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永昌县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祖国内地和西北边疆之间的咽喉。汉武帝时，在河西设郡，开始屯军。太初三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今武威）以卫酒泉”。三国魏黄初中（223），刺史张既率军击败卢水胡于显美，因战功卓著封为西乡侯，屯军显美。晋武帝咸宁五年（279）马隆任武威太守，率军击败树机能后，在金吕山筑城镇守（今永昌县毛卜喇）。唐睿宗景云元年（710）于凉州设河西道节度使，统兵7.3万人，分八军三守捉，切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系。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改赤水守捉为大斗军（今永昌县塔儿湾）。天宝初，以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领兵7500人屯守。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张义潮逐吐蕃，克凉州，归服唐朝并将兵屯守。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在今永昌地置永州，布兵设防。元至元十五年（1278）设永昌路并设兵布防。以上各朝除在永昌驻军外，并以屯田辅之。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统兵平定河西，即推行军事屯田制度，将士兵职责分为十分，战时三分屯田七分守堡，平时三分守堡七分屯田。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份，发放牛具，初收亩税粮一斗，后改每份地征粮十石。十五年（1382）改永昌路为永昌卫，设指挥使1员，指挥佥事1员，守备1员，千总1员，把总1员，管辖5营。永昌营设中军守备1员，千总1员，把总1员，马兵449名，守兵933名，在营马506匹；宁远堡设守备1员，马兵71名，守兵252名，在堡马93匹；水泉堡设守备1员，马兵104名，守兵122名，在堡马44匹；高古城堡设防守1员，马兵13名，守兵106名，在堡马13匹；永宁堡设防守1员，马兵158名，在堡马106匹。成祖永乐八年（1410）永昌设指挥使，指挥事各1员，镇守永昌。英宗正统年间（1436）设指挥事一员。
明代后期，永昌县境以南有大通河麦力干（少数民族部落）由黄城儿（今皇城滩）而来，以北有祝囊、厄鲁特等蒙古族部落，越长城向县境内进犯，以堵塞朝廷通往西域的通道，明王朝为保证交通咽喉的畅通，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于今永昌县设永昌协，协设参将，统辖永昌五营及境外张义、靖边、黑松、安远、古浪、大靖、土门、镇番八营兵力。
清顺治时期，永昌协及永昌五营设置未变，但兵力有所减少。康熙十三年（1656）改设永昌协参将为副将。十五年（1658）增设新城堡兵营、设都司、千户各一员。雍正年间，永昌各营兵力，较顺治年间略有增加。乾隆后期，永昌各营兵力有较大幅度的减少。道光二十六年（1846）永昌协所属之扁都口、石灰关各要口三十八处均拨兵巡守，自数十人至百余人不等，“甘凉二州之扁都口等隘二十七处兵力尚嫌不足，于沙金城（今大河坝一带）设兵千人，以防凉州所属之一棵树（今皇城滩西）等十三处隘口。”（《清史稿》）咸丰四年（1854）令甘肃省疆臣督办团练（后称民团）事宜。永昌团练始于此。
同治四年（1865）甘肃回民反清起义、战火波及永昌城乡。咸丰、同治年间永昌协兵力不足，据《靖史稿》记载：“数万额兵，几同虚设”。十年（1871）左宗棠对地方兵进行了“减兵、加饷、缮器械、简军”等项内容的整顿，但“逼近蒙蕃之永昌、庄浪、松山三营仍循旧额”。光绪八年（1882），永昌六营兵力较嘉庆年间减少65％左右。
民国二年（1913）除水泉、宁远堡两个营设守备各1员，守兵各50名外，其余裁撤。民国六年（1917），水泉堡、宁远堡兵营全部撤除。十三年（1924）十月设永昌县自治筹备所，筹建自卫团。十四年（1925）县城设兵站，给军队供粮秣煤柴。十五年（1926）改县自治筹备所为县自治协会，全县分设五区，各区设保卫团，有团丁192人，武营一律撤销。二十七年（1938）设兵役科，编员3人，推行兵役制，专管征兵事宜。三十年（1941）成立国民社会训练总队，下设常备队和后备队，常备队管征集训练未交部队的新兵，后备队利用农闲在乡镇集中训练18至45岁的壮丁。各乡镇利用农闲，以保为单位，由保队副对壮丁进行普通训练。三十一年（1942）撤销国民训练总队，成立了国民兵团，团长由县长兼任，专职副团长1员、副官1员，督练员、事务员、书记、文书若干人，专训练壮丁。三十二年（1943），国民兵团与兵役科合并，称军事科，设科长，征募员、督练员、编练员各1人，专管征兵和训练壮丁，直到1949年。
历史上曾实行过多种兵役制度。宋代实行募兵制；元、明、清时期，实行世袭制；民国实行征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志愿兵制；1955年，实行义务兵制；1984年5月，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
辛亥革命后，重大兵事主要有红军血战永昌；马廷勷西军劫掠；马仲英部过永昌；日本飞机轰炸永昌城；宁远堡事件；皇城剿匪等。
第一章 军事地形
第一节 地形特征及战略地位
永昌县位于河西走廊东部，境内以山地高原为主，平原绿洲、荒漠相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为山地，中部走廊为平原，东北部为残丘戈壁荒漠。地势险要，层峦叠嶂，隘关狭道，山川交错，故称：“襟山带水，战守有资，西北之孔道也”。论兵防，是天然依托，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自古以来有不少军事集团在此盘踞，设防扼守。西部北部有龙首山脉，南面有祁连山脉，东瞰清河绿洲，西窥绣花庙峡口，南过头坝口、鸾鸟口直指皇城，可达青海；北逾龙景山口，进金川镍都。疆域多以峡口通道、山脊为界，是兰州西部重要门户。而今与未来的现代战争中仍是遥控垂戍或运筹深山峡谷开展游击战争之军事要冲。
第二节 军事要地
一、关隘
平口峡位于河西堡以西10公里处，峡口全长5公里，宽处50米，窄处7米，为东西走向。峡口南北两边山高坡陡，是兰新铁路、河东公路（河西堡至山丹东水泉煤矿）必经之口，公路属河滩沙石路基，冬春通车无阻，夏秋雨季，交通不便。
金川峡北靠营盘顶，西依金山、武当山，南与永昌县城临近，东与玉皇地接壤，峡长7.5公里，宽500米。峡内有1条便道，可通汽车，水源丰富，峡谷出口处建有金川峡水库，库容为6500万立方米。
水泉子峡位于县城西北，距县城34公里，峡口全长10公里，最宽处3.5公里，最窄处2.5公里。北靠龙首山，南依大黄山，西与山丹县接壤，甘新公路贯穿东西，是新疆通往内地的必经之道，也是外侵进犯，我必守，敌必争之要地。此峡口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有疏散隐蔽，攻防作战的天然依托，但水源、天然植被缺乏。
二、口隘
小青羊口东临芨岭，西接尖山，沟长8公里，宽30米，沟内有水井4眼，深6至9米。
车路沟口东靠栒子山，西连尤子山，南与毛卜喇村近临，北和花草滩接连，沟长5公里，宽10至15米。
龙口位于金昌市双湾乡赵家沟村南10公里处，东山延伸到红崖山水库，西山接宁远堡乡的东山，南面是东水崖子，北面是赵家沟村，该口狭窄，山势险要，口长200米，底部最宽处8米，窄处5米。东面悬崖高150米，西面悬崖100米，是通往朱王堡镇、水源乡的必经之路，峡口东有自流泉一眼，最大流量0.003米3/秒，系甜水。
头坝口是永昌通往皇城滩的唯一山口，山峡势陡，地形险要，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沟口窄处有1座石木结构桥，东大河由此出祁连山，流入平原地区，河水年平均流量为9.7米3/秒，最大洪峰262至547米3/秒。
麻黄沟口北面是宗家庄火车站，南面是红光园艺场。东西两面是山，永河公路从沟中穿越，全长2公里，窄处20米，是河西堡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
三、滩涂
花草滩位于龙首山脉的两大支脉之间，东起平口峡，西和山丹接壤，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15公里，总面积为600平方公里，交通方便，兰新铁路由东西穿越而过。地形平坦，便于机械化部队行进，是反空降地域。
甘沟滩位于大黄山和长沟山之间，东起水泉子，西至峡口，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5公里，总面积为125平方公里，甘新公路从中穿过，地形开阔平坦，至峡口一带逐渐收缩，是敌由西向东进犯的必经之路，是反空降地域。
青山堡滩位于河西堡镇东南部，西起河西堡，东接白杨墩滩，南至兰新铁路，北靠青山堡，东西长27公里，南北宽10公里，总面积的270平方公里，是反空降地域。
西坡滩位于金昌市西北方向，向南靠龙首山，东到河雅公路，北接宁远堡乡下四分村，西至曹大坂，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15公里，总面积为300平方公里，是金昌市西北部的一片开阔地，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和集结，是反空降地域。
大马营滩（包括黑土洼）位于红山窑乡西部，东起红山窑高古城，西接山丹，北靠大黄山，南依祁连山，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24公里，总面积为960平方公里，是反空降地域。
四、山岭
大黄山即古焉支山，又名瑞兽山、青松山，位于永昌县城西部，为祁连山、龙首山之间的独立山体，东西长36公里，南北平均宽为21公里，海拔3970米。是一座防御阵地的天然屏障。当年为霍去病布阵地。
龙首山（北支脉）永昌县北山系龙首山向东延伸的部分，位于县城北35公里处，东西长96公里，南北宽42公里，海拔2827米，是镍都金川的坚固防御阵地。
龙首山（南支脉）位于绣花庙、水泉子北部，花草滩南部，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10公里，海拔2984米，南山坡度较陡，北有兰新铁路，南有甘新公路，是机动的防御阵地。
第二章 军事防务
第一节 驻军
民国三年（1914），原清朝的营制裁撤，只留水泉堡和宁远堡二守备。六年（1917），县城设警察分所，有马步警30名，维护治安。八年（1919），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的西军驻永昌，十七年（1928）六月，马部受国民军的袭击，仓惶逃走，驻永昌的西军大肆劫掠。同年七月，马部攻陷武威城，乘势进占永登满城，威胁兰州，被孙连仲部击溃，国民军遂进驻武威，派连队（群众称草帽队）赶走驻永昌的西军残部。十九年（1930），国民党马驯部驻防武威、永昌等县。二十年至三十年（1931到1941），国民党马步青部陆军骑兵第五师（后扩编为军（简称骑五军）），驻武威、永昌、山丹等地，以军代政，长达十年之久。三十年（1941）马步青部被调离永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群众叫“中央军”）始驻防武威地区永昌等县，直至1949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守。1977年11月，海军训练基地第三十三大队（正团级）进驻永昌河西堡镇河东堡村，主要是负责海军新武器试验，土佛寺劳改农场（现红光园艺场），于1966年7月由武威军分区独立营三连进驻，后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中队。1982年金昌市武警支队接管永昌县中队和红光园艺场中队。
第二节 地方武装
宋朝的乡兵（亦称民兵），是由民众为保卫乡土自动组成或奉官府之命组成。元朝，永昌路设宣慰司管理民兵组织。明朝民兵组织由县官府的官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事毕为民。清朝康熙年间，县府设置“乡勇”，称为民壮，也称“团练”。清末民初，仍称“团练”。民国十五年（1926），全县分5区，各区设保卫团，共有团丁192人。十六年（1927）全县划分为6区，各区设区公所，仍设保卫团。十七年（1928）成立团练，多由商号店员和农村壮丁组成。二十五年（1936），成立了国民兵团（简称民团），共200人，二十六年（1937）二月，在原民团的基础上补充了新壮丁1200多名，组建县保安团，以三三编制序列，下设三个营。连以上军官均安插了国民军“骑五军”的亲信，随即编入骑五军。三十年（1941）改设国民社会训练总队，下设常备队和后备队。三十三年（1944）撤销国民兵团，同时成立了规模较小的国民自卫队。此外，还有警察衙役，主要任务是维护治安。1949年8月，中国共产党永昌县地下党员朱新蕊、朱新蕴、张万寿等受武威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永宁地区宣传，并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永宁地区游击队（俗称骡马大队）共100多人，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
第三节 人民武装部和人民武装委员会
人民武装部1949年9月武威军分区抽调干部，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武装部，隶武威军分区，下设民兵科、训练科、政工科，编制13人。县属5个行政区均成立人民武装部，各配1名现役军人为部长。区所辖24乡各配1名不脱产的民兵连长抓武装工作。1953年，全县设8个行政区，每区配备现役军人2至3名，负责本区武装工作。1954年12月17日，实行义务兵役制，将县人民武装部改为兵役局，主管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下设兵役科、民兵科，编制15人。设局长、政委（县委书记兼）、副政委各1人。1955年10月，武威、酒泉地区合并为张掖地区后，永昌县兵役局隶张掖军分区。1958年8月，永昌县兵役局改称为人民武装部，编制19人，设部长、政委（县委书记兼）、副部长、副政委各1人。1961年，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区分设，永昌县人民武装部，隶武威军分区。10月25日，25个人民公社均设立人民武装部，各配2名非现役军人，部长由公社领导担任，受人民公社党委和县人民武装部双重领导。同时在驻永昌境内的十个省、地厂、矿（场）设立了人民武装部。基层武装部的主要职责是：做好民兵政治思想工作，掌管民兵编组，干部审查选配，组织训练；管理武器弹药；组织民兵保卫生产建设，维持社会治安和战时民兵参军、参战。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永昌县中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永昌县中队，编制25人，配队长、指导员、司务长各1人，隶县人民武装部，主要任务是看守公安局看守所。1969年，电信局、气象站归属人民武装部。1971年，县人民武装部设组训科、政工科，编制35人，配部长、政委各1人，军、政副职7人，同年接管皇城一区5个人民公社武装部，1972年12月又将皇城一区五个人民公社武装部移交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74年将电信局、气象站移交地方政府管理。1976年1月1日永昌县中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永昌县中队，移交县公安局。1978年10月武装部增设后勤科，编制23人，配部长、政委各1人，副部长2人，副政委1人。1979年2月由县委书记兼任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1年撤销组训科、政工科、后勤科，编制17人。1983年，县武装部恢复原建制，编制未变。6月25日，改由金昌市人民武装部（正师级）管辖。编制18人，配正副部长、正副政委各1人，设组训科、政工科、后勤科。1984年1月10日，将宁远堡乡、双湾乡、金川镇3个人民武装部移交金昌市人民武装部。县人民武装部下辖7乡4镇和6个厂（场）、矿、公司武装部。1984年7月，永昌县受令组织扩建预备役部队的任务，增配干部5人，其中副部长、副政委各1人，分别兼任武威陆军预备役师、步兵第三团的副团长、副政委。1986年，人民武装部正式改为地方建制，称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武装部，编制21人，设部长、政委各1人，下设办公室、军事科、政工科，隶属金昌军分区管辖。人民武装部是永昌地区的军事领导指挥机关，既是县委的军事部，又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工作机关，接受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军事机关的双重领导，其主要工作职责有；民兵组织建设和武器装备的管理；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组织并带领民兵完成战备执勤任务，组织发动民兵参加两个文明建设，民兵预备役人员的登记、统计；协同教育部门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征兵、招收飞行学员工作；拟制本区域内的战时动员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在平时做好战时动员的各项准备；对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管理，协同有关部门做好退出现役军人的安置和烈军属的优抚工作；战时组织实施兵员动员和带领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任务。人民武装部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进行管理。
人民武装委员会1952年12月，建立永昌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党、政、群众团体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主任由县长兼任，副主任2名，由县委副书记和县武装部部长兼任，县人民武装部为办事机构。“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武装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1978年11月人民武装委员会恢复，主任由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并有革委会副主任和县武装部政委各1人兼任副主任。由组织部、宣传部、工会、共青团县委、县妇联、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商业局、粮食局、卫生局、文教局、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等15个单位组成。办公室设在人民武装部。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贯彻上级党委和军事机关民兵预备役工作的指示，组织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完成人民武装建设任务，研究解决民兵工作的重大问题，贯彻战时兵员动员，年度征兵、转业、复员、退伍战士安置工作的方针、政策。
第四节 军需补给
民国三年（1914）九月开始征收军费。十一年（1922）凉州镇守使马廷勷为筹集军费，大开烟禁，征收烟亩税。十四年（1925）永昌设兵站，给军队供粮草和煤柴。十五年（1926）国民军在永昌招募，实行每招募兵1人，地方筹银币80元，均由群众负担。同时采取纳金缓役办法，凡适龄壮丁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银币，就可以缓服兵役。十六年（1927），永昌县政府在三班基础上设粮草班，差役数十人，分赴各区、乡，催要粮草、抓丁。十八年（1929）县政府以地价做抵向富户借款，以济军费，并以折色粮交现金支付军费。二十一年（1932）一月九日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会令河西地区永昌等16个县给国民党马步青所部骑五师供给养。二十五年（1936）红西路军进驻永昌后，在宣传发动群众时，将县城粮仓的部分粮食散发，救济贫困市民。在地方反动势力企图在经济物资上封锁红军的情况下，不得已采用“搞窖子”的办法将城乡的五、六十户地主储存、埋藏、转移的粮食、食油、布匹、皮毛、被服等，除部分留红军补充给养外，其余分配给市民及缺吃少穿的贫困农民。在红军占领区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其他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援下，确保了在永昌地区的15000名红军指战员40余天的粮秣物资的给养补充。二十六年（1937）马步青部骑五师扩编为陆军骑兵第五军，驻永昌，军粮采买局奉省政府命令预征田赋一年，交现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规定，每年征收田赋粮时，同时借征同等数量的军粮直至1949年。二十九年（1940）八月二十一日成立永昌县军粮局，专门为驻军摊派征购军需粮草、烧柴，并按驻军多少核定数量。三十一年（1942）第八战区委托县政府采购军粮小麦2.91万石。三十二年（1943）全县摊派交购军粮小麦9200大包（合1.3万石），同时摊派副食费、马干费，并征购皮毛等。三十三年（1944）永昌县拨支第八战区军粮1万石。三十五年（1946）由群众给新疆运送军粮160万斤。三十八年（1949）三月改永昌县补给站为永昌县军民合作站，向群众要粮要草，派征“劳军费”。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永昌县成立了拥军委员会，开展宣传拥军工作，改旧军民合作站为临时粮草站，并在水泉子成立了招待站，接待人民解放军。此时，永昌县人民自愿捐献马料9.68万斤，麸皮4052斤，草75万斤，木柴5.82万斤，面粉1.67万斤，炒面4万多斤，支前人员3357人，畜力316头，大车354辆，羊皮4.39万张，羊毛8642斤，手套9666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驻永昌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粮秣给养由上一级军事机关后勤部门核定，以军用定额粮票，由当地粮食部门供应。经费一律由上一级军事机关拨给。
第三章 兵役制度
第一节 募兵
民国初年，实行募兵制。十五年（1926）开始有征兵命令，永昌县从十五年到十八年共征集兵员1040名。但武威驻军均以乱抓壮丁来扩充兵员，如驻凉州镇守使马廷勷不断在永昌县抓兵拉马，十五年（1926）派员到永昌抓兵180多人；十七年（1928）在永昌县城附近抓兵70多人；十九年（1930）武威驻军马驯借故清剿土匪，在北乡（今河西堡镇、宁远堡乡）抓兵100多人；二十一年（1932）国民党马步青部接防武威后，利用巡查户口或在旅馆、戏院、妓院、群众庙会等处乱抓兵；二十五年（1936）冬，马部与红西路军作战伤亡残重，于次年夏初，在永昌县强行抓兵1100多人。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实行《兵役法》。二十六年（1937）八月三十日颁发征兵令。二十八年（1939）八月制订管区募集志愿军办法。兵役分两种：18岁为国民兵役，20岁为常备兵役，男子年满18岁之翌年一月一日起，服之届满45岁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解役。三十年（1941）开始试行“以马代丁”，一匹马可代两个兵。三十二年（1943）一月取销了在校学生缓役制，同年八月二日起只执行师范生缓役制，其他在校生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抗日战争时期，八年共征兵2652名，征代丁马163匹。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虽有服役年限和退伍规定，但不论是招募和征集的兵员，除当逃兵或残兵，很少正式退伍。
第二节 志愿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次年萧香亭等人应召，参加甘肃朱贵部下，赴浙江慈溪大宝山一带抗击英军。1936年红军进驻永昌后，发动群众自愿报名参军，部队挑选了140名青年参加了红军。1944年7月永昌县小学教师李其善、包得温，学生何庆昌、赵殿玉、刘锦荣等5人，自愿参加中国远征军，到西安编入国防部教导第四团出国赴缅甸，转入新编第一军与英美等国盟军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1945年春回国转战黔桂抗日，何庆昌于1947年在东北长春随部队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余人员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归来。1944年11月3日，永昌县成立“永昌县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当时公教人员大中学生彭树勋、李祯、刘效祖、张祖武、白麟道、杨继祥、吕生兰、李生荣等18人参加了青年军，于1946年陆续复员返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至1950年，永昌县有248名青年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全县有17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从中选送679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志愿军，赴朝战士中有3名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牺牲。1955年颁布《兵役法》，以义务兵役制取代志愿兵役制。1978年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志愿兵的服役期为15至20年，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永昌县在部队服现役义务兵的战士中有60余名优秀战士转为志愿兵。1984年5月21日新的《兵役法》规定志愿兵的服役期限，从改为志愿兵算起，至少8年。不超过20年，年龄不超过35岁。期间永昌县在部队服役的义务兵中有30余名技术骨干转为志愿兵，服役期满后，转业返回原籍的由县民政局、劳动局、人事局根据本人所学的专业和特长，均安排为国家职工。
第三节 义务兵
1955年7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兵役法》，规定服役期限为陆军3年，海军4年，空军5年，并建立了定期征兵、退伍制度。1978年3月6日，对现行义务兵的服役期作了调整：陆军3年，海军、空军、陆勤部队和陆军特种技术部队4年，海军航艇部队、陆军船舶分队5年。1984年5月，对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作了新的规定：陆军3年，海军、空军4年。永昌按新规定给部队征送了442名青年。义务兵征集从1955年以来，一年一度冬季定期征集，其办法是地方征集、部队派员接收，各自负责带回部队。1984年永昌县实行了自征自送，到部队办理接交手续。为了保质保量把兵员补入部队，征集兵员工作，坚持把好三关：一是把征集对象关。农村征集家庭劳动力比较充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对文化不发达的乡村，文化程度适当放宽；城镇征集对象主要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从1975年开始不再征集在职职工和在校学生。1978年开始，先后有40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录取在军事院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农村和城镇应征青年，按《兵役法》规定，应从年满18岁至22岁的男女公民中征集，但根据每年征兵命令，一般是在年满18至20岁男性青年中征集。二是把好政治审查关。1978、1980、1984年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关于征集兵员政治条件的规定》，依据此规定，政审工作在县征兵办公室的组织领导下，县、乡、村成立三级政审小组，统一培训人员，掌握政审标准，政审中依靠公安部门、基层党组织和民兵组织，通过自下而上的调查走访，逐级审定征集对象的现实表现和主要亲属的政治面貌。择优选定政治历史清楚、道德品质好的适龄青年入伍。三是把好体格检查关。由征兵办公室安排指导，县医院和乡卫生院选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医务人员，确定主检医生，统一标准，根据兵员分布、数量情况和医务人员的力量，本着方便受检人员的原则，设立体检站。每站由站长，主检和各科医生9至12人组成，负责新兵体检。
义务兵服役期满后，由部队师机关批准办理复员手续，返回批准入伍的原籍。县人民武装部办理登记手续，县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统一安置。在安置上坚持从哪里来，回到那里去的原则。城市入伍的由人民政府统一安置，一般都安置在企业单位就业。农村仍然返回农村。近年来，部队培养了大批的军地两用人才。复员退伍军人，尤其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全县共有两用人才817名。担任村、队干部和创办乡镇企业的就有729名。
第四节 预备役
1984年重新颁布《兵役法》规定：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永昌县预备役分为士兵预备役和军官预备役。预备役士兵包括民兵、退伍士兵、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符合预备役条件的男性公民。预备役军官包括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的军官和确定服军官预备役的退伍士兵、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民武装干部、民兵干部及非军事部门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士兵预备役的年龄，普通兵为18至28岁。技术兵为18至25岁。预备役士兵中凡未服过现役且18至20岁期间的青年公民，须参加30至40天军事训练。预备役军官年龄最高不超过45岁。预备役军官是战时军队扩编的骨干，是军队的组织指挥者，在服役期间须进行3至6个月的军事训练，每年须进行一次30至60小时的指挥作业训练。所有预备役人员，在服预备役期间须进行一次复训。每年退伍回来的士兵，县人武部按照全军统一规定的退伍军人专业名称和专业号码进行分类登记，每年以6月30日为准，进行复查核对一次。对服满预备役最高年限的预备役人员须按时转出队，对不再适宜服预备役的预备役人员要进行注销。永昌县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共有5167名，其中服预备役的有2664名。
第五节 兵员动员
1972年根据甘肃省军区和武威军分区修订战时兵员动员和扩编、组建地方部队的精神，拟定和落实了兵员计划与作战方案，确定了18至25岁男性兵员3000人；并组建了永昌县独立团一个，辖营3个，直属连5个，共2937人。准备补充野战部队5031人。随时应付突发事件。1984年4月根据上级军事部门的命令，永昌县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威陆军预备役师步兵第三团，辖营3个，直属连7个，共有2891人；同时落实了补充野战部队满员人员700人。以上兵员均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定了行政管理、教育训练、集结开进等具体实施方案。6月24日，在水源乡召开了团成立大会。1949年以来兵员征集和复退军人情况见表242、表243。
第四章 民兵建设
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民兵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武器装备管理等。其任务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头完成生产和各项任务；担负战备勤务，保卫边疆，维护社会治安；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抵抗侵略，保卫祖国。
第一节 组织
1949年9月永昌县始建立民兵组织。全县设五个区，各区设一名武装委员，由区委书记兼任。区建立民兵班排组织，多者有民兵百余人，少者10多人，全县民兵总数量不满600人。土地改革后，农村贫雇农青壮年积极参加民兵。1952年12月规定：凡年满18至40岁的男性公民，均有参加民兵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了民兵任务、纪律、组织建设。到1953年全县民兵发展到7060人，约占总人口的5.8％。区设立营部，乡设连部，1957年6月民兵和预备役合编，乡设立民兵队部，农业生产合作社设中队，下设分队、小队。1958年“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参加民兵的年龄由原来的18岁改为16岁，男性35岁扩大到45岁，女性30岁扩大到35岁。全县组建民兵师1个，团6个，营36个，连147个，排585个，班2395个，有基干民兵1.44万人，民兵总数增加到5.07万人，占总人口的30％。当年，在民兵中开展生产劳动好，遵守政策法令好，国防观念好，学习工作好，团结互助好等活动。1960年永昌县成立了19人组成的民兵工作领导小组，1961年12月颁布《民兵工作条例》，建立了一年一度民兵整组制度，同时在基干民兵中增建了武装基干民兵。1962年6月19日毛泽东发出了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县委、县政府积极贯彻，民兵工作开始形成一整套制度，并相继进行劳武结合的训练。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兵组织活动停止，武器入库。1969年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民兵组织重新整顿恢复。1972年全县组编民兵师1个，团10个，连157个，民兵占总人口的22.7％。1975年，全县组编民兵师1个，团17个，直属营6个，连197个，民兵占总人口的25.2％。1981年，缩小民兵组建范围：一是缩小民兵年龄限制，男性民兵年龄由原来16—45岁改为18至35岁，其中基干民兵年龄18至28岁；二是把普通、基干、武装基干民兵改为普通、基干两层，取消了县编民兵师和乡、镇民兵团，基干民兵为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为二类预备役，民兵总数只占总人口的4％，1985年民兵再次压缩，乡镇、厂（场）组编基干民兵营（连），村编民兵排。
第二节 干部选配
1961年10月，社（镇）人民武装部正式配备专职武装干部。配备部长1人，干事2至3人。1978年10月对专干编配进行了调整，人民政府配2人，人口在3万人以上的和重点公社增配1名，厂矿企业武装部按总员额千人以内配1名，千人至5千人配2至3名，5千至万人配3至5名，万人以上的酌情增配。1984年开始实行乡镇专职武装干部招聘制。
基层民兵组织的干部依据建制选配。1981年以前，实行有专有兼，一正多副，政工干部以兼为主，有男有女，相对稳定，随缺随补的原则。之后，按军事干部以专为主，政工干部以兼为主，不配副或配一副的原则，从思想好，年纪轻，事业性强的党员、团员和退伍军人中选配，由上级党组织审批任免。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职责是：承办民兵各项工作，搞好民兵组织调整、政治教育、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承办民兵和退伍军人工作，组织领导民兵参加生产劳动，担负战备治安勤务，战时带领民兵参军、参战。
第三节 训练
三十多年来，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每年一次，1951至1959年，参训人数少，采取乡镇集中训练。1962年前后由县人民武装部负责就近联片设点训练。1971至1979年实行大面积训练，采取小型、就地、分散、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1980年以后，由县人民武装部负责就近联片集中训练。1985年民兵训练人数大幅度压缩，加强了专业技术兵的训练，采取全县集中训练，训练时间一般不少于20天，多则30天。而一些特殊的训练科目或人员则随事而定，如报务员训练90天。县人民武装部军事干部，每年到省军区教导大队受训2至4个月，乡级人民武装部干部到军分区受训30至40天；民兵连（营）长到县人民武装部受训20天，由县人民武装部拟制教学计划以及武器弹药发放和专业分队的组织实施，乡镇、厂矿人民武装部负责步兵分队的组织实施，村民兵连负责落实人员和训练报酬；干部侧重本级指挥和教学法，专业分队侧重兵器操作、战术和专业技术。1984年建起了民兵训练基地，占地面积4.4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66平方米。现有地炮、高机、通信、侦察、反坦克等专业分队，向电教化、模拟化、规范化、统一化发展，储备一大批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兵。
第四节 装备
武器装备1950年全县有步、马枪449支，手枪1支，土炮145门，刀、矛819件，子弹720发，手榴弹7枚。执行应急任务时，由县上统一调配使用。自1970年以后，经过逐年配发和更新，到1979年，全县民兵装备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2051支，五六式全自动步枪180支，五六式冲锋枪559支，五六式班用机枪29挺，五三式步骑枪534支，轻重机枪171挺，四三、五〇式冲锋枪1037支，六九式四零火箭筒105具，六三式六零迫击炮29门，五三式八二迫击炮12门，六五式无后座力炮12门，五七战防炮12门；通讯器材有十五瓦电台2部，两瓦电台6部，步谈机10部，收信机1部，十门交换机2部，电话单机15部，被复线20对公里。1983年全县各乡镇及县境内各厂矿企业都已装备齐全。134个生产大队装备131个。
武器管理1963年以前，武器配发到武装民兵手中，由个人保管。持枪民兵由基层党支部提名，逐级审查把关。1980年以后由大队集中保管，各大队制做了枪柜架有专门库室，由民兵连长或指定专人看管。1982年5月底，集中乡镇统一管理。各单位自筹资金按统一规定的标准制做了枪柜，修缮了专门的武器库室，雇请了专职保管员。全县计有武器库室34间，1020平方米，枪柜130个。1985年7月，全县武器装备收交县库管理。县人民武装部重新修建了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占地面积8483.66平方米，建筑面积629.73平方米。
管理制度武器配发到民兵手中后，从既利于战备，又保证安全出发，制定了“定人、定枪、定责任、勤检查、勤擦拭；不准用不同口径子弹射击；不准枪口对人开玩笑；不准擅自动用武器打猎；不准随意拆卸更换部机件；不准平时枪膛内压子弹；不准私自携枪外出；不准转借他人”的管理制度。武器集中到大队、公社管理期间，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1985年武器集中到县库后，增加了人员编制，安装了较先进的报警系统，制定了十项制度和安全措施。拟订了应急方案和安全联防方案，加强值班巡逻，保证了24小时不失控，节假日由部领导和军事科干部加强值班，使仓库管理趋向规范化、制度化。
第五节 作用
支援前线1936年红西路军进驻永昌县组织了抗日青年大队，队员踊跃支前。并组织铁匠等工匠协助红军熔铸弹壳，锻打长矛、大刀、马掌，修理损坏枪械。碾配研制火药。帮助守城部队和外围部队构筑防御工事。赶制急需的御寒服装，组织民众加工面粉、炒面、烙饼，备办行军干粮，包扎运送伤员。先后出动民众数万人（次），调用大批毛驴、马匹、骆驼、车辆支前运输，提供饲草200万斤，粮食和饲料300万斤，肉食10多万斤和清油、军鞋（毡靴）、皮衣、背心、皮帽、手套数万件。
剿匪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八师二十四团骑兵侦察连进驻永昌县，但任剿匪任务后，永昌县委抽调武装和公安干部10人组成武装工作队，组织和领导民兵配合部队在皇城滩一带剿匪2次，单独追歼股匪11次，参战民兵78人（次），计歼敌807人，毙敌6人，俘敌680人，缴获各类枪支111件，子弹1336发，骡马51匹。在皇城滩剿匪中有13名民兵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维护社会治安1949年以后，民兵在肃特、镇反、土改、公社化等运动中，巡逻、站哨、执行较大的任务200余次。1960年以后，在战备工作中，维护公路、铁路、桥梁和电话线路，站岗放哨，维护社会安全，同时经常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生产建设民兵是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突击队，多年来，在工农业生产、植树造林、重点工程建设、抢险救灾、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和扶贫帮困活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民兵参加防汛、抗旱26次；为群众抢救抢运粮食12万斤，木料78立方米，衣物2200件，维修房屋230间；抢修河堤1200米，修建公路36条，280公里，兴修水利设施829处，移动土石1.2亿立方米；修过水桥、补涵洞32座；植树造林425万株，成片育苗造林1.3万亩。1950年以来全县民兵发展和训练情况见表244。
第五章 人民防空
人民防空是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采取“积极防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大战略措施。永昌县从1969年全面开始了城市防卫和“战斗城”建设工作。
第一节 机构
1969年9月6日，成立县战备领导小组，下设战备办公室。1970年8月5日，成立支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74年2月10日，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撤销县战备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野营拉练、战备后勤、土军工生产等业务工作。分别由县有关部门承办，各公社指定专人负责防空工作。1978年8月1日，人民防空业务划归县政府管理，并提出了“全面规划、突击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方针。1979年3月1日，制定了人民防空战备方案。1984年3月，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改称为人民防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第二节 活动
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成立18年来，根据防空袭要求，重点抓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教育，城镇地下防空工程建设和维修管理，防空袭预案的拟制，防空袭的通信报警建设。
防空预案主要包括永昌县的生产规模，主要设施，人员结构及分布，人防工事，所处的地位，防空袭的有利与不利条件；防空袭的作战对象，敌人空袭的企图及作战特点。防空的根本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战斗潜力，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有效支援反侵略战争。临战前，及时掌握和通报敌情，做好发放防空袭警报的准备，清理、维修和完善人防工事，抢修应急工事，重要目标的伪装，人员、器材的疏散，组织扩建人民防空专业队伍，装备器材，组织临战训练；空袭中，准确掌握敌情，及时发放空情警报信号，组织人员疏散隐蔽，实施治安、交通、灯火管制；空袭后，发放空袭解除警报信号，迅速查明灾情，指挥人民防空专业队伍和人民群众消除空袭后果，总结报告防空情况，协助有关部门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确定人口疏散的方法、对象、时机、路线、地区，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落实各种保障措施；确定人员隐蔽地域和工事，行动路线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对重要的厂矿、交通设施、水库、桥梁和隘口、车站等目标采取防护措施；人民防空指挥部的组成，任务区分，指挥所的开设等；落实各种保障计划，即通讯警报、工程、物资供应、医疗救护、危险物品处置、消防、交通运输、水电、灯火管制、治安交通管制、“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政治宣传等。
防空通信人民防空通讯、警报的任务是保障迅速准确地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和顺利地指挥防空袭斗争。人民防空建立的指挥通信和警报通讯网、通信、警报专用频率和音响信号，其它任何部门不得占用和混同。通讯分队的组建与器材装备，按平战结合专业对口和便于领导、便于指挥的原则，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主管业务部门组织落实。永昌县人民防空可用通信组织和装备器材有：①邮电局通信连。其中有线电排一个，以两部100磁石交换机为中心，下属6个邮电所，中继线为架空线路，畅通各单位，平时编制10人，战时15人；无线电排一个，有八一电台1部，收、发信机齐备，平时建制10人，战时15人；并编抢修排一个，平时为10人，战时为30人。②民兵通信连。1982年，北海子、东寨公社组建民兵通信连2个，各编62人，共124人，有线和无线装备齐全，每年进行一次组织调整和专业技术训练，现有20名报务员。拟在战时与驻地部队和邮电部门紧密配合，构成人民防空通信网。③警报器。县人民防空委员会指挥部在城中心架设1台空情音响警报器，信号提前20分钟发放。警报信号发放后，各有关单位立即组织人员按人口疏散计划、路线进入隐蔽地域。
第三节 工事
永昌县下挖人民防空工事建设于1970年初全面铺开，主要工程是开挖防空地道。其中县城下开挖贯串城区东南西北的主要巷道4条，长达1.42公里；通向各单位和居民区的支巷道27条，长达2.62公里；在防空地道内构筑生活隐蔽室、指挥室等设施13处，200多平方米；开挖运土竖井57个，出入口23个，加固塌方地段51米。1971至1973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先后间断性突击3个多月，县城和河西堡地区共下挖防空地道总面积2.27万平方米，工事总长度达15.8公里，防卫门90个，扩散室72间，792平方米。此后，逐年作了加固、维修、利用工作。1973年以后，工作重点放在了“战斗城”和“战斗村”的建设上。农村的地道工程，共下挖长121.6公里，面积14.61万平方米，扩散室136间，1800平方米。1974年1月开始对城镇地道进行全面被复加固，至1975年3月，共加固被覆二至四级标准地道工事6.58公里，8879平方米；地下指挥部1处，60平方米；出入口90个，竖井口11个，通气口17个，防护门27个，地下水井4个。加固被覆后的人防地道，幅员宽1.4米，高2米，水泥墙30厘米，拱顶厚度12厘米。覆盖深度：永昌县城9至15米，河西堡12至20米。这些加工被覆的工事，基本达到了能藏、能防、能机动的要求，可投入一般性的常年使用。剩下未加固被覆的工程有8223米，面积为1.38万平方米，基本处于塌陷报废状态。
自1971年至1974年，永昌县人防工程除投入义务工日外，财政拨款和单位投资实物折合人民币约200万元。
从1975年以来，人民防空工程实行企事业单位、镇政府、县人防办三级管理制度，并将人防地道工程列为单位固定资产。1984年，人防工作由县政府接管以来至1987年，三年中市、县财政拨款1.72万元，重点对县城和河西堡地区的地道出入口、竖井口和危及安全的巷道进行了维修改造和清理加固。
第六章 民国以来的重大兵事
第一节 西军劫掠
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间，凉州镇守使马廷西军因受国民军袭击，仓惶逃走。其驻永昌县城残部四处抢夺民财，杀人放火，在下四坝李家园子、杨家庄子杀害农民20多人，在新城子通信堡、阎家庄、陆家庄杀害农民20多人。
第二节马仲英部过永昌
民国十八年（1929），自称“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的马仲英率部经湟源等地出扁都口，抵洪水镇（今民乐县），进抵山丹县城。三月十日（农历正月二十九日），马仲英率部二万余众由山丹经永昌县水泉子、王信堡、宋家庄、秦家庄、闸湾、张北庄等村抢财物，杀农民33人，烧毁宋家庄子。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一日），甘州（今张掖）镇守使裴建准部所属永昌驻军营长徐勉会同地方民团遵命死守县城，以待援军。是日，十时许，马部攻城，一小时后，攻上南城墙，民团溃散，南城门被打开，马部蜂拥而入，城内无辜的居民、来往客商和进城的农民等被杀者甚多。事后统计，仅县城内杀死2994人，将近县城人口的一半。财物被抢劫一空，虏走妇女儿童100余人。3月12日（农历二月初二日），马仲英部离开永昌县城，其一部经下三坝、张新庄、韩后庄和魏东庄时，杀农民27人；另一部过金川峡到河西堡张家庄、王家庄时杀农民32人，经宁远堡潘家庄、崔家庄时杀害群众78人。3月13日（农历二月初三日），马部在双湾（当时称东西湾）赵家沟杀农民6人后，向民勤盐窝堡一带而去。
第三节 宁远堡兵事
宁远堡是明、清宁远堡营的驻地，人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民国十二年（1923）以后，西军逼交烟亩罚款，加之连年旱灾，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逼迫入山为匪，后被县政府收编后驻新城子。但因纪律松弛，仍搞抢劫，被驻永昌国民军旅长刘兆祥于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将领头人张登成（西坡人）、秦发有（东湾人）、吴茂德（宁远堡人）等16人处决，其余逃散入山。
是年，永昌大地震后，干旱歉收，这一带农民生活更加困难。常吉纲（中牌人）、张登连（西坡人）等乘机聚众祭旗起事。几个河南、山东的“袍哥”也参与了起事。常吉纲、张登连、刘登泰（东湾人）同为首领，后队伍发展到700多人，自称“保安队”，占据北乡，经常到外地或北大路抢劫。同年，刘登泰被雇去当了兵。次年秋，刘登泰与刘殿成（永安堡人），张开科（青山堡人）从宁夏携带枪支开小差流落宁远堡乡，纠集土匪跟县警察、地方绅士发生了多次交锋。年底，宁夏逃散的马仲英残部百余人，经双湾到宁远堡、中牌一带抢劫，刘登泰、刘殿成组织当地农民手持铁锹、木棒追击出境。十九年（1930）春，驻张掖的国民党马仲英部孙某（名字不详，人称孙主任）来宁远堡接洽收编事宜，同时招募了许多农民，编为一个团，常吉纲为团长兼一营营长，刘登泰为二营营长，张登连为三营营长，张之俭（下洼子人）、王作太、（沙窝人）为连长。由于当地群众希望他们早日离开本地，所以推宁远堡绅士张登元说服他们同去张掖。去张掖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脱离马部返回宁远堡。张登元接受马部的委托当了两个月的临泽县长。这次返回后，纪律更为松懈，开始抢劫本地。当年夏天，他们在北大路的芨芨泉附近抢劫了与张掖、武威驻军有联系的贩运大烟土的骆驼队，打死驼队负责人和随行人员共10人，夺得长短枪7支，武威驻军马驯遂派马连长洽谈收抚事宜，刘登泰同意收编，并与马结拜为兄弟。但刘殿成、贠玉林等安于抢劫生活，意见不一致。收编搁置。同年秋，贠玉林为自当首领，利用部下与刘登泰在收编问题上的矛盾，鼓动孙聪、王美三、李福春等杀了刘登泰及其二弟刘登岳和李营副（河南人，名字不详），刘部从此无人管理，四处抢劫。同年冬，马驯派参谋魏泰兴（西宁人）来宁远堡清剿。逐村逐户把土匪和有匪疑的人集中起来，让地方绅士和群众去辨认，言是者杀，言不是者释，每天处决一两次，每次三、五人或十余人，并将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常吉纲、张登连等主要骨干逃避山中，魏泰兴设圈套把他们“请”出山“赴宴”，席间全部抓起，统统处决，历时一个多月，前后共杀200余人，宁远堡“保安队”彻底平息。此后，留下马龙继续清剿，时达半年之久，参与“保安队”活动的青年人被抓去当了兵，多死于马部兵营。
第四节 红西路军征战
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总指挥部和原红一方面军之五军，抢渡黄河，执行宁夏作战计划。当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师黄河防线，直趋景泰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以期控制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接应河东红军主力过河，夺取宁夏之时，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0万军队向河东红军扑来，红军部队执行宁夏战役受困。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战略新计划》，其中规定在河西的徐向前、陈昌浩所率各部2.18万人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准备以一年时间完成直接打通远方的任务。
11月11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指挥徐向前为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总部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特（总部参谋长）、李卓然（总部政治部主任）为常务委员，熊国炳（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克明（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王树声（副总指挥）、李先念（红三十军政委）、陈海松（红九军政委）、郑义斋（总供给部部长）为委员。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政治军事与党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旋即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建立甘北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此，红西路军于11月12日撤离景泰地区，兵分三路，经大靖、古浪、凉州（武威）且战且行，向河西走廊纵深疾进。16日先头部队经凉州南至西四十里铺。18日下午五时许，红三十军军长率本部八十九师二六七、二六九团偕总直骑兵师一部占领永昌县城。次日除留一部固守，余均开往山丹。
21日，总指挥部（军政委员会）转移至永昌县城，指挥部设在南街天主教堂。红五军政委黄超、军长董振堂各率两个团于23、25日相继进入永昌境内，略作短暂休补后，直趋山丹。五军军直属队行至永昌城西的王信堡一线时，从侧翼突遭敌马彪部马志武团的截击，激战中，部队受到不少伤亡，军参谋长李屏仁腿部负重伤。
红九军撤出古浪后，日夜兼程向永昌地区行进。至武威大河驿时，兵分两路。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率军直属二十七师为右路，绕凉州城东北，经陈冲堡，进入永昌境内杜家寨，停宿一昼夜；军长孙玉青等率二十五师为左路，经直凉州城南，过四十里铺、丰乐堡且战且行，两路同于23日汇合于永昌境内六坝、五坝一线村庄休整。数日后，又移至永昌城东二十里铺（今东寨）、十里铺、永昌城一线接替三十军防务，担负阻击进犯之敌，掩护总部之重任。12月初，二十五师一部由政委陈海松率领进至甘新公路沿线水泉子一线布防制敌。
11月25日，由政委李先念等率领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撤出已苦战数日的凉州西四十里铺阵地，收缩到永昌境内八坝、南庄、七坝一线，据守村寨，布防阻敌。11月底除留一部继续固守外，军直属大部西移永昌城，不久移至城西水磨关、梅家寺、南泉北泉及新城子一线。12月初，先期抵山丹的八十九师两个团回防永昌，复调三十军一部去山丹峡口、新河一线增援五军。
正当西路军部署在凉（州）、永（昌）、山（丹）一线略作休整补充，主力加速西进，迅取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准备继续西进之际，国民党军毛炳文部亦于11月16日西渡黄河，追“剿”西路军。形势对黄河两岸的红军活动极为不利。党中央、中央军委从全局利益出发，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连电西路军，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根据地，迷惑敌人，使敌疑西路军有从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之意，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军、三十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扩充红军，筹集资金，准备灭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立即决定以永昌、山丹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于11月22日，向各部队发布《告指战员书》，全军上下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为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尔后开始了以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为中心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23日，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召集永昌县城内外社会各界进步士绅、群众代表开会，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号召社会各界大力支援红军。经军政委员会提议和民主协商，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临时政府，推举农民狄万川担任临时政府主席。
这次会后，由总部地方工作部选派出一大批富有革命老区创建根据地工作经验的指战员，深入红军占领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筹建工作。到11月底相继建立了县城内东南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和农村的五坝村、头坝堡村、西十里铺、水磨关、梅家寺、赵定庄、通信堡、郭家南庄、水泉子等13个区、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并分别组织了“抗日青年队”。在选配基层政权领导成员的同时，民主选举产生了出席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近千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军政委员会地方工作部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民主选举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区（县）政府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军方4人）。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任主席，农民狄万川为副主席。成立了以王思福为大队长的抗日青年大队和抗日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旧政府内（今城关一小校址）。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支援红军，配合红军作战，为红军作向导，搜集敌情，维护地方治安，筹集给养，帮助修制军械，运送物资及战伤救护等支前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当红军开创根据地之际，在青海西宁的马步芳和在甘肃凉州的马步青受蒋介石电令，连续商磋，由马步青领衔在凉州召开前线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纠集在河西的骑兵第五师所属三个旅另两个团，马步芳所属陆军新编第二军一〇〇师三个旅，海南警备旅两个旅和青海十多个县的武装“国民兵团”（简称民团）共八、九万人马，任命海南警备第二旅少将旅长马元海为前线步骑总指挥，海南警备第一旅少将旅长马彪为骑兵总指挥，新二军骑兵旅旅长马朴为骑兵副总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围攻永昌、山丹地区的红军。国民党军杨德亮补充旅作为预备队屯兵凉州，待机而动；空军第十五队的飞机也抵凉助战。
11月25日，马彪、马朴率左右两部，经永昌城南、北两翼迂回，尾追西进红军。马元海率中路三个旅、两个团及部分民团向永昌境内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防地进攻，并由国民党军空军十五队的三四架飞机和大炮配合，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军与敌激战三昼夜，将敌击退。12月初，马元海为了打开进攻永昌的通路，又调集三个旅两个团和部分民团的兵力向东二十里铺、十里铺及城东郊一线红九军阵地连续发动进攻，企图切断永昌、山丹红军之间的联系，分割包围，寻机决战。红九军、三十军及总直属队艰苦鏖战10余天，消灭了大批敌军，红军虽伤亡严重，但永昌境内诸阵地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正当战斗激烈之时，“西安事变”发生，马军暂时停止进攻。西路军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电示，向蒋、马各部展开统战谈判活动。但“二马”拒绝谈判、停火。12月中旬末，马元海根据马步芳电示，依仗骑兵优势，复集五个旅、四个民团的兵力，于21日同时包围进攻永昌县城及城郊东水泉、校场山和二十里铺等地。马元海攻势受挫，遂转攻为困，派部队进攻城外零星据点。
红西路军自长征以来，几经雪山草地，未及休整补充。过河以来，夜以继日行军作战，又逢隆冬严寒，全军将士单衣草履，弹药有耗无补，伤员剧增，医药缺乏，减员严重，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广大指战员仍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继续与敌在城郊、水磨关、水泉子及东二十里铺十里铺一线顽强激战。
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依据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电示西路军的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西路军正准备西进，而国民党亲日派头目何应钦指挥“讨伐军”，已进至潼关，准备向西安发动进攻。张学良、杨虎城建议中共中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以巩固西安侧后方；西路军以一部兵力东出兰州、靖远，牵制马军和毛炳文部。于是中央军委命西路军东返。12月24日，正当西路军集合永昌、山丹一线部队，待命东返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又改命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总指挥部立即部署各部西进。在永昌县城的总直属队和九军城防部队突出敌军重围，到水磨关、梅家寺、南泉、新城子一线集结。28日，总部在南泉田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部队西进等问题，当天晚上，九军、三十军就地安置了2000余名伤员，以九军掩护总部在前，三十军殿后，全线撤离永昌地区，经毛家庄、八个墩滩西出县境。
红西路军在永昌地区征战40余天，历经大小战斗二十余次，击毙击伤敌6000余人，击伤敌机一架，自身亦有1000余人的伤亡。红军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远，师政治部主任姜启化，敌工部部长姜焕徇，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少年先锋团参谋长余信会等壮烈牺牲。西路军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各级基层政权和主要领导成员，自红军撤离后，亦因敌人的大肆搜捕屠杀而停止活动，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冯怀义等多人先后惨遭杀害。
1937年2月，红西路军进抵临泽县倪家营，军政委员会派出以牟永春为书记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来山、永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配合西路军行动。然而到3月中旬，西路军在军事上失利，兵败祁连山。又因敌人疯狂搜捕红军人员，监视行动，山永县委难以立足而未开展工作。
第五节 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县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农历正月十七日十一时许，日本侵略军飞机12架，从东北方向进入县城上空，扫射、投炸弹。经查证，共投炸弹36枚（未爆炸2枚）。打死、炸死无辜群众24人，其中妇女小孩12人，炸伤9人，炸毁民房30余间，牲畜20多头。
第六节 皇城剿匪
1949年9月19日，永昌解放，长期盘踞在青海及甘肃河西走廊的国民党马步芳部队彻底溃败，部分残余势力，潜藏于县境边远地区的祁连山一带。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参议冶子明及其旧部申麻子、马如怀、马成良、马二不都等为骨干，勾结当地反动势力，共130多人，结伙成匪，组成“甘肃反共救国军”，驻踞皇城滩、金羌滩、老虎沟一带，经常抢夺群众财产，屠杀牲畜、残害人命，并袭击乡政府，杀害了皇城乡党委书记。
1950年，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冶子明认为时机已到，勾结潜藏于武威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李兴武，蠢蠢欲动，刺探军情，扬言“攻打凉州，收复失地”。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新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八师和武威军分区奉命组织剿匪。由八师参谋长董铁夫、二十四团李副团长、侦察科长刘瑞华，武威军分区司令员陈仕牵组成剿匪指挥部；由八师两个骑兵侦察连，二十四团一营，二十二团三营九连，武威军分区独立营一连、三连组成进剿部队，武威、永昌两县的民兵、农民数百人组成担架队，畜力运输队跟随部队进剿。其中永昌武装部、公安局参加干部10名，民兵78名。
为便于剿匪，决定首先由军分区独立营掩护两个测绘队测绘祁连山境内地形图，独立营同时配合进剿部队搜剿堵歼敌匪，于1951年2月16日进入南营堡，17日入山测绘。
八师骑兵两个侦察连，由侦察科长刘瑞华率领搜剿皇城滩敌匪，查明敌情，并要求绕道将一棵树敌匪逼往皇城滩，以机动部队歼灭之；机动部队即八师二十四团一营，作好战斗准备，待命出发；八师二十二团三营九连为皇城滩供应站掩护部队，于22日进驻皇城，配合进剿部队堵歼及防匪逃窜；永昌、武威的农民、民兵运输队、担架队负责粮食供应，战伤救护及配合部队进剿。
八师骑兵两个侦察连于2月17日由武威出发，18日至铧尖，得悉匪一部窜帐房凹，一部在一棵树。遂于20日搜剿一棵树，匪闻风而窜老虎沟石峡，只俘匪徒二人。进剿部队向老虎沟石峡绕道迂回，意将匪逼向帐房凹聚歼，但敌匪发现了这个意图，匪首冶子明、申麻子、马二不都遂纠合一起，逃窜宁蟾沟。进剿部队尾随向宁蟾沟搜索前进，至宁蟾沟与匪接火，匪疯狂反扑，进剿战士坚守阵地，共打退敌匪四次冲锋，击毙了匪首申麻子及匪徒13人，伤8人。此次战斗由于进剿部队地形不熟和天气寒冷等原因，未获全胜，2名战士牺牲，8名战士受伤。
战斗后，剿匪指挥部一面命令骑兵两个侦察连控制有利地形，一面命令八师二十四团一营由该团李副团长率领，于24日从武威出发，兼程于26日到达帐房凹，并明确指示全部进剿部队统归李副团长、刘科长2人指挥。
宁蟾沟战斗后，敌匪经草大坂，西水滩回窜皇城滩一棵树。李、刘二指挥当即部署，由二十四团一营，骑兵两个侦察连，二十二团九连共六个连的兵力合击一棵树，28日出发，3月1日7时到达指定地点。战斗历10多个小时，毙伤匪徒共30余名，缴获马108匹，步枪1支。此次战斗，由于正面部队提前开炮，致使匪从尚未控制的一棵树沟脑溃散于雪山，未收到全歼敌匪的效果。
敌匪溃散后，逃向青海省大梁地区，与青海省敌匪合伙。驻青海野战部队三师派骑兵分两路合击，驻甘肃野战部队三军骑兵团一连从西北堵歼，并堵截平羌口、鸾鸟沟、大河坝、白石崖口，防匪北窜。八师二十四团一营二、三连，师骑兵两个侦察连，奉命由李副团长，刘科长指挥于老虎沟脑设伏；二十四团一营三连，武威军分区独立营两个排，由二十四团一营赵营长率领在一棵树沟脑设伏。但设伏尚未就绪，青海驻军已在庙儿沟地区歼匪400余众，基本歼灭了皇城滩敌匪。
1951年下半年，三军八师奉命赴抗美援朝前线，由武威军分区独立营驻皇城搜剿散匪，最后将匪首冶子明、马六巴等四人逼匿深山，后被青海民兵诱捕，至此平息了皇城滩匪患。
皇城剿匪中，永昌县、武威县农民和民兵在输送武器弹药、运送粮食和战伤救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民兵参与了宁蟾沟、一棵树等战斗，给予进剿部队有力的支援与配合。
整个剿匪结束后，上级将战斗中牺牲的杨玉山等18名解放军指战员和13名民兵追认为革命烈士。葬于永昌县城南。
明代后期，永昌县境以南有大通河麦力干（少数民族部落）由黄城儿（今皇城滩）而来，以北有祝囊、厄鲁特等蒙古族部落，越长城向县境内进犯，以堵塞朝廷通往西域的通道，明王朝为保证交通咽喉的畅通，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于今永昌县设永昌协，协设参将，统辖永昌五营及境外张义、靖边、黑松、安远、古浪、大靖、土门、镇番八营兵力。
清顺治时期，永昌协及永昌五营设置未变，但兵力有所减少。康熙十三年（1656）改设永昌协参将为副将。十五年（1658）增设新城堡兵营、设都司、千户各一员。雍正年间，永昌各营兵力，较顺治年间略有增加。乾隆后期，永昌各营兵力有较大幅度的减少。道光二十六年（1846）永昌协所属之扁都口、石灰关各要口三十八处均拨兵巡守，自数十人至百余人不等，“甘凉二州之扁都口等隘二十七处兵力尚嫌不足，于沙金城（今大河坝一带）设兵千人，以防凉州所属之一棵树（今皇城滩西）等十三处隘口。”（《清史稿》）咸丰四年（1854）令甘肃省疆臣督办团练（后称民团）事宜。永昌团练始于此。
同治四年（1865）甘肃回民反清起义、战火波及永昌城乡。咸丰、同治年间永昌协兵力不足，据《靖史稿》记载：“数万额兵，几同虚设”。十年（1871）左宗棠对地方兵进行了“减兵、加饷、缮器械、简军”等项内容的整顿，但“逼近蒙蕃之永昌、庄浪、松山三营仍循旧额”。光绪八年（1882），永昌六营兵力较嘉庆年间减少65％左右。
民国二年（1913）除水泉、宁远堡两个营设守备各1员，守兵各50名外，其余裁撤。民国六年（1917），水泉堡、宁远堡兵营全部撤除。十三年（1924）十月设永昌县自治筹备所，筹建自卫团。十四年（1925）县城设兵站，给军队供粮秣煤柴。十五年（1926）改县自治筹备所为县自治协会，全县分设五区，各区设保卫团，有团丁192人，武营一律撤销。二十七年（1938）设兵役科，编员3人，推行兵役制，专管征兵事宜。三十年（1941）成立国民社会训练总队，下设常备队和后备队，常备队管征集训练未交部队的新兵，后备队利用农闲在乡镇集中训练18至45岁的壮丁。各乡镇利用农闲，以保为单位，由保队副对壮丁进行普通训练。三十一年（1942）撤销国民训练总队，成立了国民兵团，团长由县长兼任，专职副团长1员、副官1员，督练员、事务员、书记、文书若干人，专训练壮丁。三十二年（1943），国民兵团与兵役科合并，称军事科，设科长，征募员、督练员、编练员各1人，专管征兵和训练壮丁，直到1949年。
历史上曾实行过多种兵役制度。宋代实行募兵制；元、明、清时期，实行世袭制；民国实行征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志愿兵制；1955年，实行义务兵制；1984年5月，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
辛亥革命后，重大兵事主要有红军血战永昌；马廷勷西军劫掠；马仲英部过永昌；日本飞机轰炸永昌城；宁远堡事件；皇城剿匪等。
第一章 军事地形
第一节 地形特征及战略地位
永昌县位于河西走廊东部，境内以山地高原为主，平原绿洲、荒漠相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为山地，中部走廊为平原，东北部为残丘戈壁荒漠。地势险要，层峦叠嶂，隘关狭道，山川交错，故称：“襟山带水，战守有资，西北之孔道也”。论兵防，是天然依托，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自古以来有不少军事集团在此盘踞，设防扼守。西部北部有龙首山脉，南面有祁连山脉，东瞰清河绿洲，西窥绣花庙峡口，南过头坝口、鸾鸟口直指皇城，可达青海；北逾龙景山口，进金川镍都。疆域多以峡口通道、山脊为界，是兰州西部重要门户。而今与未来的现代战争中仍是遥控垂戍或运筹深山峡谷开展游击战争之军事要冲。
第二节 军事要地
一、关隘
平口峡位于河西堡以西10公里处，峡口全长5公里，宽处50米，窄处7米，为东西走向。峡口南北两边山高坡陡，是兰新铁路、河东公路（河西堡至山丹东水泉煤矿）必经之口，公路属河滩沙石路基，冬春通车无阻，夏秋雨季，交通不便。
金川峡北靠营盘顶，西依金山、武当山，南与永昌县城临近，东与玉皇地接壤，峡长7.5公里，宽500米。峡内有1条便道，可通汽车，水源丰富，峡谷出口处建有金川峡水库，库容为6500万立方米。
水泉子峡位于县城西北，距县城34公里，峡口全长10公里，最宽处3.5公里，最窄处2.5公里。北靠龙首山，南依大黄山，西与山丹县接壤，甘新公路贯穿东西，是新疆通往内地的必经之道，也是外侵进犯，我必守，敌必争之要地。此峡口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有疏散隐蔽，攻防作战的天然依托，但水源、天然植被缺乏。
二、口隘
小青羊口东临芨岭，西接尖山，沟长8公里，宽30米，沟内有水井4眼，深6至9米。
车路沟口东靠栒子山，西连尤子山，南与毛卜喇村近临，北和花草滩接连，沟长5公里，宽10至15米。
龙口位于金昌市双湾乡赵家沟村南10公里处，东山延伸到红崖山水库，西山接宁远堡乡的东山，南面是东水崖子，北面是赵家沟村，该口狭窄，山势险要，口长200米，底部最宽处8米，窄处5米。东面悬崖高150米，西面悬崖100米，是通往朱王堡镇、水源乡的必经之路，峡口东有自流泉一眼，最大流量0.003米3/秒，系甜水。
头坝口是永昌通往皇城滩的唯一山口，山峡势陡，地形险要，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沟口窄处有1座石木结构桥，东大河由此出祁连山，流入平原地区，河水年平均流量为9.7米3/秒，最大洪峰262至547米3/秒。
麻黄沟口北面是宗家庄火车站，南面是红光园艺场。东西两面是山，永河公路从沟中穿越，全长2公里，窄处20米，是河西堡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
三、滩涂
花草滩位于龙首山脉的两大支脉之间，东起平口峡，西和山丹接壤，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15公里，总面积为600平方公里，交通方便，兰新铁路由东西穿越而过。地形平坦，便于机械化部队行进，是反空降地域。
甘沟滩位于大黄山和长沟山之间，东起水泉子，西至峡口，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5公里，总面积为125平方公里，甘新公路从中穿过，地形开阔平坦，至峡口一带逐渐收缩，是敌由西向东进犯的必经之路，是反空降地域。
青山堡滩位于河西堡镇东南部，西起河西堡，东接白杨墩滩，南至兰新铁路，北靠青山堡，东西长27公里，南北宽10公里，总面积的270平方公里，是反空降地域。
西坡滩位于金昌市西北方向，向南靠龙首山，东到河雅公路，北接宁远堡乡下四分村，西至曹大坂，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15公里，总面积为300平方公里，是金昌市西北部的一片开阔地，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和集结，是反空降地域。
大马营滩（包括黑土洼）位于红山窑乡西部，东起红山窑高古城，西接山丹，北靠大黄山，南依祁连山，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24公里，总面积为960平方公里，是反空降地域。
四、山岭
大黄山即古焉支山，又名瑞兽山、青松山，位于永昌县城西部，为祁连山、龙首山之间的独立山体，东西长36公里，南北平均宽为21公里，海拔3970米。是一座防御阵地的天然屏障。当年为霍去病布阵地。
龙首山（北支脉）永昌县北山系龙首山向东延伸的部分，位于县城北35公里处，东西长96公里，南北宽42公里，海拔2827米，是镍都金川的坚固防御阵地。
龙首山（南支脉）位于绣花庙、水泉子北部，花草滩南部，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10公里，海拔2984米，南山坡度较陡，北有兰新铁路，南有甘新公路，是机动的防御阵地。
第二章 军事防务
第一节 驻军
民国三年（1914），原清朝的营制裁撤，只留水泉堡和宁远堡二守备。六年（1917），县城设警察分所，有马步警30名，维护治安。八年（1919），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的西军驻永昌，十七年（1928）六月，马部受国民军的袭击，仓惶逃走，驻永昌的西军大肆劫掠。同年七月，马部攻陷武威城，乘势进占永登满城，威胁兰州，被孙连仲部击溃，国民军遂进驻武威，派连队（群众称草帽队）赶走驻永昌的西军残部。十九年（1930），国民党马驯部驻防武威、永昌等县。二十年至三十年（1931到1941），国民党马步青部陆军骑兵第五师（后扩编为军（简称骑五军）），驻武威、永昌、山丹等地，以军代政，长达十年之久。三十年（1941）马步青部被调离永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群众叫“中央军”）始驻防武威地区永昌等县，直至1949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守。1977年11月，海军训练基地第三十三大队（正团级）进驻永昌河西堡镇河东堡村，主要是负责海军新武器试验，土佛寺劳改农场（现红光园艺场），于1966年7月由武威军分区独立营三连进驻，后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中队。1982年金昌市武警支队接管永昌县中队和红光园艺场中队。
第二节 地方武装
宋朝的乡兵（亦称民兵），是由民众为保卫乡土自动组成或奉官府之命组成。元朝，永昌路设宣慰司管理民兵组织。明朝民兵组织由县官府的官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事毕为民。清朝康熙年间，县府设置“乡勇”，称为民壮，也称“团练”。清末民初，仍称“团练”。民国十五年（1926），全县分5区，各区设保卫团，共有团丁192人。十六年（1927）全县划分为6区，各区设区公所，仍设保卫团。十七年（1928）成立团练，多由商号店员和农村壮丁组成。二十五年（1936），成立了国民兵团（简称民团），共200人，二十六年（1937）二月，在原民团的基础上补充了新壮丁1200多名，组建县保安团，以三三编制序列，下设三个营。连以上军官均安插了国民军“骑五军”的亲信，随即编入骑五军。三十年（1941）改设国民社会训练总队，下设常备队和后备队。三十三年（1944）撤销国民兵团，同时成立了规模较小的国民自卫队。此外，还有警察衙役，主要任务是维护治安。1949年8月，中国共产党永昌县地下党员朱新蕊、朱新蕴、张万寿等受武威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永宁地区宣传，并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永宁地区游击队（俗称骡马大队）共100多人，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
第三节 人民武装部和人民武装委员会
人民武装部1949年9月武威军分区抽调干部，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武装部，隶武威军分区，下设民兵科、训练科、政工科，编制13人。县属5个行政区均成立人民武装部，各配1名现役军人为部长。区所辖24乡各配1名不脱产的民兵连长抓武装工作。1953年，全县设8个行政区，每区配备现役军人2至3名，负责本区武装工作。1954年12月17日，实行义务兵役制，将县人民武装部改为兵役局，主管兵役工作和民兵工作。下设兵役科、民兵科，编制15人。设局长、政委（县委书记兼）、副政委各1人。1955年10月，武威、酒泉地区合并为张掖地区后，永昌县兵役局隶张掖军分区。1958年8月，永昌县兵役局改称为人民武装部，编制19人，设部长、政委（县委书记兼）、副部长、副政委各1人。1961年，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区分设，永昌县人民武装部，隶武威军分区。10月25日，25个人民公社均设立人民武装部，各配2名非现役军人，部长由公社领导担任，受人民公社党委和县人民武装部双重领导。同时在驻永昌境内的十个省、地厂、矿（场）设立了人民武装部。基层武装部的主要职责是：做好民兵政治思想工作，掌管民兵编组，干部审查选配，组织训练；管理武器弹药；组织民兵保卫生产建设，维持社会治安和战时民兵参军、参战。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永昌县中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永昌县中队，编制25人，配队长、指导员、司务长各1人，隶县人民武装部，主要任务是看守公安局看守所。1969年，电信局、气象站归属人民武装部。1971年，县人民武装部设组训科、政工科，编制35人，配部长、政委各1人，军、政副职7人，同年接管皇城一区5个人民公社武装部，1972年12月又将皇城一区五个人民公社武装部移交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74年将电信局、气象站移交地方政府管理。1976年1月1日永昌县中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永昌县中队，移交县公安局。1978年10月武装部增设后勤科，编制23人，配部长、政委各1人，副部长2人，副政委1人。1979年2月由县委书记兼任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1年撤销组训科、政工科、后勤科，编制17人。1983年，县武装部恢复原建制，编制未变。6月25日，改由金昌市人民武装部（正师级）管辖。编制18人，配正副部长、正副政委各1人，设组训科、政工科、后勤科。1984年1月10日，将宁远堡乡、双湾乡、金川镇3个人民武装部移交金昌市人民武装部。县人民武装部下辖7乡4镇和6个厂（场）、矿、公司武装部。1984年7月，永昌县受令组织扩建预备役部队的任务，增配干部5人，其中副部长、副政委各1人，分别兼任武威陆军预备役师、步兵第三团的副团长、副政委。1986年，人民武装部正式改为地方建制，称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武装部，编制21人，设部长、政委各1人，下设办公室、军事科、政工科，隶属金昌军分区管辖。人民武装部是永昌地区的军事领导指挥机关，既是县委的军事部，又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工作机关，接受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军事机关的双重领导，其主要工作职责有；民兵组织建设和武器装备的管理；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组织并带领民兵完成战备执勤任务，组织发动民兵参加两个文明建设，民兵预备役人员的登记、统计；协同教育部门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征兵、招收飞行学员工作；拟制本区域内的战时动员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在平时做好战时动员的各项准备；对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管理，协同有关部门做好退出现役军人的安置和烈军属的优抚工作；战时组织实施兵员动员和带领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任务。人民武装部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进行管理。
人民武装委员会1952年12月，建立永昌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党、政、群众团体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主任由县长兼任，副主任2名，由县委副书记和县武装部部长兼任，县人民武装部为办事机构。“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武装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1978年11月人民武装委员会恢复，主任由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并有革委会副主任和县武装部政委各1人兼任副主任。由组织部、宣传部、工会、共青团县委、县妇联、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商业局、粮食局、卫生局、文教局、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等15个单位组成。办公室设在人民武装部。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贯彻上级党委和军事机关民兵预备役工作的指示，组织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完成人民武装建设任务，研究解决民兵工作的重大问题，贯彻战时兵员动员，年度征兵、转业、复员、退伍战士安置工作的方针、政策。
第四节 军需补给
民国三年（1914）九月开始征收军费。十一年（1922）凉州镇守使马廷勷为筹集军费，大开烟禁，征收烟亩税。十四年（1925）永昌设兵站，给军队供粮草和煤柴。十五年（1926）国民军在永昌招募，实行每招募兵1人，地方筹银币80元，均由群众负担。同时采取纳金缓役办法，凡适龄壮丁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银币，就可以缓服兵役。十六年（1927），永昌县政府在三班基础上设粮草班，差役数十人，分赴各区、乡，催要粮草、抓丁。十八年（1929）县政府以地价做抵向富户借款，以济军费，并以折色粮交现金支付军费。二十一年（1932）一月九日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会令河西地区永昌等16个县给国民党马步青所部骑五师供给养。二十五年（1936）红西路军进驻永昌后，在宣传发动群众时，将县城粮仓的部分粮食散发，救济贫困市民。在地方反动势力企图在经济物资上封锁红军的情况下，不得已采用“搞窖子”的办法将城乡的五、六十户地主储存、埋藏、转移的粮食、食油、布匹、皮毛、被服等，除部分留红军补充给养外，其余分配给市民及缺吃少穿的贫困农民。在红军占领区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其他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援下，确保了在永昌地区的15000名红军指战员40余天的粮秣物资的给养补充。二十六年（1937）马步青部骑五师扩编为陆军骑兵第五军，驻永昌，军粮采买局奉省政府命令预征田赋一年，交现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规定，每年征收田赋粮时，同时借征同等数量的军粮直至1949年。二十九年（1940）八月二十一日成立永昌县军粮局，专门为驻军摊派征购军需粮草、烧柴，并按驻军多少核定数量。三十一年（1942）第八战区委托县政府采购军粮小麦2.91万石。三十二年（1943）全县摊派交购军粮小麦9200大包（合1.3万石），同时摊派副食费、马干费，并征购皮毛等。三十三年（1944）永昌县拨支第八战区军粮1万石。三十五年（1946）由群众给新疆运送军粮160万斤。三十八年（1949）三月改永昌县补给站为永昌县军民合作站，向群众要粮要草，派征“劳军费”。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永昌县成立了拥军委员会，开展宣传拥军工作，改旧军民合作站为临时粮草站，并在水泉子成立了招待站，接待人民解放军。此时，永昌县人民自愿捐献马料9.68万斤，麸皮4052斤，草75万斤，木柴5.82万斤，面粉1.67万斤，炒面4万多斤，支前人员3357人，畜力316头，大车354辆，羊皮4.39万张，羊毛8642斤，手套9666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驻永昌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粮秣给养由上一级军事机关后勤部门核定，以军用定额粮票，由当地粮食部门供应。经费一律由上一级军事机关拨给。
第三章 兵役制度
第一节 募兵
民国初年，实行募兵制。十五年（1926）开始有征兵命令，永昌县从十五年到十八年共征集兵员1040名。但武威驻军均以乱抓壮丁来扩充兵员，如驻凉州镇守使马廷勷不断在永昌县抓兵拉马，十五年（1926）派员到永昌抓兵180多人；十七年（1928）在永昌县城附近抓兵70多人；十九年（1930）武威驻军马驯借故清剿土匪，在北乡（今河西堡镇、宁远堡乡）抓兵100多人；二十一年（1932）国民党马步青部接防武威后，利用巡查户口或在旅馆、戏院、妓院、群众庙会等处乱抓兵；二十五年（1936）冬，马部与红西路军作战伤亡残重，于次年夏初，在永昌县强行抓兵1100多人。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实行《兵役法》。二十六年（1937）八月三十日颁发征兵令。二十八年（1939）八月制订管区募集志愿军办法。兵役分两种：18岁为国民兵役，20岁为常备兵役，男子年满18岁之翌年一月一日起，服之届满45岁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解役。三十年（1941）开始试行“以马代丁”，一匹马可代两个兵。三十二年（1943）一月取销了在校学生缓役制，同年八月二日起只执行师范生缓役制，其他在校生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抗日战争时期，八年共征兵2652名，征代丁马163匹。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虽有服役年限和退伍规定，但不论是招募和征集的兵员，除当逃兵或残兵，很少正式退伍。
第二节 志愿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次年萧香亭等人应召，参加甘肃朱贵部下，赴浙江慈溪大宝山一带抗击英军。1936年红军进驻永昌后，发动群众自愿报名参军，部队挑选了140名青年参加了红军。1944年7月永昌县小学教师李其善、包得温，学生何庆昌、赵殿玉、刘锦荣等5人，自愿参加中国远征军，到西安编入国防部教导第四团出国赴缅甸，转入新编第一军与英美等国盟军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1945年春回国转战黔桂抗日，何庆昌于1947年在东北长春随部队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余人员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归来。1944年11月3日，永昌县成立“永昌县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当时公教人员大中学生彭树勋、李祯、刘效祖、张祖武、白麟道、杨继祥、吕生兰、李生荣等18人参加了青年军，于1946年陆续复员返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至1950年，永昌县有248名青年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全县有17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从中选送679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志愿军，赴朝战士中有3名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牺牲。1955年颁布《兵役法》，以义务兵役制取代志愿兵役制。1978年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志愿兵的服役期为15至20年，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永昌县在部队服现役义务兵的战士中有60余名优秀战士转为志愿兵。1984年5月21日新的《兵役法》规定志愿兵的服役期限，从改为志愿兵算起，至少8年。不超过20年，年龄不超过35岁。期间永昌县在部队服役的义务兵中有30余名技术骨干转为志愿兵，服役期满后，转业返回原籍的由县民政局、劳动局、人事局根据本人所学的专业和特长，均安排为国家职工。
第三节 义务兵
1955年7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兵役法》，规定服役期限为陆军3年，海军4年，空军5年，并建立了定期征兵、退伍制度。1978年3月6日，对现行义务兵的服役期作了调整：陆军3年，海军、空军、陆勤部队和陆军特种技术部队4年，海军航艇部队、陆军船舶分队5年。1984年5月，对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作了新的规定：陆军3年，海军、空军4年。永昌按新规定给部队征送了442名青年。义务兵征集从1955年以来，一年一度冬季定期征集，其办法是地方征集、部队派员接收，各自负责带回部队。1984年永昌县实行了自征自送，到部队办理接交手续。为了保质保量把兵员补入部队，征集兵员工作，坚持把好三关：一是把征集对象关。农村征集家庭劳动力比较充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对文化不发达的乡村，文化程度适当放宽；城镇征集对象主要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从1975年开始不再征集在职职工和在校学生。1978年开始，先后有40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录取在军事院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农村和城镇应征青年，按《兵役法》规定，应从年满18岁至22岁的男女公民中征集，但根据每年征兵命令，一般是在年满18至20岁男性青年中征集。二是把好政治审查关。1978、1980、1984年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关于征集兵员政治条件的规定》，依据此规定，政审工作在县征兵办公室的组织领导下，县、乡、村成立三级政审小组，统一培训人员，掌握政审标准，政审中依靠公安部门、基层党组织和民兵组织，通过自下而上的调查走访，逐级审定征集对象的现实表现和主要亲属的政治面貌。择优选定政治历史清楚、道德品质好的适龄青年入伍。三是把好体格检查关。由征兵办公室安排指导，县医院和乡卫生院选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医务人员，确定主检医生，统一标准，根据兵员分布、数量情况和医务人员的力量，本着方便受检人员的原则，设立体检站。每站由站长，主检和各科医生9至12人组成，负责新兵体检。
义务兵服役期满后，由部队师机关批准办理复员手续，返回批准入伍的原籍。县人民武装部办理登记手续，县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统一安置。在安置上坚持从哪里来，回到那里去的原则。城市入伍的由人民政府统一安置，一般都安置在企业单位就业。农村仍然返回农村。近年来，部队培养了大批的军地两用人才。复员退伍军人，尤其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全县共有两用人才817名。担任村、队干部和创办乡镇企业的就有729名。
第四节 预备役
1984年重新颁布《兵役法》规定：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永昌县预备役分为士兵预备役和军官预备役。预备役士兵包括民兵、退伍士兵、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符合预备役条件的男性公民。预备役军官包括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的军官和确定服军官预备役的退伍士兵、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民武装干部、民兵干部及非军事部门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士兵预备役的年龄，普通兵为18至28岁。技术兵为18至25岁。预备役士兵中凡未服过现役且18至20岁期间的青年公民，须参加30至40天军事训练。预备役军官年龄最高不超过45岁。预备役军官是战时军队扩编的骨干，是军队的组织指挥者，在服役期间须进行3至6个月的军事训练，每年须进行一次30至60小时的指挥作业训练。所有预备役人员，在服预备役期间须进行一次复训。每年退伍回来的士兵，县人武部按照全军统一规定的退伍军人专业名称和专业号码进行分类登记，每年以6月30日为准，进行复查核对一次。对服满预备役最高年限的预备役人员须按时转出队，对不再适宜服预备役的预备役人员要进行注销。永昌县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共有5167名，其中服预备役的有2664名。
第五节 兵员动员
1972年根据甘肃省军区和武威军分区修订战时兵员动员和扩编、组建地方部队的精神，拟定和落实了兵员计划与作战方案，确定了18至25岁男性兵员3000人；并组建了永昌县独立团一个，辖营3个，直属连5个，共2937人。准备补充野战部队5031人。随时应付突发事件。1984年4月根据上级军事部门的命令，永昌县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威陆军预备役师步兵第三团，辖营3个，直属连7个，共有2891人；同时落实了补充野战部队满员人员700人。以上兵员均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定了行政管理、教育训练、集结开进等具体实施方案。6月24日，在水源乡召开了团成立大会。1949年以来兵员征集和复退军人情况见表242、表243。
第四章 民兵建设
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民兵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武器装备管理等。其任务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头完成生产和各项任务；担负战备勤务，保卫边疆，维护社会治安；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抵抗侵略，保卫祖国。
第一节 组织
1949年9月永昌县始建立民兵组织。全县设五个区，各区设一名武装委员，由区委书记兼任。区建立民兵班排组织，多者有民兵百余人，少者10多人，全县民兵总数量不满600人。土地改革后，农村贫雇农青壮年积极参加民兵。1952年12月规定：凡年满18至40岁的男性公民，均有参加民兵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了民兵任务、纪律、组织建设。到1953年全县民兵发展到7060人，约占总人口的5.8％。区设立营部，乡设连部，1957年6月民兵和预备役合编，乡设立民兵队部，农业生产合作社设中队，下设分队、小队。1958年“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参加民兵的年龄由原来的18岁改为16岁，男性35岁扩大到45岁，女性30岁扩大到35岁。全县组建民兵师1个，团6个，营36个，连147个，排585个，班2395个，有基干民兵1.44万人，民兵总数增加到5.07万人，占总人口的30％。当年，在民兵中开展生产劳动好，遵守政策法令好，国防观念好，学习工作好，团结互助好等活动。1960年永昌县成立了19人组成的民兵工作领导小组，1961年12月颁布《民兵工作条例》，建立了一年一度民兵整组制度，同时在基干民兵中增建了武装基干民兵。1962年6月19日毛泽东发出了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县委、县政府积极贯彻，民兵工作开始形成一整套制度，并相继进行劳武结合的训练。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兵组织活动停止，武器入库。1969年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民兵组织重新整顿恢复。1972年全县组编民兵师1个，团10个，连157个，民兵占总人口的22.7％。1975年，全县组编民兵师1个，团17个，直属营6个，连197个，民兵占总人口的25.2％。1981年，缩小民兵组建范围：一是缩小民兵年龄限制，男性民兵年龄由原来16—45岁改为18至35岁，其中基干民兵年龄18至28岁；二是把普通、基干、武装基干民兵改为普通、基干两层，取消了县编民兵师和乡、镇民兵团，基干民兵为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为二类预备役，民兵总数只占总人口的4％，1985年民兵再次压缩，乡镇、厂（场）组编基干民兵营（连），村编民兵排。
第二节 干部选配
1961年10月，社（镇）人民武装部正式配备专职武装干部。配备部长1人，干事2至3人。1978年10月对专干编配进行了调整，人民政府配2人，人口在3万人以上的和重点公社增配1名，厂矿企业武装部按总员额千人以内配1名，千人至5千人配2至3名，5千至万人配3至5名，万人以上的酌情增配。1984年开始实行乡镇专职武装干部招聘制。
基层民兵组织的干部依据建制选配。1981年以前，实行有专有兼，一正多副，政工干部以兼为主，有男有女，相对稳定，随缺随补的原则。之后，按军事干部以专为主，政工干部以兼为主，不配副或配一副的原则，从思想好，年纪轻，事业性强的党员、团员和退伍军人中选配，由上级党组织审批任免。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职责是：承办民兵各项工作，搞好民兵组织调整、政治教育、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承办民兵和退伍军人工作，组织领导民兵参加生产劳动，担负战备治安勤务，战时带领民兵参军、参战。
第三节 训练
三十多年来，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每年一次，1951至1959年，参训人数少，采取乡镇集中训练。1962年前后由县人民武装部负责就近联片设点训练。1971至1979年实行大面积训练，采取小型、就地、分散、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1980年以后，由县人民武装部负责就近联片集中训练。1985年民兵训练人数大幅度压缩，加强了专业技术兵的训练，采取全县集中训练，训练时间一般不少于20天，多则30天。而一些特殊的训练科目或人员则随事而定，如报务员训练90天。县人民武装部军事干部，每年到省军区教导大队受训2至4个月，乡级人民武装部干部到军分区受训30至40天；民兵连（营）长到县人民武装部受训20天，由县人民武装部拟制教学计划以及武器弹药发放和专业分队的组织实施，乡镇、厂矿人民武装部负责步兵分队的组织实施，村民兵连负责落实人员和训练报酬；干部侧重本级指挥和教学法，专业分队侧重兵器操作、战术和专业技术。1984年建起了民兵训练基地，占地面积4.4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66平方米。现有地炮、高机、通信、侦察、反坦克等专业分队，向电教化、模拟化、规范化、统一化发展，储备一大批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兵。
第四节 装备
武器装备1950年全县有步、马枪449支，手枪1支，土炮145门，刀、矛819件，子弹720发，手榴弹7枚。执行应急任务时，由县上统一调配使用。自1970年以后，经过逐年配发和更新，到1979年，全县民兵装备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2051支，五六式全自动步枪180支，五六式冲锋枪559支，五六式班用机枪29挺，五三式步骑枪534支，轻重机枪171挺，四三、五〇式冲锋枪1037支，六九式四零火箭筒105具，六三式六零迫击炮29门，五三式八二迫击炮12门，六五式无后座力炮12门，五七战防炮12门；通讯器材有十五瓦电台2部，两瓦电台6部，步谈机10部，收信机1部，十门交换机2部，电话单机15部，被复线20对公里。1983年全县各乡镇及县境内各厂矿企业都已装备齐全。134个生产大队装备131个。
武器管理1963年以前，武器配发到武装民兵手中，由个人保管。持枪民兵由基层党支部提名，逐级审查把关。1980年以后由大队集中保管，各大队制做了枪柜架有专门库室，由民兵连长或指定专人看管。1982年5月底，集中乡镇统一管理。各单位自筹资金按统一规定的标准制做了枪柜，修缮了专门的武器库室，雇请了专职保管员。全县计有武器库室34间，1020平方米，枪柜130个。1985年7月，全县武器装备收交县库管理。县人民武装部重新修建了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占地面积8483.66平方米，建筑面积629.73平方米。
管理制度武器配发到民兵手中后，从既利于战备，又保证安全出发，制定了“定人、定枪、定责任、勤检查、勤擦拭；不准用不同口径子弹射击；不准枪口对人开玩笑；不准擅自动用武器打猎；不准随意拆卸更换部机件；不准平时枪膛内压子弹；不准私自携枪外出；不准转借他人”的管理制度。武器集中到大队、公社管理期间，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1985年武器集中到县库后，增加了人员编制，安装了较先进的报警系统，制定了十项制度和安全措施。拟订了应急方案和安全联防方案，加强值班巡逻，保证了24小时不失控，节假日由部领导和军事科干部加强值班，使仓库管理趋向规范化、制度化。
第五节 作用
支援前线1936年红西路军进驻永昌县组织了抗日青年大队，队员踊跃支前。并组织铁匠等工匠协助红军熔铸弹壳，锻打长矛、大刀、马掌，修理损坏枪械。碾配研制火药。帮助守城部队和外围部队构筑防御工事。赶制急需的御寒服装，组织民众加工面粉、炒面、烙饼，备办行军干粮，包扎运送伤员。先后出动民众数万人（次），调用大批毛驴、马匹、骆驼、车辆支前运输，提供饲草200万斤，粮食和饲料300万斤，肉食10多万斤和清油、军鞋（毡靴）、皮衣、背心、皮帽、手套数万件。
剿匪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八师二十四团骑兵侦察连进驻永昌县，但任剿匪任务后，永昌县委抽调武装和公安干部10人组成武装工作队，组织和领导民兵配合部队在皇城滩一带剿匪2次，单独追歼股匪11次，参战民兵78人（次），计歼敌807人，毙敌6人，俘敌680人，缴获各类枪支111件，子弹1336发，骡马51匹。在皇城滩剿匪中有13名民兵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维护社会治安1949年以后，民兵在肃特、镇反、土改、公社化等运动中，巡逻、站哨、执行较大的任务200余次。1960年以后，在战备工作中，维护公路、铁路、桥梁和电话线路，站岗放哨，维护社会安全，同时经常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生产建设民兵是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突击队，多年来，在工农业生产、植树造林、重点工程建设、抢险救灾、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和扶贫帮困活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民兵参加防汛、抗旱26次；为群众抢救抢运粮食12万斤，木料78立方米，衣物2200件，维修房屋230间；抢修河堤1200米，修建公路36条，280公里，兴修水利设施829处，移动土石1.2亿立方米；修过水桥、补涵洞32座；植树造林425万株，成片育苗造林1.3万亩。1950年以来全县民兵发展和训练情况见表244。
第五章 人民防空
人民防空是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采取“积极防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大战略措施。永昌县从1969年全面开始了城市防卫和“战斗城”建设工作。
第一节 机构
1969年9月6日，成立县战备领导小组，下设战备办公室。1970年8月5日，成立支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74年2月10日，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撤销县战备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野营拉练、战备后勤、土军工生产等业务工作。分别由县有关部门承办，各公社指定专人负责防空工作。1978年8月1日，人民防空业务划归县政府管理，并提出了“全面规划、突击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方针。1979年3月1日，制定了人民防空战备方案。1984年3月，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改称为人民防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第二节 活动
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成立18年来，根据防空袭要求，重点抓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教育，城镇地下防空工程建设和维修管理，防空袭预案的拟制，防空袭的通信报警建设。
防空预案主要包括永昌县的生产规模，主要设施，人员结构及分布，人防工事，所处的地位，防空袭的有利与不利条件；防空袭的作战对象，敌人空袭的企图及作战特点。防空的根本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战斗潜力，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有效支援反侵略战争。临战前，及时掌握和通报敌情，做好发放防空袭警报的准备，清理、维修和完善人防工事，抢修应急工事，重要目标的伪装，人员、器材的疏散，组织扩建人民防空专业队伍，装备器材，组织临战训练；空袭中，准确掌握敌情，及时发放空情警报信号，组织人员疏散隐蔽，实施治安、交通、灯火管制；空袭后，发放空袭解除警报信号，迅速查明灾情，指挥人民防空专业队伍和人民群众消除空袭后果，总结报告防空情况，协助有关部门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确定人口疏散的方法、对象、时机、路线、地区，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落实各种保障措施；确定人员隐蔽地域和工事，行动路线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对重要的厂矿、交通设施、水库、桥梁和隘口、车站等目标采取防护措施；人民防空指挥部的组成，任务区分，指挥所的开设等；落实各种保障计划，即通讯警报、工程、物资供应、医疗救护、危险物品处置、消防、交通运输、水电、灯火管制、治安交通管制、“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政治宣传等。
防空通信人民防空通讯、警报的任务是保障迅速准确地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和顺利地指挥防空袭斗争。人民防空建立的指挥通信和警报通讯网、通信、警报专用频率和音响信号，其它任何部门不得占用和混同。通讯分队的组建与器材装备，按平战结合专业对口和便于领导、便于指挥的原则，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主管业务部门组织落实。永昌县人民防空可用通信组织和装备器材有：①邮电局通信连。其中有线电排一个，以两部100磁石交换机为中心，下属6个邮电所，中继线为架空线路，畅通各单位，平时编制10人，战时15人；无线电排一个，有八一电台1部，收、发信机齐备，平时建制10人，战时15人；并编抢修排一个，平时为10人，战时为30人。②民兵通信连。1982年，北海子、东寨公社组建民兵通信连2个，各编62人，共124人，有线和无线装备齐全，每年进行一次组织调整和专业技术训练，现有20名报务员。拟在战时与驻地部队和邮电部门紧密配合，构成人民防空通信网。③警报器。县人民防空委员会指挥部在城中心架设1台空情音响警报器，信号提前20分钟发放。警报信号发放后，各有关单位立即组织人员按人口疏散计划、路线进入隐蔽地域。
第三节 工事
永昌县下挖人民防空工事建设于1970年初全面铺开，主要工程是开挖防空地道。其中县城下开挖贯串城区东南西北的主要巷道4条，长达1.42公里；通向各单位和居民区的支巷道27条，长达2.62公里；在防空地道内构筑生活隐蔽室、指挥室等设施13处，200多平方米；开挖运土竖井57个，出入口23个，加固塌方地段51米。1971至1973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先后间断性突击3个多月，县城和河西堡地区共下挖防空地道总面积2.27万平方米，工事总长度达15.8公里，防卫门90个，扩散室72间，792平方米。此后，逐年作了加固、维修、利用工作。1973年以后，工作重点放在了“战斗城”和“战斗村”的建设上。农村的地道工程，共下挖长121.6公里，面积14.61万平方米，扩散室136间，1800平方米。1974年1月开始对城镇地道进行全面被复加固，至1975年3月，共加固被覆二至四级标准地道工事6.58公里，8879平方米；地下指挥部1处，60平方米；出入口90个，竖井口11个，通气口17个，防护门27个，地下水井4个。加固被覆后的人防地道，幅员宽1.4米，高2米，水泥墙30厘米，拱顶厚度12厘米。覆盖深度：永昌县城9至15米，河西堡12至20米。这些加工被覆的工事，基本达到了能藏、能防、能机动的要求，可投入一般性的常年使用。剩下未加固被覆的工程有8223米，面积为1.38万平方米，基本处于塌陷报废状态。
自1971年至1974年，永昌县人防工程除投入义务工日外，财政拨款和单位投资实物折合人民币约200万元。
从1975年以来，人民防空工程实行企事业单位、镇政府、县人防办三级管理制度，并将人防地道工程列为单位固定资产。1984年，人防工作由县政府接管以来至1987年，三年中市、县财政拨款1.72万元，重点对县城和河西堡地区的地道出入口、竖井口和危及安全的巷道进行了维修改造和清理加固。
第六章 民国以来的重大兵事
第一节 西军劫掠
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间，凉州镇守使马廷西军因受国民军袭击，仓惶逃走。其驻永昌县城残部四处抢夺民财，杀人放火，在下四坝李家园子、杨家庄子杀害农民20多人，在新城子通信堡、阎家庄、陆家庄杀害农民20多人。
第二节马仲英部过永昌
民国十八年（1929），自称“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的马仲英率部经湟源等地出扁都口，抵洪水镇（今民乐县），进抵山丹县城。三月十日（农历正月二十九日），马仲英率部二万余众由山丹经永昌县水泉子、王信堡、宋家庄、秦家庄、闸湾、张北庄等村抢财物，杀农民33人，烧毁宋家庄子。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一日），甘州（今张掖）镇守使裴建准部所属永昌驻军营长徐勉会同地方民团遵命死守县城，以待援军。是日，十时许，马部攻城，一小时后，攻上南城墙，民团溃散，南城门被打开，马部蜂拥而入，城内无辜的居民、来往客商和进城的农民等被杀者甚多。事后统计，仅县城内杀死2994人，将近县城人口的一半。财物被抢劫一空，虏走妇女儿童100余人。3月12日（农历二月初二日），马仲英部离开永昌县城，其一部经下三坝、张新庄、韩后庄和魏东庄时，杀农民27人；另一部过金川峡到河西堡张家庄、王家庄时杀农民32人，经宁远堡潘家庄、崔家庄时杀害群众78人。3月13日（农历二月初三日），马部在双湾（当时称东西湾）赵家沟杀农民6人后，向民勤盐窝堡一带而去。
第三节 宁远堡兵事
宁远堡是明、清宁远堡营的驻地，人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民国十二年（1923）以后，西军逼交烟亩罚款，加之连年旱灾，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逼迫入山为匪，后被县政府收编后驻新城子。但因纪律松弛，仍搞抢劫，被驻永昌国民军旅长刘兆祥于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将领头人张登成（西坡人）、秦发有（东湾人）、吴茂德（宁远堡人）等16人处决，其余逃散入山。
是年，永昌大地震后，干旱歉收，这一带农民生活更加困难。常吉纲（中牌人）、张登连（西坡人）等乘机聚众祭旗起事。几个河南、山东的“袍哥”也参与了起事。常吉纲、张登连、刘登泰（东湾人）同为首领，后队伍发展到700多人，自称“保安队”，占据北乡，经常到外地或北大路抢劫。同年，刘登泰被雇去当了兵。次年秋，刘登泰与刘殿成（永安堡人），张开科（青山堡人）从宁夏携带枪支开小差流落宁远堡乡，纠集土匪跟县警察、地方绅士发生了多次交锋。年底，宁夏逃散的马仲英残部百余人，经双湾到宁远堡、中牌一带抢劫，刘登泰、刘殿成组织当地农民手持铁锹、木棒追击出境。十九年（1930）春，驻张掖的国民党马仲英部孙某（名字不详，人称孙主任）来宁远堡接洽收编事宜，同时招募了许多农民，编为一个团，常吉纲为团长兼一营营长，刘登泰为二营营长，张登连为三营营长，张之俭（下洼子人）、王作太、（沙窝人）为连长。由于当地群众希望他们早日离开本地，所以推宁远堡绅士张登元说服他们同去张掖。去张掖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脱离马部返回宁远堡。张登元接受马部的委托当了两个月的临泽县长。这次返回后，纪律更为松懈，开始抢劫本地。当年夏天，他们在北大路的芨芨泉附近抢劫了与张掖、武威驻军有联系的贩运大烟土的骆驼队，打死驼队负责人和随行人员共10人，夺得长短枪7支，武威驻军马驯遂派马连长洽谈收抚事宜，刘登泰同意收编，并与马结拜为兄弟。但刘殿成、贠玉林等安于抢劫生活，意见不一致。收编搁置。同年秋，贠玉林为自当首领，利用部下与刘登泰在收编问题上的矛盾，鼓动孙聪、王美三、李福春等杀了刘登泰及其二弟刘登岳和李营副（河南人，名字不详），刘部从此无人管理，四处抢劫。同年冬，马驯派参谋魏泰兴（西宁人）来宁远堡清剿。逐村逐户把土匪和有匪疑的人集中起来，让地方绅士和群众去辨认，言是者杀，言不是者释，每天处决一两次，每次三、五人或十余人，并将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常吉纲、张登连等主要骨干逃避山中，魏泰兴设圈套把他们“请”出山“赴宴”，席间全部抓起，统统处决，历时一个多月，前后共杀200余人，宁远堡“保安队”彻底平息。此后，留下马龙继续清剿，时达半年之久，参与“保安队”活动的青年人被抓去当了兵，多死于马部兵营。
第四节 红西路军征战
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总指挥部和原红一方面军之五军，抢渡黄河，执行宁夏作战计划。当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师黄河防线，直趋景泰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以期控制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接应河东红军主力过河，夺取宁夏之时，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0万军队向河东红军扑来，红军部队执行宁夏战役受困。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战略新计划》，其中规定在河西的徐向前、陈昌浩所率各部2.18万人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准备以一年时间完成直接打通远方的任务。
11月11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指挥徐向前为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总部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特（总部参谋长）、李卓然（总部政治部主任）为常务委员，熊国炳（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克明（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王树声（副总指挥）、李先念（红三十军政委）、陈海松（红九军政委）、郑义斋（总供给部部长）为委员。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政治军事与党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旋即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建立甘北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此，红西路军于11月12日撤离景泰地区，兵分三路，经大靖、古浪、凉州（武威）且战且行，向河西走廊纵深疾进。16日先头部队经凉州南至西四十里铺。18日下午五时许，红三十军军长率本部八十九师二六七、二六九团偕总直骑兵师一部占领永昌县城。次日除留一部固守，余均开往山丹。
21日，总指挥部（军政委员会）转移至永昌县城，指挥部设在南街天主教堂。红五军政委黄超、军长董振堂各率两个团于23、25日相继进入永昌境内，略作短暂休补后，直趋山丹。五军军直属队行至永昌城西的王信堡一线时，从侧翼突遭敌马彪部马志武团的截击，激战中，部队受到不少伤亡，军参谋长李屏仁腿部负重伤。
红九军撤出古浪后，日夜兼程向永昌地区行进。至武威大河驿时，兵分两路。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率军直属二十七师为右路，绕凉州城东北，经陈冲堡，进入永昌境内杜家寨，停宿一昼夜；军长孙玉青等率二十五师为左路，经直凉州城南，过四十里铺、丰乐堡且战且行，两路同于23日汇合于永昌境内六坝、五坝一线村庄休整。数日后，又移至永昌城东二十里铺（今东寨）、十里铺、永昌城一线接替三十军防务，担负阻击进犯之敌，掩护总部之重任。12月初，二十五师一部由政委陈海松率领进至甘新公路沿线水泉子一线布防制敌。
11月25日，由政委李先念等率领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撤出已苦战数日的凉州西四十里铺阵地，收缩到永昌境内八坝、南庄、七坝一线，据守村寨，布防阻敌。11月底除留一部继续固守外，军直属大部西移永昌城，不久移至城西水磨关、梅家寺、南泉北泉及新城子一线。12月初，先期抵山丹的八十九师两个团回防永昌，复调三十军一部去山丹峡口、新河一线增援五军。
正当西路军部署在凉（州）、永（昌）、山（丹）一线略作休整补充，主力加速西进，迅取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准备继续西进之际，国民党军毛炳文部亦于11月16日西渡黄河，追“剿”西路军。形势对黄河两岸的红军活动极为不利。党中央、中央军委从全局利益出发，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连电西路军，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根据地，迷惑敌人，使敌疑西路军有从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之意，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军、三十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扩充红军，筹集资金，准备灭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立即决定以永昌、山丹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于11月22日，向各部队发布《告指战员书》，全军上下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为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尔后开始了以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为中心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23日，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召集永昌县城内外社会各界进步士绅、群众代表开会，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号召社会各界大力支援红军。经军政委员会提议和民主协商，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临时政府，推举农民狄万川担任临时政府主席。
这次会后，由总部地方工作部选派出一大批富有革命老区创建根据地工作经验的指战员，深入红军占领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筹建工作。到11月底相继建立了县城内东南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和农村的五坝村、头坝堡村、西十里铺、水磨关、梅家寺、赵定庄、通信堡、郭家南庄、水泉子等13个区、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并分别组织了“抗日青年队”。在选配基层政权领导成员的同时，民主选举产生了出席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近千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军政委员会地方工作部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民主选举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区（县）政府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军方4人）。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任主席，农民狄万川为副主席。成立了以王思福为大队长的抗日青年大队和抗日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旧政府内（今城关一小校址）。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支援红军，配合红军作战，为红军作向导，搜集敌情，维护地方治安，筹集给养，帮助修制军械，运送物资及战伤救护等支前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当红军开创根据地之际，在青海西宁的马步芳和在甘肃凉州的马步青受蒋介石电令，连续商磋，由马步青领衔在凉州召开前线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纠集在河西的骑兵第五师所属三个旅另两个团，马步芳所属陆军新编第二军一〇〇师三个旅，海南警备旅两个旅和青海十多个县的武装“国民兵团”（简称民团）共八、九万人马，任命海南警备第二旅少将旅长马元海为前线步骑总指挥，海南警备第一旅少将旅长马彪为骑兵总指挥，新二军骑兵旅旅长马朴为骑兵副总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围攻永昌、山丹地区的红军。国民党军杨德亮补充旅作为预备队屯兵凉州，待机而动；空军第十五队的飞机也抵凉助战。
11月25日，马彪、马朴率左右两部，经永昌城南、北两翼迂回，尾追西进红军。马元海率中路三个旅、两个团及部分民团向永昌境内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防地进攻，并由国民党军空军十五队的三四架飞机和大炮配合，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军与敌激战三昼夜，将敌击退。12月初，马元海为了打开进攻永昌的通路，又调集三个旅两个团和部分民团的兵力向东二十里铺、十里铺及城东郊一线红九军阵地连续发动进攻，企图切断永昌、山丹红军之间的联系，分割包围，寻机决战。红九军、三十军及总直属队艰苦鏖战10余天，消灭了大批敌军，红军虽伤亡严重，但永昌境内诸阵地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正当战斗激烈之时，“西安事变”发生，马军暂时停止进攻。西路军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电示，向蒋、马各部展开统战谈判活动。但“二马”拒绝谈判、停火。12月中旬末，马元海根据马步芳电示，依仗骑兵优势，复集五个旅、四个民团的兵力，于21日同时包围进攻永昌县城及城郊东水泉、校场山和二十里铺等地。马元海攻势受挫，遂转攻为困，派部队进攻城外零星据点。
红西路军自长征以来，几经雪山草地，未及休整补充。过河以来，夜以继日行军作战，又逢隆冬严寒，全军将士单衣草履，弹药有耗无补，伤员剧增，医药缺乏，减员严重，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广大指战员仍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继续与敌在城郊、水磨关、水泉子及东二十里铺十里铺一线顽强激战。
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依据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电示西路军的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西路军正准备西进，而国民党亲日派头目何应钦指挥“讨伐军”，已进至潼关，准备向西安发动进攻。张学良、杨虎城建议中共中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以巩固西安侧后方；西路军以一部兵力东出兰州、靖远，牵制马军和毛炳文部。于是中央军委命西路军东返。12月24日，正当西路军集合永昌、山丹一线部队，待命东返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又改命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总指挥部立即部署各部西进。在永昌县城的总直属队和九军城防部队突出敌军重围，到水磨关、梅家寺、南泉、新城子一线集结。28日，总部在南泉田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部队西进等问题，当天晚上，九军、三十军就地安置了2000余名伤员，以九军掩护总部在前，三十军殿后，全线撤离永昌地区，经毛家庄、八个墩滩西出县境。
红西路军在永昌地区征战40余天，历经大小战斗二十余次，击毙击伤敌6000余人，击伤敌机一架，自身亦有1000余人的伤亡。红军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远，师政治部主任姜启化，敌工部部长姜焕徇，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少年先锋团参谋长余信会等壮烈牺牲。西路军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各级基层政权和主要领导成员，自红军撤离后，亦因敌人的大肆搜捕屠杀而停止活动，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冯怀义等多人先后惨遭杀害。
1937年2月，红西路军进抵临泽县倪家营，军政委员会派出以牟永春为书记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来山、永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配合西路军行动。然而到3月中旬，西路军在军事上失利，兵败祁连山。又因敌人疯狂搜捕红军人员，监视行动，山永县委难以立足而未开展工作。
第五节 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县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农历正月十七日十一时许，日本侵略军飞机12架，从东北方向进入县城上空，扫射、投炸弹。经查证，共投炸弹36枚（未爆炸2枚）。打死、炸死无辜群众24人，其中妇女小孩12人，炸伤9人，炸毁民房30余间，牲畜20多头。
第六节 皇城剿匪
1949年9月19日，永昌解放，长期盘踞在青海及甘肃河西走廊的国民党马步芳部队彻底溃败，部分残余势力，潜藏于县境边远地区的祁连山一带。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参议冶子明及其旧部申麻子、马如怀、马成良、马二不都等为骨干，勾结当地反动势力，共130多人，结伙成匪，组成“甘肃反共救国军”，驻踞皇城滩、金羌滩、老虎沟一带，经常抢夺群众财产，屠杀牲畜、残害人命，并袭击乡政府，杀害了皇城乡党委书记。
1950年，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冶子明认为时机已到，勾结潜藏于武威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李兴武，蠢蠢欲动，刺探军情，扬言“攻打凉州，收复失地”。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新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八师和武威军分区奉命组织剿匪。由八师参谋长董铁夫、二十四团李副团长、侦察科长刘瑞华，武威军分区司令员陈仕牵组成剿匪指挥部；由八师两个骑兵侦察连，二十四团一营，二十二团三营九连，武威军分区独立营一连、三连组成进剿部队，武威、永昌两县的民兵、农民数百人组成担架队，畜力运输队跟随部队进剿。其中永昌武装部、公安局参加干部10名，民兵78名。
为便于剿匪，决定首先由军分区独立营掩护两个测绘队测绘祁连山境内地形图，独立营同时配合进剿部队搜剿堵歼敌匪，于1951年2月16日进入南营堡，17日入山测绘。
八师骑兵两个侦察连，由侦察科长刘瑞华率领搜剿皇城滩敌匪，查明敌情，并要求绕道将一棵树敌匪逼往皇城滩，以机动部队歼灭之；机动部队即八师二十四团一营，作好战斗准备，待命出发；八师二十二团三营九连为皇城滩供应站掩护部队，于22日进驻皇城，配合进剿部队堵歼及防匪逃窜；永昌、武威的农民、民兵运输队、担架队负责粮食供应，战伤救护及配合部队进剿。
八师骑兵两个侦察连于2月17日由武威出发，18日至铧尖，得悉匪一部窜帐房凹，一部在一棵树。遂于20日搜剿一棵树，匪闻风而窜老虎沟石峡，只俘匪徒二人。进剿部队向老虎沟石峡绕道迂回，意将匪逼向帐房凹聚歼，但敌匪发现了这个意图，匪首冶子明、申麻子、马二不都遂纠合一起，逃窜宁蟾沟。进剿部队尾随向宁蟾沟搜索前进，至宁蟾沟与匪接火，匪疯狂反扑，进剿战士坚守阵地，共打退敌匪四次冲锋，击毙了匪首申麻子及匪徒13人，伤8人。此次战斗由于进剿部队地形不熟和天气寒冷等原因，未获全胜，2名战士牺牲，8名战士受伤。
战斗后，剿匪指挥部一面命令骑兵两个侦察连控制有利地形，一面命令八师二十四团一营由该团李副团长率领，于24日从武威出发，兼程于26日到达帐房凹，并明确指示全部进剿部队统归李副团长、刘科长2人指挥。
宁蟾沟战斗后，敌匪经草大坂，西水滩回窜皇城滩一棵树。李、刘二指挥当即部署，由二十四团一营，骑兵两个侦察连，二十二团九连共六个连的兵力合击一棵树，28日出发，3月1日7时到达指定地点。战斗历10多个小时，毙伤匪徒共30余名，缴获马108匹，步枪1支。此次战斗，由于正面部队提前开炮，致使匪从尚未控制的一棵树沟脑溃散于雪山，未收到全歼敌匪的效果。
敌匪溃散后，逃向青海省大梁地区，与青海省敌匪合伙。驻青海野战部队三师派骑兵分两路合击，驻甘肃野战部队三军骑兵团一连从西北堵歼，并堵截平羌口、鸾鸟沟、大河坝、白石崖口，防匪北窜。八师二十四团一营二、三连，师骑兵两个侦察连，奉命由李副团长，刘科长指挥于老虎沟脑设伏；二十四团一营三连，武威军分区独立营两个排，由二十四团一营赵营长率领在一棵树沟脑设伏。但设伏尚未就绪，青海驻军已在庙儿沟地区歼匪400余众，基本歼灭了皇城滩敌匪。
1951年下半年，三军八师奉命赴抗美援朝前线，由武威军分区独立营驻皇城搜剿散匪，最后将匪首冶子明、马六巴等四人逼匿深山，后被青海民兵诱捕，至此平息了皇城滩匪患。
皇城剿匪中，永昌县、武威县农民和民兵在输送武器弹药、运送粮食和战伤救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民兵参与了宁蟾沟、一棵树等战斗，给予进剿部队有力的支援与配合。
整个剿匪结束后，上级将战斗中牺牲的杨玉山等18名解放军指战员和13名民兵追认为革命烈士。葬于永昌县城南。
相关地名
永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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