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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是我国方志的萌芽阶段。经过先秦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出现了与定型方志风貌相近的全国区域性总志和郡国之书、地理书、都邑簿等地理杂著，以及一些地方史书和图经。其中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和《畿服经》等被后世志家称为方志之祖。尤其是东晋常環所撰《华阳国志》，因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初具后世方志的规制，被学者看成是最古的方志。①酒泉市最早具有地方志性质的著作是刘昞的《敦煌实录》。刘昞，字延明，敦煌人，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一位大儒。曾经隐居于酒泉，从事讲学和著述，远近从其受业者，多达数百人。生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大重视。他病逝后，太保崔光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奏称:“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魏书•刘昞传》还记载刘昞一生“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宋书》卷98《大且渠蒙逊传》又记蒙逊死于宋元嘉十年(433)，第三子酒泉太守茂虔袭位。十四年，表献方物，馈赠《十三州志》10卷、《敦煌实录》10卷、《凉书》10卷。可见当时的北凉政权是把《敦煌实录》等著作作为河西文化的典范作品献于南朝刘宋政权的。
  《敦煌实录》一书精确成书年代不详，最迟成于元嘉十四年(437)。［1］其内容，诸书均无详细记载。汪受宽称此书与唐代实录“从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是中国实录的源头。[2]对于这种说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早已有所否定[3]。岳纯之则根据《敦煌实录》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的归类，及现存辑佚本19条内容，称《敦煌实录》是一部敦煌地区的郡国之书，主要记载了敦煌地区的历史与人物。［4］张维《陇右方志录》亦有著录：“此书《隋志》、《通志》均入《霸史》，《旧唐志》入《杂传》。今考《太平御览》所引，皆人物、故事，亦州郡传记书也。故录于此。”［5］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也说《敦煌实录》内容“该博”，可以和《华阳国志》并美。而《华阳国志》向来被学者视为综合性地方史志，是方志萌芽时期的雏形。［6］这也就是说，《敦煌实录》是敦煌地区的一部早期方志。
  对于刘昞及其《敦煌实录》的学术贡献，刘知几在《史通》中曾多次论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杂述篇》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7］《杂说下篇》又说:“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刘昞载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8］《敦煌实录》久已散佚，至清嘉庆年间，武威学者张澍从《太平御览》等史籍中辑岀19条，又据《汉》、《魏》、《晋书》及《十六国春秋》、《魏书》、《隋》、《唐》、《五代》诸史，补若干人（共120人），成《续敦煌实录》五卷，将所辑《敦煌实录》单列一卷，置于卷首。王重民先生评价《续敦煌实录》说:“敦煌为西域之孔道，自与西域交通以来，人文渐盛，世家大族，颇有显于两汉三国之世者。逮晋室南迁，六朝递壇，五凉三秦，建国西夏，诸世族之贤者，或仕中朝，或佐霸主，惜载记丧失，多不可考。介侯是书，征引博洽，言敦煌人物者，宜莫先于是矣。”[9]1985年，西北师范大学李鼎文教授将《续敦煌实录》校点后交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鼎文在整理过程中，除一般古籍整理的校勘、断句、标点之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为此书所征引的屠本《十六国春秋》逐条找出它所根据的原书，并录出原文;一是为张氏的按语订正错误。[10]这些工作为以后研究《敦煌实录》和《续敦煌实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敦煌实录》之外，还有一部《敦煌耆旧记》，大约也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后汉书•郡国志》“敦煌郡”注引《耆旧记》:“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11]《陇右方志录》误作《耆旧传》。

①清谢启昆称:“晋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实为后世方志之祖。”（《广西通志•叙例》）清洪亮吉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新修澄城县志序》，见清乾隆《澄城县志》卷二十，序录十八）清廖寅曰：“唐已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辅黄图》及晋常璩《华阳国志》最古。”（校刊《华阳国志》序）近人傅振伦言：“《越绝》、《华阳》二书，皆为方志之类，率述一地偏霸历史沿革，及掌故、风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为地方志之所自昉。”（《中国方志学通论》章十二，《越绝书》与《华阳国志》）李泰棻说:“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第一章，概论）范文澜亦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246页） [1]钱茂伟.中国实录体起源及发展特点述论[J].史学史研究，2004，（2）[2]汪受宽.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J].史学史研究，1996，（3）[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0.[4] 岳纯之.也说敦煌实录[A].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附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张维.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118.[6]黄燕生.中国历代方志概述[A].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M].合肥:黄山书社，1988.[7]刘知几.史通•杂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5册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刘知几.史通•杂说[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5册1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王重民.阅张介侯先生遗稿记[A].张澍辑，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31.原载《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合刊，1940年5月11日出版.[10]李鼎文.校点说明[A].张澍辑，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1]范晔.后汉书卷33[M].影印本二十五史[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