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个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稳定农村、稳定农业、保证我国九亿农民实现从温饱到小康战略目标跨越的大问题。本文试图就切实减轻我市农民负担谈点我们的思考意见。
  一、关于当前我市农民负担几方面的状况。
  （一）国家税金和社会负担。从金昌市的情况来看，农民负担项目中，集体提留和乡镇统筹费，90年至94年五年间，均未超过国务院规定的5％的警戒线，其中92年最高，也只有4.63％。但是，各种名目繁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集资摊派、罚款等社会负担，不仅项目多、数量大、涉及面广，且所占比重高。从统计年报资料看，90年至94年，人均社会负担额分别为22.48元、24.9元、21.56元、16.7元、25.65元。在负担总额中，减去国家税金后，社会负担所占的比重，90年至94年分别为53.35％、47.1％、44.8％、37.4％和42.3％。由此看出，社会负担在负担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的。
  （二）涨价因素形成的隐形负担。一是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当年农民反映最强烈，意见最大的是化肥、农膜、农药和柴油涨价过快过高，这才是农民难以承受的负担。去年粮食提了价，农业生产资料适当地涨点价，农民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涨价幅度太大，而且今年还在涨，差距越拉越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据调查，金昌1988年至1994年，磷二铵、尿素和硝铵三种化肥价格分别由每标吨920元、520元、472元，上涨到94年的2400元、1250元、990元，农用柴油每吨由1100元上涨到2160元，小四轮拖拉机（不含拖斗）每台由5600元上涨到8800元，分别上涨了1.6倍、1.4倍和1.1倍、1.96倍、1.57倍。而94年到95年又分别上涨了6.6％、50％、15％、1.85％、13.6％，农膜也上涨了12％。与此同时，1988年至1994年粮食（小麦）涨价幅度却只有36.36％。二是电力设备涨价。井灌区八十年代配套一眼机井只需3万元左右，九十年代配套一眼井需8万元左右，造成井灌区农业生产费用越来越高。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和电力配套设备价格猛涨，致使农业生产成本逐年增大，种粮越多，负担越重，形成纯农户负担重于兼搞或专门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户，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三）政策性因素造成的负担（这主要是指粮食定购平议差价而造成的负担）。国家收购价每公斤小麦1元多一点，而市场价每公斤1.8元多，按农民每交1公斤粮食少收入0.8元计算，仅此一项，金昌市4500万公斤粮食定购任务，平议差价款就达3600万元，农民人均少收入158.6元，售粮多的地方达到600元到800元。应该指出的是，这项负担是就地区和随着时间季节是变化不定的。
  （四）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认为，经济状况与农民负担有明显的逆向性，集体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农民负担越轻；反之，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农民直接负担反而越重。经济薄弱的地方，集体和农民手中的钱本来就少，而村队干部报酬和一些公益事业全部要靠农民负担。经济实力雄厚的地方，许多该由农民直接负担的费用却由集体承担了，农民口袋里的钱留着办自己该办的事，走的是良性循环的路子。
  二、产生农民负担过重原因分析
  为什么农民负担仍然居高不下，难以减轻，且有反弹的趋势呢？究其缘由，这其中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客观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集体经济实力薄弱。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尽管农村集体经济有所发展。实力有所增强。但是，部分村社和农民的经济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而农村中的一些公益事业又必须配套完善，资金不足怎么办？只好向农民摊派。这样，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地方，农民负担总是减不下来。
  （二）对农民的富裕程度估计过高，民本意识弱化，国家投资体制不够完善，干什么事都要向农民伸手，且大头由农民承担。若遇上欠收年景，生产不发展，问题就更为突出。
  （三）征收部门都有上级的“红头文件”作保护伞，“乱箭齐发”，收费过多过滥，农民难以抵挡。
  （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认识不统一。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势单力薄、人员少、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各级党政部门中有一部分领导同志对减轻农民负担思想认识不足、决心不大、全局观念不强，没有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真正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时紧时松，中央、国务院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方针、政策落不到实处。
  （五）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缺乏应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初入市场的农民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致使负担过重的现象有了滋生蔓延的温床。
  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措施和意见
  要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但重点要在治本上做文章，在制约上下功夫，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民负担监控机制。全党、全社会、全民动员，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一齐上，把农民负担真正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对侵犯农民权益的行为依法治理，确保农民有一个努力发展经济的良好内外环境，确保农村小康目标的顺利实现。我们认为要切实抓好以下几点：
  （一）提高认识，加强教育。一是向各级基层干部宣传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任期目标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固定下来，常抓不懈，使他们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事关大局，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社会的稳定，实现农村小康目标成败的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要以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国家要积累，要搞工业化，在一定时期内农民应当做出贡献。但是，必须量农民之力而后行，不能以损害农民经济利益的办法追求工业的高速增长，否则就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顾此失彼。二是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艰苦奋斗和廉洁奉公的教育，教育他们发扬勤俭办事的光荣传统，树立政策观念，强化公仆意识，努力为农民办实事，不要从农民身上“榨油”，多增加一点对农民的感情投入。三是普及法律知识。一方面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法制宣传，使其学法、懂法，有明确的法律意识，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对农民宣传法律知识，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让他们明白哪些是自己对国家和集体应尽的义务，哪些是不合法的负担。引导他们一旦遇到违法的事，大胆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有力的抵制，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二）实事求是，客观合理。减轻农民负担还必须实事求是的核定人均纯收入，客观评估农民的富裕程度，合理确定“两上交”（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费）基数，使之与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适度”，不致于超过经济承受能力。广大基层干部绝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在“人均纯收入”上动脑筋，掺水份，搞“数字辩证法”。也绝不能虚报人均纯收入，随意加大“两上交”基数，加重农民负担。
  （三）发展经济，重在治本。减轻农民负担，不仅仅是缩减几个项目，降低一些收费标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经济，发展村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要鼓励农民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创汇”农业，发展支柱产业，千方百计增加收入。要着力探求治本之策，尽快理顺价格体系，加速体制转换，创造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的条件。要积极扶持和引导农民从当地实际出发，打开更多的脱贫致富门路。要为农民增加更多的优质服务，为农民顺利进入市场排优解难，让农民休养生息，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培植新的生长点，为农民进入新的经营领域开拓、创造更为适宜的气氛和机遇。要拿出“减负”的劲头来抓“增收”，帮助农民改善生产条件，改善耕作制度，调整农业结构，拓宽收入来源，加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以求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四）增加投入，夯实基础。我们认为，这几年，农业虽然发展很快，但对农民的承受能力不能估计过高。在现阶段，农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靠农业自身积累来实现，必须多形式，多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要根据农业的弱质、风险大、周期长等产业特点和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逐步完善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投入、保护、服务和调节机制，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发展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不能靠剥夺农民来进行，不能加重农民负担，必须实行分级投入，以乡、村两级集体投入为主的方针。尤其是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要按《农业法》的要求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部门、各行业不要向农民乱伸手、乱摊派。要树立民本意识，做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要真心实意地关心农村，关心农业，关心农民，使农民从增产中获取较大收益，保证实际收入逐年有所增长，为农民致富奔小康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健全体制，加强监控。农业部门管农民负担，本是既定常规。但是，由于农民负担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难度也大。负担有来自上级的、下级的，也有来自管钱、管物、管人等权威部门的。各部门、各行业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作祟，“乱箭齐发”农民受害。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本身力量单薄，又没有多少权威，，承担监督管理工作，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行为，既缺乏权威性，又缺乏实力，致使党和国家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不到实处。因此，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应该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班子和人员，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下专抓此项工作，统一负责农民负担实施和监控。实行一个口子对下，一支笔审批，其他任何部门都无权干涉的运行机制。或者为了精减机构，将此项工作由纪检、监察部门承担。
  （六）强化约束、规范行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原有的一些规章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国家应尽快制定和颁布《农民负担法》或《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法》，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民负担监控机制，增强约束力，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一方面既可以规范农民的行为，保护农民利益；另一方面又能防止一些地方和部门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从而使农民负担逐步实现法律化、规范化、制度化，做到有法可依，使其在一些领导、一些部门影响中的“软约束”刚化起来，成为硬任务、严刑竣法、违者必究。在全社会形成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制氛围。
  总之，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实现小康，是全党全社会的事情，没有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是不行的，只有严格执行《条例》，严格依法办事，找准突破口，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方能奏效，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