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培黎学校在创办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以双石铺培黎学校为例，它的任何资金都必须经过工合西北地区办事处，再划到主管培训的妇女工作部，最后才能下发到学校。由于向他们申请经费的机构多，手续繁琐，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往往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对此无可奈何。而且，在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最后阶段，工合领导层开始抱怨把钱花在这种地处西北的偏僻小镇，他们更倾向于在重庆等官员集中的大城市办学。艾0黎对此十分反感，因为他的办学思想“是为广大农村劳动人民培育实干的技术人才，培养的学生是为人民做事当仆人，不是为自己做官当老爷”28。
  双石铺培黎学校经费不足，艾黎的办学理念也得不到认同。1942年9月，行政院解除了艾黎的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艾黎陷入了低谷。作为艾黎的挚友，宋庆龄即便身在重庆，也一直关注着艾黎的情况。10月6日，宋庆龄致函格兰尼奇夫妇，告诉他们艾黎的近况，她写道：
  路易正在“冬眠”。他很伤心。这里的“工合”理事会控诉他办事糊涂等等，想把他排挤出去……但我想，尽管他伤心，他有勇气坚持下去。29
  宋庆龄知道，艾黎不会退缩，他会迎难而上，重新成就一番事业。宋庆龄也知道，她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为艾黎提供帮助。被解除行政职务的艾黎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身份继续工作，他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培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宋庆龄在关键时期伸以援手，给了艾黎和培黎学校莫大的帮助。
  1942年河南遭受旱灾和蝗灾，由于政府吏治腐败，救灾不力，受灾人数众多，其中，大批难民逃荒来到陕西宝鸡。在得知河南的灾情后，宋庆龄想到了工合，想到了艾黎，她在给友人浦爱德的信中说：“工合可以做很多工作来救济大批涌入宝鸡的难民。”30她在另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我将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为这个地区及难民募捐。这些难民逃到了宝鸡，对工合的扩大倒是个机会。”31一些年纪较小的难民被艾黎带到了双石铺培黎学校，在此之前，双石铺培黎学校已经安置了116名战争难童。32时任校长何克在日记中写道：
  一天，路易·艾黎从洛阳培黎学校带来了七个男孩。洛阳培黎学校在灾区，所以不得不停办了……我们又从宝鸡收了五个好孩子，三个是来自河南的难民，两个陕西当地的孩子。33
  1943年5月15日至16日，为赈灾河南难民，宋庆龄在重庆组织了一场“筹赈豫灾足球义赛”。尽管赛事安排简朴，但观众不少，有些观众甚至没地方坐，他们为了表示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支持而来。34此次足球义赛共募得法币125530元35，该款项悉数汇交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一部分汇交洛阳及巩县中国工业合作社，一部分用于10名洛阳培黎学校的青年灾民转入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旅费。36
  为了能够让战灾儿童得到及时的帮助，获得相应的教育，宋庆龄一直在努力。1939年3月28日，身处香港的宋庆龄在一个为战灾儿童服务运动的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救济战灾儿童》的演说，她说道：
  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的需要，远远超过我们所给予的同情和恩惠……我们还将在别的需要的地方——任何正在进行着为实现一个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的地方，进行救济战灾儿童的工作，以便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存下来，并成为未来的自由的人……37
  随后，宋庆龄设立保盟战灾儿童基金，为儿童筹措资金。当时，《保盟通讯》以大量篇幅对战灾儿童的情况进行报道，艾黎的养子黎雪也曾在《保盟通讯》上发表《今日的孤儿——明天和平的建设者》一文，反映了延安地区缺乏保育院的现状，他呼吁建造规模更大的保育院，并且施行尽可能良好的教育方案。3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儿童救济工作而言，物资上的援助当然重要，但是，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更加重要，培黎学校就是专门为此而设。培黎学校的学生来源很广，有的来自当地农民家庭，有些是由各地工合机构选送，也有一部分孩子是战时儿童保育院选拔而来。39相较城市里的孩子，艾黎倾向于招收穷苦孩子和战灾儿童，他发现这些孩子更能吃苦，而且“他们在旧日社会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一旦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就会奋发图强，为人民做贡献”40。可以说，宋庆龄与艾黎对于儿童救济的想法是一致的，虽然他们身处异地，但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为战灾儿童提供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为实现新中国而奋斗。
  双石铺培黎学校西迁至山丹后，宋庆龄一如既往地提供了许多物资上的援助。1945年，由于物价飙升，物资匮乏，一些儿童因营养不良死去。4月15日，宋庆龄致信友人杨孟东，打算在重庆举办慈善舞会，目的是“给训练男孩们做技术活的中国工合培黎学校和一所流浪儿童学校筹款”41。5月10日，重庆《大公报》发表公告：
  孙夫人（宋庆龄）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将于18、19两日晚间，假胜利大厦举行舞会，筹款半数拨交重庆市救济院，半数拨交工合培黎学校……舞票每张2000元，两晚共售6百张，计可得120万元，连同义卖摸彩等项，预计可得200万元。42
  5月18、19日晚，慈善舞会如期举行，参加这次舞会的人士大多是盟军军官和士兵。18日，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夫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董显光的夫人以及美军总部联络官布鲁姆出席了舞会。宋庆龄向与会者表示感谢，说道：“重庆难童及工合培黎学校学生们受惠不浅。”4320日，宋庆龄再次致信友人杨孟东，表达了对筹款效果的喜悦之情：
  想象一下我有多么开心！特别是过去两个晚上，我一直不断想起你以及我们去年参加两个类似的舞会。那两个晚上我们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培黎学校和流浪儿童收留所募集了超过200万元的经费。44
  此外，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曾向山丹培黎学校捐建了一所化学实验室。1946年5月23日，艾黎致信感谢宋庆龄的帮助，并送给她一块学校孩子亲手做的地毯。信中说道：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忙。我相信你在那里做了许多事。
  我现在成了一个农民。送你一块孩子做的地毯，希望你喜欢。这是我仅能做的对实验室的回报。如你所知，我们对实验室感激不尽。
  十年后见，希望一切都好。
  致以许多的爱，
  你亲爱的侄子，
  比尔45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1945年12月，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简介》中指出：“中国的战后重建时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新的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中国福利基金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46为战灾儿童提供帮助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之一，艾黎的山丹培黎学校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1947年，经中国福利基金会联系，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战灾儿童义养会决定在中国开展义养活动，在上海成立了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聘请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主持这项工作并任总干事，张宗安、陈永淦任副总干事。中国分会制定了章程和工作计划，凡战争孤儿，由所在学校或保育机构提出申请，经中国分会认定后报请总部批准为义养生，在美国的认养人每月会提供15美元生活费，直至义养生能独立生活为止。1947年9月，有200名中国儿童成为第一批义养生。至1949年4月，中国的义养儿童扩大到350人。按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规定，义养金除用于儿童本人生活外，多余部分可用于义养生所在学校或团体的其他儿童。因此，实际受益的儿童达5870名。据中国福利基金会统计的《1949年10月义养生分布情况表》，甘肃山丹培黎学校共有35个义养生名额。47宋庆龄对培黎学校义养生工作十分重视，据陈永淦回忆：“1948年10月，宋庆龄主席派我去甘肃省山丹县，视察山丹培黎学校，它是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之一。行前，宋庆龄主席要我带一封信和一瓶白兰地酒，交给培黎学校校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我完成了这一任务，艾黎和我在培黎学校校门前，还拍照留念。”48艾黎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机构同中国福利会的关系一直很好。你主持的领养（指义养会）工作，帮助我们渡过了许多困难时期。”49
  在交通不便、物质条件落后的山丹，艾黎和朋友们创建了这样一所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学校，实属不易。对于艾黎在西北取得的巨大成就，宋庆龄感到十分高兴，也对艾黎的奋斗精神十分敬佩。她在写给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的信中感叹：“路易·艾黎真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和牲口住在一起，从事着令人心酸与艰难的原始性的工作。”50
  除了宋庆龄的援助之外，培黎学校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各国进步团体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在物质和人力上的巨大援助。在山丹期间，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各国“工合促进会”“公谊服务会”等组织，先后介绍派遣了20多名外籍教师、技师、专家、工作人员到山丹培黎学校工作。其中，新西兰籍7名，美国籍4名，英国籍5名，加拿大籍2名，葡萄牙、奥地利、德国、日本、爱尔兰籍各1名。51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培黎学校，弘扬了国际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友谊之歌。
  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学校在山丹取得的进步，与新西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许多组织的帮助分不开。52这些来自外国的志愿者们不仅教授机械、印刷、纺织、耐火砖烧制等专业技艺，还为山丹培黎学校建立了校医院。1945年7月，校长乔治·何克的脚不慎碰伤，后感染转为破伤风。因山丹地处偏远，缺医少药，为培黎学校奉献了一切的何克于7月22日不幸离世，长眠山丹。在何克逝世后，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艾黎认为学校急需建立适当的医疗服务。531947年，在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的安排下，罗伯特·司宾赛和巴巴拉·司宾赛夫妇携带一批医疗器械来到山丹，协助学校建起了一家有手术室、X光透视机和病床的医院——培黎工艺学校医院，这也是山丹县的第一家医院。54
  1949年之前，学校经费靠国内外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资助。2/3由工合国际委员会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工合促进委员会调拨捐助。55就连路易·艾黎的母亲克拉拉也为山丹培黎学校倾注所有，她不仅骑车在新西兰各地进行募捐活动，还将她全部的养老金寄给了艾黎，用作山丹培黎学校的日常开支。学生们知道，“在办学最困难的时候，艾校长把母亲的养老金1万多元贴进去了”56。正是有了这么多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和团体的帮助，培黎学校得以维系并长足发展。他们将青春和爱心奉献给了这所学校，在学校发展历程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培黎学校也是一所国际学校。

28．段士谋：《路易·艾黎办学的片段回忆》，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路易·艾黎在甘肃》，第53页。 29．《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16—219页。 30．《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24页。 31．《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26—227页。 32．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霍克的故事》，第70页。 33．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霍克的故事》，第71页。 34．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446页。 35．《中央日报》，1943年6月4日。 36．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9月2日。 37．宋庆龄：《救济战灾儿童》，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1—272页。 38．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39．孟寿增：《工合干部的养成——培黎学校》，《妇女新运》，1948年第8卷第4期，第36页。 40．段士谋：《路易·艾黎办学的片段回忆》，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路易·艾黎在甘肃》，第54页。 41．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鸿雪因缘——宋庆龄与杨孟东夫妇往来书信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42．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10日。 43．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19日。 44．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鸿雪因缘——宋庆龄与杨孟东夫妇往来书信集》，第128页。 45.1946年5月23日路易·艾黎致宋庆龄函，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46．宋庆龄：《中国福利基金会简介》，《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06页。 47．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63页。 48．陈永淦：《从细微处见伟大——回忆宋庆龄主席几件事》，载《回忆宋庆龄》，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515—516页。 49．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50．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来往书信1941—198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页。 51．《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28页。 52．《艾黎自传》，第186页。 53．《艾黎自传》，第181页。 54．《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177页。 55．《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31页。 56．马知口述，屈永志整理：《回忆和艾黎在一起的日子》，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