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李先念同志，因长期患病，于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李先念生于1909年6月23日，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他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参加了反三次”会剿”的战斗。1929年底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坡（黄）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率领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1932年7月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恶战中，重创敌军。同年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他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负责指挥西线部队抗击四路敌军。当反围攻作战转人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率部在黄猫垭地区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民江地区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8月与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指挥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4000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40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行军20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1937年底返回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38年1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1939年初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中旬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使支队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1939年1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在错综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他紧紧抓住民族矛盾，正确处理抗日、反顽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1940年5月，当日军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时，他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共1.5万余人。12月，他抓住战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20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1942年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1943年1月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12月，他从对日军224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200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1944年指挥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之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10月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1945年10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1946年1月为争取国内和平，率部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大智大勇统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1947年5月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7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1月抵达河南光山，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949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剿匪反霸、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1952年2月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与王任重一起正确处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3年1月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10月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主张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保包括156项在内的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以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他还建议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央管得过多、过细的作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56年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957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1958年批判反冒进时受到了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提出了六条具体调整措施，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6条措施。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962年4月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8年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迫“休息”。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7年，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1979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他坚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根据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倡导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鼓励他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他指导全国政协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强与各国人民和团体的友好往来。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 李先念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1992年7月2日10时15分，一架银鹰从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机场腾空而起。李先念同志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在高空中，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的部分骨灰，撒在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上，完成了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个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