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第一节 发展概况
  永昌境内发现的鸳鸯池等二十多处马家窑时期半山和马厂类型的文化遗址表明，早在公元前二千三百多年前，永昌地区已出现了牲畜饲养业。后期的沙井文化，更与游牧民族密切相关。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今永昌县一带畜牧业得以长足发展。据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越焉支”击败匈奴贵族，匈奴远遁大夏时的谚语“失我焉支山（今大黄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无藩息”推测，当时少数民族在焉支山经营的畜牧业生产已有相当规模。
  从晋朝以来，大黄山以南的大马营滩，祁连山北麓的大河坝滩，一直为官马牧场。隋炀帝在此置官营牧，育官马10万余匹；唐太宗贞观到高宗麟德、玄宗天宝年间，永昌一带是其官马饲养的重要地区之一。西夏和元朝时，永昌的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
  明洪武三十年（1397）在甘肃设行太仆寺，管辖十二个卫和三所的骑操马匹。永昌境内的马营沟、大马营滩、骟马墩等地皆是官方牧马的重要场所。
  清代前期，永昌县除部分草场为官马饲养地而外，境内民间畜牧业亦很发达。据《永昌县志》乾隆五十年（1785）本所记，当时民食“三餐率以为面，米间用之，牛、羊、豕肉甚贱，故贫家也得常食”，便是明证。清朝末，县境内沿祁连山一带仍为半农半牧区，以牧为主。
  中华民国时期，据《甘肃统计年鉴》记载：民国三十三年（1944）有马8000匹，骡子700匹，驴3000头，牛7300头，绵羊6.5万只，山羊4.5万只；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有马6850匹，骡子1560匹，牛1.77万头，骆驼3800峰，羊6.25万只，猪4200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据年底统计全县牲畜存栏总数为13.4万头（匹只）其中：牛1.6万头，马2915匹，驴1.14万头，骡子504匹，骆驼2697峰，羊6.39万只（其中山羊3.43万只），猪2311头。后经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牲畜分给了贫雇农，到1956年全县各类牲畜总头数达到了22.46万头（匹、只）。其中大家畜发展到5.8万（头、匹），生猪发展到1.44万口，羊发展到15.22万只，畜牧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176.59万元，增加到了431.36万元。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中，农民私有牲畜全部作价归农业合作社所有，农民家中只许养一头驴和少量的自留羊、猪、鸡等小家畜、禽。1958年“大跃进”中，牲畜数量有所减少，至1961年，全县牲畜总头数下降到17.93万头（匹、只），比1956年大家畜减少4.53万头（匹），羊只减少9475只，生猪减少9756口，畜牧业总产值下降到了257.58万元。1962年畜牧业生产逐步回升，到1966年底，全县各类牲畜总头数达32.78万头（匹、只），其中大家畜发展到了5.2万头，生猪发展到了1.88万口，羊发展到了25.7万多只。畜牧业总产值达到了523.13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割私有制尾巴，限制养自留畜，畜牧业生产发展缓慢，至1976年各类家畜总头数36.32万头（匹）。羊比1966年减少3万只。1976年，贯彻中央“以养猪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的政策。队队大办猪场，出现了百口千口猪场，养猪存栏达到了7.92万口，比1966年净增6.04万口。但由于饲养管理上不去，商品率低，1976年生猪出栏仅1.5万口。1978年以后，畜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出现了养殖专业户，增强了畜牧业的活力。1985年，全县共有养殖专业户1321户，其中养牛专业户80户，养奶牛12头，牦牛2383头。养羊50只以上的专业户221户，养羊2.2万只。养猪5口以上的专业户98户，养猪567口，养鸡100只以上的专业户129户，50只以上的508户，养鸡6.36万只。同时还相继出现了人工孵化户，种畜民桩户，饲料加工等专业户。
  全县各类家畜总头数达到了32.15万头（匹、只），其中牛3.11万头（牦牛5900头），马1.46万匹，驴9400头，骡子2400匹，骆驼200峰，羊2.1万只（其中山羊1.6万只），猪5.29万口。鸡23.5万只，兔500只，蜂36箱。1989年畜禽规模养殖户达914户。1990年全县各类家畜总头数达392501头（匹、只），其中大家畜总头数67301头（匹），内有牛42016头；羊267800只，其中绵羊241100只；猪57400头。全县养鸡42.64万只、兔2200只、蜂100箱。
  山丹军马场，历史上为官办马场，地处山丹、永昌两县交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由国家经营，在今永昌境内设有一、四两个场，以养马为主，兼养牛羊及其他牲畜。（详见《农业卷》第七章）。
  关于永昌县畜禽发展情况参见表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