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路易·艾黎和杰克·史蒂文斯的牧场苦苦支撑了6年，这是伴随着孤寂与奋斗的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经济恶化和失业狂潮。在资本主义经济恐慌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时候，辛勤的劳作未必会有收获，经济的因素并不是路易·艾黎和杰克·史蒂文斯所能控制的。他们眼看着羊毛价格从每磅26便士下跌到2便士，尽管后来回升到了6便士至10便士之间，但一车羊毛的收入甚至还抵不上收购站的费用。加上为县里的工务局干点杂活，如清理道路、修补路面等，艾黎他们还能挣一点点可怜的工资。每个星期，他们自制一些黄油，用邮车运到外面去卖，每磅可以赚10个便士。就算再加上猎杀野猪所获的政府奖金，这些收入还是不够维持牧场正常经营的开销。30于是，他们不得不在1926年11月放弃牧场。回顾在牧场整整6年垦荒创业的生活，路易·艾黎认为自己学到了很多，他说：
  莫瓦蒂亚的生活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它驱散了许多战争中的梦想，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这对我后来大有好处。31
  牧场生活结束后，路易·艾黎回到克赖斯特彻奇与家人团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张旧报纸中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引起了路易·艾黎浓厚的兴趣。在西方世界的想象中，遥远的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内陆帝国，笼罩着某种神秘的东方色彩。这个孔子儒家学说塑造下的道德理想国，充满着东方情调的牧歌田园。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重复着一种轮回循环的历史，慎终追远，安土重迁，代表着古老而凝滞的文明。
  就在路易·艾黎童年阶段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遭遇着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始，中国被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中国所受的屈辱，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也引起了一部分有识之士的警醒，从林则徐、魏源“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然而在不触及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这一切努力根本不能抵御列强对中国的鲸吞蚕食，无法挽救中国衰败的命运。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各岛屿，允许列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11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作为偿付赔款的抵押，海关所收之关税、盐税均由列强控制，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国人逐渐认识到，改良、变法、新政都不是根治顽疾的救世良方，只有推翻君主制度，实行民主自由，中国才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
  路易·艾黎多年以后的中国好友宋庆龄，于1907年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在课堂上，她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不满，认为中国必须实行变革。1911年她在《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写道：“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一直以任人唯亲和弄虚作假为特征。政府的要职都为御用文人、朝廷亲信以及靠‘政治交易’青云直上的人所把持。他们对朝政一窍不通，甚至连一点装模作样的治国本领也不具备。人民悲惨的境况，层出不穷的暴动和起义，是这种选拔‘能干官员’的可耻方法带来的后果。”32在父亲宋耀如给她的信中，宋庆龄不仅能够及时掌握国内的政治形势，也进一步了解了革命领袖孙中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1912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当宋庆龄收到父亲宋耀如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兴奋地高呼：“把龙拽下来！把共和国五色旗挂起来！”她满怀兴奋地为校刊《威斯理安》撰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政论文，盛赞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而“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身上”。33
  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即被窃取，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结为终身伴侣，踏上了为祖国求独立、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征程。在苏联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创建黄埔军校，组建起了自己的革命武装。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成立，誓师北伐，迅速统一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东方的这场革命深深吸引了路易·艾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消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士兵共同组成的一支军队正从广州向武汉进发；英国派遣一艘炮舰去炮击内地的“赤色入侵者”；英国武装部队试图登上长江中一艘被征用的船遭到失败；9月底，报纸的社论文章纷纷议论，说英国等西方国家可能进行干涉，上海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34尽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导并不客观，而且大多不站在同情的一面，但艾黎可以从中获悉中国革命的进展情况，他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日俱增。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新兴的革命力量正在对旧势力进行摧枯拉朽式的全面扫荡。中国在变，这个世界也必须变。到中国去！路易·艾黎脑中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回到家里以后，我宣布决定去中国这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我母亲一如既往地支持我，说这是一件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应该去寻找条新的生活道路。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功立业，我是家里最无成就的一个。那时，1926年的圣诞节要到了，但我觉得自己遭到了很大失败，没心思在家过假期。于是，我决定乘船去澳大利亚，迈开了中国之行的第一步。

30．《艾黎自传》，第29页。 31．宋庆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校刊《威斯理安》1911年11月号；中译文转引自［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李豫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0—73页。 32．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校刊《威斯理安》1912年4月号；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33．《艾黎自传》，第33—34页。 34．《艾黎自传》，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