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本《书》系摘录《甘肃新通志》、《凉镇志》和《五凉志》中有关永昌县的内容纂集而成。
永昌县在1949年以前有三本县志，前两本《永昌县志》分别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二十一年（1816）由本县进士南济汉修纂刊印，民国六年（1917），本县举人王裕基先生又编撰了一本《续修永昌县志》，旨在续补乾嘉后近百年的历史。然清代末叶，世事混乱，特别自同治四年（1865）起历时十年的回民反清战争，使永昌县人口从22万骤降至4.28万，相继又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回民反清，以至后来民国政府推翻清王朝的战争。连年兵燹，致使永昌经济文化损毁殆尽。尽管王裕基先生作了很大努力，但终未能蒐集到更多的资料，因而《续修永昌县志》的内容就难免单薄。
通览永昌旧志，由于历史的局限，深感其取材之拘泥。其历史文献中的资料，非直呼永昌之名者，概不收录，甚至许多史籍中直记永昌的资料，亦未收录；同时，在编撰中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这样，不仅有挂漏之憾，而且也看不出永昌历史沿进的脉络和轨迹。
史实告诉我们，永昌自西汉王朝进入中国版图以来，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次轰轰烈烈，血雨腥风，可歌可泣的事件。如霍去病三征河西，张骞凿空设置河西四郡，隗嚣攻占河西，窦融保据河西，五凉政权更叠河西，隋炀帝西巡，李轨僭窃，回鹘占据甘州，西夏割据，元灭夏，明伏元，李自成攻占河西，清同治间回民反清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无不涵盖永昌，而永昌旧志却一无记述。原因在于，上述这些历史事件，往往发生在一个较大范围，或数县，或几个地区以至整个甘肃，史籍的记载也只能以河西、凉州、甘州以至甘肃为名，总括而记之，不可能也没必要将事件涵盖区所有的县名都点出来。因而旧县志对这些虽不点永昌却实含永昌的历史断面不于记述，就未免拘拙。
另外，《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众多史籍中，亦有许多直接记述发生于永昌的具体事件，如“霍去病出陇西、越焉支”；汉护羌校尉马贤、段〓“追叛羌于鸾鸟城”；前凉张祚“遣大将和昊伐骊靬戎，大败而还”；后凉番和太守吕超弑凉王吕纂；北凉沮渠蒙逊攻占番和；南凉秃发傉檀掠显美，骊靬二千余户而还；唐天宝间番和县醴泉涌出石，化为面；元永昌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赠名永昌府；明傅友德攻占永昌；清孟乔芳杀米喇印于水泉等等，也许因为已有史书记录的缘故，旧县志也均未记载，而这些历史资料却是永昌历史的生动反映。
上属问题，在《甘肃新通志》中，解决得较为妥帖。该志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对清代历史记载十分详备，乾、嘉之后的资料更为充实，其中亦包容了永昌的许多内容，虽不十分系统，但较之王裕基先生的续修本则丰富多了。
由于该书作者视野开阔而笔法灵活，对历史重大事件均有较详地记述，不用说对河西历史以至涵盖永昌的事件的记述同样详备充实，读后能使人揣摸到历史脉搏和发展轨迹。
然而，《甘肃新通志》是一簿拥有百卷一千多万字的巨著，卷帙浩繁，内容广涉全甘肃十三个府、州、厅及四十多个县（含今宁夏、青海二省）。又贯通古今记述历史，其蕴量十分庞大，而永昌县的内容又分散在全志的各个章节之中，今人要在该志中查阅永昌资料，除了要具备一整套《甘肃新通志》实属困难外，就翻阅查找亦十分费事。如果我们将该志中记述永昌的资料分离出来，另纂一集，一则补《永昌县志》之缺，二则为读者提供放便。这就是笔者择纂本书的用意所在。
笔者在摘录过程中，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一、凡是在该志书中直接记于永昌名下的资料，全部照文抄录，一字不漏。
二、对那些较大事件，记在河西、凉州、甘州以致甘肃之名下的资料，在摘录时进行认真分析判断，甚至和《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参阅核对，看其是否涵盖或涉及永昌，如果是，则择而录之。
三、凡确定必录的内容，谨遵原著，一字不易。全书没有笔者妄加之笔。括号中的文字，为原著的史料注解，仅为分明起见标以括号。
四、原志中《节烈》章，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烈女节妇，而其节烈，皆为封建制度的殉道者，没有花木兰、李清照、秋瑾之类的杰出人物，本书未予择录。
因择出的资料只有十万多字，且原志中一些卷所记之事不涉永昌，有些则内容甚少，不能单独成卷立章。因而在摘录后，根据原书顺序改编为十一卷（包括卷首），六十四节，如书前目录。《甘肃新通志》原书目录附后，以备读者参考。因原书中对骊靬县的内容记述甚少，遂将其它史籍中择录的有关骊靬的内容亦附其后。
《凉镇志》、《五凉志》二书，均将永昌内容单独立卷记述，谨按原文照抄，附其后，共为一书，取名《永昌县志补编》。因笔者水平所限，对原志内容择录及资料分析，难免有疏漏和失当之处，幸好本书全为原文摘录，对这些疏漏、失当处，读者自可有自己的理解或判断。
何登焕
一九九九年国庆节
永昌县在1949年以前有三本县志，前两本《永昌县志》分别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二十一年（1816）由本县进士南济汉修纂刊印，民国六年（1917），本县举人王裕基先生又编撰了一本《续修永昌县志》，旨在续补乾嘉后近百年的历史。然清代末叶，世事混乱，特别自同治四年（1865）起历时十年的回民反清战争，使永昌县人口从22万骤降至4.28万，相继又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回民反清，以至后来民国政府推翻清王朝的战争。连年兵燹，致使永昌经济文化损毁殆尽。尽管王裕基先生作了很大努力，但终未能蒐集到更多的资料，因而《续修永昌县志》的内容就难免单薄。
通览永昌旧志，由于历史的局限，深感其取材之拘泥。其历史文献中的资料，非直呼永昌之名者，概不收录，甚至许多史籍中直记永昌的资料，亦未收录；同时，在编撰中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这样，不仅有挂漏之憾，而且也看不出永昌历史沿进的脉络和轨迹。
史实告诉我们，永昌自西汉王朝进入中国版图以来，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次轰轰烈烈，血雨腥风，可歌可泣的事件。如霍去病三征河西，张骞凿空设置河西四郡，隗嚣攻占河西，窦融保据河西，五凉政权更叠河西，隋炀帝西巡，李轨僭窃，回鹘占据甘州，西夏割据，元灭夏，明伏元，李自成攻占河西，清同治间回民反清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无不涵盖永昌，而永昌旧志却一无记述。原因在于，上述这些历史事件，往往发生在一个较大范围，或数县，或几个地区以至整个甘肃，史籍的记载也只能以河西、凉州、甘州以至甘肃为名，总括而记之，不可能也没必要将事件涵盖区所有的县名都点出来。因而旧县志对这些虽不点永昌却实含永昌的历史断面不于记述，就未免拘拙。
另外，《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众多史籍中，亦有许多直接记述发生于永昌的具体事件，如“霍去病出陇西、越焉支”；汉护羌校尉马贤、段〓“追叛羌于鸾鸟城”；前凉张祚“遣大将和昊伐骊靬戎，大败而还”；后凉番和太守吕超弑凉王吕纂；北凉沮渠蒙逊攻占番和；南凉秃发傉檀掠显美，骊靬二千余户而还；唐天宝间番和县醴泉涌出石，化为面；元永昌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赠名永昌府；明傅友德攻占永昌；清孟乔芳杀米喇印于水泉等等，也许因为已有史书记录的缘故，旧县志也均未记载，而这些历史资料却是永昌历史的生动反映。
上属问题，在《甘肃新通志》中，解决得较为妥帖。该志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对清代历史记载十分详备，乾、嘉之后的资料更为充实，其中亦包容了永昌的许多内容，虽不十分系统，但较之王裕基先生的续修本则丰富多了。
由于该书作者视野开阔而笔法灵活，对历史重大事件均有较详地记述，不用说对河西历史以至涵盖永昌的事件的记述同样详备充实，读后能使人揣摸到历史脉搏和发展轨迹。
然而，《甘肃新通志》是一簿拥有百卷一千多万字的巨著，卷帙浩繁，内容广涉全甘肃十三个府、州、厅及四十多个县（含今宁夏、青海二省）。又贯通古今记述历史，其蕴量十分庞大，而永昌县的内容又分散在全志的各个章节之中，今人要在该志中查阅永昌资料，除了要具备一整套《甘肃新通志》实属困难外，就翻阅查找亦十分费事。如果我们将该志中记述永昌的资料分离出来，另纂一集，一则补《永昌县志》之缺，二则为读者提供放便。这就是笔者择纂本书的用意所在。
笔者在摘录过程中，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一、凡是在该志书中直接记于永昌名下的资料，全部照文抄录，一字不漏。
二、对那些较大事件，记在河西、凉州、甘州以致甘肃之名下的资料，在摘录时进行认真分析判断，甚至和《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参阅核对，看其是否涵盖或涉及永昌，如果是，则择而录之。
三、凡确定必录的内容，谨遵原著，一字不易。全书没有笔者妄加之笔。括号中的文字，为原著的史料注解，仅为分明起见标以括号。
四、原志中《节烈》章，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烈女节妇，而其节烈，皆为封建制度的殉道者，没有花木兰、李清照、秋瑾之类的杰出人物，本书未予择录。
因择出的资料只有十万多字，且原志中一些卷所记之事不涉永昌，有些则内容甚少，不能单独成卷立章。因而在摘录后，根据原书顺序改编为十一卷（包括卷首），六十四节，如书前目录。《甘肃新通志》原书目录附后，以备读者参考。因原书中对骊靬县的内容记述甚少，遂将其它史籍中择录的有关骊靬的内容亦附其后。
《凉镇志》、《五凉志》二书，均将永昌内容单独立卷记述，谨按原文照抄，附其后，共为一书，取名《永昌县志补编》。因笔者水平所限，对原志内容择录及资料分析，难免有疏漏和失当之处，幸好本书全为原文摘录，对这些疏漏、失当处，读者自可有自己的理解或判断。
何登焕
一九九九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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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登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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