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四版发表的《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一文（以下简称《确证》本文就此对有关问题提出质疑。
第一，扭曲“简一”本意，强说不是为是：
《确证》拿出的是汉简。首先是认为最具分量的两枚：
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确证》将简文字面作了一番解释后，就断然说：根据上列篇文，“骊靬设县的时间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结论显然把“骊靬苑”和“骊靬县”两个概念混淆了，认为骊靬苑就等于骊靬县，骊靬县就等于骊靬苑。这种等于，恐怕不妥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骊靬苑就是骊靬苑，不是骊靬县。《确证》强说不是为是这是不能成立的。
其简一的文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番和县宜便村人吴氏，三十三岁，原任骊靬苑的斗食啬夫，于神爵二年三月某日，因工作出色按有关规定提拔为……”简二是：“公乘吴氏，番和县宜便村人，三十三岁，原任骊靬苑斗食啬夫，于神爵二年三月某日……”原简文中的“乃”就是今天“于”的意思，不能当“后来”讲；原简文中没有“吴氏原籍番和”的“原籍”之意，《确证》强加“原籍”二字，不对。这两条简文之间确有某种关联，今天无法弄清楚，但这并不影响它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内容：第一，吴某是番和县人，在骊靬苑工作，吴某的事迹发生在番和县境内；第二，从“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以功次迁为”的字句看，这是番和县衙或者骊靬苑监向上级写的公文，内容涉及升迁或者受爵；第三，骊靬苑是朝廷设在番和县境内的一个养马场；第四，神爵二年，骊靬苑仍然在番和县内，此时没有骊靬县的建置。这里应特别注意，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朝廷已在张掖郡番和县内建立了养马场骊靬苑，这是金关汉简向人们提供的最重要、最明确的历史信息。
汉简证明，至少是在神爵二年以前已将“骊靬”二字用于地名。汉武帝时，朝廷已知西域有个骊靬国；大宛、安息等国又献骊靬魔术师若干名于皇上，加其幻术之工，名振京师。但在大汉眼中，他们仍不过是蛮夷之辈，其国名须给予含“马”含“靬”的字方可罢休。而且，骊者，黑马也。故朝廷以“骊靬”二字给自己的军马场命名并不奇怪。“骊靬苑”之名也就出现了。但骊靬苑就是骊靬苑，不是骊靬县！正因为此时没有骊靬县，所以骊靬苑工作的杂役及其管理小吏，只能从骊靬苑周围即番和县所属的各村庄招雇来，甚至奴牧也是来自番和县，如简十三：“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啬夫吴某家在番和，某奴牧家也在番和的事实，反过来更证明骊靬苑就在番和境内。很明显，此时没有骊靬县。
而且，西汉建县，朝廷有个基本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文》）。就是说，以一百里见方的范围为标准，民稠则可在方百里以下，民稀则可超过方百里。河西属“稀则旷”者地区，县的面积都超过“方百里。”今骊靬古遗址，不仅史志有载，中国当代的历史地理学家也都认定，它在者来寨，离番和县址，从历史地图看，仅距8公里，到当地考察步行一小时可到。由于相距太近，所以历史地图上所标的两县符号紧紧相靠。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但按西汉立县的准则，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在者来寨建县，者来寨当时只有一个养马场骊靬苑。因此，此时没有骊靬县。第二，自知难以服人，臆造设苑前提。《确证》为了自圆其说，接下来，提出了一个设苑的前提条件。
《确证》说：“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笔者孤陋寡闻，实在不知道这项设苑的前提条件从何而来。史书没有这样的记载，也没有“汉皇若曰：奉天承运，设骊靬苑必须以先设骊靬县为前提也乎”的诏文，前提条件何能成立？也许会说：“难道不能自己制造吗？”如果自己能随意制造，怎么能谈得上“确证？”《确证》于是搬出了两条汉简以证明：简三：“出茭五十五石二钧，以食敦煌苑橐他五十□；”简四：“效谷假苑牛十二，其四在遮要置□。”这十分明了，任何人读了，既不会得出“敦煌苑的存在是以敦煌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结论，更不会得出“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结论。《确证》引此二例的用意，也许是说：“敦煌县有敦煌苑，效谷县有效谷苑，那骊靬苑上头必定有骊靬县。如果说，苑、县同名就可以这么假定，那也只能在西汉苑、县全部同名而无一例外的情况下，假定才能成为一种判断的根据。如果要是苑、县不同名呢？《确证》在另外的段落中引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说：“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归德有堵苑、白马苑、安定有呼池苑，”等等。笔者还可再补充几个：鸿门有天封苑、郁郅有泥水苑、汉阳有流马苑，苑、县不同名，而且又是如此之多，这又是何者为前提呢？苑乎？县乎？如果按《确证》“有骊靬苑必有骊靬县”的逻辑推理，上述诸苑必然属于子虚乌有的河奇县，号非县、白马县、呼池县、流马县等等县了。而《汉书》中异名苑县的诸多记载，正好表明：“番和县有骊靬苑。”至于简四，只是说效谷县借了牧苑的牛十二头，牧苑之名不一定就是效谷。苑、县同名的目前所知只有敦煌一个。《确证》的“前提”论，因为纯属自己的主观构想，所以经不得半点推敲。
还不只此，《确证》又告诉我们，刘邦定都时，张良赞成关中，进谏说：“夫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胡苑之利，指西北地区养马场多，马都是劲悍的胡马，有利军事。张良进谏时是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说明那时的北部已经有了牧马苑。《确证》又引用《汉仪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头。”《汉仪》又叫《汉官仪》，东汉末应劭撰，是记述西汉官制的专著。注是魏晋人所为。根据《汉官仪》记载，为防止入侵者，西汉朝廷先后设立牧苑三十六所，共养马三十万头，骊靬苑也在36所之内。国家马政由太仆管，既是“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那设苑与设县之间也就没有任何互为前提的关系。
可见，“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之说，纯属《确证》的臆断。
“简一”“简二”已经充分证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之前，没有骊靬县，只有番和县内的骊靬苑。既然公元前60年之前河西不存在骊靬县，那骊靬县的建立，必然在公元前59年以后。
《确证》开始拿出第一组简文时，也许自觉能廓清史台上的一团迷雾，且对“罗马降人与骊靬城有关”论者不乏奚落之语。但该组简文毕竟讲的是骊靬苑，而不是骊靬县，且前面冠以“番和”，《确证》自知难以服人，无奈之下，只好自设“前提”；而“前提”又是虚构，没有历史基础，不能成立，所以等到论述第三组简文即简五简六时，已捉襟见肘、窘态显露了，无可奈何，只好求助于搬指头“估算”了，最后来了个“少数服从多数，”得出所谓的“确论”。
第三，搬着指头估算，少数服从多数。
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廿四□。”这两枚简，不仅表明汉代确有骊靬县，而且反映了该县的官吏状况。但解读时，难就难在无法确定它的时间。人所共知，考古挖掘时发现，所有居延汉简在沙土中本身就是混乱的，《确证》也承认：“丢弃前已经散乱。”若依出土时的排列考究，王莽就会变成汉昭帝的大臣。为了确定上两枚简的年限，《确证》采用了“探方估算法”。《确证》是这么估算的：“简五为削衣，同探方所出318枚简中纪年简13枚，占4％，其中始元1枚，本始5枚，地节5枚，元康1枚，甘露1枚，最早为始元2年（前85年），最晚为甘露2年（前52年）。因此，该简大致可定为昭宣时期遗物。”“简六同出纪年简25枚，占该探方395简之6％，其中本始1枚，五风6枚，甘露10枚，初元5枚，河平1枚，元始1枚，宣帝时期居多，共18枚（不对，是17枚），占25枚纪年简72％（也不对，是70％），因此简六为宣帝遗物的可能性亦较大。”《确证》因无法确证，只好估算，估算当然没有准确结果，只好拿出“大致”、“可能”、“较大”之类不确定词来表述了。“大致”“可能”怎么能说得上是“确证”？老实说，有72％的肯定，就有另外28％的否，定，别说有28％，这样大的反比例，即使只有1％的否定，那99％仍然是个估计数，正确答案有可能就在1％中。有宣帝时期的多数，还有元帝、成帝的少数，只要有元帝、成帝的少数存在，多数就不能变成全部，答案有可能就在元帝成帝的少数之中。这不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吗？假若这样的估算能够成立，笔者不妨亦步亦趋，亦以“简六探方”为例，换个角度作一次估算。本文已经确定：公元前60年之前不存在骊靬县，骊靬县只能从公元前59年之后的年代里去寻找。神爵三年为公元前59年，元始元年为公元1年，我们以甘露为界，因为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恰好是古罗马卡尔莱战役时间。公元前59年至元始1年（公元1年）为60年，前53年至公元1年为54年，这54年占60年的90％，也就是说卡尔莱战役后的时间比例占90％，为绝对多数。以简枚数算：甘露10枚、初元5枚、河平、元始各1枚、计17枚，占该探方纪年简的70％，也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骊靬建县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1年之间是肯定无疑了。当然，这也只能算是一种蒙人的数字游戏。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用估算或假设，对求征的答案划出个大致范围来，在学术探讨上本无可厚非。但我们作上述估算所根据的材料，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搅得前后颠倒，混乱不堪，如本应该连在一起的简一简二，竟出自不同探方，就是混乱不堪的明证，其它简条就更不用说了。根据这样混乱的简条排列而作估算，进而求得“确证，”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显然，《确证》第一步：扭曲简一本意，强说不是为是；第二步：自知难以服人，虚构设苑前提；第三步：前提难以成立，求助数字估算。如此“三步曲”无异于缘木求鱼，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已经确，定，骊靬县是在公元前59年之后建立的。那么，到底是在怎样的一种状况下建立的呢！
根据史志记载和历史地图的测定，骊靬县址为今日者来寨，者来寨和番和县城古址仅距8公里，地图上看，两县城紧紧相靠，简直就是番和左右城。致使今日永昌县的焦家庄乡有两个西汉县城遗址并存。依照汉代建县“方百里”的基本准则，番和城边是不可能另建县的，除非有极其特殊的非建不可的例外。但不可能的事毕竟发生了，骊靬县毕竟例外地建立在离番和8公里的地方，而且是方圆不超过15公里的蕞尔之地，是何缘由？这说明，公元前59年之后，西汉王朝发生了一桩极其特殊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极其需要将骊靬苑从番和内划出来，建立骊靬县。这件大事，就是始于唐代颜师古而流行于清代学者史地著作中的“骊靬降人”之事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从清代的学者惠栋、钱坫、徐松、王先谦、王筠等，直到“五四”时的学者向达、冯承钧等，都坚持认为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这个推断，与西汉当时为特殊需要，将所属番和县的者来寨划出来，将骊靬苑改建为骊靬县的历史过程完全相吻合，因而是科学的推断，是正确的。骊靬降人，或云从西域内迁的骊靬人，或云从西域归附的骊靬人，都在骊靬降人的涵盖之中。至于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出现的“陈汤俘获说，”只不过是骊靬降人的解释之一罢了。这批内迁的骊靬降人，寻根溯源，他们是卡尔莱战役中或被俘、或逃逸的古罗马军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适应历史的特殊需求，西汉中期划番和蕞尔之地建立骊靬县，随着这种特殊性的消失，在隋代将骊靬重新并入番和。骊靬县为历史使命而来，为历史使命而逝。
先有番和县内的骊靬苑，而后骊靬苑又神秘地变为骊靬县，涉及骊靬的居延汉简就是苑县变迁的铁证。有关骊靬的汉简，仔细玩味，就会发现一种特别耐人寻味的现象：凡是纪录骊靬苑的，必然牵连番和县；凡是纪录骊靬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骊靬苑人员的，必然是番和县人；凡在骊靬县衙服差的，必然是骊靬县人；凡是涉及到骊靬苑的村庄，必然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是涉及到骊靬县的村庄，又都是骊靬县的村庄。由此可见，骊靬苑跟番和脱离不了关系，是因为它就在番和境内；骊靬县和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它已从番和分出而独立存在。一个骊靬县在骊靬苑的基础上神秘地悄然而生。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毋须假设，也毋须估算，和骊靬一词有关的12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它们的真实面貌都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简十三：“骊靬千苑奴牧番和宜道里□□；”简十四：“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等四枚，为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之前的汉简。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简七：□出钱五十，粟五斗，骊靬；”简八：觻得□□，骊靬常利里冯世□；”简九：“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辆；”简十：“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年廿七，□□；”简十一：“出粟二斗四斤，以食骊靬佐单门安……”简十二：“□□过所遣骊靬尉刘步贤□”等八枚，为另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以后的汉简。前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前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在番和，故啬夫、杂役、奴牧都是番和人，反映了番和骊靬苑的地址和人事状况，县府是番和；后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后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当事人都成了骊靬某某里人，反映出骊靬县的官吏状况和一些居民情况，县府是骊靬。两大类汉简，泾渭分明，是两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分别反映了骊靬建县之前和骊靬建县之后的两段历史。并证明骊靬县是公元前59年以后才出现的。
综上所析，我们的结论是：汉简证明：西汉王朝在收复河西地区之后，鉴于张掖郡番和县者来寨一带具有良好的天然草场，故在者来寨建立了牧苑：骊靬苑。后来，即公元前59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是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顺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靬县。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正是。
二〇〇一年春初稿
二〇〇四年二月写定
——（原载《金昌日报》2004年6月3日第4版）
第一，扭曲“简一”本意，强说不是为是：
《确证》拿出的是汉简。首先是认为最具分量的两枚：
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确证》将简文字面作了一番解释后，就断然说：根据上列篇文，“骊靬设县的时间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结论显然把“骊靬苑”和“骊靬县”两个概念混淆了，认为骊靬苑就等于骊靬县，骊靬县就等于骊靬苑。这种等于，恐怕不妥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骊靬苑就是骊靬苑，不是骊靬县。《确证》强说不是为是这是不能成立的。
其简一的文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番和县宜便村人吴氏，三十三岁，原任骊靬苑的斗食啬夫，于神爵二年三月某日，因工作出色按有关规定提拔为……”简二是：“公乘吴氏，番和县宜便村人，三十三岁，原任骊靬苑斗食啬夫，于神爵二年三月某日……”原简文中的“乃”就是今天“于”的意思，不能当“后来”讲；原简文中没有“吴氏原籍番和”的“原籍”之意，《确证》强加“原籍”二字，不对。这两条简文之间确有某种关联，今天无法弄清楚，但这并不影响它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内容：第一，吴某是番和县人，在骊靬苑工作，吴某的事迹发生在番和县境内；第二，从“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以功次迁为”的字句看，这是番和县衙或者骊靬苑监向上级写的公文，内容涉及升迁或者受爵；第三，骊靬苑是朝廷设在番和县境内的一个养马场；第四，神爵二年，骊靬苑仍然在番和县内，此时没有骊靬县的建置。这里应特别注意，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朝廷已在张掖郡番和县内建立了养马场骊靬苑，这是金关汉简向人们提供的最重要、最明确的历史信息。
汉简证明，至少是在神爵二年以前已将“骊靬”二字用于地名。汉武帝时，朝廷已知西域有个骊靬国；大宛、安息等国又献骊靬魔术师若干名于皇上，加其幻术之工，名振京师。但在大汉眼中，他们仍不过是蛮夷之辈，其国名须给予含“马”含“靬”的字方可罢休。而且，骊者，黑马也。故朝廷以“骊靬”二字给自己的军马场命名并不奇怪。“骊靬苑”之名也就出现了。但骊靬苑就是骊靬苑，不是骊靬县！正因为此时没有骊靬县，所以骊靬苑工作的杂役及其管理小吏，只能从骊靬苑周围即番和县所属的各村庄招雇来，甚至奴牧也是来自番和县，如简十三：“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啬夫吴某家在番和，某奴牧家也在番和的事实，反过来更证明骊靬苑就在番和境内。很明显，此时没有骊靬县。
而且，西汉建县，朝廷有个基本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文》）。就是说，以一百里见方的范围为标准，民稠则可在方百里以下，民稀则可超过方百里。河西属“稀则旷”者地区，县的面积都超过“方百里。”今骊靬古遗址，不仅史志有载，中国当代的历史地理学家也都认定，它在者来寨，离番和县址，从历史地图看，仅距8公里，到当地考察步行一小时可到。由于相距太近，所以历史地图上所标的两县符号紧紧相靠。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但按西汉立县的准则，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在者来寨建县，者来寨当时只有一个养马场骊靬苑。因此，此时没有骊靬县。第二，自知难以服人，臆造设苑前提。《确证》为了自圆其说，接下来，提出了一个设苑的前提条件。
《确证》说：“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笔者孤陋寡闻，实在不知道这项设苑的前提条件从何而来。史书没有这样的记载，也没有“汉皇若曰：奉天承运，设骊靬苑必须以先设骊靬县为前提也乎”的诏文，前提条件何能成立？也许会说：“难道不能自己制造吗？”如果自己能随意制造，怎么能谈得上“确证？”《确证》于是搬出了两条汉简以证明：简三：“出茭五十五石二钧，以食敦煌苑橐他五十□；”简四：“效谷假苑牛十二，其四在遮要置□。”这十分明了，任何人读了，既不会得出“敦煌苑的存在是以敦煌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结论，更不会得出“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结论。《确证》引此二例的用意，也许是说：“敦煌县有敦煌苑，效谷县有效谷苑，那骊靬苑上头必定有骊靬县。如果说，苑、县同名就可以这么假定，那也只能在西汉苑、县全部同名而无一例外的情况下，假定才能成为一种判断的根据。如果要是苑、县不同名呢？《确证》在另外的段落中引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说：“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归德有堵苑、白马苑、安定有呼池苑，”等等。笔者还可再补充几个：鸿门有天封苑、郁郅有泥水苑、汉阳有流马苑，苑、县不同名，而且又是如此之多，这又是何者为前提呢？苑乎？县乎？如果按《确证》“有骊靬苑必有骊靬县”的逻辑推理，上述诸苑必然属于子虚乌有的河奇县，号非县、白马县、呼池县、流马县等等县了。而《汉书》中异名苑县的诸多记载，正好表明：“番和县有骊靬苑。”至于简四，只是说效谷县借了牧苑的牛十二头，牧苑之名不一定就是效谷。苑、县同名的目前所知只有敦煌一个。《确证》的“前提”论，因为纯属自己的主观构想，所以经不得半点推敲。
还不只此，《确证》又告诉我们，刘邦定都时，张良赞成关中，进谏说：“夫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胡苑之利，指西北地区养马场多，马都是劲悍的胡马，有利军事。张良进谏时是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说明那时的北部已经有了牧马苑。《确证》又引用《汉仪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头。”《汉仪》又叫《汉官仪》，东汉末应劭撰，是记述西汉官制的专著。注是魏晋人所为。根据《汉官仪》记载，为防止入侵者，西汉朝廷先后设立牧苑三十六所，共养马三十万头，骊靬苑也在36所之内。国家马政由太仆管，既是“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那设苑与设县之间也就没有任何互为前提的关系。
可见，“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之说，纯属《确证》的臆断。
“简一”“简二”已经充分证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之前，没有骊靬县，只有番和县内的骊靬苑。既然公元前60年之前河西不存在骊靬县，那骊靬县的建立，必然在公元前59年以后。
《确证》开始拿出第一组简文时，也许自觉能廓清史台上的一团迷雾，且对“罗马降人与骊靬城有关”论者不乏奚落之语。但该组简文毕竟讲的是骊靬苑，而不是骊靬县，且前面冠以“番和”，《确证》自知难以服人，无奈之下，只好自设“前提”；而“前提”又是虚构，没有历史基础，不能成立，所以等到论述第三组简文即简五简六时，已捉襟见肘、窘态显露了，无可奈何，只好求助于搬指头“估算”了，最后来了个“少数服从多数，”得出所谓的“确论”。
第三，搬着指头估算，少数服从多数。
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廿四□。”这两枚简，不仅表明汉代确有骊靬县，而且反映了该县的官吏状况。但解读时，难就难在无法确定它的时间。人所共知，考古挖掘时发现，所有居延汉简在沙土中本身就是混乱的，《确证》也承认：“丢弃前已经散乱。”若依出土时的排列考究，王莽就会变成汉昭帝的大臣。为了确定上两枚简的年限，《确证》采用了“探方估算法”。《确证》是这么估算的：“简五为削衣，同探方所出318枚简中纪年简13枚，占4％，其中始元1枚，本始5枚，地节5枚，元康1枚，甘露1枚，最早为始元2年（前85年），最晚为甘露2年（前52年）。因此，该简大致可定为昭宣时期遗物。”“简六同出纪年简25枚，占该探方395简之6％，其中本始1枚，五风6枚，甘露10枚，初元5枚，河平1枚，元始1枚，宣帝时期居多，共18枚（不对，是17枚），占25枚纪年简72％（也不对，是70％），因此简六为宣帝遗物的可能性亦较大。”《确证》因无法确证，只好估算，估算当然没有准确结果，只好拿出“大致”、“可能”、“较大”之类不确定词来表述了。“大致”“可能”怎么能说得上是“确证”？老实说，有72％的肯定，就有另外28％的否，定，别说有28％，这样大的反比例，即使只有1％的否定，那99％仍然是个估计数，正确答案有可能就在1％中。有宣帝时期的多数，还有元帝、成帝的少数，只要有元帝、成帝的少数存在，多数就不能变成全部，答案有可能就在元帝成帝的少数之中。这不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吗？假若这样的估算能够成立，笔者不妨亦步亦趋，亦以“简六探方”为例，换个角度作一次估算。本文已经确定：公元前60年之前不存在骊靬县，骊靬县只能从公元前59年之后的年代里去寻找。神爵三年为公元前59年，元始元年为公元1年，我们以甘露为界，因为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恰好是古罗马卡尔莱战役时间。公元前59年至元始1年（公元1年）为60年，前53年至公元1年为54年，这54年占60年的90％，也就是说卡尔莱战役后的时间比例占90％，为绝对多数。以简枚数算：甘露10枚、初元5枚、河平、元始各1枚、计17枚，占该探方纪年简的70％，也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骊靬建县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1年之间是肯定无疑了。当然，这也只能算是一种蒙人的数字游戏。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用估算或假设，对求征的答案划出个大致范围来，在学术探讨上本无可厚非。但我们作上述估算所根据的材料，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搅得前后颠倒，混乱不堪，如本应该连在一起的简一简二，竟出自不同探方，就是混乱不堪的明证，其它简条就更不用说了。根据这样混乱的简条排列而作估算，进而求得“确证，”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显然，《确证》第一步：扭曲简一本意，强说不是为是；第二步：自知难以服人，虚构设苑前提；第三步：前提难以成立，求助数字估算。如此“三步曲”无异于缘木求鱼，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已经确，定，骊靬县是在公元前59年之后建立的。那么，到底是在怎样的一种状况下建立的呢！
根据史志记载和历史地图的测定，骊靬县址为今日者来寨，者来寨和番和县城古址仅距8公里，地图上看，两县城紧紧相靠，简直就是番和左右城。致使今日永昌县的焦家庄乡有两个西汉县城遗址并存。依照汉代建县“方百里”的基本准则，番和城边是不可能另建县的，除非有极其特殊的非建不可的例外。但不可能的事毕竟发生了，骊靬县毕竟例外地建立在离番和8公里的地方，而且是方圆不超过15公里的蕞尔之地，是何缘由？这说明，公元前59年之后，西汉王朝发生了一桩极其特殊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极其需要将骊靬苑从番和内划出来，建立骊靬县。这件大事，就是始于唐代颜师古而流行于清代学者史地著作中的“骊靬降人”之事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从清代的学者惠栋、钱坫、徐松、王先谦、王筠等，直到“五四”时的学者向达、冯承钧等，都坚持认为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这个推断，与西汉当时为特殊需要，将所属番和县的者来寨划出来，将骊靬苑改建为骊靬县的历史过程完全相吻合，因而是科学的推断，是正确的。骊靬降人，或云从西域内迁的骊靬人，或云从西域归附的骊靬人，都在骊靬降人的涵盖之中。至于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出现的“陈汤俘获说，”只不过是骊靬降人的解释之一罢了。这批内迁的骊靬降人，寻根溯源，他们是卡尔莱战役中或被俘、或逃逸的古罗马军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适应历史的特殊需求，西汉中期划番和蕞尔之地建立骊靬县，随着这种特殊性的消失，在隋代将骊靬重新并入番和。骊靬县为历史使命而来，为历史使命而逝。
先有番和县内的骊靬苑，而后骊靬苑又神秘地变为骊靬县，涉及骊靬的居延汉简就是苑县变迁的铁证。有关骊靬的汉简，仔细玩味，就会发现一种特别耐人寻味的现象：凡是纪录骊靬苑的，必然牵连番和县；凡是纪录骊靬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骊靬苑人员的，必然是番和县人；凡在骊靬县衙服差的，必然是骊靬县人；凡是涉及到骊靬苑的村庄，必然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是涉及到骊靬县的村庄，又都是骊靬县的村庄。由此可见，骊靬苑跟番和脱离不了关系，是因为它就在番和境内；骊靬县和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它已从番和分出而独立存在。一个骊靬县在骊靬苑的基础上神秘地悄然而生。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毋须假设，也毋须估算，和骊靬一词有关的12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它们的真实面貌都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简十三：“骊靬千苑奴牧番和宜道里□□；”简十四：“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等四枚，为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之前的汉简。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简七：□出钱五十，粟五斗，骊靬；”简八：觻得□□，骊靬常利里冯世□；”简九：“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辆；”简十：“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年廿七，□□；”简十一：“出粟二斗四斤，以食骊靬佐单门安……”简十二：“□□过所遣骊靬尉刘步贤□”等八枚，为另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以后的汉简。前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前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在番和，故啬夫、杂役、奴牧都是番和人，反映了番和骊靬苑的地址和人事状况，县府是番和；后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后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当事人都成了骊靬某某里人，反映出骊靬县的官吏状况和一些居民情况，县府是骊靬。两大类汉简，泾渭分明，是两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分别反映了骊靬建县之前和骊靬建县之后的两段历史。并证明骊靬县是公元前59年以后才出现的。
综上所析，我们的结论是：汉简证明：西汉王朝在收复河西地区之后，鉴于张掖郡番和县者来寨一带具有良好的天然草场，故在者来寨建立了牧苑：骊靬苑。后来，即公元前59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是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顺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靬县。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正是。
二〇〇一年春初稿
二〇〇四年二月写定
——（原载《金昌日报》2004年6月3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