元宵节期间的万人扯绳活动，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一种军中“教战”游戏。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后由军中传入民间，流传至今。据《洮州厅志》记载：“旧城民有拔河之戏，用长绳一条连小绳数十，千百人挽两头,分朋牵扯之。”其目的“以为扯势之胜负，即以占年岁之丰歉焉”。
  该项活动历代由旧城地区的商会组织，本着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的原则，筹集所需的经费和物资。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县内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政府每年给予必要的赞助。
  扯绳活动是洮州元宵节数万群众共庆佳节的一种独特方式，在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晚上举行，每晚三局，三晚九局。来自附近各地的汉、回、藏各族群众身着艳丽的民族服饰，齐涌临潭县城。午后筹办者将重达8吨左右的钢缆绳放置十字街口，由群众推举“少壮”担任“连手”，将双方“龙头”（即绳头）联结，赛前将绳捆扎成头连、二连、三连、连尾（俗称双飞燕），绳全长为1100多米，主绳直径达14公分，参赛双方不分民族和男女老少，有数万人参与，成为世界扯绳史上绳之最重、直径最大、长度最长、人数最多的比赛。2001年正月十四日，中央电视台《走进西部》专题组受《中华民族》栏目的委派，专程到临潭就洮州万人扯绳活动予以现场转播，影响颇大,同年该活动申报批准载入上海世界吉尼斯大全。
  三、传统手工技艺
  序号19编号VIII一1临潭城关邱氏金属加工技艺序号20编号VIII—2临潭城关牛氏金属加工技艺
  序号21编号VIII-3古战申氏金属加工技艺
  清末，旧城牛建文，从岷县清水沟学来铜铸手艺，遂在旧城上郊口开设临潭第一家铜铸炉院，铸造铜锅、铜壶、铜火盆、铜火炉、铜罐、铜脸盆、铜瓦、铜香炉、铜佛等，从业18人。民国时，旧城郊口杨寿林、大庙河王朝英也相继开铜铸炉院，铸造铜锅等，唯牛建文炉院规模最大，名望最高。1949年建国前，牛、杨、王、邱4家炉院从业人员50多人。新中国建立后，在合作化运动中加入了集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牛氏后代和杨寿林炉院的邱广成，分办城关翻砂一、二场。
  古战申家加工技艺跟其他各家大同小异，工序分下料、溶解、制模、浇铸、打磨等，具体细节因属内部机密，故各家秘而不宣。
  序号22编号VIII—4临潭麻布制作技艺
  旧时，麻布生产在临潭东、南、北路农村很普遍。农民把所种的胡麻籽榨油，茎在水中沤数日后，捞出晒干，用刮刀（木刀）刮尽硬杆，其皮成为胡麻草，再上纺车纺成线，最后上织布机织成麻布。明清时期，麻布商品化程度不高，麻布基本都是家庭化生产，自产自用，用来做衣服、帐子、口袋等。到了清代后期，麻布商品化程度慢慢提高，专业工匠也增多起来，有了专门贩卖麻布的商人。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临潭的麻布生产达到年产30万尺。新中国建立后，麻布多为棉布所取代，逐渐失去其社会价值，产量不断下降，至1956年生产基本停止。
  序号23编号VIII—5洮砚雕刻技艺
  洮砚，与广东端砚、安徽歙砚并列为中国三大名砚，以出产在古洮州境内的洮河沿岸而得名，尤其以东路喇嘛崖（今属卓尼县）所产的“鸭头绿”最佳，素有“洮砚贵如何，黄膘带绿波”之评。早在唐代就有洮州砚匠所雕洮砚流传，宋神宗时列为朝廷贡品，明清及民国时期现临潭县的新城、扁都、陈旗、石门等地都有“砚瓦匠”专门从事洮砚雕刻。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一批技艺超群的雕刻艺人，如苗存喜、刘文林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洮砚生产走向半机械化，工匠更多、产品更加丰富、工艺更加精致。
  洮砚造型丰富多彩，装饰图案有龙凤、花草、虫鱼、人物各具特色，雕刻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真实感。
  第二节县级保护项目
  一、民间文学
  序号5编号II-1洮州花儿
  洮州花儿是临潭的古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文化活动中创造培育出的山野味浓郁、地方特点鲜明的民间山歌。
  洮州花儿的曲调称为“令儿”，有东、南、西、北四路的区别。典型的有东路的《两叶儿令》，南路的《折麻秆儿令》及《尕缘花儿令》，西路的《尕莲儿令》，北路有闻名的《莲花山令》。在唱法上又有单套双套之讲究，双套花儿的曲令是单套花儿的发展，将每个乐句加以扩充，再加以特定尾声，结构相同。从格律上又有正格、变格之分。正格的单套花儿一般为每首3句，每句7言；双套花儿每首为6句，每句7言。而变格的单套花儿在句数上有4、5、6句，7句以上一般称长套花儿；字数上也有每句8、9、10至12字之多的。双套变格也有句数在8句以上的。洮州花儿有一韵到底的，有隔句押韵的，有前后句押韵的，也有换韵的。在内容上有叙事的、抒情的，由于花儿大多都是在野外唱，所以抒发爱情内容的显得更多。在歌唱形式上还有单唱、齐唱、对唱等不一而足。
  序号1编号I一1麻娘娘的传说
  镇守洮州的李达，生有六子，皆有功名，唯六女早夭。大女岀嫁给北京指挥使韦钊，二女嫁给洮州守备陈圮，四女嫁给巩昌卫指挥使赵得，五女嫁给巩昌卫指挥雷玘，七女嫁给洮州卫指挥杨谕，八女出嫁凉州总兵官都督赵英，可谓门当户对了。唯这三女生得才貌超群，与众不同。李达十分担忧，唯恐被朝廷发现，选在深宫冷院当妃子。且伴君如伴虎，一遇不测，便株连九族，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不叫三女出世，凡出进就戴上丑陋的麻脸外套以掩人耳目，人都叫她做“麻娘娘”。一次，三女早晨正开窗对镜梳理，不料被一个朝廷命官闯入发现，见这女子生得花容月貌，娉婷婀娜，形态佳丽不比寻常。便问李达，李达只勉强虚应，措辞搪塞。这个朝廷命官为了邀功领赏，便奏给正在天下选美的朝廷官员。这样，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丽人，只得被抬在轿中，上京入选了。这个送“麻脸娘娘”赴京的命官由于没有得到李达的犒赏，反而受到了冷遇，便记恨在心。当“麻娘娘”被选为仁宗妃子时，他便进奏谗言，说李妃过江时将溅在裙裤上的水抖落了，将来要抖乱江山。但仁宗不听，该命官又在宫廷造谣说李达结联羌酋要反叛朝廷。经查，又系子虚乌有。后来，仁宗短寿驾崩，这个奸臣又说李妃“脚底不好”、“命定克夫”，是“丧门星”转世等等，送了皇上命。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谗言蜂起的宫廷，李妃百忧交煎，便思念起家乡来，她怀念家乡恬静而安逸的生活，怀念父老乡亲，更怀念自己的亲人，便毅然要求回乡奉养双亲。这时，李达也身老多病，朝廷就答应了她的请愿。李妃便提出给故乡洮州免去皇粮、征税，并要求洮州地区修房、婚姻、丧葬、服饰等仪如皇家，可修一整套的四合院，顶盖阴阳瓦，屋脊安吉兽，大门落三彩、悬倒提柱，门口蹲踞狮子。妇女可佩金戴玉，绾高髻戴凤冠。丧葬可扎全副纸货、挂八吊穗或六吊穗纸，画龙凤棺，棺外带椁、廓等。因此，李妃乘辇回家伺奉双亲，老死家乡，名字也未载入朝廷史册之中。只有洮州人民怀念这位有恩泽的“麻娘娘”，便将她的故事世代流传了下来。
  序号2编号I一2石门金锁的传说
  临潭县的石门乡石门口是洮河流过的地方。很早以前这里山崖连绵不断，洮河水流到这里，便淌不过去，年久日深，最后把村子里老百姓的房子都淹了。人们只好住在临时搭起的窝棚或帐房里。河水还往上涨，眼看就要遭受流离失所之苦。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村里来了一位白头发，肩上搭着褡裢的老人，说他已经活了500岁，是个木匠，愿为大家盖房子。大家听了很惊讶，于是人们纷纷上山砍来木材，打出土坯，就等老木匠动工。可几天过去了，老木匠只是吃了睡，睡了吃，并不干活。河水又上涨了九尺，人们只好催他赶快动手。老木匠听了摆摆手说：“别忙别忙，到时候你们有新房住就是了。”又闭上了眼睛。第二天，人们从叮叮当当的声响中惊醒，大家出去一看,啊！山坡上已造好了一排排的新房子，人们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屋，别提有多高兴了！ 可村里的人们还是很担心，河水再往上涨，有一天还是会淹了这些新房子！老木匠不慌不忙地说：“那好办，我把这山劈开个口子，让洮河水流过去不就成了!”于是，老木匠抡起斧子一劈，只听见咔嚓一声巨响，石山崖开了个豁岈，再看老木匠的斧头，却成了一边是齐的，一边是斜的了。这就是如今洮州木匠使用的斧头，也是一边齐，一边斜的原因。山崖虽然劈开了，可洮河水还不能畅流，人们又要求老木匠再显法力。只见老木匠飞起双脚向两边一踢，山根又被踹开了好多，只见石山像开了两扇大门，洮河水哗啦啦地往下流。这时，忽然吹来一阵风，老木匠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不见了！大家感到非常神奇，村里一位老人说：“这位神人为我们盖房开山，神通无边，莫不是鲁班爷吧!” 于是大家齐声说：“就是鲁班爷呀!”此后，鲁班开山的传说就在洮州大地流传开了。人们为了纪念鲁班爷就在右边半山崖上修了一座庙，供起了鲁班爷，至今香火不断。
  石门口的景色也比以前更为迷人，两岸崖壁峭立，百仞如切，山上苍松翠柏，鸟语花香。洮水在这里似流非流，平静如镜，清澈碧透，倒映峰峦。尤其在月华初上之时，崖罩轻纱，河水泛银，那鲁班庙里灯火辉煌，恰似挂在两扇石门上的一把金锁。崖两边，还留着斧凿之痕，山底下有几处脚印，相传为鲁班所为。于是洮州人把这里称为 “石门金锁”，并列为洮州八景。清代临潭诗人陈钟秀有诗赞曰：
  谁劈石门踞上游，边陲万古作襟喉；任它纵有千金锁，难禁洮河日夜流。
  序号3编号I一3羊头将军的传说
  传说，宋朝杨家将大部被潘仁美用毒计害死在金沙滩，唯四郎死里逃生，避遁深山，练武习兵，伺机除奸。后来权奸潘美仁奸计暴露，宋王启用了杨四郎，令捕杀潘仁美父子，潘家父子带残兵往西逃走。逃到岷州时，潘家已伤亡惨重，两个儿子潘龙、潘虎也被杨四郎斩于马下。潘仁美丢铠弃甲，狼狈逃窜。跑到洮州三岔时，一看这里山深林密，地形险要，便布兵埋伏。当杨四郎乘胜追到时，埋伏的挠钩手窜出，一刀砍下杨四郎的头来，杨四郎便俯身拿起一个羊头，安在脖颈，继续与潘仁美作战。潘仁美因年老力疲，怎敌得杨四郎骁勇无比，只得且战且退，败退到黑松岭时，二人跳下马来，在山顶厮杀。杨四郎手持双剑，步步紧逼，越战越勇。潘仁美从身后抽出单鞭想再拼杀，但汗冒气喘，气力不支，便被杨四郎一剑斩于黑松岭上（后潘仁美的鞭被埋在“盖鞭沟”，尸体葬在黑松岭上）。这时，杨四郎还没发现自己安的竟是一只羊头。走到山下，一妇女见状，惊呼羊头将军，才头落身亡。从此，当地群众为纪念杨四郎将军，便修庙雕身，每逢四月十四日，三岔庙会上，群众抬着四郎爷上黑松岭踩踏潘仁美的坟堆，并演戏纪念。
  序号4编号IT-4洮水流珠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洮河的东岸有一个叫阎王庄的村子。村子里住着一户大财主叫马敬斋。他霸占着方圆几十里的土地，还霸占着洮河上的渡口。附近农民不是他的佃户就是他的长工，要不就是摆渡工。马敬斋不但好财，而且还好色，心狠手辣，人叫马阎王。60多岁的雷成河给他当了50年的摆渡工。他没有别的爱好，只迷恋丝竹弹唱，一支笛儿常横在嘴上，吹得河水欢跳，柳枝狂舞。
  雷成河家住洮河西岸的雷家坪，离阎王庄60多公里。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取名鮫鮫。这鮫鮫虽然生在贫寒人家，但针线茶饭、屋里屋外样样都很出色。到了16岁，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俏闺女。这闺女受了父亲吹拉弹唱的熏染，也爱上了笛子。雷成河给马阎王当摆渡工，恰似老马被套上了笼头，寒冬腊月当洮河坐上冰桥的日子，又得去给阎王推磨、碾场。长年累月的劳累，雷成河终于一病不起了。马阎王还嫌他碍手碍脚，竟逼他搬到马棚里去住。
  鮫鮫娘俩听见了，心急火燎地带着仅有的几块糠窝窝去看望他。来到马棚里一眼望见雷成河躺在草堆里一口一口地喘着气，都伤心的哭了。不料，哭声惊动了马阎王，他手中提着大烟管，三步并作两步奔进了马棚。他以为雷成河死了，可以少开工钱，不想雷成河没死，马阎王怒从心起，一声大喝：“呀，真是贼胆包天，竟敢上门哭丧，臊老爷的脸……”马阎王猛地看见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婆子领着一个黄花闺女，立刻露出一副奸笑，将山羊胡子一捋，柔声细语地说：“唉，我这个软心肠的人也怪难受的，小闺女，快把你爹搬到场房里去住。”
  夜里，鮫鮫正在服侍爹爹，只听门咯吱一响，马阎王的秃头伸进屋来，立逼鮫鮫跟他去。这下可气坏了生命垂危的雷成河，他紧紧地拉住女儿的手不放，鮫鮫的娘也跪下求情，马阎王哪里肯依，朝雷成河胸部狠狠一脚，可怜雷成河气绝身亡。
  原来，鮫鮫已把一颗心交给了一位青年摆渡工虎子。虎子得知鮫鮫家出了事，带了同伙，手执长矛大刀直奔马阎王家。马阎王见势不妙，准备逃跑。不料刚迈出大门，就被虎子拦住，做贼心虚的马阎王跪地求饶。鮫鮫见虎子领着大伙来救，悲愤交集，揪住马阎王连哭带骂。众人怒火燃烧，一阵脚踢拳打把马阎王打了个半死。正在这时，马阎王的儿子带着庄丁赶了过来，虎子、鮫鮫们只好抬着雷成河的尸体向河西走去。
  马阎王怎肯罢休，第二天抬着花轿，来到雷家坪硬是把鮫鮫抢了去，把虎子抓去关在自家的地牢里。鮫鮫被关进马家深宅大院，思谋脱身的办法。她一边哭，一边装作顺从的样子，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先派人请和尚念经，超度父亲的亡灵，大办道场安葬；二是给娘送上一千两银子的彩礼；三是把虎子放出。马阎王成亲心切，一一答应。
  鮫鮫见所有的事情已办妥了，又瞅空给虎子带了个口信，要他如此这般……才换上新装，走进了洞房。马阎王满心欢喜，见鮫鮫斟酒敬他，接过酒碗，一连喝了三大碗，醉得连头也抬不起来。鮫鮫吹起笛子，墙外埋伏的虎子听见笛声，知事情已成，便翻过墙头，悄悄溜进新房，宰了马阎王，领着鮫鮫翻墙而去。接应的伙伴护着鮫鮫走了，留下虎子断后，虎子被马家狗腿子发现，反抗中死在乱刀之下。当鮫鮫与大伙跑到洮河岸边，准备摆渡时，发现身后追赶的人已到。鮫鮫料定难以逃脱，“扑通” 一声跳入了洮河。虎子死了，鮫鮫跳洮河了，只有鮫鮫娘每天坐在河边上，眼望河水，哭啊，哭啊，从早哭到晚，从晚又哭到黎明。有一天，正当鮫鮫娘痛不欲生时，河面上突然卷起了一阵巨浪，浪尖上涌出一个人来，面似鮫鮫，身材却像鱼，朝鮫鮫娘放声大哭，滚滚泪珠像颗颗珍珠，一颗一颗滴进水中，这泪珠越聚越多，越聚越密，重重叠叠，竟然覆盖了河面。
  打这以后，每当数九寒天，洮河水面上便流动着像泪珠一样的冰珠，传说这冰珠就是鮫鮫娘俩的眼泪。这就是洮水流珠的传说，也是著名的洮州八景之一。
  二、民间舞蹈
  序号7编号III-1纸马舞
  临潭石门乡的扎浪沟村，羊沙乡的秋峪、浪古等村，每年从正月初六晚起，演出纸马舞，至正月十六日结束。由于阵容壮观，场面宏大而远近闻名，久传不衰。演出的人员不限，但必须两两成对。演员装扮成武士模样，穿战裙，跨竹蔑扎成的“战马”，有手持灯笼的领舞者称为“马头儿”。武士们由“马头儿”指挥，一手勒缰绳，一手挥旗，排成各种阵式，配以铿锵的打击乐和嘹亮的号角，连唱带跳，忽快忽慢，动静结合，变幻无常。动时杀气腾腾，静时醉卧沙场，表现了一幅古代两军对垒、奋勇拼杀的场面。“纸马舞”不但队列变化复杂，出场角色各异而且唱词内容广泛，唱腔多达十余调，很能表现古代征战的盛大场面和宏伟气势。
  序号8编号III—2正月十五灯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传统的灯节，临潭各地素以各种花灯来欢度良宵。典型的有洮州面灯，届时，农家妇女们要捏出造型各异形象生动的面灯，分吉庆灯、月令灯和生育灯等数种。捏完后放入蒸笼蒸得半熟，再在灯底部栽上用藏香缠上棉花搓成的灯芯（俗称捻子），添满清油，然后点灯。天灯升在灯杆上，神灯送至堂屋家神前，寿灯送至老人炕头，喜灯分送粮仓、面柜、衣箱、门楣、窗台等处，月令灯分送磨房、草房、茅房、井台等处，生育灯分送牛槽、马厩、羊圈、鸡架、狗窝等处。为了不使风吹灭灯，又用彩色纸笺制成各式灯罩，把农家院落装点得五光十色，一片光明。远远望去，村村寨寨若天街灯市，银河灯海。
  其次，还有哈尕滩焰火、羊升提灯会、新庄观灯会等相映生辉，共同组成了临潭别具特色的民间花灯会。
  序号9编号III一3临潭秧歌
  秧歌是临潭社火内容中的一种，是江南移民为怀念故乡而流传下来的模仿习俗。秧歌有叫“跳秧歌”的，也有叫“扭秧歌”的，一般都是由四人组成，两人一对，四人按十字形跳开，又按十字形聚拢，头顶头“唱秧歌”，表示江南农民插秧栽稻之景。跳秧歌的人头上戴毛毡似鹿角分岔的尖顶帽，短衣束腰裙，完全是地道的农民装束。旧时，临潭较大点村庄都有跳秧歌的习俗，秧歌剧目有织手巾、小放牛、担水调、划船曲、琵琶调、什样锦等，皆在春节、庙会期间演唱。三、民间杂技与竞技
  序号11编号VI-2打切刀
  “打切刀”是一出传统剧目，原名《混五子招亲》，是临潭县长川乡冯旗村每年正月十六的庙会上固定演出的节目，其内容武术加魔术，独具特色。这天，附近村庄的群众、生意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冯旗，参加一年一度的庙会。剧目表演前场地上搭一帐篷，台前供演员表演，台下万头攒动，人山人海。随着一阵悦耳急促的锣鼓声，五名生角出场，并各念一段台词“切开红肚肠，拳大胳膊壮，打死不拉勾，要问麻引个，双股一齐上”。然后绕场亮相，集体表演武术。接着五名由男性扮演的旦角上场，表演武术，随机生旦开打。武术套数有开怀、解膀、扫踝等，一招一式，配合默契。此时，锣鼓齐鸣，号音嘹亮，喊声如雷，炮声震天，烘托出一个真刀实枪的气氛和肃杀的实战场面。经过一番激烈较量，生败逃，旦追进帐。生旦又成对上场，旦角将刀、剪、锥、链、斧等五件器具打在生角头部，生角头颈顿时鲜血淋漓，场景逼真，真伪难辨。这一表演为村中赵、武等姓弟子扮演，从不外传。
  这个剧目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明洪武年间，冯旗村附近山头有一帮土匪占山为王，经常骚扰周边村庄。一天，冯旗村的姑娘媳妇们外出踩青，恰巧被山上土匪头目窥见，土匪头目吩咐喽啰们抓几个丫头媳妇回去做压寨夫人。于是喽啰们一哄而下，尽管丫头们拼命抗争，还是有几个被土匪掳上山去。土匪头目欣喜异常，想犒劳一下弟兄们，庆贺胜利。就大摆宴席吃肉喝酒，猜拳行令，一时醉气弥漫，抓去的姑娘媳妇们乘机逃下山去。她们商议说，今日侥幸逃出虎口，说不定哪天又被抓去，与其整天提心吊胆，还不如趁今天土匪们大醉之机，把他们都杀了。大家决定后，就回家去拿上切刀、锥子、剪子、链刀、斧头等器具朝山上匪巢中冲去。土匪们喝得烂醉如泥，妇女们一阵乱砍乱扎，将土匪悉数杀死了。
  序号12编号VI-3打秋千
  秋千是我国传统的民间体育游戏，其起源众说不一。“秋千者，千秋也，汉武帝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在唐代，从皇帝玄宗起以至士民均呼秋千为“半仙之戏”。临潭县农村俗称为“打秋”。每年农历腊月至翌年二月欢度新春佳节，农村青年自发地在打碾完庄稼的场上支上两竖一横的木架（高达5-6米），拴好绳即为秋千。或父辈们利用自家屋梁拴上绳，供孩子们自小戏玩秋千。打秋千的技术多种多样，一般分单人踩或双人踩。双人踩为两人相对站立于秋千板上，互相踩蹬，或由一人坐于板上（多系小孩），另一人站立踩蹬。一般以能踩到与秋千之梁架齐平或超梁者为优。
  四、民间美术
  序号13编号VIII-1临潭东路的木板窗花
  临潭汉族过年时家家户户都有在洁白的窗户纸上贴窗花的古老习俗。临潭民居建筑风格，尤其是窗棂的结构，也给窗花以用武之地。一般农家的窗户，如前所述，多有 “满天星”、“步步锦”、“虎张口”、“霸王睁眼”之类的图形，在棂空处就用各种窗花来加以美化和装饰。
  临潭东路的木板窗花是有别于剪纸窗花和书画窗花的另一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是在木板上类似版画形式刻出阳线图案线条后，涂上颜料，印在合适的纸上，糊在窗格的特选部分，增加喜庆气氛及生活情趣。木板窗花以构图简洁明快、色彩对比强烈为特色。
  序号14编号VII—2洮州剪纸艺术
  洮州剪纸主要为剪纸窗花，其次剪纸鞋花。剪纸的传统题材很广泛，花鸟虫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吉祥如意、渔樵耕读、琴棋书画、戏剧人物、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十二生肖等等，无所不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策的落实，农村的逐步变化，新观念、新风尚也融入剪纸艺术中，使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更富新意。
  剪纸的技法有：（一）折叠剪：通过对纸的折叠，剪出对称式、放射式、求心式、连续式等多种结构的图形；（二）阴线剪：表现对象的细部用剪子镂空成线，以显示形象及不破坏整张纸的四边外形；（三）阳线剪：与阴线剪相反，不保留整张纸的四边外形，用线条剪出各种图案；（四）衬色法：彩印剪贴，以突出主体物，增强画面的色彩效果；（五）综合运用各种手法，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
  序号15编号VII-3临潭民间油漆艺术
  洮州的民间油漆艺术始于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后来分为家用木器的油漆和房屋建筑的彩绘。家用木器的箱、柜、桌、椅等都要画上花鸟、山水、博古以为装饰，以前多用桐油，后来使用油漆。箱子，尤其是作为姑娘出嫁时的陪箱（妆奁），讲究描金漆箱。底色为大红，前面勾以金线图案，既有喜庆之感，又有富贵之气。柜主要有立柜（俗称门箱）和八角柜，民间都要在面上绘以各种图案，有单彩和多彩之分，明色和暗色之别，以传统的四季花卉、暗八仙、四君子等为多。桌有琴桌、供桌、炕桌之不同。桌边、牙角涂以各种色彩，桌面多为竹石、花鸟、山水、书法点缀，各呈其妙，不但装点生活而且美化环境。
  彩绘多在古寺庙建筑上，梁枋斗拱之间绘以五彩，为建筑物增添了华贵的艺术感。图案多为旋子、云子、别子、穿莲、荷花、回纹、猫眼、锦地、虎爪等，变化多端，极富装饰。还有龙、凤、狮子、麒麟、八仙以及山水、花卉、人物故事等题材。洮州民间的彩绘将汉、回、藏各民族的建筑艺术融会贯通，精彩荟萃。其中回族清真寺多为云子、别子、锦地、植物纹样及阿文书法；藏族寺院多为狮子、象、鹿、马、香草、回纹、八瑞相、七政宝等。技法有平涂、立体、晕染，梁间、门扇、门楣、门闩多以名家书画加以装饰，更显本境风采。改革开放后，油漆艺术已向高层次发展，喷漆艺术、意大利聚酯等颜料也广泛应用。
  序号16编号VII-4临潭民间画棺艺术
  洮州的汉族和部分藏族实行棺殓土葬，于是逐渐形成了画棺艺术。当事人必请民间画师在棺盖、两帮、大小档、底座等处，按死者身份及当事人经济状况绘上各种图案。棺盖上多为七星或河图洛书，大档一般为厅堂图式，中间签上死者的姓氏；小档按死者性别，男性画海水朝阳，女性画芙蓉山水。两边棺帮有所谓大五彩、中五彩、独龙杠、一素红等区分。有地位的人家，多画双龙戏珠图案（俗称独龙杠）。经济情况好的人家，多画大五彩，有沥粉、贴金工序，颜色运用比较艳浓，多用大红铺底。各式纹样用青、绿、蓝色层层退晕，有金琢墨、烟琢墨之区别。一般人家多画中五彩，蓝、青、绿三色中只用两种，纹样只退晕两次，不沥粉，用色较素，出活快，丧事也较为简便。若是青壮年病故，则多用红色刷底，不饰纹样，不行丧事，以示悲哀更甚（有别于白喜事）。大、中五彩都要在团花（4个或3个）中分别画上花卉，或八仙人物、龙、凤、虎等，或山水、诗词等，边沿部分还有暗八仙、四君子及行云流水等图案加以装饰。
  序号17编号VII—5临潭民间洮绣艺术
  洮州的民间刺绣艺术称为洮绣。洮绣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各民族的文化基因。洮州的汉、回、藏族姑娘，从小就要学习刺绣（俗称扎花儿）技艺。其基本功是画好花样子，剪成剪纸，贴在需绣的地方。纹样汉族喜用鸟兽虫鱼、花草蔬果、戏曲人物；回族多为植物花纹、几何图形；藏族常取各色花卉、云字万字等。主要针法有：平针、参针、挑针、长短针、空实针等。绣法有：错针绣、网地绣、锁地绣等。式样有：剁花、盘花、贴花、拼花等。不同对象用不同针法，不同纹样有不同绣法，不同材料施以不同的式样及色彩搭配。
  刺绣的部位汉族多在幼童帽子、围裙、肚兜、鞋面及枕顶、针插、荷包等处，回族则多在门帘、炕围、围裙、被单等处，藏族多在库多（马夹）、该拉（腰带）、连巴（长筒布靴）等处。洮绣的题材有：莲生贵子、松鹤延年、连年有余、金玉满堂、狮子绣球、鸳鸯戏水、喜鹊探梅、八宝如意、四时博古等。
  序号18编号VII-6临潭竹编
  临潭竹编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土炕是家家户户睡觉吃饭、憩坐交谈、待客会友之所。为求其软和舒适、整洁便利，当地群众就地取材，先在炕上铺一层青稞草，再覆以竹席。因此，竹席是家家不可或缺之物。
  临潭境内，东南北路相对湿热，多生小毛竹，当地有为数不少的编匠。农闲时节,从林中割来粗细略同筷子的竹子后，剖而为三或四，并去梗起皮。起下来的竹皮即为蔑子。将其每三根或四根为一把，以一压二为基本形式（从正面看，每把篾子在一格之内下压与之相垂直的两把蔑子），从中间开始，纵横并列，穿插编排，直至编成整张竹席。由一压二这一基本形式，可在整张席面上编构成很多种悦目美观的图案，如盘子花等。竹蔑的薄厚必须均匀适中。过厚，打出的席片既松又硬，笨而易折，舒适感也差;太薄，则软而易断无法编席。只有薄厚均匀适中，编出的席才紧而柔软，易卷放，耐使用。
  临潭竹编除竹席外，还有竹筛、簸篮、笼子、背篼等物，除自给外大多作为商品行销邻近各县。
  五、民俗
  序号24编号X-1新堡乡资堡的抢年果
  临潭县新堡乡资堡村的“抢年果”俗称“抢哦浪浪儿”，相传此俗已有500多年历史。初为土司衙门所为。乾隆间，昝土司家迁移至资堡村后，“抢哦浪浪儿”就成为一次年节活动，在资堡村流传下来。
  每年正月十五，全村汉藏群众要派出青壮年，在村两头将采来的松枝绑附在搭起的木架上扎成彩门，装上纸花、宝灯，贴上对联，并要求各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2米长的小木杆5至10根，涂成红色，等分对称地栽在村街两边，上挂各式纸绑彩灯，晚上灯火通明，社火队从街中演过，人们纷纷前来观灯。青少年们聚在一起，挨家挨户去贺新年，祝福说吉利话。各家必然把准备好的核桃、红枣、水果糖、货币等物从门里撒出，供人们去抢。抢者嘴里不住喊“哦浪浪儿”，谁抢得最多，预示当年交好运，四季平安，心想事成。
  序号25编号X—2陈旗乡王旗村的烤摞摞
  “烤摞摞”是临潭县东路的陈旗乡王旗村、龙元乡阎家山、石门乡三旦口等村的传统习俗，而以王旗村为最。每年正月初六日，王旗村每家每户都要拿出一捆柴来，堆积在村中心场上。晚饭过后各家男女老少都携带米酒、果品走向堆有柴火的场地。各家出嫁的闺女一定要回娘家参加此项活动。人们以柴火为中心，很自觉地围成一个大圆圈，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聊天拉家常的，有打闹嬉戏的。由于是在春节期间，人们着新衣、穿新鞋，少年风流潇洒，丫头媳妇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这时场上灯光明亮，彩旗飘扬，约9点钟，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宣布开始大吉。顿时柴堆燃烧、焰火升腾、鞭炮齐鸣、礼花齐放。之后，由各家晚辈依次向村中长辈们敬酒，向妇女们散糖果，年轻人便把有喜事（即娶了媳妇、生了头胎、盖了新房等）的当家人一个个请出来，先向他们祝贺，然后就拉在火堆旁烤，要他们献出喜酒喜糖来招待大家。主人起初假意推辞，青年们照烤不罢，等主人完全乐意答应后，便端酒上菜，请人人品尝，方才罢手。这时男人们饮酒，丫头媳妇们则围着火堆，踏着舞步，唱古老的《路远歌》。唱词有传统的，也有即兴编成的，声音嘹亮，曲调委婉。唱毕后，火势渐低，夜已深沉。散场时，人人必须从火堆上跳过，以避凶趋吉，求得各家人口大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并互道祝福而别。
  序号26编号X—3扁都的哈尕滩烟火
  临潭县扁都乡哈尕滩村，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晚有燃放烟花的习俗。当天，社火会首率全村人焚香敬神，开始“出花”。即将花炮从存放处取出，用小木轿抬上，打上五色彩旗，敲鼓打钹，狮子、船灯、毛熊等开路。会首等手执木香，在街上转一圈后将花炮安置于专门制作的花杆上，花秆高约10米，腰穿横筋条7根，形成草书“虎”字模样。花秆顶端竖一皂灰纸旗，名曰“冲天旗”，花秆中间筋条两头各挂一盏折叠起来的合灯，贴上彩色飘带，迎风飘扬。花秆四周立有六个小花杆，高约4米。顶部置方形木盘，上置裱糊的唐僧、孙悟空、八戒、沙僧、焦赞、孟良等古代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下装有花筒，以火线连接起来，距大花秆约50米处，置关公小木堂。一根火绳直通大花秆顶。入夜，四路八乡人流涌向哈尕滩村，最多时达万余人，前街后巷挤满观焰火的人。午夜时刻，在花秆西侧墙头，燃起熊熊旺火，先放铁炮三声，由会首持香点燃花序号27编号X-4长川羊升村的提灯会
  长川乡羊升村提灯会（俗称小儿会），是临潭丰富多彩的灯会之一，每年元宵节夜晚举行，意谓祈求村中家家儿童平安生长。提灯会规程为：事先由青苗会会长召集负责人选“灯窝子”，被选的人家作为东道主，备好香纸、灯油、提供场地。家家户户将准备好的灯笼提到“灯窝子”，然后抽签决定各户提灯次序。提灯规则分两路进行。第一路由80多家提灯，由会长2人高举大红灯笼前导，其余各家依次随后鸣炮、吹号、鼓乐奏响，进入灯盏阁。第二路由60多家提灯，从灯盏阁加入，两路队伍形成灯的长龙，浩浩荡荡去庙上进行祭祀。祭祀时所有提灯人员必须正帽、整衣、行跪拜礼后，还要绕村一周，经家家户户门前时进行祝福。最后，以大红灯笼为龙头，后边跟着各式各色花灯，花样翻新，争奇斗艳，提灯会进入髙潮阶段。灯笼上多用剪纸、绘画、书法为饰，各显其能，好者为胜，届时村中男女老幼人人出门观灯。整个村里呈现出火树银花的壮丽景象。
  序号28编号X—5古战的打施食
  临潭古战乡古战村的元宵节过节习俗异于别处。十五这天则罢戏、罢社火，而进行打“施食”活动。其内容为：请3-4名高僧在古战庵诵经，后用炒面捏成高大的三角形，并以酥油塑成五色花样，镶嵌其上，名曰“施食”，置于一大木盘内。这天下午，四乡八路的上万名男女老幼云集古战庵，事先由专人于庵的一侧准备一大堆麦草，尔后由两名僧人掌木盘，由一两名高僧击鼓鸣钹诵经往堆草处走。是时，成百上千的善男信女像一条卧龙，齐跪于路上，让僧人所托木盘从头顶经过，谓之“钻施食”，传说能消灾灭病，一年健康。当僧人走到草堆跟前时，由专人将草堆点燃，僧人便将盘内之物置于火中。其时火焰高达数丈，景象颇为壮观。
  另据流顺乡侯家寺（圆城寺）佛事活动：打“施食”源于打“张格尔”，是镇魔驱邪法会。“张格尔”藏语意为“铁城”。言佛祖要保证大千世界的安宁，指派护法神等，要将扰乱世界的各种妖魔鬼怪拘捕在“铁城”之内，进行焚烧惩治。打“张格尔”的做法是，经堂前檐下落座三位“压床高僧”，边有众多僧人陪同诵经，前面广场上群众围成一个大圆圈。伴随锣鼓号角，身穿各色长袍、头戴牛头马面的怪诞神像一对一对出场跳载，谓之“载护神”。是时，有善男信女会在圈内跪“施食”。护神载完后，三位“压床高僧”手握一事先准备好的人头盖骨，走到沸腾的油锅旁迅速抛入锅中，油锅中立即火焰冲天。并将架在油锅上的绘有各种妖魔形象的纸幅焚毁。此时乱炮齐鸣，人群沸腾。“张格尔”打完后，僧众抬着木盘中的“施食”倒在寺旁的地内，群众争相抢拾，认为拿回家中可以避邪。
  序号29编号X-6临潭搬场节
  由于临潭地域较为特殊，各乡气候及地理差异较大，因此农作物收获时间不一。东南北路地势低，气候温和，庄稼成熟较早，与中西路以上地区相比提前一月有余收割庄稼，并随割随拉运。而新城以上地区等到庄稼全部收割完毕后才开始拉运。搬场是洮西地区农业生产中重大事项，是把收割后放置于田间的庄稼集中拉运到农舍附近打碾场地的作业，长期的生产作业形式逐渐演化成具有节日性的重大繁忙活动。“搬场节”并无固定日期，一般在农历八月到九月初，大体上对庄稼搬运时间按一个乡或一两个村为单位确定统一拉运日期。由于搬运时间相对集中，亲朋或邻里相约帮忙，俗称“拉贷”。当约定搬场时间临近，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吃食，油炸饼，蒸花卷馍，宰鸡杀羊，购买烟酒糖茶等，以便招待搬运帮忙的拉贷和亲友，长期的生产作业形式逐渐演变成了具有节日性质的重大活动。
  旧时，搬场有很多讲究，青壮年男子一般头戴礼帽或草帽，内穿白汗褡（即白色衬衣），外穿黑夹夹，腰系朱红“巾腰”（相当于腰带），脚穿连袜鞋，所牵牛车也都修饰一新，犏牛角上系上了红缨穗子，牛额拴上了红色额花，中间嵌以小圆镜子，耳朵扎上彩穗，牛颈戴上小铜铃（俗称梆铛子），牛车的头（驾在牛脖子上牵引车的弧形木器）绘上油彩，同时所用鞭绳搭背等均换上了牛毛线织成的各种花纹的手工艺品，并在车轴中间挂上两个大钢铃（铜制或铁钢制成），配上小铜铃，车队行走时钢铃、铜铃声此起彼伏，悦耳动听，犏牛闻其声，精神抖擞，用力拉车，行动迅速。搬场的前夜，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亲朋好友及拉贷们欢聚一堂，吃喝闲聊。时至午夜只听村上锣声一响，顿时全村嘈杂之声四起，吆喝声、牛铃声、车辙声连成一片，人们沉浸在紧张搬运一年劳动果实的愉悦之中。这样的搬场，是实际意义上的“抢运”，是一场搬运庄稼的激烈比赛，手脚麻利的人家早早动身，干净利落搬完庄稼，垛好麦垛子，兴奋而踏实地装卸禾束。“攒垛子”是一件非常耗时的工作，拉运的庄稼随到随收，由男女老少快速用“摞子棍”（即把庄稼挑到麦垛上所用工具）将搬运来的庄稼挑到麦垛上，以快为好。一方面是防止突然降雨，淋湿庄稼；另一方面防止庄稼堆满后阻塞通道。曳车之人此时也顾不上吃饭喝水，饿了从场边的筛子中随手拿上花卷或油饼充饥，顺手喝上一杯茶即走，所有的庄稼在这一天颗粒归家。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一片繁荣的丰收景象。人们沉浸在收获希望的喜悦中。
  序号30编号X—7临潭社火
  临潭社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城里乡村，各具特色。各地主要内容有舞龙、耍狮、旱船、打熊、秧歌等。此外，东路有“烤摞摞”，唱《路远歌》；南路有“抢年果”，唱花儿；西路有“打毛熊”、“打春牛”；北路有踩高跷、“纸马舞”等。一般的社火队都有“灯扇对”，即由演员分别扮演成生角和坤角（男扮女装）两两相对，生角执灯（一种手打的彩灯，夜间点烛），坤角持扇，随锣鼓点舞步行进在广场围成圆圈表演。
  舞龙：龙有头、身、尾三部分组成，长8米~10米。前面由一人持“宝珠”导引，龙头由一人操持，身尾由10至12人撑起。舞时随锣鼓点子起舞，舞法有前行、腾云、翻滚、穿花、缠珠等。
  耍狮：狮有单狮、双狮之分。一般村庄多为单狮，由一人持球在前引导，演时需翻滚扑腾，间做简单的武术、杂技动作。狮子由二人协同掌撑，前一人掌头，后一人躬身、摇尾，配合默契。在击乐伴奏下，狮子使出扑、抓、跳、滚、跃、翻等动作。训练有素者还会上高层台、踩梅花桩。
  打熊：为古洮州特有的传统节目，反映当地上古狩猎的生活情景。由一人扮演猎人，持五尺棍，另二人分别穿戴黑山羊皮缝制的熊衣（头套、上下衣，毛均在外），随击乐节奏翻滚、鱼跃、跳腾、抓棍、担山、翻梁等，动作干练，诙谐风趣。
  旱船：旱船据传为明初移民时从江南传来，为采莲船的易变，演时一人扮老艄公，白发银须，持桨引导。另一人扮船姑娘（多为男性）从无底船内将船绑在身上，走时踏着锣鼓节拍，似船浮水，飘逸优美。时而打旋，时而搁浅，极富特色。有秧歌队的还夹唱一些“划船调”，一唱众和，曲调优美。
  序号31编号X—8新城营
  明洪武二年（1369）,李景隆在洮州置茶马司，以茶易马。自此以后，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新城集市贸易日。因以茶易马在当时属军中交易，所以群众称之为“营”，而称交易该日为“逢营”。每当逢营时，东、南、西、北各路群众上市交易农副土特产品，熙熙攘攘，多达万人。“营”上交易的农副产品有：炕席、簸篮、簸箕、背篼、蒸笼、扫帚、犁铧、牛奶、仔猪、鸡蛋等等生活用品。
  据《洮州厅志》记载：在本城（新城）南门外十日一集，谓之“营”上，洮州诗人陈钟秀先生在“牛马喧腾百货饶，每旬交易不需招”的诗中写出了昔日新城“营”的盛况。后来，因为人们对十日一营嫌时隔太长，于是又产生了“小营”农历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样新城“营”就成了五日一小营，十日一大营。
  序号32编号X-9洮州服饰
  由于受历史和地域气候等条件的影响，临潭县汉、回、藏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随着历史的演变，使服饰的古朴美在历史长河的具体实践中不断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中央电视台“民族之林”栏目于1993年播出的描述洮州民俗风情的专题片《草原深处江淮人》，集中展示了洮州各民族的服饰文化。
  1.汉族传统服饰
  据史籍记载，西汉和明洪武年间先后往临潭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徙。而明王朝为了巩固边防，迁移了大量的江淮人来临潭垦边和屯军，使临潭人至今仍留有江淮遗风。其突出的特点体现在汉族妇女服饰上，明代妇女喜穿对襟圆领上衣，清代由于受满族宫廷旗袍和气候条件影响，衣服一般要求宽袍大袖，衣边要镶三层同色或异色花边。中老年妇女着过臀大襟上衣，扎口便裤。老年妇女有穿“凤头鞋”的，发结纂，不戴头饰。洮州女子服饰的亮点为西路“尕娘娘”服饰，以长川、羊永、流顺、新城等地最具代表性，穿着对象为结婚后的青年女子。每当春暖花开之日，草长莺飞之时，年轻媳妇们利用回娘家、逛会场的机会对自己进行刻意打扮。在绾起的平鬓上插上簪、钗、钿等银器饰物，鬓饰金玉梅花一对（俗称“鬓花子”），耳戴银耳坠，腕饰银手镯，发髻上苫以略带装饰性的雪白布巾、身穿宝蓝（俗称“西湖水”）过臀大襟上衣，内着白衬衣，外衣袖口饰以白色花边。到了深秋季节，则外套一件黑色大襟条绒马夹，胸刺洮绣，内容多为喜鹊踏梅、莲生贵子、富贵吉祥、一篮（男）多子等。腿着蓝布裤，脚穿绣花鞋，鞋绣以梅兰竹菊为多。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新媳妇出门真正喜洋洋，回娘家打扮的真漂亮，高疙瘩（发髻），银鬓花，蓝蓝的衫子细细的腿，花鞋多漂亮。”足以证明洮州“尕娘娘”服饰的俏艳与容貌的美丽。大户人家的女子及妇人皆“裹足”，以三寸金莲为美。
  民国时提倡女子放足，才将翘脚改为平足，鞋的制作开始宽松。明清时，中青年男子多以穿黑色大襟长短棉袄，或皮褂子（外布里皮），大裆裤为主，冬季有穿皮袄的。而从事生产劳动时只穿短袄、单褂，多用家中手工织布制做，称作褐衫、褐褂。其具体制作方法是将羊毛洗净弹好捻成毛线，再用土制布机制成褐布，缝成圆领的大襟衣服,长至过膝者称为褐衫，过臀者称作褐褂。既可做农活，又可御寒，是旧时中青年男子常穿的衣服。还有一种叫麻布长衫的衣服，是用当地产的一种叫做胡麻的农作物的秸秆的皮制作的。具体制作方法是将胡麻秸秆砸碎，取皮（俗称胡麻草）碾成线，再用土制布机制成布，缝成长短不等的大襟衣服，这是穷苦老百姓经常穿的一种衣服。
  民国时期，一些有身份的男人以穿长袍马褂，戴红顶“狐皮”缎帽，脚着缎子鞋为荣；贫苦人家平日则穿粗布短袄便裤，偶尔出外或应酬场面时也外罩一件长衫。生活在临潭中西路以上的汉族农家妇女，除家务外还要进行农业生产，因而服饰要求简单宽松，具有一种洮西女装特有的朴素美。其结构更适合于参与劳动，决不用长裙飘带之类，其服饰主要的特点是下摆大，开衩高，宜踞宜蹲，起居方便，宜内宜外，是集裙衫于一体、袄袍于一炉的款式。充分表现了这一特殊区域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审美情趣，闪耀着洮州服饰文化灵秀、隽美的光彩，而中西路汉族群众对这一古老的穿装习俗延续至今。洮西女子服饰注重色彩的搭配，亮丽的服饰主要依靠颜色衬托，色彩给人以审美快感，成为赏心悦目的一种精神愉悦。曾有一首洮州花儿这样唱道：“尕妹穿的宝蓝衫，生的麻利长的端，越瞭你时越干散!”这里所说的宝蓝为正色，是蜕变后洮西妇女至爱的颜色。据有关史料记载，从明中后期，服装颜色除大红、桃红外唯翠蓝、深蓝、浅蓝等，而蓝色让人充满一种美好惬意的遐思，那蓝色似晴朗的天空映射下透明的湖水波光涟涟，给人一种柔美的感觉，故当地妇女更多爱“西湖水”样的蓝色。此外洮西妇女还将耳坠、手镯、戒指、牙签、银针插儿等用作装饰必备品，但并不刻意追求华贵、妖艳，而以崇尚古朴、自然为美，提高了人们较高的审美水准。这种服饰让人联想到江淮女子挪动着婀娜的身姿，风情万种伏身采莲和进行农事的倩影。它是那样地轻盈和让人浮想联翩，充满了一种至高至美的情趣和极具想象力的惬意追求。明清时，中青年男子多以穿黑色大襟长短棉袄，或皮褂子（外布里皮），大裆裤，冬季有穿皮袄的，而从事生产劳动时只穿短袄、单褂‘而男子穿的褐衫、褐褂、麻布长短衫皆当地手工织布制作。
  洮州汉族服饰是临潭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遗产，包含广泛的社会内涵，它往往与众多的文化景象相融合，既反映了时代经济的发展水平，也烘托出广大民众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复杂的社会情态。充分表现了这一特殊区域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审美情趣，闪耀着洮州服饰文化灵秀、隽美的光彩，而中西路汉族群众对这一古老的穿装习俗延续至今。洮西女子服饰独具魅力，代表了一个时期劳动人民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的最高境界。
  2.回族传统服饰
  回族是临潭三大民族之一，其民族服饰有它显明的特征，可分两大流派。西道堂教民服饰为一流派，男子头戴黑色六角帽象征六大诚信，妇女头苫白毛巾或纱巾，其余的服饰与北庄、华寺、伊亥瓦尼等相同。其他各寺为一流派，男子平时着装与汉族无异，唯礼拜或有重大宗教活动时都穿传统的长袍（称“准拜”，现时以黑、蓝、灰呢子大衣或风衣为多），头戴平顶圆白号帽。成年妇女外衣常穿旗袍，头戴黑盖头，年老妇女戴白盖头，部分少女与新婚少妇戴绿盖头。妇女的饰物主要有黄金制作的耳环、戒指和银手镯等。改革开放以来，新婚女子流行头苫丝巾身着艳丽旗袍，足登新式高跟皮鞋，显得雍容华贵。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气息越加浓厚，回族服饰也有新的变化，县城中部分回族男、女青年着装与社会流行款式趋于一致，也有已婚妇女改戴圆简平顶白护士帽，而成年男子喜留须是传统的延续。
  3.藏族传统服饰
  洮州藏族人口相对较少，但独特的服饰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诸多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特殊着装。一般藏族男子多穿翻缝的皮衣，皮衣制作材料以牛羊皮为多，也有外用布料内缝牛、羊皮做成的翻领长袍。每逢重大节庆活动必穿氆氇衫和羔羊皮盘袄，用水獭皮和豹皮饰衣边，腰间束以彩色腰带，佩上腰刀，内穿白衬衫。而往往将右臂露在袍外，便于活动，足穿络缇（即皮制靴子），头戴狐皮帽，这种用狐皮缝成前沿、缎面、后有两根飘带的帽子，保暖性能相当好。脖挂珊瑚玛瑙等饰物，手戴金戒指等，以显示其华贵富有，春夏时节多戴礼帽。旧时，藏族妇女头戴金鱼帽子，圆形顶部有豁牙，每片牙上缀以小银珠，两边各悬吊一长缨，垂于胸前。帽子后部有一个石榴形的小“尾巴”，这种帽子叫“奤如帽子”。另外还有一种圆形帽子，顶部圆平，帽沿分两瓣，既能挡风雨，又可遮太阳。也有戴金丝毡帽的，这是一种用织锦缎装饰的精美毡帽，有4个半圆形帽沿，两大两小，非常美观，老年妇女还戴一种叫“夏泡德”的类似瓜皮形的帽子。在藏族服饰中妇女身穿长到脚面的旗袍，外穿一件马夹，当地藏语称“纳木勾斗”，黑袍红裤粉红坎肩，对比强烈，色彩鲜艳。腰束一自然黑白花几何图案或机织红绿相间的几何图形的腰带，并系“恰玛”（上面嵌有金银饰物的皮制膘带）。身穿红裤子，足蹬氇氆三节腰鞋。在服装饰物上本地藏族妇女多以银元、贝壳、彩球、松石、琥珀、玉石、翡翠为饰物，青年妇女最喜将珊瑚连成一串挂在脖子上，或戴在头上，也有把玛瑙、松石连成串佩戴在胸前的。在发式方面多为三根粗辫子，一直下垂到臀部。未婚的少女，三根辫子梳辫起来，已婚的女子只编中间1根，其余两根在腰带以下才编成辫子，而中间的辫子上佩以一块银质牌子，或在辫子中部缀以圆形银环，或缀以碗口大的银钱和葫芦形饰物，表面嵌上珠宝之物，称谓“阿珑银钱”。辫子两侧又吊两条蓝布条飘带，与布袍长短不相上下，布条上缀有铜与银合制的纽扣数枚为饰物。耳环饰物尤为奇特，半圆形银柄上坠1至6颗宝石。有些耳环呈塔形，宝石叠垒，制作极为精巧，当地着此服饰的藏族妇女被称为“三缟䋃儿”。民谣“三缟䋃儿娘娘到底乖 （好看），穿的连把腰子鞋（hai）”，对该服饰有独特的赞美。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藏族群众的衣食住行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服饰的需求以简单方便为主，对制作服饰的材料以穿高档毛料为主，而款式日趋现代化，而卓洛日扎、术布江可河、亦子多等地藏族群众中年长者多穿长袍，逢年过节及喜庆之日着传统藏服，其他区域的藏族男女多已穿短装或制服、西装、夹克衫等，而鞋的类型与汉族无异。
  第三章临潭姓氏文化
  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形式之一。在中国大地上，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各种姓氏文化研究会和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最著名的当属陇西李氏文化研究会,其研究水平之高，规模之大，堪称国内姓氏文化研究的代表。姓与氏原是有区别的。姓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流传下来的族号，氏是姓的分支。母系社会子女用母姓，后子孙繁衍，族有分支，各支均用各支称号，这个称号就是氏。临潭姓氏多而不杂，很少见到复姓。即便是汉、回、藏三族姓氏也比较简略单一。
  第一节临潭主要姓氏及其分布
  一、汉族主要姓氏
  李、王、张、刘、陈、杨、赵、周、吴、金、范、宋、包、马、郭、秦、侯、魏、武、陡、房、朱、徐、孙、高、郑、冯、彭、袁、康、殷、杜、余、来、牛、邱、何、安、苏、汪、梁、贾、曹、石、阎、严、丁、吕、雷、韩、唐、雍、史、夏、祝、寇、饶、訾、孔、宫、褚、奚、洪、文、温、邢、辛等。
  临潭汉族主要来自明初。明洪武十二年（1379）洮州番族发动反明斗争，明太祖朱元璋派李文忠往筹军事，派沐英、金朝兴等平定。战事结束后，设卫屯耕，部分平叛将士戍守并定居洮州。如临潭金姓，史载为金朝兴后裔。金朝兴、金建兴、金鼎兴兄弟三人随沐英来洮，金朝兴监筑洮州卫城（现新城）。后金朝兴随沐英出征云贵，牺牲于云南。金建兴、金鼎兴任洮州卫指挥使，留居洮州，为临潭金姓始祖。洪武年间还有大批江南来洮的民屯农民定居洮州。明永乐元年成祖朱棣派李达镇守洮州，李达带领5600多名军士在洮州戍守屯田，并落籍洸州。临潭陡姓，据《中郎世裔宗谱》载：“先严口传，系陕西礼泉县李马村原籍，国初（清初）由陕贸甘，家于洮焉，至今已七世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937年《西北考察日记》中写道“此间汉、回人士，问其由来，不出南京、徐州、凤阳三地，盖明初戡乱来此。遂占地为土著……当时金朝兴、李达秩最高……宋氏，明指挥佥事宋忠之后……若赵、若马、若杨皆自谓南京紵丝巷人。”顾颉刚先生还为宋氏家谱撰写跋文。明、清、民国时期又因各种原因迁来临潭的各姓，丰富了临潭的姓氏组成，构成了现有的临潭姓氏文化。而且现存临潭各地的明代以姓氏命名的政权基层组织一、旗、关，如陈旗、王旗、张旗、张汪堡、刘旗、朱旗、韩旗、郑旗、秦关等，是研究明代基层军事组织和政权组织的活资料。临潭姓氏中同姓不同宗的现象很多。李、王、张为临潭大姓，李姓人数居首，王、张次之。临潭姓氏分布除部分姓氏外，大部分姓氏分布全县各乡镇。如陡姓、饶姓、尤姓、宫姓、贾姓、雍姓、寇姓、訾、姓、奚姓、=姓分布于新城镇及其附近，殷姓居住于三岔的岳家河村、扁都村；祝姓主要分布于石门的鸦儿山，羊永的塔儿上村；夏姓主要分布于上西路的城关、术布等地；唐姓、洪姓主要分布于陈旗、古战、冶力关洪家庄；邢姓、辛姓主要分布于冶力关、八角；闫姓主要分布于长川马牌村、新堡、扁都、陈旗；严姓主要分布于新城、旧城、古战；=姓在冶力关=家庄。
  二、回族主要姓氏
  马、敏、丁、吴、牟、穆、苏、海、买、鲜、黎、张、王、李、赵、高、单、肖、杨、何、刘、折、冶、祁、华、苟、麻、付、乜等。
  临潭回族大姓主要是马、敏、丁三姓。临潭回族的来源，有史记载是明洪武十二年随沐英平乱迁徙而来。沐英本为回族，其部队中的部分回族因戍守屯田而留居洮州。当时洮州卫指挥使中就有回族敏大镛、丁能等。敏姓是临潭独有的姓，全国独一无二，天下敏姓出临潭。据敏姓老人传述，明洪武初年随沐英出征的敏姓三兄弟到临潭后，最小的留居在三岔乡敏家村，老二留居在长川乡敏家嘴村（另有一说留居在原扁都乡哈尕滩村），老大敏大镛定居旧城，原旧城城内官场为其居住地，现官场原址居住者大部分为敏姓，长川乡千家寨堡子为敏千户居地。敏大镛、丁能等还修建了新城西门、旧城清真寺。临潭海姓始祖海世澄，明洪武十二年其祖海天化、海天弼从李文忠征战有功，均受赐田于洮州新城达子箭营。
  临潭回族的迁入大概分三个时期，一是明代随军而来，如马、敏、丁等姓；二是清代同治年从临洮迁来有马、王、闫等姓；三是清末民国初年从张家川、巩昌、岷县、临夏迁移而来，如鲜、买、祁、付等姓。
  临潭回族中马、敏、丁姓为大姓。马姓、丁姓、张姓、李姓分布于全县各个回族聚居乡镇村庄。其中敏姓主要聚居于城关、长川敏家嘴村、原扁都哈尕滩村、三岔乡敏家村等；黎姓分布于城关、古战乡拉直村；苏姓居住于城关苏家庄村；折姓居住于新城南门河村；麻姓主要分布在三岔和新城；海姓主要居住在新城南门河；其余姓氏主要分布于城关、新城、卓洛、长川、羊永、流顺等地。
  三、藏族主要姓氏
  临潭藏族姓氏主要有杨、昝、侯、李、安、马、虎、海、牛、乔、孔。
  藏族本有姓有氏，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大多数从事畜牧业，不上学读书，有的入寺当和尚，剃度为僧，诵经念佛，很少用姓氏，一般以佛教所取经名或法号代替而不用原名。藏族人名前冠以称呼，习惯不冠姓氏，小辈称呼大辈或平辈，一般先冠称呼后称名，如阿爸才让、阿尕东主才让、阿吉才让卓玛、阿吉拉姆等，都不冠姓氏。有的呼简称，前面冠称呼，后面呼简称。如阿爸扎西才让，可称呼为阿爸扎尕，不用全名，时间长了，就忘记了全名，只知道扎尕等。如果追根溯源，多数人已说不上自己的姓氏，个别祖上口头传授下来的还能说上姓氏。多数人还能说上自己的“草哇”（或称哇卡，一族的意思），只有卓尼杨土司原系西藏赞善王的后裔，本姓噶•伊西，明代正德年间第五代土司旺秀入京朝见，赐姓杨名洪。资堡土司永乐三年赐姓昝，从此就有了姓。藏族杨姓主要是随卓尼杨土司的姓为姓，侯姓、昝姓亦然。临潭藏族杨姓主要分布于新城、城关、卓洛等地。
  侯姓主要分布于流顺、新城、新堡、陈旗、龙元等乡镇。昝姓主要分布于新城、新堡资堡村等。孔姓主要分布于龙元乡龙元山村，冶力关乡。马姓主要在术布乡术布村、黄虎族村。安姓主要分布在长川，术布乡古战山。海姓主要分布在术布乡，古战山，石门东山。乔姓主要分布在长川等地。牛姓分布于全县。
  另在清同治年前，临潭还有水姓。据兰州大学水天同教授回忆：“我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但论我家世却不是地道的兰州人，而是临潭（古称洮州）乡下的，在清同治年间逃难来兰的外地人。我小时候由祖母带着，家里人讲的是抹去棱角的洮州话。后来我家里也有人说兰州话了，那是我继母，但她的影响不大。”水天同教授生于1909年，是民国时期兰州著名人士水梓的大儿子，亦即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水均益的大伯父。水天同教授的回忆想必是可信的（《外语教育往事谈》www.english.com.旺旺英语学习网）。
  第二节临潭部分姓氏谱牒
  谱牒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宗族的世系表谱，其记述的是一家一姓一族的世系和人物事迹。以表的形式表示家族世系繁衍的，一般泛称家谱或族谱。家谱的名称很多，从历史上看，有宗谱、会谱、总谱、年谱、世系图、家牒、家传、家记、谱系等。临潭宗姓保存的谱牒如《李氏家谱》、《陡氏中郎世裔宗谱》、《金氏族谱》、《刘氏家谱》、《杨氏家谱》、《洮州丁氏族谱》、《伏波堂家谱》。谱牒是族姓的重要典籍，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谱牒对研究地方史、地方民族史，是不可缺少的参照资料。
  临潭宗姓自古就有编修家谱的优良传统。其家谱编修时间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洪武年，顾颉刚先生《西北考察日记》中说：临潭“其有家谱者，大都皆都督佥事、指挥佥事，及千户、百户之后”。但是临潭自清同治之后，战乱频仍，地方糜烂，生灵涂炭，原有家谱丧失殆尽。后更遭“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之浩劫，幸存的老家谱又未能逃脱劫难；所以现存家谱中，除一、二家外，均为1980年前后新修。且大多数宗姓已无系统的谱牒和家谱，部分只有祖衔（世袭辈分图）流传。临潭回族少有家谱,青海省图书馆保存了由洮州贡生丁裕谦编修，洮州贡生敏翰章作序，成书于清末民国初的《洮州丁氏族谱》。另有《洮州敏氏行状》，海姓《依录亘古祭祀日期册》、《依录亘古家传坟院册》。是研究临潭回族历史渊源弥足珍贵的资料。临潭部分宗姓谱牒一览表附：
  1.李氏重修家谱序
  洮州李氏家谱何为重修也？镇守都督李公达尤世系失传，盖后来子孙年代久远而愈失其真，莫知先祖所自出焉，支派序紊，名讳差讹贻诮
  后人必然有矣！夙夜战竞续谱为急务也。故率先世大族凤阳家谱来求翰林先生考证史记损之益之，大概事实重订谱牒,惟自父始，曰胜，亲随我皇祖摧锋破贼开国元勋，初官千户，累至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褒封三代。此所以祖父唐臣永伯皆授骡骑将军都督。传及公达征讨功，升南海卫指挥，历加陕西都指挥使镇守洮州，肇家于此，抚安军民，威服夷丑，但西宁申藏等族故违天命，残毒边疆。公奉敕充总兵官，领军捣其巢穴，洗其族属，杯酒间气捲黄河，千里冰静，功升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仍旧镇守。弟泰亦随征进功，授淮安卫指挥同知。公之长子李=应袭，第三女封仁宗皇帝贵妃，第五子李琛授秦府仪宾，配华阴郡主，八女皆适名宦夫人，一门荣贵盛矣哉。今年秋公谢恩来京，续谱成矣。凡诸联姻贵戚，名公士大夫各赋诗以贺其重修家谱，惠于后世而盛传之，此其所以超乎众人者岂不远矣哉，是可嘉尚也已，予不暇工诗，直序于后。
  大明正统元年岁在丙辰十一月冬至前日，资德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武进胡滢撰。
  2.包氏家谱序
  粤稽我祖系出炎帝之后，姜姓，黄帝之世，封国于申，因指国受氏，改姜姓为申，今河南邓州是其故地，即周平王母家，载在毛诗扬水诸什者也。春秋时，申包胥为楚大夫，周敬王十四年，伍员导吴代楚拔郢，申包胥痛宗社沦亡，乞帅秦廷，号泣七日，秦哀公怜其忠，愤为赋无衣，兴兵救之，佐昭中兴其扶危定倾为治之，勋远光史志之详矣。鲁定公四十年，申包胥遂传子，以包为姓，包氏之实得姓始于此。汉有包咸者为世名儒，授职光禄大夫，汉帝赐九秩杖，入朝不拜，官至太师，著论语章句，以教太子，今所称包氏章句者此也。唐有包佶、包何、天宝六载同科进士，佶字幼玉，屡迁秘书监刑部侍郎，拜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封册阳郡公。宋仁宗时有包拯，字希仁者，性至孝操行不苟，年十八岁壮元及弟，仕至龙图阁学仕，历任州郡，爱民如子，其省刑薄税,去暴除奸，建立太子诸大事，皆载于肃奏议十卷中，享年九十，卒谥孝肃，天下称为：笑此黄河清焉。世居江南庐州府合肥县。至隆兴元年，包始仁公移居江西建昌府南城县包家坊，由选贡任福建上杭县儒学署县事。爱山水清秀，寄籍杭邑，故又为福建人。包氏子孙繁衍各分籍于晋、豫、秦、楚、川、粤等省。宋、辽、金、元以来，代有显者。明初，我先祖以武功授指挥千户世职，封武德将军，管理屯军，隶洮州卫，族居洮州新城，立茔域于城西王家山村前，城北、石山坡之东山后，由新城分移西乡长川、南乡张公寨，本宗又由长川徙流顺川之龙马沟门前。清朝定鼎，卫所悉沿明制。雍正年间，先万象公承袭世职，历任洮州卫前、中、后等所千户。乾隆十三年移西固同知。於洮州设洮州厅抚番同知，并另设武职，裁卫所各缺千户，旧营屯军归厅治理。从此，指挥千户，仅存世袭空名而已，其荫一房后又迁张雄寨居住。本宗于乾隆四十九年，由沟门前分居孙家庄暨宋家庄，而西南两乡族众，世代既远谱牒无存，末由详稽。其支派，兹谱谨就本宗次而序之，首诰命志皇恩也，次宗图明世次也，三茔域终有归也，四列传述各生平事蹟，前有承而后有继也，终之以家训，期后嗣子孙遵而循之，克绍先烈而咸以正无缺也，家庙一图暂俟诸异日焉，后有作者可无憾已。
  旨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岁次已未孟冬月吉日裔孙永昌谨识
  3.洮州丁氏族谱序
  益三余之搃角交也，入泮浚，每谓躯本乎天，人本乎祖，迴念祖功宗德，不胜业业而兢兢。丁酉春考凫池之世系，修邻里之家乘，踰月蒇
  事，嘱余代序，余不敏敢诩立言之不朽，然而阐发幽光，追溯前徽，亦理之必然者也，况益三与余更有通家之谊，爰不辞翦陋不抹冒昧为之，勉应以泚笔，竭忠而为谋。敢曰据事直书，期翰墨之永著；只求由今追昔，序天潢于不紊云尔。粵稽益三之先世，山东济南人也，他若梦松兆三公之瑞，刻木敦百行之原者，此年愈远而代愈湮，日愈久而派愈轻，固亦不必深考也，如守府衔玉书公者，益三之一世祖也，系出济南，派分襄武，因官迁洮，莅任临潭。洮水人民罔不詠仁而戴德。故公之爱民愈深而民之留公愈切。公于是遂家于洮焉。丁之氏不已有开必先于焉。
  相继而起者二世英三、佑卿二公者，中三公之令弟也。廪缺补名，累仁心存裕，后曹需，次输义，志有争先。惟中三公承先有象贤之德，明经膺鸿文之选，修身以忠诚为本，治家以孝悌为先。其于同族之秀而良者，供纸笔以课读，其于共井之贫且乏者，给衣食以恤难。公又与余之二世祖克菴公同膺清真教中掌教。徐引向善之路，宏开救苦之门。康熙丁丑年二公修理清真大寺，共输倾囊之金，旋起撑天之宇，举一切利济之事。知无不为；为无不力。书云：“树德务滋”，语云：“为善最乐”，公其有之。
  逮及三世，荩菴、良伯、海帆三公，或莅任游府；或抡选贡士；或补博士。弟子壎、伯、褫、仲、诚，乃文而乃武；金、昆、玉、季，更难弟而难兄。其尤著者，荩菴公，挕篆湟水，署事游戎，绩标赤管，紫诏宣镇边之勳，泽及苍生，黄驺著總戎之美。而公不惟汲汲于功名，时凛凛乎严慈，不出三日，竹报来平安之信，有怀二人，楮禀达定省之忱，既移孝以作忠，旋尽忠而全孝。古语云：“忠臣出于孝子”，其斯之谓欤。所最羡者，世袭土司杨公之女淑人杨太君者，盖臣公之淑配也。幼习女经，长娴姆训，贤儆鸡鸣，主中饋，而无愧眉齐鸿案，诚内助之有方；且也课子，披蒲肄业，苦助熊丸，画荻学台，功催萤案。母道能兼师道，恒言即是格言。所以四世祖有依桐、竹溪、仲令、岐罔、云纵诸公，慈训恪悖，展步鹏程，父命敬承，绘阁凤阁，追孙吴，景韩范，仿颜柳，仰钟王，俊彦时升，英才继起燕山之五桂森列，翰苑之五凤齐飞，门第愈高家声丕振。
  洎及五世，藜阁、明若二公，棠棣兢秀，兼树联芳，明若公夺锦廖序，食餼家，蜚声艺苑，擅美词坛，追指囷之高风，恪捧杖而爱日。以成人为己任，视宗党为一家，无讥刺与嫉妒，多忠告而善道。夫是孝无间于人言者，亦义旋称于众口也。若藜阁公幼勤蛾术，长习龙韬，采芹香于泮水，撷藻馥于黉宫，友于成性，勤俭传家。合擬其修，仲之梗概，殆双丁之流亚欤。
  暨于六世善亭、子承二公，文公之缣缃，少之时，几经充腹武子之韬略，壮之日一齐罗胸。至于奉新亲极冼淟之诚，睦族效割肉之均。课子以义方，待人以诚意，与人无競，与物无忤，种种懿行未易殚述。
  迨至七世对山、列三二公，一则从事武库，穿杨以展骥步；一则肄业文林，抒藻而鼓鹏飞。又若有兆鹏公者，乃二公之兄也。其生平不苟言
  ，不苟笑，为人诚悫，相貌特奇，雪案躳伏，雲路足登，追宗派，修家乗，凡善事义举，无不竭力为之。
  乾隆庚戌年，公与余之四世祖缉熙公同建义塾，树百年之奇材；宏开学田，启万间之广厦，济贫恤困，扶颠持危，修身本于诚正，待人必以厚忠，盖绰绰然有古君子之风焉。而且药舍青囊，济贫本济世之苦意，制精丹牡，医人即医国之见瑞。最堪钦者，年逾九十有三矣，神旺气充，如五十许人，以故丹颜苍鬓，荷纶恩于九陛；黄眉皓首，膺赐命于三更。康衢之叟，綘县之老，香山之图，洛社之会，于公复见之矣。若公者，真所谓盛世人瑞也。
  至于八世，砥如诸公，龙文虽云未复，而鸿图依然如故。孝行倍肫，孺慕独至，欢承菽水，时伸乌养之忱，景悲桑榆，默祈鹤算之永。
  迄于星垣公者，则益三之严君也。其生平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持身涉世，固卓卓然有可述者矣。回忆同治年，沧桑累变，兵燹频仍，公防守城社三载，未曾解衣。委办粮台，终日不遑假食。提宪曹甚见重也，赏戴五品蓝翎，仅先以千總补用，以其为出力鼓励也。平息后，建修社仓，鸠工不废于半途，稽查保甲，鸿规聿著于万全。此厅主叶公，累以尚义见许。乙未岁循河不靖，彼处有燎原之势，此地有垒卵之危而公善于调停，四境赖以无恙；精于筹画，一方因而独全。镇宪何确闻在事出力，以仅先千縂保举在案，旋蒙督宪陶亦以城防有功，在事出力，赏给六品军功。是真叠沐隆恩，头衔聿著，频应赏加，声价丕昭也。岂知公淡泊明志，效渔樵之大隐；耕读传家，绍陵阳之世风，纵知裕厚德于己身，自宜积厚福于子孙，于是明珠焕五色之光，香草撷七枝之秀，而公之令嗣有四焉：长男裕泰、字吉轩；次男裕谦，即余友益三也。三裕恒，字仲山；四裕节，字子贞，皆得充闾之庆，定出跨灶之英。而吉轩、益三，尤其特出者也。吉轩技贯双雕，著名于邻序，弓挽三石，旋矢志于鹰杨，所谓干城之选，腹心之望也，若夫益三置身图府，不辍囊萤之劳，壹志书林，时廑搏鹏之意，其作文也善于蓄势，如天马之行空。其作字也，善于挥毫，似游龙之戏海，觞怀赋物，依然纸贵洛阳，即景吟情,直教名高騒苑，博古则心醉六经，好学则癖爱三传。乗起凤腾蛟之质，具雕龙倚马之才，是以入庠于壬辰之岁，争看璧水起龙文，食气于乙未之年，定卜天池振凤彩，真席之珍国之宝也。岂知益三兄弟之人所不及者，不在文而实在孝哉。悲高堂之力衰，受杖流泣，畏炎夏之昆盛，扇枕尽心。子贞、仲山力田以供甘旨，躬耕不忘孝恩，以故弟恭兄友，家庭底于求和，巷议街谈，乡里共称仁孝，且也荀龙济济，薛凤珊珊。如元勲、元焜、元焯者，吉轩之贤嗣，元熙、元杰、元煇者，益三之令子，皆具神童之质，定是谪仙之才，异日泽躬儒林，绍书香于勿替，採花杏苑，守砚田而不荒者，不预可卜哉,是皆祖宗之培植，与我星垣公之贻谋有以致之也，伏顾兰芽毓芳，丕振骁将之世第，瓜瓞衍发，永绍鸿儒之家风，是余之后望也，谨序。
  叙次滴水不漏，藻采纷披，令读者如游山阴道上，接应不暇。
  敕授文林郎癸酉科举人，现任巩昌府洮州厅儒学正堂刘鹤年东皋甫拜读。
  儒学廪
  膳生砚愚弟敏步堂玉山甫顿首拜撰。
  儒学廩膳生砚愚弟丁启元辅周氏顿首拜书。
  儒学廩膳生后裔孙丁裕谦益三甫薰沐重录。
  4.宋氏家谱代跋
  余生吴中，吴中多世家谱牒宗祠，甲于诸邑。余少而习焉，以为寰宇之内当无弗然者，及游学北平，车辙所经其迹泯焉，则又以为是殆南土所专有者。年倭寇沸扰，余丧其故居，遂度陇而西，陇右累经兵燹，而致家世世族犹力保其文献，于敬宗牧族之道笃甚。
  临潭多江南移民，盖明初从军戍卫者，故家藏谱牒立宗祠，犹江南遗风；而宋氏原籍徐州，明代世袭指挥佥事。五百余年，书香不替，晚清临溪贤卿昆季主讲莲峰书院，且创建学校，弘育英才，从知君子德泽长矣！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吴县顾颉刚读竟敬题
  第三节临潭李氏丈化
  —、临潭李氏分布
  临潭的李氏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李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临潭李氏人才辈出，不但在临潭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临潭县人口中李姓人数比重较大，李姓分布于全县各乡镇村社；而且以李姓命名的村庄、地名很多，如：李家山、李家坟、李家寺、李家庵、李家庄、李家河、李家湾、李家滩、李家坪、李家大坪、李家嘴、李寺滩、李子沟、李贞寨、李杜、李岗、李旗沟、李旗山、李本堡等等。
  有的村庄虽不以李姓命名，但几乎都是李姓。如：羊永乡羊永村旧庄子、业路，羊沙乡的新庄、下河、小岭、舍科，新城镇的土岭、口子下.、红崖、寇家桥，店子乡的七旗台子，洮滨乡的巴杰，三岔乡的王帽沟，新城镇的端阳沟、河尼、张汪堡，王旗乡的磨沟等。
  有的村庄虽不全是李姓，但多数或一半是李姓。如长川乡的杨升、千家寨，洮滨乡的马旦沟；新城镇羊房等。杨升村全村310多户，1500多人，李姓人口就有160多户，800多人。马旦沟全村70多户，300多人，李姓人口40多户，200多人。
  二、临潭李氏渊源与世系
  临潭李氏大体有三个支系，一支是唐李晟世系；一支是明代洮州卫李达世系；一支是明代李本世系。郡望均为陇西郡，堂号均为青莲堂。
  （一）唐李晟世系
  李晟是唐代中晚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著名将领，战土蕃，平朱泚，挽李唐王朝于危难之中，唐德宗李适曾慨叹说：“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岂独朕哉?”官至司徒中书令，改封西平郡王。
  唐代洮州临潭李晟世系原是陇西狄道李氏，与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昺同辈的李芝，原籍为狄道，唐朝开国被追封为洮州刺史、太尉、中书令。是唐洮州临潭李氏始祖。
  李芝生李嵩，曾任岷州（今岷县）刺史，李嵩生李思恭，任过洮州刺史，李思恭生李钦，封临潭侯，左金吾卫大将军，陇右节度经略副使，卒赠太子太保。李钦生李晟，李晟生十五子：
  长子李愿，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晋、绛节度使，卒赠司徒。
  次子李聪，任过光棣司主簿。
  三子李总，任过太子中允。
  四子李悬，任过左神武大将军。
  五子李凭，任过右威卫大将军。
  六子李恕，任过光禄卿。
  七子李宪，任过太府卿，累官至岭南节度使。
  八子李愬
  ，任过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封凉国公，赠太尉。
  九子李懿，任过渭南尉。
  十子李听，太子太保，凉国公，卒赠司徒，生七子：琢、璋、瑾、璩、瑜、琼、琟。
  十一子李惎，右羽林将军。
  十二子李慇，任过岚州刺史。
  十三子李悫，博士。
  十四子李慈，未出仕，其子李系，将军，泰宁节度使、湖南观察使、南面招讨副使。
  十五子李员外，因未出仕，名不详，人称李员外。
  李晟去世后，李晟后裔随官职散居全国各地。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称：“李愿西平王晟子，左仆射愬之兄，曾为武宁节度使，盘谷在怀庆府济源县，乃公故里 （今河南省商丘地区盘谷县），愿未仕时，尝居此。元和十一年以罪去职，作此序送还故里。”
  李宪由江西观察使迁岭南节度使，生宜春郡侯李游，李游官江西遂迁江西居吉水谷村，即今江西省吉安市樟山镇文石村。李游十九世孙李林纲又迁桂东西门，即今湖南省桂东县城西门。李林纲十二世孙李懋珠一门五都督，实西平王李晟三十五世孙。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宋欧阳修、清左文襄公左宗植仲基等所撰《李氏族谱序》、《谷村李氏族谱序》、《李氏族谱序》详其世。李宪后裔徙居今江西、湖南、江淮及岭南一带。李愬徙昭仪节度使，赐弟兴宁里，后因病甚诏以太子太保还东都居洛阳。宪宗元和年间，皇帝李纯诏赐李懿为皇宗室，改籍贯为京兆万年县。据《中国姓氏寻根游•李》一书记载：“广东省化州市长岐镇旺岭村李氏是唐西平王李晟第七子李宪的后裔，也称华山李氏，开基始祖李仲荣于元末自江西迁入旺岭村，至今已有600多年，曾以'一门九举四进士'轰动岭南，现今已有600多李氏后裔生活在旺岭村。”据福建《马尾区志》姓氏构成卷载：福建省马尾区福州东街凤池坊东街李氏，祖籍陇西洮州临潭县，宋代转迁浙江衢州龙游县，南宋端平三年（1236）入闽。居福州东街凤池坊，明建文二年 （1400）分迁东街，他们也是李晟后裔。
  （二）明李达世系
  李达原籍安徽凤阳府定远县昌义乡二十三都人，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命李达镇守洮州，遂举家定居临潭。李达远祖巡检大钧（名讳不详）。
  高祖，李临童，排行老四，生三子。
  曾祖，李国用，字唐臣，排行老大，授封都督，赠骠骑将军，生子九人，居安徽定远县昌义乡。
  李达祖父李世俊，字永伯，排行老三，赠骠骑将军，都督，居于祖基定远。
  李达之父李胜，字元勋，终官左府都督，遗家淮安，葬坟凤阳。
  李达，字时中，居洮州，原籍安徽凤阳府定远县人，明永乐元年镇守洮州遂家焉，为洮州西坟李氏始祖，生六子八女：
  长子李=，正统七年袭父都指挥使职，居于洮州城西，赠镇国将军。
  次子李瑄，洮州卫千户，居于古洮（今旧城），为旧城西坟李氏始祖。
  三子李璟，居洮滨乡巴杰村，为巴杰李氏始祖。
  四子李琮，居于洮州（今新城）。
  五子李琛，初授洮州卫千户，宣德五年，授秦王府仪宾，配华阴郡主，居于长安大市，生子六人：长子李錞
  ，次子李铨，三子李铉，四子李锦，五子李钥，六子李镇。
  六子李瑺，居于洮城。后裔迁徙情况不详。
  （三）明李本世系
  李本原籍南京朱氏巷［又写做纻（或紵）丝巷］人，明洪武十二年随沐英来洮，定居洮州接官厅（即红崖村），人称东坟李氏或红崖李氏。从明至今600多年，繁衍23代190多户，1238人，部分迁居省内外诸地，多数居住临潭部分乡镇、卓尼、迭部、舟曲、合作等地。
  （四）与李氏相关的临潭民间民俗传说
  1.李达的坟墓在新城西门外大石山下，因寄托哀思，纪念李达，从西门外起各村庄不唱戏，不耍社火、不扭秧歌、不举行娱乐会事、不唱花儿等。至今羊永乡庄子村不唱戏，不加入各会事。骑马的人走到庄子河滩，下马步行，过庄后才可上马前行，从五十年代才逐渐消失。草岔沟庙供奉的龙神到羊永村还愿时，来回都是扬旗鸣锣，走到庄子村头时，停锣卷旗，过了庄子村才能继续，表示对李达的尊崇和纪念。
  2.明太祖朱元璋元末起义后，占领江淮之地，同时接受元朝封分为吴王，在凤阳设立吴王府，也称中都。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江南吴地之民移到洗州为民屯，李达镇守洮州卫时，带领5600名士兵来洸戍守，后编为军屯户，落籍洮州，他们都是江淮吴地之人，称王府里人，即吴王府里人。李达第五子李琛，原为洮州卫千户，于宣德五年授秦王府仪宾，配华阴郡主，成为秦王府里人，以此把洮州百姓称为王府里人。王府里人免除了皇粮不纳粮，洮州百姓有“敬了父母不怕天，上了皇粮不怕官”的说法，所以主动的、象征性地在褡裢里装点粮食，挈在肩上去大仓上皇粮尽义务。
  3.宣德元年(1426),宣宗朱瞻基以念先帝之情，对李达有丰厚的赏赐，同时恩赐 “麻娘娘”的故乡洮州百姓特殊照顾和优待，主要有：
  (1)在房屋建筑形式上，可以像皇室宫廷一样，建修明出五间，暗九间的上房和明岀三间暗七间的上房。这种形式也称“明七暗九”和“明五暗七”；还可以修建上房套厢房，修建“四合院”，或者里院套外院，前厅后社的“卷棚”；虎坐厅的苫子房,旋院楼的空心楼房，还有楼柱下山虎张口的楼房套外院前房，修直烟囱，一直沿袭至今。称临潭李社，为洮州八景之一。
  (2)阴阳瓦。前厅后社的卷棚和瓦房，像庵观寺庙一样，复盖阴阳瓦，阳瓦就是仰放的板瓦，阴瓦就是下扣的筒瓦。
  (3)倒提柱。洮州有功名的人家，旧称“老爷家”，可以修建倒提柱的瓦大门，落三彩斗拱。房顶屋脊置吉兽。瓦大门上可覆盖阴阳瓦。大门上蹲踞双狮，门上立两根铁杆带铁斗，杆下有铁狮子。平民百姓是不能修倒提柱瓦大门。
  (4)挂立匾。洮州有功名的“老爷家”在大门、堂屋门可像宫廷一样挂立匾。一般人家只能掛平匾即横匾。
  (5)挂对联。明太祖朱元璋登皇帝位后，对开国元勋和有功之臣，御赐对联，功臣们将御赐的对联刻在木板上挂在大门两边及堂屋门两侧或檐柱上，以示荣耀。洮州有功名的人家，也可像功臣一样，在大门、堂屋门、檐柱上挂雕刻的木板对联。
  (6)画棺材。洮州汉族请木匠做棺材时，有功名的人家做棺、椁、廓，棺材上套椁，椁外套廓，然后请画匠画棺材，有功名的人家画“独龙杠”、“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大五彩。做纸火——“望门纸”。可做八吊穗、六吊穗、顶扎寿星骑仙鹤、扎打路鬼、车马鹿鹤、童男童女、金库、银库等。请先生老爷祭祀，提神点主，人数不受限制或者四至八位。半剖孝布孝子可头戴一尺五寸的孝布，女的可戴三尺二寸的孝布，也称戴号。这都是朝廷特赐麻娘娘故乡的待遇。
  (7)洮州妇女服饰。洮州妇女可以照皇室妇女一样头绾高髻，饰凤冠头，戴霞披，可佩金戴玉，胸护铃铛，脚穿凤头鞋，俗称“钩头鞋”、“跷脚鞋”。
  (8)春官送春。春官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第五卷《春官宗伯第三》，早在上古时代，就有春官报春唱春的活动，是为了普及有关农业二十四节气、劳作等知识，同时也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明代洮州卫地处偏僻荒凉的边陲。军屯士兵和民屯百姓初来洮州无法确认四季节气，为不违农时，朝廷将春官报春作为礼县甘山村百姓的差事赋役，从而免去该地百姓赋役差事。每年腊月至正月，由礼县甘山人来洮报春。
  洮州地方在立春之日举行迎春仪式，地方官在新城东门外，造勾芒神、春牛(或纸，或土)，立春日在腊月十五日以后者，勾芒神(在春牛后站立之人)执策(柳条枝）当牛肩，立春日在正月三十日朔后当牛腹，在正月十五日后当牛膝，以示百姓农事之早晚，正如洮州谚语：“二月清明迟种田，三月清明早种田”。立春之日，设香案於勾芒神、春牛前，摆设香烛果酒等供品，桌案前设跪拜席，通赞执事者分立拜席左右，长官率文武官员穿朝服至东郊，立春时辰一到，通赞唱行礼，长官一人在前，其余官员依次序站列就拜位，行三跪九叩首礼，正官执爵奠酒三遍，授爵执事者，众官等复行跪叩礼，正官击鼓三通，转着环鞭土春牛三遍（俗称打春，也叫县长降香），抬勾芒神、土牛、鼓乐前导，各官随后，迎入城中置放公所，迎春礼毕，各退回。
  迎春之日，礼县甘山村春官提前来到洮州，按洮州东西南北四路由路长带领，参加迎春仪式后，由各路长带领有组织有步骤的二人一组逐村逐户报春，也称送春。春官入户后先要唱，内容有：拜五方（东西南北中）之词，士农工商四大行，上五行，下五行，吉祥如意，恭喜发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安康，六畜兴旺等。唱完后送一张自制自印的二十四节气表，俗称“春帖子”、“耕牛图”、“春牛图”等。
  春官每人胸前挂一幅精制的木雕春牛，上骑一位毛儿娘娘（指未婚的毛丫头或指麻娘娘），唱后还要给毛儿娘娘肩上挂一条彩线，然后给春官钱物或吃饭留宿以示酬谢。春官高兴时唱：“骡子驮金马驮银，斗大的元宝滚进来。春官来了门嫑闩，春官一年来一遍”等；春官不高兴时就唱：“你说不给我不走，就像乌鸦守死狗”等。此俗从明历清至今，“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时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自发恢复起来。2003年后，因洮州人们不欢迎，加之礼县甘山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送春的习俗才消失了。
  最后一张春帖子（2002）送春歌之一除送春的习俗外，民间则在立春日县城附近农村“社火”进城，扮演“春官”，“勾芒神”，鞭杆上挽红彩绸，顶上带铃的土黄色牛，由地方官员行降香礼，以鞭赶黄牛，叫做“打春”'，也叫“鞭春”，其意是让老黄牛辛勤耕作，农业取得丰收。随后各地社火，演唱秧歌，边跳边唱二十四节气、十二月令及十二个月农事活动情况。其唱词有：“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的老家在江南，自从来到洮州地，别有天地非人间。二月里来龙抬头，赶紧曳粪莫停留，山上驮来川下曳，又驮又曳全靠牛。三月里来清明节，先种青稞大豆接，立夏碎小芒种油，这完那续不得歇。四月里来到初夏，声声叫的是布谷，人家已经麦秋至，我们庄稼才出土。五月里来是端阳，迎神庙会村庄忙，神事刚了农事起，拔草妇女满田庄。六月里来天气热，这时青黄正不接，拔点野草连根煮，只要撑住肚皮子。七月里来天气凉，山川青禾一起黄，割罢青禾割豆麦，这时乡女也下炕。八月里来是中秋，不顾过节把田收，倘若一时耽误了，霜杀麦子冻死油。九月新面才做糕，吃了这糕冻折腰。各样庄稼都上场。十月立冬才碾场，一家大小赶得忙，那怕手皴脚裂口，女的簸来男的扬。十一腊月雪花飞，漫山遍野一片白，今年农事还没了，又把明年粪土背。农人忙来真个苦，一年到头不停足，差点逼得破了产，多处农村才恢复。”各路社火、秧歌队一宜演到天快黑时才散场。
  三、临潭李氏历代著名人物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李姓瓜瓞绵绵，人才辈出。临潭李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岀人物。
  李晟，字良器(727-793),洮州临潭人。幼孤，事母孝，长有良将才，号万人敌，屡败吐蕃，讨田悦，破朱沘，败李怀光等，再造唐室。唐德宗有“天生李晟，以社稷万人，岂独朕哉”的评价。累官司徒兼中书令，进爵西平郡王。死后葬长安郊外东谓桥北五里奉正塬上，陵前立有三绝故碑。岷县十八位龙神中，李晟被奉为金龙大王，位列第十位，庙在今宕昌县阿坞乡各龙庄。
  李愿(?-825),临潭人，李晟长子，少谦谨，李晟立功时，诸子未官，宰相以闻，即日授太子宾客，上柱国。故事柱国门列戟，遂父子皆赐。后因功诏为刑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节度凤翔。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复拜河中、晋、绛等节度使，宝历元年(825)六月卒，赠司徒。唐韩愈写《送李愿归盘谷序》称：“李愿西平王晟之子，左仆射诉之兄，曾为武宁节度使，盘谷在怀庆府济源县，乃公故里，愿未仕时，尝居此，元和十一年以罪去职，作此序送还故里。”
  李宪，李晟七子，临潭人，於诸子号最仁孝，长喜儒，以礼法自矜制，以治行卓异入为宗正少卿，副金吾卫大将军胡正为送太和公主使，还献《回鹘道里记》，大和初由江西观察使迁岭南节度使，所历皆以吏能显，政绩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详正大狱，活无罪者数百人，卒于官。李宪后裔徙居今江西、湖南、江淮及岭南一带。
  李愬(773-821),字元直，临潭人，有谋略，善骑射，为房、晋二州刺史，以治行异等加金紫光禄大夫，宪宗讨吴元济，愬自起讨蔡，愬沉执，推诚待士，重用降将，愿为诉死。熟悉地形，掌握敌情，雪夜入蔡州，攻下蔡州城，执吴元济监送京师，诸镇兵相继请降。进检校尚书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封凉国公，实封五百户。诏代李愿帅武宁军，旬日践父兄两镇，世以为荣。愬行己俭约，所处乃父时故院，无所增广。晟克京师再兴唐室，市不改市；李愬平蔡州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后因疾奉诏以太子太保还东都洛阳，卒年四十九，赠太尉，谥曰“武”。
  李听(779-839),李晟第十子，字正思，临潭人，七岁以荫为协律郎，随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继从柳公绰讨伐吴元济，因功晋神策行、营兵马使，斩贼骁将，宪宗壮之，迁左骁卫将军，出为蔚州刺史，徙灵盐，开光禄渠溉田千顷，民赖其利。累官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复拜太子太保，文宗赞曰：“付之兵不凝，退处散地不怨，惟听为可。”卒年六十一，赠司徒。
  李琢，李晟孙，李听之子，临潭人，以家阀擢累义昌、平庐、镇海三节度使。广明时，沙陀数盗边，于是为宿将，拜检校尚书右仆射，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徙河阳三城，下迁刺史，卒。
  李懋珠，李晟第三十五世孙、李宪三十四世孙、李游三十三世孙、李林纲十二世孙。清初耿藩作逆，郑成功据夏金四岛以应，懋珠与兄弟懋柏、懋珍、子进麟以勇力应募，为水师先锋，帅舢板斗舰，矢炮齐发，所向披靡，遂破贼巢穴，海氛荡平，事闻，天子嘉其功，兄弟俱授都督衔，由是李氏一门五都督府云。
  李圮，李晟后裔，江西弋阳进士，李宪的后裔，明成化四年(1468)任洮岷兵备道观察使、副总兵，后任四川按察使。在任期间，到旧城五庙敬香祭祀，并专程到临洮观瞻了李晟故里碑和钦王山李钦夫妇墓后，感慨地说：“伟哉！吾祖!”。
  李进，李晟后裔，临潭人，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洮州被吐蕃占领，为了抗击金国入侵，推举洮州有声望的李进为蕃军总领，并洮州同知。
  李翰，系李悫的后裔，明代洮州卫指挥千户。
  李胜，李达之父，字元勋，早年居于定远，志大敢勇，仗义轻财，善于弓马，巧力俱全，杰出千人之上，战经万敌之余，授骠骑将军，终官左府都督，镇守辽东，威震边虏，峰消烟静，万里一碧，太平年久，人赖其力，遗家淮安，后调任陕西都督佥事，洪武二十七年(1394)寿终，享年八十，葬坟凤阳，钦赐家人一十三户看守田五倾一十三亩、鱼塘一口，以供春秋祭祀。
  李达(1358—1445),字时中，临潭人，居洮州，李胜长子，智谋深远，英勇过人，多读儒书，尚忠孝之事，精通兵略与征讨之行，初授南海卫指挥佥事，征惠州、兴宁、云南、贵州，功升指挥佥事，晋骠骑将军、右军都督府佥事，洪武二十一年(1388)晋昭勇将军。次年协同颖国公傅友德筑兴隆等城并驿站，永乐元年(1403)奉敕镇守洮州。二至四年招抚苔拉等族归降纳贡，从永乐三年至宣德七年，二十五年间，先后收交洮马16000多匹，互给操军，或送京师。永乐十七年创办卫学(清代改为社学)，为临潭历史上官办的第一所学校。李达还在洮州实行军屯和民屯，鼓励军民开垦荒地，增加粮食收入，并设司农官，管理农事，保证了军民的粮食供给。为防边疆部族入侵，他在洮州修筑了100多处烽火墩、33处关隘、130多处堡寨，以及环洮州卫的边墙。使洮州出现了 “烽烟尘消，千里肃静，处处农猎，家家诗书，时丰俗美，中外肃然”的局面。明成祖御制赞曰：“武胄之杰，忠臣之流。世官品禄，与国同休。功绍父祖，德兼文武。竭忠全身，镇守西土。”宣德元年奉敕提调督工修建岷州大崇教寺(在今岷县梅川镇，也称东寺)、广福寺(俗称西寺)，三年工完。宣德五年(1430),李达设立洮州番汉僧纲司以主各寺院，重兴寺“凡朝夕焚修祝厘者得有所依也”。宣德九年(1434),西宁申藏等族反叛,李达奉命征讨告捷，获牛、马、羊上万，宣宗朱瞻基敕升李达为右军都督府佥事，仍旧镇守洮州，赐银40两，御靴一双。李达在任期间，奉敕出使西域撒马尔罕等30多个小国与地区，使之接受明王朝封分晋爵，向明朝进贡纳赋。明正统十年(1445)病卒洮州，享年88岁，赠荣禄大夫，明英宗朱祁镇前后两次御制祭文，奉旨礼部遗官大祭，工部修坟，安葬洮州城西石岭山下。1994年，李家坟墓群被甘肃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神道碑移至新城隍庙保存。
  李=(1402-1479),李达长子，临潭人，性情温厚，胆力坚强，竭忠画孝，守分济人，初授都指挥，仍全仁厚，及于一卫士卒。正统七年袭父都指挥佥事职，正统八年(1443)领军追抚河州汪束等族反叛，又连年入番收马，提督屯粮，卒赠镇国将军，享年80,归葬城西祖坟，立有五福撰文，周谟书丹，阶州王存礼篆额的“故都指挥使李公墓碑”，“文革”时被毁。
  李琛，李达五子，忠厚读书，谦和尚礼，初授洮州卫千户，宣德五年(1430)授秦王府仪宾，配华阴郡主，居于长安大市。
  李隆(1434-?),李达孙，李=长子，临潭人，立心诚实，不爱奢侈，端己正人,轻财重义，宗族称孝，卫所称忠直，无妄发之言，有利人之政事，任掌印本卫指挥使，授封昭勇将军。曾军政於卫，又分守阶州，施仁布德，在任多年，官吏军民咸推服之, 感戴不能止也。
  李彬(1507-1561),李瀚长子，字文卿，号玉峰，天表丰隆，才华懋著。
  李勋，字懋之，号来山，李彬长子，临潭人，袭父都指挥佥事职。质秀美深，不尚浮躁，有南人风度，凡所交接恭谨和柔，识者谓儒将也。军政屯操者二，掌印者二，其所荐者一，其所旌者凡二十次矣，作将领可立待也。生三子二女，长女适岷州卫指挥虎勇，次适本卫指挥杨奎名(卓尼第七代土司杨葵明)。
  李达后裔女性中，也是人才辈出。李达第三女，佚名(有的资料把麻娘娘称为李金花，是不准确的，李金花为近代人，也是麻脸，称麻娘娘，1980年前后去世。还有其他书籍称麻娘娘为李玉莲，都属以讹传讹，是一种牵强之说)，有贤德，生得聪慧善良，花容月貌，待阁深闺。为了掩人耳目，外出时常戴面罩“麻壳壳”，因此人称为“麻娘娘”。后“麻娘娘”被仁宗皇帝朱高炽选为贵妃。仁宗皇帝朱高炽享年47岁，做世子9年，20岁立为皇太子到即位做了21年皇太子，1424年47岁，继皇位不到一年驾崩。据《明宣宗实录》记载：仁宗驾崩后有五妃殉葬，郭贵妃生育三个皇子，不在殉葬范围，但也被列为从葬妃嫔，“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当时，明朝兴妃嫔宫女殉葬制度，殉葬者家属称为“天女户”，有丰厚赏赐和特殊优待。仁宗皇妃“麻娘娘”死因难以确定。但从明王朝对李氏家族和洮州地区的优待与照顾看，后人推测“麻娘娘”殉葬的可能性较大。《明史》第3671页载：“仁宗七女，真定公主系李贵妃所生，与清河公主同年。下嫁王谊，景泰元年(1450)死。”文中“李贵妃”是否李达三女“麻娘娘”有待考证。临潭人民对“麻娘娘”寄予深深的同情和怀念，至今临、卓、岷等地麻娘娘的故事和传说仍广泛流传。
  李氏太太(佚名)，人称李氏太太，李勋次女，适卓尼第七代土司杨葵明夫人，杨国龙之母，称土司贤内助，有贤德，逝世后葬杨氏龙马沟祖坟，有墓碑志。
  仁钦华宗，适卓尼第十二代土司杨冲霄夫人，杨昭之母，杨声之祖母，曾兼摄土务，护印。工于刺绣“唐卡”，在藏区享有盛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都保存有其刺绣的“唐卡”佛像，尤以刺绣宗喀巴师徒像最为著称，其刺绣速度惊人，只用一夜时间就可刺绣一幅“唐卡”。与其孙第十四代土司杨声共同努力，用六年多时间完成了卓尼版大藏经《丹珠尔》和《甘珠尔》印版的刻写工作，是大藏经刻版史上的创举。《洮州丁氏族谱》有：“诰授中宪大夫代管土务事李氏于修建清真寺所用木植全管足数”中的“杨李氏”同为一人。
  李炳文(1914-1986),李本十八世孙，临潭新城镇红崖村人，红军长征时，曾任班、排、连、营长，与日军作战中，在阳明堡战斗中，同战友一起冲到日军飞机场炸毁敌机24架，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临沂、济南、莱阳、淮海、南京、上海等战役，1950年支援西北来兰州，历任甘肃省家具厂厂长、省物资局储运公司副主任等职，他为人忠厚，光明磊落，从不以权谋私。1984年《甘南报》以《踏遍青山人未老》作了报道，1986年11月与世长辞，《甘肃日报》于11月21日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李映斗(1926-1991),李本二十一代孙，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长，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处处长，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
  第四章洮商经济与洮商精神
  临潭县在历史上靠近内地，与中原王朝及羌人、吐谷浑、吐蕃政权相毗连，属汉区、汉藏杂居、汉回杂居区与纯藏区的过渡地段。农业、牧业、林业兼而有之。加之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处于“唐蕃古道”要冲，是四大茶马司之一。尤其是“洮阳古道”开通后，带动商业贸易、物资交流和市场的形成，使临潭县逐步发展成为陇右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的枢纽。
  洮州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始于唐，兴于宋，衰于金元。然后又在明初兴起，明中叶至清中期达到高峰，到清中期后衰落。这种商业活动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地方经济的贸易方式，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经济上的“贡”与“赐”的活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洮商贸易活动。洮商在明中期孕育，清代发展,民国时期壮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空前繁盛。
  洮商，广义是指近代以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临潭各族商人；狭义是指活跃在青、川、藏、滇、新等省区，以回族为主体的临潭各族商业经营者。
  第一节明清时期的洮商与洮商经济
  一、明代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国后，认为用茶易马，可以巩固国防。故沿袭宋制，“茶马互市”制度得以恢复而趋完善、严密。洪武四年(1371)始于秦州开设茶司，收四川巴茶、易买西宁、洮岷等处番马。后又置西宁、河州、洸州、甘州4茶马司。后又置洸州军民千户所。洪武十二年(1379)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占据纳麟七站之地，明王朝派沐英征讨。沐英在平叛的同时修筑了洮州新城，置洮州卫于此。由于朱元璋对“洮州西控蕃戎，东蔽湟陇”的特殊地理位置的重视，命征西将军沐英留下所部部分将士在洮州屯戍。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以颁降金牌信符方式，从西宁、河州、洮州、甘州4茶马司纳马13800匹，洮州派购马3500匹。明弘治三年，屯田戍边的汉回军民屯户，效法南京百姓在军营赶集的做法，在洮州城(今新城)南门外开辟了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的赶集活动，交换农牧产品和生活用品，后来活动日益扩大，招引四方商旅前来洮州贸易。
  在茶马互市的带动下，临潭商业贸易开始兴起。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下谕洮州卫都指挥使李达：“今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各处商旅往来者，听从其便。今陇答卫番人，来洮买卖交易，亦听其便，彼此并不许生事。”当时洮州卫已成为汉回藏各族的贸易中心。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明王朝开放了茶马交易市场，允许商人贩卖茶马，使洮州回汉商人从茶马交易中得益不少。其时的临潭旧城据《洮州厅志》记载:“旧洮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从明代中期兴起的洮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种农商并重的经济特点保留至今。
  二、清代
  清初茶马互市，多沿袭明代旧制，并对私贩茶马巡察甚严，茶入藏区关口，均有驻军巡守和沿途官司盘验。私茶过境，送官从严治罪。若纵容私放，及私受馈送，增改官文，听巡安査究严办。乾隆、嘉庆两朝之后，政局较为稳定，用马极少，茶马互市之制失去意义，茶马司裁撤。茶马交易由官办转民间自由交易，藏汉贸易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活、生产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烟、酒、铁器、瓷器等商品通过洮州运往藏区，藏区的各种土特产品通过洮州运往内地。随着“善商贾”的回族在洮州的增多和聚居，洮州逐渐发展成为甘肃西南部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中心之一。新城的“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的农贸集市，将农村产品流入城市，城市商品散入农村。“营”在城乡商品流通中起着中转作用。旧城作为内地与藏区的物资集散地，“期间积货通商，可称繁富者惟旧洮堡一处，其俗重商善贾，居积洮地精华聚于是焉”（《洮州厅志》）。回族商人将洮州驰名的洮马、洮砚、名贵药材以及皮毛销往内地，将内地的日用百货、布匹等运来洮州。新旧城出现了数十家商号。最早出现的商号当数“万盛西”和“德盛马”。万盛西后辈王佐卿先生在《万盛西的来龙去脉》中说：“城内商家有德盛马，经理马明德；义心公，经理敏步云；复盛通，经理敏步洲；万镒恒，经理曹斗南。城外有天兴隆是后起之秀，迟得很了。”后又出现了天顺成、永太和商号等，进行牲畜、皮毛、烟酒、铜铁器、日用杂货贸易，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光绪三十二年统计，洮州厅年征商税银84140两。由此可推知临潭洮商与洮商贸易的繁荣。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洮商
  黄叶菜，黄又黄，洮州地方天气凉。三月四月穿皮袄，六月不见庄稼黄。老百姓全靠做生意，耕田务农莫指望。一年到头走番地，十月、六月两会场；张三赶来一群马，李二赶来牛一帮，土拉保驮来十捆皮，麻目沙赶到五百羊，马又大来羊又肥，一天到晚卖了个光。
  ——李安宅、于式玉《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洮州歌一》清末民国初，由于皮毛交易的兴盛，临潭市场又一次繁盛起来，外地客商云集，本地商人也向外地及全国各大城市扩展。临潭出产的名贵药材麝香、鹿茸、洮马、皮货、木材吸引河南、陕西、四川、临洮、甘谷等地的商人流入，遂将丝绸、棉布、纸张、盐、粮食等商品运人临潭。民国初至民国十八年（1929）在临潭县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商帮，外县商号数十家，本地商号数十家，共有资金银元230余万元。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37年《西北考察日记》中记载：“又论旧城商号，谓兰州、狄道两帮木客每年到此买木材十万元，加运费为二十万元，运至兰州便值五十万元；生皮毛走张家口，以其制皮之术工也；熟羊皮销四川。其他骡马走陕西，猪毛走汉口，羊肠走天津，麝香发河南，药材发陕西，牛售岷县、渭源一带。故旧城商务，东至陕西，更沿江而达津、沪，西赴青海，南抵川、康；北及内外蒙，当民国十七年未破坏前，其繁荣可想也。”
  外地商号陕西的“万镒恒”、“恒顺昌”经营百货业；河南的“杜盛兴”、“复生荣”、“永隆全”专门经营药材，收购鹿茸、牛黄、麝香、洮贝等名贵药材；其他的“皋记商行”、“乾元商行”、“强华商行”经营皮毛生意。1917年旧城成立了商会，据统计民国三十年（1941）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当地资本在3000元以上的商号47家。“万盛西”、“义心公”、“福顺通”、“复有公”、“永泰和”、“天兴隆”、“全盛敏”等商号经营日用百货、贩运牛马、名贵药材等，是当时临潭享有盛名的商业大户，在川、青、藏、汉口等地设有分号商店。新城天成隆等十户商号有资金34500元，只占旧城商业资金的3.8%。此一时期还出现了面行、斗行、秤行、山货行管理市场，收取牙金（中介费）。客栈旅店有集成店、德泰店、义泰行、长胜店、福兴店等，以及名目繁多的饮食业如宏泰馆、元顺馆等。
  民国时期的洮商经商形式分为坐商和行商。
  坐商，如上述的商号，设商行，开铺面旅店摆摊等。贸易网达西安、北京、张家口、汉口、成都、松潘、西宁、兰州、西康等20个省市，从事商业物资的输入输出。据1941年统计全年输入布匹、粮食、面粉、日用百货39万余银元。1947年仅羊皮输出152000多张、毛褐1000多匹，猪鬃、牛皮等贸易额达银洋300余万元。以西道堂为例：民国十八年(1929)十五个坐商固定、流动资金银洋达到20多万元。截至1949年仅旧城铺面达61间、旅店2处。坐商天兴隆分号遍及四川、青海、陕西、宁夏、甘肃、碌曲拉仁关，岷县、夏河建有贸易集散地。在成都、松潘、兰州、西安、张家口、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设有商行。在汉口、江西、广州、河南、新疆、西藏等地有商业网点，经营皮张、鹿茸、麝香等物资交易。仅1930-1932年夏河网点与英商普伦洋行三次交易野牲皮张，收入白银达34300余两、银元15390元。
  1949年前临潭新旧城著名商号一览表行商，俗称“牛马商贩”，往来于甘、青、川、藏区，将藏区所需物资运入，又将藏区所产物资运出。行商中又有商队和“单马客”（一人一马一枪）之分。商队的形式主要有：
  （一）牛马贸易商队。临潭向藏区运进日用百货等，从藏区购买或以物资交换牛、马、羊等牲畜，赶往旧城出售。牛马主要来源于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若尔盖,甘肃碌曲、玛曲、夏河等地，骡马交易会上的牲畜交易约达5000多头（匹只），据1941年的不完全统计，旧城交易马3000多匹、牛2000多头、羊4000多只，全年总输出牲畜额价值银元330多万元，牛马主要贩往陕西、岷县、西和、礼县等地。
  （二）从事皮毛贩运的牛马驮队。清末民初皮毛交易兴盛，外国洋行向西北腹地深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南地区的羊毛生意被英商垄断，拉卜楞的“丛拉”（市场）建起了英国普伦洋行，直接收购羊毛，先在甘加、麦西、桑科、欧拉、黑错等地集中，然后统一运到拉卜楞，交洋行验收过秤。“以天兴隆为例，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即洋行到河州开设分行的第四年，西道堂教民丁重明捐银一万两，以此为资金，西道堂'天兴隆’商行正式开业……次年12月，丁重明再捐银1000两；在新城建'天兴亨'商号……。临潭地处藏区，西北靠近著名的拉卜楞寺院，南连上下迭部，西达双岔、毛日、西仓，全是以牧业经济为主的藏族聚居区，'天兴隆’商行从事的皮毛收购业中的行商活动范围包括甘肃和青海玉树、果洛海北等……行商队在经理们的带领下到草原腹地收购羊毛，销售藏族生活日用品。民国二十一年（1932）时天兴隆流动资金达银元16万余两……西道堂加强与外省的商业交流，扩充骆驼60峰，派经理马仁山专往归绥、包头等处经商。”（袁纣卫《包头回族皮毛贸易（1879-1945）》载宁夏社科院《回族研究》2007,第三期。）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道堂行商共计20个商队,计驮牛1700多头、骑马200余匹、流动资金16万余元，贸易来往于内蒙、四川等地。当时洮州著名文人吕芳规《看贩子出口》一诗，形象描绘了皮毛商队的盛况：
  番帽番衣番样穿，腰悬利刃背生烟。弩马识途能致远，驮牛负重各争先。笠天席地何辞苦，暑寒夏冬不计年。皮毛满载归来日，猎犬狺狺犹带膻。
  （三）盐帮驮队，是从青海驮运食盐的驮牛商队。民国时期临潭旧城有盐帮驮队70多家，驮牛15000多头。年贩运盐约50万公斤。从明中叶开始，以回族为主的洮商就自发组织盐帮到青海省的茶卡盐湖驮盐，到1953年为止持续了400多年。
  盐帮的组织形式：盐帮的最高层由2~4名大“郭哇”（藏语意为头人）组成。他们是从全体盐帮成员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只在驮盐的路途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盐帮的基层组织叫“锅子”，每个“锅子”由6至10人自愿结合而成。他们在驮盐途中住在一起，食在一锅，故名“锅子”。每个“锅子”产生1名领导，叫“尕郭哇”。组成“锅子”的条件是每人都必须有1匹乘马，每个锅子枪不少于1支，凶猛的藏獒不少于2—3只。通常情况下盐帮由20—30“锅子”组成。驮牛最少时约为1万头左右。最多达3万头。供骑的乘马约为200-600匹左右。藏獒100只左右。盐帮们个个体魄健壮，精通藏语，马术娴熟，枪法精良。驮牛均为强壮的犏牛。这一时期最大的盐帮当为西道堂驮队和以苏温西为大郭哇的驮队。
  盐帮的驮运时间和路线：盐帮驮盐的时间一年两次，每年的6月初，上一年的“大郭哇”，在旧城召集各“锅子”的“尕郭哇”开会，商讨驮盐的启程日期和路线，开始启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夏季：从夏历的六月十五启程到八月底返回。路线是旧城→沙冒→多花儿→博拉扎沙→桑科保安西面的那哈差纳哈→贵德浮桥→红柳沟→上嫄台→青海湖→茶卡盐湖。返回路线仍按原路返回。
  冬季：盐帮从夏历的十月初出发到次年的正月十五返回。路线是：旧城→斜藏沟→沙冒→博拉寺院→阿木去乎寺院→达采寺院→科采寺院→胡儿地苍→漏苍→塔尔秀贡巴→东加达苍→个儿马阳群（从此处过黄河冰桥）→阿苏乎云→尕务路小寺院→青海湖→茶卡盐湖。返回时仍按原路返洮。
  盐帮的行军、宿营方式和路途纪律：在“郭哇”庄严下达起程的命令后，牛群徐徐起身，驮队逶迤长达30-40华里，这支队伍不为战争行军，却似远征将士，英勇威武地肃然前进。
  一天后，驮队离开旧城，进入草原地带，宿营后，由上一任大“郭哇”组织召开全体盐客会议，民主选举本次途程中的新“郭哇”，这些新选的大、小“郭哇”再详细地编排各“锅子”行走的次序，大家依然绝对地服从这些新“郭哇”的领导。
  行进的盐客每天在黎明时分就生火熬茶，只喝少量的“豆码”（藏语意为稀糌耙,因为驮驮子时吃的过饱会有损身体健康）。然后每两人为一组，快速利落地驮好30-40头牛的盐驮子，在“郭哇”下达动身的命令后，徐徐启行。每天的行进序列都按“蛇落皮”的方式排列，即头天排在第一位的“锅子”在第二天是最后动身，头天排在第二位的“锅子”在当天变为先行，在行进中，每“锅子”抽1-2名枪法好、骑术精的人组成盐帮的“前卫”和“后卫”。当行至险要地段时，“前卫”即策马占据有利地形，直到驮队全部通过，才将阵地交给后卫殿后。大约走50—60华里路，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时，将近中午先拴好藏獒，以防咬伤行人。然后两人一组，快速卸下盐驮，让牛去自由觅食吃草，这时盐客们才生火做饭，饭后再将盐袋每六只为一垛码放起来，在其三面扯起“档绳”准备晚上拴牛。宿营地点，均选在开阔地带，从不在山根崖坎下宿营，以防晚上盗贼从高处滚石头惊乱牛群。
  宿营时各个“锅子”的马匹、帐篷、驮牛、盐垛和藏獒都按下图位置排列，不得紊乱。而整个盐帮的宿营地是一支军旅的圆形大营盘，每个“锅子”的帐篷门一致背离圆心向外，形成一个大圆，叫做“场子”。
  休息时，烧红烙铁，将牛背压伤的肿块烙治消肿。盐队每走四五天要大休息一天，这一天就是盐客们的节日，有的人比赛枪法，他们大多数人枪法百发百中；有的人抱盐袋比赛力量，要求双腿盘起来坐在地上，再怀抱盐袋站立起来；有些人则去探望附近的蒙、藏朋友，拿的礼物有哈达、布匹、红枣、核桃、柿饼、油炸果等，朋友家除盛情款待外，临走还送酥油、曲拉、活羊、蕨麻、醍等东西给盐客们；大“郭哇”们则去拜访当地的头人、活佛，拉关系搞交易。
  临近黄昏，全部要返回宿营地，晚饭前把牛拴到“档绳”上，马一律套上“铁绊”，拴在帐篷的前两侧，藏獒全部放开，盐客们围坐在篝火旁，一面品尝着酥油茶，一面讲故事，说笑话，有的还放开喉咙唱起了家乡的“花儿”。而大小的“郭哇”们每天晚饭前要在“场子”中央召开一次例行会议，讨论第二天的行进路线、宿营地点，研究决定在第二天可能经过的地方，给头人、土官或寺院送礼的具体事宜，处理当天盐客中违犯盐帮纪律的事。会议结束后，小“郭哇”们回到各自的帐篷传达会议内容,指派晚上前后夜的岗哨后，各自安歇。而大“郭哇”们还不定期地检査值勤放哨的情况，如有人在守夜放哨时睡觉，属于严重失职，必须罚牛一头。由于盐帮有严明的纪律，加之队伍庞大，枪械快利，内部团结，所以很少发生意外事件。
  在路途中，盐帮有相当严明的纪律，如经过村庄和寺院时，不得打马狂奔，不得和其他兄弟民族寻衅闹事，骑在马上不能打瞌睡，不允许马缰绳掉落在地，服装穿戴不齐整要批评，睡姿和坐姿都有规定，如坐下时臀部落在盘起的双脚上不能落在地面上（这种坐姿能快速起立），睡姿呈“弓形”，绝不允许四仰八叉的大睡。如有违犯上述纪律者，处以一定的罚金（一头牛、一只羊或五块银元），由于有严明的纪律，所以所到之处和各族群众关系相当融洽，出现了盐帮到时“全家喜迎，去时洒泪而别”的感人场面，盐客们个个都能自觉遵守纪律，极少有违犯者。
  驮盐的经济效益
  每年夏历的六月初。洮州地区的农作物全部耕种完毕。大量的耕畜需要草料，仅靠当地的产草量是无法解决的，一年两次的驮盐，使耕畜在外的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几乎全年一半以上的草料在驮盐的路途中解决了，去时沿草原地带行进，到达茶卡湖边时牛马已膘肥体壮。这样安排时间既不耽误农活，又能使耕畜身体得到恢复，是很科学的。
  另外，洮州气候寒冷，农业收入微薄，驮盐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据老盐客们回忆,在清末民初时期，用帽缨子、粗织布等物从湖边蒙古族群众处换取食盐，用一顶帽缨子可以换一驮盐（200市斤左右）。在1931-1941年间，茶卡湖由马步芳的“厘金局”管理，每驮盐交“厘金”2块银元，只数驮子，不过秤。从1941年到解放初，开始过秤计值，每100市斤盐付给厘金局8—12元的国民政府纸币。驮到洮州旧城，扣除各项费用，每驮盐（200市斤）纯利约30块银元。
  这样，洮州盐帮无形中使旧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食盐集散地，每年运到的盐至少在100万斤以上，这些盐除满足洮州附近数县群众的需求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盐由“脚户骡子”客和舟曲、文县、礼县一带的“背子手”们再贩运到岷县、宕昌、武都、礼县、舟曲、文县等，有些还运到陕西等地，上述客商又从四川运回布匹、线、竹器、颜料,从武都运回铧，从陕西运回了“杠铃”（老牛车所用的铁铃或系在牛项的铁铃）、马镫等，既丰富了洮州市场的货物品种，满足了当地各族群众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也促进了洮州旧城市场的大发展。
  盐帮生活艰苦，旅途艰辛。驮盐一趟往返需要3个多月，而且旅途时常有不测的事件发生，劳累、疾病、贼盗伴随着他们。冬天，从黄河岸边到茶卡湖的路程基本上是沙磧地带，人畜逆风而行，牛、马踏起的滚滚沙尘，似黄龙舞动，晚上风停以后才能生火做饭。每天驮卸百来斤的盐袋60余袋，衣服前胸全被擦破，一趟盐驮回来胸部肌肉结了老茧。更苦的是从湖水里捞盐，双腿浸泡在冰冷咸涩的湖中，双腿、手、脚都要脱一层皮。不少盐客的生命就抛却在这条漫长的不归之路上。因此盐帮们在动身之前，亲朋好友们会前来送行，纷纷送上“干粮”（点心、各类糖果、柿饼、红枣、核桃等）。各家盐客都请阿訇念《古兰经》，祈求真主的襄助。在动身的当天清晨，整个洮州旧城是倾城沸腾，场面十分壮观。盐客们身着藏服，跨马背枪、精神抖擞地用藏语吆喝牛群,藏獒们欢欣跳跃，在驮队的两侧奔跑追逐，护卫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远行，送行的场面显得庄严热闹。盐帮驮队回来时又全城出动，亲戚、朋友、邻居前往迎接探望。
  盐帮驮牛队轶事
  1.盐帮的忠实卫士——藏獒
  藏獒是出产在四川和甘南草原地区的一种猛犬，身躯高大，耐寒灵敏，当盐客们在茫茫草原上行走，沉沉黑夜中宿营时藏獒都能忠实地履行护卫任务，和盐客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民国二十九年（1940）的夏天，盐帮离开茶卡盐湖在红柳沟宿营时，有盗贼乘黑来劫，被藏獒发觉，近百只藏獒群起进攻，贼人仓皇逃窜，其中一人未来及上马，被藏獒穷追不舍，他急中生智爬到一棵大树上，藏獒将树围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盐客发现，驱散藏獒，那贼才从树上溜下来，但已被吓得半死。
  2.盐帮的扶困济危精神
  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川松潘舍儿哇地区的藏民，从茶卡湖往西宁驮盐返回的途中，200多头牛、20余匹马，被一伙盗贼抢劫。哭诉到洮州盐帮的苏温西大“郭哇”处，苏立即下达了追击贼盗的命令，盐客一天的强行军，追上了被盗牛群。起初，这些贼人不肯退赃，盐帮中的神枪手骑在马上把贼匪远处几头驮牛项下的铃铛弹无虚发地击落，贼匪受到震慑，原数退还所劫东西，这些“舍儿哇”藏民赶着3头肥牛前来答谢，盐帮均未接受，他们流着感激的泪水离去，并和盐帮结成了 “主人家” （朋友）。
  3.盐帮的技能为马步芳所钦佩
  有一年马步芳会同青海湖周边的蒙藏王公、头人、活佛，在青海湖边“祭海”，恰逢洮州的盐帮路过该地，马步芳派人传话给盐帮：“听说你们洮州人驮牛跟的好，我想看一下。”经大小“郭哇”们商量后，给马步芳送了2包大茶、六桶蜂蜜（2市斤/桶），接下来表演驮驮子、支帐篷、生火做饭等，马步芳评价：“驮盐确实很苦，你们洮州人驮牛跟的好，纪律好，牛马的装备齐整。”并赏给盐帮3000驮盐（约60万斤）、炒面2000斤，猎获的黄羊6只，将盐帮送的蜂蜜转赠给在场的头人、王公、活佛，并嘱咐道：“这些洮州的盐客很苦，以后请你们多照看的哈。”
  （四）“单马客”，是在抗战及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藏区大量种植罂粟（鸦片），旧城成为鸦片集散地之后大量产生的。他们一人一枪一马，从迭部等藏区往返倒运鸦片。其中亦有大批“单马客”是从藏区往来贩卖日用品和羊毛皮张的。
  （五）在清末民国初至民国中期，临潭洮商中还兴起了做马鸡翎子的生意，每百根蓝马鸡翎售价银洋30元，销往北京作满清官员官帽饰品，民国初期远销欧美，以法国销路最好，年销售额约银洋20万元以上，临潭群众家家养马鸡，户户有鸡舍。
  （资料来源：除注明出处者外，文中资料均来自于《临潭县志》，李英俊《临潭简史》，《西道堂史料辑》，敏生华《古洮州的回族盐帮》）。
  第三节改革开放后的洮商与洮商经济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50年，临潭县有私营商业456户，从业人员685人，拥有资金380390元；1953年私商发展到1138户，从业人员1503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洮商私营活动全部纳入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后历经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洮商贸易活动基本停止，经济几乎丧失殆尽。
  新中国建立后，真正意义上的洮商，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时期重新兴起并发展壮大的。
  一、洮商的原始资本积累
  任何一种贸易经济行为的产生，必须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洮商的重新兴起亦不例外。1958年之后，临潭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大炼钢铁”、1960年天灾人祸的饥荒时代。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生产的“过黄河”、“跨长江”的浮夸风，“大锅饭”以及一系列的极左政策，使临潭经济和人民生活处在极度的贫困之中，产生了一大批“过黄河”、“跨长江”进入川青藏地区的临潭青少年讨要队伍。这批人由于精通藏语和藏区情况，改革开放后就成为洮商重新兴起的生力军。
  这批在藏区讨要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在讨要过程中将讨到的炒面等转手出售出去，然后利用手中的现金，暗中从藏区收进藏民不需要的布票、棉票、粮票等带回临潭再转手出售从中赚取差价。当时国家对粮食、棉布、棉花及紧缺日用品实行统购统销，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国家给公社社员每年每人发给布票6—8尺，棉票1斤。藏民衣服多用皮制，布票、棉票、粮票便每尺、每斤以1一3角的价格出售，到汉区布票每尺可卖到8角至1.2元，从中赚取差价7—8角。再从汉区将“甘字”“肃字”牌黄烟、砖茶等背进藏区出售或换取炒面、酥油、毛皮等，运进运出赚取利润。这是在“文化大革命” 政策紧张时的一种贸易方式和资本积累手段，其中还有其他方式如在玛曲、碌曲等地以集体形式（生产大队、小队等）搞屠宰、搞建筑副业等获取现金收入。
  1976年至1980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政策松动，临潭人便以贩运民族用品的形式，从地下商业活动，试探着走向公开。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以“跑仓儿科”形式为主。初期他们利用手中微薄的资金，背着针头线脑、发卡以及日用品进入藏区走村串帐，出售或换取酥油、毛皮、曲拉等。中期则主要以贩牛、贩马为主。后期则以贩唐卡、绿松石、活佛照片（主要以达赖、十世班禅像为主）、藏药仁欠日历、贝母、麝香为主。绿松石从湖北或北京进货，然后销往西藏的拉萨、四川等藏区。藏药仁欠日历（百宝丹）从青海进货，销往西藏、四川等地。后开始经销珊瑚、蜡珀、豹皮、水獭皮等民族装饰品到藏区。活佛像则在临潭旧城由专业人士冲洗，销往藏区各地。还有部分人经营木头的采伐和贩运。通过以上各种方式，洮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加之后来的扶贫款、银行贷款等，为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至1990年的洮商经济
  1980年以后，国家对商业体制进行了改革，调动了社会经商的积极性。素有经商传统的临潭各族人民，又开始大显身手，纷纷投身经商的大潮。改革开放的政策更使这些有一点资本积累的洮州人如鱼得水。他们下四川、上青海、跑西藏、闯沿海，跨省区做生意。到1990年在全国18个省区的80多个县，仅坐地经商的临潭商人就有200多人。这一时期在旧城就有与沙特阿拉伯侨属联办的“临潭县侨联公司”、“临潭县华侨公司”；旧城砖瓦厂、清真罐头厂等等。这一时期运输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仅旧城一地就有运输专业户近百家，拥有大小汽车400多辆。旧城每年的物资交流会期间，四面八方的人会聚旧城，进行商贸活动，会期人山人海，繁盛之况在甘南地区首屈一指。
  为了拓展市场，洮商中的坐商和行商相互结合，把商业网点不断向外延伸。他们把当地的青稞以及发达地区的工业品贩运到川、青、藏省区的藏区，又将藏区的畜产品、药材和木材等销往内地以及沿海城市。在川、青、藏三省中80%以上的牧业县，都有洮商在那里坐地经商，行商遍及更广。西藏昌都有一条集中了200多名回族洮商的商业一条街，年交易额在2000万元以上。在内蒙古二连浩特、新疆阿拉山口和甘肃马鬃山等边境口岸，洮商也十分活跃。在西藏的樟木口岸，常年坐地经商的临潭洮商就有20多户。
  1990年，全县个体经商户从1979年的27户增加到288户，从业2133人，注册资金296.3万元，营业额319,7万元。
  1980年至1990年，未登记的行商，小本生意者达2000人左右，从事的主要是黄金交易，流动资金约在200万元左右；麝香约600万元左右；虫草约25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鹿茸、皮毛等，全部流动资金约在3000万元左右。
  三、1991年至2006年的洮商与洮商经济
  1991年以后，洮商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已基本完成。洮商的经营规模、从业人数、商业网点、流动资金、商品种类、经营档次都有了质的变化。他们在北京、上海、四川、新疆、内蒙、青海、西藏等为主的18个省区的400多个县（市、区），以及本省的兰州、临夏等市县从事商贸购销、土特产贩运。另外有500多辆货车活跃在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上，从事运输业。部分洮商已经走向沿海发达地区，往来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泰国、尼泊尔、马来西亚等国家从事贸易活动。
  据2006年统计，洮商在西藏坐地经营户170户，从业人员450人，以八角街为中心，遍及那曲、日喀则、灵芝、昌都等10个市区县。涉及粮油、旅游品、餐饮业、藏饰品、日用百货、农业机械、建材等行业。资金累积达1.2亿元。
  据《临夏民族日报》2007年9月20日《陇商进藏“三分天下必有其一”》一文报道：“在八角街1100米左右长的街道上，林立着近400家各地人开的商铺，是拉萨最繁华的地段。据一项调査表明，在这近400家商铺中，来自甘肃省临潭县的商家就有100多家，来自兰州的商家有20余家，来自临夏州以及甘谷和秦安的商铺也有上百家，几乎占据了八角街贸易额的二分之一。
  敏宏俊是众多在拉萨经商的甘肃人中的一员，他1991年就到拉萨，给别人打工，自己也摆过地摊。从做小买卖开始他就本着诚信的原则，一步一个脚印。如今敏宏俊已是一个拥有两家旅游纪念品店的老板了，精明的他现在可以用汉、藏、英语等好几种语言和顾客交流。在拉萨开店尝到甜头的大小老板们，回到甘肃家乡就不断携带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到拉萨的八角街。目前来自临潭县的近千人经营着100多家旅游纪念品店，约占八角街旅游纪念品店的90%。”
  “马古白的副食品摊点在这里格外扎眼，他经营的酥油、奶酪以及方便食品，颇受当地藏族群众欢迎，不时有人来签订大批量的提货单。
  老马是临潭县人，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来到了拉萨。他有自己现实的观点：’铁路一通，西藏的经济肯定会有大发展，商机很多。'看来，老马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两个儿子也来到了拉萨市，做起了虫草生意。孙子绕膝玩耍，老伴盛来一壶浓茶，真是其乐融融。老马今年60岁，眼不花，耳不背，说着一口流利的藏语，看到'老外’还会嘣出一两句英语单词，至少能让'老外'明了是什么东西，多少价钱。
  老马感慨道：'过去的茶马古道，如今变成了青藏铁路，今非昔比啊！'火车真是西藏的’致富路'，自从铁路开通后，这里的商品越来越多，价钱也越来越低廉。
  我问：'你一年能挣多少钱？
  老马一手捋着长长的胡须，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说道：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这样说吧，铁路开通后，我的经营收入比过去增加了50%。
  马古白自豪地说，在西藏，经营副食品的商人主要是咱甘肃临夏人和甘南人。” （《甘肃日报》2007年7月3日，张鹤、周舒雅《天路畅想曲一写在青藏铁路开通一周年之际》）。
  四、西藏洮商经营简况
  1.昌都地区：主要经营民族日用品、粮油副食、汽车修理、纺织品、绸缎布匹、餐饮、建材加工销售等。
  江达县：马物理等9户，主要为城关镇、卓洛乡人，资金约600万元。
  类乌齐县：丁而布都等5户，主要为城关镇、羊永乡人，资金约250万元。
  贡觉县：敏学文等8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1000多万元。
  丁青县：王玉宝等4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120万元。
  昌都县：丁福元等15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3000万元。
  芒康县：3户，主要为城关人，资金约60万元。
  边坝县：来玉刚等4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300万元。
  2.拉萨市：喜学义、黎穆萨等110户，经营旅游品、服装、餐饮、粮油副食等, 资金约1亿元。
  3.那曲地区：主要经营民族日用品、五金家电、服装、粮油副食、汽车修理、建材加工销售、宾馆等。
  那曲县：敏武等13户，主要为城关镇人，经营资金约2000万元。
  日喀则地区：约5户，主要为城关镇人。
  五、四川洮商经营简况
  1.甘孜州：主要经营日用百货、绸缎、民族日用品、五金家电、旅游品、摩托农机等。
  康定县：5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600万元。
  新都桥（属康定县）：敏怀德等10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300万元。
  萨特（属康定县）：马目个等3户，主要为卓洛乡人，资金约70万元。
  道孚县：马福等9户，主要为城关镇、卓洛乡人，资金约1500万元。
  八美（属道孚县）：马全福等6户，主要为城关、卓洛乡人，经营资金约180万元。塔公（属道孚县）：3户，均为卓洛乡人，资金约40万元。
  炉霍县：马目沙等13户，主要为城关、卓洛、流顺、长川乡人，资金约800万元。
  甘孜县：丁绍光、丁学哲等33户，主要为城关、卓洛、流顺人，资金约4000万
  德格县：敏俊海等10户，均为城关镇人，资金约600万元。
  玛尼干戈（属德格县）：敏亥必等4户，资金约100万元。
  柯罗洞（属德格县）：王达吾1户，城关镇人，汽车修理及零配件销售，资金约6万元。
  石渠县：张仲海等6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500万元。
  西区（属石渠县）：冯渊等2户，长川乡人，资金约45万元。
  东区（属石渠县）：敏义德等2户，城关镇、新城镇人，资金约50万元。
  白玉县：敏目亥曼等6户，城关镇、长川乡人，资金约420万元。
  丹巴县：4户，资金100万元。
  雅江县：3户，卓洛人，资金约110万元。
  九龙县：敏勺布1户，城关镇人，资金约10万元。
  理塘县：吴亥比卜等7户，城关镇人，资金约400万元。
  乡城县：丁射里夫等3户，城关镇、羊永乡人，资金约120万元。
  稻城县：苟全大等5户，城关镇、卓洛乡人，资金约70万元。
  色达县：丁目亥曼等7户，城关镇、卓洛乡、羊永乡人，资金约350万元。
  新陇县：苟松迪格等3户，城关镇人，资金约110万元。
  2.凉山州：主要经营民族用品、绸缎、百货副食等。
  木里县：敏青天1户，城关镇人，资金约60万元。
  3.阿坝州：主要经营民族用品、建材加工销售、军用品等。
  阿坝县：丁耀南等4户，城关镇人，资金约700万元。
  红源县：5户，城关镇、新城镇人，资金约150万元。
  若尔盖县：敏达吾等6户，城关镇人，资金约140万元。
  松潘县：马而里等3户，城关镇人，资金约40万元。
  四川省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等地的二十几个县区中，临潭洮商经营户171户，从业人员680多人，资金约11665万元。
  成都市：马恩永等经营藏毯、电动自行车、餐饮业等，从业人员约30人。
  六、青海省洮商经营简况
  1.果洛州：主要经营民族日用品、绸缎纺织品、家用电器、五金建材、摩托车、农用车、餐饮业等。
  达日县：张有素等20户，城关镇人，资金约2500万元。
  玛沁县：马麒等3户，城关人，资金约60万元。
  久治县：马刷个等7户，卓洛人，资金约200万元。班玛县：杨继仁等13户，城关镇、卓洛乡、新城镇人，资金约1500万元。
  甘德县：张热目札等7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1300万元。
  果洛州六县洮商约50户，从业人员约150人，资金约5560万元。
  2.玉树州：（经营种类同果洛州）
  囊谦县：刘拉黑曼等8户，城关镇人，资金约1500万元。
  杂多县：敏目沙等10户，城关镇、卓洛乡人，资金约2500万元。
  治多县：敏而布都等5户，卓洛乡人，资金约400万元。
  曲麻莱县：马奴个等5户，城关镇人，资金约500万元。
  玉树州临潭洮商约27户，资金约4900万元，从业人员约120人。
  3.黄南州：主要经营民族日用品、百货、小五金、粮油副食品、民族帐篷加工等。
  河南县：张四辈顺等6户，古战乡、城关镇人，资金约180万元。
  七、北京、上海、云南洮商经营简况
  北京市：李玉祖等经营旅游纪念品、餐饮业，从业人员约30多人。
  上海市：敏主麻等经营旅游纪念品，35户从业人员约150多人。
  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2户民族用品虫草等，从业4人，资金约800万元；香格里拉县祁乃比等10户，城关镇人，经营民族日用品、绸缎布匹、家用电器、百货、旅游纪念品，康美乳业公司，资金约1500万元。
  丽江市：4户，民族用品2户，旅游纪念品1户，餐饮业1户，从业15人，资金约300万元。
  2006年至2007年，虫草、狼肚菌、曲拉行业价格飙升，洮商的坐商按季节进行虫草、狼肚菌、曲拉的收购、交易。虫草行从事收购交易的洮商达2000多人，年交易数约5000多公斤，交易额约5亿元左右，洮商基本垄断了甘、青、藏的虫草交易。曲拉主要由坐落在合作市的甘肃化羚干酪素厂垄断收购。临潭洮商干酪素交易在3亿元左右。狼肚菌的收购贸易年约1亿元左右。另外还有20多家经营部队过时处理的军用马装具的商户，经营资金约在3000万元左右。
  进入新世纪，部分洮商从商业转入了企业。如临夏的吴英俊开办了藏式礼帽厂，敏文祥办起了甘肃最大的化羚甘酪素厂，收购了临潭县青石山水电站，修建了鹿台子水电站，兴办了现代化的华新养殖场。丁仕祥办起了碌曲阿拉山水电站；张世明办起了以信息物流为主的顺达公司，网点遍及全国各地，并收购了冶力关水电站和正在建设中的术布水电站，与张治国联合修建莲花山水电站。
  当代部分洮商企业、公司名录第四节洮商贡献与洮商精神
  洮商继承了古代茶马互市的优良传统，以自己勤劳的双手，诚实自强的信念，不畏艰险的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纵横川、青，贯穿藏滇，沟通了汉藏等民族的贸易往来，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洮商贸易促进汉藏民族在经济上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支援，共同发展，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成为从事畜牧业的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带动了汉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成为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洮商贸易也促进了藏区同内地的交通发展。洮商翻过“坚冰滑雪，万仞崇岗，银光一片。府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清焦应旂《藏程纪略》）的皑皑雪山，走过茫茫草原，越过崇山峻岭，长年累月，以其艰难跋涉,每年以付出十多人生命为代价，更全面地促进了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当代洮商为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西藏自治区工商局办公室王秘书说，甘肃人在西藏工商界“三分天下必有其一”（《临夏民族日报》2007年9月20日《陇商进藏“三分天下必有其一”》），那么洮商在西藏工商界的甘肃人中“三分天下有其一”。2005年8月5日，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的陆浩率领甘肃党政代表团赴西藏考察时，为拉萨市的洮商题词：“架起商贸桥梁，促进民族团结。”西藏人民和政府也为洮商的巨大贡献给予积极肯定和高度评价，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孔繁森任拉萨市副市长时，在一封信中评价一位洮商说：“忠厚老实可靠，为人正直。”洮商敏武被选为西藏那曲地区人大常委会常委、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2003年那曲地区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授予敏武的“再回首”商店“诚信商店”称号，“精神文明个体商户” 荣誉。2004年7月西藏自治区工商局授予洮商黎穆萨“诚信个体工商户”称号。
  洮商精神贯穿百年，洮商精神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信仰熏陶与浸润的结晶。在洮商身上充分体现了“内刚外活”、“宽容让人”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内在气质。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甘肃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卖假货，勤劳——店开得早，关得晚，吃苦，意志坚强，这是我们甘肃人在拉萨八角街能站住脚的关键，在西藏拉萨八角街做旅游纪念品生意的临潭人敏宏俊给记者总结了甘肃人在西藏做生意的成功经验。”（引文同前）敏宏俊的话通俗地诠释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自强不息、拼搏创新、追求幸福”的洮商精神。
  附1：万盛西的来龙去脉——王佐卿九十二岁回忆
  人的年纪大了，总常回忆年轻时代的事情，虽则如梦一样过去，但非常清晰、非常亲切，连往日的声音笑貌，都仿佛如在眼前，人的形体虽然不断变化，但留在脑中的印象，过了几十年，依然奇妙的映现。我今年92岁了，回忆往事，历历在心，趁此闲暇无事，我把它记下来，遗留给后人，权当一种野史，去让后人知道先世的来龙去脉，雪泥鸭爪，非无益也。
  幼年的回忆
  我记得我阿爸（父亲）在六十岁过后，拜临洮东山庙上的李乾一老道士为师，老师傅已年过八十，白须白发，精神瞿烁，收阿爸为俗家弟子，传授给阿爸坐功。阿爸每天早晚在东上房里一个人静坐，不让人吵，派下一个妇人在院子里坐守，怕人进门高声喊叫，到了晚上，内院大门上锁，不来人就安静了。老师傅每年四月来，派人去接，牵一匹白骡子驮行李卷，老师傅从来不骑牲口往来，住两个月，又送回去，来了住在花园楼上，天天素菜素饭，我阿妈（母亲）住在西上房里，我们兄弟天天夜里，围在阿妈周围，听讲故事。阿妈没念过书，哪里有许多故事，她就是说阿爷和阿爸过去的事，阿妈记性很好，记下很多，给我们天天说，也说不完，我听了也记在心里。阿妈说阿爷 （祖父）旺秀是安多藏族人，是游牧民族，不知道是哪个帐房的人，阿爷年纪轻的时候，虔信佛教，就跟人们去青海塔尔寺朝佛，又跟人去山西五台山朝佛。这一路没有人烟，林茂草长，狼虫虎豹很多，人少了不敢走，就约上一大帮、二三十个人，个个都背上锣锅、酥油、糌耙、曲拉等干粮，到了有水有柴的地方，大伙就做饭吃，哪里天黑哪里睡，没有站口，天阴天晴都在露天地里。碰上哪里有放羊的，大家凑钱买上一只羊，宰了分肉吃，到了五台山。不是原想的五个台，是五个山头，山上都有寺庙。他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去寺朝拜，头磕完了，大家就分散了，再约上一大帮东去西走，各奔前程。唯独阿爷旺秀留在山上不去，帮庙里画匠做工，虽然没有工钱，只给吃饭。阿爷旺秀就给画匠拾柴、挑水、烧火、洒扫做零活。他人老实，不多说话，画匠叫他调石灰，磨颜料（用的是石头颜料），熬胶刷底灰。一年过去了，画匠师傅看他做活细心，就叫他学做粗活，老师傅先画一个佛爷的头像，让徒弟们照样画在墙上，再画身子。旺秀把画过的底稿仔细收拾起来，好好地保存，画匠师傅们看他心灵手巧，就教他学画。又一年过去了，画师就把他收成徒弟，同其他的人一样教他，最终完全学会了这一套手艺。五台山的工完了，师傅们要回到北京去，他也就跟师傅们到了北京，师傅们包揽了雍和宫的活，正在彩画快完的时候，拉卜楞大活佛到了北京，朝廷便把大活佛安置在雍和宫里，大活佛看见雍和宫的彩画好，也想请画匠去拉卜楞彩画大寺，画匠师傅们知道路途太远，都不肯去，这时候阿爷旺秀要回故乡，就跟大活佛来到了拉卜楞，就成了大寺的终身制画匠。到了寺上，没有找到帮手，一个人感到困难，颜料也要从外地去买，做准备工作就是一年。动了工，大寺里外画了三年才完工，寺院上开了个庆祝大会。甘青草原上各处来的各族人民，一二十万，非常热闹。
  阿爷旺秀同地方上藏族妇女结婚生下阿爸成子一个儿子，到了阿爸十五岁那年，有一天阿婆引上他去外面买东西，又转到亲戚家去，天黑回家，见阿爷坐在炕上已没气了，身子还坐得端端正正的。当时邻居们都来了，都说是坐化了，有佛性的，是顶好的，当晚就去人到寺上报丧，又去高僧处算卦，高僧说要大葬，就去请高僧来念经，完了，火化了。从这天起阿婆就不好好吃饭，整天不高兴，也不说话，到了冬天就更不成了，卧床不起，请来高僧念经，也不见好，不多日也就去世了。又去高僧处算卦，也说要大葬，由邻居们大家来帮忙，请高僧念经，送火葬场就完了。只丢下阿爸成子一个人。
  人生的开始
  阿爸成子十六岁了，孤苦无依，邻居们把他介绍给一个商人，去当拉哇（长工），他就去跟上商人赶耗牛，驮上货物到草原上做生意，管吃穿，每月给三两银子的工钱。这样干了四五年。有一年跟商人回到了拉卜楞寺，住在花藏仓的院子里，日久人熟了，说闲话的时候，有人说：“大寺的彩画太好了。”阿爸成子说:“这是我阿爸画的。”这话传到了管家的耳朵里，就叫他去谈话，问长问短，弄清楚了成子确是拉索（画匠）的后人。当时花藏仓是拉卜寺的大息哇（财政总管）。在拉索活的时候，寺院上认为拉索是画大寺的功臣，每念一次大经，开一次经堂门，给拉索一份子钱（每常250文），人不在了也不取消。管家就把历年积存下的两千多串钱，完全给了成子。成子有了本钱，没再去当拉哇。他很感激商人把他引了四五年，给他教会了做生意的门路。这时候他自己买了两头牦牛，办上货物，也找了个帮手，去草原上做生意，回来还住在花藏仓的院子里。草原上的人，常常来拉卜楞寺上念经，往来的人很多，也有去花藏仓的，都知道成子是花藏仓的冲哇（商人），花藏仓的管家也给草原上的人说：“成子是我们的人，你们要保护他。” 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就更多了，成子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一次一次地添牦牛，添货物，雇的拉哇也多了。成子为人诚实，说一不二，别的商人讲究耍尺子，给卖主当面量布，总要少几寸，自以为能干，成子给卖主量布不但量足，还有余头，所以信誉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年来了一个青海的王爷，把一个内装有银子和其他东西的皮袋，寄放在成子账房上，说要买东西，不知有什么紧要的事，王爷回去了。到了成子生意做完了，要回去时，王爷还没有来取，于是成子把皮袋带回拉卜楞，第二年春天又带在草原上，也没见人来取，又放了一年，到了第三年，王爷才来了，阿爸就把皮袋原封地送上，从此王爷就同阿爸成了好朋友。这个事情传出去知道的人更多了，阿爸成子仓的名声就更大了。王爷还请他到青海草原上去做生意。次年阿爸去青海草原，王爷欢迎招待（可惜我岁数小没有问下叫个啥王爷），在那里做生意也很好，都知道成子仓是王爷的朋友，走到哪里都受到保护，毕了转到隆务寺，就同隆务族妇女阿妈春迈结婚了。阿妈是劳动家庭出身，体格很好，同阿爸去甘青草原上做生意，前后十多年，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简单，吃的是糌耙、酥油、牛羊肉，没有蔬菜，也没有别的花销，所以只开销几个拉哇的工钱，挣点银子都积存起来了，草原上挣钱不容易，要能吃苦耐劳，春夏凄风苦雨，秋冬冰天雪地要忍受下来，最后在拉卜楞下他哇租了一院房子，开了个铺子，自己不去草原了，派人去。后来家迁到沙木儿乡，阿妈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完欠（光绪十四年戊子）（学名王德俊，字秀山）。过两年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更欠（光绪十六年庚寅）（学名王德杰，字汉三）。这时候阿爸看准哇寨（洮州旧城）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就把家又向东迁，迁到了康木车村，距哇寨三十里，过了五年，阿妈又生下第三个儿子清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学名王德才，字佐卿），光绪二十几年（不清楚）家迁哇寨，还保留康木车的家，过了几年，阿妈又生下第四个儿子吉欠（光绪戊戌年）（学名王德名，字世卿）。阿爸在五六年前就在哇寨做生意，买房买地。因为哇寨（洮州旧城）是个汉藏交易口岸，明末清初设有茶马司（中途取消了），以中原之茶换藏区之马，地方上各民族杂居，生意繁盛，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去草原上做生意，所以叫他牛马商贩，哇寨地方是个药材皮张羊毛牛马的集散之地，因而全国商人都来此地，连天津洋行的外国人也来收买羊毛。每年卓尼寺有骡马会，各处商人云集，从草原上贩来的牛马生意很多，仅骡马卖给陕西商人的就有二千多匹，其余牛羊各货销路也很畅，哇寨地方不产粮，每天有百千辆牛车运送米面蔬菜，源源不断。地方上有私学，我阿爸也请了师傅高凤西，能写能画，在家中教书，学校设在西花园楼下，给我们兄弟三人教书，也还收了外面的学生十几人，随后又请了一位老师汪少苏，到白狼乱后，就停止了。我们兄弟三人再没有念书的地方了。1916年，我就跟上公学同学来兰州，以同等学历，考入了畅家巷第一中学，此是后话。
  落户哇寨得横财
  大约在光绪年中，阿爸要在哇寨落户，先把家从沙木儿迁到康木车，距哇寨三十里，就近容易照顾，他先在哇寨做生意，连带买房子买地皮，做准备工作，先买了城中心一个四合院的房子，上房三间他自己住下，下房手下人住，雇了一个老奶做饭看门。不知此房是谁家的（我们小也没问过），是不是关帝庙前那个院子，也不知道。还在西街买了一大片地基，准备盖新房，有一天阿爸在房中吃饭，听见堂房里有响动，过去一看，是地基下陷了个坑，他想找点土填一填，详细一看下陷得很深，旁边还有空地方，土少了填不成，到了晚上点上灯笼下去一看，土是松的，越踩越深，用手一摸，摸出了一块元宝，他就不敢再往外取，在外面拿来几块板，把地盖住，把门从外面锁上，不让人进去，又到了晚上他又下去越摸越多，尽是元宝，他不敢往外取，仍然把门锁上，他把东房收拾成客房，来了客人就在东房接待，一直到新房盖好，才把家从康木车迁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元宝带过去，大约半年多才带完。最后还找出了两片铁，大约有六七寸高，四五寸宽，两片合在一起，上边是个老虎头，下边有文字，谁也不认识，阿爸就把它用红布包起来当财神，供奉在佛堂里，让两位老师看了文字还是不认得，一个说是虎符，一个说是兵符，可见这窖不是私人的。白狼把房子烧了后，这两块铁就不见了。
  受辱揖官
  正在准备盖房的时候，有人介绍说：西城门口有块地基能盖三间铺面，就去看了，当日同中人，代书人当面说好，地价三百两，次日写了契约，交了地价，阿爸把契约塞在怀里，一同上馆子吃饭，吃毕各自回家，回到家里，把契约也没让别人看，就锁在柜子里。大约过半个月，地主人请他说有事，他去了，地主人说：“你把地价交完。”阿爸说：“早已交清了。”地主人说你只交了个订钱。于是双方就吵架了，地主人方面人多，就把他捆起来打了一顿，叫来了家里人，取了契约，又请来了识字人，看了契约写的是三千两，中间人、代书人，异口同声说是三千两，这才知道是他们早已串通好的。话为空，笔为中，打官司也没用，只得给了两千七百两才了结，此后很多日子想不通，他在生意场中认识人很多，出主意都是无用。只有一个北京药庄的客人人都叫他黄胡子，因为他的脸上的胡须都是黄的，他说朝廷有捐官的办法，交多少银子给多大的官，你捐上一个官就没人敢欺负你了。阿爸想银子很多，也没用处，这样下去，不但产业保不住，恐怕连命也保不住。自己没有可派去的人，不懂门路，去了也办不成。不如仍托黄胡子去代办，于是就同黄胡子商量，同意后，就给黄胡子五千两银子，请他代办。黄胡子把此钱买了麝香、鹿茸、当归、党参等等，带回北京，去了半年也没消息，大约十个月才回来，带来了吏部的一封札子（文凭），是用三千两银子捐了一个翰林院待召的七品官，二千两银子作了化销。接到这个怎么办？就派人去把东街范玉麟贡生老爷请来，一时范老爷就来了，就请教于他，范老爷当时给洮州厅叶克信大人写了一封信，连同吏部的札子，一并送新城洮州厅衙门，叶克信大人当时接见了送信人，约定日期派人来报喜，人回来后，即请厨师准备酒席迎接，到了日期，洮州厅和洮岷协台衙门共派了四十个骑兵，旗罗伞扇、鼓乐喧天地进了南门，家中门口当即鞭炮花烛整队迎接，并有地方绅耆也来帮忙，全城沸腾，当即筵席招待，吃完酒席，送上红包，有五十两到五两的共四十份，分别职位不同，送客出门，重开筵席，招待帮忙的人。从这一天起，天天有人来恭喜，酒席招待，又另起了清真灶，请来回族的厨师，杀羊宰牛，招待回族朋友，大约一个月，才来客人少了。从此成了官商门户，再无人敢欺负了。黄胡子在北京捐官的时候，旺成子的名字不能用了，旺王同音，由吏部赐名王廷巨，从此就把藏族隐瞒起来了，但家中内里还保留着民族习惯。这样一来，问题又出来了，一个一字不识的人，礼节一点也不懂，如何应付人呢？尤其到了腊月三十日五更，要去文武庙朝王见驾，行三跪九磕首三呼万岁礼，并且一点也不能错，再接见大官，和平行的官，如洮州厅、洮岷协台、杨土司，分别礼仪相见，再有小官来见也要以礼接见。这都不能失礼，对此令人发愁，因此，就聘请范老爷为师，教学仪德（礼节），每年送银壹佰两，三年为期。
  联宗
  有钱有官，人口太单薄如何办呢？就请范老爷为顾问，听凭范老爷出主意。范老爷主张联宗（俗称合户），把城里乡外，四周二十里以内的王姓都联合起来，这由范老爷主持，成立联宗联络处。派了四个人四匹马，带上表格，向四路出发，去东南西北乡，找姓王的人家宣传联宗的好处，请其入户。又派四人，城里城外，找王姓人家，宣传入户，当时王家有钱有官谁还不愿入户呢！即有考证的人，二次三次地去请，也都入户。按照范老爷所发出的表册，详细登记。不分民族一律登记，各路办完，由范老爷亲自分析，重新造册，按年龄大小，次序分辈。录毛尔庄岁数最大的尊为户长，办好这一手续，请户族年长者讨论，无问题时，即设筵请客，每家大小一人不漏，今日请几家，明日请几家，按人口多寡，距离远近，顺序排列，再按辈分大小各赠礼一份，对户长全套的贡缎老衣及寿礼。大家忙了两个多月才完。这次共花费一万多两银子，成了一桩大事，就成了地方上的大户了。在这次调查中，据说录毛尔庄的王姓，是明朝李达西征时带来的兵丁，留此屯田的，所以多数是上的屯粮要比民粮轻，有的人是自己开荒，自占土地，是占耕粮，没有多少。
  修建住宅
  在城内西街盖房的，要动工了，当初准备楼房，范老爷不同意，他说盖楼房不合适，要建平房，要像个公馆式的才行。因此由范老爷指导，由头门起，两层台阶进入前院，三层台阶进入内院，五层台阶上房。上房三大间，又高又大，前檐卷栅深八尺，正房深一丈四尺，两面各一间是住房，中间一间是堂屋，靠后墙佛龛深四尺，六扇花格子，中间两扇能开能关，内分两层，上层是四尺高的一位鑒金释迦佛像，下层是铁券财神，两面是画匠爷爷留下佛像画稿，用两块木板夹的有七八捆，房子是本色素的，只有两面窗子是上油彩的，前檐正中一面金字大匾，是洮州厅叶克信写的“义输争先”四个大字。两面厢房向后退了几尺，前檐与上房边柱齐，这样院子就大了，东西上角两个小院，东面是厨房，西面是库房，过厅六大间，中间三间客厅，一间书房，东边一间是内院门，连大厨房，西边一间是食品库房，有小门通到厕所。前门上是一块立匾，范老爷写的“瀚墨贻诒”四个字，蓝匾金字头门对面是照壁，砖刻麒麟望月，两面是双斗祥，照壁贴在杨土司公馆的北墙，院内台阶六七尺长的青石条，一色方砖铺地房院是一色瓦房。走道是石块铺的路。住宅东面临街，是一排十八间二层楼房铺面，西面是花园，大五间瓦楼，前宽后窄，额为“宁春园”，前门是五间过庭，花园距离城墙还有两丈多远，有个大水坑，叫马道坑。花园前面有一场院，养马鹿两只，及牛羊鸡鸭的场所，东房马厩均在，此住宅新房之概也。
  民国三年五月，白狼之劫，城内一火焚烧一光，古人说：贼打火烧当日穷，信不误也。
  扩充生意设立字号
  自得了横财，又捐了官，气势就更大了，一面盖新房，一面扩充生意，首先成立了万盛西总号，聘请山西老商人王鉴车为总官，又设立了十个分号。
  开了一个当铺万盛当。
  开了一个估衣铺万盛恒。
  开了一个客栈万盛昌专招客商。
  在岷县大沟寨设了一个万盛通，专门收购当归运销四川陕西。
  在成都设了个万盛渊，专门办买哈达织锦缎，各色绸缎，金边毡帽运销藏区草原。在咸阳设立了万盛成，专门采办铁锅铁件，及农田用的铁话、铁铣等等。
  在三原设立了个万盛德，专门采办土布及其他线索之类。
  在泾阳开了一个皮坊万盛隆，把羔皮、野牲皮运去加工成皮统，销往北京、天津、上海。
  在松潘设了一个茶庄万盛裕收购上色茶，运销青海、蒙古各处草原上。拉卜楞老号仍叫万盛西，及此共十个分号。
  每年每月，来货源源不断。白天来驮骡就是三五十。夜里来骆驼就是八九十。两帮不能见面，见面就要打仗，因此政府规定骡子白天走，夜里休息。骆驼夜里走，白天休息，两不见面。来货源源不断，谁家也比不上，所以人们叫王百万。
  城内商家有德盛马，经理马明德。义心公，经理敏步云。复盛通，经理敏步洲。万镒恒，经理曹斗南。城外有天兴隆是后起之秀，迟得很了。
  阿爸一字不识，商业上一切交由王总管全权处理，王总管人甚正直，一丝不苟，人人称赞，家住南街。城里外及附近四乡的人家，百分之八十都去草原上做生意，大数是回族人，因为万盛西货多又杂。都是我们家的买主，一天往来的人不断，到了回教人开斋的时候，我们家里就不做饭，他们送来的油香糕及牛羊肉，都吃不完，我听阿妈说：“要把买主看待好，不敢得罪，生身的是父母，养身的是买主。”所以我们家对买主看得重，感情很好。
  岀外做生意的人都来要本钱
  出外做生意的人，或是去京里（外蒙）的喇嘛，都来找老太爷要本钱，简直成了迷信，也成了风气。不说要多少本钱，进门先问老太爷好，接着就说：我要到哪里去做生意，求老太爷给我点本钱。太爷也不问你姓啥，太爷身后经常放着一个皮袋，内中有百十两散碎银子，就背手摸上一把，不管多少给你拿去，接了银子的人，回家用红布包好，缝上几针，塞在腰里这就是本钱。据说有了王家的本钱，出门诸事顺利，平安回来。俗人喇嘛都是这样。家中经常有人来还账，而太爷早已忘在九霄云外了，哪里还知道呢。凭他自己说：某年某月某日，太爷给的本钱，那就你随便放下就是了，看也不看。旁边有个柜子，盖子是向上翻的，到了晚上，阿妈把盖子一翻，把银子抛在柜子里，明天天亮又把银子装在皮袋里，这都是添财进宝的人。四乡农户人家，有紧急用途的时候，也来向太爷借用，五两银子不计账，十两银子写张收条，五十两以上立一张借约，都是凭自己来还，从不派人去讨。没有利息，不还来也不去问。这与王总管无干，这不是正式生意。太爷过世了，阿妈把契约收条连箱箱送到坟上，一火烧了。
  派下路古填去外蒙古
  在江口寺和康木车中间，有个村叫下路，这个村里有个少年，常来我们家中，住上两三个月，给我们家挑水、劈柴，喂鹿、牛、羊、鸡、鸭，做零活，也不要工钱。有一天，老太爷问他：“你年轻轻的，才二十几岁，不念经，也不种田，你老了怎么办?”他会古填（法师），太爷就叫他发神，他手拿半截子木棍，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一会儿不对了，面红耳赤，全身发抖，先说听不清楚，后来说：“你们几月几日死了一头牛，冲了红煞，又几月几日动了土，伤了土地爷。”老太爷听他说的有门道，死牛和动土都是有的，他不在我家，他怎么知道，连日子也不错，真是怪事。到了秋天，进京的喇嘛都要动身了，太爷说：“我给你本钱，你去京里（去外蒙的峰京点）碰碰运气去吧。”他听了很高兴，太爷就叫裁缝给古填缝了一身大红缎子的法衣，又请人作了一顶五个佛牌的帽子，连衬衣，裤子鞋袜，都是新的，再给了两只骆驼、一个大水铜壶、两皮袋油炸干粮（路上都是沙漠无水喝，铜水壶大约能容几十斤水），就出发了，到了外蒙古，有个王爷得了半身不遂症，卧病两三年了，不能行动，不吃药，光念经，请了多少高僧都没念好，听说西路来了个人，赶紧派人请去，宰羊杀牛，大为招待，古填胜装上阵，穿大红法衣，戴上法帽，手拿预备好的降魔杆，口中念念有词，一会手舞足蹈，说起来了，说的全是王爷家中过去的事，打动了王爷的心，就把古填留在家中，天天念经念咒，三个月后王爷的病渐渐减轻，半年后，能行动了，到了过年的时候，王爷能骑马出外了。后来竟然痊愈。王爷很是高兴，就给古填另立了一个蒙古包，分给了四十只骆驼、银子东西很多，这一下古填的名声就越大了，请的人更多了。到了次年秋天，古填收拾回家了，蒙古包、骆驼、东西托人照管，王爷亲自送了他三四十里，到冬天回到了旧城，带来了二十八只骆驼，驮得满满的，先到我们家，将东西银子平分一半，还带来了一台胜家公司缝衣机，梭子是个鱼儿，谁也不会用，就当摆设，又带来一个洋戏（初发明的留声机），唱盘是个甬子，一个人带上像医生用的听诊器，右手摇动，自己就听见。古填回到家里，把带来的银子散完了，又去蒙古，从此两年回来一次，仍然先是到我们家，东西平分了，才回他家去，这样十几次，估计给我们家也分了七八万两。我们都喊他下路古填。阿爸过世，他还来哭奠，他活到八十岁才没。
  父亲辞世
  阿爸在宣统二年二月十九日夜间逝世。在这一天的早上，他把狐皮袍子换上了童年皮袍，吃了两个荷包蛋，就出门各处看看。中午卖水盆羊肉的担子，挑到了院里，买了二斤熟羊肉，午饭吃得很好，下午点灯以前，天还不黑，我们兄弟四人和外面的几个同学，在院子里玩龙灯。阿爸坐在上房堂屋门前椅子上，把我们兄弟四人叫上来，让同学们都回去，阿爸说：“你们现在都长大了，该懂事了，要好好地念书，听师傅的教训，求得一官半职，这个家就可以保住，我没念过书，一字不识，受人的气一言难尽。”这时，天渐渐黑了，他就进屋去了，阿妈在屋里点灯，阿爸说：你把我的老衣衾单全部拿来，阿妈说：好好的你要那干啥，你又不就死去。阿爸说：你不要管，拿来就是了。阿妈就连包袱提来了放在炕头上。阿爸换上老衣，叫阿妈把褥子衾单铺好，他上炕靠在上面说：把王总管，各店铺的掌柜都叫来。很大一会都来了，站满了一地。阿爸说：娃娃们都大了，我也放心了，你们大家好好地照顾着，我要回去了。王总管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谁得罪了你老人家，我们处分他，你不要生气。阿爸说：没有这事，谁也没得罪我，我的日子是今天，我没有了，三天以内把我送去，留着灵位，看你们干去（棺郭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做好漆好，缝上麻布套放在花园墙下）。一会问啥时候，有人答说:鸡叫两遍了，阿爸说：那你们不要吵，我睡一会，刚把身子睡平，头放在枕头上，就咽气了。第二天街上的人还不相信，王老爷昨天还在街上走，今天就没有了，真叫人惊奇。从这时起，赶紧收拾抬上灵床，一面报丧，一面请道士和尚念经，就派人找土工开穴打墓坑，第三天送殡埋葬。这才准备头七开吊之事，请厨师办大厨房，又请回教厨师办清真灶,成立治丧处，分派各种事务总管，成立账务处，专管财务支出丧礼收入，派人分头采买，杀猪宰羊，各司其事，安顿完毕，派人去新城，请举人宋育辰老爷头七点主，又请四位秀才唱礼（夏畲田、杨作宾，还有两位忘了名）祭奠行孟洗礼。从头一天起，专派四个人，昼夜巡查，防火防盗，随后四人换不过来，又派四人，这八个人是专门用高工钱雇的，有个人是领班负责的。二七请麻尼寺活佛念经。三七请庵里牛和尚（广元）念经。四七请宋家庄马阴阳念经。五七是大七，请江口寺活佛、白石崖活佛、松巴寺活佛联合念经。七期是僧道阴阳秀才联合大祭。个个七上，远近各方吊奠来宾纷纷不断，都是酒席招待，在花园厅清真席上招待河州马安良提督派来的官员，及洮岷协张协台派来吊孝的官员。七七完了。请来兴隆山岳老道师徒十六人，临洮东山李老师徒弟八人。李老师傅因年纪过大未来。在西花园楼上设坛千百日大道场，在楼下办素食灶，门口设了岗，吃荤的人不许进门，大道场一毕，刚是百日（在办丧事的头一天就给画匠纸活，童男女二十对四大金刚开路神、车马房屋、轿子等等。还有亲友送来的纸活不少），在百日送灵这一天，全县的及岷县、卓尼的人都来看热闹，在门口设立了海孝处，凡到灵前点一炷香的，就给白孝布三尺五，这一天共用了白土布六十卷，每卷五十疋。中午灵出，人山人海，头上都白，这一次结算共化丧费壹万贰拾两，收礼四千两。因招待不周，天天门上贴条子、提意见。我只记得一条：万盛西骑的骆驼赶的鸡，高的高，低的低。言招待不平等。在这样大的丧事上，忙碌昏乱中，哪能够办得周到呢？
  响应从军
  宣统三年，宁夏将军马福祥发出一个倡议，谁能备六十匹马，招六十个人，带到宁夏，就给一个营官，那时家里钱多，我大哥王秀山响应了这个倡议。派人去青海草原乔禾，选买一色马匹，买六十匹，一色马买不上，就买来了黑红马六十匹，置了六十套鞍缠，招募了六十个人，缝了六十套衣服，带上去宁夏，见了马将军，非常欢喜，就把他编在照武军第三营营长，驻扎在宁条梁。照武军司令是马福寿。次年我去宁夏看了一趟，由兰州到靖远，一路走的尽是沙涡，什么一碗泉、宣妙塔、大拉池，每站八九十里，不到站，无处住，无处吃，一路吃的是窖水，到两河口，看见一个山嘴上，一百零八将的坟，像个宝塔，下大上小，层层磊上去，据当地人说是杨家将的坟，金沙滩不远，还有杨令公的庙，我们没有看见，只是听闻，两河口是在黄河中间筑了一道石堤,把黄河水分为两半，一半到金积堡灌田，是马化龙办的。过中卫便到了宁夏城内，住柳树巷小店，次日去将军府，是个小方城，城门口顶上，马将军写的“众志成城”四个大字，进门当时就接见，设宴招待，吃饭只有四人，秘书长张质生先生、新军司令马鸿宾、将军和我。饭毕派副官把我们安置在招待所，三天之后，派人把我们送宁条梁，一路走的尽是沙涡，过安边城外，定边城外，到宁条梁是个二里长的一条街，有几十户人家，四面尽是黄沙，不见田地，住有几营军队，我见了我大哥。住在那里心焦，住了十几天，我就回宁夏，再没去将军府辞行直接回了。我大哥在那里住了两年多，不想干了，就把人马交给了马司令。白狼来了
  民国三年（7974）三月初就听见说：河南出了个洪汉军，有二三万人，向西窜来，过陕西进甘肃叫白狼，风声紧似一天，到了四月半前后，洮州旧城，成立了民团，保卫地方，公推一心公掌柜敏步云为团长，万盛西少掌柜王汉三为副团长，当地牛马商贩都有快枪，大约共有三四百支，分队长都已派定了，初十前后，把四乡二十里内的人口粮食都运进城，坚壁清野，准备抵抗。一面各分队长各守山头，把四山高地率先占领，到了阳历五月初一，天还未明，听见枪响，双方打起来了，到了八九点钟，山头民团看见白狼部队满山遍谷而来，只得向后撤退，到了中午，双方激战很烈，把白狼手下铁蝎子邱雁标打死在青崖上了，黑虎宋老年在黄乎族负伤，民团见寡不敌众，撤入城内在城头上抵抗，黄昏时候城外高地都为白狼所占领，向城内射击，子弹如雨，眼看城要破了，妇女儿童号哭连天，人心大乱，城内乍已放火，上下清真寺先燃，龙王大庙继燃，北西南街亦起火，老人们把儿女家人驱入火中，大叫归顺，城内住房尽是松木结构，城内一片火海，白狼看见不能进城，也找不上吃的，原路撤退。此役大约死亡在一万人以上，惨不忍睹。我家房屋店铺焚烧一光。各号人员自王总管以下连家共六十多人，均皆绝户，无一人幸存，我们兄弟跟母亲在康木车老家，未及遇难，我二哥也从北城跳下逃出。过了三天，来了国军，是马安良的队伍，营长是张顺元，把西道堂抄了，把头目人马启西连同家人十六七口，曝尸下河滩，布告是私通白狼，此中内幕别人不得而知，军队把营帐扎在我家废墟中，揭地八尺，在西花园楼梯下，挖去元宝四千个，计白银拾万两。万盛西就一扫而光矣。
  在外省外县的各分号掌柜，听见洮州全城焚毁，老号连人也没有了，不约而同地席卷而逃。王总管没有了，各分号是什么人，那里人，连名字也不知道。只有拉卜楞字号在，我阿妈把拉卜楞字号关了，收拾了三千多两银子，用一千两安置了各工作人员，留两千多在城内盖了些房为安身之所，阿妈引上我哥哥们做小生意糊口，我也开了个小照相馆帮助家务，正想安居乐业，想不到在1927年，马仲英、马廷贤窜来，地方又遭变乱，我二哥王汉山在混乱中牺牲了，家破人亡，兄弟四人劳燕分飞，各逃性命，各顾各家，房子也被烧了，在阿爸在世的时候，因为无人种田，就放置山地，所以再啥也没有了。万盛西的名声，地方上尚念念不忘。
  我们家庭的状况
  我阿爸上半生在藏区做生意，藏区人民谁都知道成子仓，名声在甘青草原上一直达到西藏边界。从来没有受过人的欺负。他人老实忠厚，心性平和，言而有信，到了哇寨做生意，就不同了，别人看他老实，不懂世故，所以屡屡欺负和诈骗。自从受辱捐官之后，拜范老爷为师，才学习识字、写字，经范老爷的指教，三五年的苦学，增添了不少知识，知礼知义，在地方上就更受人尊敬了。
  家中只有阿爸、阿妈及我兄弟四人，还有四个姐妹，她们是阿妈的养女，姐妹在那个时期都不让给外人说这都不是阿妈亲生的，是在合户大请客时，谁家的人，都得全到，我阿妈就在来人中捡了四个姑娘，留给家中，谁也不让知道，但给每家暗中给了些银子，也不让她们的家中向外说。过了两三年，人们才知道是王府的小姐。一个比一个俊秀，大姐秀娟嫁给西街开药铺的周家的儿子，周家是阿爸的好朋友家；二姐荷英嫁与资堡土司昝天锡；三姐中桂嫁与大庙河有名中医周化南的儿子，四妹嫁与东城角苏士选。这就是家里十口人。再有三个佣人，两个是厨房做饭的妇人，一个是专门扫院子搞零活担水烧火的人。还有四个丫头，一个叫昌哥,一个叫金花，一个叫玉梅，一个叫梨儿，侍候老爷、太太、小姐。可惜这些丫头有两个跟去康木车老家，逃得了活命，其他都在白狼的大火中被烧死了。此是后话，这里行的是封建礼教，家里内院门一闸，内外就不通了，阿爸早饭后出来，坐在过道书房里，叫王总管汇报，及各处的来客，有两个学徒往来招待，一天人来人往，内院里鸦雀无声，只有放学了我们兄弟四人吵闹一阵，到老师吃饭的时候，学生们轮流送饭。当然给老师的饭又好又多，老师吃不完，两个学生吃一饱。所以学生们都抢着要送，家里还有一个老奶妈，原是白石崖寺上的老尼姑，在阿妈生下我大哥时雇来的，以后奶了我们兄弟四个人，就成了我家的人了。到光绪三十二年死去，活了102岁，再有一个半老的人，大约四五十岁，他是给我们喂骡子赶轿车的，阿爸托山客在山西太谷买来一辆轿车，非常好看，双车轮上不是平瓦，是一个泡泡一个泡泡的。听说花了四百两银子买的，又买了一头大青骡，就叫范四辈这个赶车，往来新城、卓尼。我大嫂是新城晏家堡刘二爷的女儿叫刘梅花，就是卓尼司令部当参谋刘寿南的堂妹，刘寿南是卓尼土司杨积庆的舅父，因此我们同杨土司是瓜葛之亲，也照亲戚往来。家中有两个场院叫上场、下场，场院里养了两个马鹿、三个奶牛、四匹马、两头骡子、绵羊、猪、鸡、鸭，专门有人喂养。这些都是语无伦次说说，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王立学供稿）
  附2：洮州“德盛马”
  临潭古称洮州，隋唐时期称临洮，民国以后称临潭。县内有两大集镇——新城和旧城。7949年前县府设在新城，新中国成立后迁到旧城。县府在新城时，旧城被称为旧洮堡，但旧城作为全县的经济中心，地位远在新城之上，作为藏汉茶马互市的重镇而蜚声甘、青、川、藏。藏语称旧城为“哇寨”，意即“城池”。
  清末至民国，旧城就有商号40多家，北京、天津、保定、西安等地的大商号都在旧城设号坐庄经商，经营绸缎、药材皮张等。这一时期本地最大的两家商号是“万盛西”和“德盛马”。“万盛西”是当地王姓藏民商号，有几十万银元的资本，商铺几乎遍布西北各地及藏区。
  “德盛马”是当时唯一与“万盛西”在财力和规模上相匹敌的商号。据“万盛西”商号的后辈贡觉才让（王佐卿）在《万盛西的来龙去脉》中回忆：“当时哇寨比较大的商号，城内还有'德盛马'，经理叫马明德。”
  “德盛马”经理马明德，当时人称“德盛马”大爷。原籍现甘肃临洮城，清同治“河湟事变”时，迁徙到洮州旧城。是一位颇具远见，关心地方安定，重视民族团结，急公好义的有识之士。据民国时期编《临潭县志稿》载：“马明德，旧城人，性正直，做事勤慎。清光绪乙未，河湟变起，风声所播，该处回民几乎响应，地方人民恐惶外避一空。明德同贡生周化南等竭力维持，集回众痛陈利害，卒消祸于无形，地方赖以安全，乡人感之赠以'急公可风'匾额。”
  19世纪末，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清朝政府行将灭亡，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更加深入。特别是在清光绪二十一年（7895）之后，清王朝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戊戌变法”失败；英、德、俄、日、法强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武昌起义等。正如鲁迅先生指出：“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在甘肃爆发了多次回民起义，作为民族杂居地区的古洮州临潭，在这种大动荡时期自然概莫能外。“德盛马”大爷马明德，在这一时期为地方的安宁、各民族的团结、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光绪二十一年（7895）,发生了青海、河州地区伊斯兰教华寺门宦和哲赫忍耶门宦的械斗，由教派斗争，继而发展为回汉冲突，接着是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回民遂揭竿而起武装反抗，起义队伍达数万人，声势浩大。起义军屡次击败镇压官兵，1895年古历六月十二日河州华寺门宦首领马永琳率领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族起义军，将前往循化镇压义军的河州总兵汤彦和，计诱到河州双城地区设伏袭击，大败汤军。
  汤彦和兵败之后，在其回族部下随军参赞、武进士马福禄和马福祥兄弟的拼死保护下从槐树关逃到甘南藏区。此时兵无粮饷，马无饲草，士兵不攻自散。汤彦和与马氏兄弟商议，由马氏兄弟持他的借条，前往夏河拉卜楞寺院，向嘉木样借取银两，并约定在临潭旧城会合。
  旧城回汉闻讯汤彦和败兵将靥积旧城，一时人心惶惶，更有地方不逞之徒欲乘隙起事。“德盛马”大爷与旧城汉族士绅、贡生周化南商议，一致认为兵患甚于盗患，败兵之祸甚于蝗祸。因此他与回汉士绅联手，发动旧城回汉群众烤烙馍，送往北山斜藏沟。汤彦和兵败粮断，几天来米面未沾，得到如此丰盛的犒劳，自然感激不尽。据说当时汤彦和汤总镇饥不择食，两手执馍边往嘴里塞边向士兵发放，其狼狈相卒不忍睹，后经人提醒才由属下发放。此时“德盛马”大爷乘机进言：旧城地小民贫，不堪负担官军过境之需求，只有绕道去地广物阜的岷县、巩昌才是上策。汤彦和碍于雪中送炭之情，允准了这一请求，当即绕道岷县经巩昌前往兰州。使旧城回汉民众避免了一次败兵之祸的浩劫。《临潭县志稿》人物卷周化南条中记载了此事：“周化南，旧城人，清贡生，精医理，为人方正明达，办理地方保甲多年，成绩卓著。乙未河湟之变，地方岌岌，适河州汤总镇兵败双城，溃兵由土门关来湟，新城莠民厉兵秣马以待，化南筹办粮秣，请守营派兵前赴距旧城六十里之斜藏沟支应，并请取道由北路草地抵巩昌，地方卒得安全。"1895年青海、河州回民起义波及洮州，据《洮州厅志》卷十八载：“光绪二十五年河湟回叛，洮回不逞之徒，交通煽扬，跃马操戈，大有猖獗之势，汉民狃谈虎饮蛇之见，惊散奔逃，人情洵洵，城市一空。时有回汉绅士陈登甲、魏学文、丁喜元、杨遇魁、权得衡、马兆瑞、马明德、马呈文、马呈图及敏翰章昆弟等持正不阿，冒险调停，地方赖以安者。”厅志所载事件的具体详情已无从考知，但下面所述的事情口碑和志书均有据可考。
  据《洮州厅志》卷十八载：“会河州镇军汤兵溃双城，引残卒取道草地赴巩，回匪敏四哥子欲纠党邀击，因之起事，适天心厌乱，其谋泄，汤由间道去。既而河湟乱平，前同知赵来洮，按诛敏四哥子、宛能儿等，洮岷快之。”厅志记述简略，其详情补述于下：
  汤彦和被马明德、周化南从斜藏沟支走之后，马福祥、马福禄兄弟从嘉木样处借到白银六万两，从夏河拉卜楞如约赶到旧城，发现汤已绕道岷县，便携几十头驮银两的马匹，投奔他们的好友、同科举人“福盛隆”商号的马大爷（原为新城人，后落户于岷县），将银子寄放在马大爷家院中。
  此时旧城在申藏沟开学的敏四哥子阿訇见财起意，纠集几十个不法之徒欲乘虚抢劫这批银两。“德盛马”大爷马明德闻讯，赶到堆放银两处，凭借自己的武功、智慧和威望呵止斥散了这批人。同时也惊动了马氏兄弟，他们问是否有人行抢，“德盛马”大爷搪塞道：“乡棒们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是来看热闹的，已被我赶走。”
  迫于当时落难的形势，马家兄弟也无可奈何，在“德盛马”大爷的干预下，银两才未被劫持而遗害地方。马永琳起义失败后，马氏兄弟记恨于此，由马安良“办善后”时将敏四哥子押往临夏正法。惩凶护善，保地方平安，回汉士绅功不可没，尤其是马明德的功绩，在临潭近代史上应记沉重的一笔。
  民国三年（1914）正月，“德盛马”大爷马明德时任临潭旧城清真上寺学董。上寺的开学是从临夏搬来的被称为穆哈智的阿訇。马将自己的旅店（现上寺路北教学大楼址）租借给陕西、甘谷一带的布商，正月十三这一天布商们在店内接了大庙的社火秧歌队。此时正值晡礼（下午4时半左右），秧歌队锣鼓喧天，干扰了礼拜，阿匍便带着几十个满拉（经堂学生）和做礼拜的人冲进旅店，打散了秧歌队，砸了演出道具，大庙上告官府，一时回汉关系紧张。
  那天“德盛马”大爷恰巧未来寺中，第二天他听到这件事后，立即赶到大庙赔情道歉，并表示秧歌队的一切损失、所伤人员的费用，都由他负责赔偿。秧歌队接受了这一条件，但提出人和东西是上寺阿訇打的，与“德盛马”无关，应由开学阿訇赔情道歉。
  “德盛马”大爷便将这一要求转达给开学阿訇，未料该阿訇在第二天讲“卧尔兹”时大讲：“卡菲尔”（背信者）在我们寺里，“木那菲给”（伪信者）在我们当中。并煽动一伙不明是非者对“德盛马”大爷进行人身攻击，一伙人冲进“德盛马”大爷家中，将病中的“德盛马”大爷痛打一顿，将所留的发辫拔得所剩无几。
  “秧歌事件”发生后，因“德盛马”是清同治时期从临洮逃到该地的，上寺的一些人便对从外地来旧城并加入上寺的穆斯林给予歧视和排挤。因而导致巩昌（今陇西）来的穆斯林从上寺出走，在教场修建了哲赫忍耶老南寺；临洮来的穆斯林在洋人巷附近买了地皮，准备修建穆夫提门宦清真寺。所幸当时德高望重公正远见的北庄门宦“纳伊布”敏士达大阿訇的诚心劝说和挽留才未分出。但从临洮来的穆斯林一大部分从上寺出来进了下寺。
  当时临潭县衙欲追究“秧歌事件”肇事阿訇的责任，阿訇闻讯半夜从北山逃往临夏。不久河南宝丰县白朗义军抵临，此事不了了之。
  白朗军来临潭时，“德盛马”大爷正好被打养伤，他的弟兄、子侄、亲属都从各地或经商点返回旧城探视。病中的“德盛马”大爷要儿孙们抬着他去见白朗，他说“白朗不会杀老百姓，我们去投降以免地方遭难”。但他的儿孙们因为“秧歌事件”而怄气，极力劝止他去见白朗，因而未能成行。后来就发生了无知匹夫枪杀前来谈判借路的白朗军前锋铁蝎子的事件，引发了白朗军攻城，火烧清真寺，民众跳火海的惨剧。“德盛马”家族除一儿媳外全部遇难，“德盛马”儿媳将上寺路北的旅店捐给上寺用做水房。
  四
  清末，洮州回汉二族中出了一大批像“德盛马”大爷马明德、周化南那样的俊才豪杰，如武举马呈文，武生马呈图兄弟，阿訇马兆瑞、敏士达，贡生敏斡章等。他们保护了地方安宁，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民族利益。“光绪二十一年武举马呈文、武生马呈图、马明德、敏步云等倡捐禀官重建”。旧城西门外城壕边乾隆时由敏晋成、丁朝弼创建的回民义学。据《临潭县志稿》载：“马兆瑞本城南关人，回民教长。为人坦率，公正无私，声望孚众。清光绪乙未，不逞之徒欲响应河湟。兆瑞悯汉民前遭同治之乱，元气未复，因家喻户晓，先令携家远避，然后以大义告诫教民，力阻蠢动，地方安谧无事。合郡士绅制锦颂德，文为孝廉寇爰相所撰，内有’支持过路之军勇，弹压在地方之强梁'等语。”
  （文/马廷义）
  第五章西道堂研究文录
  西道堂是与格迪目、伊赫瓦尼并列的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产生于清朝末年的临潭旧城。西道堂因其自身的宗教、经济、文化特点，不仅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中国民族宗教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民族宗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这里选录的是西道堂研究专家高占福等先生撰写的两篇研究西道堂的论文，全面论述了西道堂的现状和研究情况。
  文录一：
  新时期伊斯兰教适应社会发展的探索
  ---西道堂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刘书祥高占福马中平
  我们一行三人于2002年6月27日至7月4日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对伊斯兰教西道堂现状进行了专题调研，并顺路对临夏市、东乡族自治县的伊斯兰教现状进行了调研。在对西道堂的调研中，召开了两次由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参加人数100多人，同敏生光教长及西道堂管委会、西大寺管委会主要组成人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参观了西道堂集体兴办的养牛厂和红新月幼儿园、红新月医院，考察了西道堂“大家庭制度”共同生活唯一保存下来的遗迹一一尕路田村“大房子”。在临夏市、东乡族自治县主要考察了临夏市和东乡县有代表性的宗教活动场所，如临夏市的前河沿清真寺、老华寺及附属幼儿园和成年人经文补习班、铁家寺、大拱北、台子拱北、国拱北和城角老拱北，东乡县的叶哈池拱北等；在东乡县还考察了信奉穆夫提门宦的一个贫困村庄，并就穆斯林群众的贫困问题听取了东乡县县长的介绍。下面就是这次调研中得到的基本情况和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
  一、西道堂的基本情况
  西道堂创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发源地为今天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旧城，是由马启西在临潭旧城西凤山下设堂讲学开始的，初名“凤山金星堂”，后马启西从西域求道归来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名为“西道堂”，意为得教门于西域。西道堂从创建至今先后由马启西、丁全功、马明仁、敏志道、敏生光任教长。西道堂形成的主要宗教思想来源于明末清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回族学者刘智(字介廉)的伊斯兰学说著述。也就是说，西道堂宗教思想的源在中国，而且是在本民族的穆斯林学者之中，这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程度不同地受国外伊斯兰思想的影响而形成是不同的。西道堂的创始人马启西，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中唯一一位秀才出身，并成功地把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拓与实践者。西道堂的产生地临潭县旧城位于甘南藏区中心地带，藏族聚居的卓尼县在地理位置上形成将临潭包围之状。就整个文化形态而言，西道堂穆斯林群众的生活环境是在藏族文化社区内，藏传佛教是这一地区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几乎全部的宗教派别大都形成于回、维吾尔、东乡、保安等穆斯林民族的聚居区。西道堂还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家庭组织”和共同生活。从1901年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根据临潭的实际状况劝导教下群众，合伙经商务农，部分教下率先将财产的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开始过集体生活，共同劳动经营以临潭县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在内的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到1958年这个大家庭由于种种原因解体，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整整存在了57年。因此，西道堂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宗教社团，同时又是一个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劳动、相互协助、联合经营、平等消费的经济生活共同体。这在中外伊斯兰教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社会现象。
  西道堂自创建以来，由于其不同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社团的发展特点，遂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各方面人士的注意。1935年8月，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考察西道堂后，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中写道：“（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重大注意之必要”。1938年6月，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考察西道堂后，他在其发表的《西北考察日记》中对西道堂的整体评价是：“说法遍士农工商，无一夫不尽己诚，物与民胞奠基础；立教在修齐治平，求万事皆当其用，乡和国睦着功能。”并为纪念马启西题词：“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作百世师。”对马启西一生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积极的评价。与顾颉刚同行的历史学家王树民在其《陇游日记》中认为：“西道堂如一大家庭或单位小社会，人民动息生活于其中，均为组织中之一员，彼此间更无尔我之别，而共赴于人生之最高目的地。”并在1949年《西北世纪》杂志4卷第8期中，以“西道堂——新社会的模型”为标题，再次记述了西道堂。1940年，燕京大学教授李安宅偕同夫人于式玉教授访问西道堂后，于式玉在1940年出版的《新西北月刊》第2卷上撰文写道：“（西道堂）他们家内有这样的组织，所以处处表现的是大公无私精神，也就难怪他们事业的发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回族学者马通在西道堂工作考察一年之久，后来在其著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中评价西道堂“其内涵不仅与国内其他教派门宦有显著的不同，就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派别，这正是引起人们注目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历史上社会各界对西道堂的调査从未间断过，而且也重视中国伊斯兰教中的“西道堂”现象。
  二、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
  西道堂形成后的历史，基本上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在注重宗教信仰的根本和功修的同时，按照伊斯兰教义中要求的“两世吉庆”的思想，对教众的世俗生活也十分重视。马启西曾劝导教下：“视人生为必然过程，在过程中必有人生之义务。”第三辈教长马明仁在1944年请人为新落成的清真西大寺书写“修今世净室，修来日天堂” 等内容的对联，表达了他重视今世生活的思想。第四任教务长敏志道在任期间，也主张 “求生财之道，繁荣经济，投之建设与教育事业”。现任教长敏生光更是经常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宣讲“两世吉庆”的思想，劝导教众重视经济教育，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并忠告群众：勤劳是两世的富贵，懒惰是两世的贫穷。所以，从西道堂创建至今的历史过程中，按照伊斯兰教义的要求和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始终坚持着宗教与现实生活“两世兼修”的思想与实践，因而也拓展了西道堂发展经济教育，繁荣宗教的实践之路。
  1.重视发展经济的实践
  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主张“两世吉庆”，在《古兰经》中就多次提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西道堂发扬了这一精神。西道堂创建之初，就在临潭旧城建立了“天兴隆”商号，在新城等地分别建立了西道堂的商号，并建立了太平寨、长川、卓洛3个农庄，使当时饱受战乱贫穷之苦的西道堂教众走上了“抱共同之信仰，营共同之生活”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道堂教众的苦难。到第三任教长马明仁时期，西道堂适应社会变化和发展经济的实践，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上，形成了以“坐商”、“行商”为组织形式，以回藏贸易为特色的商业布局。商业活动范围从甘、青、川、西藏等省，扩展到内地的大中城市，商业资本达200多万银元。农业上，西道堂组建了13个农庄，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员近千人，拥有耕地7000多亩，并在农业实践中改进发展了农业技术，在省城兰州设有西北木材厂。西道堂这种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为中心，林、牧、副并举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旧中国地处一隅的临潭取得了成功。
  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西道堂的信教群众，重新迈向新的经济发展之路。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大部分剩余劳动力纷纷走出家门，从走南闯北搞长途贩运到走乡串户当货郎，或是在城镇摆摊设店起步，从雇车租车到购车营运，从零星贩运到定点开店，解决了许多信教群众无事可干，无业可就，脱贫致富信心不足的问题。本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经营方针，使西道堂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现在，西道堂信教群众经营的商业网点遍布甘、青安多藏区，延伸到西藏的拉萨、昌都乃至历史上我国和印度、尼泊尔、不丹通商往来的口岸。成都、杭州、兰州、西宁、银川、格尔木等大中城市也有商号，经营以藏区需要的商品为特色的商业贸易。西道堂现有70多辆汽车组成的“西大寺汽车队”专跑藏区，2001年还办起了养牛厂，修建了厩房和暖棚共42间，建饲料基地17亩，养优质奶牛14头，为临潭县最大的养牛厂。经济不断发展使西道堂群.众的生活近年来不断得以改善。一个具体的数字可以说明这种变化，1985年以前，西道堂信教群众大约80%以上的家庭在贫困线以下，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已有90%以上的贫困户基本脱贫，有些经营好的家庭开始奔小康目标。这在国家和甘肃列入贫困县的临潭，实属难得的突出成绩。
  西道堂这种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作为西道堂现任教长的敏生光，在领导群众办好教务的同时，大力提倡和劝导广大教民继承和发扬西道堂经商致富的好传统，大胆地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摆脱终生务农一条路的困扰，以商补农, 以副补农，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教长的倡导，在信教群众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是西道堂从上到下有一个经济头脑的关键所在。二是从伊斯兰教教义中穆斯林要团结，接济穷人的善行要求规范信教群众，使一部分先经商，经济好转的群众，带动并具体帮助仍处于贫困中的群众从事经商等活动，使他们也一步步地走上致富路，最终集体走向富裕。这是把宗教维系群众的纽带，从宗教生活伸展到经济生活的一种新的探索，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初步的好效果。三是西道堂的经济活动，始终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根据临潭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坚定地开展以回藏贸易为中心，带动其他经营活动的策略，既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切合实际，盲目发展非所长之经营，造成大起大落，或者是根本就无法启动，违犯经济规律的做法，又为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藏区带进了商品经济意识，缓解了藏族群众对商品的需求。西道堂的经济活动，虽然在形式上仅为一个宗教社团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从事一定范围和影响的经济行为，但也可以说明，宗教社团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有使宗教繁荣的要求，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而包括这些宗教社团在内的各种宗教、各个民族、各个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模式的发展，才能保证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2.重视文化教育的实践
  西道堂是从兴办教育开始的。马启西最初设“凤山金星堂”，以宣扬伊斯兰教学理为宗旨，但同时也宣讲“四书”、“五经”的内容。“金星堂”即是道堂，又是学堂，把宗教信仰的学习与世俗的文化教育学习和谐地相结合。1919年，在西道堂“天兴隆”商号内附设办起了“临潭普慈小学”，为临潭当时唯一的一所民族小学。1922年，西道堂又岀资修建了“临潭旧城私立高级小学”，吸引了本县和附近各县的各族学生前来就读，免费入学，课程设置随时代要求而定，教学内容基本与当时国民小学相同。后这所学校改为县立第二小学，西道堂仍承担学校的大部分经费。到1958年，这所学校在30多年中培养了数百名回、汉、藏各族学生，有些还考入中、高等学校深造。抗战时期，该校的学生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1943年，西道堂又办起了“临潭旧城私立启西女校”，学校大教室墙壁上写着“发展教育，开发边疆”的口号，并以“启发西北妇女教育”为办学宗旨和最终目的。40年代的旧中国，在偏僻落后而又封建的临潭，办起以回族女子为主的学校，实属破天荒的事，这充分表现了西道堂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1949年，西道堂又建起了“启西中学”，虽因当时的社会原因未能开学，但也显示了西道堂办教育的远见卓识。从1919年西道堂开始兴办民族教育到1949年，共培养小学毕业生400余名，其中有近百人考入初级中学、女师，20多人考入省内外的大学，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四川华西大学等名校。西道堂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社团，适应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需要和发展，积极兴办教育，确实在中国伊斯兰教社团中并不多见。
  改革开放以来，现任教长敏生光如同其前辈教长一样，对民族教育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认为伊斯兰教是重视和提倡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的，并常以“圣训”中的“寻求知识自摇篮至坟墓”来要求西道堂每个穆斯林男女努力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他还动员教众送子女上学，并多次资助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失学的儿童。1987年，他被临潭县政府聘任为有70多年历史的临潭民族一校的名誉校长，切实为民族教育的发展办实事。他带头捐助17000多元，并发动群众筹集10万余元，解决了学校面临的一些紧迫困难。他想方设法使民族一校与教学水平比较高的兰州柏树巷小学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往来，促进了民族一校的教学改革和教师业务知识的提高。在每年的教师节和日常生活中，敏生光也经常关心解决教师的困难和调动他们的教学积极性，使民族一校的教学质量稳定提高，民族一校的考试及格率和升学率在临潭县名列前茅。对西道堂教众的教育，他也常抓不懈，利用假期动员西道堂的大学生和教师为在校的西道堂小学生、中学生和高中生举办补习班，收效显著。并多次举办妇女文化学习班，使部分妇女脱盲。在斋月期间，为一般成年人举办教义、文化、法制学习班。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西道堂考入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大、西北师大、西北民院的大中专生和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达160多人，小学毕业生全部考入中学，这对于仅有2万多人的一个伊斯兰教社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敏生光在民族教育事业方面捐款累计达10万元以上。现在整个西道堂内有60%的人达到了小学程度，儿童入学率达98.5%,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为96.8%,各项指标名列临潭县榜首。
  为了少数民族的儿童在上小学前就受到教育，西道堂于1994年兴办了“红新月幼儿园”。建园9年来，入园幼儿共807名，其中回族幼儿472名，汉族250名，藏族80名，撒拉族和东乡族各3名。幼儿入园率达98%,这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幼儿园。这个幼儿园也是临潭历史上第一个由民间宗教社团举办的面向各民族的幼儿园，受到了幼儿家长和社会上的一致好评。红新月幼儿园也被甘肃省教委、省妇联领导和加拿大国际友人誉为“民族幼儿园”。在1996年和1997年临潭县全县中小学和幼儿教育工作综合考核中，红新月幼儿园名列第一。敏生光重视教育的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受到党和政府嘉奖，临潭县委、人大、政府赠送“捐资助学，造福后代”的锦旗。1990年，中共甘南州委、州政府授予敏生光“惠及桑梓”的奖章，1991年又被授予“为振兴甘南教育事业捐资”的荣誉证书，1993年和1997年，两次被甘南州委授予名誉校长荣誉称号。
  西道堂还针对临潭县医疗条件比较差，各族群众看病难的状况，筹资建立红新月医院，并不定期地邀请省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到临潭巡回医疗，缓解了当地回、藏等农牧民看病难的状况。敏生光还积极做推广计划免疫，增强儿童身心健康的宣传。他对教众讲，计划免疫并不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而且是一种行善积德的具体表现，动员穆斯林群众消除顾虑，为子孙后代造福。由于他以特殊的身份积极宣传和推动穆斯林儿童的计划免疫工作，效果显著，甘南州政府表彰敏生光为“草原健康使者”。他用阿拉伯文和汉文撰写的关于穆斯林儿童计划免疫的讲话稿，也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收藏。
  西道堂重视教育的原因，一方面是继承和弘扬伊斯兰教义中关于重视学习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适应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并促进信教群众素质提高的需要。马明仁在启西女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表达了这种认识。他说：“中国的回民说的汉话，读的汉书，所以阿拉伯语不能使每个人都通晓教义，经汉两文是我们的方向。……立教化民，要顺应时代潮流，提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同时，西道堂重视文化教育的实践也证明，在民族地区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充分发挥宗教社团和宗教人士支持并兴办教育的作用，是发展民族教育，促进民族进步的重要措施和有效途径。宗教界上层在信教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强的号召力，用宗教社团和宗教上层特有的影响，做群众思想工作，对于动员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巩固在校学生，提高教育质量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宗教社团和宗教上层人士关心、支持、兴办教育事业，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架桥梁，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仍不失其时代意义。
  3.同兄弟民族发展友好关系的实践
  历史上西道堂与当地和周边地区的藏族等兄弟民族一直保持着友好互助的良好关系。西道堂根据本身处于藏区，经济活动主要在甘、青安多藏区的环境特点，清醒地认识到，在藏传佛教的文化圈内，不论是伊斯兰教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还是经济教育的活动，与藏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西道堂创建开始，就与藏民族友好相处，在商业贸易中，西道堂本着“友好和平、忠诚老实、平等相待”的原则，与藏族宗教上层和广大牧民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谊。西道堂的商队在贸易中一贯恪守信誉、公平买卖的商业道德赢得了藏族牧民的信赖，经营中的薄利、赊欠等方式和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使西道堂与藏族的关系更加紧密。在西道堂由于其他原因经济发展陷于困境时，藏族中与西道堂感情深厚的人还解囊相助，提供部分资金。西道堂同安多地区藏族宗教上层也有着良好的关系。1945年，第十世班禅转世，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册封仪式，1952年拉卜楞寺第六世嘉木样活佛转世，西道堂都派代表参加。由于这种关系，西道堂在安多藏区的商业贸易得到了藏族上层和牧民多方面的帮助，从而繁荣了西道堂的商业经济。基于这种互助信任的民族关系，广大藏族同胞称西道堂为“求索玛让撒”（意为新教朋友），而西道堂称他们的藏族朋友为“主人家”、“阿拉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如同历史上一样，西道堂仍然十分重视与甘、青藏族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1993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甘肃省人大副主任、藏传佛教拉卜楞寺六世活佛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到西道堂视察访问，就甘南地区宗教现状问题与敏生光教长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敏生光在介绍了西道堂的基本情况后说：甘南的藏、汉、回各民族在历史上就是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嘉木样活佛也赞同地说：甘南建州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团结祥和，为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称赞西道堂搞经济很有办法，藏传佛教寺院应该学习他们的理财经验。西道堂在举行重大的宗教活动时，也邀请当地藏族的宗教上层和汉族文化名人参加，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相处的良好关系。西道堂还通过支持建寺，参加“圣纪”，迎接哈吉和祝贺开学等与当地伊斯兰教各派别、门宦互相交往，和谐相处。并派员参加当地藏传佛教的重大佛事活动，参加临潭县基督教会成立庆典大会。而西道堂的清真寺恢复或建成时，临潭各派清真寺、基督教会、汉藏各界人均派员前来祝贺，藏传佛教各寺院也派员前来祝贺。这种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和睦的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地区是有典型意义的。
  西道堂重视发展民族关系的事实说明，一个宗教社团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所在地各民族的团结与支持，对同处一地的不同的宗教要采取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友好相处的态度，这样才能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才有可能发展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实践证明，经济上互相支持、依赖是改善民族关系最有力的保障，在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这一认识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
  敏生光教长还经常利用穆斯林的各种集体活动，宣传各项政策，他反复宣讲：“一个爱教的穆斯林，首先应该是爱国的公民。”他在讲“卧尔兹”时一再对大家说：现在的宗教政策非常好，我们西道堂人过去为争得自由，曾付出过血的代价，如今宗教政策的核心是信教自由，并且载入了《宪法》，所以我们要真诚地拥护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还积极拥护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曾撰文说：宗教既然能够通过自身变革来适应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度，也就能够同样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并提出：宗教如果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宗教就不会发展，甚至于不会存在。在敏生光的引导下，西道堂教众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办了一些实事，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敏生光由于引导西道堂在适应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曾当选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并被选为中国伊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甘南州政协委员、临潭县政协副主席以及甘肃省伊协、甘南州伊协副会长、临潭县伊协会长等。
  4.结束语
  对西道堂的调研工作由于时间的关系，进行得并不深入，甚至可以说就是走马观花，但通过多方面的了解和一些资料的帮助，毕竟有了一点认识和思考。西道堂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地研究。特别是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重视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搞好民族关系的经验，值得总结。同样对全国各地在与时俱进方面的典型做法的经验，也需要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研，从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使中国伊斯兰教的新面貌在各民族各宗教中都有所了解，中国伊协有责任，也有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在临夏、东乡的调研中，我们看到广大农村穆斯林的生活极为贫困，经济教育的发展十分落后。根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要求，中国伊协的工作也应该向西部倾斜，加大工作力度，在争取资金、安排慈善项目及扶贫工作中应把西部穆斯林地区列为重点。
  对全国各地伊斯兰教的现状进行全面的摸底调研，很有必要，这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未来发展走向有一个更为客观、全面、科学的认识，以便推动伊协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作者：中国伊协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中国伊协研究部副主任）（责任编辑张世海）
  （原载《甘肃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文录二：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评述（1935-2002年）
  高占福
  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形成较晚的一个派别，清光绪年间创建于今天的甘肃省临潭县旧城。其创始人马启西自幼研读伊斯兰教经典，又从小攻读儒学著作通达儒者之学。及长成后，毕10年之功于阿拉伯经文与刘智等人的伊斯兰教译著学习，博览广读而又有所得。他精于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勤奋研读中国诸子百家论著，广泛吸取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从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的精华，深得“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的真谛，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创始人中，唯一位秀才出身，并成功地把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拓者。
  对西道堂的研究之所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西道堂所处的临潭县位于甘肃甘南藏区中心，经济生活以牧业和农业为主，藏族聚集的卓尼县在地理位置上形成将临潭包围之状，人口以汉族居多，藏族、回族次之。就整个文化形态而言，西道堂穆斯林群众的生活环境是在藏文化社区内，藏传佛教是这一地区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中国内地伊斯兰教几乎全部的宗教派别大都形成于回族、维吾尔等族的聚居区和农业地区。二是西道堂形成的主要宗教思想来源于明末清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回族学者刘智（字介廉）的伊斯兰学术著述，西道堂的宗旨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以宣扬金陵（南京古称一一引者）介廉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也就是说，西道堂宗教思想的源在中国而且是在中国穆斯林学者之中，这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程度不同地受国外伊斯兰学派思想的影响而形成，显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三是在于西道堂成功地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家庭组织”和共同生活。从1901年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劝导教下群众，合伙经商务农，开发洮水上游草荒之地，部分教下率先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开始过集体生活，共同劳动经营以临潭县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在内的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算起，到1958年这个大家庭的最终解体，西道堂的“大家庭组织”整整存在了57年。后人论及此段时曾感慨地写道：“（西道堂）实践着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兰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思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张承志《科学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读书》1988年第4期）因此，对西道堂的研究，无论从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还是人类社会生活演变史的过程来看，其意义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西道堂研究的开端
  西道堂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被外界所了解，最初是在西道堂创建40余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而且首先论及此事的并非是专业研究工作者，而是由新闻工作者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现象报道出来的。幸运的是首先涉足西道堂的是后来成为中国新闻界一代名人的范长江，他的报道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受到重视，与其人在新闻界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还应该说西道堂也是幸运的。在范长江之前，目前还没见到更有依据和说服力的有关研究西道堂的文字资料。对此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西道堂在创建后的40余年间不为世人所知，主要是地缘偏僻、时代局限和传媒的封闭性。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西道堂创建时的艰辛、历经的磨难和本身当时的影响力所限造成的。
  范长江作为向外界介绍西道堂的第一人，是在1935年8月走访西道堂的，尔后陆续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他在西北地区采访的观感。这些内容结集出版时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这本书中对西道堂的介绍，主要集中在西道堂的宗旨、经济、教育、婚姻等方面。如在谈到西道堂的教育时他写道：“该道堂重视教育，凡该教教民除受回民教育外，并注重国家教育，无论农商各界子弟，幼时均受小学教育。”对西道堂的婚姻，他笔下的记载是：“教民间的婚姻，无财聘，只先征求两性的同意，然后父母及介绍人呈明教主，请阿訇照清真教古礼，诵经完婚。”但范长江对于西道堂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一个新闻工作者敏锐的眼光，提出西道堂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践堪称“新社会的模型”。他还独具慧眼地指出：“（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活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还对西道堂的其他方面也作了介绍。
  时隔两年后的1937年6月，我国近代以来杰出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民俗学研究专家顾颉刚，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前往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省考察教育经费补助事宜，顺道考察了西道堂。顾颉刚考察西北的所得，于1940年起在他当时工作的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办的《责善半月刊》上连载发表。他对西道堂的考察和认识，由此也被世人所知。后顾颉刚将其西北之行撰文整理成《西北考察日记》，于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油印200本分赠友人。1980年，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得到了油印本《西北考察日记》，即据此译成日文，并附加注释。1983年12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纪念顾颉刚逝世3周年，以线装形式精印《西北考察日记》，分为上、中、下三卷刊行。1988年5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的形式正式出版了包括《西北考察日记》、王树民的《陇游日记》等内容的《甘肃闻见记》，并做了认真的校勘，实为比较完整的版本。顾颉刚等对西道堂阐述的内容因此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人们所了解。
  作为著名学者的顾颉刚对西道堂的认识，较之新闻工作者出身的范长江的观感，更为实际和深刻，把握上也更为准确，涉及面也更广。在《西北考察日记》中顾颉刚多方面对西道堂进行了论述。对西道堂这个教派，他认为：“西道堂者，肇于马启西教主，回教中派别綦多，此一新派也。”（顾颉刚、王树民：《甘肃闻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以下引文未见出处者均见此书。）马启西“学于戚旗店子范绳武，故通儒学，其教颇援儒人回”。顾颉刚到西道堂的时期，恰逢西道堂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在第三任教主马明仁的主持下，西道堂农、林、牧、商、学并举，其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顾颉刚笔下也记载了当时他对西道堂的感受：“民国初年，启西被戕，明仁继作，仗其毅力与团结力……信徒日多，事业日广，遂雄视于甘青间矣。”顾颉刚在西道堂期间，还亲眼目睹了纪念马启西殉难周年的“尔埋里”活动，他说：“马前教主纪念会，参加者五六千人，远至临夏、西宁俱有至者，观其信仰之诚，为之赞叹不止。”并欣然为纪念马启西题词：“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作百世师!”对马启西一生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高度的评价。顾颉刚根据自己在西道堂的所见所闻和一个学者深邃的观察，在为西道堂新建清真寺题写的对联中，对西道堂在宗教的维系下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制所带来的新气象，作了精辟的总结，“说法遍士农工贾，无一夫不尽己诚，物与民胞奠基础；立教在修齐治平，求万事皆当其用，乡和国睦著功能”。在顾颉刚看来，西道堂顺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根据所处地区的社会实际状况，在坚持和弘扬伊斯兰文化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教育，走共同致富的路，理顺与汉、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使自己得以长足的发展，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创举。
  在最早对西道堂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中，王树民是不得不注意的人物之一。虽然从事史学研究出身的他，名气与社会影响没有范长江、顾颉刚显赫，但就对西道堂的研究成果而言，他是最丰硕的。王树民陪同顾颉刚完成了西北考察之行，写出了《陇岷日记》、《洮州日记》、《夏河日记》和《河州日记》。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为该游记写的“序”中就指出：将一切见闻如实地呈现于读者之前，这不但可以矫正史籍之失误,补充其不足，亦于一般游记捕风捉影之谈，一扫而空，厥功至伟。对《陇游日记》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李安宅评价也不低，他说：“有了亲身经验的记录作为时过境迁的历史，有了民众认识的供词作为分析史实的根据，沟通文化的对象，本书已算尽其能事了……研究历史，也要针对现实，抓住现实，一步一步，有已知溯未知，再后以史籍作参考，才不在故纸堆里打圈子，才有真发展。”《陇游日记》中有关西道堂的阐述，也有比较高的研究参考价值。王树民对西道堂的认识较之顾颉刚更为全面和细致，对西道堂本身的显著特点几乎都有涉猎，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在《陇游日记》之二“西道堂”一节中。对西道堂宗教思想的渊源，王树民写道：“（马启西）长而博览群书，独善金陵介廉之学，绝意于仕进……以演述刘氏学说，阐扬回教教义为宗旨。”明确指岀了西道堂与刘智“以儒者之文阐明天方教义”的传承关系。对西道堂大家庭制的内涵，他在“游记”中谈到：“堂内教民完全平等，放弃一切经济财产等私有观念,抱共同信仰，营共同之生活。”对西道堂的发展史，他认为在马启西之后，由马明仁任教主期间，重整旧业，“建寺堂，办学校，牧农商，规模日具……其十数年来之发展实是惊人也。”在多方面了解和考察，并査阅相关资料后，王树民对西道堂整体作了评价。“西道堂如一独立大家庭或单位小社会，人民动息生活于其中，均为组织中之一员，彼此间更无尔我之别，而共赴于人生之最高目地。其原则颇可以'理想社会之模型'……”王树民当时的这些观察和感受，应该说是客观和真实的。1949年，王树民还在《西北世纪》杂志第4卷第8期中，旗帜鲜明地以“西道堂——新社会的模型”为标题，再次论述了西道堂。
  从西道堂早期研究者们的成果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西道堂的介绍、报道或研究，基本上是以西道堂当时存在的事实为依据和基础的，因而也是客观和公正的。对西道堂本身的特点的归纳具有相当的水平，为后人了解研究西道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可贵的是让世人知晓了在西北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沟里，在伊斯兰教的纽带下，存在着类似“穆斯林公社”这样的宗教社会团体，而且在伊斯兰教义和集体社会组织上都表现了融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一体，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开拓了一条新路，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闪耀着的一个新亮点。
  从1935年始以范长江等介绍研究西道堂为开端，到1949年底，当时的一些报刊如《新亚细亚》、《新西北月刊》、《时论月刊》、《西北随讯》、《边政公论》、《西北论衡》、《边疆通讯》、《甘肃民国日报》、《新西北》等也曾发表过介绍和论述西道堂的文章。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早期的研究者们在西道堂只有数天的访问和考察时间，他们的观察只能是走马观花，无法也不可能对西道堂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因而在文字的表述上多表现为结论，而非过程，对西道堂深层次社会和宗教的原因关注不够，如西道堂何以形成有别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的特点等。由于早期研究者们的非穆斯林出身，对伊斯兰教的了解有限，对宗教内容的阐述偏弱，也未能把刘智的“以儒诠经”思想为何能在西道堂传播、扎根作出解释，对“大家庭组织”形成的宗教原因亦未能阐明。虽然这种要求对早期的研究者们未免苛刻，但就评述一个时期的研究特点而言，又不能不说是警言。
  二、西道堂研究的重新启动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近40年的时间内，西道堂的研究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其主要原因是西道堂的蒙冤所致。只是在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的《临潭回族资料》中提及西道堂，但文字的表述中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背景的烙印。
  西道堂研究的重新启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组成的《宗教词典》编辑委员会共同撰写，由任继愈任主编的《宗教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其中“西道堂”单列一条。条目中写道：“西道堂亦称'道堂派'、'汉学派'，中国伊斯兰教教派。清末民国初由马启西创立于甘肃临潭。以宣传刘智的学说为宗旨。有教主（道堂的最高裁决人）和拱北，以道堂名义集教众家财，集团经营商业。兼有哲合忍耶和老派的特点。该派有教主与门宦相似；但又主张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故一般认为不是门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宗教学术研究权威部门编撰的大型词典中第一次列入“西道堂”条目。这说明在当时学术研究环境开始宽松的前提下，西道堂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中。
  1982年，西道堂研究岀现重要的进展迹象，尤其是关连吉的《西道堂历史概述》和朱刚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信仰述评》，分别在《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发表后，对西道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道堂历史概述》一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就西道堂的历史背景和宗教思想、形成发展和组织特点、经济文化和宗教礼仪、政治倾向和历史影响等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该文是自有了西道堂研究以来，首次比较系统地对西道堂全方位进行评述的文章。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信仰述评》一文着重于西道堂信仰方面的研究，全文从教门的创立、西道堂的宗旨和遵行、西道堂的教派所属等三个大的方面入手。就西道堂的创建、西道堂对五功的理论和遵行、西道堂所尊奉的经典、西道堂的宗教节日、西道堂的特殊礼仪等作了详尽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西道堂这一宗教派别得出的结论是：西道堂是在我国诸种门宦形成后出现的一个新门宦。它的创始者马启西先生广采博集，兼收并蓄，集伊斯兰教各门宦之大成，又取中国诸家之所长，以刘智的著作为理论依据，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所创立的西道堂门宦。尽管这篇文章的结论中从宗教遵行的角度将西道堂列为门宦，在以后学术界和信教群众中并未普遍得到认同，但当时能比较系统地把西道堂的宗教特点归纳总结，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20世纪80年代对西道堂的研究中，有两本书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一是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其中将西道堂列为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内容分为五个方面：西道堂创建前洮洲民族和宗教状况，西道堂的创建和马安良父子贻害临潭，西道堂的振兴，西道堂的衰落和马启西的遗作。其后作者的另一本著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中，再次探讨了西道堂的来源问题，分别就西道堂的名称的由来，新模式教派的崛起，是教派还是门宦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观点。他还对有些人把西道堂曾被称为“汉学派”不解的原因，在书中作了解释，他认为我们把西道堂取名汉学派，并列入了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看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所谓汉学派，是指用汉语言讲解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者。这是马启西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一大推进。马通对西道堂的研究及西道堂是教派而非门宦的观点，大体上现已被学术界和西道堂教众所接受，并且对西道堂以后的研究也产生影响。这主要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道堂面临解体之际，马通在西道堂两年之久的工作经历使他对西道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获得第一手资料漠不相关。客观地说，至今为止对西道堂的综合性研究上，无人比马通更全面。改革开放以来对西道堂研究的年青一代研究者中，很多人对西道堂初步的入门了解，大部分是从《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史略》中获得的。马通对西道堂研究的贡献也就不言而喻了。
  20世纪80年代对西道堂研究有影响的第二本书，是1987年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合作编辑的《西道堂史料辑》，这也是至今唯一一本专门论述西道堂的论集。书中辑录了自民国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道堂研究的资料和文章共16篇，内容涵盖西道堂历史、宗教信仰、马启西和历代教主生平、教育、清真寺、刘智思想对西道堂的影响、大事记等方面，是研究西道堂必读和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20世纪80年代，西道堂内对自己本教派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西道堂第三任教主马明仁的长子，毕业于四川华西大学哲史系，堂内尊称为“大师傅”的马富春先生，先后发表《西道堂马启西兴办教育记》，《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派的影响》、《马明仁、敏志道二先生与西道堂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文章，从学术角度审视西道堂的历史活动。鉴于马富春先生的身份和亲身经历了西道堂的变迁，他的研究颇具分量，并广泛引起人们的重视。1989年，西道堂现任教长敏生光先生撰写了全方位论述西道堂的长篇文章《刘智思想与西道堂》（后发表于《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作者是以西道堂现任教长的身份来探讨刘智思想与西道堂形成与发展的关系，这在西道堂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文章阐述了刘介廉先生译著所体现的宗教思想、西道堂创建前后的历史状况、马启西先生的宗教实践活动、西道堂名称的由来、西道堂的振兴、关于大家庭生活及一些社会人士对西道堂的评述等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以西道堂教长的身份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是有权威性的。
  在《刘智思想与西道堂》一文中，作者还就研究界极少涉及的西道堂为什么采取大家庭这种组织形式和西道堂名称的含义，作了明确的答复。作者指出：西道堂这个名称有两种含义。从大的方面讲，指的是由马启西先生所创办的伊斯兰教派，虽然它在我国伊斯兰教史上创立较晚，但影响不小，宗教、经济、文化等都有自身的特点；就小范围而言，它又指坐落在临潭县西凤坪下有近千穆斯林在一起生活的大家庭。西道堂采取大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主要是与马启西先生创教初期的特殊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当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不组织起来就难以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就难以生存，就没有凝聚力和外抗力，也显示不出团结起来的优越性。只有使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结合成能够融洽相处，彼此照顾的大家庭，靠集体力量排除干扰才有可能实现共同追求的目标。大家的事情办好了，个人的问题自然容易解决。所以西道堂大家庭的组织形式可以说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敏生光先生的文中还特别希望，学者们在研究伊斯兰教发展史、思想史及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宝库中应有地位时，能给西道堂以符合实际的评价，也希望学者们在探讨刘智学术思想时，能注意到受刘智思想影响极大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存在。在西道堂研究重新启动的80年代，《中国伊斯兰史参考资料选编》、《甘南文史资料》、《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宁夏社会科学》、《甘肃民族研究》等书刊也相继刊出和发表了直接和间接涉及西道堂的资料与文章十余篇。
  这一时期，西道堂研究的特点更多地表现在对西道堂历史、宗教信仰方面，也有涉及西道堂教育、经济方面，研究的面还不宽泛，介绍和素描式的内容较多，反映了西道堂研究重新启动时整体水平不高的实际状况，但其主要的研究业绩在于人们开始知道并注意西道堂这个中国伊斯兰教的特殊派别。
  三、西道堂研究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道堂研究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深度和研究视野的开拓等方面出现新的进展。髙占福在此期间连续发表《刘智宗教思想对西道堂教派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马明仁与西道堂经济的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等文章，就刘智宗教思想与西道堂的渊源关系、马明仁振兴西道堂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评述。张世海在“临潭回族的历史与现状”（《甘肃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海杰在《西道堂与马启西》（《民族》1993年11月号）一文中，均对西道堂不同角度地作了探讨。1992年10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词典》和199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中，也分别收入有关西道堂的条目12条和7条。在当时出版的《甘肃回族源流》、《临潭文史资料第五辑》、《百年见闻录》等著作中，也有专门论述西道堂的内容。这些成果的不断问世，预示着西道堂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94年、1995年是西道堂研究史上可以载入史册的年份。在这两年中，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省宗教局的关怀下，并得到中共甘南州委和临潭县委的具体指导与帮助，组织并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中东伊斯兰国家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江苏省委党校科研处等部门和科研单位及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一批伊斯兰教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中青年研究骨干，对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特别是探索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学术考察与研究。这两次考察及其后从不同角度探讨西道堂历史与现状问题，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调研报告与论文，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1995年第11期，以“伊斯兰教西道堂探索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标题，指出西道堂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利用宗教教义鼓励教民勤劳致富、共同致富；通过经济纽带维护同周围藏族群众的团结；坚持普及教育，提高教民的文化素质；重视与党和政府的沟通。甘肃省委统战部召开了专门的研讨座谈会。1995年在天津举行的由中国宗教学会主办的全国“宗教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有关西道堂现状的调研报告在大会发言中受到好评。同年，在北京市举行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上，参加考察西道堂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有关同志作了专题大会发言,引起与会者很高的评价。这两次考察对西道堂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和典型经验，对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西道堂的两次学术考察，学术界也给予积极的评价。高占福先后发表《甘肃伊斯兰教西道堂历史与现状调査——以伊斯兰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为主》（《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对伊斯兰教西道堂的一次高层次学术活动》（《开拓》1994年第3-4期），秦惠彬发表《从西道堂看宗教如何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黄夏年发表《西北学术考察印象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优什尔发表《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考察西道堂纪实》（《回族研究》1994年第3期），张世海发表《临夏、临潭宗教现状问题学术调研组考察活动综述》（《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冯今源发表《立教化民两世吉庆——西道堂人的追求》（《民族团结》1995年第11期），《访西道堂引起的几点思考》（《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4期），凤翔发表《伊斯兰研究专家学者考察西道堂》（《甘南报》1995年9月14日）等。这些文章对西道堂的两次学术考察多角度进行了评述，并给予充分的肯定，一致认为是西道堂研究新的发展阶段的里程碑。
  两次学术考察对西道堂的研究也确实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西道堂研究有了新的飞跃。最具特点的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和整体综合研究水平的提高。就人物研究而言，有薛业鸣、冯辅荣《顺应大潮迈阔步一记州政协常委、西道堂教长敏生光》（《甘南报》1994年4月12日）、《一个宗教职业者的追求一记甘南州政协常委、西道堂教长敏生光》（《凝聚》1995年第1期），高占福《弘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发展穆斯林经济与教育——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敏生光》（《中国穆斯林》1995年第5期）、《坚定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回族教长敏生光》（《凝聚》1996年第6期），梁明远、郭正清《为民族教育呕心沥血一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西道堂教长敏生光》（《甘肃日报））1994年12月21日），柏水生《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省政协委员敏生光》（《民主协商报》1995年5月12日）、《马明仁教长欢迎红军支持抗战》（《民主协商报》1996年9月6日）等。对西道堂现状的研究普遍受到重视，高占福的《从西道堂看宗教与中国现代化》（《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从西道堂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发研究》1996年第6期），马明良的《西道堂精神及其当代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马启成、丁宏的《从中国伊斯兰教派西道堂的探索与实践，看宗教如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打印稿，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市宗教局召开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相适应”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等文章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西道堂宗教思想渊源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马通在《基布兹与西道堂》（《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中，就历史上西道堂的大家庭制与以色列至今仍存在的以色列“基布兹”现象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基布兹”与西道堂存在于不同的国度，二者之间无任何联系，但当时两者创建时的历史背景却是相同的。陆进贤、陆聚贤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2期），马德良、丁谦的《刘智思想对西道堂影响浅析》（《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金宜久的《刘智思想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影响》（《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3-4期）等，均对西道堂早期的历史问题作了分析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敏生光先生发表的《伊斯兰教“乌玛”制度对西道堂的影响》一文，回答了伊斯兰教传播早期在麦地那建立的穆斯林公社性质的组织与西道堂创建的关系。文章认为，西道堂的创建是受到了“乌玛”制度的影响，特别是走集体生活的大家庭制，西道堂就是伊斯兰教“乌玛”制度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这就为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研究西道堂提供了一条途径。
  综合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手段研究西道堂，是两次学术考察后西道堂研究的一个新气象。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高占福《关于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的调査与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马平《中国回族的“普埃布洛”——甘南临潭西道堂尕路提大房子研究》（《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甘南藏区拉仁关回族“求索玛”的群体研究》（《伊斯兰文化论集》第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丁宏《西道堂模式个宗教派别的社会实践及带给我们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束锡红《宁夏回族社区类型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比较——兼与西道堂回族社区对比》（《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走进西道堂——对中国西部一个回族社区模式的个案研究》（《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马东平《试论西道堂中儒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结合》（甘肃社科院《社科研究参考》1997年1期）等。这些成果的发表，从一个方面表明西道堂的研究已从以往单一的平面式模式，进入全方位立体推进的阶段，为今后西道堂全面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研究的著述中，都把西道堂作为单独的章节论述，说明对西道堂的研究已有了广泛的普及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西道堂研究，前景应该是光明的。
  在此期间，国外对西道堂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美国学者乔纳森•N李普曼10余年来致力于中国穆斯林史的研究，199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穆斯林史》（英文本），这是国外出版的第一本专门研究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史的著作。其中第五章中以“马启西（1857-1914）及其中国甘南穆斯林大集体”为标题，用近万字的篇幅，就地方领袖、全民远见、建立集体、二十年代的继续发展，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等内容作了西方学者眼中对西道堂认识和研究的阐述。他在书中阐明自己的观点：西道堂是现代中国最成功的集体之一，人们不仅把它当作一个值得研究和认识的社会经济组织，而且是一个卓越的穆斯林集体。中国穆斯林除了保留自己的传统习惯以外，他们世代善于经商，西道堂的历史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伊斯兰教过程中的灵活性。……（西道堂）正因为具有“基布兹”式的集体,成功的商业，严格的伊斯兰传统，以及做一名自觉的中国人的强大动力，西道堂的教下才很快地适应了中国剧烈动荡的社会。在书中，作者还风趣地对西北穆斯林中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文化素养作了评价：马福祥以序言闻名，马元章以信函闻名，而马启西则以对联闻名。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研究西道堂的文章和涉及西道堂内容的论著达100余篇（本），比自20世纪30年代有了西道堂研究以来的50年间多了数倍。西道堂研究在改革开放宽松的大环境下，真正迎来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美好季节。更可喜的是播种西道堂研究春天的生力军，越来越多的是“激扬文字”的年青一代学子，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西道堂这块沃土上的耕耘，必将获得金色秋天丰硕的果实。
  四、结束语
  西道堂创建至今已有110多年，对西道堂开展研究也有近70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并研究西道堂，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迎来21世纪后，对西道堂的研究仍然在延续，而且很可能在近20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一批多学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西道堂历史上曾存在过的类似“伊斯兰共产主义”式的大家庭生活制度仍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在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方面的实践。与时俱进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信教者或不信教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伊斯兰教各个派别的信奉者都面临着这种选择，宗教适应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是历史上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宗教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做到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并在探求宗教原有精神的传统信仰与现代社会进步中得以自身的延续，是宗教今后能否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对西道堂的研究中，关注他们的发展走向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时也是西道堂今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切实感受不断变化中的社会和人们的活动走向，研究西道堂也概莫能外。西道堂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但冷静的思考，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论述西道堂历史与现状的专著，对刘智宗教思想何以对西道堂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大家庭集体生活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背景，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作用，西道堂重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等方面重视不够，研究的水平也不高，甚至很少涉及。对西道堂的调研也多是浅层次的，或走马观花，或以点带面，或借题发挥，或游离于主题，华丽的文字包裹着苍白的内容……西道堂研究中的这些种种不利的现象，都是今后研究中必须注意克服的。走进西道堂，走进西道堂的教众，走进西道堂现在或将来的生活轨迹，是西道堂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必经之路。
  （作者高占福，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
  第六章临潭口头俗语释义
  临潭口头俗语被人们广泛应用于生活之中。它反映了临潭人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等，其内容丰富、生动贴切，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一窍不投，裂坏百铆：指做事若不得要领，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会适得其反。意在告诫人们，凡事要动脑子，找规律，抓住问题的关键，而不可盲目行事。
  千金置房子，万金置邻居：置，即购置、置办。意谓如果用千金（银钱）修造、购置房屋的话，那么就要花万金（银钱）处理好邻里关系。或指择地居家先要看那里邻里关系是否和睦。强调邻里和睦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南史•吕僧珍传》：“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吾乡虽僻，亦见古高士风致。
  刀是石上磨的，人是人上学的：意谓人要善于学习，总结和吸取他人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不断进步。
  人有钱了大呢，马有膘了诧呢：（诧，方言读ca以下注音均为方言读音），这里意为马易受惊。谓人一旦钱财多了，就会恃财敖物。含讥讽为富不仁之意。
  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将象寻死路：意思是人如果在三四十岁时还无所作为的话，一生差不多也就成定局了。寻，读xin。
  三大买了个车钏，从这面看到那面了：三大，既三元钱，言其少。车钏，木轮车铸铁轴承。比喻观察事物毫不费力，且透彻准确。在有些语境，亦有表达彻底失望之意。如：“靠这娃养老呢吗？我算是三大……”
  三升麦子九升麸，麸多得很：意即不富裕。因为三升麦子不可能磨出九升麸子。麸、富谐音。下巴底下堰砖头：堰：塞、垫之意。意谓使人理亏说不出话或失去指责他人的资格。
  大是马下下的：前一 “下”字意为生育，后一 “下”字为语助词。挖苦好跟他人争大争长的人。
  长短的绳绳儿拾下，尕大的人人儿维下：维：结识、结交之意。意思是为人处世不要太势利眼，小人物也有他的长处、可用之处。
  牛苦庄稼马吃料：料：喂牲口的粮食类精饲料。意为世间辛苦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生活待遇或报酬，而未出力者却坐享其成。
  不说不笑，死了阎王爷不要：意为人要活得乐观、活泼、开朗、豁达一些。
  五男二女，七重宴席；先披毡衫，后披羊皮：意为多子多累，生活日趋恶化。有劝导人少生子女之意。
  只说鸡飞，不说马诧：意谓就事论事，不再牵扯他人他事。多有指责只从表面现象论是非，而不深究原因，也不追究由此引起的其他不良后果的意思。
  会撒了撒到坡里，不会撒了撒到锅里：坡里：耕地之意。意即有头脑的庄稼人，会处理、安排好当年的生活与来年再生产的关系。
  好了油饼儿蘸蜜呢，不好了狗屎蘸蒜呢：讽刺一些人亲疏无常、结交失度。
  羊头不硬靠肚子硬：肚子：此处指胃囊。意谓在与他人的争斗或论辩中，如果当事人软弱无能，仅靠他人的鼓励或出谋划策是无济于事的。
  羊筋到狗腿上扯呢：比喻硬把毫不相关的事扯在一起。或讽刺胡搅蛮缠不讲道理者。
  把死了的还当头受子：头受子：第一胎孩子。讽刺把往昔已失的荣耀还作为时下自豪的资本。另有俗语“死了的不算老大”意与此同。
  死人不吃饭，家当去一半：感叹或叙说丧事的费用之大。
  阴山不消吗阳山不冻？：指事物、人生境遇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关了草房门，还有个粜
  料处：意为生活之路不会被堵绝，犹言天无绝人之路。闲坐不如捻麻线：意谓利用农闲时间做些有所补益的事。旨在劝人勤勉惜时。
  把蛇耍到地下了：讽刺弄巧成拙。自言则有将事情弄砸后自我调侃之意。
  怀里端的颜色碗，心里五麻六道的：极言心绪烦乱、心事繁杂。
  场碾光时了了，人会活时老了：比喻人生的短促与人生阅历、经验的来之不易。前一“了”字是了结、结束、完了的意思，后一了“字”是句尾语气词。
  拉账要忍呢，还账要狠呢：意在劝人不要轻易借债，一旦借了债则要下决心还清。汤一薄，添一勺：当地方言一般称碎面条为“汤”。指如果仅仅把面条擀得薄一些，即可使饭的数量增加。意谓要善于勤俭持家。
  败山林里的旗杆：比喻由于人才缺乏而降格起用的人。
  狗叨（tai）尿脬空喜欢：叨：口衔东西之意。讥讽被不实惠的东西所误而不自知，仍自欢喜。
  狗揽八堆屎：骂人贪占或不应参与却要参与的事物太多。狗瞭星宿满天明：讥讽无知愚昧者装模作样看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以充自己是内行能手。
  炕眼门子上的石板——熏得很：熏：凶之谐音。意即厉害，又引申为好的、优良的。讽刺自我炫示者，含有不稀罕、并不怎么样等蔑视的意思。
  河里洗脸磨里过，娘养下的古董货：古董货：无能、无用之人。落到在河里洗脸、磨坊里过夜的地步，岂不是“古董货”？含责骂人天生无能之意。
  降不下青稞降籽儿呢：讽刺畏强凌弱的行为。
  挑七挑八，最后挑个眼瞎：指在择偶或其他事物的选择中，初则过分挑剔，以至最后择定的，却是最差的。
  给上点颜色染大红呢：讽喻不知足、得寸进尺者。
  轻的就合尿脬
  ：轻：亲的谐音。合：象、似、如。讥讽那些自认为与某人（多指有权势者）关系密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人。
  说张家，说李家，就不怕人家说你家：讥讽、规劝好说三道四、妄论人长短的人。
  贼偷胡麻草——自给自寻活呢：活：活计。剥取胡麻草茎秆皮纤维以捻线、织布、打绳，工序极为繁多且劳人。意在讥讽自寻麻烦、自讨苦吃的行为，有时也用于自我调侃。
  狼来茬地里过了：意为：事情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狼来耳岔根里过了：里：语助词。指十分幸运地躲过了危险。
  拿上棍了叫狗呢——越叫越远：意谓主观愿望与实际采用的方法、手段相矛盾，而导致事与愿违。
  热闹处卖母猪：讥讽瞎凑热闹或给人添乱的人及其行为。
  烟筒里出来炕眼里原进了：指从一个恶劣环境里出来又进了另一个恶劣环境。含贬义。
  胳膊疼是在袖筒里呢，肠肠疼是在肚子里呢：指难言之隐或痛苦，别人无法理解, 也无法分担。
  投鲁放屁，绵羊不服：羖鲁：山羊。不同道、异类者无互相协作、统属的基础，因而常常意见相左。含贬义。
  麻布裤子绸子腰：讽喻事物不协调、不般配。
  情话说了一盘盘，心里没有一点点：讽虚伪。
  啃骨头不认生熟：讥讽脸厚心狠的无义之人。
  麻雀拴到碌碡
  上了——蹬呢蹬不动，走呢走不脱：比喻被某事物所羁縻，进退不得。
  提的碌碡
  打月亮：讽喻自不量力、无知狂妄。
  错过南水就是冰：南水：虽隆冬亦不结冰之泉水。意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馍馍不吃盘儿里在：意谓只要是属于自己的，就不必担心失去它。
  瞎子的棍——人前头的：讥讽好在人前卖弄、好出风头的人。
  瞎瞎拉了一春，没够老牛一舌头舔：瞎瞎：haha,即田鼠。意为卑贱弱小者长期一点一滴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财物或办成的事情，被显贵、强大者轻而易举地掠夺去或破坏掉。
  瞭是利着呢，吹时幂着呢：瞭：看之意。利：通畅无阻塞。幂：阻塞不通。意为外表华丽或精干而实际却不怎么样。
  翻打榔头倒使楔：指颠倒是非、巧言狡辩的行为。
  癞蛤蟆跳门槛——既礅
  尻子又伤脸：讽喻人因强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结果既不成功又不光彩。
  癞蛤蟆吃冰草——趁嘴胡掠：意谓信口雌黄。
  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讽喻说大话者。
  一个娃娃不如人，两个娃娃三年穷：多子多拖累的意思。
  一鸡刨的一鸡吃，十鸡刨的没剩的：比喻人口一多，生活就会紧张。
  鸡叫鸣，狗揽功：意为甲做事，乙得利。
  人情大于马，买卖争分毫：指为人处世，宜义利分明。
  三十日的甑箪子：三十日：指腊月三十日。甑箪：方言读做jingbin,竹、木制作的蒸、镏炊具。比喻正吃香或正抢手的人或物。有揶揄意味。
  三升麦子不打簸，好淘：三升：言其少。好：读四声。言人所为事繁功微。含贬义。
  下一口气，典一斗地：比喻开口求人之难。
  牛没忙时车转了：意谓当事人不着急、未行动，而不相干的人却替他着急、想办法。含贬义。
  木匠给解匠评呢：解：读gai锯木为板。意为在交易或争执中，居中评理者因与其中一方有关联而有所偏袒。含贬义。
  不是咬狼的狗：意谓不是能够向强于自己的反面势力抗争的人。
  牛说牛大，角说角长：比喻统一体中的不同角色相互之间争功逞强，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彼己的长短，看不到自身作用的发挥也有赖于对方的存在。
  水浅鱼不坐：才高志大者不会屈居一隅。
  平处的小豆——滚到哪里停到那里：小豆：即豌豆。随遇而安的意思。
  平处不卧的人：意谓不受制于人或不安分守己的人。
  打下的（粮食）原簸下：意谓谁造成的不良后果谁负责。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讦短：意谓人与人之间即便发生言行冲突，也不可伤人自尊。打捶没到一掐上：打捶：即打架。意谓在与人争讼中，权衡利弊得失要从大处着眼，不要计较无关痛痒的小得小失。
  头磕下了，揖也作下：意谓大的、重要的方面已做了让步或牺牲，为了达到主要目的或实现整体计划，小的、次要的让步或牺牲不妨也做了。
  田黄一夜，人老一年：指禾逢秋日，隔夜可刈；人入暮年，衰象日显。
  有牙的没锅盔，有锅盔的没牙：锅盔：烧成的馍，表皮坚脆。意即有主观条件 （做某事）的没客观条件，有客观条件（做某事）的没主观条件。有肉的包子没到褶褶儿多：指货真价实的东西，外表装饰不一定好看。意在强调为人处世要看本质、讲实际。
  有献猪献羊的，没有献人的：前一 “献”字，为祭献之意；后一 “献”字，为献出、出卖之意。意为在是非纠纷中，切不可轻易牵累相关他人。
  有了一顿（吃完），没了挈棍（讨饭）：嘲讽过日子懒惰、无合理计划的人。老牛滚坡了——全还不下：意谓既是灾祸，损失就在所难免。
  死猪不怕开水烫：意谓不顾荣誉或丧失了希望的人，会无所顾忌、破罐子破摔。曲蟮上墙，腰里没力：意谓自身力量不足或条件不具备，则做事不会成功。
  吃死的阴阳，劈死的木匠：是说阴阳先生酬丰而易得，木匠辛劳而酬微。
  交了皇粮不怕官，孝敬了娘老子不怕天：意谓为国为家尽了最大的分内义务，则无愧无惧。
  庄稼汉人的牛，灯盏里的油：言耕牛对农民的极端重要性。
  买卖小，评人大：即做买卖要尊重中间人的意思。
  阳婆过了河，懒人才做活：阳婆：即太阳。意在谴责懒惰怕吃苦的人。
  师傅不高，徒弟捩腰：意即师傅不高明，徒弟也掌握不到正确的方法、高明的技艺。
  进了庙门要拜呢，进了衙门要赖呢：意谓衙门里常常屈善从恶，难讨公道。因此, 遇事进衙门，要尽量胡搅蛮缠、饰非推过。
  佛爷好了站着烧香呢：意思是为人若过于宽容随和、迁就他人，反会被人轻视简慢。
  没牛的看的好草，没钱的看的好宝：意谓没条件的人或不可能做某事的人，却知道怎样利用条件或怎样做才能取得成功。
  驴比骡是没驮头，人比人是没活头：意在劝人不要盲目与比自己强的人比较，不要因常感不如人而自卑气馁。
  驴乏了给鞍子怪呢：指明显站不住脚的推过饰非行为。含贬义。
  软处好取土，硬处好打墙：意即根据特定对象的具体特点确定自己进退取予的态度。含贬义。
  拨草寻蛇：指原本相安无事，或处理矛盾纠纷完全能将就过去，使激化的事态得以平息。却偏要深査细究，结果却无端地牵扯出非常棘手、难以处理的矛盾和纠纷。
  狗嘴里捣棍：意谓本是善意的言语，意在取得对方的理解或好感，不料却加深了对方的误解或激起了对方更大的憎恨。亦指故意戳弄是非、激化他人之间的矛盾的行为。
  狗咬下坡狼：讥讽孱弱者对失势的强者落井下石。
  狗咬鞋匠——挨楦头去着呢：楦头：鞋模子。指攻击的对象手中恰好有惩治自己的利器。含贬义。
  店钱出了，驴槽里睡了：指做了吃力不讨好的冤枉事。
  官打的现有的，佛害的烧香的：意谓遇事不可太老实。也有谴责社会不公的意思。油费了，灯不亮：即有付出，却无收益的意思。说下的话，打下的卦：说话要算数的意思。
  要叫朋友好，钱财上不打搅：钱财往往会腐蚀友情，因此，友情与钱财宜适当分开。
  带话带多呢，带东西带没呢：意即托人捎话捎东西往往不可靠，且易生误会。
  骂人的没好口，打人的没好手：意为争端即起，就极易激化并导致恶果。劝人要在矛盾冲突面前保持冷静，不要轻易出恶语、挥老拳。
  背的鼓寻槌呢——挨打去着呢：指很明显将会受到责罚的愚蠢行为。
  是狼者咬下，是羊者跑下：意谓是强者就进攻并取胜，是弱者就退逃避让。
  狠汉子不打下话人：意即有本事的人不和已认输的人过不去。
  神从大处请：意即求人做事要抓住名位高、作用大的人。
  念书的，挡猪的：挡：放牧的意思。讥读死书、死读书以致于己于世均无益的人。
  桌子上不吃肉，桌子下啃骨头：意谓体面又实惠的事情不做，却干低贱又无实惠的事情。讥人性情低贱、做事舍贵就贱。
  鸭子打扮成鹅，嘴还是扁的：意谓乔装打扮并不能改变固有的低劣本性或丑陋面目。
  爱果子不爱树：比喻人贪婪、自私而又忘本。
  臭虫背的席蔑子——席蔑上的席蔑下：言相差无几。含贬义。
  袖筒里火袖筒里灭：意谓不为人知的过失、与人私下发生的纠葛，都不宜张扬，只宜私下弥补、解决，以免得不偿失。
  害怕狼是不养羊：指不因有风险、损失而放弃行动和取得更大成功的机会。
  能叫遭后娘，不叫离地方：能：宁可。言故土难离。.
  能打一天连枷，不引一天娃娃：言管护、引带婴幼儿十分辛劳。
  能叫牛挣死，不叫车倒退：意谓宁可力竭而亡，也不可事废功败。
  梁把墙挡住了：当地民居中，梁在上，墙在下。意谓事物发展到了环境、条件所允许的极限。
  猪死到猪窝里了：指死得冤枉、不值得。或指无谓的付出和牺牲。
  棒槌上站着呢：意思是虽然有成功的希望，但失败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
  碌碡拉到半山上了：比喻事情已做成了一半，进则困难重重，退则无路可去或更不划算，只有鼓足余力坚持到底，方属上策。
  槽里没食猪咬猪：比喻穷家难和睦。
  糊涂嘛呢糊涂念：嘛呢：即嘛呢经。指不一定正确、也不了解真正含义的盲目行为，也有随大流或人云亦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