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卷五
人口
第一章人口源流
据酒泉博物馆陈列的永昌县境内出土的石犁表明，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今永昌境内已有人类生息繁衍。
1973年，在县境内鸳鸯池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艺术雕刻等文物（属马家窑文化）证明，在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000年间，永昌境内金川河流域沿岸，不仅人口集居，且逐步脱离了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有了比较发展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1973至1986年分别发现的二坝遗址、毛卜喇新队遗址和水磨关等多处古文化遗址表明，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期间，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活动范围已由金川河中游向南和向祁连山北麓扩展。1985年在金川峡马家湾子发现的齐家文化时期的玉器、石器、陶器证明，居于永昌境内的人口较为稳定，手工业已有了一定的制作能力，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79年发掘的双湾公社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和出土的铜刀、彩陶、铜装饰品及货币证明，居于永昌境内的人类，已进入奴隶社会晚期，手工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已开始了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流。
商周时期，为西戎地，春秋、战国至秦，居住月氏诸族。西汉初，为匈奴右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师河西，促使匈奴混邪王降汉。汉王朝始在河西设郡置县，移民，屯田。太初三年（前102）益发戍甲卒18万驻河西，这批人有的还带有随从和眷属，因而实际人数不下20万人。以后又陆续从内地向河西移民，分别安置到从武威至敦煌的广大地区屯田，从而促进了河西（包括永昌）人口的迅猛增长。据《汉书·地理志》载，时辖今永昌地区在内的武威、张掖二郡共20个县4.19万户，16.52万人。
自西汉以后，历朝政府继续对河西地区采取军屯、迁移汉民等措施，以实边强疆，但因经常发生战乱和灾荒等，领属今永昌的州郡人口实际上有增有减。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时武威，张掖二郡所属各县共1.66万户，7.03万人。经三国战乱到西晋时，武威、张掖二郡各县共5900户，约6万人。东晋前秦统治时期，由于减轻徭赋，劝课农桑，招来了中原大量流民，虽苻坚将河西7000余“豪户”迁往关中，但又从江淮、中原一带迁1.7万余户到河西落户，人口又呈上升之势。后凉时，凉州（包括永昌）百姓饥馑，流亡大半。到北魏时，番禾郡所领彰、燕支两县只剩139户，约600余人。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恢复河西农业生产。到隋朝统一后，辖今永昌境界的番和等四县，户数上升到1.17万户，人口增加到5万余人。唐朝天宝年间，番和县改为天宝县，属凉州中都督府，府领天宝等五县，共2.25万户，12.03万人。宋代，西凉府所属的番禾等五县，共2.57万户，12.82万人。西夏至元，无人口记载。《甘肃通志稿》载：（永昌）所剩“土著十之二”境内原有的居民，多为军籍垦民，经过元末明初战争，所剩土著不过十余族而已。明正统年间，朝廷檄召移民，于是各省挈带家眷而来者甚多，并有商贾、屯垦兵丁、世袭和落户官员的从属。部分少数民族经朝庭赐汉姓，改从汉俗，境内汉族人口相应增加。人口又有较大发展。
从明朝起，永昌县的户口见于记载的有：明洪武中（1382），永昌卫有5675户，1.53万人。至清康熙六十年（1721）有3376户，2.58万人。经康、雍、乾、嘉四代近百年的休养生息，户口剧增，至嘉庆十九年（1814），人口发展到25.1万人，是永昌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的高峰期。到同治元年（1862），仍保持22.03万人。后经长达十年之久的回民反清战乱，人口约减80％，据调查，县境内北到宁远堡、崔家庄，南至永安堡校尉营，东起九坝，西至新城堡、高古城，水泉子等，共24个堡、寨、庄均遭受战乱摧残。如永丰堡内原有17户，138人，后仅留三、四户；新城堡内原有78户，234人，后仅留一、二户。多数村庄颠废，农田荒芜，沿大路数十里杳无人迹。至光绪四年（1878），全县仅有2356户，4.28万人。民国时期，差税繁重，经济凋蔽，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人口增长缓慢。民国元年（1912）全县有8914户，4.9万人。十六年（1927）全县有9942户，5.6万人。继而遭十六年的大地震、十八年“二月初一”马仲英的大屠杀及严重旱灾，到二十三年（1934），全县仅有5.53万人，反而比民国十六年少677人。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后，人口在4.6万左右徘徊。到三十八年（1949）全县有5.046万人，比二十三年少5000多人。明清时期人口情况详见表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民国时期外流人口陆续返乡，因瞒丁瞒粮少报的人口也得到落实。1950年初，永昌人口9.96万人。经三年恢复，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加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兰新铁路通车河西堡和金川镍生产基地的开发，使城镇人口成倍增长。至1960年全县人口达18.05万人，较1949年初约增长2.6倍。1959至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人口一度下降。1963年人口开始回升。1964年人口增长到18.23万人，比1960年增长1800余人。1973年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逐步深入，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1980年全县人口（包括金川、河西堡工矿企业）发展到29.9万人，较1949年初约增长5倍。1981年宁远堡公社、双湾公社和金川镇的金川地区划属金昌市直接领导后，全县人口为20万人。1990年底全县人口增加到22.6799万人。详见表40。
第二章 人口调查与管理
第一节 人口编查
永昌户口，在明洪武中（约1382）进行过清理。隆庆元年（1567）边境始设保甲制度，11户中选甲长1人，统领10户。57户中选正副保长各1人，统领55户。编造名册一式四份，分别上送该管官本卫所、各道臣衙门各一本备照。甲长将全甲的花户各年甲丁口籍员、职业及佃户住房等书写于牌，悬挂各保正甲长门首，各户将上述项目也书写于自制的粉壁墙上，互相稽察以防奸细和外侵。组织严密，赏罚分明。清顺治十四年（1657）对丁口实行审编之法，实行牌、甲、里制度；改军为民，以民顶军耕。对户口的管理较前完备。在清朝260余年间，永昌县有14次户口数据。民国时期，政府曾进行过多次编查户口，先后推行邻闾、保甲、联保门牌户口册、路条、“国民身份证”等管理制度和办法，乡镇保甲为了逃避兵役，减轻徭税，在三十八年中所进行的户口编查，清查复查、抽查，其结果准确性均不高，有些年份失真。如1949年前后的一年内，人口相差4.91万多人，误差近一半。1950年2月在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人民政权的同时，县人民政府对全县户口进行了调查登记，总户为1.87万户，9.96万人，比1949年分别增加1.05万户，4.91万人。
第二节 人口普查
永昌县从1949年至1990年四十一年间，在国家统一部署下进行过四次人口普查：
1953年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零时，登记项目有姓名、性别、民族、年龄。这次普查与选民登记同时进行。普查结果，全县总户22561户，总人口125578人，其中男64877人，女60701人。
1964年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零时，项目有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本户住址、非农业人口等7项。普查结果，总户为33092户，总人口为174221人，其中男96141人，女78080人；非农业人口37895人，占总人口21.8％；具有大学文化程度919人，高中文化程度2610人，初中文化程度7078人，小学文化程度38206人；少数民族10个共443人占总人口的0.34％。其中：回族361人，藏族11人，满族52人，朝鲜族1人，彝族1人，壮族6人，蒙古族5人，苗族1人，土族3人，撒拉族2人。
1982年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零时，调查项目共19个。按人登记的有13项，包括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
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文化程度、行业、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如上学、搞家务、退休）、婚姻状况、妇女生育总数和存活子女总数、1981年育龄妇女生育状况。按户登记的有6项：户的类别（家庭户和集体户）、本户住址、本户人数、本户1981年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常住户、外出一年以上的人数。7月10日完成，普查办公室汇总的6种数字分别上报县、市、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汇总结果：总户为39213户，总人口为200963人，其中男性为103806人，女性为97157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7人；有12个少数民族，共计852人，占总人口的0.42％；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110619人，占总人口的55.04％，文盲和半文盲人数71672人，（不包括0—5周岁的18672人），占总人口的35.7％。
1990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零时。普查项目共21项。其中，按户填报的6项，包括本户编号、户别、本户人数、本户出生人数、本户死亡人数、本户户籍人口中离开本县（市）一年以上的人数；按人填报的15项，包括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状况和性质、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状况、迁来本地的原因、文化程度、在业人口的行业、在业人口的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妇女生育及存活子女数、1989年1月1日以来妇女的生育状况。普查汇总分6级进行。普查结果：全县总户为53352户；总人口为227574人，其中男性118008人、女性109566人；共有15个民族，少数民族981人；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135730人；人口密度为30.6人/平方公里。详见表41—表50。
第三节 户口管理
民国时期，户口归政府民政部门管理，但迁入和迁出都不办理户口关系，处于自流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公安部门管理户口，县以上户口的迁入、迁出由县公安部门负责办理，县境内的户口迁入、迁出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户籍员专管，年终将总数上报公安局备查。（详见《司法卷·户口管理》节）
第三章 人口构成
人口的构成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地区分布、民族、文化教育、职业、劳动人口等内容。辛亥革命以前无资料记载。民国时期虽有资料，但也不完全。据已有资料证明，1949年以前人口的基本状况是：人口增长缓慢，素质差，年龄偏于成年型；城镇人口少，劳动人口少，人口中从事工矿业的寥寥无几；文化落后，有71.1％的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人口稀少，分布密度徘徊在每平方公里4人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构成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城镇人口逐渐增加；少数民族人口成倍增长；文盲比例1982年降到35.7％，人口分布密度1964年每平方公里增加到18.9人，1982年增加到27人；从事工矿、商贸、教育等业人口比重迅速增长。
第一节 年龄性别
据资料记载：全国历代人口平均寿命，夏商时不超过18岁，西周、秦、汉为20岁，东汉为22岁，唐代为27岁，宋代为30岁，清代为33岁，民国为35岁。民国时期，人口盲目生育，出生率较高，但因生活困难、战乱多，死亡率亦高，因而自然增长率很底，人口年龄接近成年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出现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状态，少年儿童总数增加，人口年龄构成由成年型向年轻型过渡。人口平均寿龄到1957年提高到57岁。1972年以后，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少年儿童数下降，人口年龄构成复向成年型过渡。人口平均寿龄，1981年提高到68岁，1985年为68.97岁，其中：男66.96岁，女70.98岁。老年人口总数增加。永昌县1985年对11个乡镇统计，80岁以上老人有236人，其中男性132人，女性104人，最高年龄为95岁，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80岁以上老人59人（男26人，女33人）增长3倍。
人口中的性别结构，一直是男性多于女性。以女性作为100，其性别比例：男性民国三十七年（1948）为107.88，1957年为108.88，1965年为122.95，1975年为114.99，1982年为106.84，1985年为107.78，1990年为108.3。从1973年以后，人口年龄发生了新的变化，人口年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见表51。
第二节 分布
永昌县人口分布不够均称，多聚居于平川农业区。从人口的地域分布看，兰新铁路以北的原宁远区（今金川、河西堡、宁远堡、双湾四乡镇）和原永宁区（今水源，朱王堡二乡镇）较铁路以南的原城关区（今城关、北海子、焦家庄三乡镇）、原永安区（今东寨、六坝、南坝三乡）、原新城区（今新城子、红山窑二乡镇）稠密。从时间分布看，自古至今人口密度呈增大趋势。民国三十二年（1943）每平方公里为4.8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每平方公里为5.3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外流的人口返乡，因“瞒丁瞒粮”而少报的人口得到了落实，人口迅速增加，到1950年每平方公里为10.4人，1964年每平方公里为19人，1974年每平方公里为29.1，1980年每平方公里为31.3人，1982年每平方公里为27.3人，1985年每平方公里为28.2人，1990年底每平方公里为30.5人。（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第三节 职业
永昌县一向以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民国后期，农业人口4.6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2.6％；手工业者、商人小贩等其他非农业人口0.37万人，占7.4％（详见《工业卷》、《商业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昌县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并随着新兴工商等企事业的发展，各种产业的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使全县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1950年农业人口9.04万人，占总人口的90.8％；非农业人口0.9万人，占总人口的9.2％。止1990年，农业人口为18.88万人，占总人口的83.3％非农业人口发展到3.8万人，占总人口的16.7％。见表52。
第四节 文化程度
民国时期，永昌居民的文化程度很低，只有少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才能受到教育，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很少，特别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更少。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资料表明：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7197人，占总人口的17％，其中女性占4.8％；文盲半文盲（不包括6岁及其以下的幼儿），占总人口7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小学教育稳步发展，成人职业文化教育广泛开展，居民平均文化程度不断提高。1990年全县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13.57万人，分别为1948年的18.9倍、1964年的2.7倍、1982年的1.2倍。其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1243人，平均每千人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5.5人。见表53。。
说明：文盲半文盲人数中不含6岁及以下的幼儿数；表中1964年、1982年、1990年为人口普查数字。
第五节 姓氏
永昌县姓氏比较复杂。全县有姓氏440个。以姓氏为户的户401个。见表54。
第四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婚姻
封建社会的婚姻，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基础的包办婚姻制度，男女均没有婚姻的自主权利，而且男女极不平等。民国初年，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永昌男娶女嫁仍依旧俗。二十五年（1936）后，婚嫁礼俗开始提倡简化。民国二十八年（1939），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中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订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都不得结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等等要求，但由于国民政府执法不严，这些法律流于形式。有钱有势的人搞三房四妾，广大穷苦青壮男子却娶不起妻子。
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彻底废除了延续两、三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依法解决由1949年前包办婚姻造成的大量的婚姻纠纷案件，保障男女婚姻自主权。1950年后，按照“婚姻法”的规定，结婚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到1960年后结婚年龄提高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1970年后提倡晚婚晚育，一般结婚年龄推迟到男为25周岁，女为23周岁。1980年9月，国家公布重新修改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为22周岁，女为20周岁，并按照《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男女双方结婚前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再到当地人民政府登记，经审查合法后领给结婚证，即为合法结婚。婚后夫妻不和，一方提出离婚时，先由当地人民政府和司法部门调解，经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发给离婚证。关于婚姻纠纷的调处（详见《司法卷》）。
第二节 家庭
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是社会的细胞。主要由夫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确定。/封建社会的家庭讲究“四世同堂”、“子孙满堂”以示发达兴旺。其类型有家族家庭、联合家庭、直系家庭、核心家庭、残缺不全以及独身人家庭等。但以人口较多的大家庭为主。清道光十一年（1831）户均8.8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户均17人，宣统三年（1911）户均16.8人，民国初期户均5.6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户均5.5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户均6.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公有制代替，旧的经济基础的瓦解，传统的大家庭逐步解体，结婚年龄普遍推迟，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由夫妻为核心和未婚子女构成的小家庭较普遍。1970年户均5.7人，1980年户均5.3人，1990年户均4.1人。总的是趋向小家庭发展。
第五章 计划生育
1963年，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同年7月10日成立永昌县计划生育委员会，1971年改为县计划生育指导委员会，1973年改称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2年至1976年各厂（场）矿和各社（镇）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配有专职或兼职干部。1982年3月15日，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改为永昌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县政府，配专职干部。各乡（镇）相继成立计划生育指导站。1983年10月改县节育技术指导小组为永昌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隶属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由省拨款和地方筹资兴建房舍，购置设备。同时，全县城乡各医院、卫生所都配有人工流产、引产、放环、结扎等技术人员和设备，大力实行计划生育。
第一节 有计划地发展人口
历史上人口的发展，处于无计划地自然繁衍状态。1963年国家提倡计划生育。1973年开始，对人口发展实行计划指标控制。中央提出“晚、稀、少”的生育原则，控制多胎生育。1977年规定：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三胎。1979年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规定：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不超过两个。1980年中央发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要求，并制定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
1985年3月8日，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措施，规定城乡继续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占有下述情况之一的国家干部、职工、城市居民和农民，按政策有计划地安排第二胎生育：
1.第一个孩子经县以上医院会诊，证明为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者。
2.婚后五年不育，抱养他人一个孩子后又能生育的。
3.再婚夫妇经法律判决身边只有一个孩子而一方为初婚的；一方有两个孩子，后来丧偶，而另一方为初婚的均照顾再生一个。但因女方生了女孩，男方离婚后再婚的一律不准生育。
4.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的。
5.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瞻养老人的（如有姐妹数人照顾只限一人）。
6.两代单传的（包括男性、女性或男女交替单传的）。
7.夫妇一方因非遗传性疾病而造成残废（包括二等乙级残废军人），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
8.兄弟几个中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
9.夫妇均为少数民族或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10.夫妇均系归国华侨的。
11.农村如历年计划生育奖惩政策兑现好，罚款收回70％以上的村，可按上年计划生育率和多胎率的高低，按下列比例有计划地安排二胎生育：
①.计划生育率在65％以下，多胎率在10％以上的乡村，按一孩夫妇数的5％安排二胎；
②.计划生育率在65％以上，多胎率在10％以下的乡、村，按10％安排二胎；
③.计划生育率在70％以上，多胎率在7％以下的乡、村，按15％安排二胎；
④.计划生育率在90％以上，多胎率在3％以下的乡、村，按25％安排二胎；
⑤.计划生育率达到百分之百，无多胎生育的乡村，可以在不突破人口增长指标的前提下，有计划的安排二胎。并要求凡安排二胎者，孩子年龄间隔必须在四周岁以上，并且主要是安排给生了一个女孩子的夫妇。
1987年4月颁发金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而又要求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二胎：1、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2、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和夫妇一方因非遗传性疾病而造成残废，生活不能自理的；3、烈士的独生子或独生女；4、夫妇均系归国华侨和港澳台湾同胞的；5、第一个孩子经县以上医院会诊证明为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6、婚后五年以上不孕，且女方年龄超过三十岁抱养他人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7、再婚夫妻，一方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的；一方有两个孩子，依法判随前婚一方一个或两个，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者；双方婚前各有一个孩子，依法分别均判随前婚的另一方，重新组合的家庭身边无子女的；原有两个孩子而丧偶者，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者。8、夫妇双方或一方是少数民族，并确有实际困难的。
第二条农村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对要求再生育一个孩子的，除执行第一条各项规定外，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也可以有计划地安排：1、男到有女无儿户家结婚落户，并负责赡养老人的（只照顾姐妹中一个）。2、两代以上单传的（包括男性单传、女性单传和男女交替单传）。3、几弟兄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
第三条凡符合本规定第一、二条，要求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必须由夫妇双方提出申请，乡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查，报经县（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发给准生育证后方可生育。未经批准的，按计划外论处。夫妇一方是农民，另一方是国家职工和市民，生育可按女方所在地的规定执行；如女方虽是农民，但离开农村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的，按城市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安排生育二胎的人数必须严格控制，不得突破当年人口计划，一般应控制在一孩夫妇对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已经把计划外二胎和多胎降到当年出生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其中多胎在百分之七以内）的县（区）、乡（镇），可以把生育二胎的口子开到一孩夫妇对数的百分之十五；已经把计划外二胎和多胎降到当年出生人数的百分之十以内（其中多胎在百分之三以内）的县（区）、乡（镇）可以把生育二胎的口子开到一孩夫妇对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安排生育二胎首先照顾农村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夫妇。无论城市、农村，生育二胎必须间隔四年以上。对夫妇双方因生女孩离婚者，再婚后均不再安排生育。
第五条坚决堵住大口子，严禁计划外二胎和多胎生育。
育龄夫妇双方都有落实节育措施的义务。城市一般提倡采取综合节育措施，但超生者必须结扎；农村应继续实行一胎上环，二胎以上结扎（患禁忌症的除外），计划外怀孕引刮的技术措施。
第六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严禁早婚、私婚。禁止患有遗传性精神病、遗传性智力缺陷、严重遗传性畸型和痴呆病人等生育。
第七条对已领取《独生子女证》而又符合生二胎条件要求生育二胎的，从批准之日起，应收回《独生子女证》，停止对独生子女的一切优待照顾，停发独生子女保健费，但对已发的不再退回。
1989年11月28日公布施行《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继续推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子女，不允许生育第三个子女。夫妻双方或一方国家干部、职工或者其他非农业人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按计划批准：第一个子女经县以上医院确诊，县（市、区）及州、市（地）病残儿童鉴定小组复查，确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婚后五年以上不育，女方年满三十周岁以上，依法收养一个
子女后，又怀孕的；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的。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按计划批准生育：具有上述夫妻双方为国家干部、职工等非农业人口生育二胎条件之一的；居住在边远山区，只生育一个女孩，确有实际困难的；是少数民族的；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赡养女方老人的（如女家姊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经过推行一系列计划生育措施，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2年以前22年平均28.1％，下降为1982年的12.1％和1990年的11.56％。。
第二节 计划生育措施
晚婚、晚育1974年国家提倡晚婚、晚育，永昌县规定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结婚为晚婚。1982年规定女性24周岁初育的为晚育。1984年在1971对初育龄夫妇中，有244对达到了晚育年龄，晚育率为12.38％，晚婚率为12％。1985年在1358对初育龄夫妇中有158对达到了晚育年龄，晚育率为11.63％，晚婚率为13％。1990年初婚的2176对夫妇中，达到晚婚的545对，晚婚率为25.05％。
节育、绝育1964年，永昌县提倡以避孕节育为主来控制生育，按照妇女健康状况，分别采取放环、服药、使用避孕工具、引产等综合节育措施，免费提供各种避孕用具和药物，训练节育技术人员，推广节育技术，到1990年全县节育技术人员由1964年的24人发展为60人，其中农村占78.3％；累计为育龄妇女放环6.11万例、引产7145例，使综合节育率达到88.36％（包括男、女结扎）。全县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
1964年，永昌县绝育手术由外地医院承担。1966年县医院开始男输精管、女输卵管结扎手术。1972年全县普遍实行。1979年在落实中央“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中，凡年龄在40岁以下，已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夫妇，应有一方绝育。1964年至1990年，全县累计绝育39213例，其中男487例，女38726例
教育奖惩在推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大力宣传教育群众。采取多种形式，消除顾虑，提高认识，改变“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1979年至1983年，县政府先后召开了三次计划生育表彰大会，一些单位和个人受到了表彰奖励。1983年元月，全县进行了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宣传人口理论知识和国家关于人口计划生育方针、政策以及避孕和优育知识，使广大群众懂得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自觉遵守宪法和婚姻法的规定。
在宣传教育的同时，相应地采取了行政、法律和经济措施。1979年规定，对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每年给予奖金30元，发至孩子10岁。对独生子女给予优先入托、入园、入学、医疗、招工方面的照顾，对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每年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30元，连发10年。1981年永昌实行合同制生育，凡生一胎的育龄夫妇同人民公社签定“保证计划生育合同书”，凡生育两胎不愿意采取永久性措施的夫妇签定“保证不育合同书”，凡违犯合同书的处以罚款，收回自留地并无条件地结扎。1982年，县委发了41号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对生育的经济限制措施。并规定：晚婚夫妇，可享受婚假1月；晚育的，产假为100天，在产假其间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产假延长到150天；农村产假期间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可免去夫妇当年的义务工。1984年规定：干部、职工强生第二胎者，除给予经济处罚外，一律给予开除留用处分，强生三胎以上的，一律开除公职。1989年规定：国家干部、职工强生二胎者除经济处罚外，一律开除公职；农民强生二胎者，五至七年内不得评劳模和享受救济，不增加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有关晚婚和计划生育情况参见表55。
人口
第一章人口源流
据酒泉博物馆陈列的永昌县境内出土的石犁表明，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今永昌境内已有人类生息繁衍。
1973年，在县境内鸳鸯池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艺术雕刻等文物（属马家窑文化）证明，在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000年间，永昌境内金川河流域沿岸，不仅人口集居，且逐步脱离了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有了比较发展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1973至1986年分别发现的二坝遗址、毛卜喇新队遗址和水磨关等多处古文化遗址表明，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期间，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活动范围已由金川河中游向南和向祁连山北麓扩展。1985年在金川峡马家湾子发现的齐家文化时期的玉器、石器、陶器证明，居于永昌境内的人口较为稳定，手工业已有了一定的制作能力，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79年发掘的双湾公社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和出土的铜刀、彩陶、铜装饰品及货币证明，居于永昌境内的人类，已进入奴隶社会晚期，手工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已开始了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流。
商周时期，为西戎地，春秋、战国至秦，居住月氏诸族。西汉初，为匈奴右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师河西，促使匈奴混邪王降汉。汉王朝始在河西设郡置县，移民，屯田。太初三年（前102）益发戍甲卒18万驻河西，这批人有的还带有随从和眷属，因而实际人数不下20万人。以后又陆续从内地向河西移民，分别安置到从武威至敦煌的广大地区屯田，从而促进了河西（包括永昌）人口的迅猛增长。据《汉书·地理志》载，时辖今永昌地区在内的武威、张掖二郡共20个县4.19万户，16.52万人。
自西汉以后，历朝政府继续对河西地区采取军屯、迁移汉民等措施，以实边强疆，但因经常发生战乱和灾荒等，领属今永昌的州郡人口实际上有增有减。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时武威，张掖二郡所属各县共1.66万户，7.03万人。经三国战乱到西晋时，武威、张掖二郡各县共5900户，约6万人。东晋前秦统治时期，由于减轻徭赋，劝课农桑，招来了中原大量流民，虽苻坚将河西7000余“豪户”迁往关中，但又从江淮、中原一带迁1.7万余户到河西落户，人口又呈上升之势。后凉时，凉州（包括永昌）百姓饥馑，流亡大半。到北魏时，番禾郡所领彰、燕支两县只剩139户，约600余人。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恢复河西农业生产。到隋朝统一后，辖今永昌境界的番和等四县，户数上升到1.17万户，人口增加到5万余人。唐朝天宝年间，番和县改为天宝县，属凉州中都督府，府领天宝等五县，共2.25万户，12.03万人。宋代，西凉府所属的番禾等五县，共2.57万户，12.82万人。西夏至元，无人口记载。《甘肃通志稿》载：（永昌）所剩“土著十之二”境内原有的居民，多为军籍垦民，经过元末明初战争，所剩土著不过十余族而已。明正统年间，朝廷檄召移民，于是各省挈带家眷而来者甚多，并有商贾、屯垦兵丁、世袭和落户官员的从属。部分少数民族经朝庭赐汉姓，改从汉俗，境内汉族人口相应增加。人口又有较大发展。
从明朝起，永昌县的户口见于记载的有：明洪武中（1382），永昌卫有5675户，1.53万人。至清康熙六十年（1721）有3376户，2.58万人。经康、雍、乾、嘉四代近百年的休养生息，户口剧增，至嘉庆十九年（1814），人口发展到25.1万人，是永昌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的高峰期。到同治元年（1862），仍保持22.03万人。后经长达十年之久的回民反清战乱，人口约减80％，据调查，县境内北到宁远堡、崔家庄，南至永安堡校尉营，东起九坝，西至新城堡、高古城，水泉子等，共24个堡、寨、庄均遭受战乱摧残。如永丰堡内原有17户，138人，后仅留三、四户；新城堡内原有78户，234人，后仅留一、二户。多数村庄颠废，农田荒芜，沿大路数十里杳无人迹。至光绪四年（1878），全县仅有2356户，4.28万人。民国时期，差税繁重，经济凋蔽，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人口增长缓慢。民国元年（1912）全县有8914户，4.9万人。十六年（1927）全县有9942户，5.6万人。继而遭十六年的大地震、十八年“二月初一”马仲英的大屠杀及严重旱灾，到二十三年（1934），全县仅有5.53万人，反而比民国十六年少677人。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后，人口在4.6万左右徘徊。到三十八年（1949）全县有5.046万人，比二十三年少5000多人。明清时期人口情况详见表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民国时期外流人口陆续返乡，因瞒丁瞒粮少报的人口也得到落实。1950年初，永昌人口9.96万人。经三年恢复，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加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兰新铁路通车河西堡和金川镍生产基地的开发，使城镇人口成倍增长。至1960年全县人口达18.05万人，较1949年初约增长2.6倍。1959至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人口一度下降。1963年人口开始回升。1964年人口增长到18.23万人，比1960年增长1800余人。1973年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逐步深入，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1980年全县人口（包括金川、河西堡工矿企业）发展到29.9万人，较1949年初约增长5倍。1981年宁远堡公社、双湾公社和金川镇的金川地区划属金昌市直接领导后，全县人口为20万人。1990年底全县人口增加到22.6799万人。详见表40。
第二章 人口调查与管理
第一节 人口编查
永昌户口，在明洪武中（约1382）进行过清理。隆庆元年（1567）边境始设保甲制度，11户中选甲长1人，统领10户。57户中选正副保长各1人，统领55户。编造名册一式四份，分别上送该管官本卫所、各道臣衙门各一本备照。甲长将全甲的花户各年甲丁口籍员、职业及佃户住房等书写于牌，悬挂各保正甲长门首，各户将上述项目也书写于自制的粉壁墙上，互相稽察以防奸细和外侵。组织严密，赏罚分明。清顺治十四年（1657）对丁口实行审编之法，实行牌、甲、里制度；改军为民，以民顶军耕。对户口的管理较前完备。在清朝260余年间，永昌县有14次户口数据。民国时期，政府曾进行过多次编查户口，先后推行邻闾、保甲、联保门牌户口册、路条、“国民身份证”等管理制度和办法，乡镇保甲为了逃避兵役，减轻徭税，在三十八年中所进行的户口编查，清查复查、抽查，其结果准确性均不高，有些年份失真。如1949年前后的一年内，人口相差4.91万多人，误差近一半。1950年2月在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人民政权的同时，县人民政府对全县户口进行了调查登记，总户为1.87万户，9.96万人，比1949年分别增加1.05万户，4.91万人。
第二节 人口普查
永昌县从1949年至1990年四十一年间，在国家统一部署下进行过四次人口普查：
1953年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零时，登记项目有姓名、性别、民族、年龄。这次普查与选民登记同时进行。普查结果，全县总户22561户，总人口125578人，其中男64877人，女60701人。
1964年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零时，项目有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本户住址、非农业人口等7项。普查结果，总户为33092户，总人口为174221人，其中男96141人，女78080人；非农业人口37895人，占总人口21.8％；具有大学文化程度919人，高中文化程度2610人，初中文化程度7078人，小学文化程度38206人；少数民族10个共443人占总人口的0.34％。其中：回族361人，藏族11人，满族52人，朝鲜族1人，彝族1人，壮族6人，蒙古族5人，苗族1人，土族3人，撒拉族2人。
1982年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零时，调查项目共19个。按人登记的有13项，包括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
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文化程度、行业、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如上学、搞家务、退休）、婚姻状况、妇女生育总数和存活子女总数、1981年育龄妇女生育状况。按户登记的有6项：户的类别（家庭户和集体户）、本户住址、本户人数、本户1981年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常住户、外出一年以上的人数。7月10日完成，普查办公室汇总的6种数字分别上报县、市、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汇总结果：总户为39213户，总人口为200963人，其中男性为103806人，女性为97157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7人；有12个少数民族，共计852人，占总人口的0.42％；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110619人，占总人口的55.04％，文盲和半文盲人数71672人，（不包括0—5周岁的18672人），占总人口的35.7％。
1990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零时。普查项目共21项。其中，按户填报的6项，包括本户编号、户别、本户人数、本户出生人数、本户死亡人数、本户户籍人口中离开本县（市）一年以上的人数；按人填报的15项，包括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状况和性质、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状况、迁来本地的原因、文化程度、在业人口的行业、在业人口的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妇女生育及存活子女数、1989年1月1日以来妇女的生育状况。普查汇总分6级进行。普查结果：全县总户为53352户；总人口为227574人，其中男性118008人、女性109566人；共有15个民族，少数民族981人；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135730人；人口密度为30.6人/平方公里。详见表41—表50。
第三节 户口管理
民国时期，户口归政府民政部门管理，但迁入和迁出都不办理户口关系，处于自流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公安部门管理户口，县以上户口的迁入、迁出由县公安部门负责办理，县境内的户口迁入、迁出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户籍员专管，年终将总数上报公安局备查。（详见《司法卷·户口管理》节）
第三章 人口构成
人口的构成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地区分布、民族、文化教育、职业、劳动人口等内容。辛亥革命以前无资料记载。民国时期虽有资料，但也不完全。据已有资料证明，1949年以前人口的基本状况是：人口增长缓慢，素质差，年龄偏于成年型；城镇人口少，劳动人口少，人口中从事工矿业的寥寥无几；文化落后，有71.1％的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人口稀少，分布密度徘徊在每平方公里4人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构成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城镇人口逐渐增加；少数民族人口成倍增长；文盲比例1982年降到35.7％，人口分布密度1964年每平方公里增加到18.9人，1982年增加到27人；从事工矿、商贸、教育等业人口比重迅速增长。
第一节 年龄性别
据资料记载：全国历代人口平均寿命，夏商时不超过18岁，西周、秦、汉为20岁，东汉为22岁，唐代为27岁，宋代为30岁，清代为33岁，民国为35岁。民国时期，人口盲目生育，出生率较高，但因生活困难、战乱多，死亡率亦高，因而自然增长率很底，人口年龄接近成年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出现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状态，少年儿童总数增加，人口年龄构成由成年型向年轻型过渡。人口平均寿龄到1957年提高到57岁。1972年以后，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少年儿童数下降，人口年龄构成复向成年型过渡。人口平均寿龄，1981年提高到68岁，1985年为68.97岁，其中：男66.96岁，女70.98岁。老年人口总数增加。永昌县1985年对11个乡镇统计，80岁以上老人有236人，其中男性132人，女性104人，最高年龄为95岁，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80岁以上老人59人（男26人，女33人）增长3倍。
人口中的性别结构，一直是男性多于女性。以女性作为100，其性别比例：男性民国三十七年（1948）为107.88，1957年为108.88，1965年为122.95，1975年为114.99，1982年为106.84，1985年为107.78，1990年为108.3。从1973年以后，人口年龄发生了新的变化，人口年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见表51。
第二节 分布
永昌县人口分布不够均称，多聚居于平川农业区。从人口的地域分布看，兰新铁路以北的原宁远区（今金川、河西堡、宁远堡、双湾四乡镇）和原永宁区（今水源，朱王堡二乡镇）较铁路以南的原城关区（今城关、北海子、焦家庄三乡镇）、原永安区（今东寨、六坝、南坝三乡）、原新城区（今新城子、红山窑二乡镇）稠密。从时间分布看，自古至今人口密度呈增大趋势。民国三十二年（1943）每平方公里为4.8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每平方公里为5.3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外流的人口返乡，因“瞒丁瞒粮”而少报的人口得到了落实，人口迅速增加，到1950年每平方公里为10.4人，1964年每平方公里为19人，1974年每平方公里为29.1，1980年每平方公里为31.3人，1982年每平方公里为27.3人，1985年每平方公里为28.2人，1990年底每平方公里为30.5人。（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第三节 职业
永昌县一向以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民国后期，农业人口4.6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2.6％；手工业者、商人小贩等其他非农业人口0.37万人，占7.4％（详见《工业卷》、《商业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昌县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并随着新兴工商等企事业的发展，各种产业的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使全县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1950年农业人口9.04万人，占总人口的90.8％；非农业人口0.9万人，占总人口的9.2％。止1990年，农业人口为18.88万人，占总人口的83.3％非农业人口发展到3.8万人，占总人口的16.7％。见表52。
第四节 文化程度
民国时期，永昌居民的文化程度很低，只有少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才能受到教育，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很少，特别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更少。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资料表明：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7197人，占总人口的17％，其中女性占4.8％；文盲半文盲（不包括6岁及其以下的幼儿），占总人口7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小学教育稳步发展，成人职业文化教育广泛开展，居民平均文化程度不断提高。1990年全县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13.57万人，分别为1948年的18.9倍、1964年的2.7倍、1982年的1.2倍。其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1243人，平均每千人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5.5人。见表53。。
说明：文盲半文盲人数中不含6岁及以下的幼儿数；表中1964年、1982年、1990年为人口普查数字。
第五节 姓氏
永昌县姓氏比较复杂。全县有姓氏440个。以姓氏为户的户401个。见表54。
第四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婚姻
封建社会的婚姻，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基础的包办婚姻制度，男女均没有婚姻的自主权利，而且男女极不平等。民国初年，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永昌男娶女嫁仍依旧俗。二十五年（1936）后，婚嫁礼俗开始提倡简化。民国二十八年（1939），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中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订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都不得结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等等要求，但由于国民政府执法不严，这些法律流于形式。有钱有势的人搞三房四妾，广大穷苦青壮男子却娶不起妻子。
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彻底废除了延续两、三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依法解决由1949年前包办婚姻造成的大量的婚姻纠纷案件，保障男女婚姻自主权。1950年后，按照“婚姻法”的规定，结婚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到1960年后结婚年龄提高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1970年后提倡晚婚晚育，一般结婚年龄推迟到男为25周岁，女为23周岁。1980年9月，国家公布重新修改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为22周岁，女为20周岁，并按照《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男女双方结婚前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再到当地人民政府登记，经审查合法后领给结婚证，即为合法结婚。婚后夫妻不和，一方提出离婚时，先由当地人民政府和司法部门调解，经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发给离婚证。关于婚姻纠纷的调处（详见《司法卷》）。
第二节 家庭
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是社会的细胞。主要由夫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确定。/封建社会的家庭讲究“四世同堂”、“子孙满堂”以示发达兴旺。其类型有家族家庭、联合家庭、直系家庭、核心家庭、残缺不全以及独身人家庭等。但以人口较多的大家庭为主。清道光十一年（1831）户均8.8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户均17人，宣统三年（1911）户均16.8人，民国初期户均5.6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户均5.5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户均6.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公有制代替，旧的经济基础的瓦解，传统的大家庭逐步解体，结婚年龄普遍推迟，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由夫妻为核心和未婚子女构成的小家庭较普遍。1970年户均5.7人，1980年户均5.3人，1990年户均4.1人。总的是趋向小家庭发展。
第五章 计划生育
1963年，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同年7月10日成立永昌县计划生育委员会，1971年改为县计划生育指导委员会，1973年改称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2年至1976年各厂（场）矿和各社（镇）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配有专职或兼职干部。1982年3月15日，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改为永昌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县政府，配专职干部。各乡（镇）相继成立计划生育指导站。1983年10月改县节育技术指导小组为永昌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隶属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由省拨款和地方筹资兴建房舍，购置设备。同时，全县城乡各医院、卫生所都配有人工流产、引产、放环、结扎等技术人员和设备，大力实行计划生育。
第一节 有计划地发展人口
历史上人口的发展，处于无计划地自然繁衍状态。1963年国家提倡计划生育。1973年开始，对人口发展实行计划指标控制。中央提出“晚、稀、少”的生育原则，控制多胎生育。1977年规定：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三胎。1979年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规定：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不超过两个。1980年中央发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要求，并制定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
1985年3月8日，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措施，规定城乡继续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占有下述情况之一的国家干部、职工、城市居民和农民，按政策有计划地安排第二胎生育：
1.第一个孩子经县以上医院会诊，证明为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者。
2.婚后五年不育，抱养他人一个孩子后又能生育的。
3.再婚夫妇经法律判决身边只有一个孩子而一方为初婚的；一方有两个孩子，后来丧偶，而另一方为初婚的均照顾再生一个。但因女方生了女孩，男方离婚后再婚的一律不准生育。
4.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的。
5.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瞻养老人的（如有姐妹数人照顾只限一人）。
6.两代单传的（包括男性、女性或男女交替单传的）。
7.夫妇一方因非遗传性疾病而造成残废（包括二等乙级残废军人），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
8.兄弟几个中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
9.夫妇均为少数民族或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10.夫妇均系归国华侨的。
11.农村如历年计划生育奖惩政策兑现好，罚款收回70％以上的村，可按上年计划生育率和多胎率的高低，按下列比例有计划地安排二胎生育：
①.计划生育率在65％以下，多胎率在10％以上的乡村，按一孩夫妇数的5％安排二胎；
②.计划生育率在65％以上，多胎率在10％以下的乡、村，按10％安排二胎；
③.计划生育率在70％以上，多胎率在7％以下的乡、村，按15％安排二胎；
④.计划生育率在90％以上，多胎率在3％以下的乡、村，按25％安排二胎；
⑤.计划生育率达到百分之百，无多胎生育的乡村，可以在不突破人口增长指标的前提下，有计划的安排二胎。并要求凡安排二胎者，孩子年龄间隔必须在四周岁以上，并且主要是安排给生了一个女孩子的夫妇。
1987年4月颁发金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而又要求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二胎：1、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2、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和夫妇一方因非遗传性疾病而造成残废，生活不能自理的；3、烈士的独生子或独生女；4、夫妇均系归国华侨和港澳台湾同胞的；5、第一个孩子经县以上医院会诊证明为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6、婚后五年以上不孕，且女方年龄超过三十岁抱养他人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7、再婚夫妻，一方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的；一方有两个孩子，依法判随前婚一方一个或两个，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者；双方婚前各有一个孩子，依法分别均判随前婚的另一方，重新组合的家庭身边无子女的；原有两个孩子而丧偶者，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者。8、夫妇双方或一方是少数民族，并确有实际困难的。
第二条农村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对要求再生育一个孩子的，除执行第一条各项规定外，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也可以有计划地安排：1、男到有女无儿户家结婚落户，并负责赡养老人的（只照顾姐妹中一个）。2、两代以上单传的（包括男性单传、女性单传和男女交替单传）。3、几弟兄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
第三条凡符合本规定第一、二条，要求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必须由夫妇双方提出申请，乡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查，报经县（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发给准生育证后方可生育。未经批准的，按计划外论处。夫妇一方是农民，另一方是国家职工和市民，生育可按女方所在地的规定执行；如女方虽是农民，但离开农村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的，按城市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安排生育二胎的人数必须严格控制，不得突破当年人口计划，一般应控制在一孩夫妇对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已经把计划外二胎和多胎降到当年出生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其中多胎在百分之七以内）的县（区）、乡（镇），可以把生育二胎的口子开到一孩夫妇对数的百分之十五；已经把计划外二胎和多胎降到当年出生人数的百分之十以内（其中多胎在百分之三以内）的县（区）、乡（镇）可以把生育二胎的口子开到一孩夫妇对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安排生育二胎首先照顾农村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夫妇。无论城市、农村，生育二胎必须间隔四年以上。对夫妇双方因生女孩离婚者，再婚后均不再安排生育。
第五条坚决堵住大口子，严禁计划外二胎和多胎生育。
育龄夫妇双方都有落实节育措施的义务。城市一般提倡采取综合节育措施，但超生者必须结扎；农村应继续实行一胎上环，二胎以上结扎（患禁忌症的除外），计划外怀孕引刮的技术措施。
第六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严禁早婚、私婚。禁止患有遗传性精神病、遗传性智力缺陷、严重遗传性畸型和痴呆病人等生育。
第七条对已领取《独生子女证》而又符合生二胎条件要求生育二胎的，从批准之日起，应收回《独生子女证》，停止对独生子女的一切优待照顾，停发独生子女保健费，但对已发的不再退回。
1989年11月28日公布施行《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继续推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子女，不允许生育第三个子女。夫妻双方或一方国家干部、职工或者其他非农业人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按计划批准：第一个子女经县以上医院确诊，县（市、区）及州、市（地）病残儿童鉴定小组复查，确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婚后五年以上不育，女方年满三十周岁以上，依法收养一个
子女后，又怀孕的；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的。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按计划批准生育：具有上述夫妻双方为国家干部、职工等非农业人口生育二胎条件之一的；居住在边远山区，只生育一个女孩，确有实际困难的；是少数民族的；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赡养女方老人的（如女家姊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经过推行一系列计划生育措施，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2年以前22年平均28.1％，下降为1982年的12.1％和1990年的11.56％。。
第二节 计划生育措施
晚婚、晚育1974年国家提倡晚婚、晚育，永昌县规定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结婚为晚婚。1982年规定女性24周岁初育的为晚育。1984年在1971对初育龄夫妇中，有244对达到了晚育年龄，晚育率为12.38％，晚婚率为12％。1985年在1358对初育龄夫妇中有158对达到了晚育年龄，晚育率为11.63％，晚婚率为13％。1990年初婚的2176对夫妇中，达到晚婚的545对，晚婚率为25.05％。
节育、绝育1964年，永昌县提倡以避孕节育为主来控制生育，按照妇女健康状况，分别采取放环、服药、使用避孕工具、引产等综合节育措施，免费提供各种避孕用具和药物，训练节育技术人员，推广节育技术，到1990年全县节育技术人员由1964年的24人发展为60人，其中农村占78.3％；累计为育龄妇女放环6.11万例、引产7145例，使综合节育率达到88.36％（包括男、女结扎）。全县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
1964年，永昌县绝育手术由外地医院承担。1966年县医院开始男输精管、女输卵管结扎手术。1972年全县普遍实行。1979年在落实中央“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中，凡年龄在40岁以下，已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夫妇，应有一方绝育。1964年至1990年，全县累计绝育39213例，其中男487例，女38726例
教育奖惩在推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大力宣传教育群众。采取多种形式，消除顾虑，提高认识，改变“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1979年至1983年，县政府先后召开了三次计划生育表彰大会，一些单位和个人受到了表彰奖励。1983年元月，全县进行了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宣传人口理论知识和国家关于人口计划生育方针、政策以及避孕和优育知识，使广大群众懂得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自觉遵守宪法和婚姻法的规定。
在宣传教育的同时，相应地采取了行政、法律和经济措施。1979年规定，对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每年给予奖金30元，发至孩子10岁。对独生子女给予优先入托、入园、入学、医疗、招工方面的照顾，对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夫妇，每年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30元，连发10年。1981年永昌实行合同制生育，凡生一胎的育龄夫妇同人民公社签定“保证计划生育合同书”，凡生育两胎不愿意采取永久性措施的夫妇签定“保证不育合同书”，凡违犯合同书的处以罚款，收回自留地并无条件地结扎。1982年，县委发了41号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对生育的经济限制措施。并规定：晚婚夫妇，可享受婚假1月；晚育的，产假为100天，在产假其间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产假延长到150天；农村产假期间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可免去夫妇当年的义务工。1984年规定：干部、职工强生第二胎者，除给予经济处罚外，一律给予开除留用处分，强生三胎以上的，一律开除公职。1989年规定：国家干部、职工强生二胎者除经济处罚外，一律开除公职；农民强生二胎者，五至七年内不得评劳模和享受救济，不增加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有关晚婚和计划生育情况参见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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