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第一节 衣食住行
  一、服饰
  群众衣料向以棉布为主，兼用毛褐和羊皮；老羊皮袄，羔羊皮裘，是当地特产。1955年以后，由于纺织工业产品占领市场，衣料均用棉布，褐衣消失。1967年，始用化学纤维作衣料。1980年以后，化纤布料普遍使用。衣服色调，男子和中老年妇女，以青、蓝、灰色为主，青年妇女大都穿红、绿、紫等元色和花色；男女衬衣多白色、灰色、花色。
  便衣有大襟袄、褂，下及臀部，棉称主袄（读yao吆），单叫汗褂；男近身穿背心，亦称“满腰转”或“裹肚夹夹”。裤子均大腰大裆（有时外穿套裤）用青色或花色布带紧扎裤脚口。贫富衣着，有衣料质地之别，无式样之异。1960年左右，男女普遍穿小腰裤。对襟单褂。
  礼服民国初，沿用清末礼服，男服为下及双膝的大褂子。八年（1919）改为下达股间的马褂子套长袍，老人时有长袍套穿背心的。女服仍为下达股间的袄（读ao媪媪）儿；结婚时，上穿“花衣”，即绣花对襟大褂子，下着百褶裙或绣花裙。十三年（1914），党政官员穿中山服。二十年（1931），青年妇女穿袖口、领、襟边滚沿线辫的宽袖短袄和宽裤腿大裆裤，间有穿黑色套裙或旗袍的。二十二年（1933），永昌始有1台缝纫机，给公务人员、学生做制服。二十五年（1936），穿中山服的居多，长袍渐少，且多不套马褂、背心。妇女多穿旗袍或窄袖短袄，裤腿变窄。但贫苦群众，一直穿土布便衣，称“短褡儿”。1960年以后，男穿中山服和军学服，女穿西式服，色趋浅淡。1980年以来，衣服已商品化、多样化。干部职工穿西服渐多，男女青年大都穿多色调多款式的服装，尤以开襟翻领、多兜的“夹克”式居多。“喇叭裤”曾时兴一时，仍穿小腰长筒裤。暑伏天，女性多穿裙子。
  鞋帽、发型、首饰民国初年，官吏仍用清朝的“顶帽子”、靴子和“幅盖儿”鞋。群众中的富有者戴缎料“瓜皮帽”和“德国盔”棉帽；劳苦群众戴“牛吃水”大毡帽或圆毡帽。十三年（1924）以后，上层人士戴大礼帽，“火车头”棉皮帽；中老年妇女头缠青丝“首帕”或“老道帽”；富有者的青年妇女讲究首饰，结婚时，全套银首饰重达七、八两，一般民众不分老少，均带耳坠、戒指。男青年亦有带戒指的。商品鞋，有“大加工”、“毛猴儿”。穷人多穿“水皮窝子”。但一般群众的鞋袜以自做为主，男鞋有“双脸四平鞋”，单脸“鸡窝窝”、“白马分鬃”布袜；女鞋有“压眉儿鞋”、“花绣鞋”等。二十年（1931）以后，中青年妇女放脚，由木底高跟鞋改穿平底绣花鞋，始有“洋袜子”。二十五年（1936）以后，青年学生多戴军帽，称“熨斗帽”，商店始售男女皮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男女老少，干部群众，均戴“学生帽”，公务人员多不留须，妇女不戴首饰，不涂脂粉。1955年以后，女青年开始包花色头巾，穿商品鞋袜的渐多；东、西乡农牧民仍有戴“牛吃水”帽，穿“水皮鞋”的。1975年以后，城市男女青年多不戴帽子，不包头巾。1980年以后，城乡女青年又兴戴耳坠、涂脂粉，普遍穿高跟鞋。
  民国初年，政府禁止男子蓄发。十四年（1925），强制男子剪发辫。十七年（1928）以后，男子多光头，但许多老人的头顶上仍留一小片头发，梳一小发辫，盘塞在帽子里，不敢露出。二十年（1931）以后，男青年始留短发，叫“分头”，女学生和个别女青年，剪去长发辫，留及领缘的短散发，叫“二道毛”。1950年以后，男子普遍留“分头，成年妇女改盘发（俗叫“撑撑子”）为“二道毛”，女青年改长单发辫为短双辫。从此，单从女青年的发型上已看不出已婚未婚。1980年以后，男青年始留长发，但公众看不惯。女青年多改双发辫为短散发。1985年，农村女青年开始模仿城市女性渐兴烫发，中小学女学生留短发，只扎小辫，或单或双，或偏或正，叫“刷刷头”。
  二、饮食
  永昌民间一日三餐，以面食为主，黄、小米次之，洋芋亦粮亦菜。1970年以后，原多吃小米的朱王堡，水源和六坝公社的八、九坝，多吃大麦珍子、（大麦去粗皮碾磨一、两遍，亦有莜麦青稞珍子）。多吃黄米的双湾、水源、朱王堡公社和多吃伙禾面（即青稞、豌、扁豆等杂粮面的简称）的北海子、焦家庄、新城子、红山窑、东寨、南坝、河西堡、宁远堡等公社，均以小麦面为主。民国时，富有人家吃饭调韭菜、白菜、小葱、萝卜、茄子、辣椒等，靠盐腌白菜过冬；贫困人家，多以野菜充饥。1980年以后，普通每饭必调菜炝油。
  家常饭分饭和馍。饭以面米为主，每饭必调盐。面饭一般讲究咸、酸、辣适度。面饭的做法以擀切与饧拉揪为主。吃法分干拌和连汤。1976年以后，吃干拌面的多了。有时亦吃“拌面汤”、“杂面搅团”、“珍子稠饭”、“黄米干饭”、“白面焐卜拉”等。馍有蒸、烙、炉、烧、油炸几种，均用发面（即发酵的面团），蒸馍如再加食油等佐料，可以做出各种式样和味道的面食。吃馍要喝茶水和汤。如米汤、洋芋丝酸汤，冬天多喝荤油（动物油脂）焙面茶。来客人，先用清茶和馍招待。炒熟的小麦和青稞等杂粮磨成的“炒面”，是沿山农牧民传统的夏季干粮。
  待客饭饭中加肉，馍里卷油，改变做法和花样，即为待客饭。如遇子女订婚，生孩满月，构建新房，开张营业，远客来家等小喜庆和贫困人家办婚事，在吃饭的同时，再上两盘和四盘肉炒菜或火锅子。1980年以后，待客饭菜，更趋丰盛。
  宴席旧志载：“永人家无巨富，而事挥霍，贵口贱体，卒岁无褐，而嗜酒肉，爨且屡虚”。时至近代，官绅富商，对宴席菜肴，尤为讲究。清末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宴席菜肴，以羊猪鸡肉制做的咸辛荤食为主，不用牛肉，辅之以米薯蔬菜等素菜甜食。一桌用肉7至10斤，这一时期，流行的一般宴席叫“甜水一道饭”。席散前，主东散发麻纸，让客人收点饼食和肉菜，叫“收筵帨”，向有“家有千贯，筵帨稀罕”的谚语。抗日战争时期，一般宴席叫“八大件”，多用圆桌大盘，每桌10座，首先上8碟凉菜，中间上8大盘，最后是4大碗菜，如加换几样名贵菜肴，就分别称“鸡肘一道饭”，“海菜头”，“包饺席”等。任何宴席，上第一道菜后均由主人向客人敬酒，并留下酒壶，频劝客人猜拳畅饮，务期酒足饭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倡勤俭，不摆宴席。民间用“待客饭”办喜事。机关过节集体吃大烩菜叫“会餐”。菜以猪、羊肉为主，1965年前后，民间办喜事摆宴席，略同“八大件”。政府虽一贯提倡俭省节约，但群众中遇红白事摆酒席的颇多，请客多至数百人。1976年以后酒席菜肴不断升格，猪、羊、牛、鸡、鱼五肉俱全。城市待客有不少人家做海菜头的宴席。
  市场饭菜清末至民国二十五年，早点有醪酒扑鸡蛋、扁豆米汤泡油馓子、羊头汤泡蒸馍、汤揪面、油饼卷糕、油糕等。冷饮有甜醅子，冷食有酿面皮、凉粉皮，青粉鱼儿、凉丢面等。热饭菜有臊子面、大卤面、包子、羊肉揪片子、羊肉窝窝饭、水炸油煎羊血发肠、暴炒猪羊下水等。饼食有油炸麻花、干面锅盔、发面锅盔、酥馍、蒸馍、“清真”油饷、“清真”糖酥饼、“清真”烧圪垯等。除饼坊外，各种饮食，均独家经营。民国二十五年前县城只有两家饭馆，专包做酒席，不零卖饭菜。抗日战争时期，有几家冀、鲁等省的人经营食堂、香肠腊肉馆、点心铺等。内地的烹调技艺和饭菜花样更多的传入永昌。
  1949年以后，市场熟食业一度繁荣。1954年，个体熟食业户，合并于集体食堂，熟食品种和销量大量增加。1958年县设食品加工厂，生产糕点饼食达10余种。1979年10月开放农贸市场后，公私饮食业空前繁荣，如酿面皮摊18家，比1950年前增加6倍。传统小吃恢复，且增加了许多新品种，如食品加工厂生产面包、饼干、蛋糕、糖酥饼、桃酥等饼食糕点20多种。食堂里面食有油条、大米饭、饧面拉条子、炒面片、烩面片、凉面、牛肉扯面、肉丝面等；熟肉有卤猪肉、卤鸡、酱牛肉、清汤羊肉、清汤牛肉等；各种炒菜名称有50多种。1980年以后，啤酒等冷饮开始到农村销售。
  风味小吃永昌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利用当地原料，创造出了许多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远近闻名。如双湾的发面蒸饼，城郊的油炸糖花子、烹羊羔肉、手抓黄焖羊肉，清河的油果子，西河的青稞面鸡肠子等等。其作法和特点例举如下：
  糖花子，城郊，东西乡和北乡群众擅长此艺。其作法是一斤红白糖溶于五两水中，置文火上，水开前，撒搅上加红曲末的粗麦面，软硬度以插入筷子不倒为宜，晾冷后擀成约6毫米厚的糖面饼，夹入已擀好的两片白面饼中，切成宽约6厘米，长约9厘米的长方形，中间再切通三裂缝，用手翻套成图案花状，即下油锅缓煎，糖面饼遇热后即均匀地粘贴在上下面饼上，整个糖花黄中露红、酥脆香甜，是逢年过节的头等饼食。
  饧面拉条子，作法是用适度的盐水和成面团，反复揉揣，捋成手腕粗的长面条，再切成大指粗的小剂子，涂点食油，码入盆内盖严，以免面皴，等发软后，取出小面剂稍扯长，放案板上用手掌按呈扁平，两手捉起面条的两头，伸臂向外扯拉，达到一定的细度时，丢入开水锅煮熟，捞出，拌上醋、辣椒、蒜泥、芥末等即可食用。如将小面剂子拉长不按成扁平，捏接两头，用两手合掌边搓边让，搓到粗如童鸡肠时，下入锅内，叫“饧面鸡肠子”，佐料同上。
  中秋月饼，讲究花色香味。其作法先用绿色的香豆叶粉末和食油卷入面饼中作底，象花的萼片，再用紫红色的玫瑰花、黄色的灯盏花或姜黄等粉末，照底做成各色.大小不等的五块面饼，由大到小，从下而上地叠落在月饼底上，再把面饼的边缘剪成均匀的指状面条，将里面的颜色翻转向外，如花瓣，然后在上面盖一层薄面饼，以不盖住花瓣为宜。上面再画上各式花纹，蒸熟即可。
  烹羊羔肉，是城郊沿山各乡镇和北乡群众的拿手佳肴。其作法是将体重10至20斤的羊羔宰杀，去皮和内脏后削成小块，先用食油半斤暴炒，等肉色变白时调上佐料，再等本身水炒干后添水，水开后在文火上慢煮到肉烂不脱骨、水少不糊锅时，即下锅上盘宴客，肉嫩味鲜，绝无膻味，驰名远近。另一作法是，待添入肉锅的水烧开后，舀出煮肉水合一定数量麦面，擀成面饼，上抹食油，撒上葱花面粉，卷起，切成核桃大小的卷子，码放在肉的上面，封锅煎煮，待肉面均熟开锅食用，叫羊羔肉掂卷子。
  油果子，是城郊和清河、双湾地区的一种面点，有笏板形和猪头梨形两种，做法相同，都具有黄亮暄松、味香不腻的特点，是待客的上等饼食。其作法：将发好的面团，捋成宽约8厘米、厚近3厘米的面剂子，切成长方形，置温暖处，用麻纸下衬上盖，以防面皴，待面刚发，即下入油锅，文火缓煎，以皮黄熟透为宜。或将发面切成正方形，再用手揉成圆形，上割小口，置热处饧发，下锅后，遇热油面发，小圆顶冒起，刀痕裂开如花，全形上小下大如猪头梨。
  三、庄房
  永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堡寨庄，外筑高围墙，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内修房院。堡寨较大，开一门或二门，内通街道，照街道安排院落，内住居民数户或数十户，多至百余户。庄较小，多为一家一庄。堡寨多为明代建筑。庄多筑于明、清和民国时期，围墙夯土板筑，厚约2米，高约10米，墙头留有约1.5米宽的转台，外缘筑高约2米的裙墙，间开枪眼，也有不留转台的，墙头如棱状，庄门用厚木板做两三重门扇，上修门楼，围墙四边或四角筑碉墩，其墙头留有垛口枪眼，庄墙外约50米处的一面或三面或四面筑较矮的围墙。庄门对面偏左或偏右置起脊大门。所不同者明代庄墙多为里外两层，而民国时庄墙的高度，已不受高过11米城墙的禁限。
  庄内修盖一院或二院土木结构的房屋，其布局，在上面为三间上房。又叫堂屋，供祖先神主和佛道神像，作祭祀的场所。两侧面为三间或五间厦房，大者叫“书房”，小者叫“厢房”。堂屋对面为“倒座”，庄门正中开者为左右各1间，偏开者为三间。明代的房屋多为一院式。清和民国时期，较大的庄子可在中间修“过庭”三间，即将全部房屋分隔为里外两院。房屋木架结构筑泥墙，木条格窗，纸糊，房檐出廊，堂屋起脊，一般不铺砖瓦，明清两代的民房，间架高大。上房厦房均安顶牵格扇门。上房两边间安圆窗或窗扇。厦房安长方格窗，明代厦房两边间的窗子多安于前檐柱间。中间的格扇门爽入檐内牵下，俗叫“爽堂子”房屋，上房彩枋一般为3层，在边头刻些简单的图案画，耳墙的马头象鼻的砖刻比较精细，砖基脚多为3层。民国时期，房屋矮小。上房中间安顶牵格扇门，彩枋和基脚已不受家庭身份的禁限。彩枋真三假五或真五假七。砖基脚3至5层，也有7层的，窗格多样。经济中等的人家，一般居住在5米多高的院墙内的不起脊，不出廊，无彩枋，无基脚“腰五满三窗”、“一块玉”门扇，薄泥墙装修的“齐头房屋”。多数生活贫困的民众，自已无房，辈辈借住别人房子，或自己修盖“牛肋巴”窗子土房，既小且暗。堡寨庄院修建，均请道士阴阳选择吉地吉向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住房见城乡建设卷）。
  室内的家具设施清朝至民国时期，富裕人家内有方桌、琴桌、茶几桌、帐桌、椅、橙、带柜大箱，炕桌、炕柜、衣架、面柜、罗汉床等。民国二十五年（1936）后，时兴躺椅和扁箱。贫困人家多无家具或只有简单的小桌小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农民群众多沿用旧俗。1962年后始添制旧式家具。1972年后，制做新式家具的风气，由城市逐渐传入农村。1980年以后，农民家庭大都请江、浙等外地木匠做几样款式新颖，造型精巧，漆色浅淡的大、小立柜、高低柜、三屉单柜桌、写字台、靠背椅、八仙桌、沙发和床等新家具。1985年后，城乡人家，开始有了组合式家具。
  四、旅行
  清末民初，县官坐轿，富人骑马，一般人骑驴，穷人步行。民国八年（1919）废止坐轿，官绅皆坐轿车子或骑骡马，一般平民虽无自己的骡马可骑，但大都娴于骑术，就连妇女儿童也多能骑马奔驰。民国十八年（1929）朱王堡刘正沟王某买来一辆自行车，是永昌最先看到的自行车。抗日战争时期，全县有自行车两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机关开始用自行车传递信件。1965年前后，城乡间行旅多骑自行车。据1984年调查：农村户均有自行车1辆，共约4.2万多辆，并有了摩托车、汽车。近行多骑自行车，远行多坐汽车。
  第二节 生育 婚嫁 殡葬
  一、生育
  妇女怀孕期间，给以饮食和劳动照顾，预防感冒；有病就医，须先说明“有孕”。忌参加婚、丧事，并及早约请接生的“老娘婆”。孕妇临产时拆去炕上毡席，辅上炕灰或细沙，放条旧被子，请老娘婆接生；婴儿出生后，做断脐、去污、包裹等工作，将胎衣深埋于炕沿下或门背后。产后第三天，“月房”里扫除干净，献上面蒸桃儿，由老娘婆用温花椒水或艾草水，擦洗婴儿的周身，叫“洗三”。再用艾卷灸脐部，然后穿上小衣，厚谢老娘婆。头胎“洗三”比较隆重，请产妇的父母或哥嫂来参加，娘家亦给老娘婆送礼，产妇的住房门口贴一红纸条或挂一块红布，叫“忌门”；除家中常出入的人，生人不得入月房，叫“忌踩”；分娩后，产妇不出月房门，叫“坐月”。坐月期间，产妇喝小米汤，忌食肉蛋或冰冷酸辣食物。亲友邻居送食物慰问，叫“送奶”。一月产妇始出月房，可在院内自由往来，开始吃面食肉蛋等。头胎“坐月”，要求严格，以后胎次渐多，产妇年龄渐长，讲究逐渐淡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开始推行新法接生，如改产妇跪着生为仰卧生，改铺灰沙为铺油布麻纸，改长断脐为短断脐，改不消毒为三消毒。1962年以后，部分干部家属，城镇居民，住医院生孩子的渐多，以后，农村妇女也有住医院生孩子的。1985年，全县住院生孩子的达358人次，占当年出生婴儿的34.7％。婴儿出生一月，备饭菜请客，同时将饭菜遍送邻家，邻家必回送钱币或鸡蛋等，表示庆贺。106天，过“百禄”；一周岁“过生日”，仪式皆同“做满月”。切忌当面说孩子胖或瘦；抱孩子，忌说重。儿童每年均过生日，但不如一周岁隆重；青壮年的生日更为淡漠。60岁以后，有些子女把父母的生日当寿辰祝贺。婴儿乳名亦称“小名”。小名有按生理特征的，如“六斤、“仓仓”、“双旋”、“禄禄”等；有按年干节日的，如“正月子”、“丙寅子”等；有寄托吉庆平安愿望的，如“福寿”、“拴拴”、“观音保”等；有希望及早得子女的如先生不成，再生就叫“庚牢子”、“踏住子”等；有希望早生男孩的，如多生女孩的，再生叫“招弟子”、“跟男子”等；也有纪念老人寿辰的，如爷爷72岁时生的孙子就叫“七十二”等；还有按排行叫“三成”或“四德”的，等等。孩子上学时，再取“学名、，也叫“大名字”。1949年后，给新生儿取乳名，明显排除了封建迷信色彩，孩子乳名，大都带有爱祖国、爱和平、望子成才等意愿。
  二、婚姻嫁娶
  永昌汉族群众，历来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也有个别娶妾的。明清以来，基本上沿用宋代“朱礼”婚俗，直至民国时期，没有大的改变。男女15岁左右，开始议婚订婚，17、18岁即可结婚。求婚须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父母同意后，取得女方庚贴，按男女的生辰八字“合婚”后，约定吉日，由媒人带领婿男，持双方庚贴合成的“婚书”一式二份及衣料、首饰、“合久”（方言，重约2至3斤的大馒头）、肉方、钱币等礼物去女家。叫“押婚”。女方接受礼物，亦赠未婚婿礼物。以后每逢中秋节，男家去女家送月饼。结婚的当年春节，男家必去女家拜年。结婚前，先征得女家同意，再选吉日叫“择令月”，给女家送钱币、衣料、首饰等称“过礼”，并正式告知结婚日期。女方的亲戚为即将出嫁的姑娘饯行。婚礼日女方亲友送衣物贺禧，叫“添箱礼”；未婚婿、媒人、男女亲友各二人去女家娶亲。女方招待后，迎亲到男家；娶亲车来去不走同路。由娘家哥将新娘抱到堂前。与新郎同拜天地、拜双亲。拜堂桌上摆着香烛和插着秤杆的“宝斗”，象征着“三媒六证结良缘”。赞礼的道士，用秤杆挑去新娘的“盖头”，新夫妇第一次见面。新郎端起“宝斗”同怀抱内装核桃、枣儿、口扎筷子红布铜镜“宝瓶”的新娘，依次走过沙毡（山羊毛毡）、红毡，跨过备着马鞍的门坎，扶起倒置的油瓶，步入洞房，同饮“交杯酒”。尔后，帮忙者将插着三支箭，画着狮子头的筛子形的“冲天虎”，从新娘坐过的轿车上摘下来再挂到“新房”门上，说能避邪。在迎亲同时，女方亲戚来作客，男方家设酒席招待一至两天，其间，摆出嫁妆，让亲友们观赏新娘的针黹工艺。初婚的头一、两天晚上，村里男青年齐集洞房，让新夫妇合做相互亲昵的动作，合说诙谐的酒令，叫“闹房”又叫“穰床”。次日清晨，小叔端两杯红枣甜茶，叫开“新房”门，递给新哥嫂，叫“踩门”。新郎去新娘家回拜，叫“回亲”。新娘家用五味水饺招待，让新女婿品尝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新娘绞（拔）去面部汗毛，叫“开脸”，改长发辫为发结，叫“■头”。梳洗打扮，脱去“花衣”，穿上时装，表示已成了媳妇。第四天，新夫妇同去娘家回拜，叫“回门”。当天回来，新娘下厨房做长面，叫“试刀面”让公婆品尝。结婚刚满半月，新娘再去娘家住上十余天，叫“站对月”。次年，新娘必须于正月十五日和五月初五日前，站娘家，叫“躲灯”和“躲端五”。民国二十五年（1936）以后，婚事有所简化，不硬性合婚，不严择令月。城市开始结婚典礼形式。1952年宣传和推行新婚姻法，至七十年代，城市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已很普遍。在农村，定婚先由亲友介绍，女方及父母许可后，介绍人同男青年去女家直接见面，待男女青年完全同意，父母再表态。男女青年互换信物，即商定日期，男方备办现金和衣料等礼物送女家，叫“订婚”。从此，男女双方互相来往。举行结婚仪式前，男女同去乡镇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书。男方准备衣料现金等礼物去女家“送婚礼”，并商订结婚日期。婚日，男方派车数辆，新郎、介绍人和男女亲宾2人到女家迎接新娘，女家招待后，新娘同亲友坐车到男家，鸣炮迎入，举行结婚典礼，新夫妇向双方长辈和来宾鞠躬敬礼后，入洞房，再招待来宾，席散将亲友送回。当晚闹房。1980年以后，出现了男到女家的新婚娶形式。农村中索要婚礼的现象还较普遍。
  清末以前，妇女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夫死不能再嫁，在民国时期，寡妇改嫁受到多方面的责难，由于婆家重索财礼等，出现了“抢寡妇”的恶习。民国十八年（1929）以后，寡妇改嫁逐渐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寡妇再嫁也视为喜事。同时彻底废弃了“童养媳”的习俗。
  三、殡葬
  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与清朝同，汉族全行土葬，墓地请阴阳选看，棺材以柏木为上，松木次之，贫困人家只能用杨木等拼凑成棺，个别无力买棺者，卷草席掩埋，忌用柳木做棺。棺用大红色油刷，士绅家讲究画着龙形虎抓贴金的“鸱虎”棺材。如有子孙先死者，用土块泥锢其棺于墓地附近，待将来老人死后同时埋葬，俗叫“寄坟”。丧葬礼俗烦琐，封建迷信色彩浓厚，有钱人作儒释道三合一的葬礼，尤以请道士做纸幡、俑、设坛念经的最普遍。
  病人弥留之际，亲友带着食物来看望。死前，穿上红布里的“老衣”，“老衣”用丝绵布料，忌用皮毛。死后，有钱人家在死者口内放一银质或玉制首饰等物，四肢平展，仰面停放在床板上，用一根红线绳绊着双脚，用棉花盖着面孔，尸体下横放三股麻束，以便搬动，头前献一只鸡和顶插红枣的尖碗半生米粥，叫“祷头饭”。又请道士来念经，叫“开路”，然后将死者移入上房或其他空闲屋里，再准备悼念殡葬（唯有西乡的赵家，仍保留着五百年前蒙古族的古俗，人死不“开路”，不烧“黄昏纸”，不在门外哭，不做纸俑，只将死者从“七星面灯”上抬过停放于上房，再行殡葬）。死者的亲生子女叫“孝子”，穿白色孝衫，不戴帽，头顶长白布，肩搭长麻辫，手拄“丧杖”，去请亲友长辈，叫“报丧”。并出示讣告，告知死者生年、死因、逝时和殡期。每天黎明和黄昏，全家哭啼去门外烧纸钱，叫“烧黄昏纸”。第三天，亲戚来吊丧，献面蒸“花顶桃”。第七天请道士来做“首七”，念经后，孝子头顶的白布改做孝帽，收起麻辫缠于腰间，叫“成服”。并请老舅家人来亲视入殓，钉住棺盖，叫“掩棺”。到追吊前一日，房院门楹贴白纸对联，挂起五色彩纸做的“魂幡”，搬出纸糊的车、马、童男女、夯夫等“纸货”，道士设坛念经，替死者忏悔。孝子跪大门外迎“上奠”的亲友，给甥、婿、侄等晚辈戴孝帽，叫“赐孝”。“上奠”祭品多为面蒸馒头。除“馒头”外再加宰杀的羊只和各式各样面做的祭花叫“全祭”。亲友也有送挽幛挽联的，富有人家请塾师先生作礼宾，吹鼓手作乐师，赞行三献礼，叫“家祭”。午后，全家老少和亲友，乡党依次跪灵堂，将茶、酒、糕点糖果、饼食等徐徐装入一小口瓷质的“食瓶”内，叫“辞灵”。当天晚上，道士做最后一次道场，叫“放施舍，”焚烧纸货，浇奠汤饭饼食，说是施食孤魂野鬼。次日清晨，便抬扶起灵柩，由魂幡导前，孝子怀抱着上书死者名讳的“神主”，肩拖一疋白布于棺后叫“拖灵”，到坟地葬埋，第三天再用土堆好坟丘，叫“撺三”。死了老人一般在“首七”（七天）、“三七”（二十一天）、“七尽”（四十九天）、“百日”和“头周年”都请道士念经。“百日”或“头周年”释服，也叫做“除服”，俗称“抹孝”。民国二十五年（1936）以后，略有简化，一般到“七尽、或“百日”即抹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提倡破旧立新，丧葬礼俗，大为简化。做纸货、行道场、三献礼等被废弃，孝子只穿白鞋，戴孝帽，腰系麻辫，但乡亲吊奠和安葬方式，仍依旧俗。1958年秋，曾一度提倡土法火葬。1960年后，干部职工和部分群众开始臂带青纱，标一白色“孝”字，逐渐兴送“花圈”，用死者的照片代替了“神主”。放哀乐，有些人家举行追悼仪式。1985年2月，金昌市殡仪馆落成立，政府再度提倡火葬，先从国家于部职工中推行，截止年底，共火化尸体108具；其中干部65人，群众43人（外籍人90人，本地人18人）。此后，人死用火葬者渐多。
  第三节 岁时节令庙会和其他
  一、岁时节令
  传统的岁时节令，在永昌大都保留到现在。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日历称“元旦”，俗叫“过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宣布启用《太阳历》，并同时使用农历，只把岁首改称“旧年”或“阴历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法”，将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民国时春节的活动：腊月三十日夜半开始，家家放鞭炮，“接神”，并献灶山、灶卷、牛鼻子等，焚香，化“灶祃”，鸣钟击磬。初一黎明前，具香表、供仰到庄外指定的方位，鸣炮焚香，“迎喜神”，亦称“初行”。回来后焚香祭神，晚辈依次向自家和邻家长辈拜年。下午，家家吃水饺。初二日，青少年或排练秧歌，或去外村亲友家拜年。各家均以年食待客，给小孩“压岁钱”。商号、官绅由学徒或子弟向亲友送“拜贴“或名片”，代为拜年。初五日早晨仍具香供，到门外放炮送神，焚化“长钱”，全家共桌吃“喜供仰”。下午共吃好饭菜，称“赛福”，这一日亦称“开市”。初一日妇女不出门，忌哭声，忌点火出入，忌白天扫地，忌乱泼污水、乱倒垃圾，忌打破锅碗，忌动用刀剪，初七到初十，忌动针线等。从初六日起，民间，社火队出村表演，官绅富商互请吃“年饭”，初八日晚“顺星”，即在供桌上设一盏大油灯，中置一条大灯芯，周围按全家人口数置小灯芯，同时点燃，焚香祷告，祈求本命星君保佑。十六日城郊群众到城隍庙焚香烧宝（迷信品，一纸袋内装楮钱，金箔纸宝和忏悔文书等），观看雕塑的“十八层地狱”，叫“游百病”。社火队也来上香后散伙，称“卸桨”。至此春节活动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定春节休假三日。城乡除不焚香敬神赌博外，其他活动如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活动，如扭秧歌、闹社火、演戏等，更加活跃起来，并且开展跳舞、搞体育竞赛，使春节活动内容较前更为新颖丰富。机关单位间提倡团拜。
  元宵节即正月十五日，有吃“元宵”和送亲友礼品之习俗。晚上，县城四街张挂花灯，南大街灯山湾湾筑坛集中展灯。毛卜喇和宁远堡则举行“卍字灯”会。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县城元宵节灯会因战乱而逐年萧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卜喇曾办过几次灯会。1985年元宵节，城关镇组织过一次大型灯会。晚上，县城以钟鼓楼为中心在四街展出1200多盏花灯，城郊六千多群众观赏。
  清明节相传永昌历史上把“清明”与“寒食”二节同日举行，民国时期已无寒食活动，县城只在清明节祭扫抗日阵亡将士墓。城乡群众在节前数日即开始扫墓，携带酒肉面桃纸钱，去祖茔祭祀祖先，称“上坟”。除农历润年，必在坟丘上添土。县城青少年去北门外竞放风筝。民国十八年（1929）以后，每逢清明节，县城妇女，扶老携幼去北门外祭祀滩烧纸钱，悼念“二月初一”被马仲英杀害的亲人。自晨至晚，哭声不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习俗才渐淡漠。但纪念祖先依旧，亦增加了祭扫革命烈士陵园的活动。
  端阳节即农历五月初五日，俗称“端午”。户户门插柳条，家家吃糯米枣糕，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学生给塾师送米枣礼，孩子们两耳和眉间涂抹雄黄酒，城郊群众游北武当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端午节的习俗依旧。
  中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城乡民众家家扫墓，同清明节，准备有新鲜瓜果，烧钱挂纸，纪念祖先，不给坟墓添土。
  中秋节即农历八月十五日。学生给塾师、未婚婿给岳父家送月饼”，给未婚妻送衣物，邻居互送“月饼”。晚上献瓜果、月饼、点心，称“玩月”。或“献月”。
  十月一即农历十月初一日，家家吃麻腐包子，是冬祭祖先之日，仪式同七月十五日，有个别去郊外烧纸衣的，是历史上孟姜女“送寒衣”故事的遗传。
  冬至节天刚亮既吃羊肉豆腐窝窝面饭，邻居互送。讲究冬至要早。下午，富有人家吃臊子泡锅盔。晚上城镇四街十字和农村庄外点燃柴草火，男女老少围绕火堆走几转，叫“燎街”，以示吉祥和避邪。有些人家，“打花儿”或“放花儿”。“打花儿”是用砂罐溶化的生铁打喷在树上，经树枝碰溅，满树火花，颇具火树银花的奇观。“放花儿”即小型焰火，将生铁、木炭、铜、硫磺、火硝等原料，用不同配方，装成许多“花罐”在黑夜里燃放，喷出各色光线火花。
  腊八即腊月初八，根据佛祖释迦牟尼修道日的故事，家家吃“腊八粥”，即掺合着其他豆类的黄米稠饭。饭前将米饭到处乱摔，为祭诸神。腊八粥必须有余，以示五谷丰登，并把剩余的保存到除夕喂牛。古代“腊八”有朝廷派中涓（官员名称）主持藏冰的制度，永昌有腊八献冰的风俗，看献在粪堆和地埂上的冰块中大小扁圆如麦豆粟的气泡多少，预卜来年某种农作物丰或歉。腊八过后，户户扫房舍、洗衣物、准备过年。
  除夕腊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悬挂灯笼，张贴对联、门神、门画，扫除院落以迎新年；在廊檐下或大树上拴起秋千。农家给牲畜加喂饲料，称“装仓”。下午家家吃长面；在近郊烧纸钱，祭祖先。傍晚，在神佛、灶爷、祖先的牌位前及锅台、案板、仓柜等到处献上供品。全家大小换上新衣。张灯后，晚辈依次向长辈拱拜“辞岁”。老人或长辈给孩子分发“压岁钱”，全家团聚，饮酒，闲谈，或玩牌消遣，直到半夜“接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献供、焚香、祀神活动已很少见。1980年后，人们多在电视机前看节目迎春节，“守岁”到深夜。
  打春又称“迎春会”。立春前县城里由米粮、当铺、食店、油行、牙行等行业，招雇贫家男女儿童十余人，叫“春娃娃”，装扮成一至数台戏剧人物，即“芯子”，安置在方桌上；粮草班雇请泥水匠塑“春牛”、“芒儿”。芒儿身高约一米，春牛大如真牛，腹空，内装无数拳头大的“小春牛”，放在安装着手推车轮的木平台上。“立春”这天，由军乐队或吹鼓手导前，“春娃娃”、“春牛”、“芒儿”，文武官员、士绅学者、兵丁衙役、城乡群众约千余人，依次列队，由东大街过东关到“先农坛”行叩拜礼，将“春牛”、“芒儿”当场打碎，含义“打春”，取出肚里的“小春牛”。由衙役存放后送士绅富商领赏钱。民国十三年（1924）以后，未进行过这样的“打春”活动，农村里要在牲畜身上、车上、墙上打上春记，写上春语，以示春天的开始。
  二、节日
  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永昌的重要节日有：
  元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宣布，中国改用阳历，1月1日为岁首，俗称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休假1天，城镇机关学校张灯悬旗，布贴标语，举行庆祝活动，机关学校或演文艺节目，或搞各项活动，或举行各项体育比赛。
  “三八”国际妇女节1949年12月政务院规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也为中国妇女的节日。每年3月8日妇女休假1天，县妇女联合会举办活动。各机关单位和乡、村也分别举行座谈会等各项活动。
  植树节民国四年（1915）规定清明节为“植树节”。民国三十年（1941）2月，政府公布：每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仪式，开展造林运动。1979年2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3月12日为我国植树节。每逢这一节日前后，县城机关和农村开展广泛的植树造林活动。
  “五一”国际劳动节政务院于1949年12月规定5月1日亦为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节日，休假1天。政府部门和工人群众组织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五四”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政务院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这天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儿童节民国二十年（1931），根据中华慈善协会的建议，曾以每年4月4日为“儿童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通令规定“六一”国际儿童节也为中国儿童的节日。每逢6月1日城乡小学普遍开展各种庆祝活动。
  “六三”禁烟节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民政府把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焚烧鸦片之日规定为“六三”焚烟节。民国二十六年（1937）6月3日，永昌首次举行禁烟群众大会，会上焚烧了大量的烟具和大烟土，并将逮捕的大烟犯游街示众。民国后期，鸦片种植基本禁绝。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每年7月1日，中共永昌县委和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及广大党员，都要举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形势教育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八一”建军节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每年8月1日和前后数日内，当地驻军、县人民武装部与党政机关互相举行座谈会、联欢会、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民政府规定以日本向盟国签定投降的次日，即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14日永昌县城群众鸣炮庆祝抗战胜利，次日各乡群众得知日本投降，奔走相告，表示欢庆。次年9月3日举行庆祝大会纪念抗战胜利。
  教师节清朝至民国时期，都以纪念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日，俗叫“孔圣会”。民国二十八年（1939），规定每年农历8月27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为教师节，并颂发了《教师节暂行办法》，但永昌未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同年全县热烈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党政领导分别到各乡镇参加庆祝活动，慰问中小学教师，从此即成规定节日，每年庆祝。
  十月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永昌县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同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从此，每年10月1日全县城乡悬灯挂彩旗，张贴标语，开展各种庆祝活动，休假两天。
  双十节民国元年（1912）9月28日北京政府公布参议院决议，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称“双十节”。民国政府每年开会庆祝。
  三、庙会
  永昌传统的庙会甚多，一年中就有30余次，较大的如农历正月十六日的城隍庙会，五月十三日的关爷庙会；三月“清明”的城隍庙会；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东岳庙会；农历四月初的孩母山庙会；农历四月八日的北海子金川大寺的浴佛会；农历五月初五日的北五当山庙会；农历五月十三日的南泉中山寺庙会；农历六月初六日的云庄寺庙会等。这些庙会活动，多因寺庙毁坏，社会动乱和历史演进等原因陆续停止，保留下来的只有“四月八”北海子庙会，“文革”中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且规模越来越大。四月初，即有个体商贩和集体、国营商业企业，开始沿北大街，公园马路两旁到北海子周围筹设货点；外地的马戏和客商都来赶会。从四月初六日开始，城郊群众，各乡农民，河西堡和金川的工人约一万余人来逛会和交流物资。前后延续多日。
  其他祈神报赛活动明、清以来到民国时期，民间祈报活动很多，如农历正月二十日（清河地区在正月二十三日）“补天补地”，全民敬女娲氏；二月初二日和九月初九日，农民敬土地爷；四月二十八日，中医药商敬药王爷；五月初七日，木匠敬鲁班爷；七月二十二日，商人敬财神爷；腊月二十三日，全民敬灶老爷等。一般宗教信仰者和富商，每逢初一、十五、在家烧香祀神，以求佑护。许多行业各自崇拜历史上确对本行业有过创造贡献的人，如马祖孙阳、药王孙思邈，巧匠公输班等。在会上，同行联谊，宣扬先进，劝诫个别成员的不规行为，维护本行的声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献牲焚香叩拜神佛等风俗渐少，但许多食俗仍保留着，如惊蛰喝醪酒，立夏吃煮豆子，腊月二十三日吃“灶干粮”等。
  第四节 迷信 陋习
  中华民国成立初（1912），革除了清朝官场中“大人”、“老爷”一类称呼，规定政府人员称官职，民间互称“先生”或某“君”；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烟禁赌；废除跪拜，改行鞠躬礼；废除奴婢卖身契约。但是，民间请风水、阴阳、道士择吉日、吉地、吉向、合婚；请蛮子相面、推“八字”、算卦、禳解、测字、圆梦；请道士、施公子求雨、谢土、还愿；请神汉神婆子捉鬼打煞、疗病招魂；初一、十五焚化香表、叩拜神佛、祈福免祸、扶乩降鸾、问福问祸；请道士和尚念经作法、超度亡魂、驱邪禳灾、施食鬼神；到娘娘庙进香求儿女、保子孙以及抢寡妇、早配童养媳等迷信陋习多出现于人们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切迷信陋俗在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大都自行消失和被取缔。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提倡妇女放脚，民国十六年（1927）永昌天足会宣传妇女放脚，并由军警强制青年妇女放脚。二十年（1931），城镇妇女开始穿布平底鞋。二十年（1936）以后时兴“半大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走上了生产第一线，缠足陋习彻底废除。
  第五节 满回蒙藏诸族风俗
  永昌历来是个多民族聚居县。少数民族的风俗，除满族与汉族相同外，回、藏、蒙族都有其独特的生活习俗。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服饰与汉族大致相同，惟男子戴白布平顶圆帽，青壮年即留须，青年妇女戴绿色花“盖头”，成年人戴黑色“盖头”，老年人戴白色“盖头”。生活中严格禁养猪；忌食一切非反刍动物及外族人宰杀或自死的牛、羊、鸡等畜食肉，讲究喝茶。养女一般不与他族通婚；要通婚，男方要随本族习俗。可娶其他民族的妇女为妻。婚俗经提亲、订婚、送礼、结婚诸程序。丧葬讲究入土为安，实行速葬，不停丧。老人死了，不具衣棺，洗净尸体，用白布缠裹，送葬于公墓。墓室为窑洞。葬仪简约肃穆，必须按伊斯兰教规办理。一年中主要节日有两个：一是“尔德节”，即每年伊斯兰教历的九月。在节前一个月内，白天不食，夜晚饱食两餐，叫“闭斋”，意在困乏其身，向真主忏悔。一月届满“开斋”，又称“开斋节”。期间互道“色俩目”。二是“古尔邦节”，即伊斯兰教历的十二月，每逢这两大节日，大人小孩均沐浴更衣，家家户户，宰牛羊鸡鸭，共同庆贺。
  藏族信仰喇嘛教。旧志载：县境内之蒙藏诸族，散居于南北二山中，率皆体健性悍，善骑射，喜饮酒。主食牛羊肉，以牛羊骆驼易汉人的粮为副食。无室宇床榻，以毛毡作蒙古包，逐水草而居。人死不具棺，以牛负尸到山巅滚到山麓，视尸仰，则全家欢跃，以为升天；俯则目为罪大，愁泣，火化其尸，捡生前遗物，置尸旁并焚。每年到佛寺叩头，供献金银牲畜于寺，祈佛赐福。养子不论多寡，留一人理家，余送寺充僧徒。女有继承财产权，无子恒赘婿继承。民国时，从青海迁来的藏民，多为无畜或少畜的贫穷户，以种田为生，粮为主食，年节喜庆，多吃羊、牛肉。宴席必饮酒，最爱喝茶，牛奶茯茶是待客的上等饮料。1950年前后，多住土房，1980年后普遍修建玻璃门窗的新式房，青壮年平时服式完全和汉民一样，素善骑射的藏民，开始以摩托车代步。
  婚俗，先请人议婚，父母和舅父同意后，经纳彩送礼，迎亲等过程。不索重礼，讲究礼尚往来，礼品以首饰为主，牲畜、衣物次之。衣物中必有珍贵兽皮沿领边的大襟长袖皮袍，称“潘脑”。送礼必有酒，酒瓶上扎一束白羊毛，礼物上忌扎红线绳。结婚仪式在女家举行，新娘先戴首饰。用新郎送来的山羊肉待客，新郎新娘行跪拜礼后，与客人同往婆家，酒肉招待，留住一夜，次日招待后，仍同客人回娘家，住三天再回婆家，过六天开始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履行登记手续，不重彩礼，男方给女方送几样衣服即可。
  殡葬，主要是“天葬”。老人死后，用白布将尸体捆成蹲的姿式，两掌合十于胸前，安放在屋旮旯里，下辅毛毡，前支一木架，挂上红布，遮住死者。再放一桌子，点上油灯，献上祭品，即向亲友告丧。不择吉日，多当天发丧，亲友邻居不请自来，帮助送葬。用抬架将死者抬到天葬场，将捆尸的白布解下。同抬架一起焚毁，尸体待鹰鹫撕噬，称“超生”。回家后给送殡者每人送一块擦手布，用茶招待。次日待客，客来时只带五至七个大馍，近亲属腰勒白羊毛绳，发辫上戴一束白羊毛，表示戴孝；儿女在四十九天内，不戴帽，不梳头，不骑马，不参加娱乐活动；一年内，不渴酒，不穿新衣，只勒条腰带。过周年即抹孝，并给戴孝的亲戚赠送礼品。1958年后，改“天葬”为“火葬”。在远离居民区的山坡上挖一窑炉，将尸体放入，用清油、酥油、木柴火化，忌用煤油。用土葬掩埋的较少。
  蒙古族永昌县西南部的大河坝一带，原住蒙古族，虽操蒙古语，但多不识蒙文，成年男子多会汉话。他们信仰喇嘛教，靠畜牧业生活。饮食以牛羊肉和奶食为主，粮食为辅，很少吃蔬菜。用炒面酥油茶待客，平常喝茯茶，燃料用牛粪。冬季多穿光面长袖皮袍，夏天穿布长袍，富有人家，也有穿布面长皮袍或绸缎衣料的。不论男女，爱系红绿绸缎腰带，喜穿皮靴；男子常佩腰刀。夏季，住毛帐房；在冬季住牧点附近，多修筑土木结构的永久性汉式房屋，供老人和小孩常年居住和储存物品。婚姻为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多由父母包办；订婚要送彩礼，结婚时，女方有陪嫁礼，礼物有首饰、衣物、酒和牲畜。人死后，采用“天葬”方式，将死者尸体送到较远的荒野，让鹰鹫或野兽吃掉，视为升天，如果七天后死者的尸体尚在，认为没有“超生”，便请喇嘛继续念经，替死者祈祷忏悔。春节为最快乐的节日。除夕，儿孙们向长辈敬“辞岁酒”后，围着火窝吃羊肉，说故事，欢歌笑语，通宵不眠。次日，青年们骑上骏马到亲戚家拜年作客。每年春秋两季，祭“俄博”（一种宗教仪式，“俄博”即高山顶上和路口要道上的石垒）并献牲。平时路过“俄博”时，也要膜拜。到农历七、八月间，富有人家的青壮年，可以到外地蒙古族聚居的地方去参加赛马，摔跤等活动，叫过“那达慕”。日常生活中忌讳较多，如不能到门口下马或手持马鞭子进门；进帐房后忌讳坐在西北角处等。
  第六节 社会风尚
  永昌历史上的民风旧志载：“士风刚毅，崇尚诗书，粤稽有明文章事业炳耀桑梓者，不为无人。迨明季兵燹之余，弦歌不继，遂致尚武少文”。至清初，“虽在边陲”，亦争自濯磨，至癸已以后，题名雁塔者，指不再屈”。又载“士羞奔竞，尚义气，然惮于问学。缓于功名，尝有聪颖子弟，才可远到，甫入庠旋自废者，比比而然，至沉潜之儒，平日研究经史，究心帖括，值乡试率弗肯往，贫者曰资穷，富者曰道远，每科赴试西京，常不满10人，此科目所以难盛也”。农工商贾，“岁不两收，家无积蓄，农事终岁勤动，率多卤莽。工匠性拙，技巧不闻。地辟财乏，商贾稀少，其素习大概慷慨朴质，不事谄谀，不为健讼，男崇气节，女尚贞淑”。又载：“永人负气好刚，不事奔竞”。“家无巨富，而事挥霍，往往千金之产，吉凶一二举已尽”。“恒人贵口贱体，卒岁无褐。而嗜酒肉，爨且屡虚”。至民国初年，此风未变。清河灌区（原称下十堡），读书人较多，并崇尚节约，向有存粮备荒的习惯。宁远堡人喜出外，善经商，讲究清洁；双湾人男耕女织，勤劳朴实。
  社会新风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提倡阶级友爱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社会公德，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争交公粮，团结互助，形成了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和秋毫无犯，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
  男女平等始倡于辛亥革命。民国七年（1918），永昌开办女子学校，始有女生上学；三十年（1941）中小学在校学生中，女生占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时，妇女开始参与生产和社会活动。合作化后，妇女成了农业生产战线上一支重要劳动力量。1980年前的五个年份的社员劳动总工分中，妇女的工分约占38％。1980年后，在职干部中永昌籍妇女占8％，中、小学国家教师中，占19.3％，医务人员中，占23％。1981年被高等院校录取的75名永昌籍学生中，女生占20％，出现了女研究生。
  历年来，由于政府一直提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城乡居民中逐步形成了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漱口刷牙，房屋净洁，室内整齐，衣着干净，已为生活常式。1957年至1958年，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1975年，在农村开展管水，管粪便和改厕所，改水井、改炉灶、改畜舍、改环境的“两管五改”，较大地改善了群众的卫生条件。1984年以后，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在全县改修涝池，兴修水窖，改变了人畜同饮一池水的不良习惯。在城镇，经常性地清除垃圾，清理街道。随着新型建筑的发展，市容焕新。在“五讲”“四美”活动中，县城制定了街道卫生制度，实行门前“三包”（即包清洁、包绿化、包治安）责任制。保持公共场所卫生、干净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困难户，并定期或不定期地救济困难户。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住、保疾病治疗、保安葬”等政策，保障了鳏寡孤独者生活，特别是无儿无女的老人，均能心情舒畅，安度晚年，从而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扶困济贫，助人为乐，尊重老人的良好风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推行义务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1980年以来，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之风渐盛。群众普遍重视子女入学。至1985年，中、小学在校学生4.35万名，是1949年前的10.3倍。从1976年至1985年的10年间，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633名，相当于民国时期三十八年的37.4倍。1981年考入高等院校75名，学生中，被国家重点大学录取的占16％。1980年后已有在国内外攻读和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有在全国和国际上作出贡献的科学工作者。
  1952年，号召学习英雄黄继光、罗盛教、董存端。1963年号召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英雄模范人物的活动。特别开展学雷锋活动以来，一度出现了以雷锋为榜样，学英雄，见行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共产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争作好事，尊老爱幼，争当无名英雄等新风尚。
  1982年，中央提倡开展“五讲四美”活动，通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做到“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在第一个文明礼貌宣传月活动中，又增加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内容。1983年县上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1984年开展建设文明单位和文明村的活动，整顿生产秩序，治理社会秩序。并开展“遵守纪律，努力生产，完成任务好；教育子女，作合格家长，计划生育好；移风易俗，文明礼貌，清净卫生好；尊老爱幼，赡养老人，家庭民主和睦，互助友爱好”的五好活动。1985年以后，贯彻两个文明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起抓的决策，出现了大批文明单位（村）、五好家庭；拾金不昧、助人为乐、尊老爱幼、勤劳致富、当好儿女、好媳妇的新风尚正在形成。
  第七节 其他
  小唱会和请会民国时期，一些乡村有“小唱会”，又叫“子孙会”。有几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任会东，负责筹办春节闹社火和秋后演皮影戏等民间文娱活动，积蓄一些所得报酬，陆续添置戏剧衣物、锣鼓等，不断充实会内设备。
  请会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可以对外的，先由几人发起，多用行会名称，如“土主会”、“龙王会”等，约请群众自愿集资，多以粮食入股，再以低息借给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一旦入股群众提出散伙的，可将所存本息粮食按股分还。第二种是内部互助的，先联络十多人，自愿对等筹集一定数量的粮食，由会内一户至数户借用一年，次年再由别人借用，不加收利息，到年终，如有少数人要求退股或多数人提出散伙时，可随时退给或分掉粮食。第三种是纯系救济性质的，如遇婚丧、疾病和灾祸需要求人帮助者，先去请求地方上乐善好施的人发起“请会”，向生活较好的人募化钱物，扶困救急，事后被帮助者向施舍财物的人道谢致意，不再偿还。清河地区的个别地方，有“老人会”组织，由10余位老人自愿组合，会内如有一位老人去世，其余的每个拿出麦面5升，帮助殡葬。
  会馆、宗祠永昌历史上最大的会馆是“山西会馆”和“陕甘会馆”。山西会馆于清朝由旅永的山西客商筹资修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山西同乡集会，借以联络同乡的情谊。陕甘会馆原为胡阁老故居，后由陕西客商维修利用，本地商人因出力协助而入会。至清末民初，山陕商民或返原籍，或定居永昌，来过会的同乡者渐少。抗日战争时期，会馆充作公产，多被机关占用。1958年，山西会馆拆除；陕甘会馆所存大殿两庑，今作库房。另有小会馆一处，原为永昌商人集会的场所，抗战时期，作为公产。
  宗祠，俗称家府祠。明清以来，凡巨姓望族都有宗祠，为家族集会的场所，均有祠产田地，由同族人租种，所纳地租，用作集会等费用。辛亥革命后，封建家法逐渐废止，家府祠失去了约束同族人的作用。加之民国政府不提倡同姓联族之风，并将宗祠土地视为民田，一律征粮收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部分宗祠分给了农民群众，其活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