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仔细审视骊靬文化，并结合汉代乃至古代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可以对骊靬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以及人类学层面上的意义有若干全新的认识。
  首先，骊靬文化反映在古代两种高度发展军事和文化交流与碰撞范畴内。在西域骊靬人内迁中国，归附汉帝国之前实际上反应的是中国和欧洲在古代的首次也许是元代以前唯一的一次军事交锋——匈奴收编流落过来的古罗马流亡军后，由于战斗力强，是一支精悍的军事力量，而且排兵战术、布阵战法等军事才能也必然会比游牧出身的匈奴要高超不少，因此被派到郅支城，在与汉军交战时的确发挥出了精锐军的作用；而同时西汉正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较为强大的帝国，尤其是西汉“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以后，国富民强，经济实力大增，军事上针对匈奴的战略也从以防御为主进入到主动出击。汉武帝时代更是发展到穷兵黜武。汉朝又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继汉初的韩信、英布等之后，涌现出了周勃、卫青、霍去病、飞将军李广、赵充国、郑吉、细柳将军周亚夫以至西汉末年的甘延寿、陈汤等一批旷世良将。古罗马军人虽然精悍，但与汉军相比由于总体力量对比上的势单力孤，也就无法避免失败的结果。
  自古以来，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这其中藉战争以引起的文化交流是主要的一种形式。而换个角度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去看待这场短暂战争，它可以说是早期东西方两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国之间在偶然条件下军事文化、战术战法层面上的首次交锋。
  第二，骊靬文化实质上反映出了以当时古中国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以仁德治于天下”的宽容思想。
  西汉是一个中国古代中期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大变靬的时代，当时的历史事件也必然体现这种时代精神与风貌。在西汉初期，占据社会生活思潮的主流是法家思想，紧跟则是推行黄老之术，直至汉武帝始全面“独尊儒术”。汉代的治国思想其实是在强调法制的同时推行着一种儒法并用、儒法表里的观念，而儒家思想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全面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可以说，汉代是中国古代较为纯粹地体现儒家治国思想的时代。
  同时，汉代又是中西交流的一个高潮期。当时的汉帝国为了保护丝绸之路，才不得已在河西走廊北部建长城，所以中国古代建长城并非以往所只注意到的防卫性和封闭性，恰恰相反，建长城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开放性的地理空间，进而与西方与中西亚地区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与互访。当时多种宗教、人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并存，甚至在中国获得新的生机。所以，中国汉代以降出现的骊靬县并不单单是一支西方军人流落至中国境内在此休养生息的简单过程。这个情节和片段若放在国际文化大视野中考察其精髓与内涵，尤其是当今世界正于一种新的哲学眼光来审视东方思想与东方文化的这种时代契机中的时候，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韶华史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当中实际上正彰显着中华大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对待异已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的独特人文魅力，堪称大汉朝与儒家治国思想影响下的“人伦楷模，”完全可以做为“以仁德治于天下”之中结文化治国思想的一面旗帜与绝好诠释。
  中国的自古传统，道德的力量即大于政治。儒家以至施政者强调把天道与民心放在一起来看，从民心中看天道。中华为五行之中，主张中庸。中庸并不是主张折中主义，而是不主张走极端。对待臣服之人，绝对以仁德之心相待之，这在中国历史上已得到无数次的体现和证明。而且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当中也可得到淋淳尽致的体现：
  “天生庶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诗经》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救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靬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
  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强道者也。
  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荀子》
  …………
  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道德观认为以感召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准，无德则国家无序，少德则民族无力。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儒法并用，‘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孔子就说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统治行为（即御政）是要与道、德、仁、圣、义、礼等各类文化与哲学相结合在一起的体系与结果，而且古中国的这种文化哲学与古中国的科学哲学天道、地道、人道等等也是一对双胞胎。且看《大戴记·盛德篇》：“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又云：“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中华文化推行与天地之道相契合的体仁思维，其道理就在其中。而中国对于当时属于外族的骊靬残部的仁义收容，看似一起偶然事件，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必然的中华大国思维模式与理念，这也是打造骊靬这一旅游文化品牌所应该着力向现代的游客们所展现并推介的。
  从史实来看，可以找到较为有力的论据支持文化论点——据记载，罗马克拉苏东征军在卡尔莱遭安息人围歼，大部战死，近万人被俘，数千突围出来的罗马人，回国无路而栖身深山，寻机东移，越安息东界，流徙西域，经多年辗转，一部归康居，一部归大月氏。康居将这支异军借给西移的匈奴郅支单于，以胁邻国。后，大月氏发生内乱，寄生大月氏的罗马人迁徒中国河西，汉庭设骊靬县予以安置。汉人称罗马人为骊靬人、大秦人。……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即公元592年，鉴于骊靬人已被同化，将骊靬县并番和县，骊靬建县共600余年。
  可见，古罗马流亡军后来流落为大月氏和康居两支，被匈奴收编和驱使的是康居一支，在归汉后安置骊靬县（秦汉时期中国行政区划为郡县制，县的等级是较高的一种行政设置，这也是汉朝对外来人员安置的相当等级的礼遇），后来大月氏发生内乱，居月氏的那些罗马流亡者听说在中国设有安置骊靬人的骊靬县后主动东迁与之会合。这从另一侧面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论点，说明汉王朝对流亡者的优待与安抚。正可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第三，骊靬文化实质上也是中华古国各历史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一个缩影，是古代中国长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城始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北部秦、赵、燕等国，当时就有北方少数民族山戎、北戎、白狄、赤狄等进入到北方长城沿线。后秦灭六国，并重修了长城。
  自秦汉起，由于战争或各种人口迁移因素使得匈奴、氐、羌、东胡、乌桓、鲜卑、夫余等各民族不断来到长城内外，同这里的汉族杂居交错在一起，并相互交往。
  汉末魏晋更形成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形成“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的形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南北朝十六国纷争局面的出现和形成与上述情况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内地大量汉族也被迫或自愿进入大漠南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直接变成那里的居民与之杂居。长城地理带各族之间如鲜卑与匈奴、月氏与匈奴、乌孙与匈奴、楼烦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等民族也由杂居到相互吸收、同化。
  历史上的骊靬人英勇善战，东晋时曾战败前凉大将和昊，威震陇右，据研究是历史上卢水胡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后来渐渐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融合。
  到了隋唐时期，上述民族经长期交流与通婚的积淀，使文化、经济、社会、姓氏、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都同当地民族融合为一体，匈奴、东胡、羌、羯、氐、乌桓、鲜卑等许多民族已淡出历史舞台，渐不见于史载，它们的绝大多数也融合于汉族或同其他民族一起演化成全新的民族实体。
  两宋时期长城地理带又一次民族大迁徙，突厥、铁勒、沙陀、契丹、女真等民族，大规模在长城带各地流动迁徙；同时强迫大批汉族或其他民族迁往他们原居地，如金灭北宋就曾掳掠大量人口北迁。
  元、明以至清初，蒙古、鞑靼、回回、色目、满等民族再次发生大迁徙，再次造成新的杂居和融合。
  这样，自唐至明，突厥、铁勒、沙陀、党项、回鹘（纥）、室韦、渤海、奚、契丹、女真等民族实体渐次消失，更多更大的实体即“长城地理带”一线20余个当代民族全部诞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生活在大杂居、小聚居的长城地理文化带上的各民族，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又在继续进行着新的民族融合的跋涉进程。
  中华民族在长城内外千百年民族融合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以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形态之间的民族融合为基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范围极广、规模极大，在多元的交流与融合当中，以战争或由战争引起的人口迁移或民族融合是主要的一种形式；历代各民族由杂居交流到民族融合数千年经久不衰，最终发展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
  针对上述三点的骊靬文化理念的提升与思考，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当中去考察，将从根本上引发对骊靬这种奇异文化结合具体时代背景之后的深刻认识，而不仅仅停留在一种探奇性的浏览上。这对于骊靬文化应获得的健康发展以及其日后的国际性学术品牌是至关重要的。
  （赵向东，建筑学硕士，北京中华建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建筑师，北京华汉旅咨询有限公司旅游规划顾问，天问建筑及规划设计工作室主持人。本文依据笔者所做骊靬文化的策划文本及概念性土地使用规划的部分内容基础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