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2001年10—11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民和县博物馆对民和县官亭镇胡李家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东汉末年（或稍晚）墓葬2座，出土一批文物及3具骨骼。经初步鉴定，这3具骨骼所表现的体质特征皆为明显的欧洲人种，这是目前青海省首次发现欧洲人种遗迹。
这3具人骨为1男2女，年龄都在30—35岁之间。经初步观察，他（她）们的种族人类学特征主要包括：椭圆形颅，颅形较小，长颅型、中低颅型结合阔颅型，颅顶较平，前额较平直、属阔额型，眉弓眉间突起不显著，圆角方形眶、眼眶较高、属中高眶型，面高较低且宽、呈阔上面型，面部在垂直方向上强烈突起、水平方向突度较小，鼻根凹较平或略突起，鼻尖强烈突起、直型鼻梁、梨型梨状孔、下缘呈锐型、鼻棘中等、狭鼻型，鼻颧角和颧上颌角相对较小，颧骨中等且较细弱、突起较弱、转角处圆钝，犬齿窝较弱，下领较细弱、下颌圆枕较小、尖型或圆型颏型、下颌角区直型或外翻等，这些特征明显属于欧洲人种的体质特征。他们（她）的体质特征经观察对比与察吾呼四号墓地M186C及3号墓地M13、阿拉沟墓地Ⅱ、Ⅲ组头骨和石河子南山石堆墓NO.5相似，但与他们又不完全相同。据韩康信先生对新疆地区古代人骨的研究，新疆古代居民中的欧洲人种分为3个类型；即原始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和中亚两河类型。据初步观察，胡李家墓葬出土人骨的种族类型似乎与上述3种类型中的地中海东支类型接近，但也有不同，如该批人骨的颅高值相对地中海东支类型较小、面部相对地中海东支类型较宽等，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某些低颅阔面类型人群的基因的影响。
关于欧洲人种的遗骸，过去只在新疆地区发现过。在汉代之前，目前没有发现欧洲人种大规模越过新疆东部地区东进的迹象。这次在青海最东部的民和县胡李家东汉晚期墓葬中发现的3例西方人种遗骸，是迄今发现的位置最东的欧洲人种遗骸（汉代和汉代以前），也是青海省目前惟一的一份欧洲人种材料。虽然目前暂时还无法判断他的具体种族类型，但它的发现填补了在欧洲人种东进认识问题上的空白，改变了人们对青海地区汉代社会的认识，意义非常深远。
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类型及埋葬的方式等特点看，这批居民的文化属性属于典型的东汉文化，说明他们（她）不仅生活方式，而且连葬式葬俗也完全遵从汉文化，这表明这批“西方人”在此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文化和风俗，除种族特征外，其它方面已经完全“汉化”。而且在文化汉化的同时，其种族特征也受到了可能来自北亚蒙古人种的影响。同时，在附近也曾发现过汉人的汉代墓葬，他们与西方人的墓葬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说明当时的汉人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批西方人，在文化上并没有产生排外的思想，因此他们的身份不属于来往的商旅或入侵的军队等。此次虽然只是抢救性的发掘了2座墓葬，但我们认为当时当地有可能生活着一大批这样的西方人。据此判断，估计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有可能还会发现类似的欧洲人种的遗骸，若此，则大大丰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也将使人们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生活有更深的了解。
关于他们的族属，由于材料较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学者认为，他们可能属于乌孙或月氏。我国古代史料中直接记载乌孙或月氏形态特征的极少，但根据有限的文字记载，乌孙和月氏大概都属于深目多须的欧洲人种，而且就目前在新疆和中亚地区发现的人类学材料证实，乌孙的确属于欧洲人种。月氏的人骨材料目前还未得到，仅有的材料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的钱币上的人面像，据观察也应属于欧洲人种。由此，无论乌孙，还是月氏，他们的种族特征都应属于欧洲人种。但据考证，乌孙从西汉到南北朝都一直在天山以北的伊赛克湖和伊犁河流域一带游牧，并未发现他们进入甘青地区的迹象。虽然《汉书·西域志》记载：乌孙曾在敦煌、祁连间活动，而且有学者将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或沙井文化与之相对应，但经过对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人骨的研究，表明他们属于明确的蒙古人种，与乌孙或月氏人的种族特征完全不同。《史记》和《汉书》记载，在秦汉之前，月氏在河西走廊一带游牧，战国时期成为西北地区的荦荦大族，但自匈奴冒顿单于立，月氏逐渐衰落，西汉初年，冒顿“西击走月氏”，月氏大部逐渐撤出河西地区，沿天山北路“西破走塞王”，后来建立了贵霜帝国，他们被称为“大月氏”；留居祁连山的月氏余众进入南山，被称为“小月氏”、“月氏胡”或“湟中胡”。小月氏后来恢复了民族生机，在河湟之间与诸羌杂居、杂姻，并“与汉人错居”。由是，汉代的河西地区和湟中地区是羌人、小月氏和汉人的杂居区。到魏晋时期，小月氏逐渐与羌人和汉族同化。因此，从时间和地望上看，胡李家出土的欧洲人种的族属可能是被汉文化同化又受到蒙古人种基因影响的小月氏。当然，这只是初步判断，要想弄清胡李家出土人骨真正的身份，还需在文献、考古和体质人类学方面进行细致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从事该地区考古工作的学者在今后的发掘中注意对人骨的收集和保护。
（原载2002年5月10日《中国文物报》第2版）
这3具人骨为1男2女，年龄都在30—35岁之间。经初步观察，他（她）们的种族人类学特征主要包括：椭圆形颅，颅形较小，长颅型、中低颅型结合阔颅型，颅顶较平，前额较平直、属阔额型，眉弓眉间突起不显著，圆角方形眶、眼眶较高、属中高眶型，面高较低且宽、呈阔上面型，面部在垂直方向上强烈突起、水平方向突度较小，鼻根凹较平或略突起，鼻尖强烈突起、直型鼻梁、梨型梨状孔、下缘呈锐型、鼻棘中等、狭鼻型，鼻颧角和颧上颌角相对较小，颧骨中等且较细弱、突起较弱、转角处圆钝，犬齿窝较弱，下领较细弱、下颌圆枕较小、尖型或圆型颏型、下颌角区直型或外翻等，这些特征明显属于欧洲人种的体质特征。他们（她）的体质特征经观察对比与察吾呼四号墓地M186C及3号墓地M13、阿拉沟墓地Ⅱ、Ⅲ组头骨和石河子南山石堆墓NO.5相似，但与他们又不完全相同。据韩康信先生对新疆地区古代人骨的研究，新疆古代居民中的欧洲人种分为3个类型；即原始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和中亚两河类型。据初步观察，胡李家墓葬出土人骨的种族类型似乎与上述3种类型中的地中海东支类型接近，但也有不同，如该批人骨的颅高值相对地中海东支类型较小、面部相对地中海东支类型较宽等，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某些低颅阔面类型人群的基因的影响。
关于欧洲人种的遗骸，过去只在新疆地区发现过。在汉代之前，目前没有发现欧洲人种大规模越过新疆东部地区东进的迹象。这次在青海最东部的民和县胡李家东汉晚期墓葬中发现的3例西方人种遗骸，是迄今发现的位置最东的欧洲人种遗骸（汉代和汉代以前），也是青海省目前惟一的一份欧洲人种材料。虽然目前暂时还无法判断他的具体种族类型，但它的发现填补了在欧洲人种东进认识问题上的空白，改变了人们对青海地区汉代社会的认识，意义非常深远。
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类型及埋葬的方式等特点看，这批居民的文化属性属于典型的东汉文化，说明他们（她）不仅生活方式，而且连葬式葬俗也完全遵从汉文化，这表明这批“西方人”在此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文化和风俗，除种族特征外，其它方面已经完全“汉化”。而且在文化汉化的同时，其种族特征也受到了可能来自北亚蒙古人种的影响。同时，在附近也曾发现过汉人的汉代墓葬，他们与西方人的墓葬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说明当时的汉人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批西方人，在文化上并没有产生排外的思想，因此他们的身份不属于来往的商旅或入侵的军队等。此次虽然只是抢救性的发掘了2座墓葬，但我们认为当时当地有可能生活着一大批这样的西方人。据此判断，估计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有可能还会发现类似的欧洲人种的遗骸，若此，则大大丰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也将使人们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生活有更深的了解。
关于他们的族属，由于材料较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学者认为，他们可能属于乌孙或月氏。我国古代史料中直接记载乌孙或月氏形态特征的极少，但根据有限的文字记载，乌孙和月氏大概都属于深目多须的欧洲人种，而且就目前在新疆和中亚地区发现的人类学材料证实，乌孙的确属于欧洲人种。月氏的人骨材料目前还未得到，仅有的材料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的钱币上的人面像，据观察也应属于欧洲人种。由此，无论乌孙，还是月氏，他们的种族特征都应属于欧洲人种。但据考证，乌孙从西汉到南北朝都一直在天山以北的伊赛克湖和伊犁河流域一带游牧，并未发现他们进入甘青地区的迹象。虽然《汉书·西域志》记载：乌孙曾在敦煌、祁连间活动，而且有学者将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或沙井文化与之相对应，但经过对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人骨的研究，表明他们属于明确的蒙古人种，与乌孙或月氏人的种族特征完全不同。《史记》和《汉书》记载，在秦汉之前，月氏在河西走廊一带游牧，战国时期成为西北地区的荦荦大族，但自匈奴冒顿单于立，月氏逐渐衰落，西汉初年，冒顿“西击走月氏”，月氏大部逐渐撤出河西地区，沿天山北路“西破走塞王”，后来建立了贵霜帝国，他们被称为“大月氏”；留居祁连山的月氏余众进入南山，被称为“小月氏”、“月氏胡”或“湟中胡”。小月氏后来恢复了民族生机，在河湟之间与诸羌杂居、杂姻，并“与汉人错居”。由是，汉代的河西地区和湟中地区是羌人、小月氏和汉人的杂居区。到魏晋时期，小月氏逐渐与羌人和汉族同化。因此，从时间和地望上看，胡李家出土的欧洲人种的族属可能是被汉文化同化又受到蒙古人种基因影响的小月氏。当然，这只是初步判断，要想弄清胡李家出土人骨真正的身份，还需在文献、考古和体质人类学方面进行细致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从事该地区考古工作的学者在今后的发掘中注意对人骨的收集和保护。
（原载2002年5月10日《中国文物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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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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