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49年，随着解放大军向西的推进，山丹解放指日可待，但此时，培黎学校也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经济困难和国民党军队的威胁。
  由于货币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贬值，学校师生们的生活、生产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从山丹寄往新西兰的一封信要花三四百万元，而学校的经费来源也一天比一天艰难。国外汇来的钱必须在香港设法换成金条后再带进广州，然后藏在订购的卡车蓄电池里空运到兰州，在兰州再把金条换成银元装箱，再租用一架美国人的小飞机把这些银元运到山丹，这成了学校当时唯一的钱币来源。由于解放军的逼近，一些地主老财纷纷外逃，他们匆忙抛售的小麦，到是为学校解决了过冬的生活问题。
  越是接近解放，反动派对学校的威胁也越大。马步芳派他的保安3团1000人驻扎在山丹监视学校，他们威胁“要把学校搬到青海去”，并准备了炸药，在必要时炸毁学校的所有机器设备。马家军还拟定名单，计划在撤退前杀害学校的60名师生，其中也包括艾黎。在这种情况下，艾黎保持着镇静，尽一切能力维持好学校秩序。同时也作好应付任何意外的准备。他组织学生把国民党将领张治中1948年视察学校时所写的“山丹培黎学校系国际友人所办，凡我军警不得动用学校一草一木，违者按军法处置”的手迹，重新印刷，贴在学校的里里外外，以制约马家军对学校的破坏。他还组织学生把汽车拆开，将零部件和其它贵重物资掩埋在报废的煤窑巷道中，将50多名年龄较小的学生送到四坝滩农场暂避危险。然后将学校年龄稍大的学生和学校的工友组织起来，拿着棍棒日夜巡逻放哨。
  学校当时还制定了几条纪律：不要轻易上街，不要远离学校，不要和马家军直接接触，以避免惹事给反动派以借口。当时国民党说学校是“红军工厂”，外界也传闻学校能制造枪支、制造子弹和炸药。为了防止坏人捣乱，艾黎索性让学生们将蒸汽机和其它机器全部开动，日夜运转，使汽笛长鸣，让学校所有的电灯彻夜通亮。艾黎还把珍藏多年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照片拿出来给同学们看，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革命的思想，激励他们同反动派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学校还布置师生们在校门口持枪昼夜放哨，其实学校只有5支枪，而其中的4支已无法使用。艾黎和几位外国教师则背着那支唯一能使用的卡宾枪进进出出。
  但国民党军队还是经常以借马车或借卡车等来学校试探。一次，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几个士兵来学校察看，说是要帮助学校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这很快就被师生们识破，予以拒绝。由于学校组织了学生会，师生们团结一致，并与当地群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学校本身就是分散在8公里范围内，一时摸不清底细的马家军竟因此最终未敢轻举妄动。学校终于坚持到了解放军的到来。
  9月21日，山丹解放了，偏僻的县城沸腾了。培黎学校师生组成秧歌队，同当地群众一起，载歌载舞，上街欢迎解放军。不久，解放山丹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军军长黄新廷来到学校，希望借用汽车向西去解放大马营军马场和玉门油矿。艾黎立即组织全校师生把拆掉的汽车装好，从矿井中取出埋藏的汽油，派出14辆卡车和运输组的全体同学去支援解放玉门，另派两辆卡车支援解放大马营。同时，解放军的伤病员也被送到学校医院进行治疗。校办皮革车间还将缝制好的500套皮大衣送给解放军。当学校师生驾驶着红旗飘扬、满载解放军战士的卡车驰骋在茫茫戈壁滩上时，人人都感到一种自豪和骄傲，因为他们也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一份贡献。
  当时任解放军一野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在听取了接管学校的军代表汇报以后，立即在酒泉邀见了艾黎，对艾黎创办培黎学校的业绩和大力支援解放军西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0月，彭德怀在酒泉胜利地完成了和平解放新疆的谈判之后，又派司令部秘书室主任张养吾专程到山丹向艾黎和培黎学校的全体师生表示谢意，同时要求全面了解一下该校的情况。张养吾随即前往山丹培黎学校，转达了彭总的问候。艾黎热情地向他详细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并带他参观学校的工厂、农场、牧场、医院、课堂教学和学生的实习作业，还托他将学校一些重要的资料转呈彭德怀审阅。
  彭德怀在听取了张养吾的详细汇报后，指出：艾黎离开他的祖国新西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落后的中国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联络进步人士，通力合作促进我国工业的发展，艾黎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培黎学校招收贫寒子弟，校训是“创造分析”，这种办学思想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办学路线基本是对的。它的教学内容是现代的工业、农业、牧业和医务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都和社会实际需要相适应。作为校长的艾黎，勤劳朴实，以身作则，与师生一块工作，一块学习，一块劳动，培黎学校的成功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艾黎不仅是一位大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而且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彭德怀还当即给培黎学校写了一个证明信：
  查山丹培黎学校原为救济事业，经校方积极努力已具相当规模，有益于人民事业，对开发西北农业、工业有其贡献。望我驻军及过境部队对该校切实予以保护为要。特此证明。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签名）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
  11月下旬，彭德怀又邀请艾黎到兰州三爱堂一野司令部，亲切会见并设宴招待了他。艾黎也向彭司令员赠送了礼品，其中有培黎学校自制的地毯、椅子垫、玻璃制品、白糖等。
  1950年2月底，第一任中共山丹县委书记白凤梧与艾黎见面，当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时，艾黎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我和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事，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随着县党政机关陆续建立，学校积极派出技术人员和学生，连工带料无偿为他们服务，帮助拉电线，接电灯，安装广播线路。县里遇有急事需要用车，总是随叫随到。机关同志有病，学校医院也是无偿为他们精心治疗。县里开展文艺活动，召开群众大会时的会场布置、照明、组织演出节目，都是以学校师生为主力。
  开始实行土地改革以后，艾黎向白凤梧表示：“你是一县的领导。有关培黎工艺学校购买的土地房屋、农牧场所如果与老百姓发生矛盾，首先要满足老百姓的利益和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
  1952年，全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划归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管理，“工合”国际委员会也宣布结束。不久，山丹培黎学校被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管理局接管，从此学校的办学方向作了调整：不再培训农村小型工业技术人才，而是注重培养石油工业急需的机械、运输、内燃机、电机、焊接等技术工人，同时开设与石油钻探有关的专业。1953年，根据需要，山丹培黎学校的中心机械厂迁到兰州，改建成为一所较现代化的石油技工学校。艾黎则一直是该校的名誉校长。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开办的几年里培养的学生，其中有许多人在解放后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
  回顾山丹培黎学校走过的路程，艾黎深深地感到：山丹的办学实践表明，对青年的教育可以边生产边学习，只要教育方法得当，他们所学到的一般教育科目的内容甚至比在全日制学校中所学到的还要多。最重要的是让这些青年有创造性的工作可做，并参加做这种工作的斗争。这所学校，基本上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是偶尔的结合，或相隔很长时间的结合，而是每日每时都在结合。这种办学是一种尝试，一种实验，它的重要目的，就是在于将新兴的更好的“工合”工作推广到内地广大贫困地区，帮助老百姓提高他们战胜自然界的能力，从而使他们能与不断发展的中国工业化融为一体，同时培养出一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和创造能力的新一代青年。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两年，艾黎有幸几次去北京参加各种活动。首都的巨大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1年新年刚过，艾黎离开山丹坐了3天卡车去兰州，然后转乘飞机去北京，参加解放后“工合”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会议。
  在北京机场，艾黎见到了许多专程来接他的老朋友。在去市区的路上，他就发现，城市的重建工作已在有序进行之中，道路两旁正在植树建成花园。东交民巷使馆区，仍像从前一样整齐干净，“只是再也没有住满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外国士兵的军营了，再也没有穿着满洲靴子的警察站在门口了。”
  他被安排在大牌坊胡同一座小院住下后，很快便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了艾黎对山丹培黎学校的一些设想后，还像十几年前那样鼓励他说：“干吧，把事情办起来。就照这样干下去吧！把那些外国技术人员留下来，你要是有办法，就别让他们走了。”周总理还嘱咐艾黎在北京多住些日子，到四处走走。好好看看新中国的首都。
  全国“工合”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工合”的发展方向，探讨了“工合”经费问题和制定未来的培训规划，以适应国家计划的需要，等等。在北京，艾黎看望了几位老朋友，观看了一些新的话剧、歌剧和电影，购买或翻阅了一些新文学作品。他对中国旧社会正在一天天消失，人民正以新的活力和积极性建设新社会的干劲，特别有感触。他认为：“北京有一种新精神，这种新精神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并每时每刻都在扩大人们对它的理解。”艾黎从内心深处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在北京停留的日子里，有几件事情对艾黎感触颇深。
  一天晚饭后，艾黎沿住所门口的道路散步。不远处传来自行车的相撞声。原来，一个年轻人因骑得太快，与一个解放军战士撞在一起。年轻战士骑的一辆崭新自行车被擦伤，但他非但没有责怪对方，第一句话却是“你碰伤了吗？”并走过去关切地问到，“你的车没坏吗？”那小伙子说，“没事。对不起！”战士又说了声：“没关系。以后要多加小心。”然后，他们相互一笑，便蹬上车各自走了。艾黎心想，这事如果发生在旧社会，那当兵的可不仅仅是大骂了，他还会打人，然后就是招来一大群围观者，直至警察赶来制止。在新社会可真是不一样了，大家对别人都表现出了一种应有的尊重。这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了新中国带给人们的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精神面貌。
  艾黎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就是标志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上决不允许有任何人“骑”在另一些人的头上，人人平等，妇女和儿童的地位被真正提高，少数民族也同样如此。而对于任何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是一位正常的、不带偏见的规矩人，他就会被接受，并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否则，他在新中国就会遭到冷落。”
  喜欢收藏文物是艾黎的一大爱好。一天，他来到位于北京和平门的琉璃厂。这里在明清的时候曾经开过几个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中期，窑厂搬家了，却把名字留了下来。那时，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而这个“琉璃厂”恰恰是在西部的城乡接合部，一些汉族官员就住在附近。由于后来全国各地的会馆纷纷来此建馆。官员、赶考的举子常聚集此处，逐渐，各地的书商、文物贩子也纷纷来这里设摊、建室、出售大量藏书和文物。繁华的市井，便利的条件，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使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人文荟萃的文化街市。
  在一个书摊，艾黎发现了一本题为《工厂安全》的连环画册。这是一本宣传如何注意工厂安全，图文并茂，简单易读的小册子。它使艾黎想起了自己20年代初到上海时，在工部局做工厂督察时整日与工厂安全打交道的一段经历。那时，他几乎跑遍了上海租界区所有的工厂，看到那些简陋的厂房和危险的生产条件，而资本家只注重生产和利润，哪管工人们的死活。但对于这些，艾黎当时也无能为力。如今中国步入新社会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是需要认真广泛的宣传工厂安全知识，提高全体社会公民的安全意识，保护工人们的生命安全。艾黎认为，这本小册子设计得很好，大小正好能放进口袋里，而且很便宜，他便将它买了下来。
  事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用他自己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公共租界任工厂督察所遇到的事例，来说明作安全检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有一天一个工厂的小学徒在楼顶乘凉时，把尿撒在高压线上引起触电死亡。由此他认为对工人，特别是新工人的安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应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这封信很快便由国家劳动部部长李立三批转给劳动保护司认真执行。艾黎的这一建议对新中国随后开展的安全技术普及教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北京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艾黎的居留证就要到期了。一天他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希望能将居留期限延长一个月。外事处在后院，当他穿过庭院时，看到几位民警正和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在院中植树。后院传来一阵阵鼓掌声，艾黎走过去，发现那里正在召开一个妇女会议，其中很多年轻妈妈还带着自己的孩子。有人告诉艾黎：“这里一些不是民警的同志，都是自愿来尽义务的，他们每天都来工作，这里更像一个群众活动中心。”
  看到这些，又使艾黎回想到旧社会国民党的地方警察局：“那可是一个乌七八糟的地方，警察和地方上的歹徒勾结在一起，为自己谋取私利。普通警察在有钱人面前毫无权威。只要你有足够的钞票，甚至可以踢警察一脚，而不受到惩罚。”
  总之，在北京每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引起艾黎一段对往事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