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私有制经济时期：永昌历史上，农业均为私有经济，基本上由地主、部分商人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农民进行生产。如民国时期，地主雇佣长工，供给吃粮要求每年参加劳动330天左右。日劳动约10小时，每劳每年耕作30亩土地，牧工每人放羊100至150只左右，工资以粮为主，长工头儿略高于其它长工。除长工工资外，所有收入均为地主所有。农忙季节雇短工。日平均报酬较长工略高。也有做包工的，多用于割田等突击性农活。
  互助组时期（1952至1954年）：常年互助组一般有年度计划或季度计划：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农忙互助，农闲散伙。均实行自愿结合，民主管理，产品归己，并制定劳动纪律，服从组长调配，按时出工，积极劳动，讲求质量。互助组均有记工员，认真记载人员劳动工日和牲畜出勤日，常年互助组建立购买农具等生产开支帐目，年底互相找补，等价交换。记工采用10分制，每个男全劳出勤一天10分工，其它劳力民主评定，逐日记工，每季度结算一次，以工顶工。顶过后出现长余工分，则由欠工者付给报酬，其标准春季每10分工付小麦1.5升（合6斤），夏冬两季1升，秋收2升；骡马出勤1天，记工11至12分，牛4分，驴磨面（小麦）1斗或碾糜谷3斗记工10分，畜力走远路适当加工付酬同人工。
  初级社时期（1954至1955年）：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变，实行计划、劳动、财务、生产和“收益分配”统一管理。群众的土地、牲畜、大农具（大车、犁、耙）均入股分红。牲畜私养公用评记工分，骡马使役1天记工18分，牛14分，驴10分。男全劳出勤1天记工10分，妇女、半劳动均有底分标准，采取小包工，按件记工，死分活评。“收益分配”在全年总收入中除去当年生产费用（包括耕畜报酬），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下余按土地占25、30、40％，劳动日占75％、70％、60％进行分配。永昌多执行三、七开。农业税由社员从土地报酬中缴纳。
  高级社时期（1956至1958年6月）：农民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全部折价入社，归集体所有。全年的农业总收入（包括农、林、牧、副）除国家税金、集体积累、当年生产费用外，全部实行按劳分配。高级社之下设若干生产队，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财产实行“四固定”。又在“四固定”的基础上实行“三定一奖”。即定产、定工、定投资、超产奖励。定产部分全部归社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归生产队多劳多得，生产收入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和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以及扩大再生产费用外，剩余部分按劳分配。初、高级社都配备专职会计、出纳、保管等财务管理人员。规定会计管帐不管钱物，出纳、保管管钱物不管帐。财务管理人员均由县会计辅导站进行培训，并建立比较完整的财务帐目和管理制度。农业社均制订年度管理计划，也制订三年或五年的长远计划。
  人民公社时期（1958年7月至1978年）：人民公社初期推行“一大二公”向“共产主义过渡”，违背了客观实际，致使浮夸、虚报、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和“共产风”严重泛滥。群众吃饭“食堂化”，组织“军事化”，集体劳动，县、公社随意无偿平调大队、大队随意无偿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力、资金和财产。取消自留地，禁止农村集市贸易，实行供给制和半供给制，给全县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10049万斤，但征购任务高达4950万斤，占总产量的48.8％，除种籽饲料外，人均口粮只有250斤，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至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下降为4933万斤，1961年又降到4571万斤，人口大量外流，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年馑。
  1959年3月，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整顿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利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及《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的执行细则》。开始纠正和清查处理“共产风”带来的经济问题。在全县范围开展全民大算帐。截至5月30日，全县各公社把集中起来的羊只6.63万只，下放给生产队，银行信用社退还不应收的贷款8.46万元；公社、生产大队退给生产队现金15.66万元；退回粮食、蔬菜、猪、鸡折价款6.2万元，全县下放各类工厂15个，水磨41盘。骆驼42峰，胶轮马车20辆，合计退还平调款129.08万元。县运输公司退还平调骡马160匹。1961年全县又退平调各类财物总值949万元。1961年至1962年，全县6个公社划为25个，将原来的110个核算单位，下放给817个生产队。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1961年4月，放宽小自由，允许社员种自留地，栽自留树，养1至2头大牲畜和3至5只羊，以及猪、鸡、兔等；允许集市贸易。调整了生产关系，农业生产逐步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轨道。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否定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穷过渡”。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行大寨的“标兵工”，破坏按劳分配制度。在此期间，首先由北海子公社北海子大队，实行大队核算，全大队集中劳动，继而全县有部分大队实行了大队核算，重演了过去已纠正了的无偿平调和平均主义的错误。同时限制社队经营工、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1976年在路线教育中，为“堵资本主义的路”，将全县集体出外搞副业的劳力672人，胶轮马车161辆全部撤回，大搞劳力归田。把社员自营的家庭副业，如养猪、养羊、编制、挖药材等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统统“割”掉。但由于始终坚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了农业的后劲，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
  公社的经营管理是以下列方式展开的：
  计划管理。人民公社实行计划管理，包括长远规划，年度计划、阶段性计划。1958年全县进行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永昌面貌的规划。各公社、大队、小队均按要求制定了年度计划或阶段性计划。1962至1979年，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曾多次制定“粮食上纲要”，“过黄河”，“建成大寨县”，“大寨公社”以及“高标准大寨县”等规划。这些不同形式的规划、计划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假大空”，因而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各生产队均按照具体情况安排生产，并不完全执行计划。1983年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县、社、大队只制定指导性计划，农户的生产计划按实际进行。
  劳动管理。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又实行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组织“大兵团作战”，造成了严重的窝工浪费。1962年核算单位下放后，由生产队组织和安排劳动，实行小组作业，小段包工，小段验收，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定劳力、定任务、定时间、定工分。不分组作业的农活对社员采取按件记工，或死分活评，记工到人的方法，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社员劳动不记工分，部分社队只记出勤天。到年底自报公议，按思想评记工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恢复小组作业，小段包工等劳动管理方式，继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由社员家庭支配，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财务管理。1958至1961年人民公社化初期实行公社核算。但由于大搞一平二调，财务管理制度遭到破坏，1959年全民大算帐时得以纠正。1962年核算单位下放，各生产队均恢复了农业合作社时期的财务管理制度。各大队文书兼会计，对生产队财务管理进行监查指导。各公社设经营管理站，专门负责全公社财务管理工作。1963年以后，公社、大队每年以生产队进行一次小四清（即清帐目、清物资、清现金、清工分），以解决生产队财务管理上的问题。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将生产队财务小四清制度化，经常坚持。1983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生产队的机械等设备均承包给了社员支配使用，生产队的公共积累，集中到村民委员会（原大队）由一名专业会计管理。1985年以后，各村先后成立了合作基金会，将集体积累资金折股到户，入会分红，由合作基金会以信用形式向群众借贷。
  收益分配。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和“按劳分配”的政策，收益分配主要分夏季预分，年终决算和分配兑现三个阶段。
  夏季预分：在每年六、七月份进行，其内容有“估产”即预计全年社员劳动日、粮食总产量、经济总收入及生产开支。编制分配方案，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经济收入和劳动日计算分配到户。
  年终决算：在作好核实产量，清理生产队帐目、物资、现金、工分的基础上编制分配方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即：必须完成国家农业税收和征购任务，约占粮食收入的25％至27％；保证集体提留：（包括生产费用、籽种、饲料）储备粮和生产基金，约占总收入的17％至22％，公共积累（包括储备粮基金，生产基金），公积金占当年分配总数的5％至10％，公益金占2％至3％；剩余部分全部按社员劳动工日分配到户，约占总收入的51％至55％。
  分配兑现：决算方案经人民公社审查批准后，按方案将粮食、现金和其它物资分到群众手中，1955到1966年前，所分的钱粮、尚能兑现，“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高产穷队，粮食分配尚可兑现，现金分配多不能兑现。
  粮食分配：1955年初级农业合作社时期，粮食基本按劳分配，到1957年后，因征购任务增大，规定人均标准口粮最高不得超过420斤，如超过的农业社扣除集体提留外，超额部份全部上交国家。口粮标准过低，无法交售征购任务者，可适当减免，有的队在完成任务后，口粮不足由国家返销供应。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进行查产斗争，出现虚报产量，国家进行高数额征购，粮食不给社员分配，社员集中到集体食堂吃饭，年人均口粮250斤，不足部份，靠国家返销解决。1962年核算单位下放以后，规定社员口粮标准最高不得超过500斤，社员口粮满500斤的生产队，扣除集体提留外，超额部份全部交售国家，不满500斤者，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下余的进行分配。在这一时期，口粮按人劳比例分配，多采用“二、八开”，“三、七开”即70％至80％按人分配，20％至30％按劳动日分配，实行“四、六开”的极少。1965至1976年，在按人分配的部分中又实行了以人分等定量，即将人口按年龄分为（1至5岁，6至8岁，9至12岁，12岁以上等）若干台阶，年龄小的少分配，年龄大的多分配。但人均口粮一直控制在500斤以内。部分收入较低的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即社员应分配粮食全部按劳动日分配，对于口粮标准过低的，给以照顾，略低于生产队的平均线。1978年以后，粮食分配中扩大了劳动分配比例，多实行“四、六开”、“对半开”或“倒四六开”。人均口粮已不封顶，全县平均在500至700斤之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完成国家的定购任务外，粮食全部由自己支配，口粮由自己提留，标准更高。
  现金分配：1954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现金以劳动日和入社土地按比例分配，执行“二、八开”、“三、七开”和“四、六开”，劳动日占多数。1958到1962年人民公社初期，由于“共产风”的影响，分配陷入混乱状态，实物和现金均不兑现，全部留在公共食堂，在社员吃饭数中扣除。1963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全县年平均农业总收入为1196万元左右，年均生产费用为373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31.37％，上交国家税金68万元，占5.7％，集体提留100万元（不包括提留的储备基金和社员生活费用基金）占8.5％，社员分配610万元，占51.32％，平均每人44.66元，每劳日值0.42元。1966至1976年，由于农业单一经营，社员分配指数增长较慢。其中1969至1975年部分社队曾实行人劳比例的分配方法，即在社员分配数中80％至90％按劳分配，10％至20％按人分配，实行不久即停止。到1976年，全县农业总收入3819.64万元，比1965年增加2629.64万元，其中生产费用1492.38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39.1％；国家税金89万元，占2.3％；集体提留451.42万元，占11.8％；社员分配1786.84万元，占46.8％，平均每人分配93.3元，比1965年增加48.65元，每劳动日值0.608元，比1965年增加0.188元。1977到1980年，由于实行开放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社员分配指数亦有较大提高。1980年，全县农业总收入5159.52万元，比1976年增加1339.88万元，其中生产费用1715.12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33.24％；上交国家税金86.5万元，占1.67％；集体提留464.93万元，占9％；社员分配2892.97万元，占56.1％，平均每人分配148元，比1976年增54.7元，每劳日值0.93元，比1976年增0.322元。至1985，全县农业总收入达8775.27万元，比1980年增加3615.75万元，其中生产费用2651.73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30.2％；上交国家税金222.74万元，占2.5％；集体提留358.92万元，占4.1％；社员分配5541.88万元，占63.2％，平均每人分配340元，比1980年增加192元。
  实行责任制以前，由于历年来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形成了分配上的吃“大锅饭”弊端，出现了超支、分空现象。据1978年统计，全县参加分配的339万户，历年累计超支的1.62万户，占参加分配总户的47.93％，累计超支款362.43万元，其中，当年超支的1.15万户，超支127.58万元，累计分空5522户，分空款113.3万元，当年分空4652户，分空55.08万元。超支分空给生产队造成“三欠”（集体欠国家、欠个人和个人欠集体）。至1981年，超支户下降为3681户，收回款35.69万元，1985年收回36.88万元（见表57、表58），1987年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时再收回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以呆账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