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
  【法新社悉尼9月28日电】一位澳大利亚人认为，他已发现很久以前消失了的“罗马帝国”城市现存于中国戈壁滩的边缘。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教师戴维·哈里斯说，他在一些古老的中国地图上找到了中文名称为“利坚”的一座城市，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定居点的废墟。他对法新社记者说，需要进行考古挖掘来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定居点，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东西方关系的历史书将需要重写。
  哈里斯先生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考察旅行。他说，历史学家老早就对一支古罗马帝国军队东征溃败后的命运如何持怀疑态度。这次东征比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早大约1300年左右。
  47岁的哈里斯说，1981年，他参加一次关于古罗马诗人贺瑞斯的报告会时听到有关这支军队的命运时就萌发了兴趣。18个月前，他放弃了教书工作，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到今年3月份万事齐备，他便开始了第二次中国之行。
  哈里斯说，中国学者知道一座被称为“利坚”的城市曾经存在过，但不知道这座城市的确切地点。在一张公元前9世纪绘制的地图的帮助下，哈里斯认为这座城市很可能在中国西部甘肃省的永昌地区。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哈里斯利用这张古老的地图确定了“利坚”城的废墟所在地。
  哈里斯说，“我认为，这是我所找的那个地点。我们搜集了一些汉墓出土的陶器碎片，但只有进行挖掘才能确定罗马人实际上是否在这里居住过。”
  哈里斯说他与中国当局讨论了是否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对这个地点进行考古研究的问题。“中国人对此很起劲。”
  哈里斯说，“有大量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军人是在中国消失的。罗马历史学家蒲林尼和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都在罗马第一次三执政之一的克拉苏传记中提到过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由现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些犯人在公元前53年组成的。一些古典著作说，这支雇佣军队向东行进。在此17年之后，这支军队在中国。中国的古典著作说，在公元前36年，在中国帝国边陲俘获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据说，这支军队把盾牌联成不寻常的龟形进行自卫。”
  哈里斯说，对这支军队被俘的城市的叙述还描绘了罗马图案。从一名中国将军所画的得胜图中可看出这一点。哈里斯说，若对永昌地区的人民验血可能提供出与罗马人有直接联系的遗传学方面的证据。哈里斯说，他打算明年组织一支远征队，沿着可能是这支军队从罗马到利坚的路重新走一趟。
  ——（原载《参考消息》1989年9月3日第3版）
  古罗马人比马可·波罗更早发现中国？
  【法国《历史》月刊3月号报道】题：发现中国：古罗马人早于马可·波罗？
  以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可现在，马可·波罗遇到了竞争对手：一些古罗马军团士兵早于他到达中国。
  ，关于古罗马人最先发现中国的观点流传得越来越广，而支持该观点的论据是距离古罗马7000多公里的中国甘肃省永昌县几百名居民的外貌与古罗马人相似。这些居民头发鬈曲，眼睛颜色浅，这些特征与中国人的传统相貌相去甚远，以至于这些几个世纪以来早已汉化的村民要求寻找自己的先祖。此外，一个地名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骊靬，这个词似乎是从拉丁词“legio”（古罗马军团）演化来的。
  最先开始探究这段历史的是美国历史学家霍默·哈森普弗拉格·达布斯，他的依据是普林尼和普卢塔克的著作以及《汉书》。霍默·哈森普弗拉格·达布斯认为，古罗马军团中国之行的起因是公元前53年克拉苏（他与凯撒和庞培组成了“前三头同盟”）对安息人发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最后变成了一场灾难：克拉苏在卡雷（今土耳其境内）被杀，那些幸免于难的士兵被急派到中亚对抗匈奴人的祖先。14年之后，当中国士兵攻下匈奴的首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典型古罗马式的防御工事。霍默·哈森普弗拉格·达布斯确信，中国士兵的俘虏中有一些原克拉苏军团的战士。
  当然，骊靬和永昌离丝绸之路都不远，不排除有种族混杂的现象。但现在有许多相符迹象表明，应当好好研究古罗马人比马可·波罗更早发现中国这个论题。
  ——（原载《参考消息》2003年4月6日第8版）
  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
  新华社兰州12月14日电（记者郗永年、实习生孙雷钧）中国、澳大利亚、苏联的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西汉元帝时代设置的骊靬城是用作安置罗马战俘的，这座城池在甘肃永昌县境内。
  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公元前53年，一支6000多人的罗马军队在波斯战败突围溃逃，不知下落的历史之谜，而且对研究中外关系史有重大意义。
  我国古代称罗马为“大秦”、“骊靬”《史记·大宛列传》中就有“安息……北有奄蔡、黎靬”的记载。公元，前54年，罗马大奴隶主、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4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安息（今伊朗东北），第二年在卡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与波斯人一次大战中失败，其长子、第一军团首领带残部6000多人突围，几经曲折，最后逃到郅支单于占领的康居国（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成为匈奴附庸。这支罗马大军在西方史料中从此便销声匿迹。他们到底下落何处，便成了千古之谜。
  今年年初，西北民族学院中亚史专家关意权、兰州大学苏联史学者陈正义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专家哈瑞斯、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四人协同攻关，结合中西史料对比研究，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他们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据“陈汤传”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苏联江布尔城）。陈汤等人在这里看到一些奇特的军队，“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式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学者们根据这一史料，认为这些人就是失踪17年的罗马残军。这次战争汉朝军队大胜，“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战俘中有不少骊靬人。为了安置他们，西汉政府便在甘肃永昌境内设置骊靬城，安置了这批罗马战俘。
  学者们还发现，对骊靬中国史籍时有记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国一名犁鞬”，《魏书·西戎传》记作“黎轩”《五凉志》还记有“永和十年，前凉张祚遣将伐骊靬于戎南山，大败而，还”《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中有“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隋书》改骊靬为“力乾”并记“开皇中，并力乾入番和（县）”。唐代以后，骊靬人在河西走廊，发动过三次起义，史料均有记载。直到清朝张澍所著《二酉堂文集》和左宗棠幕僚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中，对骊靬城都有记叙。学者们对中外史料记载和现场考察情况加以对照，发现有惊人的契合。王莽纂汉后，因羯虏和骊靬发音相近，便改骊靬为羯虏。1979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有“羯虏”位置。
  学者们采用中外译音、古今音韵转变以及史料——现场相对比的方法，从今溯古，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学者们从西汉以来在河西走廊设置的多座古城中，选出数座与骊靬有关的古城遗址，将进行考古发掘。学者还说，骊靬人在河西定居后，即与当地人通婚，经过两千余年，其后裔究竟在什么地方，还待研究解决。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5日第三版）
  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
  常征
  西汉王朝于张掖郡置县曰“骊靬”。这地名1989年曾引发过中外史学界的一场哄动，因为该县被发现是数千罗马兵迁居地。中国古文献称古罗马帝国曰“犁靬”，汉设骊靬县正为管理这数千归化的罗马兵及其家属。
  靬，从靬，干声，读如“坚”，又读如“铅”骊靬便是犁靬，《说文》也作“丽靬”，《隋书》或作“力乾”，当地复称之，为“力虔”。该县隋开皇初并入番禾县，西夏王朝于县置永州，元封永昌王于此改名永昌路，明曰永昌卫，清改永昌县，至今不靬。骊靬故城便在永昌县西南。罗马帝国之名源自罗马城，传说该城始筑于公元前753年，相当中国东周平王18年，创筑者为罗慕路与勒莫兄弟统领的二部落，城曰“罗马”实即“勒莫”或“罗慕路”的谐声。罗马城主统领的这个城邦，初时不过领有意大利半岛西南一角，即使陆续兼并了半岛的大部，也扼于雄强的希腊城邦联盟而不能东出亚德里亚海。因此，直到希腊城邦联盟瓦解后，它才发展成为35个部落的部落联盟大国，领有地中海四周，且在公元前192年（汉惠帝3年）伸展其势力至今土耳其一带。这时候罗马还不过是个奴隶制国家，而中国则已是成熟的封建社会，故两相比较中国文化要先进得多。
  （一）中罗初期交往和炼钢术西传
  早在周秦时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即经由“五尺道”有了频繁的商业来往，而恒河、印度河流域的商人也已经进入欧洲。希腊马其顿
  ·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时曾派人在印度大量收购中国丝绸。罗马人从印度、中亚和希腊商旅和佛徒那儿，得知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以“秦尼”或“支那”为名的文化昌盛的秦汉帝国，且已买到美丽的中国丝绸和先进的钢刀，但因为其东邻的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有一个强国安息（阿萨西），他们想与中国直接通商，也不可得。
  中国人是否早从南亚次大陆人那儿知道罗马，史无纪述，中国史籍记载它是在汉武帝时代。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出使中亚月氏王国的张骞，回长安报告时首次提到“犁轩”。轩一读如靬，梨轩就是犁靬。至于汉廷见到罗马人则在张骞死后（按，张氏约死于公元前114年）。据《汉书·西域传》说：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其王）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按，即鸵鸟蛋）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安息东即大月氏。
  眩人，《史记·大宛列传》作“善眩人”，即善为幻术的魔术师。这魔术师虽非直接来自罗马，但为最初来到长安的罗马人。至于中国人之进入罗马国境，则在稍后，据《史记·大宛列传》说：汉军既破大宛（事在太初三年即公元前102年），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里海、黑海沿岸国家）、犁轩（靬）、身度（印度）国。
  汉使到达罗马帝国见闻如何，司马迁没有纪录，那是因为使者归来时司马迁已死。而其在世时，汉使继太初三年后频年西行，远至印度河流域、波斯湾、里海、黑海、地中海，“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至十余，少者五六辈”用时通常近十年。这种上百、数百人、携带数百、近千骆驼、马匹的使者队伍，实际上是一支接一支的武装商队。他们经由河西走廊、新疆穿越中亚草原沙漠西去东还的次数越多，所获有关欧洲的情报便越翔实。因此《魏略西戎传》据两汉人纪录叙述罗马帝国制度、疆域、物产、居民生活、社会习俗等等十分可靠，至今仍为研究古罗马史者所珍视。据使者说，罗马朝廷自诩大邦“有类中国”，他们称中国曰“秦”因自号“大秦”。这就是《三国志》《后汉书》以下史书所以称“大秦一名犁靬（轩）”的缘故。
  汉武帝开始与罗马、奄蔡、安息的直接交往，对欧洲的影响非常深远。中亚、西亚和欧洲不但得到了中国丝绸和漆器，而且学得了中国的炼钢术。这就是《汉书》所说的：
  自大宛（费尔干盆地的塞米人国家，都贰师城，即今奥什）以西至安息，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既言“兵器”如刀剑之属，自不止炼铁，而当包括炼钢，因为生铁是不能铸造锋利兵器的。这是中国炼铁术和炼钢术传入中亚、西亚、南亚以后又传入欧洲的最早记载。言中国文明西渐史者，习惯将丝绸和养蚕术、瓷器和制瓷术，以及罗盘针、火药、造纸、印刷术等数不胜数的科学技术列于重要地位，而其实中国人发明的炼铁术和炼钢术，不但是西传最早的技术之一，而且就其促进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意义尤其重要。不需夸张地说，没有炼钢术，便不会有后来的欧洲工业革命。
  自然，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自罗马帝国归来的汉使队伍，也带回了该国的物产如夜光璧、琉璃、郁金香、火浣布等等，就是其魔术也丰富了中国的杂技文化。如《汉书》说：
  加其眩者之工（巧），而（中国的）角抵奇戏岁增变，其盛益兴。
  罗马商品和罗马人来中国，除了经由中亚的“丝绸之路”以外，还有更加古老的四川、云南的“五尺道”。这条商道始辟于周王朝诸侯蜀国，故今怒江时称“周水”。秦惠文王灭蜀王建蜀郡，秦始皇流放吕不韦宗族宾客于蜀郡，汉武开西南夷，迁吕不韦子孙实怒江地，建不韦县，后升置永昌郡，郡治即今保山县。该县便是中国商队西行的始发点。东汉时代，永昌郡西北界远达今缅甸、孟加拉两国边界的那加山。罗马帝国商人受阻于安息王国，通常取道阿拉伯半岛，陆经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进入永昌郡，或海行至孟加拉湾、南海，循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公河抵永昌郡。是以《魏略》谓之“大秦（罗马）道”。说是：大秦道即海（按，此指孟加拉湾）北陆道。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有水道通益州永昌（郡），故永昌多异物。
  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皇帝安敦（即安敦尼纳斯·派阿斯，死于公元161年即延熹四年）生前所遣使臣，即傍红海经阿拉伯半岛、印度及中南半岛进入中国抵达洛阳的汉廷。
  （二）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的发现
  罗马眩人到中国，至多是几个，罗马人之以数千的群体归化中国，则始于西汉王朝元成之间，这是近年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先生的一项重要历史发现。
  据《后汉书》说，罗马朝廷“利得中国丝绸，常欲通使于汉（与中国直接交易），而安息欲以汉缯绶与之交市（取中转之利），故遮阂使不得自达”。罗马帝国多次与安息作战，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最大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3年，即汉宣帝甘露元年。
  与庞培、凯撒共同执政的格拉苏，是这次战争的罗马军统帅。他统帅的六万多军队，分编七个军团，由土耳其地区进入安息王国西境。安息大将苏雷纳诱之入叙利亚草原而包围歼灭之，杀格拉苏。这就是斯大林与拉辛谈话说到的那次著名大战。此役中，只有格拉苏长子的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逃脱。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和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都在其格拉苏传记中提到过这突围的罗马军团，但都未明其下落。哈里斯先生在1981年关于罗马诗人贺瑞斯的学术讨论会上，听到有关这支下落不明的罗马军团之事，便萌发了研究的兴趣。他根据甘肃省古有骊靬县推测，这便是罗马军团的流落地，因来中国作了一次考察旅行。他在《汉书》甘延寿、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汉军在对北匈奴郅支单于作战中，俘虏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他认为这便是东逃的罗马一军团。为了考实这一推定，他二次来华，且就职于兰州大学，以求获得中国学者的合作。
  中外学者经过通力合作，考察研究，肯定了哈里斯的推测，并进一步查明，骊靬县的罗马人曾一直存留到唐代以后。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如哈里斯先生所说，使得关于“东西方关系的史书需要重写”（见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1989年9月30日载法新社发自悉尼的电讯）。
  上述中外学者研究成果，《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5日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为题作了报道。从报道看，诸先生引用的史料主要是《甘延寿陈汤传》，由于比勘不足，结论不免失当。
  据《汉书匈奴传》，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五单于争立，历经兼并形成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分立的局面。五风四年，战败的呼韩邪退出鄂尔浑河流域，南下降汉，史谓之南单于。北单于郅支据有今外蒙地区，乘势攻定准葛尔盆地，时为甘露元年，亦即罗马军大败于叙利亚草原之年。郅支遣使通汉受拒，鑑监于呼韩邪受汉廷保护可能随时北犯，即留屯阿尔泰山以西，自度力不能支，又受巴尔哈什湖流域及伊塞克湖四周的汉属国乌孙的攻击，乃北去叶尼塞河与鄂毕河流域，击併并呼揭、丁令、坚昆诸国以避汉军。寻杀汉使谷吉惧汉讨伐，谋远去中亚。“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说郅支，迎之“置东边”，使助御乌孙。时为公元前40年。是年，郅，支赴康
  居，“中寒道死者众”到达康居东境时，“余才三千人”。这三千人是个最重，要的数据，必须主意。《传》说“郅支数借（康居）兵击乌孙”其借自康居王的兵，便有罗马降人。郅支既数胜乌孙，又自恃大国之，王，傲视康居，且多次杀辱康居贵人，以防报复，乃“发民作城，二岁而己”。这城位于都赖水（塔拉斯河）上，城址在今江布尔。《人民日报》报道兰州诸先生的研究结论说：土城之外又编木环为外城，是“罗马特有的军事工程格式”。这并不妥当，因为编木或夯土为城乃中国久有的习惯，外城为郭，内城为城又是中国古代的通制，以之作为判断罗马兵的根据，自属牵强。汉将李陵降匈奴受封“右校王”统领坚昆（吉尔吉斯）部落群，其所携八百汉兵皆在坚昆中，郅支单于既从坚昆屯驻的鄂毕河上游西来，随行的便可能有汉之降兵子孙。匈奴人为游牧者，且尽骑兵，利于野战，素以守城为累，这筑城的主意，很可能便是降于匈奴的汉兵，难说就是罗马兵。
  陈汤攻下郅支城，事在城成以后不久。《传》载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按，汉之西域都护为校尉官，副校尉即副都护）陈汤发屯田的汉军官兵和于田、龟兹、乌孙等十五属国兵四万余人，两道入康居，南道西向牵制康居王，北道逼郅支。途次收得进犯乌孙的康居贵人，“具知郅支情”。离城三十里止营“传语郅支”，晓以利害，予招降而不战收功。郅支拒绝，始前至城下三里布阵。汉军遥“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演练）用兵”。哈里斯所说“非常奇怪的军队”，便指这“夹门鱼鳞阵”的百余步兵。
  这百余人自然不是骑马作战的匈奴人，而是持剑盾步斗的罗马兵。然《人民日报》报道哈里斯诸先生的结论说，“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状的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也是为支持自己的结论急不择言，失之于唐突。盾牌是冷兵器时代一切步兵都用的防御兵器，不独罗马；只要读一下《史记·樊哙列传》，看一下鸿门宴上的樊哙，便可知中国兵所用盾牌的形制。至于鱼鳞阵，更非“罗马军队特有”的作战队形（阵），中国用这种队形也远比罗马为早，其正式名称为“鱼丽阵”。如《左传》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载：
  周桓王以诸侯（之师）伐郑……。（郑大夫）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庄）公，以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偏、伍是周代军队初级编制，五人为伍；偏是战车编制，廿五车为偏。郑之中军与周桓王对阵为以臣犯君，故取防御阵式。以若干偏在前。各偏之间的空隙，由若干伍“弥缝”，后世军队编制及战术虽有变化，而鱼丽阵作为常规作战队形则不变，故南朝诗人虞义《咏霍将军（去病）北伐），即将鱼丽阵作为一切作战队形之代称，说是：
  云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
  自然，哈里斯先生等以鱼鳞阵释罗马兵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匈奴军无步兵战术，用鱼鳞阵守卫城门的，倘非降于匈奴的汉人，自是借自康居的罗马降兵。关于郅支城攻守战的经过，《陈汤传》有详实记述，不具引，这儿只分析被陈汤生俘罗马人数。《传》说：斩郅支……（及其）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二十九级，生俘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
  杀俘收降三项合计不足三千，尚不及郅支带入康居的原数（三千）。这是因为他们前与乌孙作战有所损伤的缘故。这生俘和收降的不足一千二百人中，即使四分之一是借自康居的罗马兵，也不过三百。这三百人连同其余九百左右匈奴男女，作为生口皆被甘延寿陈汤“赋于城郭诸国十五王”。其分归于田国的部分，于田王曾为置“骊归城”和“郅支满城”以居之。前城见载于《后汉书西域传》，后城载见《新唐书地理志》。包括罗马人在内的一千二百许人，既未有一个遣送西域都护府辖区之外，位于西域东界以外千五百里的张掖郡骊靬县，怎么可能是安置此役的“罗马战俘城”？
  故，笔者以为，把甘延寿陈汤灭郅支生获的少量罗马人与汉设骊靬县于河西走廊联系起来，与史实不符。
  考察罗马第一军团的数千人之进入甘肃，当注意贵霜王国。
  （三）贵霜王国之兴和罗马人群入甘肃
  前面说过，罗马第一军团突围的是六千多人。他们如果西归土耳其地区，该区是罗马帝国东疆，如果北走里海地区，那儿是并非罗马敌国的奄蔡，罗马史家皆不会不记其下落。其所以不知下落，显是因为一军团横穿敌国安息东行，罗马朝廷得不到有关情报。
  罗马一军团战败突围之地是在叙利亚草原，那儿是安息王国的西部，距东界有数千里之遥。该军团不可能停居安息之境；倘停居当与安息发生大战亦必闻于罗马。而其所以数千里行师未遭安息人阻击，一则是安息军主力集中西线，东方诸城戍兵有限而又分散，二则六千余拼死求生的罗马兵是成建制的军团，即使遇到追击和阻击，也有能力夺路而走。既然他们冲过安息才有生存的希望，安息以东便不能不成为他们奔逃的目的地。安息以东是中亚盆地，其他当时的国家是大月氏和康居。康居是塞人之国，基本上领有阿姆河以北、咸海以东，包括今哈萨克草原南部而东与乌孙、北与坚昆、西与奄蔡、安息为邻。大月氏王国领地大都在阿姆河南，基本部分在今阿富汗，东接汉西域都护辖领的费尔干盆地及帕米尔高原，北界康居，南邻□宾（克什米尔）、濮达。罗马一军团的官兵归附游牧人的康居国家极少，康居以之为“异类”，故借给匈奴郅支单于。其余近六千的罗马人，皆成了月氏王的属部。可证明这一点的有《新唐书地理志》。
  据《新唐书地理志》说，唐破西突厥，黑海以东南包括今伊朗、巴基斯坦之间诸地皆入版图，唐高宗龙朔元年派王明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田以西至波斯凡十六（属）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置十六都督府、八十八州、百一十县。在故大月氏王国境内的府、州中有：
  月氏都督府，辖有妫水州，治羯城；
  大汗都督府，辖有犁州；
  条支都督府，辖有犁蕲州；
  天马都督府，辖有罗罗州，州治滥鞬城；
  奇沙都督府，辖有大秦州。
  上述“大秦州”显然是罗马（大秦）人曾居其地而遗留后世的地名，“犁蕲州”和“滥鞬城”也是“犁靬”之音书。犁靬音译可作“力羯”就是犁州之“犁”羯城之“羯”也当是犁靬或力羯的略称。晚至初唐，还存在的这些与，罗马人有关的地名，皆在今阿富汗国西北部。这便是罗马一军团大部逃附月氐王国的确证。至于他们中的大批人何时自此区东走归附汉王朝，并被安置在甘肃永昌县一带，《汉书西域传》也透露了一点消息，说是：
  初，月氏为匈奴所破，遂迁于大夏（巴克特里亚），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肸（亦作月，读兮）顿、贵霜、都密凡五部（翖）侯（亦音译为“献侯”“叶护”义为副王）。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郤攻灭四合侯，（取代月氏王），自立为王，国号曰贵霜（亦音译作迦腻色迦、卡斯 尼、哥疾宁）。侵安息，取高附（今巴基斯坦、阿富汗间），又灭濮达（又作报达、补多罗，在印度河下游），□宾，悉有共国……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按，月氏为羌，族分支氐族部落，神农氏炎帝之后。其族形成于六盘山西脉，六盘山古称虞山，故该族曰“虞氐”《穆天子传》作禺知，《周书王会》作虞支，《秦本纪》作“乌氏”，汉以，后通书作“月氏”或“月支”。该族殷周之际尚与焉居（义渠、休屠）族共居陇西祖厉河流域，故《穆天子传》称其地曰“焉居、禺知之平”。周昭王时两族相偕进入陇东，而原在武威地区诸野泽（今青土、白亭二湖为该大泽遗迹）畔的诸繇（亦译珠余、浊繇、浊余、崇吾、昭武、夙由、属繇、碎叶、粟弋）氏部落，也在西周后叶东迁陇东与之为邻，春秋时皆曾被秦穆公征服，为属国。后，义渠（焉居）王国盛于陇东、陕北，诸繇与乌氏（月氏）避迁银川平原，结为部落联盟，以乌氏之君为王，诸繇之君为副王（军务酋长），战国时避南邻义渠王国与东邻朐衍（猃允、体溷，即匈奴）部，循贺兰山西去河西走廊，破逐乌孙王而居其地。月氏王屯驻武威地区，副王昭武（诸繇）氏建牙张掖地区（故汉武帝时于张掖北建昭武县，而其北大泽称居延海，海北之山曰涿邪山，居延、涿邪皆诸繇谐声）。秦汉之际，匈奴冒顿（音莫度）单于袭破月氏，月氏王及昭武王西北迁至巴尔哈什湖四周，昭武王以副王屯于湖之西南，其地大川因称“碎叶河”（昭武河，谐音也作楚河）。公元前175年（汉文帝五年）匈奴右贤王率乌孙、巨蒐、丁令、坚昆等部西收天山南北诸小国，杀月氏王夺其地，使巨蒐（曲射、车师、钦察）屯吐鲁番一带控制诸小国而分月氏王地予坚昆、丁令、乌孙。月氏王妃及太子南迁粟特、巴克特，里亚之塞人地，逐塞王去克什米尔。自此以后，月氏王国即以“大夏”之名，成为阿姆河兴都库什山地区的国家，而昭武王作为副王则分王中亚沙漠南部及粟特地区诸沙漠绿洲小邦。（故中国史书称此诸小国曰“昭武诸国”）。这就是张骞出使中亚时所见“迁于大夏”（巴克特里亚）而有五翖侯的大夏王国。
  据《汉书》，“其后百余年”五翖侯之一的贵霜兼灭其余四翖侯夺月氏王位。时为公元前40年（汉元帝永光元年，正是罗马军团归附月氏王以后的十余年，汉灭郅支后四年。贵霜王此举自会引发月氏王国的大规模内战，归附大夏王国的罗马军势非参加不可。助贵霜翖侯的自然是胜利者，助月氏王及四翖侯的，既败，倘不沦为俘虏，便当逃亡境外。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为月氏王故国，其国西迁时不及同行的部众保据祁连山，世称之为曰“湟中月氏”。百余年间他们与中亚的月氏人声息相通，且汉武派张骞初使中亚亦有促月氏王东归河西共制匈奴之约。故月氏人败于贵霜之后，得以率昭武族人及罗马降人各一部，溯阿姆河，越葱岭，傍昆仑山脉北麓入河西，归附汉王朝。《后汉书·西羌传》说：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依诸羌居止。……霍去病破匈奴（浑邪、休屠两王部），取河西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其大种（部落）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布湟中和令居（因号湟中月氏），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这“数百户”月氏人所以被汉廷称曰“义从”就是自中亚东归的月氏人。与之同来的昭武族人一股和罗马人一股，，也分布在祁连山下。罗马人归化者甚多，故汉王朝专设骊靬县来领护之。
  这才是骊靬县建置的缘由，与陈汤之灭郅支实不相干。
  郅支城俘降的罗马兵人数很少，且分赐于田、龟兹等西域诸国后又很分散，他们自不能形成稳定的民族群体，不久便同化于诸国居民中，且有的后世随于田人南迁西藏日喀则地区，成为大小羊同（大羊同为于田族，小羊同为于田族分支乌秅族）的一部分。故历史上不见这少量罗马人的单独活动。久久以罗马人特征活跃于中国历史的，唯有祁连山下数以千万计的罗马人及其后裔；当然他们也因羌化和汉化而与罗马人不尽相同。
  （四）河西罗马人始末
  渐以羌化和汉化的罗马人，东汉时代分为河西、河东两支。兹先述河西一支。《后汉书·邓训传》说：
  章和中（按即章和二年，公元88年）西羌迷唐伯父号吾将其母（及）十二种（部落）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附，训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雁谷。
  这儿所说的“湟中秦胡羌兵”是湟中月氏胡兵、秦胡兵、羌兵”的略语。其中“秦胡兵”就是骊靬县一带的罗马人丁壮，因为东汉习称罗马曰“大秦”。雁谷即允谷，或作榆谷，地当今青海湖西南。这是归化的罗马人为东汉王朝在青海省境作战的记载。又，《三国志·苏则传》说：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西平（按，治今西宁市）鞠演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酒泉黄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抄，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母丘兴（母丘，姓，读贯丘）告急于（金城太守兼护羌校尉苏）则，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围张掖，……斩进，……（杀鞠）演，黄华降）。
  按，鞠演、张进、黄华之叛，是其忠于汉室而拒篡汉的曹丕，“武威三种胡”与之相应，也是表示拥汉。前此东汉时，曾将骊靬县、番禾县自张掖郡划归武威郡，故“武威三种胡”便是庄浪河（黑水、卢水）流域的“卢水胡”，祁连山下的“月氏义从胡”和“奏胡”。这说明三国时代罗马人还是骊靬县一带居民。而《晋书·张祚传》说：
  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
  张祚建号凉王，史谓之“前凉”，都张掖。《传》所谓“南山”，即张掖南山，亦即祁连山。这说明晋代河西罗马（犁靬）人已因人口增殖而扩展居地至祁连山。又同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说：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秃发利鹿姑攻（后凉王）吕隆（之）昌松太守孟祎于显美县，克之，徙骊靬戎二千余户而归。
  按，显美县在今武威市北，为骊靬县东邻。自该县一次即迁走“骊靬戎”二千余户，万人上下，一可见河西罗马人后裔之多，二可见其扩展至张掖南山外，也成了显美县的主要居民。秃发利鹿孤是鲜卑族人，他所建立的国家史称南凉，都今青海省乐都县，临湟水。被迁的二千余户罗马人后裔便被安置在今西宁市附近。南凉王国于公元414年为西秦王国所亻并，迁来的“骊靬戎”转属氐羌族的西秦。
  在骊靬受逐、被迁同时，祁连山下的月氏族和酒泉北山的昭武族也避乱迁居今哈密地区。其地临莫贺延碛（亦名伊吾庐碛或胡卢碛），其族即以“沙陀”为号，而昭武族酋长为君，故史传也称之为“处月”或“朱耶（邪）；处月、朱耶皆昭武（涿邪）谐音。该国初附突厥，后归唐。唐灭薛延陀等部，徙其民于朱耶氏沙陀国地，置沙陀都督府以领之，即以朱耶拔野为都督。传五氏至朱耶尽忠，地陷于吐蕃，种落七千余帐避归甘州（张掖），居牧祁连山的骊靬人为属部，亦被称为沙陀，史传谓之“鹿角（或龙家）（即骊靬谐声）山沙陀”。不久，吐蕃侵河西，朱耶尽忠率众三万东逃银川平原及河套地区，唐廷赐以宗姓，是即《五代史》之李尽忠。尽忠之子李赤心举族迁居山西省境，孙李克用以山西为基地占领陕、甘、宁、蒙诸地，曾孙李存〓绍唐建国都晋阳，灭朱温家族的梁王朝尽有淮北汉南巴蜀地，史称“后唐王朝”。
  先是，丁令族分支回纥人建于准葛尔盆地之国为黠戛斯（吉尔吉斯、坚昆）所破，部众四散，或南逃龟兹（称龟兹回纥），或西奔浩罕（称黑罕回纥），或东走黑龙江上游，其分居吐鲁蕃地区者即曰“高昌回纥”或“西州回纥”，而远迁河套地区的部分，因受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攻略，西降吐蕃，吐蕃置之甘州，是即甘州回纥（鹘）。甘州南山的骊靬（鹿角、龙家）人即成属族，故《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于田传》引石晋使臣高居诲的西使行程录说：自凉州（今武威）西行五百里至甘州（今张掖）。甘州、回鹘（纥）牙也，其南山百余里（间）……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因为鹿角（犁靬）人不是回纥族，故同文《回鹘传》说：“别族号龙家（鹿角、犁靬、骊靬），其俗与回鹘小异。”“云朱耶氏遗族”者，是高居诲听甘州人说，也是鹿角人自述，其所以如此，乃因为遗留在甘州的朱耶（昭武）族人久与之融合且为之君长的缘故。
  这祁连山的罗马人后裔，先与当地朱耶（处月、昭武）族人婚姻融合，后与回鹘人婚姻融合，元明时代复与瓜州、沙州（今张掖以西）的罕东、赤斤等部蒙古人融合，在长期的历史中且不断与河西汉族人混血，故其人早不以“犁靬”之名行世。祁连山之肃南县今所设的“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即为上述诸族融合而成。易言之，该族的血统、文化既有昭武氏羌族、月氏人氐族、回鹘（回纥）族、吐蕃族、蒙古族、汉族及中国它族的成分，也有欧罗巴种罗马人等成分。如果考察汉代归化中国的数千罗马人河西一支西夏以后的遗踪，应注意裕固这个兄弟民族。至于早已迁徙湟水流域的骊靬人，则除了地名之外，已别无可寻。《宋史·吐蕃传》载，吐蕃人湟水流域的董毡部酋长“居历精城”。该城即同书《地理志》西宁州的“林金城”，位当今西宁市以东十里许。以东数十里又有“龙支（纪）城”。这历精、林金、龙支诸名皆无义，而为“骊靬”的不同音书，乃由徙此的“骊靬戎”居止而获称。
  河西一支罗马人的始末考释既了，附带还需谈一下与之同归汉王朝的昭武族、月氏族末世。《新五代史》说：
  西至瓜州（治今安西县）、沙州（治今敦煌县）多中国人（指汉族人）……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莫贺延碛）。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自仲云西，始涉咸碛（即罗布泊四周之盐碱化沙漠）。
  国名“仲云”而人为月氏遗族，则该部落群当是昭武、月氏两族混合体，而以昭武人为王，因为朱耶音译可作仲云。朱耶尽忠（李尽忠）携七千帐东迁甘州后，留居沙陀都督府旧地者十之七八为月氏人。有宋一代，新疆之地分併并为高昌国与于田国，两国皆回纥人统治。统西南部地者为龟兹回纥，统北部及东部者为西州回纥。仲云国即服属于西州回纥，故《宋史高昌传》说：国“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仲慰、小仲慰、样磨、割禄（葛罗禄）、黠戛斯（吉尔吉斯）、末蛮、格多族、预龙族之名甚众”。这大小仲慰（读玉）即大小仲云的音书。元代新疆为蒙古人统治，元末，哈密地区辖于蒙古肃王纳忽里，明初封
  之为忠顺王。据《明史》说：“其地种落杂居，一曰回回（中亚迁来），一曰畏兀儿（维吾尔、西州回纥），一曰哈刺灰”。已无仲云（朱耶）部，可知其人早已同化于畏兀儿族中。
  （五）河西罗马人东迁与“羯胡石勒”
  居止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的“骊靬戎”始终是附属当地他族的地方势力，越黄河东迁的一支则不同。他们曾，在陕甘建帝号，其石勒家族且曾以大国之姿活跃在燕山、淮河、黄海、贺兰山间。
  罗马人之入河东，始于东汉王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北伐匈奴于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次年征西域叛国逾天山，从征的除河西羌胡之外，还有湟中月氏、卢水胡和以“秦胡”为名的罗马人。战罢，这批人皆被迁置黄河以东。加上汉武帝以后自河西、阴山北迁来的降人和马援于建武中迁置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的羌胡附户，陕北、陇西、陇东、宁夏、河套及鄂尔多斯高原，几成羌胡与汉族杂居的世界。据《晋书·北狄传》说：
  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塞居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咥种、黑狼种、郁卑种、萎莎种、赤沙种、秃童种、勃篾种、羌渠种、贺赖种、锺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各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部。
  这十九种中，屠各即“休屠各”，亦即“休屠”。休屠读如由居，即《史记年表》的“繇诸”和《秦本纪》的“义渠”（《墨子》作“仪渠”，或又作“弋居”），战国时降匈奴，秦汉之际为匈奴屯守武威地区的大王部，汉武帝败降之，迁置西北边郡使为属国，众数万。因为该部人最多，又最早内迁，君长“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部”。其余十八种，半数不明何来，鲜支为原居青海河曲的氐族析支部，乌谭为原在准葛尔盆地东鄙的羌族乌贪部，或译区（欧）单、挹怛、〓哒；赤勒即敕勒，丁令族的一支；黑狼即黑狼羌，原在青海；赤沙即赤沙乌桓，原在阴山东北；羌渠为龟兹（读究茨）的谐音，其人一批自新疆东来事在西汉时代，汉设龟兹县于今榆林市北以居之；锺跂即锺羌。至于力羯种，便是本节所要考察的东迁陕北以骊靬或犁靬、丽靬、力虔、大秦为名的罗马人，力羯也是犁靬音译。
  凉王张骏上东晋皇帝书说：“臣州（按，指凉州，今河西）突骑，吞噬遗羯”，是可见力羯族可省称“羯”胡，就如力虔可省称“虔”，大秦可省称“秦”胡一样。“胡”是中原古人对北方异族的通称，所谓“北胡南越”“北走胡，南走越”“胡马嘶北风，越鹊朝南枝”是。古人且分称“深目高鼻多须”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人曰“大胡”，归化中国的罗马人来自欧罗巴洲，故也被称作“大胡”种。
  东汉安帝初，发陕、甘、宁、蒙、青海的“羌、胡”即羌人与胡人远征西域，诸族惧远役不归，一时俱反。先零羌酋长颠零、零昌父子，于陕北自称天子，为诸族首。他们攻略诸郡，并南出汉中、川北、东及山西、河北，历时十年之久。分布上郡（治今米脂县）以力羯为名的罗马部落与俱进止，故《后汉书》称之曰“虔人种羌”或“先零别部”。元初四年（公元117年）零昌战死后，余众便以罗马人为首，致银川平原一战，败降度辽将军邓遵的“虔人种羌”即达一万一千余人。三年之后，余众联合沈氐、羌渠等“上郡胡”再叛，至建光二年（公元122年）败，此后便窜匿山谷间而与羌渠族併并合。屯据美稷（今准格尔旗北）的南匈奴单于助汉廷平乱，使右贤王收降羌渠诸部而领率之。右贤王继单于位恃之为基本武力，因以“羌渠单于”为号。其余以罗马人为首的陕甘宁散部，后来被汉廷收隶郡县服兵役，据《后汉书段〓传》说，段〓（读炯）以度辽将军领兵，兵员中便多有“秦胡步骑”。同书《董卓传》载，并州（辖今山西大部、宁夏全部、陕北大部及内蒙阴山南北）刺史董卓，不肯就徵释兵权入朝任少府卿，上书说：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牵挽臣车使不得行。（朝廷不能制，即拜卓为并州牧）。
  董卓军中也颇有“秦胡”即罗马人。
  董卓刺并州以前，匈奴羌渠单于奉命发兵赴幽州平张纯之乱。
  “国人恐发兵不已，”杀单于而立右骨都侯。单于太子於夫罗时领右部兵在河北镇压黄巾农民军，闻变自讼汉廷。行抵河内，值灵帝死，朝廷乱，乃止济源县一带。“寇掠无所得”，谋归国而“国人不纳”，遂北据平阳（今临汾）自称单于。其所领右部兵多羌渠人和羯人（罗马人），他们从此也成了山西居民。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於夫罗死，弟呼厨泉继位，附袁绍，为曹操所忌。建安廿一年（公元216年）入朝汉献帝，即被曹操留置邺城，其山西匈奴国亦被分为五部统监于太原的护匈奴中郎将。入魏，呼厨泉死，废单于号，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并匈奴五部为左右两部，部帅及侯王徒有虚名，部众皆编隶郡县。羌渠、羯人即分编于上党地区。其羯人即石勒（字世龙）、石虎（字季龙）本宗。
  西晋时，并州刺史司马腾略卖胡人去山东，石勒也在其中。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八王乱起，故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刘渊于黎亭（今长治附近）起事，寻据左国城（在离石县）自称大单于，随后又以兴复汉室为名，建国曰汉，称皇帝。后世改国为赵，并迁都洛阳。石勒初聚众起事隶汲桑，后附刘渊。及势力大盛叛刘自立，称帝于襄国（今邢台），建后赵王国。灭刘氏后尽有淮北、川北、燕山——阴山以南地，传廿三年，至石鑑为部将汉人冉闵所灭。其事之详见于《晋书》，不赘述。兹仅略辨石勒家族何以便是归化的罗马人后裔。
  前已缕述“羯”是“力羯”省名，力羯为“犁靬”的音译，犁靬为中国古史对罗马的称谓，而《晋书》说：石勒，字世龙，初名?（读背），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部落小帅。
  考《魏书》言“石勒小字匐勒”，与此不同。从其父祖之名皆异于汉式看，当是。《晋书》也说汲桑使其姓石，单名勒，表字世龙。《魏书》说石勒本宗羯族为“匈奴别部”，与《晋书》同，而不说“羌渠之胄”，也胜于《晋书》，这是因为《魏书》作者魏收去石赵王朝不及二百年，且籍出巨鹿下曲阳（今晋县），与石赵所都襄国甚近，其传石勒较唐人撰《晋书》更信实。即便《晋书·北狄传》，力羯与羌渠也并列，而不曰一族。《晋书》所以说羯族石氏为“羌族之胄”乃缘羯人服属匈奴之初曾与羌渠同部而奉羌渠人为君，亦被视为羌渠人故。及迁居山西不久，两族改以为羯人为君，即共以羯族名行，羌渠之名即不再显。石勒父祖之充“部落小帅”所领便有羌渠人。石勒之为罗，马人后裔，尚有刘曜称之“大胡”可证。即曰“大胡”，自说明石勒及其族人与匈奴氐羌及一切蒙古人种不同。故《石季龙载记》说：太子詹事孙珍（羯人）问侍中（汉族人）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可疗？”约素狎珍，戏之曰：“溺（尿）中可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睆睆。（目深曰睆睆），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石宣，宜于（季龙）诸子中最胡状，闻之大怒，诛约父子。又同文载，永和六年（公元350年）孙伏都等“结羯士三千”挟赵王石鑑诛冉闵，闵杀之，令邺中：同心者在，“不同心者任所之”。于是：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人之不为己用也……，躬率赵人（按，指赵国的汉人）诛诸羯胡，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于是高鼻多须至滥死者半。这都是关于羯人形貌的纪述。这深目、高鼻、多须（再生毛发达）正是欧罗巴人种的基本生理特征，也正是羯人即罗马人的证明。
  说者或谓石勒一族出自石国。中亚石国地即今乌兹别克国塔什干，国王名“石涅”然石勒本不姓石，此其与石国石姓无干。且石国一名柘支、者舌，始见载，于《魏书西域传》，晚于石勒家族二三百年，石涅更是隋唐时代人。后出的石国怎么可能是中亚石国迁入上党的石勒家族本宗！
  《晋书》说：“永曾（冉闵字）之诛羯士，亦歼其类”，据此，似“羯胡”之在赵国境内者全为冉闵消灭，实则这不过是说杀羯人之多。因为据守襄国（邢台）有石祗所部，羯士尚多，襄国邺城以外屯戍的羯人也不少。如广固（今淄博市）也“聚羯胡万余人”遥附东晋以据冉闵。及前
  燕将军慕容恪陷广固，曾“迁胡羯三千家去蓟城，（今北京）”。至于陕甘地区的羯人，更有下列记载：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曜署子刘胤为大司马，进封南阳王，……置单于台于渭城（咸阳）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百官），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晋书·刘曜载记》）。
  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按，指中国）。聚众数千人于杜（县）南山。（《晋书石季龙左记》）。
  除去河西走廊的罗马人后裔之外，所有迁入黄河流域的以“虔人”“秦胡”“力羯”“羯胡”为名的归化罗马人，南北朝以后皆无闻。那是因为该区是文化很高的汉族中心地域，所有进入此地域的他族，不论是匈奴人各支、鲜卑人各支、乌桓人各支、氐羌人各支，以及包括力羯人在内的“北狄十九种”，都在隋统一后为汉族次第溶化而成为汉族人。
  （六）题外絮语
  罗马人数千初经中亚月氏王国进入中国，是归化人的身份。其时间早于中国北匈奴人经中亚进入欧洲，但匈奴人小股迁欧是以入侵者的身份。该两族之分别显赫于历史，则在同一世纪。罗马人后裔石勒家族与南匈奴摧毁晋帝国，使之分裂为南北朝，与匈奴王阿提拉家族领率哥特人、日尔曼人摧毁罗马使之分裂，形成东西二国，又极其相似。这不能不说是有趣的历史现象。不同的是，南北朝以后，中国又以汉民族为中心，实现了更大更强盛的隋唐统一，东西罗马则各自趋于衰落。这是因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当时全人类最先进的成熟的封建社会制度，最先进的经济文化，足以凝聚境内和吸引四周诸族，形成“万国衣冠朝帝京”的局面，而罗马则因为长期停留在邦国部落联盟和奴隶制阶段，其建立在军事征服和行政联合基础上的国家，极不巩固，境内诸邦族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状态，从而便也没有凝结力，一遭外力打击，便易于分裂、瓦解，而不可能恢复原态（在这点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国家、突厥国家相似）。
  1990年8月于北京离休寓所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常征，历史学家，原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主任。
  古罗马降人与骊靬古城
  樊修睦
  1989年9月30日《参考消息》曾载文说：“一位澳大利亚教师认定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这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判断古罗马人是否曾到过中国西部；其次是如果古罗马人到过中国西部，他们定居地又具体在何处？
  根据史料考证，早在公元前54年，梦想征服世界的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由三执政者之一的克拉苏，统帅数万军队东征安息（帕提亚）、卡尔莱。次年战役失败，克拉苏阵亡，其子率领残部突围，逃脱后经过许多艰难曲折，到了康居（现哈萨克境内），为北匈奴郅支单于俘获，归顺后为单于效力。公元前36年（西汉元帝建昭三年），因为匈奴郅支单于奴役康居人民，攻略乌孙、大宛等，囚杀汉使，威胁西域，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等联合乌孙讨伐，攻破城池，杀了郅支单于，俘获敌军数千，其中有不少古罗马人。由于中国古代称罗马为骊靬，所以这批战俘也叫骊靬人。他们由西域内迁后，西汉政府筑城安置，这就是历史上的骊靬古城。
  那么，骊靬古城位于何处呢？考察历史得知，西汉时今永昌县境内的番和、骊靬、鸾鸟、显美四县均属凉州刺史部，其中骊靬（后称力乾）为张掖郡所辖，至东汉依旧；三国时改属武威郡，至东晋十六国时依旧；隋开皇中并入番和县。骊靬县城筑于西汉，具体年代无考。据《二十五史补编·新斛注地理志集释》称：“在今凉州永昌南本以骊靬降人置县”。《辞海》也说：“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至于县址，《五凉志》中指出：“永昌县南照面山者来寨是其遗址。”由此初步断定，骊靬古城遗址应位于今永昌城南10公里的者来寨，现城已无存，遗址尚在，但城的规模已无所考。从此地自然条件来看，地处祁连山脉一沟口外，地形开阔，宜耕宜牧，安置移民是一很好的场所。但是，居民长时期的岁月变迁，各民族间的互相融合，从表面已难找到罗马人的特征。为了进一步确证古罗马远征军到过河西地区，骊靬古城是他们定居之所，只需在骊靬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文物证明，同时在该地区对群众进行基因检验，以取得遗传学方面的证据。
  （原载1992年7月12日《甘肃日报》）樊修睦，甘肃永昌县人。西北师大教授。有著作多部。
  永昌：驻扎过古罗马军团
  宋政厚
  在甘肃永昌城南约10公里的地方，有个叫做者来寨的村庄。它远离铁路、公路，坐落在突兀的高地上，和远处高地上的古烽燧相望。全村74户270多人，靠着从祁连山中流出的一条小河耕作生息。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者来寨人很少走出永昌，外界也很少有人知道者来寨的名字。
  1989年9月30日《参考消息》的一篇报道，使者来寨名声大震。报道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即在西汉元帝时代，所设置的骊靬城是用来安置罗马降人的，而这坐城池就在今日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村。
  一石激起千层浪！
  者来寨受到震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在其源远流长的家族中，竟然冒出了罗马人的血统。
  永昌县的干部群众却喜出望外。他们在日益增强的“罗马”意识的驱使下，使全县掀起了“罗马热”：县城新建了“骊靬宾馆”；乡镇出现了“罗马商场”；于横贯县境的国道之旁，矗立起一座“骊靬怀古”的巨型石雕。对骊靬城的残垣断壁采取了保护措施，在骊靬古城遗址附近，建造了具有罗马建筑风格的“骊靬亭”；新编《永昌县志》，标明了骊靬遗址所在，并记载了安置“罗马降人”的史话；永昌籍的全国作协会员王萌鲜，根据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写成了一部长达21万字的历史纪实小说《骊靬书》，翔实地叙述描绘了一支古罗马军队东迁中国的艰辛历程。
  《参考消息》的许多读者，又是以新奇疑虑的目光；审视这则消息的虚实。他们中不少人质疑：从未听说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有过交战，罗马降人从何而来？中国和远在天涯的罗马之间，横亘着广袤的荒原大漠和齐天的雪岭冰山，罗马人又怎能跋涉逾越？但对报道坚信不疑的也大有人在。有的为求知欲和好奇心所推动，还不远数千里赶到永昌，实地察看，一睹为快。
  逸闻更是震动了中外史学界，为揭开世界上一桩重大历史悬案，而苦苦探索的史学家们为此欢欣鼓舞。在澳大利亚南部著名的阿得来德大学任教的学者戴维·哈里斯，弃职来到兰州，并在兰州大学外语系谋到一份教英语课的工作，试图和中国学者一起，从骊靬城的发现，破解这一重大历史悬案。
  这桩历史悬案起因于一场惨烈的古代战争。即公元前53年，也就是中国西汉甘露元年，十分崇尚军功的古罗马帝国硝烟弥漫。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纠集7个军团、约4.5万人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国古称安息、即今伊朗的侵略战争。不可一世的罗马军队在一个叫做卡尔莱的地方，出人意料地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其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利乌斯率领余部拼死突围。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卡尔莱战役。
  到了公元前20年，古罗马帝国和安息签约言和。这时，罗马帝国要求安息遣返33年前在卡尔莱战役中被俘虏的军人，并寻找普布利乌斯的下落。可是，普布利乌斯及其所率突围残部，已在安息消失得无影无踪。罗马溃军到底去处何方？这一千古之谜一直困惑着罗马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学家。
  戴维·哈里斯为追寻罗马失踪者的踪迹，去过许多国家，也曾来过中国。他这次一到兰州，便与西北民族学院关意权教授以及在兰州大学任教的前苏联学者费·维·瓦西里金结合，共同开展了对这一旷日持久的课题研究。
  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40年代一位名叫德效谦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已对这一课题做过大量工作，并找见了德效谦于1957年撰写的《古代中国之骊靬城》一文。
  本文开宗明义：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靬”，后又改称“大秦”《后汉书·大秦传》就是以“大秦国一名犁鞬”这句话起首的。
  文章接，着指出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靬”城的出现，自然会与有外国侨民相关。作者进而运用史料说明，骊靬城最早在中国西汉版图上出现是公元前20年，那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的时间。这绝非历史的巧合！它说明在卡尔莱战役中突围的罗马远征军，正当其故国寻觅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早已鬼使神差地到了中国，并在祁连山下落脚了。他们的“东征”比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早了1300年左右。
  根据此文提供的历史线索，中外学者在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查阅了大量的史书，结合中西史料的对比研究，终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中获得突破，为揭开中国骊靬城的出现和罗马帝国一支溃军失踪之谜，启开了一扇大门。据《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时，在这里见到了一支奇特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其“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而这种构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史学家们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的罗马军队的残部。
  西汉王朝军队在这次郅支战役中大捷。《汉书》上说，陈汤率领的汉军攻克“重木城”，以“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而告胜。学者们依据这一重要史料拨开历史迷雾，理清了那支古罗马军队残部的踪迹。即普布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在安息军队围追、封锁而回国无路的情况下，辗转安息高原，伺机东进，于防御松懈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一道口子，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后被陈汤收降，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番禾县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县），并置县骊。直到公元592年，鉴于骊靬人已和汉族人融合，隋文帝下诏将骊靬县并入番禾县。至此，骊靬建县共612年。中国的骊靬人就这样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悄然消失。
  史学家们还从许多史书史料中，找到了有关骊靬县存在和变迁的系列佐证。《后汉书》载：“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晋书·张祚传》记述了“汉顺帝永和十年，前凉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返”的事。南山即照面山。此事说明骊靬人强悍善战。《隋书》改骊靬为“力乾”说“开皇中，并力乾入番和（县）”唐代以后，骊靬人在河西走廊有过，三次起义，都见诸于史册。清代学，者惠栋在《后汉书补注》中称，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大清统一志》标明“骊靬废县在今凉州府永昌县南”。左宗棠幕僚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和张澍撰写的《二酉堂文集》，对骊靬城均有记叙。公元9年，尊孔崇儒的王莽篡位后，为给骊靬降人正名，将骊靬县改为“羯虏”县，1979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就标有“羯虏”的位置。
  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说，遗迹、遗物等实物史料，才是阐明古代历史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于是，1993年5月，几位文物考古工作者到永昌者来寨进行实地考证和小规模发掘。他们见到被当地人认定的“骊靬遗址”，原是一段古老的城墙，存长十几米，高1至2米，最宽处近3米，呈s形，属粘土夯垒，十分坚实。永昌县政府为保护这处历史遗迹，于1994年4月用铁链将其圈围，并立起一块石碑，其上写有“骊靬遗址”四个楷书大字，背面的碑文是：此处为骊靬古城遗址，最早为匈奴折兰王府，后称者来寨。北20里处为西汉初所置番禾县。西汉河西农都尉设在番禾县城南。流亡的罗马帝国远征军从西域归降汉王朝后，汉王朝置罗马降人于农都尉之南者来寨，立县骊靬……
  遗址周围全是农舍。当时，33岁的者来寨村长张建兴及其几位同龄人在场回忆，70年代初，城墙还有近百米长，三层楼高，上面很宽，他们小时候常常爬到城墙上面玩。后来由于村民到这里取土，城墙越挖越矮。有一次，几位村民又来取土垫畜圈，可是粘土难铲，怎么也挖不动，有人便弄来炸药，只听“轰”的一声，把城墙炸出个大洞，出人意料地从洞里炸出了好多麻钱（铜钱），足有一小推车。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这铜钱有什么用，后来都被孩子们玩丢了。
  年逾古稀的原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钟圣祖还了解到，几年前，研究三国史的专家在翻阅资料时，曾发现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在布绢上的地图，它虽已破损，但所标“骊靬”二字，还清晰可辨，它就在今天的永昌县焦家庄乡者来寨村。
  历史学家和文物、考古、新闻工作者还多次对者来寨及其周围的村庄进行考察，一些令人产生浓厚兴趣的发现，对探索骊靬城和罗马降人的奥秘不无帮助。村民们告诉他们，宗祖们说过，这里曾经住过黄毛番子。
  村民们还介绍了这里的一些独有的民俗，可能是当年的罗马降人代代相传下来的。最突出的是莫过于对牛的崇尚。春节到来，者来寨等村的老住户都爱用发酵的面粉，做成牛头形状的馍馍，俗称“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这一带的村庄，昔日又习惯在村社和主要路口，修建牛公庙，以立牛头作为主要象征。每当立春时节来临之前，村民们便从河里取来泥土，在牛公庙里塑“春牛”。立春一到，即将春牛抬到庙外打碎，以此祈求平安吉祥、粮畜丰收。
  历史尘封2000年的谜案，被大量的史料揭开了。然而，西汉王朝为何偏偏选择此地设置骊靬县和安置罗马降人？各路专家通过综合研究，给了合情合理的解答。其一，此地原为匈奴折兰王府。匈奴被赶走后，折兰府是个可供大批人居住的地方。后来的者来寨，乃是折兰府的谐音。其二，西汉所置专管农垦的河西农都尉就设在距此地二十里的番禾县。而折兰府所在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宜耕宜牧，适合于安置大批罗马降人。其三，这一带地方在匈奴来到之前，曾是月氏人的故地，而骊靬降人中就有月氏人，因此，在此安置，会使骊靬降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其四，番禾是河西走廊的咽喉，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古罗马军队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将其安置在离番禾不远之处，自有屯垦卫戍的重要意义。
  ——（原载1998年9月25日《兰州晚报》）
  宋政厚，湖湘子弟。1959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便开始了新华社记者生涯。曾经担任过分社业务组长、采编主任、副社长和社长、党组书记。1986年，评为主任记者；1991年，晋升为高级记者。1993年，国务院授予他“为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和政府特珠津贴的证书。1996年，《中国新闻年鉴》推举他为“当代中国名记者”之一。现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甘肃省记者协会、甘肃省新闻学会两会党组成员。
  汉简证明：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
  王萌鲜 宋国荣
  《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四版发表的《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一文（以下简称《确证》本文就此对有关问题提出质疑。
  第一，扭曲“简一”本意，强说不是为是：
  《确证》拿出的是汉简。首先是认为最具分量的两枚：
  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确证》将简文字面作了一番解释后，就断然说：根据上列篇文，“骊靬设县的时间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结论显然把“骊靬苑”和“骊靬县”两个概念混淆了，认为骊靬苑就等于骊靬县，骊靬县就等于骊靬苑。这种等于，恐怕不妥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骊靬苑就是骊靬苑，不是骊靬县。《确证》强说不是为是这是不能成立的。
  其简一的文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番和县宜便村人吴氏，三十三岁，原任骊靬苑的斗食啬夫，于神爵二年三月某日，因工作出色按有关规定提拔为……”简二是：“公乘吴氏，番和县宜便村人，三十三岁，原任骊靬苑斗食啬夫，于神爵二年三月某日……”原简文中的“乃”就是今天“于”的意思，不能当“后来”讲；原简文中没有“吴氏原籍番和”的“原籍”之意，《确证》强加“原籍”二字，不对。这两条简文之间确有某种关联，今天无法弄清楚，但这并不影响它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内容：第一，吴某是番和县人，在骊靬苑工作，吴某的事迹发生在番和县境内；第二，从“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以功次迁为”的字句看，这是番和县衙或者骊靬苑监向上级写的公文，内容涉及升迁或者受爵；第三，骊靬苑是朝廷设在番和县境内的一个养马场；第四，神爵二年，骊靬苑仍然在番和县内，此时没有骊靬县的建置。这里应特别注意，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朝廷已在张掖郡番和县内建立了养马场骊靬苑，这是金关汉简向人们提供的最重要、最明确的历史信息。
  汉简证明，至少是在神爵二年以前已将“骊靬”二字用于地名。汉武帝时，朝廷已知西域有个骊靬国；大宛、安息等国又献骊靬魔术师若干名于皇上，加其幻术之工，名振京师。但在大汉眼中，他们仍不过是蛮夷之辈，其国名须给予含“马”含“靬”的字方可罢休。而且，骊者，黑马也。故朝廷以“骊靬”二字给自己的军马场命名并不奇怪。“骊靬苑”之名也就出现了。但骊靬苑就是骊靬苑，不是骊靬县！正因为此时没有骊靬县，所以骊靬苑工作的杂役及其管理小吏，只能从骊靬苑周围即番和县所属的各村庄招雇来，甚至奴牧也是来自番和县，如简十三：“骊靬苑奴牧番和宜道里□□。”啬夫吴某家在番和，某奴牧家也在番和的事实，反过来更证明骊靬苑就在番和境内。很明显，此时没有骊靬县。
  而且，西汉建县，朝廷有个基本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文》）。就是说，以一百里见方的范围为标准，民稠则可在方百里以下，民稀则可超过方百里。河西属“稀则旷”者地区，县的面积都超过“方百里。”今骊靬古遗址，不仅史志有载，中国当代的历史地理学家也都认定，它在者来寨，离番和县址，从历史地图看，仅距8公里，到当地考察步行一小时可到。由于相距太近，所以历史地图上所标的两县符号紧紧相靠。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但按西汉立县的准则，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在者来寨建县，者来寨当时只有一个养马场骊靬苑。因此，此时没有骊靬县。第二，自知难以服人，臆造设苑前提。《确证》为了自圆其说，接下来，提出了一个设苑的前提条件。
  《确证》说：“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笔者孤陋寡闻，实在不知道这项设苑的前提条件从何而来。史书没有这样的记载，也没有“汉皇若曰：奉天承运，设骊靬苑必须以先设骊靬县为前提也乎”的诏文，前提条件何能成立？也许会说：“难道不能自己制造吗？”如果自己能随意制造，怎么能谈得上“确证？”《确证》于是搬出了两条汉简以证明：简三：“出茭五十五石二钧，以食敦煌苑橐他五十□；”简四：“效谷假苑牛十二，其四在遮要置□。”这十分明了，任何人读了，既不会得出“敦煌苑的存在是以敦煌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结论，更不会得出“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的结论。《确证》引此二例的用意，也许是说：“敦煌县有敦煌苑，效谷县有效谷苑，那骊靬苑上头必定有骊靬县。如果说，苑、县同名就可以这么假定，那也只能在西汉苑、县全部同名而无一例外的情况下，假定才能成为一种判断的根据。如果要是苑、县不同名呢？《确证》在另外的段落中引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说：“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归德有堵苑、白马苑、安定有呼池苑，”等等。笔者还可再补充几个：鸿门有天封苑、郁郅有泥水苑、汉阳有流马苑，苑、县不同名，而且又是如此之多，这又是何者为前提呢？苑乎？县乎？如果按《确证》“有骊靬苑必有骊靬县”的逻辑推理，上述诸苑必然属于子虚乌有的河奇县，号非县、白马县、呼池县、流马县等等县了。而《汉书》中异名苑县的诸多记载，正好表明：“番和县有骊靬苑。”至于简四，只是说效谷县借了牧苑的牛十二头，牧苑之名不一定就是效谷。苑、县同名的目前所知只有敦煌一个。《确证》的“前提”论，因为纯属自己的主观构想，所以经不得半点推敲。
  还不只此，《确证》又告诉我们，刘邦定都时，张良赞成关中，进谏说：“夫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胡苑之利，指西北地区养马场多，马都是劲悍的胡马，有利军事。张良进谏时是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说明那时的北部已经有了牧马苑。《确证》又引用《汉仪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头。”《汉仪》又叫《汉官仪》，东汉末应劭撰，是记述西汉官制的专著。注是魏晋人所为。根据《汉官仪》记载，为防止入侵者，西汉朝廷先后设立牧苑三十六所，共养马三十万头，骊靬苑也在36所之内。国家马政由太仆管，既是“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那设苑与设县之间也就没有任何互为前提的关系。
  可见，“骊靬苑的存在是以骊靬县的设立为前提”之说，纯属《确证》的臆断。
  “简一”“简二”已经充分证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之前，没有骊靬县，只有番和县内的骊靬苑。既然公元前60年之前河西不存在骊靬县，那骊靬县的建立，必然在公元前59年以后。
  《确证》开始拿出第一组简文时，也许自觉能廓清史台上的一团迷雾，且对“罗马降人与骊靬城有关”论者不乏奚落之语。但该组简文毕竟讲的是骊靬苑，而不是骊靬县，且前面冠以“番和”，《确证》自知难以服人，无奈之下，只好自设“前提”；而“前提”又是虚构，没有历史基础，不能成立，所以等到论述第三组简文即简五简六时，已捉襟见肘、窘态显露了，无可奈何，只好求助于搬指头“估算”了，最后来了个“少数服从多数，”得出所谓的“确论”。
  第三，搬着指头估算，少数服从多数。
  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廿四□。”这两枚简，不仅表明汉代确有骊靬县，而且反映了该县的官吏状况。但解读时，难就难在无法确定它的时间。人所共知，考古挖掘时发现，所有居延汉简在沙土中本身就是混乱的，《确证》也承认：“丢弃前已经散乱。”若依出土时的排列考究，王莽就会变成汉昭帝的大臣。为了确定上两枚简的年限，《确证》采用了“探方估算法”。《确证》是这么估算的：“简五为削衣，同探方所出318枚简中纪年简13枚，占4％，其中始元1枚，本始5枚，地节5枚，元康1枚，甘露1枚，最早为始元2年（前85年），最晚为甘露2年（前52年）。因此，该简大致可定为昭宣时期遗物。”“简六同出纪年简25枚，占该探方395简之6％，其中本始1枚，五风6枚，甘露10枚，初元5枚，河平1枚，元始1枚，宣帝时期居多，共18枚（不对，是17枚），占25枚纪年简72％（也不对，是70％），因此简六为宣帝遗物的可能性亦较大。”《确证》因无法确证，只好估算，估算当然没有准确结果，只好拿出“大致”、“可能”、“较大”之类不确定词来表述了。“大致”“可能”怎么能说得上是“确证”？老实说，有72％的肯定，就有另外28％的否，定，别说有28％，这样大的反比例，即使只有1％的否定，那99％仍然是个估计数，正确答案有可能就在1％中。有宣帝时期的多数，还有元帝、成帝的少数，只要有元帝、成帝的少数存在，多数就不能变成全部，答案有可能就在元帝成帝的少数之中。这不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吗？假若这样的估算能够成立，笔者不妨亦步亦趋，亦以“简六探方”为例，换个角度作一次估算。本文已经确定：公元前60年之前不存在骊靬县，骊靬县只能从公元前59年之后的年代里去寻找。神爵三年为公元前59年，元始元年为公元1年，我们以甘露为界，因为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恰好是古罗马卡尔莱战役时间。公元前59年至元始1年（公元1年）为60年，前53年至公元1年为54年，这54年占60年的90％，也就是说卡尔莱战役后的时间比例占90％，为绝对多数。以简枚数算：甘露10枚、初元5枚、河平、元始各1枚、计17枚，占该探方纪年简的70％，也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骊靬建县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1年之间是肯定无疑了。当然，这也只能算是一种蒙人的数字游戏。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用估算或假设，对求征的答案划出个大致范围来，在学术探讨上本无可厚非。但我们作上述估算所根据的材料，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搅得前后颠倒，混乱不堪，如本应该连在一起的简一简二，竟出自不同探方，就是混乱不堪的明证，其它简条就更不用说了。根据这样混乱的简条排列而作估算，进而求得“确证，”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显然，《确证》第一步：扭曲简一本意，强说不是为是；第二步：自知难以服人，虚构设苑前提；第三步：前提难以成立，求助数字估算。如此“三步曲”无异于缘木求鱼，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已经确，定，骊靬县是在公元前59年之后建立的。那么，到底是在怎样的一种状况下建立的呢！
  根据史志记载和历史地图的测定，骊靬县址为今日者来寨，者来寨和番和县城古址仅距8公里，地图上看，两县城紧紧相靠，简直就是番和左右城。致使今日永昌县的焦家庄乡有两个西汉县城遗址并存。依照汉代建县“方百里”的基本准则，番和城边是不可能另建县的，除非有极其特殊的非建不可的例外。但不可能的事毕竟发生了，骊靬县毕竟例外地建立在离番和8公里的地方，而且是方圆不超过15公里的蕞尔之地，是何缘由？这说明，公元前59年之后，西汉王朝发生了一桩极其特殊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极其需要将骊靬苑从番和内划出来，建立骊靬县。这件大事，就是始于唐代颜师古而流行于清代学者史地著作中的“骊靬降人”之事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从清代的学者惠栋、钱坫、徐松、王先谦、王筠等，直到“五四”时的学者向达、冯承钧等，都坚持认为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这个推断，与西汉当时为特殊需要，将所属番和县的者来寨划出来，将骊靬苑改建为骊靬县的历史过程完全相吻合，因而是科学的推断，是正确的。骊靬降人，或云从西域内迁的骊靬人，或云从西域归附的骊靬人，都在骊靬降人的涵盖之中。至于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出现的“陈汤俘获说，”只不过是骊靬降人的解释之一罢了。这批内迁的骊靬降人，寻根溯源，他们是卡尔莱战役中或被俘、或逃逸的古罗马军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适应历史的特殊需求，西汉中期划番和蕞尔之地建立骊靬县，随着这种特殊性的消失，在隋代将骊靬重新并入番和。骊靬县为历史使命而来，为历史使命而逝。
  先有番和县内的骊靬苑，而后骊靬苑又神秘地变为骊靬县，涉及骊靬的居延汉简就是苑县变迁的铁证。有关骊靬的汉简，仔细玩味，就会发现一种特别耐人寻味的现象：凡是纪录骊靬苑的，必然牵连番和县；凡是纪录骊靬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骊靬苑人员的，必然是番和县人；凡在骊靬县衙服差的，必然是骊靬县人；凡是涉及到骊靬苑的村庄，必然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是涉及到骊靬县的村庄，又都是骊靬县的村庄。由此可见，骊靬苑跟番和脱离不了关系，是因为它就在番和境内；骊靬县和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它已从番和分出而独立存在。一个骊靬县在骊靬苑的基础上神秘地悄然而生。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毋须假设，也毋须估算，和骊靬一词有关的12枚简文，已一一显山露水，它们的真实面貌都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历史地分成两大类：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简十三：“骊靬千苑奴牧番和宜道里□□；”简十四：“骊靬苑大奴尹福长七尺八寸”等四枚，为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之前的汉简。简五“闰月丙申，骊靬长东亡，移书报府所□；”简六：“骊靬尉史当利里吕延年，年廿四□；”简七：□出钱五十，粟五斗，骊靬；”简八：觻得□□，骊靬常利里冯世□；”简九：“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辆；”简十：“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占家当乘物，□□年廿七，□□；”简十一：“出粟二斗四斤，以食骊靬佐单门安……”简十二：“□□过所遣骊靬尉刘步贤□”等八枚，为另一大类，是公元前59年以后的汉简。前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前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骊靬苑在番和，故啬夫、杂役、奴牧都是番和人，反映了番和骊靬苑的地址和人事状况，县府是番和；后者，属于骊靬建县以后历史时期的文书内容，当事人都成了骊靬某某里人，反映出骊靬县的官吏状况和一些居民情况，县府是骊靬。两大类汉简，泾渭分明，是两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分别反映了骊靬建县之前和骊靬建县之后的两段历史。并证明骊靬县是公元前59年以后才出现的。
  综上所析，我们的结论是：汉简证明：西汉王朝在收复河西地区之后，鉴于张掖郡番和县者来寨一带具有良好的天然草场，故在者来寨建立了牧苑：骊靬苑。后来，即公元前59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是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顺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靬县。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正是。
  二〇〇一年春初稿
  二〇〇四年二月写定
  ——（原载《金昌日报》2004年6月3日第4版）
  关于骊靬的几个问题
  王萌鲜 宋国荣
  第一，骊靬县的存在无法否认。中国的一批权威史书，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中都以十分明确的文字记载了这个县的存在，还指出：这个县在两汉及三国时隶属张掖郡，晋代以后属武威郡，隋代开皇中（约公元592年）并入番和县。《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靬：（王）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第二，为骊靬降人设县有据可查。《汉书·张骞传》中，唐初学者颜师古解释骊靬说：“黎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黎声相近。”师古之解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所以如此，就在于它的可靠性。师古也许料到会有人怀疑他的注释，特地向后人交代说：他的注释“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师古语）。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们考证训古之风大兴，不少学者沉溺于汉儒经典的研究之中，广证博析，钩沉考订，对经典中留下的疑难作出合理的解答。涉足骊靬者不乏其人，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靬县缘何而设，作了更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降人当然包括和平归降。若跟颜师古的解释连起来，就是：骊靬县取骊靬国名为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就是中国唐至清代的历史训诂学家的结论。不能说他们没有根据，只是由于典籍的大量失传，我们无法看到他们考证时所根据的材料。如徐松、为嘉庆编修，因坐事戍伊犁，致力于史地研究，尤其对西北史地的研究，破疑解难，成绩卓著，为世所公认。现在有人武断地说这些学者结论没有根据，未免过于轻率，只能十足地表明此类否定者善于信口开河，而信口开河自然是不需要任何根据的。现在还有人说：颜师古之解始于初唐，距西汉中期六百多年，不足为凭。如果时间能够成为理由，那末，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我们，距西汉二千多年，距初唐1400年，更有何资格去评说或否定颜师古注解错了呢？正因为历史遥远，大量资料在不断遗失（这一点只要看看《汉书·艺文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书目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就是凤毛麟角，如同长夜里的一盏小灯，只能保护，不能把它扑灭。因此，不能否定中国从初唐到清末一批学者对骊靬研究的成果。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若干现代学者在这块土地上起了拓荒者的作用，不仅信心十足地坚持了颜师古之说，而且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研究有了开拓性的进展，前者如向达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后者如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所著的《西力东渐记》中指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这是第一次将骊靬降人跟古罗马东征军联系起来。
  第三，曾有古罗马人迁徙河西。中国古史书将这批古罗马人或者称作骊靬戎，或者称作秦胡。之所以称作秦胡，是因为东汉、三国时期，骊靬国又被称作大秦国，中国自然称大秦人为秦胡。如《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朝延徵卓为少府，卓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这里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就是湟中羌和大秦胡之意，后面的“羌、胡”就是“湟中义从及秦胡”的概语。秦胡确指古罗马人。有人认为，此处“秦”指汉人，假设如此，那末，下句的“羌、胡敝肠狗态”作何解释？汉人到哪里去了？再如，三国时马超、韩遂叛曹操，马、韩所率西凉兵主要是被称作“秦胡”的罗马人。曹操施离间计，约韩遂“叙旧”，以引起马超疑心。《魏书》具体记下了会语的情景。《魏书》说：“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防护木栏）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惧”。这《魏书》是曹魏朝廷编撰的皇家史，成书早于《三国志》，现在我们无法看到曹魏《魏书》，但这段文字却由南朝的裴松之抄录在《三国志·武帝纪》的注释中，十分可贵。毫无疑问，这秦胡就是大秦人即罗马人。这段文字，“胡”出现两次，前面点出是秦胡，后面就省掉秦字，正好说明“秦”是对该胡属性的界定。统观上述两段文字，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处的秦胡是一个确定的民族称呼，绝不可能理解为秦指汉人，否则，文理上怎么能通得下去？由此可见，《后汉书》在凉州兵事的记述中多次提到的秦胡，就是河西的罗马人。不可否认，西汉初个别情况下也确称汉人为秦人，但秦人和秦胡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是两个概念。古史书中将汉人和少数民族并论时，总是讲“华夷”或“夏夷”，从未有过“秦夷”之称。那种把“秦胡”认为是汉、胡之合称的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元人胡三省在解释《通鑑》，东汉章和二年邓训部中的秦胡时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此话大谬，此时，建汉已将三百年，历十二、三代人之久，有什么秦威遗存？《后汉书》、《通鑑》的箸写者，又怎能以夷人口吻言之？秦胡实在是一个确定的民族概念，上面引的两段文字就是明证。
  因为中国古代称罗马为骊靬，在河西走廊的罗马人又被称作骊靬戎。《晋书·张祚传》载：永是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靬戎反叛，竟打败前来讨伐的张祚军队，可见势力之大。中国史书将罗马人如此明确直书为“骊靬戎”者虽属绝无仅有之笔，虽少，却实乃为铮铮发光，一字千钧的文字，须引起任何一个史学家的直面。现在竟有人将“骊靬戎”解释为“骊靬县的少数民族”这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骊靬县故址者来寨，有一条河从南山，沿伸下来，现在叫者来河，在当年叫卢沟，也叫卢水，时至今日的永昌地图仍将者来河上游标为早卢沟，即前时之意卢沟。因地理因素加上约定俗成的缘故，骊靬人又称作卢水胡。《三国志·张既传》中说：黄初二年，骊靬、番和、显美三县的“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起义者数万人。卢水胡起义之地就是后来东晋时骊靬戎造反之地。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上确有数以万千计的被称为“秦胡”、“骊靬戎”或“卢水胡”的罗马人在河西生活。
  第四，河西罗马人来自克拉苏东征军实属必然。西汉时期，中国跟罗马不存在商贸往来，甚至罗马使者也不能通达，自然谈不到罗马商人入汉。原因就是安息阻隔。这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的：“其王（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丝绸）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直到东汉桓帝延熹九年，才有首批大秦使者到中国。那末，河西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到底从何而来？答曰：来自克拉苏的东征军。为争夺商业和领土，克拉苏发动了对安息的战争。通说克拉苏率五万人，但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一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十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战场上近一万人逃脱，其余或毙或俘（《罗马史》第14卷）。数万俘虏被遣送安息东疆马吉安那服役或守边。马吉安那在木耳加布河流域即今阿富汗西北部，北靠康居，东接大月氏、大夏。西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早已穿过大月氏、大夏，直抵安息首都，并与这些国家有频繁的商贸往来。在安息东疆已沦为奴隶的罗马俘虏不堪忍受安息人的欺辱，便成批成批逃到大月氏、大夏，开始了与西汉的接触，并大批内迁。西汉在张掖郡设骊靬县以安置。这就是颜师古说取国名为县、清代学者说该县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缘由。
  具体完成这一重大行动的人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据《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为陇西狄道人，仕途阅历并不复杂。少时随长罗候常惠将军屯田乌孙赤城，汉元帝初，举茂材，拜为朝廷郎中车骑将军，寻迁张掖太守，时为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八年后迁酒泉太守，因“在两郡著功迹”成帝初（公元前32年）徵为朝廷光禄
  大夫，后为光禄勋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去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班固在传中作了这么一段记述：辛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此处的“西域亲附”，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他在西域乌孙国时，不过是常惠部下，无关轻重；后为光禄大夫时，管的是顾问应对之事，与西域无关，西域事由典属国掌管。辛庆忌到底是怎么在和平年代而使“匈奴西域亲附”的，答案就在张掖太守中。从时间推算，辛庆忌在张掖、酒泉两郡呆了十六年，若二一添作五的话，他在张掖的任期至少是八年，即从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40年。《传》中说他在当车骑将军时“尚未知名”，而迁张掖太守后即“所在著名”，正是他作为朝廷的和平使者，奉命从西域大月氏等地接回万千要求内迁的罗马流亡军人，安置在他所管辖的番和县南照面山下。以此义举而扬名天下，而成为国家虎臣。从此，祁连山下出现了一个使后人扑朔迷离的县：骊靬县。
  从上述四个方面，我们可完全明白骊靬县的来龙去脉。
  现在，有一个问题使学者们争论不休，即公元前36年，陈汤在对西域郅支匈奴讨伐中所获俘虏里到底有没有罗马流亡军人。这，只要分析一下历史事实就明白了。根据《汉书·匈奴传》及《陈汤传》告诉我们的事实：郅支匈奴因屡杀汉使，深怕汉军联合南匈奴消灭他，便合众西迁，至坚昆；时康居国屡为乌孙所困扰，无力自卫。康居国王闻讯郅支西来，派使者至坚昆，答应给郅支在康居东边提供领地，欢迎郅支去驻，目的是将郅支作为屏障以胁乌孙。郅支大悦，移众继续向西。不料中途遇大风雪，数万之众死者十之八九，到康居东，苟活者才三千人，且伤兵者多。三千疲惫，如何敌当乌孙！郅支向康居王“借兵”，康居王给郅支借了一批人。这就是《陈汤传》中写的“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我们须特别注意“借兵”二字。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拥有六十万人口之众的康居不能自卫，郅支却靠从康居借来的“这批人”连续大败乌孙，致使乌孙胆寒，不敢西顾；不仅如此，郅支又乘胜骄，靠“这批人”反戈一击，一下子打得康居七零八落。郅支威震西域，成了一霸。“这批人”俨然如同神兵天降。很明显，这是一支可怕的战斗力量。问题来了：“这批人”在康居那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又向康居反戈一击呢？我们可以断定，“这批人”在康居那里被视为异已，不受重用，为无用之徒，甚至受到歧视；而到郅支这边，疲惫中的匈奴自然要把他们作为冲锋陷阵的力量。在康居那边他们是寄人篱下的睡狮，在郅支这边他们是腾跃下山的猛虎，无论如何，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精通战术的战斗部队，在这一点是毋庸怀疑的。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从安息西部草原上逃跑出来的克拉苏第一军团的部分，几经辗转而投靠康居。他们被借转而成为郅支匈奴的成员，并在后来参与了跟汉军的作战，形成罗马军人跟中国部队的第一次接触，一次空前绝后的接触。首先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是中国学者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提了出来。
  有人站出来说了：“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已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这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克拉苏被重重包围，儿子为护父率军冒死突围在情理之中；克拉苏被俘，儿子为救父战死沙场也在情理之中。同样，军团长战死，必有副军团长继任指挥，副军团长战死，必有另外的副手或下属继任指挥，这也是必然之事。“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显然这话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正如古罗马大历史学家阿庇安告诉我们的：罗马军在卡莱战场上突围出了近一万人。为了活下去，这一万人必然要寻机奋力逃出安息，而较为松驰的安息东北边境为他们提供了出界的可能。何况安息首都泰西封就有商贸大道通往中国。因此，毫无疑问，陈汤俘获的匈奴中确有一批罗马军人。
  无可否认，正如《汉书》记载，陈汤所获俘虏全部“赋予城郭诸国”。但《汉书》并未说这批俘虏就全部老死在那里，一直未做任何迁徙。稍微懂得一点历史常识就可便知，古代环境为一个民族成批迁徙所造成的随意性和频繁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动辄南迁北移是常事。“赋予城郭诸国”的匈奴人和罗马人也不例外。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断言他们就没有进入玉门关。他们跟骊靬县的建立无关，但却跟骊靬县的县民有缘。公元前45年前后，骊靬已在祁连山下拔地而起。
  至于拿出个人对于“重木城”和“鱼鳞阵”的解释为根据，来否定罗马人参与郅支单于的部队同汉军作战的历史发现，更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说：“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这话有点武断。其一，不要忘记，公元64年毁于一场大火的罗马城，房屋基本上是用木料建造的，后建的新城才用石料取而代之，何况筑郅支城是公元前36年前的事，怎么能断然说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其二，倒退一步，就算是罗马军队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但是用兵之道，因势制宜，在彼处修石城者，不能说在此处不能修木城，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态势，罗马人协助郅支单于建造重木城并非天方夜话，惯于穿戴皮衣皮帽的鄂伦春人，并不妨碍他们在南方着一些葛纱丝缎；惯于穿中山装的人，并不妨碍他们有时穿起西装打起鲜艳的领带。我们大可不必为罗马人修重木城大惊小怪。
  “否定论”者又说：“《陈汤传》中的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关系。”这又是一种武断。他们解释说：“罗马的乌龟阵是这样一种阵式。即军队进攻尤其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象鱼鳞而已。”这种解释，不攻自破。郅支单于的罗马人出于守城的需要，自然主要将盾牌挡在前面排成鱼鳞阵，演习防守的阵形，不需要“将盾牌高举过顶”的攻城阵形，因为他们眼前的形势是防御。我们知道，罗马军队的作战阵形主要承袭古希腊的作战阵形，以战士密集成列的方阵为基本形式，为着作战攻防要求可以随时变换其形状。卤盾举过顶形成“乌龟壳”，或者卤盾不举顶而排成鱼鳞状，都是因不同需要而出现的形式变换，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拳击运动员出拳，出左手和出右手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硬要加以区别，而且是本质的只能使自己陷入荒唐。
  至此，正如我国最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辞海》在骊靬条目中诠释的那样：“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在今甘肃永昌南。”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河西走廊曾经有过一座罗马城；这罗马城是为罗马降人而设；因远征安息而流亡的罗马军人确实参与了公元前36年匈奴保卫郅支城的战斗。
  （原载《骊靬》2002第一期）
  卢水胡就是骊靬人
  王萌鲜
  （一）
  在中国史书中我们见到最早记载卢水胡的是《后汉书》，在此以前，还没见到这一氏族称呼。上书《西羌传》载，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烧何羌种在其首领比铜钳的率领下去侵犯卢水胡，结果遭到卢水胡的重创，比铜钳率众投靠临羌县（在今西宁东）。比铜钳是个老妇人，此时已年逾百岁，懂点天文数术，多智计，为同羌种所信仰。投靠临羌后，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县令把比铜钳抓了起来，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这是史书中卢水胡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顾名思义，卢水胡就是居住在卢水一带的胡人。卢水又在什么地方呢？唐高宗的儿子李贤爱好斯文，他曾经为《后汉书》作过一些注释，他解释说：今西宁东有条小溪叫卢溪，此即卢水也。这样，李贤就把卢水胡拉到了卢溪边，让他们在卢溪照见自己的影子。
  但从《后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事实表明，卢水胡实实在在没有生活在卢溪边。而是生活居住在张掖郡的卢水。
  《后汉书》再次提到卢水胡是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是书说：“二年夏，继吾遂与诸众（羌）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战于荔谷，崇兵大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千余人。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东汉时期，凉州只有一个属国，即张掖属国。属国设都尉，管理本郡居住和归降的少数民族。很显然，文中说的“属国卢水胡”就是张掖属国卢水胡，简言之，就是：张掖卢水胡。如果把上面那句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诸羌种以及居住在张掖的卢水胡都起来响应继吾。至此即可明白：卢水胡居住在张掖郡，而不是所谓的卢溪边。
  卢水胡居住张掖郡的历史佐证不仅如此，还有。
  据《后汉书·邓训传》载：“元和三年（公元86年），卢水胡反叛，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这段十分简要的文字说的是：元和三年，卢水胡发生了反叛，朝廷任命时为谒者（官名）的邓训为张掖太守，邓训乘着驿站的马车，先到武威向凉州刺史部报到，然后又到张掖上任，处理卢水胡反叛的事。
  邓训是光武皇帝复国功臣之一邓禹的儿子，为官后因善于处理民族问题而受到朝廷的器重。永平中，上谷太守任兴对赤沙乌桓采用暴政，乌桓怨恨谋反，朝廷任命邓训为护乌桓校尉以防其变。邓训到任，安抚边民，善待乌桓，不仅使乌桓安顺，鲜卑闻其恩威也不敢近塞下。边境夏夷，编出歌谣歌颂他。现在卢水胡反叛，又任他为张掖太守去平服卢水胡。这不是明白指出卢水胡在张掖郡吗？
  还有。东汉明帝即位，承父亲光武帝之余烈，国泰民安，天下无事，寂寞中想起老祖宗汉武帝可真是个出尽了风头的皇帝，自己也应该有点政绩，就学武帝的样子，再跟匈奴开战，把丢失了的西域属国再夺回来。选择统帅，选到了窦固。窦固是那位潜居河西观中原龙虎斗的窦融的侄子，好看书，喜兵法，特别在河西多年，明习边事，于是拜窦固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耿忠为副，谒者仆射耿秉为附马都尉，秦彭为副，率军出征西域。永平十六年（公元74年），正如《后汉书·窦固传》说：“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这里我们且不管窦固西征胜负如何，还是回到卢水胡的考证上来。按照唐太子李贤的解释，卢水胡居住在卢溪边，而卢溪一带当时属金城郡，文中应当写窦固到金城郡去招募卢水胡才对。但恰恰相反，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窦固是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即张掖郡招募卢水胡的，而不是在金城郡。《后汉书》的这段记载，又不是明白指出卢水胡在张掖郡吗？
  前面所述比铜钳率烧何羌侵犯卢水胡，遭到卢水胡的沉重打击，地点就是今平羌口及硫璜沟一带，因为这里是张掖和青海的交通要道。中间是祁连山，山南面是青海，山北面是张掖郡的骊靬县。
  事实证明，李贤的解释是穿凿附会的，在写那段注释时全然不顾《后汉书》本身已经对卢水胡活动地点十分清晰的表述，而作出的错误诠释。其实，李贤等人对《后汉书》的注，后来不少学者批评过，认为没有仔细考核校订，有许多错误、冗杂和疏漏的地方。我们认为对卢水胡的解释就是一例。
  （二）
  卢水胡在张掖郡是毫无疑问了。但卢水胡在张掖郡的哪里？张掖郡是偌大的一块地方，当时包括八个县，卢水胡到底在哪几个县？
  我们可以回答：卢水胡当时生活在张掖郡的骊靬、番和县和武威郡的显美县。《三国志》给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佐证。
  曹丕从汉献帝手里接过政权，改朝换代，建立魏朝。曹丕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不义的篡夺，因而遭到一些地方的反对，凉州地区就是其中之一，而凉州最甚者为河西，河西爆发了以卢水胡为基本力量的官民大起义，武装反抗曹魏。
  镇西大将军曹真前来镇压卢水胡，遭到重创，消息传到洛阳，曹丕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召集众臣商议，众臣一致推荐张既，认为张既跟随太祖多年，多奇思，富智谋，南征北战，深得太祖赏识。曹丕说：“非既莫能安凉州！”召回新任凉州刺史邹岐，以既代之。曹丕又向张既下诏说：“卿谋略过人，今则其过。以便宜从事，勿复先请。” 卢水胡反叛，不是绿林好汉聚众为盗，而是一次政治行动，是整个河西各族人民同地方官吏反对曹丕，抵制曹丕所派刺史邹岐的政治行动。卢水胡的领导者伊健妓妾、治元多，倘若不是县令一类的人 物，也至少在地方上是一面旗帜，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和鼓动力。是时，武威颜俊，张掖的张进、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鞠演等官吏并举郡反，自号将军，和卢水胡呼应。
  张既率军抵金城，欲立即渡河击胡，诸将守以为“兵少道险、未可深入”应整休数日，观胡变化。张既说：“道虽险，非并陉之隘，夷狄乌合，无，左车之计。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张既扬言，军由□阴（今景泰一带）向西挺进，并摆开阵势。胡前锋七千余骑直抵□阴口（今靖远）迎击既军，张既却率主力潜由且次（今古浪一带）出至武威。正如《三国志》说：“胡以为神，引还显美。”张既已据武威，劳赐将士后，欲进军击胡。诸将皆曰：“士卒疲倦，虏众锐，难与争锋。”张既说：“今军无现粮，当因敌为资，乘胜追击，速战速决。若延缓时日，胡进入南山为盗，追之则道险穷饿，兵退则卷土重来，那就是一日纵敌、患在数世也。”张既即率军由武威进显美（即今永昌六坝、清河地区）。《三国志·张既传》描写了以后的战斗情景：“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为伏，使参军成公英督千余骑挑战，敕使佯退。胡果争追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斩首获生以万数”实在不是个小数目。
  张既代邹岐为凉州刺史后，任贯丘兴为武威太守。时显美属武威郡，番和、骊靬属张掖郡。张既在显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既遣贯丘兴率精兵五千西进张掖郡，以镇压仍在那里延续的反抗。《魏名臣奏》中所载张既向朝廷的进表记述了贯丘兴西进张掖后的情况。张既表云：“领太守贯丘兴到官，内抚吏民，外怀羌胡，卒使柔附，为官效用。黄华、张进初图逆乱，扇动左右，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言则涕泣。于时男女万口，咸怀感激，形毁发乱，誓心致命。寻率精兵踧胁张掖、济拔领太守杜通、四海太守张睦。张掖郡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皆兴，兴皆安恤，使尽力田。”
  武威太守贯丘兴遵旨率五千精兵向张掖郡进发。番和、骊靬二县为张掖郡的东大门，此时为卢水胡集聚之地。张进煽动汉人和胡人反叛，番和、骊靬的卢水胡即是精锐力量。贯丘兴只有首先解决了番和、骊靬的问题，才能砍断张进的“双手”置张进等于死地。于
  是贯丘兴临难不顾，深入骊靬民夷，向将校民夷，陈说祸福，晓以大义，言则涕泣，精诚感人。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皆弃恶归顺，张进也就成为瓮中之鳖了。贯丘兴寻率精兵拿下张掖，救出了太守杜通等。番和、骊靬二县的卢水胡及汉民，贯丘兴都给予安恤，让他们回家，尽心耕牧，过和平的劳动生活。
  我们能从上面的历史事实的叙述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至少我们能明确这么几点：第一，在地理位置上成为鼎足之势的番和、骊靬及显美县，除了汉民居住外，也是卢水胡世代生存的地方；第二，魏文帝时的卢水胡反叛，就是番和、骊靬、显美三县吏民对曹丕称帝的反抗。
  我们已经明白：骊靬县是“取国名为县名”，是西汉王朝为安置“骊靬降人”而设的，以至南北朝时期，仍然有一批其力量足以与朝廷州府抗衡的骊靬人居住在骊靬县及周围，他们竟然可以打败张祚的军队于南山。骊靬人长期居住生活在骊靬县是明摆着的事实。为什么在晋代之前的三国时期，骊靬县突然又成了卢水胡的世袭领地？
  原来，这卢水胡是骊靬人的又一称呼，卢水胡就是骊靬人。
  卢水是张掖郡骊靬、番和一带的代称。西汉时，骊靬城东西的者来滩是天然牧耕地，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延及番和。骊靬城旁边有一条河，叫者来河，也叫卢沟，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永昌地图上仍把者来河上游标为早卢沟，望文生义，即当年之卢沟也；番和城北，则是南北二十里的沼泽地，池水中芦苇丛生，当地又称之为芦浒，书写时也有写为卢浒或卢水的，卢水之名自此始焉。现在永昌城北海子，古名叫香草浒，是当年芦浒的一部分，现在的焦家庄乡南、北泉村、是芦浒的中央。因为如此，这里的人也就被称为卢水人了，骊靬人作为这一带的主要居民，作为胡人，自然也就成为卢水胡了。卢水胡就是骊靬人，骊靬人就是卢水胡，这就是结论。
  （三）
  从史书看，东汉末至北魏，在河西以外的一些地方也有卢水胡出现，这些卢水胡人都是以张掖郡特别是以番和、骊靬、显美三县为根据地的骊靬人（也称秦胡），或因从军而流动，或因战争而迁徙，撒向中原内外，于是出现了陕北卢水胡、湟中卢水胡、河套卢水胡、西南的黄石卢水胡、北地卢水胡等等。但他们的老家是张掖郡的卢水地区，番和、骊靬一带。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为反抗北魏的压迫，有个卢水胡人在杏城（黄陵）揭竿而起，率众起义。他就是在东汉时期或从军于马援部或从军于窦固部最后被安置在杏城的河西骊靬人盖吴。他自称天台王，建立宫廷，署置百官，西北各族人民纷纷响应，众至十余万。东占临晋，西攻长安，锋芒所向，北魏军节节败退。次年魏太武帝率军镇压，盖吴才被迫退兵。不久，盖吴又在杏城结集起义，自称秦地王，以后不久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才相继败散。
  另一位被称为卢水胡的骊靬人沮渠蒙逊，则是东晋时期十六国之一北凉的建造者。这是一位当上了皇帝的骊靬人。
  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这得从吕光谈起。吕光原为前秦符坚部下将领。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奉命率兵七万余进击西域，翌年在龟兹城下击败龟兹兵，又击败来支援龟兹的西域多国部队，于是西域三十六国皆尽归附。旋以两万头骆驼尽载西域珍宝，文物和天竺国高僧鸠摩罗什，得意东归。忽闻前秦军队在淝水之战中惨败，苻坚被杀，吕光遂割据凉州，建都姑臧，自称酒泉公，建元太安，史称后凉。蒙逊和伯父罗仇、鞠粥都在后凉的军队中当军官。
  蒙逊家族在吕光部下已形成一支具有相当威慑力的力量，吕光感到威胁，便打主意剪除蒙逊羽翼。他设“鸿门宴”，想一网打尽。蒙逊感觉事情蹊跷，没有赴宴，赴宴的罗仇、鞠粥等都被吕光杀了。蒙逊为伯父举行葬礼，亲友及部下会葬者万余人。蒙逊哭谓众曰：“吕王昏庸，荒虐无道，百姓涂炭。我们应当起来造反，推倒吕王！”众皆喊蒙逊万岁。遂杀了吕光的护军马邃、临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间，众至万余，屯据金山，推举段业为大都督、凉州牧。
  其实，蒙逊在这时可以自任大都督，作军中统帅。但蒙逊不是个目不识丁的粗人，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数术，正如《晋书》说的：“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他有儒家胸襟，又有道家风骨。晓得搞政治就是搞阴谋诡计，谁的阴谋诡计多谁就是胜者。他推举段业，是看中了他是个“儒素长者，无他权略”，易为他人所左右。段业当大都督的第一天，也就是段业开始倒台的第一天。
  有个叫马权的，是段业的门下侍郎，才智出众，武略过人，隽爽有逸气，做事很谨慎。他忠于段业，因此被蒙逊视为自己的最大对手。段业看出蒙逊咄咄逼人，便以马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遣蒙逊为临池太守，多了个心机以防范。蒙逊到了临池，派人到张掖散布谣言，说马权正在策划兵变，要推翻段业。段业听到，就将马权杀了。蒙逊有个堂兄叫男成，为段业的辅国将军，办事不讲权术，以忠厚笃行著称，深得下属拥戴，对段业十分忠诚。蒙逊想方设法要除掉男成。六月，他请男成在初六日一同去祭兰门山，男成欣然应诺。蒙逊遣人向段业告密说：“男成要谋叛，许以取假日祭山作逆。”段业派伏兵于兰门山，看男成来不来。到期，男成果来，伏兵猝不及防把男成杀了。
  蒙逊泣告众曰：“马权忠于段公，枉遭屠害，男成忠于段公，又遭杀戮。诸君能为报仇乎？段业忘恩负义，枉害忠良，不顾百姓，吾辈能安枕卧观乎？”男成素有恩信于部下和百姓，蒙逊一呼，众皆愤泣而从之，逾一万多众，卢水胡及南山羌都起兵响应，声势大振。
  蒙逊杀段业，率骑二万东征，攻下姑臧不久，从张掖迁都于姑臧，以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即河西王位，改元玄始。置百官，缮宫殿，起城门诸观。
  以后，接连发生的三件大事，促使蒙逊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人生哲学有了反省，一种良知对自己产生责备。封建社会里，不论官员还是平民，不论念书人还是文盲，都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观念，认为人在宇宙中不是至高无上的，不是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可以干，始终相信：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空间的任何行为，都逃不脱冥冥之中有两只明锐眼睛的盯视，它不仅盯视行为，还盯视意念。也就是说，一个有生命的具体的躯体，任何情况下都被一个无形的第二者所监视，最后产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果。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灾殃”。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审独”，有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审独”才能表现出实效，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审独”任何时候都是自觉的。用不着有一个人出来大声疾呼：“审独呀审独！”老子什么都不怕，还审什么独？
  蒙逊碰到的三件事是：“河西接连大地震，山崩木折；太后的病越来越重；天大早，麦苗枯死，赤地千里。蒙逊下了两道罪己诏，其一曰：“太后不豫，涉岁弥增，将刑狱枉滥，众有怨乎？赋役繁重，时不堪乎？群望又洁，神所谴乎？内省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以下。”其二曰：“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攘。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书不云乎？‘百姓有过，罪予一人。’”并驾舆于番和，大祭金山，以求上天宽容，保护万民。
  有的史书称：沮渠蒙逊是匈奴人。其理由是《晋书》的蒙逊载记说的：“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可是载记在前面交代说：“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晋书》说得很清楚，他是卢水胡人。其先世曾为匈奴做过官，并以官名为姓，但并没有说他就是匈奴人，我们更没有理由把他划为匈奴。譬如李陵，降匈奴后也确实在那里做了大官，子孙也在匈奴中生活下来，能以此为由，把李陵划为匈奴人吗？显然不能。既然他是卢水胡，当然就是骊靬人，老家当然就是骊靬、番和一带。为什么“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我们读一读蒙逊的自白，便可了解其中的一些缘由。蒙逊说：“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光武起兵，窦融潜居河西，蒙逊的祖先曾给予窦融极大的支持，说明蒙逊家族在东汉初已十分显赫。蒙逊后来在向东晋皇帝的一份表中说：“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险，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此言透露出，蒙逊先祖史上曾有一段曲折，曾有一段“夷险”的遭遇；曾经被匈奴掳去，在匈奴那里当过左沮渠的官。西汉中末，匈奴人抢掠河西是常有的事，蒙逊祖先被掠夺去，后再逃回来，成为家族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四）
  在离者来寨十多里的南山中，有一座巨大的坟墓，今日人们去看，四面高山耸立，和大坟互相辉映，确实气象不凡。者来寨及焦家庄的群众说：自古以来传说是娘娘坟。娘娘是皇妃，到底是哪朝哪代的皇妃埋葬在这里”为什么恰巧埋在者来寨的南山中？
  答案藏在坟墓中，只要掘开坟墓，一看已经枯朽的“花容月貌”便一切都会明白。但在还未掘开之前，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
  蒙逊当上皇帝以后，少不得要选妃。他是骊靬人，骊靬混血女郎中必然有绝代佳人。蒙逊把这样的绝代佳人选入宫中，十分宠爱。她也许叫丽妃。丽妃是东方人和西方人相融合的结晶，天生玉质，绝妙无双。但天不作美，丽妃年纪轻轻的就得病死了。她还留下遗嘱：要把她埋在骊靬城南的松林中，四面有高山环绕。蒙逊按妃子的遗言，下诏照遗言做了。于是一座巨坟突起，伴随着动人的传说从历史的沿变中一直走到今天。
  （原载《骊靬》1999年第一期）
  再论河西“罗马人”
  姜青青
  “骊靬”意为“罗马军团”。
  西汉设置骊靬县，班固《汉书》和许慎《说文》是有记载的。自中外不少学者提出骊靬县故址（今甘肃永昌县附近）是一个安置罗马战俘之地的观点后（详见《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5日第三版：郗永年、孙雷钧《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有关“骊靬”和罗马城、和罗马军团、和罗马军后裔的报道，不断出现于报端，史学家对此也众说纷纭。而“骊靬”得名之争，也即此地是否与安置罗马战俘有关之争。早在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就说，骊靬县“盖取此国（指大秦）为名耳”。清代王筠《说文句读》引张穆的话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也说骊靬“盖以其降人置县”。本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称骊靬应是古埃及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译音，而日本白鸟库吉也持这一观点（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四十年代，英国学者德效骞认为，骊靬县应是安置罗马降人的县城。法国布尔努瓦在其1963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书中也引述并赞同德效骞的观点。在众多的学者论述中，刘光华的《西汉骊靬县与犁靬国无关》一文（详见《丝绸之路》期刊1994年第三期）比较全面地引述了近一些年的各家之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话题争论的大概。刘光华罗列了“骊靬”之所以得名的如下这些观点：1、华丽之皮说。2、深黑色之皮说。3、地理形势说。4、骊山之异译说。5、祁连之异译说。6、向往与犁靬交往说。7、安置犁靬国人（如随使团及商人华者、犁靬幻人和罗马降卒等三方面的人）说。刘光华在论述否定了上述这些观点之后，又提出了匈奴犁汗部之说。这可以说这一争论的第八种观点了。葛剑雄《天涯何处罗马城》（见《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文也基本上赞同这一观点。笔者在考察“骊靬”之得名中却发现，中外学者考证“骊靬”时，都没有将中西方语言正确地结合起来考察，以至发生了许多不确切的猜想和推测，甚至错误。据我的考察，“骊靬”就是“罗马军团”的意思，它是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词语。或者说，中国在西汉时期确确实实与罗马帝国的军团发生了接触，而这支罗马军团最后就在今天河西走廊的永昌县附近居住下来了。这只要对照一下当今世界几大语言中的“古罗马军团”一词的读音，即可一望而知。请看：一、汉语：骊靬[音Lqí
  an梨虔]。二、意大利语：Legióne。三、英语：Legion[li：d3n]。四、法语：Légion。五、德语：Lenion。六、西班牙语：Legión。上述这六种当今世界主要语言有关“古罗马军团”一词的发音基本相同，由此完全可以断定，“骊靬”即“罗马军团”的意思。秦汉时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取名方法很多，标准不一。如：安息，即帕提亚帝国，其创建者为Arsak汉人遂因其王名称其国为安息。乌弋山离国，前2世纪至1世纪伊朗高原，东部的一个地区或半独立国家，汉语的名称是其首都的音译。楼兰国得名于“牢兰海”（即罗布泊）。高昌，汉时的屯戍镇，元帝时在其地构筑了军事壁垒，以其“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其他还有取酋长名的哀牢，等等。当西汉之时，罗马是一个军事强权的帝国，几乎全民皆兵，元老院和军事巨头频频发动对外战争，四处攻略，称霸于世。当时罗马给世人的最强烈的印象，应该就是它所发动的战争和它庞大的军团。所以，中国的史籍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将“罗马军团”作为这个国家的称呼，这是符合当时罗马历史特征和实际情况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在其1991年12月出版的《河山集（五集）·河西与敦煌》中说：“骊靬为县名，当是因骊靬降人而设置的。以域外降人设县，亦见于上郡的龟兹县，其县也是因龟兹国的降人而设立的，这在汉时已是通例，无足为奇。”史念海的这一说法应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姜青青，学者，著有剧本《最后一支罗马军团》。
  康居之战和罗马士兵
  管林
  班固《汉书·陈汤传》记载了康居之战的全过程。
  康居又称粟特，东邻乌孙，西接安息，位于中亚细亚阿姆河流域，首府玛拉干达（今撒马尔罕）。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秋，陈汤矫诏发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十五国之兵共4万余人，出西域西征康居，诛灭匈奴郅支单于。这次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总计斩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1518人，俘虏145人，投降者1000多人，分配给西域十五国王公作奴婢。
  康居之战引起了现代学者的关注。
  1944年，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冯承钧在其《西力东渐史》中提出：陈汤征伐康居时，已经和郅支单于所统率的罗马士兵发生了接触。
  1957年，英国汉学家德效骞在伦敦发表了《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文中认为：永昌县境内的汉代骊靬县的设置，与西汉名将陈汤远征郅支城时所俘获的罗马战俘有关，即西汉政府为安置罗马战俘而设了骊靬县。
  1964年，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文中认为：在汉代以前，中国的商品，已经由西域入转运到欧洲。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官吏、商人开始和侨居在当地的欧洲人发生接触。当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63年）陈汤和郅支单于作战时，已经和郅支所统率的罗马士兵发生接触了。这些接触扩大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
  1977年，齐思和先生在《历史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名著《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再次论述：“公元前三六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康居，擒杀郅支单于。据现代学者考证，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北匈奴郅支单于既死，臣服于汉的呼韩邪单于遂统一匈奴，谨事汉朝。”他说的现代学者特注明是冯承钧。
  2005年，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的重要著作《亚洲史》（第四版）汉译本出版，他在《古中国文明·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章节中说：西汉政府曾“派遣一支远征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撒马尔罕进行追击。那里，公元前42年，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他们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剑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是与罗马的一次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他的记述不尽准确，时间的表述明显错误，不是公元前42年，而是公元前36年。但还是传递了不少的历史信息。
  现代学者们的推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陈汤远征康居的战俘中究竟有无罗马士兵？汉代骊靬故县和罗马士兵有何关系？还有待于继续探研。但无论如何，康居之战在中西交通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陈汤远征郅支消除了中亚和西域的战乱局面，对西汉王朝和西域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载2005年6月14日《金昌日报》）
  骊靬——千古之谜解
  骊靬文化研究会
  1、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骊靬这个县？
  答：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县是毫无疑问的，至少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找到这样的历史根据。第一，中国一些极具权威性的著作，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史书，都在它的《地理志》（或《郡国志》）中，明确无误地记载了这个县。《三国志》虽然没有地理方面的专述，可是在《贯丘俭传》后附录的《魏名臣奏》张既的上表里以豁目的文字写下了这个县的名字和方位，说：“张掖（郡）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兴皆安恤，使尽力田。”这些史书还指出，骊靬县在两汉及三国时隶属张掖郡，晋以后属武威郡，隋代开皇中（约公元592年）并入番和县，骊靬作为县的建置即被取消。第二，清朝康熙时期，朝廷编篡了一部地理巨著《大清一统志》，学者们公认它“内容丰富，考订精详”，是一部重要地理著作。该书指出：“骊靬废县在今凉州府永昌县南。”甘肃在乾隆时期编篡的《五凉志》中，说“骊靬西汉置，者来寨是其遗址”。第三，1975年，由中华地图学社出版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历史地图编辑组经过多年精密考证，细心比勘和严谨核校而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被认为是地理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这部地图集中从西汉到西晋的历史地图，都清晰地标明了骊靬的位置及隶属变迁，其位置即在永昌县城南十公里处。而十公里处正是者来寨。以上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历史上确有骊靬县，县址就在今永昌县者来寨。
  2、中国历史上果真有骊靬人吗？如果有，他们还有什么叫法？
  答：骊靬，中国史书上有写作黎轩的，有写作犁靬的，有写作黎靬的，有写作犁犍的，还有写作力乾的，汉时的当地土俗人有呼其为力虔的。叫法虽多，总之为一：骊靬。中国古书把古罗马称作骊靬。《后汉书》云：古罗马“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骊靬县的骊靬人是来自大秦国的。这样，中国古史书上就把骊靬人称作秦胡、虔人种羌、骊靬戎。王莽篡汉后，大改郡县名，骊靬县被改名为羯虏县，所以从东汉开始，书中有时把骊靬人称作力羯、羯胡、羯虏。晋代，力羯被列为北方十九种少数民族之一。我们现在还发现，东汉至南北朝时代在政治和军事上十分活跃的卢水胡，其实就是骊靬人。因为西汉时番和北面是大片泉水注涌的沼泽地，叫卢水，骊靬人也就被称作卢水胡了。
  这里，可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们在各种时期的称呼。如《后汉书·段〓传》说：护羌校尉段〓去征讨凉州先零羌，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段〓凯旋“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三国志武帝纪》说：“公后日复与（韩）遂等会语。……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胡前后大观。”这秦胡就是马超、韩遂西凉兵中的骊靬人。如《晋书·张祚传》中说：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这又称骊靬人为骊靬戎。再如《三国志·张既传》中说：骊靬、番和、显美等三县的“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这又把骊靬人称作卢水胡。
  3、为什么设骊靬县，中国史书中有无具体记载？
  答：《汉书·张骞传》在写到张骞出使西域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见闻，汉武帝“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犁靬、条支、身毒国”。唐初学者颜师古在下面注解说：“犁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颜师古以十分确切的语言，指出张掖郡之骊靬县，是 以大秦国（即古罗马）之名为名耳。为何取古罗马国名为县名呢？现在我们已无法从清代以前的史书中找到直接的答案。到了清代，考证训古之风大兴，不少学者沉溺于汉儒经典之中，广证博析，编辑考订，对经典中留下的疑难作出合理的解释。康熙时期的大学者惠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后汉书·地理志补注》中，在骊靬县后面加了石破天惊的一句注语：“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是十分重要的一句话，只是到了这时，颜师古之说才被鞭劈入里地一语道破。要是把它们连缀起来，就是：张掖郡骊靬县，取骊靬国国名为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就是结论，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们对西汉设骊靬之由作出的结论。有人认为，骊靬是否为罗马商人而设？这不可能，因为西汉时期，中国与大秦没有直接商贸往来，中间受到安息的阻隔，至东汉桓帝时，大秦王的使者才首次到中国。
  4、骊靬、大秦、古罗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答：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骊靬。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发，途中被匈奴扣留十年后逃出，到达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等国，于公元前126年回国。回国后他即上书给汉武帝，不仅向武帝报告了他在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之所见，而且更重要的是报告了他在这些国家之所闻：即大夏、康居的国王向张骞介绍了乌孙、安息、奄蔡、黎靬、条支、身毒国的情形及所处位置。这使武帝及朝廷才第一次听到西域还有这么多的国家，第一次知道了骊靬。武帝既闻这些国家“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倘若威恩同施，令其臣服于汉，“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诚可谓汉威四披，王道荡荡。汉武帝十分高兴，所以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回来后，武帝又多次派使团抵达安息、奄蔡、黎靬、条支、身毒国。西汉使团第一次到达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回，安息王也派使团随汉使来中国参观汉之广大富有，安息使者还带大鸟卵及黎轩眩人（耍魔术的）献于武帝，武帝即向眩人询问了黎轩国的情况。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告诉我们的历史事实。至此，我们即可明白：黎轩（骊靬）之称，中国人最早是从康居、大夏人的口中音译过来的。到了东汉，骊靬又被叫为大秦国。《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一名犁犍，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长大平正”含意有二：一指其人民身躯长大端正，没有怪异之形；二指其风俗，他们力田作、种蚕桑、衣文绣、惯乘白盖小车，显得彬彬有礼。这两点有类中国。使者互遣，两国皆熟悉，他们称中国为秦，而自称大秦。秦始皇时期，秦国与匈奴打仗多年，匈奴称中国为秦，秦人也有投降匈奴者，于是通过匈奴这个游牧民族，就把秦国、秦人之名早传到西域了。海西国即大秦国，大秦国即古罗马，所以骊靬、大秦国、海西国，都是指古罗马帝国。
  5、古罗马远征军与帕提亚（安息）的卡莱战役是怎么回事？
  答：公元前60年，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形成“前三头执政”。为了缓和矛盾，三巨头于公元前56年在路卡会晤，达成新的协议：恺撒继续兼任高卢总督，庞培兼任西班牙总督，克拉苏兼任叙利亚总督。公元前54年，克拉苏为了夺取更多的财富与土地，不顾一批保民官的反对，发动了对帕提亚（中国古书称安息，即今伊朗一带地区）的掠夺战争。克拉苏率领七个军团约四万多人，于公元前54年冬天渡过幼发拉底河，进而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诸要塞，继续追击步步后撤的帕提亚骑兵。公元前53年5月，两军相遇于帕提境内纵深处的卡莱。指挥帕提亚军队的是青年将军苏累纳，他采取的是利用敌军的疯狂，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帕提亚军在卡莱与罗马军稍作接触，又逃跑式地继续后撤，将罗马军队诱入叙利亚草原深处（当时叙利亚东部由安息控制），这里百里没有人烟。在这里貌似逃走的帕提亚骑兵突然掉头，一面射箭，一面勇猛向罗马军冲过去，冰雹似的利箭穿到罗马人身上，罗马军即刻乱了阵形，土兵成片成片地倒下去。罗马军惊惶失措，向后逃跑，但随即从后面飞来的也是冰雹似的乱箭。克拉苏的长子临危受命，组成以第一军团残余为主的混合军团六千人，企图杀开一条血路保护克拉苏逃出包围，但大部分突围部队逃出，克拉苏却被俘虏。这次战争，罗马在叙利亚草原上留下2万多具尸体，1万人被俘、六、七千人逃跑。被俘的克拉苏被安息国王用炼化的金汁灌进喉咙而烧死。被俘的一万罗马将士，被遣送到中亚地区的马吉安那，驻守帕提亚王国的东疆。由于帕提西部和北部对罗马的防备甚严，只能向东逃亡，死里求生，这部分罗马人逃到了中亚盆地；被遣送到帕提亚东界的罗马军人因不堪忍受帕提亚人的侮辱，也一部分一部分地逃出帕提亚东界。靠帕提亚东界就是中亚盆地的康居、大月氏等国。如此，近一万罗马军人先后逃遁康居、大月氏等地。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一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十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近一万人在战场上逃散，其余九万，或毙或俘。倘若按这数字计，逃到康居、大月氏者，人数就更多了。而康居、大月氏当时臣服西汉王朝，和西汉有频繁的商贸往来，这批罗马流亡将士归顺西汉王朝已经是举步可即之事了。
  6、古罗马流亡军人是怎么进入中国的？
  答：近万人古罗马兵寄居康居、大月氏，等于他们已站在了中国西部的门口，进关只是个时间问题。后来他们果真进入中国。那末他们是怎样进来的？现在学术界有三说。
  一是陈汤俘获说：公元前57年，匈奴五单于争立，历经兼并，形成呼韩邪单于与其兄支单于并立的局面。公元前54年（宣帝五凤四年），呼韩邪南下降汉，史谓之南单于。北单于郅支屡杀汉使，又见呼韩邪降汉，惧怕呼韩邪联合汉军合击郅支，郅支单于便远去中亚，以避汉军。出发时数万人，因途中饥寒而死者众，到达康居东境时，才剩三千人。康居把自己不大信任的一支队伍借给了郅支，郅支因此突然变得强大起数败乌孙，回击康居，筑郅支城，逞威西域，汉属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之西域都护甘延寿，副都护陈汤发屯田的汉军官兵和于田、车师、乌孙等十五属国兵四万余人，分两道入康居，攻下郅支城（今江布尔），斩郅支及名王以下1529级，生俘和收降1200余人。作战中摆鱼鳞阵持剑盾者就是罗马人，即原来不受康居重用而借给郅支的“异类”。班固对其排阵和作战方式给予特别的描述。虽然《陈汤传》说，这批俘降的匈奴人和罗马人，“赋于城郭诸国十五王”也不能断定他们以后就没有进入内地。
  二是西域内迁说，中国1979年版的《辞海》，在“骊靬”辞条下面解释：古县，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到底是怎么内迁的，没有说明。从唐代的颜师古，到清代学者惠栋、钱坫、徐松、王先谦、王筠等，直到“五四”时的学者向达等，都坚持认为：骊靬县是为骊靬降人而设。
  三是月氏归义说：据《史记》载，河西武威至敦煌间原住月氏人，约在汉文帝时期，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驱逐月氏人而占据河西。月氏为匈奴所败，乃远向西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居，为大月氏。其余小众不能去者，投靠祁连山羌人，号小月氏。汉武帝时，即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率军出陇右击河西匈奴，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逾焉支山千余里，破匈奴数万人；匈奴浑邪王又率其民众降汉，从此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武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又打开通向西域的道路。自武帝至元帝时，屡加廓清，障塞亭燧林立，出玉门外数千里，西域大道畅通。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大月氏五翎候之间开始了兼并战争，大批大月氏人在内乱中因向慕文明之邦大汉，便归降汉王朝。“又数百户在张掖。”这数百户至少也在三千人左右，他们就是骊靬人。
  7、古罗马兵进入中国的三种说法有矛盾吗？
  答：三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矛盾。陈汤俘获说确实是撕破历史迷雾，使我们窥见了古罗马兵的影子，它至少证实了一种历史事实的存在。固然中国历史上也有鱼鳞阵，也有持剑盾作战的兵士，就是汉兵对敌作战中恐怕也不乏此例，但班固的《汉书》为什么只对郅支匈奴中的这种战法给予特别的关注呢？而且这是整部《汉书》里唯一的一处描述。如果持剑者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汉兵，班固也不会不加以澄清，陈汤在观察中也不会不识别出来这几百人。这些陌生面孔属罗马兵无疑。但这些人被俘后，为数很少，而且又是经过血战才俘获的，汉王朝不可能为其专门设置县城。西域内迁说和月氏归义说实为一说，后者可能认为是对前者的具体化。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陇右道西部地图，我们可以找到骊靬人从大月氏内迁所经道路的痕迹：从大月氏出发，沿着葱岭南麓，经羯饭馆，至于田，于田为迎接这批人，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并且把接待的城市改名为骊归城，再从骊归城，经鄯善至玉门，到张掖。《新唐书·地理志》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唐朝征服东突厥后，把大月氏、波斯都划入中国版图，设西域府，属陇右道。原大月氏地区，有不少跟骊靬有关的地名保存下来，如：羯城、羯劳支城、滥犍城、犁蕲州等。能使四海归顺，本来就是中国历代皇帝的至高理想，一批骊靬人能从万里之外来做汉王朝的臣民，当然是皇帝和朝廷的光彩，既要表现大国的宽厚风度，还要给予适当的礼遇，特此设骊靬县以领护。设县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前40年之间，即汉宣帝末至汉元帝初。“为骊靬降人置”，归顺也是降，归降。
  8、为什么“骊靬问题”在八十年代以后突然炒热了呢？
  答：前面说过，骊靬县的设置及骊靬人的活动，中国史书都有一些记载，由于东西方学术交流长期隔断，中国人只知道中国这边的情况，对西方那边的历史特别是古代史不甚明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德效骞提出：公元前36年，陈汤俘获的匈奴人中有一批罗马军人，古骊靬县与此事有关。没引起世人注意，此说沉寂不闻。三十年以后，到了八十年代，是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先生一石激起千层浪，重新引发了历史学家对这一向题的研究。1981年，哈里斯参加了关于罗马诗人贺瑞斯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听到罗马克拉苏率军在公元前53年同帕提亚军队的战争中，克拉苏长子率领的第一军团突围出来但下落不明一事，便萌发了研究的兴趣。他根据甘肃省古有骊靬县的记载推测，这骊靬便是罗马军团的流落地，于是来中国作了一次旅行考察。他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汉军在对北匈奴郅支单于作战中，俘虏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他认为这就是东逃的罗马第一军团。为了考实这一推定，他二次来华就职于兰州大学，在与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的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下，经过考察研究，肯定了哈里斯的推测。这一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5日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为题作了报道，从此为骊靬问题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消息披露后，立即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和参与。
  9、骊靬县址为什么选定在今永昌县者来寨？
  答：西汉初，河西开通后，汉王朝在今永昌县内设立三个县，即位于今焦家庄乡水磨关南的番和县，今西大河水库的鸾鸟县，今水源乡的显美县。番和附近还建有南北古城。番和县南八公里处的祁连山下，匈奴居住河西时期为折兰王王府，汉朝农都尉设在番和。所以张掖郡选择番和县南八公里处的者来寨有四个原因：一是者来寨有原折兰王府旧址，可供加以改造建筑城池。者来寨之名就是因折兰王府而来，当地人在写法上以讹传讹，便成了者来寨。当年的匈奴折兰王没有跑掉，叫汉军抓住杀了。二是者来滩是水草丰茂的大平川，可耕可牧，肥沃的土地及沿祁连山成片的森林，足以养育成千上万的人口。汉武帝晚期，鉴于此地水草丰茂，曾在者来寨一带建立牧苑骊靬苑，也就是军马场，养马以供军事用。有汉简表明：马场工作的都是番和人。三是因为农都尉在番和，这一带就有汉军屯田军士，对降民起监护作用。四是番和的南北古城为丝绸之路重要驿站，交通方便，祁连山下的骊靬县就成为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地方。这也许是张掖太守用心良苦的选择，半封闭有利于管护，半开放有利于跟华夏的同化。
  10、骊靬人有无迁徙到其它地方的，如东迁？
  答：西汉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基本上国泰民安，这批骊靬人从汉元帝到西汉末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和平生活在照面山下。王莽篡汉，华夏动荡，战乱频繁，骊靬人也就不能照常生活下去了。战争逼迫他们部分人迁徙，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充分展现雄姿的机会。
  就东迁而言，有这么几次：
  一是窦融率兵过黄河。王莽篡汉，天下大乱。时为波水将军的窦融，目睹中原龙争虎斗，胜负未分，他想：自己的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数代人在河西当官，恩义甚高，现在天下安危未可知，而河西殷富，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东有黄河作为屏障，如果到那里为官，隔河观望，顺应潮流，一旦缓急，杜绝河津，亦足以自守，保全家族。和兄弟们商量，都说好，就这么做。于是托人征得更始皇帝的同意，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接到诏书，即举家而西。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民众欢心。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太守和都尉皆与友善，并推戴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窦融经营数年，河西晏然富殖。光武皇帝立。窦融即遣书归顺，授融为凉州牧。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西征隗嚣，窦融率五郡太守及河西汉、胡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过黄河与光武军会于高平（今固原），联合击败隗嚣，融被封为安丰侯。光武帝还时收编了部分河西步骑，其中自然有骊靬人。
  二是段〓率秦胡回洛阳。武威人段〓在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官迁护羌校尉，去讨伐凉州烧当、勒姐等八种羌的叛乱。八种羌先后寇河西五郡及陇右地，掠城占地，凉州几亡。段〓率凉州兵数万在凉州地区转战近十年，凡百八十战，才将羌乱讨平。斩敌38，600余级，获牛羊马驴骆驼42万余头。建宁三年春（公元170年），段〓受诏还京师洛阳，上京时“率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这秦胡当然是个概数，里面还有其它民族兵种，不全是秦胡，而秦胡为数不少，也是肯定无疑的。
  三是卓西征招秦胡。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冬，凉州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候为将军，杀护羌校尉冷徵，劫走汉官韩遂，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次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朝廷诏以董卓为中郎将，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讨。羌乱未平，中平三年，扶风马腾也拥兵反叛，寇三辅，围陈仓。朝廷又任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率兵击破之。朝廷发现董卓拥兵自重，有不轨之心，想释卓兵权迁为少府。但董卓不想丢掉兵权，不愿人朝，便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朝廷无奈，只好改任董卓为并州刺史，董卓就把这支有骊靬人在内的西凉兵带到了山西。
  四是马超造反战潼关。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马超为父马腾报仇，举兵攻打曹操。马超的父亲马腾，在东汉末中平四年（公元187年）起兵，与韩遂联合，割据凉州。马腾被曹操诱入朝廷遭杀害，马超和韩遂便率领西凉兵讨曹操，与曹操会战于潼关。马超的西凉兵中就有不少秦胡。西凉兵强悍坚劲，曹操要想取胜，必须用智计，于是曹操用离间计，使马超疑心韩遂。曹操同韩遂之父是旧交，便邀韩遂会晤，正如《魏书》说的：“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显而易见，韩遂马超军队中确有不少被称为秦胡的骊靬人，曹操击败马超后，将俘虏的西凉兵编入自己的部队。
  仅从上述四次军事行动粗略估计，移向河东的骊靬人可以万千计。
  11、永昌历史上有无关于骊靬人的记载或传说？
  答：有这方面的记载，民间也有这方面的传说。清代乾隆之前永昌没有县志，乾隆五十年修的《永昌县志》，关于民族的记述说永昌除了蒙古族、回族以外，尚有番族五种，计黄毛番、夹科番、元旦番、挂匠番、西纳番，男女共约七百余口。黄毛番当时住在永昌西南脑儿都等山，以其具有褐黄色的头发为特征，在血缘关系上由于他们长期跟羌人等少数民族结合，较多的保留下来自己的种族特征，因而被称为黄毛番。这约一百多人肯定是古罗马人的遗种。这一百多人后来去向如何？县志没有记载。脑儿都南面是裕固族，北面是永昌县的新城子镇，他们只能分散于这两地。关于黄毛番子的传说，多流传于焦家庄乡。如者来寨的一些老人说，听祖先告诉他们，这里曾经住过黄毛番子，也叫白番子。水磨关一带的一些老人也有此说，过去有的父母在小孩子啼哭时常说：“黄毛来了！”以吓唬小孩停止哭叫。所谓“白番子”，自然是指他们的肤色而言。
  12、者来寨骊靬城池还有存留吗？
  答：骊靬建县已过去两千多年的岁月，一个县城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情。如同“骊靬”一词充满神秘色彩一样，它的城池同样充满神秘色彩。1980年，可以确定无疑认定的番和古城仍留有城墩的一小角，残角高两米半，宽四米，长约五米，这是被当地农民为取土挖剩下的一点。从断面看，城墙夯土板筑，夯土层均匀，每层厚约15公分。从此残角延伸连接而成的城圈，呈长方形，宽约一华里，长约两华里，城垣清晰可辨。当地人叫“白虎城”实际上是番和城的谐音。无独有偶的是者来寨也有历史留下的一段，残垣断壁，现在长30米，底宽四米，现存高度近四米。除了这段，四面的墙土已被农民铲挖殆尽，因而当地人已说不清城院原来有多大，有说长八十米、宽五十米的，有说长150米、宽80米的。这里生活的年过七十的老人都说他们从懂事的那天起就看见这是一座破城院，痕迹斑驳的残墙上长着一堆一堆的蒿草。永昌县的文物工作者却发现了它与番和废城在筑墙形式上有惊人的相似处：板筑土夯，夯土层厚也是15公分左右，这使人相信它和番和城墙的筑造基本上是一样的，是一个朝代的建筑物：西汉建筑物。当然也有争论，但永昌县人民政府还是把它保护起来，1993年用结实坚韧的铁链把它圈起来。政府不在乎它是，还是不是，而更看重它的象征性。骊靬是历史的产物，同样这段城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馈赠，这里曾经有一段震撼人心的历史存在，以至它留给我们的历史悬念今天仍然动人心魄，回味无穷，使人浮想联翩。这段残垣，让它永远竖立在者来寨，作为那段历史的象征，使到这里的人产生不尽的缅怀。
  13、者来寨还有骊靬人的后裔吗？
  答：者来寨，南枕祁连山，北靠相距八公里的番和古城。西汉时期，祁连山长满松树，一年四季一片青绿；有十九道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入者来河，浇灌着者来滩。岁月沧桑，越到后来，山上树木不断遭到砍伐，流水越来越少，者来滩慢慢变成了荒滩，者来寨的居民也就一茬一茬地迁来搬去。今日者来寨，住有78户人家，320口人。这78户人家，没有一家是从汉代延续下来的，时间最长者也不过十代人左右，新迁进的居多，甚至有3/4是1949年以后才迁至，所以在者来寨很难找到类似骊靬人的居民。更多透露骊靬人即古罗马人奥秘的地方，是在番和古城遗址周围的村庄。金川河从番和古城之侧流过，一年四季流淌着从祁连山西大河下来的雪水，河两面是肥沃的农田；围绕着南北古城大小泉眼星罗棋布，因此这一带从汉以来就是鱼粮之乡。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的居民能够世世代代延续生存下来。西汉时这里就是与骊靬相隔数里的近邻，居民随便往来，互为婚姻；当照面山下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时（主要是缺水），者来寨的居民就首先向这里迁徙涌集，并长期居住下来，骊靬番和成了两县一家人。因此，古罗马人的血缘关系、生活习性及人种特征，只能从这里即古番和城周围的杏树庄、河滩、北泉、梅家寺、水磨关等村找到。这一带地方的男性，基本上有如下特点：身高力大、鼻子高且直、脸形狭长，多褐黄头发、有的眼睛灰蓝，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罗马人的血统基因。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03年秋，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对古番和县北部即今日水泉堡一带汉墓群进行了三个月的抢救性挖掘清理，清理墓99座，出土文物302件，人体遗骸百余具。遗骸的绝大多数，其体长：男性都在1.8米以上，女性都在1.7米左右。考古队专家说，在同一个墓葬区一次性出土这么多的巨人是十分罕见的，在裹头颅的残留丝织物上还发现有棕红或黄褐色毛发。墓葬主人中，有可能有欧洲人种，也许就是骊靬人。
  14、在者来寨发现有关的文物吗？
  答：由于直到现在还没有进行过有组织的挖掘，还没有发现大宗文物。但从1949年到现在，在地面施工和兴修水利工程中，陆续发现过一些文物。1955年挖渠时，曾在一个地方挖出五具体格魁伟的尸体，几罐子五铢钱，都被扔了；七十年代修渠时挖得一口铁锅，现保存在县文化馆；1993年，于焦家庄西面的红山东麓，发现了一个埋有古代尸首的小山似的大沙包，发现时已被文物贩子挖得一蹋胡涂。沙包上扔着十几根马腿骨。县文物工作人员仍从其中挖得几个角质箭簇和几个小铜盃。附近的农民说，文物贩子曾在这里挖出过马鞍、女尸以及金玉首饰。从现场看，仿佛是一个商队突然被沙雹掩埋而造成的，其中的秘密有待于进一步去探寻。1998年，县文物工作者还在一个农民家中发现一个铸有隶体“招安”二字的铜质盔顶。还值得一提的是，从者来寨沿者来河进南山四公里处山湾，有一块方圆一里的山坡，当地人一直把这里叫炒铁台，有痕迹尚存的炼铁炉十多座，几乎跟山融为一体。上面今已苔迹斑斑，一眼断定，它们历史十分遥远。原来这里就是骊靬人的炼铁场和兵器制造场。长着苔藓的铁渣还可挖到。
  15、者来寨及焦家庄乡一带的居民生活习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答：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生活在一起，文化的影响不可能是单向的，会彼此吸收，彼此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但彼此的个性不论任何时候仍然会强烈的表现出来。生活习俗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脱离这种轨迹。骊靬是一个县，它的居民不是来自某个游牧部落，而是来自一个汉王朝十分陌生而又十分遥远的文明之邦，有数千人之众，所表现出来的颇具文明味的异域情调，不能不对番和县以强大的刺激和影响。古罗马人崇尚牛。到了今天，不只是者来寨和焦家庄乡，就是整个永昌县的传统居民，在对牛的崇尚上都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热情。每到过春节，为祭祀祖先和敬神，用面食蒸出的供品，或掐上牛头，或绘上牛头形，或做上牛鼻子。具有牛形的供品才被认为是最高贵的祭祀品。1993年，六坝乡政府要在镇中心竖立一座标志，究竟竖立什么？征求群众意见，答案竟是一个字：牛。这里西汉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其影响早超出永昌地区。须知，骊靬人沮渠蒙逊曾在河西地区建立过一个国家：北凉，统治过张掖、武威地区。
  16、怎么能说卢水胡就是骊靬人呢？
  答：卢水胡一称呼最早见于《后汉书》。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烧何羌部落在一个名叫比铜钳的百岁老妇人的率领下侵犯卢水胡，比铜钳多智术，结果遭到卢水胡的重创，比铜钳收拾残部去投临羌（今西宁附近）。半路上突兀杀出个卢水胡，不仅叫老谋深算的比铜钳吃了败仗，也使历史学家感到茫然。比铜钳遭到卢水胡重创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今大通河一带祁连山麓。《后汉书》再次提到卢水胡是公元77年（汉章帝建初二年），凉州地区的迷吾羌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率兵追击，郝崇大败，死者二千余人，趁此机会，“于是诸种（羌）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东汉时凉州地区只有一个属国：张掖属国，设都尉管理本郡居住和归降的少数民族。很显然，属国卢水胡就是张掖郡卢水胡，卢水胡在张掖郡是毫无疑问了。三国时期，曹丕当了皇帝，卢水胡在武威郡、张掖郡部分官员的带领和扇动下反抗曹丕，武装反叛，逮捕武威、张掖、酒泉、西海的太守，河西大扰，凉州几危。曹丕派张既去镇压。张既到凉州威恩兼施，讨平了反叛。并对卢水胡进行安恤，令他们返回家乡，尽力耕牧。他们的家乡在哪里呢？就是显美、骊靬、番和。《三国志·张既传》及《魏名臣奏》，把这段历史及地名写得十分详细和清楚。张既的上表说：太守贯丘兴深入卢水胡，“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张掖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兴皆安恤，使尽力田。”说明番和、骊靬是卢水胡的大本营。当时的骊靬、番和都属张掖郡。骊靬人这时之所以称卢水胡者，与所居地区有关。今北海子连及焦家庄乡沿金山南麓的一片地区全是湖泊或沼泽地，当时叫卢水。者来河上游的一段，至今仍叫早卢沟，望文生义，也可释为当年的卢水沟。打击了比铜钳的卢水胡说是从这里杀出去的。到这里，卢水胡所在地就一目了然了：他们生活在张掖郡番和、骊靬县以及属武威郡的显美县，三县地都属今日的永昌县。到了晋代，番和、骊靬划属武威郡，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靬人因忠于晋王朝而起来造反，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张祚派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说明到了晋代，骊靬人仍然是骊靬县的主要居民，自设县之日起，骊靬人就一直在这里生活着。三国时期，卢水胡在骊靬一带聚众起事，假若卢水胡不是骊靬人的别称，还能是什么呢！因此，卢水胡就是骊靬人。
  17、这么说，东晋时期的北凉就是骊靬人建立的国家，对吗？
  答：现在可以断定说，北凉就是骊靬人建立的国家。北凉的创建者是沮渠蒙逊。蒙逊初附后凉吕光。龙飞二年（公元397年），拥建康（今高台县）太守段业叛后凉自立。天玺三年（公元401年）杀段业，踞张掖，自称张掖公，改元永安。永安十二年迁都姑臧，改称河西王，玄始九年（公元420年）灭西凉，占有西凉七郡，界连西域。史称蒙逊建立的这个小国为北凉。永和七年（公元439年）为北魏所灭。
  《晋书》载：“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这是说，沮渠蒙逊是个卢水胡，家住张掖临松县。“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官名），遂以官为氏焉。”意思是他的祖先曾经当过匈奴的左沮渠，也就以沮渠为姓了。历史的误解也由此而始：既然左沮渠是匈奴官名，蒙逊也就是匈奴人；既然作为匈奴人的蒙逊是卢水胡，那末卢水胡也就是匈奴的一支了。史书就这么沿袭下来。实际上蒙逊不是匈奴人，他在给东晋皇帝的一份上表中道出了他身世的奥妙。他说：“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险，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即说他的祖先不是匈奴人，一直受到朝廷的恩遇，一度被匈奴人掳去，掳去后虽然做了匈奴的左沮渠，但执义不回，一直倾首朝阳，心向朝廷。西汉末，漠北匈奴人对河西小规模的骚扰掠夺是经常发生的事。蒙逊的祖先是原住在骊靬，被匈奴掳去，经过那场“夷险”逃跑回张掖郡，在临松（今民乐）定居下来。这可以说是他家世的一段经历，也告诉了我们姓氏沮渠的缘由。蒙逊一当上皇帝，便驾舆西来，隆重祭祀番和之北的金山，说明金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晋书》又描述说：沮渠蒙逊“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我们且看，站在我们面前的蒙逊，是一个体魄高大，胸有英略，思维敏捷，个性滑稽而多怪动作的汉子。他在向人们说：我就是骊靬人。
  18、北魏时农民起义的领袖盖吴是骊靬人吗？
  答：既然我们已肯定卢水胡是骊靬人，历史上原被认定为卢水胡的盖吴当然就是骊靬人。他是在东汉时期从河西或从军于马援部或从军于窦固部最后被安置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为反抗北魏的压迫，在杏城率众起义，署置百官，自称天台王，西北各族人民纷纷响应，众至十余万，东占临晋，西攻长安，北魏军节节败退。次年魏太武帝率军镇压，盖吴才被迫退兵。不久，盖吴又在杏城结集起义，自称秦地王，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军亦相继败散。
  19、有人说，石勒也是骊靬人，这能肯定吗？
  答：《晋书·北狄传》，把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分为十九种，力羯是其中的一种。唐人颜师古说：“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实际上是把骊靬呼成“力羯”了。王莽改县名把骊靬改为揭虏县（或写羯虏县）就与这种呼叫法有关。西北人读字的声调并不准确，把“骊靬”疾呼为“力虔”再变而为“力羯”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力羯就是骊靬。前面已经说，过，董卓奉诏去凉州镇压羌人的叛乱中，于凉州募兵，其中就招了大批秦胡即羯人。讨平羌乱，董卓手下已有数万人的部队，令朝廷担忧，朝廷数次诏他交出兵权，他就是不交，上任并州刺史时，并把西凉兵带到了山西，同时还带去一批河西名士。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招董卓入朝，董卓即从自己军中挑选强劲之士三千入洛阳，其余军士留散于山西。留散于山西者其中就有石勒的祖先。时为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石勒出生时已是公元274年。这位东晋时期十六国之一后赵的建立者是什么人呢？《晋书·载记第四》介绍石勒说：“石勒字世龙，初名，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此段文字简略介绍了石勒的族种，但是一个矛盾就在里面：他是上党力羯人，又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代。《晋书》说：“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羌渠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十九种泾渭分明，界限清楚。而石勒既是力羯种，又是羌渠种，二者并存，能成立吗？是不能成立的。力羯人是真，匈奴别部羌渠只是个推断。由于晋代以前的史书没有详细记载骊靬人的来龙去脉，忽然出现一个“高鼻深眼多须”的力羯种，必然眼前迷茫，不知所措。那么力羯人是怎么来的，总得有个祖先吧？于是如同给卢水胡找祖先一样，找到匈奴那儿去。闹来闹去，归根到底卢水胡也好，力羯胡也好，不过是骊靬人在某个时期的一种称呼罢了。
  20、有人说，秦胡的秦，指的是秦人，秦胡就是秦人胡人的略称，对吗？
  答：元人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时，于汉章帝章和三年，“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句下注释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此说大谬。战国时，侯国林立，楚国人称楚人，秦国人称秦人。西汉初建，秦人之称时有。但随汉王朝疆域扩大，国威四扬，汉人之称不仅形成，而且确定，秦人之称渐而消亡。章和二年，汉建国已300年，华夷都已过十几代人，秦的概念早已忘却，何来秦人之称？统治者也绝不允许将自己的臣民称为秦人。其次，南朝范晔时，历史不仅越过两汉，而且又越过三国、两晋，时间跨过六百多年，还有什么秦威存在？再次，正统史书，皇帝授意，才能撰写，所以《后汉书》在撰写时，也绝不可能以夷人口吻叙述，道理十分简单。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一枚写道：“属国秦胡卢水”，意思是：“张掖属国管辖的卢水一带的秦胡。”这是汉代官方文书中使用“秦胡”一词，足见秦胡是一个确定的民族称呼，而其实就是骊靬人。
  21、有人说，秦胡是指秦州一带的胡人，此说对吗？
  答：这种说法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三国以前秦州还没诞生。只是到曹丕当了皇帝，曹丕才分出陇右部分地置秦州，中废，及西晋泰始五年司马炎又以雍州陇西五郡，同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合七郡置秦州，镇冀城。秦胡之称在东汉时已广为使用，《后汉书》中多见，与秦州风马牛不相及。东汉、三国时的秦胡兵都从河西征来，史书都有明说。而骊靬即罗马以大秦国之名流传开来，也是在东汉。故《后汉书》中的秦胡在当时即指骊靬人，含意十分明确，没有别的意思。发生糊涂，那是以后历史上的事，原始纪录者并不经心，时代一隔，各执一端，纷争随之而来，但终究复归于原貌，也是必然的。
  22、德效骞
  和哈里斯之说有什么意义？有人说，不值一提，对吗？
  答：我们某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人，包括一些现在的所谓历史学家，不仅认为德、哈之说是胡说，而且嗤之以鼻，这不奇怪。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学界的惰性、保守、怯懦、允执其中的弱点，早就痛斥过。动不动就是“古训”呀，“书上没这么说”呀，不敢面对世界，躲在自己营造的蜗牛壳里，狭隘而又自大。动辄将“德、哈之说”斥为“空穴来风、子虚乌有”，就是这种特性的表现。老实说，德效骞、哈里斯两个西方学者，将卡尔莱战役同中国骊靬连接起来，为这领域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如黑暗中闪出一道亮光，将多少年来考证族种最后都在匈奴窝里寻根源找派别的怪圈撕破，送来一种崭新的解释。许多难题，如什么秦胡、卢水胡、骊靬县、骊靬戎、羯胡等等，都迎刃而解。
  “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中，史学界若干有胆识者，不囿于成见，在骊靬之谜的探解中，爬罗剔抉，张皇幽渺，艰苦求索，特别经过清代的考证，终于写出惊动千古的一笔：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设。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不知道卡尔莱战役，不知道西域还有一批古罗马流亡军人，只能推断出：有一批西域骊靬人曾经归顺西汉。但他们无法知其所以然。是德、哈二先生富有创造、开拓和挑战性的新见解，给予这种推断以科学的解释：这批骊靬降人，归根到底是来自卡尔莱战役中逃亡或被俘的罗马军人。
  那些反对“德哈之说”的人，至今也没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他们端出的还是中国古籍中绕来绕去的那些陈言旧论，或陈言的老观点，旧论的新翻版，不仅否定“德哈之说”，而且否定“降人之说”认为那是清朝人的杜撰，“没根据，没记载”。要是已经“有根据，有记，载”，那识字多的人都能查找到，还要一批历史学家什么？难道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寻章摘句吗？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浪静时见狂涛，看一叶而知秋。颜师古、惠栋、向达是这样的历史学家，德、哈二先生也是这样的历史学家。没有历史悟性的历史学家，充其量是个“书袋”。
  23、古罗马远征军归宿中国河西走廊之说的重新讨论有哪些意义？
  答：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可以与天地同存与日月同光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至西汉，它所树立的历史丰碑，与同时期的希腊和罗马的古文明比较，显得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特色是雄伟壮美。一个民族能创造出雄伟壮美的文化，没有雄伟气魄是不行的。如苍天，万物能容；如大地，万物能载。西汉王朝就是这样的风范。小则可以记当时最大的敌人匈奴的金日殚当皇帝的侍卫，大则可以为数千归降的罗马人设专县以领护。重温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重新感受我们祖先胸襟的宽阔，我们历史文化的辉煌，至少可以明白：中国人一直落后了数千年是一种多么可笑的无稽之谈。今天我们要前进，就得有点西汉王朝的气魄。
  其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封闭状态下是不可能建成高度文明的。井底之蛙，声音很大，那点气势也不过是自造的幻影。要强大，必须融涵世界。西汉王朝开通西域，让一条大道同世界连接起来，形成让世界走进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宏大局面。数千罗马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入中国的，把欧洲文明融入华夏文明，至少给河西走廊汉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添上新的成分。
  再次，由于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弄清楚古罗马远征安息的逃亡部队是中国“骊靬戎”之由来，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搞清楚中国古史书上一些词语名称的含意，如“秦胡”、“卢水胡”、“羯胡”等，他们到底指什么，因历史条件所限，我们的先人总是把这些人归结为匈奴的别部、别支。现代条件下给我们提供的历史事实，让事物恢复原貌，我们才晃然明白，这些“胡”原来就是那批走进中国的古罗马军人或者他们的后裔。
  最后，为永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历史机遇。者来寨的名字因着此问题的再讨论而笼罩上神秘，发出震响，历史的脚踪又在一种激情中向我们走来，叩响了千万人的心声。今日的者来寨，不论是什么人只要踏入它的境界，马上会被它的辽阔、苍茫和深沉所吸引。那是竖立了两千多年的烽火台，那是骊靬人驰马和练兵的大平川，那是骊靬人大败张祚军队的照面山，那是骊靬人曾经伐过木的雪山，今日显得何等的静默和悠闲，但是对于所有瞻观它的人，它都给以宝贵的馈赠：开阔和自信。
  骊靬人倪仓
  张得智
  [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巳入牛车一两]——语出居延汉简
  汉初，武帝置河西四郡。元帝时，今永昌县西南10公里处的者来寨，曾设县骊靬。属张掖郡。唐人颜师古校注《汉书》载：“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后汉书》补注》又载“犁靬县为骊靬降人而置。”大秦国即古罗马国的汉称。
  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倪仓出生在骊靬县万岁里一个特殊家庭。他父亲是古罗马军败溃中国的一名战俘，曾参加公元前53年克拉苏（古罗马执政官）发动的帕提亚（即今伊朗）战争。夏6月，克拉苏兵败被俘，被帕提亚人用黄金熔汁灌口惨死，以惩处他的贪婪和战争罪责。他父亲随败北的第一军团6000人仓皇出逃，流落西域。西罗马第一军团一路征战，死伤惨重，进入康居国界，已不足千人，被当时称霸一方的康居王收编过来。公元前40年，北匈奴郅支单于屡被汉军所败，亦败走康居，求助于康居王。康居王借罗马降军给郅支单于，唆使其攻打邻国乌孙。郅支单于数胜乌孙，战力日强，又成为汉王朝在西域的心腹大患。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被副校尉陈汤威逼矫旨发屯田吏士和于田、龟兹、乌孙等十五属国兵4万余众，合击郅支单于。这次战斗，汉军以“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汉书·陈汤传》）而大获全胜。降虏里就有倪仓的父亲，那年他父亲已40岁。不久，他父亲随被俘罗马兵以及流落西域的外国人被汉王朝安置在今者来寨，立县骊靬。
  数年后，倪仓的父亲经本地汉人介绍，娶邻县番和县（即今永昌）寡妇倪氏。十年前，倪氏的夫君新婚不久被强征入伍驻守张掖肩水金关，金关位于今金塔县北、内蒙古额济纳河上游一带。第二年秋，夫君不幸阵亡，倪氏年仅19岁，生一女。倪氏初嫁罗马大兵，由于语言不熟，彼此隔膜。对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丈夫又新鲜又陌生。
  他俩共同生活了年余，生一男孩，夫妻感情日甚。丈夫的外国名又长又不好记，丈夫提出让孩子从母姓，倪氏为照顾丈夫又取掉倪姓“人”旁，就姓倪了，取名倪仓。倪仓就这么叫开了。
  仓少长，即发现自己父亲身长目深，须发黄褐，与母亲、娘舅大不相同。邻里间还有许多与父亲相像的人。父亲很爱他和姐姐。童年时候，倪仓和小伙伴在折兰河边玩耍。折兰河从祁连山中雪山发源，流经县城西侧，河水清澈照人，两岸长满碧草，芦苇子很密很高，简直就是青纱帐。倪仓和他的小伙伴就在河水里洗澡，青纱帐里捉迷藏，玩得很开心。有时，孩子们央求倪仓的父亲那些在折兰河边表演骊靬眩人最拿手的吞刀吐火等魔术。那时，倪仓感到他父亲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
  倪仓懂事后，有些玩皮的大孩子动辄骂他是杂种，因为他的长相介于父母亲之间，虽然他的头发是黑的，眼睛是黑的，可是，他的眉骨、鼻梁很高，头发打着卷儿，更可怕的是他身后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头发竟是棕黄色的。这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
  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秋，倪仓年满18岁，被征入伍，驻守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位于今内蒙额济旗南，肩水之北，俗名破城子。
  塞上秋风硬直，景象萧瑟。匈奴骑常小股作乱，跃马汉地，袭攻亭障，抢收庄稼，劫掠牲畜。倪仓所在甲渠塞一大燧，燧城呈方形，边长20丈，墙宽6尺，有守卒56名，由一位侯长统领。倪仓初至塞上很不适应远离人居的戍边生活，他常伫立城头，身披瑟瑟西风，眺望家乡那方明澈如水的天空，想念家乡清凌凌的折兰河，绿油油的牧草地，想念慈母和大姐、弟妹，也想念年事渐高寡言少语的父亲。
  倪仓一开始被侯长分派管护两只警犬。城障内北墙下东西两头各置狗笼，狗笼是由柳枝或芨芨编成的椭圆形的一大一小两个相连一起的栏圈，外部涂抹泥巴，用以冬季保暖。大栏为圈，小栏为窝，合称狗笼。警犬是侯长从胡地牧民手中从小买来的牧羊犬，俗称胡狗。经专业调教成为警犬，在夜间能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比人的警惕性还高。倪仓负责每日清早撒狗溜欢，清理的活什甚少，黄昏时重复早上的工作。按军制，警犬的管护十分严格，若有疾病、走失等情况，必须及时向侯长报告处理。若有闪失，管护人必按军法严惩。
  倪仓初理狗事，内心极不情愿，常偷着往狗身上撒气。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却与狗结下了友情。他给西笼黑狗取名黑豹，是一条健壮威武的公狗，性最凶蛮，也最灵敏，东笼狗毛色黑里夹白，是条俊俏的小母狗，取名花虎，警惕性高，深得主人喜爱。
  塞上一到秋季，警事频繁。前几日，匈奴数骑曾白日远窥燧城。根据居延都尉府颁布的《塞上蓬火品约》，把敌情分为五品：
  第一品，虏十人以下在塞外者；第二品，虏十人以上在塞外，或一人以上，五百人以下入塞者；
  第三品，虏一千人以上入塞，或五百人以上，一千人以下攻亭障者；
  第四级，同上；
  第五品，虏守亭障者。
  与敌情的品级相适应，蓬火信号分为五级；
  第一级，昼举一蓬，夜举一苣火，毋燔薪；
  第二级，昼举二蓬，夜举二苣火，燔一积薪；
  第三级，昼举三蓬，夜举三苣火，燔三只薪；
  第四级，同上；
  第五级，昼举亭上蓬，夜举离合苣火。鉴于敌情形势，侯长加强警备和日常训练。恰好又至每年八月秋射，附近各亭燧派出弓弩手前来参加评比，选出高手参加都尉府侯官组织的会式。当日夜半，先是黑豹一阵紧吠，接着，花虎也跟着狂叫起来。倪仓闻声即起，第一个爬上障坞深目（即垛眼）前，当时，负责了望的小卒怀抱弓矢惶张四顾，显然刚惊醒。倪仓借月光发现一队匈奴骑向燧障围拢过来。侯长随后赶来。匈奴骑人衔枚，马裹蹄，黑压压一片；少说也在百人以上，健长匆忙按第三品敌情举苣三次。夜幕下，苣火耀眼。转瞬间，东西十里外亭障也燃起同样苣火。匈奴骑见偷袭失败，呐喊着飞驰而来，转为强攻。
  城上守御器械齐备，守卒个个训练有素，面对来犯之敌沉着应战。根据战时分工，转射手依托深目发八石具弩；抛石手向敌阵准确地抛出一块块羊头石（即羊头大小的石块）；炒沙卒赶忙点灶支锅炒沙，沙炒得红烫后盛在瓦箕里抛扬下去，烫得敌人哭爹叫娘，倪仓膂力过人，专拣大石抛向敌骑密集处，抛得又远又准。
  匈奴骑眼看一时不能得手，下令后撤。城上亦暂停抛射，清点伤亡，死四人，伤八人，其中二人重伤，皆箭伤。定睛数看，敌骑竟有三百人之多，城下敌人死伤也有数十人。战斗间隙，侯长令二十卒速往城头搬运羊头石、檑木、沙薪。少顷，敌人负坚又至，且从四面城下一齐猛攻。侯长把士卒分为四队，每队十人，分别把守一面之敌，留剩余八人机动应险，倪仓指定为机动队长，往来奔跑于各处险段迎敌。第二次接战不久，西城头告急，敌人在强弩掩护下，已有好几个缀绳攀上城头，与守卒展开肉搏，情况万分危急！倪仓率领三卒奔过去，凭一股勇气，一身神力，使一柄长斧，左剁右砍，将立足未稳的敌人扫下城头。倪仓右臂被剑锋所伤，但他顾不上包扎，又冲向北城头，那里是敌人重点攻击的地方。正在城破之机，附近亭障和都尉府的援兵掩杀过来，杀声震天。匈奴骑如旋风般退去，燧城解围。
  援军追杀匈奴三十余里大胜而还。战后，倪仓因警惕心高，作战勇敢，被提升为燧长，驻防居延西第十八燧。
  第十八燧员额编制四人，燧长一人，戍卒三人。坞院长方形，规模不及侯长级燧一半，坞墙却又高又厚，墙宽合今1.8米左右，坞高4米，堠高6米以上。坞上按例配置一定数量的攻防斗具，常备不懈。守御器包括：长斧四件，长五石弩四件（即力重五百石），陷坚羊头（能贯穿羊头骨）铜簇三十八枚，矢一百五十枚，长椎四件（汉长兵器，类似矛），连梃四件（类似农具连枷，用来击打爬上城头之敌），倍四件（类似棒、杖），枪二百件（即檑木、木标，一端或两头削尖的木棒）。此外，羊头石五百块，礌石三百块，狗笼一，沙灰各二石，表、蓬、苣等。
  燧坞建在匈奴入塞必经通道边，两旁利用塞墙、陡峭山势阻隔敌骑，通道处开挖宽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扫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或利用河岸天然沙地、侦察过往踪迹，这种侦察方式统称天田。
  倪仓自幼从未识字，入伍以来，曾请教军中记录戍守档案的吏员，以当时常见小学字书《苍颉篇》、《急就篇》为教材，勤学苦练，识文书字。后来，他当了燧长，已能独立书写当日戍守了望记录。
  一次，都尉府给各亭燧颁发简文（写在木片上的公文），称“居延骑士广都里李宗坐杀客子杨充，亡走”命各亭燧察捕之。文书上还详细描绘此人相貌打扮，年“升八岁，中，壮，发长五六寸，青黑色，无须，衣皂袍，白布绔，履白靬，（鞋），持剑亡。”
  倪仓读过简文，即埋伏在关隘田天附近，昼夜检视逃犯行踪。第三日入夜，有一戴毡帽，披毡衣人欲潜往塞外，被倪仓堵住，那人称说出塞找骆驼。欲急急脱身。倪仓凭直觉感到，此人与简文描绘的李宗相像，带他上燧坞灯火处细察。那人一听，从毡衣下迅急拔剑向倪仓面门刺来。倪仓侧身闪避，让过剑锋，挥斧横扫他胁下，那人也是好身手，进退腾挪，轻捷自如。交手十余回合，在闻讯跑来的戍卒相助下，那人被擒，移到燧坞灯下一瞧，果然是杀人逃亡的李宗。倪仓又立大功。
  时光匆匆。转眼间，倪仓入伍已有十年，中间经历过大小百余次战斗，一人击杀生擒匈奴骑数十人，立战功十余次，由亭长升为侯长、侯官。以功授公乘爵位（汉制，共二十爵，最低爵位是公士，最高爵位是彻侯。公乘是第八爵位，获此爵位者出行可乘公车，社会地位较高）。
  哀帝元寿三年（公元2年），倪仓从居延都尉府转至张掖农都尉。张掖农都尉治所在番和县。倪仓被任命为护田校尉，即统领保护屯田之准军事长官。
  倪仓人还未到，调遣简牍已到农都尉府。倪仓初到番和，张掖农都尉府、番和县以及家乡骊靬县官绅、乡民约千余人出城迎接，场面极其隆重。倪仓在农都尉府护田校尉任上熟悉了几日，便告假回到骊靬县万岁里。同样，回家这天，骊靬县的县长（汉制，人口在一万户以上为县令，一万户以下为县长）、丞尉、长吏、斗食、佐史、少吏、万岁里所在乡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游彻（循禁贼盗），亭长、里长及家人、百姓数百人郊迎十里。
  倪仓乘公车、带护卒，威风八面，被县长一行簇拥而去，竟未来得向骑驴来迎的老父搭上话。临上公车，倪仓越过人群头顶寻到了远远站在人圈外的老父。昔日魁梧，身强力壮的父亲，如今却佝偻着腰身，枯黄的须发在深秋的风中飘摇。父亲拄一柄鸠杖，即手杖，上端雕饰鸠鸟，鸠鸟为不噎之鸟，意谓老人食之不噎。那是当今皇上专为全国年满70以上老人所赐的权益象征，表示对老人尊崇、呵养。倪仓看到老父踮着脚尖向他招了招手，仿佛还看到老父嘴唇嗫嚅，似乎呼唤他的乳名。此情此景，倪仓联想起自己当初人伍出门时对父亲一言未发那样冷漠见外的态度，顿感愧悔，罪孽深重。倪仓突然跳下公车，分拨人群，疾步上前，“〓嗵”一声跪倒在老父面前，欷虚涕零，长跪不起。
  （原载2000年《骊靬》第1期）
  张祚兵败骊靬
  张得智
  西晋穆帝永和年间，晋室衰败，皇权不振，诸国相互攻伐，战火连绵不断，生灵涂炭，举国哀怨。
  永和十年，凉州刺史张轨的曾孙张祚在凉州僭称帝位，立宗庙，置百官，追封宗故，新立皇后、太子等。张祚为人奸诈，人伦丧尽。即位前，他先与庶母马氏私通，通过马氏将其亲孙、凉州牧张耀灵废为凉宁侯，随后又派他的心腹爱将把年仅十岁的亲侄耀灵残害，埋尸灭迹。他还诱奸了亲弟张重华的妻子裴氏。后宫之内，凡未嫁之嫡妹、亲侄女都被他奸污过了。他的恶行恶德遭世人唾弃，人神共怒。
  前凉辖凉州、河州、沙州三州，领二十三郡，其中武威郡所辖的显美、骊靬、番和三县地域接壤，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农牧发达，民多殷实。
  张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周围郡县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骊靬县的骊靬人公开表明只尊晋室，不顺张祚。他们反对张祚的呼声最高。张祚气急败坏，调兵遣将，妄图对骊靬人杀服。然而，骊靬人上下同心，同仇敌忾，决意与张祚决一死战。
  骊靬人并非华夏民族，而是远在汉初数千里之外的古罗马帝国军人的后裔。骊靬人所在的骊靬县设置于西汉。西汉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位于地中海西岸的古罗马帝国的三巨头之一——执政官克拉苏纠集了七个兵团，约45000人的兵力发动了对安息国（即今伊朗）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克拉苏率领的这支军队在安息卡尔莱地区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被俘，被安息人用熔化了的黄金汁灌口身亡。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的第一军团约6000人奋力突围。普布利乌斯率众转战安息高原，寻机东进。他们在防御比较薄弱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一个口子，历经千辛万苦，流亡到西域。
  公元前20年，也就是中国西汉王朝的鸿嘉元年，古罗马帝国与安息言和签约。当时，古罗马帝国提出安息方面遣返在卡尔莱战役中被俘的古罗马军人，并开始寻找普布利乌斯的下落。然而，时过境迁，普布利乌斯及其全部却无任何消息。仿佛在安息高原上蒸发了一般。
  而就在古罗马帝国要求安息遣返被俘战俘的同一时期，西汉的版图上竟赫然出现一个“取国名为县”的骊靬县。而“骊靬”是古罗马帝国的音译。这个县就设在今甘肃永昌县境内。无独有偶。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多名屯兵，还发动西域属国兵一同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国的江布尔城），陈汤等人在这里发现了一支不同于匈奴军队的奇特的军队。他们人数不多，步兵约百余人，用一种圆形盾牌连成鱼鳞状的防御阵式，在土城外还筑有木城。有关历史学专家认为这种“鱼鳞阵”和“重木城”的设施，只有古罗马军队所惯用。由此，他们推断这支军队就是在安息卡尔莱战役中遗逃并已失踪了17年之久的古罗马第一军团残部。
  当时，陈汤军队以生俘一百四十五人，逼降千余人的战绩班师还朝。汉王朝遂将这批古罗马军战俘安置在了番和县（今甘肃永昌县）南祁连山脚的折来河流域。
  话分两头。先说张祚这里。张祚的手下有员大将，名叫和昊，祖籍河州。他在张祚阴谋登基称帝的前期，从驻守地河州调来凉州，为张祚助阵。随他而来的兵士大多数是大夏河子民，大家对抛家离妻替人卖命的日子很恼火。
  正是秋高气爽，草肥马壮，正好用兵的时节，和昊领了御命，亲点两万兵马，朝骊靬方向杀气腾腾地扑来。
  再说骊靬人，骊靬县令是古罗马第一军团长普布利乌斯的后代，名叫利乌斯·李，因为他的母亲是完完全全的汉族人，姓李。他和其他骊靬人一样，其欧罗巴体貌特征已发生了许多改变，眼珠半蓝半黄，头发呈黑色，但卷曲。他身材魁伟、气度不凡。这是由于在数百年的历史时期中，他的血统中早已渗入了汉民族的基因，在文化传承、民俗习惯上已大部分汉化，但是滞留在他内心深处的仍然是古罗马军人特有的那种高贵、典雅、不容亵渎的品质。他听了探报，亲自披甲擂鼓，集合县衙本部人马，并外传令四乡，招集骑士。
  仅半天时间，利乌斯·李就集合了三千人马。骊靬县是一个半耕半牧的小县，全县仅14000人口，年十六岁以上的壮丁大都在南山放牧，个个弓马娴熟，惯会骑射。骊靬县城在折来河中游，本是汉初匈奴人折兰王府所在地，当初折兰城的规模较小，后经骊靬县历代县令拓展，现已在土城外加筑一道木城，为防火攻，将折兰河水引至城下各处。而且，早在西汉末年，也是皇室衰弱，皇权不振的情况下，骊靬县人为求自保，事实上将行政实体变为军事实体，建立了武装自卫组织——骑射队、角斗队。在近几百年里，周围郡县动辄被袭，惶不自保，而骊靬县从未被异族完全占领过。
  张祚的都城在凉州姑臧，名卧龙城，距离骊靬县城仅一天的骑乘时间。臣龙城原本也是由匈奴休屠王所筑，南北七里，东西三里，从城所处的地形看，恰似一条横卧绿洲的巨龙。张祚的军队可由此随时奔袭骊靬。
  利乌斯·李在为骑射队、角斗队作军事动员时，先热情追怀汉室、晋室对骊靬人的恩泽，追述张祚的先祖张轨、张骏对骊靬人的宽宥、厚爱，又历数张祚登基以来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广大士民和武装人员的斗志。
  利乌斯·李决定在骊靬城外的开阔平原上和张祚军决一死战。
  决战这天，3000骊靬人严阵以待。前队正面是八百角斗士，每个人头戴皮质面罩，上面只留开眼部、嘴巴三个小洞，身着古罗马角斗士的短褐衣裤，左手握盾，一种圆形皮质小盾；右手持剑，一种古罗马时期角斗士专用的短剑。八百角斗士个个精神抖擞，以一当百，在短兵相接时最能体现出他们的彪悍威猛。稍后两翼是两队骑士，每队约100人，人、马都着轻甲，人人使两样武器——长矛、硬弓。整个阵式是“品”字形，似一把出鞘的利剑，指向来犯的敌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骊靬人的战骑——纯种汗血马。汗血马是西北最好的马。最早在汉武帝时期从西域大宛国引进。汗血马高头宽胸，四肢强健，奔走如飞，因此，又称天马。汗血马出汗时，身上渗出殷殷血迹一般的汗渍。西晋永嘉年间，张轨主持凉州大局，正值晋都洛阳城遭叛臣王弥围攻，张轨闻报，当即遣将率州兵前去解围，一举将叛军袭破。接着，又在河东地区击破叛军刘聪所部，救晋室于危难，免百姓以荼毒。当时，京师洛阳一带民间传唱：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凉州大马汗血马的威名由此而始。利乌斯·李率亲兵身居战阵中央，一面面仿制的古罗马战旗迎风飘展。战场上旌旗猎猎，鼓声阵阵，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再看张祚的大将和昊所率的前凉兵马，老远就压住阵脚，“一”字排开，人马都披重甲，显得笨重。
  大战开始，利乌斯·李指挥左右两队骑射直冲前凉军队的核心，他们的冲击速度之快，令前凉兵目瞪口呆。他们就像一群鹞鹰，从天而降，遮天蔽日，老远的地方，他们从马上射出的利箭密如雨点，射得前凉兵直退。眨眼间，他们手中的长矛一一洞穿敌人的胸膛。两千骑士的高头大马把和昊的中军冲得七零八乱，无力招架。和昊指挥左右两军向中军合拢，卫护中军，说穿了，就是为了卫护他自己。
  骑射队用长矛杀得正起劲，角斗队又上来了，只见他们个个如猛虎下山，跳跃着冲向敌阵。他们左手握圆盾轻松遮挡，右手持短剑刺杀猛准。他们每个人被血光笼照，每个人的脚下都是一片血海。前凉的兵士哪里见过这般杀人如杀瓜切菜的可怕场面。前凉士兵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他们无心送死，一起潮水般败退。他们逃命的速度远比冲锋的速度快。
  和昊的坐骑也是一匹难得的汗血马，它驮着它的主人在尸堆血海中如履平地，腾云驾雾般帮助主人逃离了战场。
  一场兵力悬数的战斗，却因战斗力的缘故，张祚的2万人马迅速败给了区区三千骊靬人。这是历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张祚兵败骊靬人，和昊仅仅带回数千兵马，其余大半被杀，小半哗逃。张祚被气得捶胸跌足。张祚有心亲点兵马，再征骊靬人，无奈由于他多年穷兵黩武，树敌太多，当时，他的部下中镇守陇西郡的王擢、镇守枹罕的宗人张瓘都对他的帝位虎视眈眈，枕戈相望。因此，张祚无力再征骊靬人。
  不久，张祚在进攻张瓘时兵败，他自己被张瓘的内应一一胞弟张琚及其子张嵩杀死在殿堂之上。张祚被袅首示众，暴尸当街，结束了他短短三年的皇位和荒淫罪恶的一生。前凉国民高呼万岁，欢声雷动。
  消息传到骊靬县，骊靬士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骊靬县民又恢复了往日亦耕亦牧，马放南山的和平的日子。
  骊靬一个诱人的话题
  张得智
  甘肃永昌县的者来寨村，在县城西南10公里。汉初，这里曾设县骊靬，属张掖郡。唐人颜师古所校注《汉书》载，“黎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大秦国即指古罗马国。《后汉书补注》载，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置”；《晋书》载：“凉王张祚遣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此外，《隋书》、《大隋一统志》、《五凉志》等对骊靬的方位，骊靬戎（即罗马军后裔）活动情况都有记载，这是不争的事实。
  骊靬遗址现仅存28米长，3.8米宽，1.5米高的一段残垣，夯层在15——17厘米之间。南依祁连山（又称南山），西邻焉支山（又称大黄山），从祁连山中发源的者来河从中流过，者来河现水量甚小。这块祁连山北坡地在汉代平坦肥沃，祁连山地草场繁茂，是理想的半耕半牧之地，在此立县可谓明智之举。如今者来寨为一自然村，有农户70余户，人口300口，皆系六七十年代从永昌其他农村迁居而来。
  前面提到《汉书》中称骊靬县取国名为县，汉时称罗马国为骊靬国，又称大秦国，《汉书》中多次出现“秦胡”即指罗马国人种。《后汉书补注》中提到“骊靬降人”即古罗马军战俘。首次将骊靬古县与古罗马军战俘联系在一起的人是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先生，他最早关注这一问题是在1981年，一次关于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学术讨论会上。他的基本思路是：（①公元前53年，即西汉甘露元年，古罗马帝国三巨头之一、执政官克拉苏曾以7个军团约4.5万人的兵力，不顾罗马保民官的强烈反对入侵帕提亚（汉称安息，即今伊朗），结果，克拉苏战败被俘斩首。克拉苏长子即第一军团长普布利乌斯率领残部6000人在安息高原东部防线突围成功，东徙西域，被西域康居国收编，后借兵给匈奴郅支单于，防御乌孙国侵扰。②《汉书·陈汤传》载，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旨发兵4万讨伐郅支单于，双方战于郅支城，即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战前，汉军发现对方“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鱼鳞阵”是以长圆形盾牌连成的鱼鳞状防御面，，“重木城”是以原木加固城防。据哈里斯先生考证，“鱼鳞阵”、“重木城”正是古罗马军队惯用的阵法，战斗结果是汉军以“生擒百四五十，降虏千余人”而大获全胜。这批被活捉俘获的兵士里面就有当年突围出来却又失踪了17年之久的古罗马残部。后来，这批罗马战俘仅剩数百名，即被汉王朝安置在今者来寨，立县骊靬。
  哈里斯先生从80年代即着手研究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发展史。为方便研究，他专门赴兰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并于1989年到过永昌者来寨进行实地考察，因有关考察手续不全，匆匆撤回。
  哈里斯先生的这一观点，笔者概括为俘获说。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原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先生。
  1998年8月19日，日本共同社驻中国上海支局记者松尾康宪（支局长）从香港《文汇报》看到新华社有关骊靬古县与古罗马战俘后裔的报道，向日本国内作了扼要转载，在日本新闻界、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长沪和俊就此报道中俘获说观点提出两点质疑，①“6000人的罗马兵打破安息围剿，这种记载在有关克拉苏的史料中我没有看到”。②《汉书陈汤传》中西汉军队与罗马军遭遇的记录也没有看到。”长沪和俊委托松尾康宪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报道内容作一次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松尾康宪于1999年8月20日来永昌者来寨考察，重点落在①新华社报道骊靬古县地附近居民中具地中海人外貌特征，即“身体魁梧、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须发皆为黄色”的人种在当地居民中所占比例。（②众多中国记者报道中有关骊靬古县附近村庄潜存的欧罗巴遗风，如“斗牛”“蒸牛头状面馍”、“家族（罗马后裔）坟墓皆西向”等。
  这里，笔者对松尾康宪的调查情况暂且不论，而对他和长沪和俊先生对待历史的科学严谨态度表示衷心敬意。与哈里斯、关意权先生俘获说观点不尽相同的另一种观点是北京常征先生的归化说。
  常征先生的基本观点是：罗马人数千初经中亚月氏王国进入中国，是归化人的身份。（见1992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常征先生从大量史料文献中研究认为，“公元前40年（汉元帝永光元年），正是罗马军团附月氏王以后的十余年，汉灭郅支单于后四年，月氏人败于贵霜（本文作者注：即大月氏王国领地，在阿姆河南，即今阿富汗境内）之后，得以率昭武族人及罗马降人各一部，溯阿姆河，越葱岭，傍昆仑山脉北麓入河西，归附汉王朝”，“罗马人归化者甚多，故汉王朝专设骊靬县以领护之。”（出处同上）。
  由此，笔者认为常征先生并不反对哈里斯先生提出罗马军残部流落西域这一事实，对这部分人最后落脚永昌者来寨，立县骊靬也持赞同意见，只是对他们的具体来法意见相悖。
  以上“俘获说”、“归化说”两种观点基本涵盖了目前国内骊靬研究学术界实况，孰是孰非，都不宜早作定论。此外，已退休的作家王萌鲜先生继长篇小说《骊靬书》之后，潜心研究骊靬文化，根据大量史料研究认为汉末生活在河西张掖、永昌一带的“卢水胡”即指古罗马军战俘及其后裔。
  由于诸多史料文献对骊靬之说出语简约，尤其是对“骊靬降虏”进入西域与河西汉民族融合没有正面的较完整的记述，因此，给目前研究骊靬古县与古罗马战俘归化汉王朝这一学术命题带来诸多困难。在许多学术探讨文章特别是新闻报道中多有揣测之处而不嫌语怪也。
  ——（原载2000年《西部文学》第8期）
  聚焦“骊靬人”
  张得智
  继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中国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已故教授关意权先生从历史学角度发掘成立骊靬文化学说之后，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遗传基因研究所主任马润林博士主持对散居甘肃永昌境内的“骊靬人”作了二百例尿样，75例血样基因检测。
  目前，生活在永昌境内颇具欧洲人体貌特征的人约五六百人，主要分布在骊靬古县地者来寨（现名骊靬村）方圆30平方公里范围内，被当地群众泛称为“骊靬人”。
  在接受过中科院遗传学尿检、血检的“骊靬人”中，其欧罗巴人种体貌特征在有的家族中逐代出现，有的家族中隔代出现。刘××男，28岁，永昌县六坝乡七坝村农民。他的发色呈棕黄色，198年，他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的头发已染成黑色，而发根处新长出的头发仍呈棕黄色。他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的发色也呈棕黄色。
  刘××男，36岁，永昌县焦家庄乡杏树庄村农民。他的发色褐黄，头发自然卷，曲，体格高大，眼深，眉骨隆起。他的家族中有7人具欧罗巴人之体貌特征。闫××，男，16岁，就读乡中学，与刘同乡。他的发色呈金黄色，其外祖母为刘家族中人。杨××男，28岁，永昌县六坝乡南庄村农民，他的须发呈棕红色，其父（60岁，）、其妹（22岁）及其子杨（6岁）发色亦呈棕红色。此外，该村具此特征的人有10余人。白××男，8岁，小学生，家住永昌县南坝乡祁庄村。他的发色不但呈褐黄色，，而且自然卷曲。他的母系血亲具欧罗巴人种特色。这部分“骊靬人”在生产方式、文化传承、生活习俗等方面，早已被汉民族同化，但其细微之处仍有差异。
  1999年，在该县新城子镇赵定庄村发掘出了春节社火中的节子舞，其独特的舞蹈形式为舞者10——20人，皆古代武士打扮，手持两截短木棒，合鼓点跃动、击打。动作粗犷，阵形变化快捷，似有古代军士格斗演练遗风。
  2000年，在甘肃兰州举办的“甘肃敦煌百年·黄河风情旅游节”开幕式上，永昌县代表金昌市参演的大型广场舞蹈《骊靬古韵》，就是以古罗马军团“鱼鳞阵”为题材，融会民间节子舞表演形式而创作出来的。该舞蹈节目曾受到中央、省市领导及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并获特别奖。
  “骊靬人”对牛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所在的村庄至今盛行“斗牛”。冬闲时，他们喜欢将村里的牛赶拢一起，挑逗牛性，促成群牛抵仗，场面惊险刺激。此外，他们在夏季收获第一场庄稼后，蒸一些奇特形状的面馍，称牛鼻子，用以祭神。
  骊靬村近年中每年前来采访、观光的中外游客数千人，“骊靬人”成为媒体记者、游人关注的焦点。初时，他们面对摄影、摄像镜头顾虑重重，甚感局促。而今，他们一经撩开有关身世的神秘面纱，却显得从容坦荡，不卑不亢。
  1998年，永昌县成了骊靬文化研究会，全面展开骊靬文化的考证、发掘、研究工作。从1998年至2000年，骊靬文化研究会共接待海内外历史学者、专家及新闻媒体记者200余人，团体数十个。收集国内外有关骊靬文化论文、信息资料20余万字，对于骊靬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原载2001年《西部文学》第6期）
  DNA追踪民族迁移千年谜案
  明江
  有关在中国甘肃居住有2000年前罗马远征军后裔的说法是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争论的一大焦点，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证据，这一历史问题始终都是一个疑案。
  近年来，有关罗马军团的后裔为骊靬人已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史学界对此有较大的争议。但者来寨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越浓的兴趣，永昌县已经将此开发为旅游项目。
  随着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历史的研究也广泛借助于科学手段，中国科学院人类遗传研究所的马润林教授带领他的三个学生，一行4人对这里的300多人进行了DNA分析。
  为了了解有关情况，我们通过马润林教授的学生电话采访了目前远在美国讲学的马先生进行采访。
  记：您带领您的三个学生对这里的300多人进行了DNA分析，其中200多名村民证实含有欧洲人血统。这个测试在什么程度上证实者来寨的村民可能为罗马军团的后裔？欧洲血统是一个泛指吗？它与当年罗马军团是否有必然联系？是什么促使您前去测试这些传闻中罗马军团的后裔？
  马润林教授（以下简称马）：我们根据国内媒体有关古罗马军团后裔报道所提供的线索，于1998年曾去甘肃永昌县境内搞了现场初步考察。考察中我们的确注意到了当地部分居民在长相、肤色、毛发颜色等方面与传统的中国汉民族有不同之处。由于西北地区在历史上为少数民族地区，又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人群迁移情况较为复杂，单凭长相外形很难说明问题。为了探寻历史事件在自然科学上可能存在的依据，我们决定对此设立探索性课题进行研究。
  1999年9月我们去了甘肃永昌采样，但我们的研究工作现在仍然还在进行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向外界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国际国内学术界和新闻媒体报告或公布任何有关的研究结果和进展情况。因为这项研究是高难度的研究。主要难点是目前国际上对人种人群基因型研究的资料积累还很不完备，同时这类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通过国际合作，最近的研究进度明显加快。
  记：对他们的DNA检测采用什么方式进行，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马：对所采集的样品，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寻找样品的遗传物质（DNA分子）中是否存在属于不同种族人群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留下的标记性遗传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与特定民族或人群相联系的基因位点核酸碱基的变化及单倍型，主要检测手段是国际上分子遗传学研究中的一些常用先进技术。它涉及的遗传学问题比较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国际上有关人群种族遗传基因资料的进一步积累完善。
  我们还先后采集了不同地区及民族的样品作为参照。在学术上对任何一个事件的肯定或否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其结论必须遵循符合本学科当前普遍认可的通行判定标准，而且关键数据资料及方法必须经得起他人和后人的检验。我们的研究进展目前还处在使我们不能作出任何最后结论的阶段，当然也没有所谓的最后结论。
  记：历史上中华民族与外来人种进行融合早有先例，比如回族、维族、俄罗斯族、朝鲜族，那么时至今日，这些人群中的大部分人是否还带有外来人种的DNA？如果一个庞大家庭的祖先中有一位外国人，是否他的所有子女一定带有相应的血统？
  马：完全正确。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众多少数民族的大家庭。在长期的交往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是自然的事情。这种通婚加强了基因交流重组，有利于后代健康。
  谈到血统首先需要明确其概念。血型是由基因型决定的。现代考古学和分子遗传学的证据都证明，人类的始祖起源于非洲，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是由在非洲的共同祖先繁衍迁移分化而来的。也就是说，人类最早没有基因型或血统的差异。
  现在看到的不同种族人群的基因表型的差异是人类中的不同人群在长期的地理隔离环境下与当时的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逐步形成并固定的，同时伴随着语言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差异。
  这种遗传差异有多大呢？如果以分子生物学中遗传物质DNA碱基的同源比率来表示，人与大猩猩DNA碱基序列排列差异不到千分之三，不同人群种族之间就更小了。血统作为一个代名词，反映的是源于遗传背景差异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地位或生活方式的差异。现代生活方式和交通工具使过去的地理隔离环境不复存在，混血现象逐步增多，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就好像曾经分散分化的基因又流向一个共同的基因池里，“血统”越来越难维持了。
  这是有关血统的大致概念。一般而言，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包括回族、维族、俄罗斯、朝鲜等民族与我国境外的同民族人在遗传上可能同源，但若长期分离又未与其他民族通婚，他们也可能形成某些特有的基因单倍型。再比如，如果一个庞大家庭的祖先中有一位外国人，他的所有子女的DNA中则带有这位外国人的某些特有基因位点。不过在若干代以后的女性子女中，这些特有位点所构成的单倍型由于染色体重组可能就无法检测到了。
  记：如果者来寨的村民们用DNA等科学手段证实具有欧洲血统，那么是否能够说从科学的某种角度上讲他们是一个新发现的民族？如果要认定一个民族，究竟是这个人群长久的风俗、文化、历史更有说服力，还是科学的检测结果更有说服力？
  马：不能。即使用科学手段检测到甘肃永昌当地部分居民的遗传物质DNA中含有某些源于欧洲的基因单倍型，也只是有助于认定这些居民的祖先在历史上可能与欧洲人或带有欧洲基因型的其他人 有基因交流（通婚）的事实上，谈不上欧洲血统，更谈不上是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包括分子遗传学在内的科学手段也许会有助于分析一个民族人群的历史起源及遗传构成，但无法准确界定其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而这些才是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
  记：在民族史上，有很多民族在历史融合中消失了，用科学手段比如血缘检测手段是否能重新找出这些民族？
  马：按照学术界普遍接受的非洲起源学说，早期的直立人（已灭绝）和后来的智人迁移出非洲后，通过几条主要路线逐步分散到世界各地，包括现在的亚洲、欧洲、美洲及澳洲太平洋岛屿。人类的这些先祖们到达新的栖息地后开始定居繁衍，他们与当地的自然环境长期相互作用并产生了人群间的遗传基因型及表型的差异，演变出不同的人种及众多的民族，形成了各自的生活习惯及宗教文化。但即使在早期，邻近人群间的基因交流也非绝对不存在。由于迁移、战争、灾荒、疾病等因素，这种基因交流或多或少断断续续进行着。期间也伴随着人群或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这就是说，一个民族群体的基因库中带有其他人群或民族的基因单倍型是常见的事。
  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有几次非汉族南下并取得统治地位的例子，如元朝和清朝，这些外源基因流入中华民族基因库并被融合。现代社会使得人群基因交流在全球范围进行，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人类由此进步。开放交流是人类的主旋律。
  正像我刚才关于民族血统所说的：科学手段能找到的不是某个消失的民族，而是某个曾经存在过的民族的有代表性的基因单倍型。记：在您进行的人类遗传的研究中，有没有类似的用科学手段来验证人类历史的案例？
  马：严格地讲，我所受的训练是动物分子遗传学，人类遗传学特别是人类种群数量遗传不是我的特长。由于个人的兴趣和帮助回答现实问题的需要，加上动物与人类分子遗传学研究在方法和技术上的相似性，使我从事了目前这项研究。这项研究是我第一次涉及有关人类迁移的课题，一方面要向国际国内的有关专家学习新知识，一方面与这些权威专家合作把课题推向圆满完成。这也是科学研究的本来意义所在。
  记：在人类遗传研究史中，除了DNA检测，还有什么别的科学手段？
  马：人类遗传研究中除了DNA检测，还包括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经典的是考古学的方法，还有比较生物学、解剖学、环境学、毒理学、地质地理学等等。通常是围绕某个学术问题多学科多个方法从不同侧面研究，综合解释研究结果，以求结论准确可靠。
  在研究人类遗传史时，分子遗传学的方法也可看作是考古学的一种辅助方法。
  记：为什么要进行人类遗传的研究，中国的人类遗传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早期的研究和现在的研究有什么变化？DNA等科学手段是什么时候开始运用到研究中的？
  马：从事人类遗传学的研究是人类试图理解自身的一种现实愿望和需求。这种需求通过科学工作的兴趣得到反映和体现，又通过社会相应的配合条件来实现。
  生命是怎么回事？人从哪儿来？这些问题从来就是相当多的人们既关心又难解的问题。从个人上讲，无论人们是否有主观意识，对这些问题的潜意识回答直接关系人们的价值取向或对生活的态度，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讲，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文化及观念，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这种现象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比比皆是。
  ——（原载2002年1月1日的《商报生活》）。
  “古罗马战俘”消失之谜
  师永刚
  ·拍案说史·
  2000年前，数百名古罗马雇佣军沦为西汉政府的战俘。此后神秘地失踪，成为中外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骊靬：一座专为罗马人修建的古城堡。80年代，它神秘地出现，又一次撩开了这个旷世之谜的面纱。
  ·历史，我们找到他们了吗？
  历史说是能引起我们的好奇。
  1993年下半年，几乎所有的中外媒介都在复述一条“旧事新闻”：2000年前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西部甘肃永昌县消失之谜，最后又获新发现。考古者找到了足以佐证这支军队曾经存在的旧址和部分实物等等。
  关切和疑问的产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更多的人们似乎更为关注的是这样的事实：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在那里消失，为什么要来中国等等。
  笔者于1993年11月，驱车数百公里来到永昌县，试图寻找历史。
  留在史书上的唯一线索：失败的古罗马战士。
  匈奴的雇拥军。西汉政府的战俘。
  公元前55年，中国历史上的西汉末年。世界历史进入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中古时期。远在地中海西岸，与古中国相距甚远的古罗马，正被剧变与战争笼罩。克拉苏，这位与凯撒大帝、庞培同称是罗马三巨头的新贵，亲政不久，率领数十万大军东征安息（现帕提亚）。不幸的是，这位统帅在卡尔莱战役中失败，除了克拉苏之子率第一军团6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军覆没。但突围的6000罗马人去了那里，下落何在？这在欧洲史上至今还令人猜测的难解之谜，却在中国一本古老的《汉书》上找到了线索。
  据该书《陈汤传》中所记：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奴役康居人民，攻略乌孙、大宛等，威胁西域。汉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和都护甘延寿发兵至康居，恶战数月，灭郅支单于。汉军在与郅支所部的战斗中，发现有一支善“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修木城”的外来军队很难对付。陈汤所部降服这支军队后，将俘获的军士收编，协助汉军驻守西陲。为方便他们的驻防和生活，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政府专门在祁连山下的一块地域，置一县，名骊靬，并筑成城堡。这支军队收编为汉军后，作战勇敢，前凉张祚遣将曾率军队讨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
  《汉书》上所记载的这支奇特的外来军队和欧洲史上神秘消失的古罗马人的相似之处，终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时光照到1989年，在兰州大学讲学的澳大利亚专家戴维·哈里斯，以自己的敏感和学识，经过多年的研究后认定：这支会摆“鱼鳞阵”的奇怪军队，就是罗马帝国远征军的残部；并认为这支残部在卡尔莱战役中逃脱后，一直在伊朗高原流浪，历尽艰辛，几经磨难，后被郅支单于收编成为雇佣军，并保持了自己的编制，参与对西汉西部的劫掠和进犯。并初步推断出，该城旧址就在甘肃省永昌县境内，但具体地址不详。戴维·哈里斯于1989年2月，在国外公布了这一发现，当时引起了轰动。
  世界各大通讯社均发表了消息。我国的《参考消息》报，也转载了这一新闻。
  世界被这一新发现震惊了。但在好奇的同时，人们却仍心存疑惑：骊靬古城究竟在哪里？有那些实物足可以证明？
  骊靬，一张古地图透露方位。猜想中的城下之城。具有欧洲民族特征的村民。
  关于古罗马战俘的新推断，引起了公众和考古界的极大重视。1989年，中国、澳大利亚和前苏联的一些史学家开始了对这一事件的研究。这中间有戴维·哈里斯及中国甘肃省文化局的部分专家等。但寻找这些神秘失踪的古罗马人，却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关于这支军队的记载，仅仅只在古老的《汉书》上有极短的描述，并且再没有在任何史籍上有所发现。而寻找这支军队关键就在于找到那座神秘的似乎专为罗马人而修的“骊靬古城”。关于这座古城堡，《汉书》地理志也仅做了如下叙述：“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到了隋代以后，才将此县废除。许多史料似乎都很简洁，简洁到了只告诉了你来历，但却遗忘了结局的程度。这年下半年，三国史学家在翻阅资料时，发现了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的地图。这张绣在布绢上，已经锈蚀的古代地图，清晰地写着“骊靬”这一古县名。专家们如获至宝，经过研究，实地勘测，他们终于从这张不太确切的地图上，找到了骊靬古城的确切方位，判定它位于甘肃省永昌县西南十公里的焦家庄乡者来寨。
  骊靬古城被发现后，戴维·哈里斯与甘肃省外办张保东和文化局有关专家一起，实地进行了勘察，拍摄了大量资料，但却未发现有什么文物。
  此后，甘肃省博物馆和永昌县文化馆又联合对遗址进行勘察，由于器材和多方面的原因，仍未有什么新的发现。骊靬，似乎向人们神秘地撕开一角面纱后，又把自己藏了起来。这一藏，竟又是4年之久。
  到了1993年上半年。先是距骊靬古城不远的村庄，一位农民在开沟修渠时发现一根长约丈余的粗大圆木，四周嵌有长约尺余的木杆，时代不详。据有关专家认定，古罗马军队善“土城外修木城”。这根奇特的木制品似乎与古时木城图形中的一些制品相似，很可能就是古罗马人“重修木城”的证据。
  此年五月，永昌县文化部门在对骊靬城址地表进行的一次发掘中，首次出土了瓷水壶、铁砸、铁锅和铁鼎等数十件古代器物。新华社记者王振山7月份在永昌县文化馆目睹了这一切后，在发表的消息中做了这样的描述：“据当地文物部门介绍，这些文物均出自元代。专家们据此推断认为，经过几百年的岁月，古罗马人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骊靬城废弃以后，历代又在废墟上重建城池，因此骊靬古城有可能深藏地下，成为城下之城。”
  而另一个让人们倍感兴趣的消息，则似乎一下让人们触摸到了古罗马人的存在。在与骊靬城相距三公里处的杏树庄、者来寨、河滩村、焦家庄等村寨，生活着十几名具有欧洲民族特征的居民，这些人外貌颇像地中海人。大都是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身体普遍比一般汉族人粗壮、结实，胡须、汗毛、头发为黄色，与当地土著有明显差异。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居民很可能是古罗马人与当地民族通婚的后裔。
  秘密似乎到此揭开了。
  古罗马人：我们找到了你们了吗？有争议的血缘之说。
  疑问谁来解释？
  11月底，西北大地一片寒冻，笔者一行三人，驱车离开永昌县，在崎岖多险，几乎没有路径的山地中行驶了一小时，到达了骊靬古城遗址——者来寨。
  者来寨地处祁连山脉沟口，地形开阔，土地肥沃，是个宜耕宜牧的好地方，历经战乱的十余处古城堡遗址峭然耸立。从地理上看，古城把峙祁连入口，背依大山，进可攻，退可守。西汉政府择此处做为罗马军队战俘的生活和驻防之地，确有一定的考察。只是当年的一切，已荡然无存，随处可见到的只有丰茂的草木。
  在邻近的杏树庄和河滩村，我们见到了那几位有欧洲民族特征的村民。在河滩村，64岁的孙树银老汉接待了我们。猛一见，这位深目白发，长一脸黄色胡须的古稀老汉，仿佛就是一位“老外”但一细看，又使人释疑。老人家祖上一直定居在此处。全家祖孙七口，唯有儿子孙小云与他有些相似。小孙子头发则呈乌黑。全家人对于为什么这样，也一直述说不清。村人也对此多报以不解。
  “罗马古城”之谜从发现到现在，前后不到五年，虽说已经取得了一些证据和线索，但伴随着这些线索的出现，人们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疑问。
  在永昌县文化馆，馆长王福义在带着我们看了最近出土的部分文物后，对血缘之说表示看法。
  从公元前35年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如果古罗马人与当地土著通婚，按50年一代计算，也有40代了。而历经这样的血缘变迁，这么多代的同化，难道还真的可以保持原来的特征吗？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繁杂，也许是另外一族的变种。
  不论如何，既然有发现，既然已找到了骊靬古城遗址，那么，这些新发现就对进一步揭开罗马古城这一千古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至发稿时，笔者获知，有关部门已准备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相信，古罗马战俘消失之谜不日可解。
  （原载1994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何处骊靬城？
  曹家骧
  1989年12月初，记者从我国甘肃省省会兰州得到过这样一条消息：经中外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西汉元帝时代，所设置的骊靬城是用来安置古罗马战俘的，而这座城池就在甘肃省永昌县境内。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公元前53年，一支6000人的古罗马军队在波斯战败突围溃逃，不知下落的历史之谜，而且，对研究中外关系史有着重大意义。
  半个月之后，这条消息在12月14日新华通讯社播发的一条有关兰州大学加强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简讯中作了证实；12月15日，《人民日报》也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为题，发了消息，作了披露。
  那么，这支在波斯战败后突围溃逃的古罗马军队，又是以怎样的路线、最后在永昌县消失的？它对中外的交流又有哪些作用？2000余年来的历史变靬，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为我们留下过怎样的遗存？
  8年来，记者曾多次奔波在祖国大西北的这片土地上，并一直关注着祁连山北麓戈壁荒原中发生的有关信息，探寻着这支古罗马军队的神秘失踪之谜，寻找被历史尘封了2000余年的骊靬古城，试图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一起，去撩开这一旷日持久的历史谜案。
  一
  确实，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元前53年，即西汉甘露元年，正值这一古王朝走向衰败的末期。远在地中海西海岸，与古中国相距4000英里的古罗马帝国，正被战争笼罩，处于剧烈的变更时期，当时，古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纠集了45000人马、约7个军团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国古称安息（即今伊朗）的侵略战争。结果克拉苏率领的这支古罗马帝国的军队，在卡尔莱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古罗马帝国执政官克拉苏被俘斩首，第一军团首领、其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第一军团6（00余人突围。普布利乌斯率领的这支逃亡大军在回国无路的情况下，辗转安息高原，寻找机会东进。在普布利乌斯的率领下，终于在防御比较薄弱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了一个口子，流窜西域。这就是有名的卡尔莱战役。
  公元前20年，也就是中国西汉王朝鸿嘉元年，古罗马帝国与安息言和签约。当时，古罗马帝国提出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役中被俘虏的战俘，并开始寻找普布利乌斯的下落。然而，时过境迁，普布利乌斯及所率其突围之余部，早已无影无踪了。
  普布利乌斯和他的残部，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便成了古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二
  为了揭开这一历史的悬案，众多的历史学家都在执拗地进行着苦苦探索。1989年夏，一位叫戴维·哈里斯的澳大利亚学者又一次来到兰州。1988年为了寻找卡尔莱战役中古罗马帝国溃逃残部的下落，他曾来过中国。记者出身、在澳大利亚南部著名的阿得来德大学任教的戴维·哈里斯，这次专门在兰州大学外语系谋到了一个英语任课的工作。同时，与西北民族学院、兰州大学以及前苏联学者费·维·瓦谢尼金等学者，共同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
  1997年1月23日记者来到兰州大学一分校，找到了与关意权先生合作的陈正义老师。他为我提供了三个重要的线索，他说，戴维·哈里斯在兰州大学讲学期间，在校外办等同志的陪同下，曾前往过永昌县，前后两次；1992年，甘肃省文化厅曾组织过到永昌县考察。
  目的是试图分头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不同角度，能在永昌县找到实物资料；1947年，美国一位叫德效谦的学者曾对这个课题作过研究，他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曾有过这样一个观点，即“中西文化的结合产生了骊靬”。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准备研究，然而，由于连年的内战，只好被搁置了起来。
  按照陈正义老师向我提供的线索，我与省考古所联系了多次，但有关同志都外出了。我只好敲开了原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钟圣祖的家门，这位70岁的老人对我在大西北的采访工作，曾经给予过相当大地支持。谁想到，当我说明来意后，钟先生高兴极了。他说，他也正在研究这个课题。
  钟圣祖边说边从里屋取出一摞史书，书里分别插着小纸条。他一边翻着，一边对我说：“在我国西汉时期，当时的中国多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国，或称作黎靬、骊靬、力乾等，司马迁的《史记》就把罗马帝国称作黎靬。而从对史学的研究看，有一个不能不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在，在公元前20年，也就是中国西汉王朝鸿嘉元年前后，几乎是在古罗马向安息要求遣返罗马战俘的同期，西汉的版图上竟出现了一个被命名为‘骊靬’的县，这个县就设在今甘肃省永昌县城之南。从《汉书》一直到《隋书》中的有关地理篇目里，也都准确无误地记载了‘骊靬’这个县的存在”。
  我与钟先生的话题，又重新落到了戴维·哈里斯第二次前往永昌县现场考察的情况上。当时，戴维·哈里斯是由有关部门陪同前往的。但由于手续不齐备，有关部门没有同意戴维·哈里斯一行进入永昌县现场。然而，关意权、陈正义以及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和前苏联学者费·维·瓦谢尼金等4人，结合中西史料的对比研究，并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从而为解决中西历史的难题，开启了一扇大门。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陈汤等人在这里发现了一支奇特的军队，“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
  “土城外有重木城”。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进行防御的阵式以及修“重木城”的作法，只有罗马军队采用。为此，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就是在卡尔莱战役溃退并已失踪了多年的一支罗马军队的残部。陈汤所率汉王朝军队“以生虏百四十五，降虏千余人”而告胜。于是，便有了历代史书所记载的汉王朝在今甘肃省金昌之南，即祁连山之北置“骊靬”县，专门为这批古罗马军队的战俘修筑了古城堡的记述。
  据钟先生介绍，1989年下半年，有关三国史专家在翻阅资料时，曾发现了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在布绢上的地图，这张古代地图虽已破损，但清晰可辨地有“骊靬”的方位，由此，找到了骊靬古城的初步位置，人们判定它位于甘肃省永昌县西南10公里的焦家庄乡者来寨村。
  然而，从考古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考古学家们所关注的是资料，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因而钟先生对此说是持谨慎态度的，他说，要想证实焦家庄乡者来寨村就是骊靬古城的所在，就必须进行考古的发掘，用实物资料说话。他知道我第二天要去永昌县，于是，特别关照我一要注意问问当地发现没发现过粗、细绳纹的素陶片；二可以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发现过铜钱，特别是汉五铢铜钱。因为这些都可以为此说作一引证。
  三
  1997年1月24日，记者从兰州出发沿着祁连山蜿蜒西行，经过整整6个小时的跋涉，来到了我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镍都——金昌市。她犹如镶嵌在河西走廊中部咽喉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到处呈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稍事安顿，在金昌市政府副秘书长陆志雄的安排下，记者次日清晨直奔永昌县。
  这是记者第二次在这座古城驻足。
  去年夏末，记者从敦煌沿河西走廊东行途经永昌时，耸立在312国道与永昌南门交汇处的那座花岗岩巨幅雕塑，曾深深地吸引着我，高高的基座上耸立着三尊古代人物的全身塑像，目光深情而久远地眺望着远处的祁连雪山，二男一女；从中间一位的着装、发式，看得出是汉代的一位长者；而从另外一男一女敦实的身材、深凹的眼窝和卷曲的头发，一眼就认得出这是来自西域的百姓，女的牵着羊、男的手持稻谷，给人一种安定、丰裕之感。当地的干部告诉我说，这是1994年12月永昌县人民政府特意建造的，取名为“骊靬怀古”。这次，在兰州采访钟圣祖同志时，他也曾告诉过我，“永昌县政府在者来寨村一段城墙遗址，也作了标志性的管理。”
  吉普车卷着尘沙使我们终于来到了者来寨村，车子径直停在了村子中心的“骊靬遗址”旁边。村子不大，全村只有74户人家，300口人不到一点儿。一听说村里来了客人，大人小孩都出来看热闹。
  三年前，县里用铁链条把那段据说是汉城墙的地方给围了起来，在西面的高坡上还按照罗马的建筑风格，建了一座乳白色的小亭子。远远望去，格外瞩目。被当地人认为的“骊靬遗址”，现存长近10米、高米余，呈S型；粘土夯垒，至今依然坚实。县政府于1994年4月在它的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书楷书四字：“骊靬遗址”。后面的碑文如下：
  “此处为骊靬古城遗址，最早为匈奴折兰王府，后称者来寨。此20里处为西汉初所置番禾县。西汉河西农都尉设在番禾县城南。流亡的罗马帝国远征军从西城归降汉王朝后，汉王朝置罗马降人于农都尉之南者来寨，立县骊靬。《后汉书》载：“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后汉书补注》说：“为骊靬降人而置”。《晋书》载，凉王张祚遣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照面山），大败而还。《隋书》载，开皇11年，骊靬并入番禾县。《大清一统志》载，骊靬废县在永昌县南。《五凉志》载，骊靬者来寨是其遗址。遗址土夯层厚16——17公分，宽3.8米，结构与番禾城墙一致。
  永昌县人民政府
  1994年4月”
  33岁的村长张建兴向记者回忆说：“70年代初，古城墙有三层楼那么高，城墙上面也很宽。小时候，我们总在城墙上面玩。记得有 一次，大人们到这里取土，垫猪圈。可城墙的粘土特别难铲，怎么挖也挖不动。于是就有人拿来炸药炸。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把城墙炸了一个大洞。谁都没有想到，洞里炸出了许多麻钱（铜钱），足足有一小推车。”遗憾的是，20多年过去了，当时遍地都可以找得到的“麻钱，”历经沧桑，谁也没有去注意它。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极有价值的资料，却在这座村落里怎么也没能找到。
  村民们听说我们是来采访骊靬的，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他们告诉我和永昌县文化馆文物管理员张德智，“村子里有三样东西可能与骊靬有关。”于是，我们分头去看个究竟。
  敲开农民魏作禄的家门，说明来意，老汉爽爽快快地拿出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罐子，这是一个带釉色的鼓形瓷扁壶，口沿外翻，四耳缺一。我们取出卷尺量了一下，鼓径27CM，底径18CM，上下底高17CM。这是魏作禄在7、8年前从村子北头发现的。不过，经过张德智的初步鉴定，魏作禄收藏的这一鼓形瓷扁壶是元代商旅或出行者用来盛水的容器。村长张建兴又把我们领到村子的东北头的农田里，说不久前，在那个地方发现过一个石滚子。左寻右寻，在田埂边真的发现了一个石滚子。一头儿在外，另一头儿还埋在地里。但经仔细辨认，认定那是现代的。显然，这些都与骊靬的考证没有丝毫的联系。然而，当我们走进另一家农户院子，主人把装在蛇皮袋里的一叠碎陶片倒出来给我们看时，着实引起了我们的惊喜。这些碎陶片确实是像钟圣祖说的，都是一些带有粗绳纹的灰陶。
  四
  这是记者此次西行艰苦采访中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当我们从者来寨村返回永昌县城，与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馆的同志们交换上午的采访情况时，竟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一条令人感兴趣的信息。他们告诉我，永昌县有好几个村子至今还有具有欧洲民族特性的居民，这些人大多外貌像地中海人，也是高鼻梁、凹眼窝，头发也是自然卷曲着，胡须、汗毛、头发都呈黄色；而且身材则比当地普通人长得更加魁梧、粗壮。并说，附近的者来寨、杏树庄、河滩村、焦家庄几个村落都有。
  五
  钟圣祖认为，从历史的记载看，骊靬古城与古罗马东征溃军的下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定永昌县者来寨村是骊靬古城所在地域，都有着一定的道理。比如，其一，此地曾是折兰王府；其二、西汉时期的河西农都尉就设立在距折兰王府20里的番禾县，者来川为肥沃的农牧之地，西汉军队在此屯垦；其三、这一带地方是月氏人的故地，骊靬降人中也有月氏人。从这几点说，西汉王朝在者来寨村设骊靬县以安置骊靬降人，不是没有道理和根据的。问题是，考古学的一切结论都必须是建立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之上，对任何事物过早地下结论，都是不科学的。
  有关普布利乌斯和他的残部下落到底在哪里，虽依然扑朔迷离。不过，考古学家们已经依据着史料的记载，为寻找到骊靬古城的准确方位和确切遗址，正在一步步地做着揭开这一历史谜案的准备。钟圣祖告诉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5月份文物专家们将对酒泉——永登、玉门关井塔——内蒙古额济纳旗，两条呈“L”形的我国现存的汉长城进行考察。在此期间，他们将集中力量完成在永昌县境内寻找骊靬古城的工作。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的最后下落的谜底有可能也随之而被揭开。
  ——（选自1997年《新华文摘》第8期）
  最后的罗马军团
  ——骊靬古城与失踪的罗马军队揭秘
  朱国顺
  编者按：在现有的历史记载中，中国与欧洲最早的接触是在东汉时期。
  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时间将可能被大大向前推移。早在公元前36年，中国境内就出现了罗马人的踪迹。这将比现有的历史记载早了两个世纪。
  更令人兴奋的是，这将揭开世界历史上一个千古谜案。在公元前一世纪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著名的卡莱大战，一支6（00人的罗马军团神秘失踪。两千年来无数人苦苦追寻的这支神秘的罗马军团，将在这项研究中露出马脚。
  这一切，源自于关意权先生即将出版的新著以及此前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
  在这件千古谜案即将揭开面纱之际，本报记者飞越千里奔赴昔日沙场，采访有关研究人员，实地考察历经漫漫风尘留下的历史遗迹。
  站在骊靬古城的高坡上，遥望千里戈壁古战场，雄风四起，猎猎有声，仿佛能听见昔日金戈铁马的嘶鸣。
  骊靬古城孤独的寻觅者。沿着历史的痕迹走进大漠深处，我们仿佛能闻到异域的余韵。祁连雪山下的黄土与自亭，激荡着两千年的回声。
  记者是在7月4日的午夜时分，从上海飞抵兰州的。第二天凌晨4点刚过，就驱车直奔兰州西去400公里的永昌。
  永昌有骊靬古城遗址，这里被认为留下了罗马军人最后的踪迹。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的永昌县城。时逢七月盛夏，高海拔的永昌城里却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与平原上人们早已穿短袖衬衣形成鲜明对照，永昌城里几乎人人穿着厚厚的外套，仿佛“异域”。
  在永昌城南门与312国道交汇处，记者见到有一座巨大的花岗岩雕塑。高高的基座上耸立着三尊古代人物的全身雕像，两男一女，目光深情而久远地眺望着远处的祁连雪山。中间一位的着装、发式，看得出是汉代的一位长者；而从另外一男一女敦实的身材、深凹的眼窝和鬈曲的头发，一眼就认得出这是来自西域的百姓，男的手持稻谷，女的牵着羊，给人安定、丰裕的感觉。雕像前的一块石碑上，篆刻着4个大字：“骊靬怀古”。
  当地的同志告诉记者，这是确认骊靬遗址就在永昌境内后，县政府特意建造的。
  我们感受到了历史浓浓的余韵。
  汽车出永昌县城，再南去10公里，来到焦家庄乡者来寨村。
  这里，就是诸多中外专家认定的两千年前的骊靬古城遗址。
  村子里有一段近10米长、1米来高呈S形的土墙，用铁链围了起来。这段土墙，被许多专家认为就是当年骊靬古城的城墙遗迹。在离土墙不远的村子中央高坡上，不久前刚刚修建起一座仿古罗马风格的白色四角亭，亭子的横匾上写着3个魏书大字：“骊靬亭”。
  记者望着高高的“骊靬亭”，白色的亭子充满了异域风情。沿着鹅卵石砌起的阶梯，一步步走上亭子，一共14级台阶。就这么10多级不高的台阶，当我走到顶端的“骊靬亭”跟前时，回头四望。
  刹那间，一幅奇美的壮阔景象扑面而来，令人震撼！
  那是怎样的一幅景象——辽阔苍茫的大平川一望无际，连绵起伏，伸向遥远的地平线。地平线尽头高高耸立的，是白色覆盖的祁连雪山，仿佛一位长老，默默看着世态的千年变迁。厚厚的雨云低低压着平川，缓缓飘移着，好像在积蓄大战的能量。
  偶尔能望见一座高耸的土台，那里曾点过战争的烽烟？潺潺雪水从“骊靬亭”下流过，这里曾饮过骊靬的战马？
  雄风猎猎中，仿佛有两千年前的军号传来。
  罗马帝国最强盛的克拉苏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帕提亚。卡莱大血战，斯大林说：“这是战争史上的经典”。罗马第一军团掩护克拉苏浴血突围，就此消失在茫茫历史上。
  众多的研究与考察表明，记者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失踪的罗马军团的最后落脚之地。骊靬古城的城名，就与世界历史追寻了两千年的这批突围的罗马军人有关。
  沿着历史的踪迹，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两千年前那支最后的罗马军团。
  罗马帝国之名来自于罗马城。传说罗马城始筑于公元前753年，相当于中国东周平王18年，创筑者为罗慕路与勒莫兄弟统领的两个部落。城名“罗马”实则“勒莫”或“罗慕路”的谐音。
  罗马城主统领的这个，城邦，初时不过领有意大利半岛西南一角。即使陆续兼并了半岛的大部，也扼于雄强的希腊城邦联盟而不能东出亚得里亚海。直到希腊城邦联盟瓦解后，罗马帝国才发展成为35个部落的部落联盟大国，领有地中海四周，并且在公元前192年（汉惠帝3年）将其势力伸展至今天的土耳其一带。
  公元前两世纪，欧洲的罗马帝国开始走上了它的巅峰地位。那时候，世界各地“条条大路通罗马”。从此以后至今，世界各国包括今天的美国，没有谁达到过当年罗马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强盛的罗马帝国依仗其强大的军队与国力，不断发兵对外征战，掠取大量财富与土地。与此同时，位高权重的各个统帅之间，也时时互不买账，争权夺利。
  公元前60年，罗马帝国由著名的恺撒、庞培和克拉苏三大统帅共同执政，史称“前三头执政”。这3位执政官都战功显赫，也互不买账，矛盾重重。
  为了缓和矛盾，3位执政官于公元前56年在路卡举行会晤，达成协议：恺撒继续兼任高卢总督，庞培兼任西班牙总督，克拉苏兼任叙利亚总督。分权之后，各个执政官分别开始新一轮对外用兵。
  公元前54年，克拉苏决定进兵帕提亚。帕提亚在中国古书中称之为安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
  当年冬天，克拉苏大军渡过幼发拉底河，进而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诸要塞。所向披靡，一路追击步步后撤的帕提亚骑兵。
  公元前53年5月，克拉苏大军杀到了帕提亚境内纵深处的卡莱。
  此时，两军再度交战。
  指挥帕提亚军队的是青年将军苏累纳。他虚晃一枪，与罗马军稍作接触后又逃跑似地继续后撤，将罗马军诱入叙利亚草原深处。这里百里方圆没有人烟。
  就在这一刻，名垂青史的卡莱大血战开始了。
  貌似逃跑的帕提亚骑兵突然掉转马头，弓箭手乱箭齐发，一面射箭一面勇猛地向罗马军冲去。冰雹似的利箭穿到罗马人身上，强大的罗马军即刻乱了阵形，士兵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训练有素的罗马军迅速后撤，但为时已晚。背后早已埋伏下的帕提亚另一支军队，又是万箭齐发。盛极一时的罗马大军顿时陷入绝境。
  罗马军队第一军团军团长、克拉苏长子普布利乌斯临危受命，组成以第一军团为主的混合军团6000余人，企图杀出一条血路保护克拉苏突出重围。突围部队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但克拉苏依然被帕提亚军俘虏了。
  被俘的克拉苏，被帕提亚国王用熔化的金汁灌进喉咙烧死。
  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斯大林，曾经专门谈到过卡莱大战。他说：“这是战争史上的经典。”
  公元前20年，罗马帝国与帕提亚言和。罗马帝国提出，要求全部遣返在卡莱战役中被俘的罗马军人。所有的战俘回来了。这里面没有普布利乌斯，没有一个他率领的杀出重围的第一军团的将士。
  没有人听说过普布利乌斯和他的第一军团的下落。
  这支杀出重围的最后的罗马军团，消失在茫茫的叙利亚草原上，也消失在茫茫历史上。
  恰恰在罗马帝国与帕提亚言和的几乎同时，大约在公元前20年前后，在中国西部的版图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县名——骊靬。
  骊靬与最后的罗马军团有什么关系吗？
  罗马帝国的大秦感觉。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陈汤战北单于郅支，发现一支“奇怪的军队”。最后的罗马军团露出马脚。
  中国人最早知道罗马，大约在公元前两世纪的汉武帝时代。
  中国古代把罗马帝国称作大秦或骊靬。汉以前中国盛极一时的是秦皇朝，西域诸国称中国皆谓秦。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亦昌盛无比，罗马人闻听东方强盛之秦后，感觉蛮好地将自己叫做大秦。
  在关意权先生以及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几乎就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千方百计寻找失踪的第一军团之际，大约在公元前20年前后，在东方的中国西部，忽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县名——骊靬。
  据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原处长钟圣祖老人介绍，三国史研究专家曾经发现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在布绢上的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晰地标着“骊靬”的地名，以及它的方位。从图上可以判定，“骊靬”就是在永昌县焦家庄乡者来寨村一带。
  唐代著名大学者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解时这样写道：“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
  关意权先生的研究表明，在汉代当时中国城市的名字中，总共有3个城市是借用外国的国名命名的。它们分别是库车、温宿和骊靬。前两个城市是因为那些国家的移民而得名的。以此推断，“骊靬”的出现，也应该与罗马人在当地的出现有关。
  那么，是怎样的罗马人并且又如何突然出现在当地的呢？
  有两道历史痕迹，几乎引起了所有研究者的注意。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者惠栋，为《后汉书》作注时，在骊靬县后面特别石破天惊地加了一条注语：“县本以骊靬降人置。”
  “骊靬降人”应该是罗马的降人。哪里来的罗马“降人”？
  在《汉书·陈汤，传》中，班固特意写道，在公元前36年汉军陈汤战匈奴北郅支单于时，遇到一支奇怪的军队；筑“重木城”，列“夹门鱼鳞阵”。“重木城”与“夹门鱼鳞阵”，这是当年罗马军队惯用的阵式。匈奴军中怎么会有远隔万里的罗马军阵式？
  此时此刻，是不是罗马军人已经到了中国境内？
  最后的罗马军团，开始露出了马脚。
  西方历史两千年追寻的失踪大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点点痕迹。匈奴军中神秘的“夹门鱼鳞阵”。哈里斯听见了贺瑞斯的呼唤。
  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国在公元前20年握手言和后，被俘的罗马军人陆续回到了祖国。然而，这里面没有著名战将、克拉苏长子普布利乌斯，没有他麾下罗马第一军团的任何一名官兵。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一支劲旅，忽然之间悄无声息地在世界历史上消失了。
  所有的人都感到大惑不解。
  世界历史开始了漫漫两千年的追寻。
  这个千年之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蛛丝马迹。
  根据关意权先生以及诸多中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就在罗马第一军团从叙利亚草原上消失后不久，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接连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迹象。
  公元前57年，在中国西部活动的匈奴，有5个单于争权。历经战斗与兼并，最后形成了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并立的局面。公元前54年，就在克拉苏大军渡过幼发拉底河，浩浩荡荡杀向帕提亚国的那一年，呼韩邪单于南下归降汉朝，史称南单于。北单于郅支屡次杀害汉朝使者，又见呼韩邪归降汉朝，惧怕呼韩邪联合汉军合击郅支，于是便点起麾下兵马，向西面的中亚方向逃去，以避开汉朝军队的攻击。
  公元前40年，当郅支单于的军队到达西部康居国的东面边境时，只剩下三千多人。康居国与相邻的乌孙国时有磨擦，康居国王见郅支单于到来，便借了一支外来的军队给他，并将郅支单于安置在东部边境，与乌孙国对峙。
  这支借来的军队，在茫茫历史长河中分外引人注目。
  几乎已经是残兵败将的郅支单于，借得这支军队后，忽然变得十分强大起来。他几次出击数败乌孙，又反身回击康居，多次杀辱康居贵人。为了扩展势力，防备报复，这支军队又在都赖水江布尔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筑起了郅支城。
  鉴于郅支单于在西域的活动，严重威胁了汉朝西域各属国的安全，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都护陈汤，集结在西部屯田的汉军官兵和于田、车师、乌孙等15个汉朝属国的兵马，分两路进军康居，攻打郅支单于。
  汉军团团包围郅支城。就在这里，历史又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迹象。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唯一一次就在这里，对一支军队的作战样式作了详细的描述。后人认为，因为这是一支特别而奇怪的军队。
  班固在《汉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
  在这里，三大疑点引起后人对这支军队来源的强烈兴趣。
  首先是“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匈奴为游牧民族，军队尽骑兵，几乎没有步兵，没有步兵战术，更没有“夹门鱼鳞阵”这样复杂而高级的步兵作战样式。但是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阵的阵式”，恰恰是古罗马军队特有的作战方式。
  其次是土城外筑“重木城”。这种守卫城池的方法，也正是罗马城邦兴起后特有的城防办法。
  再有就是郅支城出现的本身，就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游牧民族的匈奴善骑善射，作战一向以野战骑战为长，素以守城为累。历史上正好是在从康居借了一支外来军队后，居然像模像样意外地筑起 了郅支城。而筑城对于城邦国家的罗马人来说，那是最手的事。
  甘延寿、陈汤率领的汉朝大军一举攻破郅支城，“斩郅支……以下千五百二十九级，生俘百四十人，降虏千余人。”
  郅支城之战匈奴军队中出现的许多异样迹象，显示出这支军队中有大量完全不同于匈奴的军人，而这些军人有着典型的罗马军人色彩。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骊靬”以及带有罗马军人色彩的异样情况，早些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时中国的研究者并不了解罗马第一军团，几乎没有人把它与失踪的罗马军队联系在一起。
  一座桥梁将东西方接通了。搭桥的是个澳大利亚人，他叫戴维·哈里斯。
  八十年代的一天，哈里斯参加了有关古罗马著名诗人贺瑞斯诗歌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哈里斯听到了有关罗马第一军团的故事，听见了贺瑞斯对那支失踪大军的呼唤。哈里斯想起了中国，记起了中国有关“骊靬”的记载。
  历史风沙中寻觅永昌的蛛丝马迹。茫茫戈壁中“东征”的流落者。罗马听不见风声。
  记者出身的戴维·哈里斯，当时在澳大利亚南部著名的阿德莱得大学任教。从贺瑞斯的诗歌中，他听见了对一支最强大军队忽然失踪的诧异。所有的历史记载表明，这支军队一夜之间从叙利亚草原上消失了。
  对东方历史有所了解的哈里斯，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那个奇怪的名字——“骊靬”。哈里斯来到了中国。
  此时，关意权先生对骊靬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当东西方历史的桥梁接通之后，骊靬以及最后的罗马军团，很快成了一条线上的两个蚂蚱。经过长达数年考证，最后的罗马军团终于不再是“消失的军队”。它最后的脚印，一点一点渐渐显影在历史的图册上。
  我们先把卡莱大战前后有关的地理位置介绍一下。
  克拉苏大军从罗马出发时，向东渡过幼发拉底河，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进直至抵达叙利亚草原上的卡莱。这里是帕提亚，也就是安息的国土。北面是里海，南面波斯湾。从卡莱往东，分别是安息、康居、乌孙、大月氏以及中国西部的祁连山、张掖等，再往东则是长安。
  卡莱位于安息王国的西部，因而克拉苏大军向东进攻时，两军最早就在这里展开了大战。为什么最强大的罗马第一军团突围后，忽然间消声匿迹、消失在茫茫叙利亚草原上呢？种种迹象表明，那是因为一军团采取了向东突围的战法。
  从地理位置可以看到，卡莱南北两面分别是波斯湾和里海，普布利乌斯率领一军团只能往东或者往西突围。从卡莱大战的作战方式来看，这是一场诱敌深入的包围战。包围战的战术是合拢包围的地方，也就是堵缺口的地方必定是兵力最雄厚的地方。因为被围敌军要突围，首先想到的是原路返回。
  这种情况下，普布利乌斯突围要向西走，也就是原路返回，是最困难的。事实也表明，普布利乌斯并没有向西突围。因为向西突围第一站就会到达土耳其地区，那里是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疆，罗马不会没人知道一军团的下落。普布利乌斯唯有向东杀出一条血路。
  从卡莱到安息的东部边境有数千里之遥，这些地方当时都少有人烟。普布利乌斯冲出重围后，一路朝东快速进军，他必须尽快脱离敌国安息的国境。应该说在向东突围的征途中，普布利乌斯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
  一则是克拉苏大军进攻安息，安息军队主力都集中在西线。二则罗马一军团毕竟是战斗力极强的成建制部队，遇到小股敌军当不在话下。罗马与安息言和后战俘中没有一军团官兵，以及安息历史上没有与罗马一军团在东部国境的作战记录，证明了这一点。
  一军团向东冲出安息国境后，就来到了中亚盆地。这里分别有康居、大月氏等国。数千里的东遁以及沿路种种自然、人为障碍，一军团损兵折将，至此已流散成多支不很起眼的小部队。在安息国境外的康居、大月氏等国，开始见到这些罗马逃亡军的踪迹。
  在汉军攻打匈奴的郅支城之战中，我们从一支康居外借的军队中，见到了“重木城”、“夹门鱼鳞阵”等等罗马军队的作战方式。而在稍后时候初唐的史载中，更可以见到罗马人在大月氏活动留下的迹象。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破突厥后，把黑海以东南包括今天伊朗、巴基斯坦之间诸地区都划入中国版图。为此专门设立了西域府，属陇右道。在这些新设的府州中，原大月氏境内出现了一连串与罗马有关的州县名。
  奇沙都督府内，“辖有大秦州”。条支都督府内，还有“滥鞯城”、“犁州”、“治羯城”等等。
  很显然，这些名称都是当年与“大秦”、“罗马”有关的人在那里活动留下的痕迹。从大月氏国的地理位置以及时间上推断，这些人就是冲出安息国境的罗马第一军团残余军人。
  可以说，最后的罗马军团之所以“失踪”，是因为他们采取了向东部薄弱环节突围的作战方法。这样在通讯手段非常原始的年代，“老家”罗马的人就无法得知他们的信息。
  罗马听不见他们的风声。
  对于研究者来说，新的一个问题等待破解：最后的罗马军团的最后的残余，在康居、大月氏一带留存后，比较集中的一部分人为什么再一次向东远走，最后落脚在“骊靬”也就是今天的永昌一带，以至于汉朝专门为他们设立了“骊靬”县？
  永昌境内独特的骊靬人。西部大动荡与月氏东归。汉民族海涵罗马文明，大汉气韵浩浩荡荡，万世流芳。
  永昌县里曾经为一些与众不同外貌很像欧洲人的村民拍照，并以“古罗马军人后裔”为题作展出。记者见到了这些照片，确实充满了古罗马风韵。
  者来寨所在的焦家庄乡一带这许多欧洲神韵的村民，最初就是关意权先生考证骊靬时的突破口之一。
  种种迹象表明，者来寨一带就是古骊靬城所在地。但是要最终确认这一点，必须要有实际的证物。
  对者来寨一带缜密的考古发现，村里那段如今用铁链围起的土墙，与附近汉代番和城的城墙极其相似，都是板筑土夯，每层夯土层厚15厘米左右，可见同是汉朝建筑。在者来寨附近农民开沟挖渠时，曾发现一根丈余长奇独的粗大圆木，四周则嵌有长约尺余的木杆，专家们认为极可能是筑“重木城”时留下的东西。而永昌民间至今流传的斗牛习俗，以及好多欧洲神韵的村民，都不能不使人深深想起古罗马。
  那么，两千年前冲出安息流落在康居、大月氏一带的最后的罗马军人，最终是怎么远涉千里来到者来寨，并且最后有了骊靬这么一个地方呢？
  最新的研究表明，他们是分多路流散进中国西部的。
  在汉军攻打康居郅支城的战斗中，我们见到了匈奴军中罗马兵的身影。没有战死的罗马兵被汉军俘获后，先被安置在西域各属国中，后随各国的变迁进入了中国西部。
  突出重围的罗马兵，当年大部分流落在疆域广大的大月氏国。后来这片土地上出现的大秦州以及滥鞯城、犁州等等地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就在这批惊魂稍定的罗马人刚过了几年安定日子，大月氏国发生了内乱。
  公元前40年，也就是这批罗马兵归大月氏后的10来年，大月氏国5位副王之一的贵霜发动战争，兼灭其他四副王，自任大月氏王。被击败的四副王带着自己的军队和属民，其中包括大量的罗马兵，一路向东逃去。之所以东逃，是因为月氏人最早的原籍就在今天的武威至敦煌一带，当时那里依然有不少月氏人居住，他们想逃回老家去。
  非常凑巧的是，这一路数千里原本有大量匈奴军队活动，路途坎坷。公元前121年至119年，霍去病率军出击破匈奴数万人，杀折兰王，斩卢侯王。又历经数十年经营，出玉门外数千里西域大道畅通，汉王朝海纳四方归顺。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于是月氏来降，……又数百户在张掖。”
  这“数百户”中许多是罗马兵，又由于通过其他路径到来的罗马人也不少，汉王朝因而在张掖郡内专设县“骊靬”以置之。那就是在今天永昌境内者来寨一带。
  说到这里，康熙年间大学者惠栋，在《后汉书·地理志补注》中那句石破天惊的注语：“县本以骊靬降人置”。也就豁然开朗了——那是为归降队伍中的罗马人设置的。降人，归降亦为降。
  《辞海》在“骊靬”条目下这样写道：“古县，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怎么样的人为何内迁，语焉不详。当我们今天对此有了最新的了解，两千年的历史谜底真相大白。
  最后的罗马军团的最后的士兵，远征万里历经艰辛，在中国的西部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他们从西方的历史中消失了，又在东方的文明中获得了再生。
  大汉民族盛极一时四海归顺，特设骊靬海涵罗马文明。
  当我站在那座高高的“骊靬亭”放眼四望，猎猎风声激荡起千年回响——
  那是汉民族浩浩荡荡万代流芳的伟大气韵！
  （原载1999年7月23日、24日《新民晚报》第九版。）
  青海考古首次发现欧洲人种遗迹
  王明辉
  2001年10—11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民和县博物馆对民和县官亭镇胡李家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东汉末年（或稍晚）墓葬2座，出土一批文物及3具骨骼。经初步鉴定，这3具骨骼所表现的体质特征皆为明显的欧洲人种，这是目前青海省首次发现欧洲人种遗迹。
  这3具人骨为1男2女，年龄都在30—35岁之间。经初步观察，他（她）们的种族人类学特征主要包括：椭圆形颅，颅形较小，长颅型、中低颅型结合阔颅型，颅顶较平，前额较平直、属阔额型，眉弓眉间突起不显著，圆角方形眶、眼眶较高、属中高眶型，面高较低且宽、呈阔上面型，面部在垂直方向上强烈突起、水平方向突度较小，鼻根凹较平或略突起，鼻尖强烈突起、直型鼻梁、梨型梨状孔、下缘呈锐型、鼻棘中等、狭鼻型，鼻颧角和颧上颌角相对较小，颧骨中等且较细弱、突起较弱、转角处圆钝，犬齿窝较弱，下领较细弱、下颌圆枕较小、尖型或圆型颏型、下颌角区直型或外翻等，这些特征明显属于欧洲人种的体质特征。他们（她）的体质特征经观察对比与察吾呼四号墓地M186C及3号墓地M13、阿拉沟墓地Ⅱ、Ⅲ组头骨和石河子南山石堆墓NO.5相似，但与他们又不完全相同。据韩康信先生对新疆地区古代人骨的研究，新疆古代居民中的欧洲人种分为3个类型；即原始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和中亚两河类型。据初步观察，胡李家墓葬出土人骨的种族类型似乎与上述3种类型中的地中海东支类型接近，但也有不同，如该批人骨的颅高值相对地中海东支类型较小、面部相对地中海东支类型较宽等，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来自某些低颅阔面类型人群的基因的影响。
  关于欧洲人种的遗骸，过去只在新疆地区发现过。在汉代之前，目前没有发现欧洲人种大规模越过新疆东部地区东进的迹象。这次在青海最东部的民和县胡李家东汉晚期墓葬中发现的3例西方人种遗骸，是迄今发现的位置最东的欧洲人种遗骸（汉代和汉代以前），也是青海省目前惟一的一份欧洲人种材料。虽然目前暂时还无法判断他的具体种族类型，但它的发现填补了在欧洲人种东进认识问题上的空白，改变了人们对青海地区汉代社会的认识，意义非常深远。
  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类型及埋葬的方式等特点看，这批居民的文化属性属于典型的东汉文化，说明他们（她）不仅生活方式，而且连葬式葬俗也完全遵从汉文化，这表明这批“西方人”在此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文化和风俗，除种族特征外，其它方面已经完全“汉化”。而且在文化汉化的同时，其种族特征也受到了可能来自北亚蒙古人种的影响。同时，在附近也曾发现过汉人的汉代墓葬，他们与西方人的墓葬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说明当时的汉人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批西方人，在文化上并没有产生排外的思想，因此他们的身份不属于来往的商旅或入侵的军队等。此次虽然只是抢救性的发掘了2座墓葬，但我们认为当时当地有可能生活着一大批这样的西方人。据此判断，估计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有可能还会发现类似的欧洲人种的遗骸，若此，则大大丰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也将使人们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生活有更深的了解。
  关于他们的族属，由于材料较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学者认为，他们可能属于乌孙或月氏。我国古代史料中直接记载乌孙或月氏形态特征的极少，但根据有限的文字记载，乌孙和月氏大概都属于深目多须的欧洲人种，而且就目前在新疆和中亚地区发现的人类学材料证实，乌孙的确属于欧洲人种。月氏的人骨材料目前还未得到，仅有的材料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的钱币上的人面像，据观察也应属于欧洲人种。由此，无论乌孙，还是月氏，他们的种族特征都应属于欧洲人种。但据考证，乌孙从西汉到南北朝都一直在天山以北的伊赛克湖和伊犁河流域一带游牧，并未发现他们进入甘青地区的迹象。虽然《汉书·西域志》记载：乌孙曾在敦煌、祁连间活动，而且有学者将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或沙井文化与之相对应，但经过对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人骨的研究，表明他们属于明确的蒙古人种，与乌孙或月氏人的种族特征完全不同。《史记》和《汉书》记载，在秦汉之前，月氏在河西走廊一带游牧，战国时期成为西北地区的荦荦大族，但自匈奴冒顿单于立，月氏逐渐衰落，西汉初年，冒顿“西击走月氏”，月氏大部逐渐撤出河西地区，沿天山北路“西破走塞王”，后来建立了贵霜帝国，他们被称为“大月氏”；留居祁连山的月氏余众进入南山，被称为“小月氏”、“月氏胡”或“湟中胡”。小月氏后来恢复了民族生机，在河湟之间与诸羌杂居、杂姻，并“与汉人错居”。由是，汉代的河西地区和湟中地区是羌人、小月氏和汉人的杂居区。到魏晋时期，小月氏逐渐与羌人和汉族同化。因此，从时间和地望上看，胡李家出土的欧洲人种的族属可能是被汉文化同化又受到蒙古人种基因影响的小月氏。当然，这只是初步判断，要想弄清胡李家出土人骨真正的身份，还需在文献、考古和体质人类学方面进行细致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从事该地区考古工作的学者在今后的发掘中注意对人骨的收集和保护。
  （原载2002年5月10日《中国文物报》第2版）
  永昌水泉堡汉墓群考古挖掘有重要发现
  宋国荣 王小鹏
  从2003年秋季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永昌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水泉堡汉墓群进行了三个月的抢救性挖掘和清理，共出土包括陶、铜、木、漆器，汉五珠钱币等文物302件。
  据考古队长李永宁介绍，水泉堡墓葬群的墓葬规格和形式与河西其它地区的汉代墓葬相仿，多为土木或砖室结构，从所出土的文物看属西汉时期墓葬。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重要发现是墓葬人体骨骼扁圆，体长大多为1.8米以上，且颅骨明显有别于蒙古人种。在裹头颅的残留丝织物上发现有棕红或黄褐毛发。他认为这些葬墓主人中有可能有欧洲人种，也许和汉时的骊靬县和骊靬人有关。他说，在同一个墓葬区一次性出土这么多的巨人是十分罕见的。他们将请人种学者对这些巨人的人体骨骼进行课题研究。
  水泉堡为历代军事要塞，其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墓葬群是永昌县博物馆2002年发现的。这次省考古队共清理墓葬99座，约1000平方米。
  （原载2004年3月9日《金昌日报》第1版。）
  匈奴犁氵于王、犁汗王与骊靬县的设置无关
  宋国荣
  根据史书记载，匈奴诸王的“分地”——驻牧地（即管辖区）之有线索可寻者，约有16个之多。本文仅匈奴犁氵于王、犁汗王及驻牧地做简要分析。
  （一）河西走廊一带是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
  史书对于匈奴诸王的驻牧地记载比较明确的，首推浑邪王与休屠王。（《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志第八下）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又载：“张掖郡，故匈奴浑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史载河西原先是月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月氏受匈奴击西迁，这一带地方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所占。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浑邪王杀死休屠王，率领所部4万余人归附汉朝，于是河西一带地方遂入汉疆域，后设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
  （《汉书·匈奴传》卷九十四上，传第六十四上）载：“明年春（元狩三年，前119年），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斩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由此可见，河西走廊一带是休屠王与浑邪王的驻牧地是无疑的。且骠骑将军过焉支山达千余里看来，浑邪和休屠二王的辖地是相当辽阔的。
  （二）犁氵于王及温偶駼王的驻牧地俱在河西走廊之外的以北地带。
  浑邪王附汉之后，河西地区已归入汉疆，但河西走廊以北的广大地区，却仍是匈奴犁汙的驻牧地。《汉书·匈奴传》（同上）载：“明年（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单于使犁氵于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招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氵于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禾。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射杀犁氵于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氵于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
  从上文中可以明确地知道，受单于命窥边的匈奴犁氵于王被张掖属国千丈义渠王射杀，为此义渠王得金、马，还受封了犁氵于王的封号。都尉郭忠也封了成安侯。这里的“犁氵于”王，并不是“犁汗”王，郭忠受封成安侯就是因杀犁氵于王而封，有人却推论“犁氵于”王就是“犁汗”王，且说“汗”的读音就是“靬”。连郭忠受成安侯一事也成了为杀“犁汗”王所至。就说“犁氵于”和“犁汗”是属同一个王，汉皇朝已把被杀的犁氵于王的封号授封给了得金、马的千长义渠，那能为一个入侵战死的敌人置一个“骊靬”县的道理。而上文同样说“得脱者数百人”并不是“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春，汉军击败过右贤王，右犁，汗王的入侵，并俘获右犁汗王部众“数百人”。为安置这‘数百’犁汗部众，汉朝遂于张掖郡置骊靬县。”这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酒泉，张掖一带原属匈奴右地，自浑邪王附汉之后，这一带地方已归汉朝所有，汉朝在这一带设置河西四郡，并设张掖属国都尉拥兵驻守。这时匈奴单于企图收复失地，故使牧地与酒泉、张掖邻近的犁汙王窥边，领兵入侵日勒、屋兰、番禾（今甘肃永昌县西）。可见犁氵于王的驻牧地当在河西走廊以北一带。犁氵于王被射杀之后，这一带地方随后即由匈奴的另一个王——温偶验王占领和管辖。
  （三）右犁汗王咸的驻牧地在云中塞外（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部一带。）
  匈奴犁氵于王自昭帝时（公元前78年）被射杀之后，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因射杀犁氵于王之功，被封为犁氵于王。这在《汉书·匈奴传》中有明确的记载。
  《汉书·匈奴传》（卷九十四下，传第六十四下）载：“汉既班四条，所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乌桓距曰‘奉天子诏条，（之）〔不〕当予匈奴税。’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缚到悬之。酋豪昆弟怒，共（入）杀匈奴使及其官属，收略妇女马牛。单于闻之，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因攻击之。乌桓分散，或走上山，或东保塞。匈奴颇杀人民，欧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略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
  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遣五威将王骏，丁业等六人使匈奴。“将率还到左犁汗王所居地，见乌桓民多，以问咸，咸具言状。”据此，可见，这批被掠的乌桓人是放置在匈奴左地犁汗王辖地内的；从匈奴命乌桓拿财畜去赎人来看，左犁汗王咸的辖境当距乌桓牧地不远。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备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事，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肋拜咸为孝单于。”（上同《汉书·匈奴传》）。
  从上文王莽遣将至云中塞下，使翻译官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并拜为孝单于。可以看出，左、右犁汗王在地理上均在一个地域。据史地学者考证：汉云中塞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以北，王莽使翻译官出塞便能把右犁汗王咸和他的两个儿子招呼人塞，则说明右犁汗王的驻牧地在云中塞外不远，就十分清楚了。大约今内蒙托克托县北部——呼、包二市及乌盟、乌盟东一带（即姑夕王驻牧地的西南部），因是左右犁汗王咸的驻牧地。
  从时间上说，犁汗王的被封，在公元9年左右，而右犁汗王的驻牧地远在云中塞之外，那有什么右犁汗王入侵张掖郡之事。“这是十分自然的推论”，“骊靬建县的上限当在元凤三年春或稍迟。”这分明是不能够成立的。
  （四）於靬（音：乌犍）王的驻牧地在今贝加尔湖一带。
  《汉书·苏武传》载：“苏武既至海上，为时达五六年。单于第於靬王弋射海上，喜欢苏武，给武衣食。三岁余，王病，及王死后，部众徙去。”
  苏武是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流放在北海上的。这时候汉武帝已拓开河西，并置有四郡，张掖郡外的居延泽不应是北海。北海应是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於靬王弋射海上，而且一住多年，直到他死去，他的部众才离开那里。可见今贝加尔湖一带就是他的驻牧地或是驻牧地的一部分。
  其它匈奴王还有：日夕王、日逐王、东蒲类王、右薁鞬日逐王比、左伊袟訾王、右伊袟失訾王、皋林温禺犊王、句林王、呼衍王、伊蠡王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西汉骊靬县与匈奴犁氵于或犁汗王无关。
  古罗马，帕提亚与骊靬县
  宋国荣
  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地球上出现两个大帝国，即东方的西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帕提亚王国（古安息）像个大楔子塞在两大帝国之间。西方帝国想目睹东方帝国的风采，但由于帕提亚的作梗，西方帝国的夙愿久久不能实现，于是西方帝国发怒了，演出了一幕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之倾倒的传奇。
  一、罗马帝国的东扩
  公元前190年，罗马军队在一次名叫玛靬尼亚的战役中，打败了安条卡斯大帝。又在公元前168年，击败了马其顿国王伯尔修斯。公元前146年攻占了迦太基。这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使罗马能够在近东统领殖民地，占霸主地位。
  公元前133年，忠实罗马的盟国拍加摩因无子嗣继承王位，就把他的国家遗赠给罗马人民。他的王国也就合并与罗马了。它的色雷斯诸省被并入前罗马省区的马其顿，而东部各区则被割让给当时罗马的盟国，本都的蜜斯力对提。
  本都的密斯力对提的事业是富有戏剧性的。他是阿契美尼王朝的后裔，从他母亲那方面来说，则是塞流息咨王朝的后裔。在他统治下的小王国，包括从锡诺浦到今天的巴统附近的黑海南岸。以此为根据地，他创建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版图包括黑海以东的明格里亚和依墨里西亚，以及黑海北岸的博斯普鲁斯王国。后一个征服地，给密斯力对提提供了丰富的小麦和大量的金钱；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这里能够给他提供大量的优秀士兵。在小亚细亚，他兼并了小阿尔明尼亚，和它的统治者提格拉斯缔结了条约。并娶了它的女儿为妻子，得到了婚姻上的又一联盟。
  罗马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帝国迅速地创立起来，但没有公开去遏制它的发展。可是，当帕法拉戈尼亚和卡巴多西亚也被兼并之后，苏拉在其保民官任期终了时，奉命去扶持它的国王阿里奥巴赞恢复王位。苏拉从他在岂里乞亚的根据地出发，在未遇到敌方的任何抵抗下而长驱直入卡巴多西亚，直达幼发拉底河岸，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一离开，这些领土就又重新被占去了。为此，罗马于公元前90年，派了一位使者前去交涉，使密斯力对提对这个西方强国屈服了。
  二、罗马和帕提亚的第一次战争
  帕提亚的密司对力提是大约于公元前100年侵入了阿尔明尼亚，曾一度把国王的长子提格拉尼斯扣留为人质，并扶持他登上王位。可是，提格拉尼斯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曾把属于帕提亚的许多省区兼并了。
  公元前92年，苏拉抵达幼发拉底河时，帕提亚派奥洛巴朱斯做使者会见了苏拉，并提出了与罗马缔结攻守同盟的建议。苏拉下令安排好三张正式的坐位，一张给卡巴多西亚国王阿里奥巴赞，一张给奥洛巴朱斯，而第三张则是给他自己的。之后，他自己坐在中央，如举行觐见礼。帕提亚国王知道这次会见的详情后，意为使者有辱帕提亚王国，便把奥洛巴朱斯处以死刑。
  苏拉并没有缔结条约的权力，但他鉴于两国长期以来所发生的许多战争，而两国以后注定要分别为东方与西方而战，这第一次会见就充满了凶兆。但也是十分有趣的，这期间，中国汉朝派了一个使团到了帕提亚。这可能就是《前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武帝遣使至安息，王（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帕提亚，中国古代称为安息。
  帕提亚向罗马提出缔结条约，是感到来自西方的这个强敌对它的国家所构成了威胁，这时候，东方汉朝的使团的来临无疑给了帕提亚人一种信心，同时，苏拉也从帕提亚人与汉朝人的交往中得出了一种更重要的信息，在帕提亚东方还另有一个大国。这不免是苏拉这样的人产生了向往，征服帕提亚就成了后来罗马人的共同目标。
  公元前85年至前74年间，提格拉尼斯利用罗马对本都的密斯力对提作战之际，兼并了上美索不达米亚和米太·阿特洛巴特那。
  罗马同本都国王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战争。最初，密斯力对提在一些战争中获胜，屠杀了拍加摩的八万多意大利殖民者。他的舰队在以后又夺取了帕洛斯，这时候，雅典以及希腊其它城市也都脱离罗马宣布拥护他。这时候，苏拉带着仅1.5万人的军队，同密斯力对提的大军在克罗尼亚的战场上会战，苏拉凭着伟大的军事天才，以少胜多，打败了密斯力对提，双方缔结了条约。
  公元前74年，密斯力对提出征比提尼亚，比提尼亚国君主曾把他的王国遗赠给了罗马人民。最初，密斯力对提获得了胜利，但在公元前73——前72年，罗马大军指挥官路库鲁斯大胜，并迫使密斯力对提逃往阿尔明尼亚避难。提格拉尼斯决心为他的事业和反对罗马而战，但在公元前69年及前68年被罗马军队击败。可是，这时候，罗马的军队哗变了。
  公元前66年，庞培担任了罗马军队的统帅，接受了在近东的最高指挥职务。他立即率领罗马大军包围了密斯力对提的军营，并把密斯力对提击败。在这次战役中，提格拉尼斯拒绝给予他的女婿以庇护，而这位前来避难的国王最后终于逃到了博斯普鲁斯。他在那里重新组织新军，准备入侵意大利。但是他的儿子发生了叛乱，因此，罗马在东方的这个最可怕的敌人终于在公元前63年自杀了。关于这件事，法国戏剧家莱辛（1639——1699），借提格拉尼斯的口气，写了下面的诗句：
  我尽情地对宇宙进行了报复：
  只由于死亡才使我夙愿未偿。
  作为暴政和罗马人的敌人，
  我决不在它们的压迫下忍辱偷生。
  庞培在担任统帅之后，与帕提亚的弗拉特三世建立了关系，并建议把科尔杜依纳和阿迪亚别纳归还帕提亚以换取帕提亚的帮助来反对阿尔明尼亚。弗拉特接受了这些建议，而这时候提格拉尼亚斯的长子及其追随者恰巧住在阿尔撒斯宫中，他在他们的帮助下入侵阿尔明尼亚，并把提格尼斯逐出京城。弗拉特认为他已经胜利了，因此把围攻阿尔塔沙塔的任务交给了这位阿尔明尼亚的王子，但在帕提亚军队离开以后，提格拉尼斯却把围攻的军队赶出了阿尔明尼亚。
  弗拉特在这次战争中收复了阿迪亚别纳和科尔杜依纳，但庞培的使节坚持要弗拉特将这些地方归还阿尔明尼亚。这种破坏信义的行为，以及庞培拒绝用这位帕提亚国王的公认的称号“王中之王”来称呼他，激起了帕提亚人对罗马的强烈仇恨。
  庞培在停止追击密斯力对提以后，向阿尔明尼亚的国都阿尔塔沙塔进军。在那里，他坚持要提格拉尼斯将他所有征服的地方，包括叙利亚、岂里乞亚和腓尼基都交出来。提格拉尼斯的幼子被庞培邀请的宴会上竟被带上了脚镣手铐，连同他的妻子，即弗拉特的女儿，被押往罗马，得到了罗马人的喝彩。
  庞培从阿尔塔沙塔进入科尔河流域，然后直下法息斯河流域，到达黑海，他想带领罗马军队向里海推进。由于在路途上遇到了无数毒蛇，最后终于撤军。
  庞培远征近伐的结果，征服合并了本都，使阿尔明尼亚成了一个附属国，叙利亚也被合并了，这时，罗马的疆界已经到达了幼发拉底河，这时候，这位罗马将军已经在构划怎样去征服帕提亚，甚至帕提亚东邻的那个强大帝国赛里斯——中国。
  也是这时候，帕提亚国王弗拉特已被他的两个儿子杀害了。幼子奥罗德将其长兄密司立对提残无人道地废黜之后继承了帕提亚王位。
  三、克拉苏兵败卡雷
  公元前57年，克拉苏在镇压思巴达克斯的战争中不但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同时，也把大把的金子装满了他的钱袋，凭借他的权势和金钱与庞培、恺撒瓜分利益，得到总督叙利亚的权力。公元前55年，他决心越过幼发拉底河同帕提亚决一胜负，以圆庞培虎踞东方的美梦。他越过幼发拉底河后击败了一小支帕提亚军队，派兵防守占领的一些城镇，自己回到叙利亚，在那里以加重税收特别捐税和劫掠神庙里的财富，增加他的财富。
  公元前53年的冬天，阿尔明尼亚的阿尔塔瓦斯德访问叙利亚总督克拉苏，双方议定，阿尔塔斯德将以五万大军来配合克拉苏对帕提亚人作战，阿尔塔瓦斯建议克拉苏从通过阿尔明尼亚进军，因为那里的山地不适于帕提亚的骑兵作战，而骑兵是帕提亚军队的主力。
  克拉苏原来想顺着幼发拉底河左岸而下，到达该河与底格里斯接近的一个地点，帕提亚的国都塞流西亚地处这里。可是半独立的峨司罗伊尼酋长阿布加鲁斯告诉克拉苏，帕提亚人正在逃走。他于是决定往东进军，通过美索不达亚的地势起伏的平原，入侵帕提亚。他率领七个军团，四万二千人的罗马大军，以及阿尔塔瓦斯德支援他的五万雇佣兵，在四千名骑兵，四千名投石手及弓手的支援下，再次浩浩荡荡地越过了幼发拉底河。
  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是个很有作为的国王，在他继承王位后不但稳定了国内局面，这次闻讯罗马军队入侵他的王国，就亲率帕提亚的步兵进入了阿尔明尼亚。他采取的这个战略决策，阻止了阿尔塔瓦斯用他的强大骑兵去增援克拉苏，因为克拉苏的骑兵是十分懦弱的。而且他还与阿尔明尼亚国王缔结了一个城下盟约，以联姻作保证，让阿尔明尼亚国王放弃支持克拉苏。
  帕提亚人拥有优秀的骑兵部队，他们的轻骑兵是学习东方帝国汉朝的军队装备的，他们可称做骑马的弓箭手，而且还特长持刀剑短兵相接。他们的重装骑兵又是学习欧洲骑士装备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帕提亚人是善于学习的。轻骑兵的作用是射击连发箭支，威慑敌方，但竭力避免面对面作战，而重骑兵在近战中则优于罗马军队。
  罗马军团在作战时习惯于首先掷出一支支标枪，然后手拿刀剑列队发起冲锋，但在对付象帕提亚这样的骑兵时，帕提亚骑兵一方面保持在罗马人的标枪射程之外，一方面他们那开满弓的箭支连发的很远很猛，对罗马军队构成了很大的杀伤力。罗马诗人贺拉斯（前68——前8年）描写了这次战役：“士兵们害怕帕提亚人的箭支和他们的迅速奔驰。”
  公元前53年，克拉苏东向行军到了卡雷，这时帕提亚军队突然出现了。帕提亚轻骑兵如闪电流星向四面展开，迅速把布成方阵的罗马大军包围起来，并密集地向罗马军团士兵发射他们的威力无比的致命箭支，罗马骑兵面对如此凶猛的攻击，企图发起冲锋，但告失败，因为帕提亚骑兵回马迅速后撤，并反身迅速地发射他们的箭支。
  克拉苏兵困帕提亚大军的重围，命令他的儿子普布里乌斯在军队全部被歼以前发起冲锋。这个英勇的罗马人，带领1300名骑兵，在500名弓手和4000名步兵的支援下，从帕提亚军队的重围中冲了出去，但他英勇地战死了。
  关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在欧洲的一次诗歌朗颂会上听到了，他为这个英勇的罗马王子的事迹所感动的流下了泪，也是从这时候他萌发了研究追寻这支突围后下落不明的罗马军团之谜的念头。
  年逾六十的克拉苏，得知他儿子已战死的消息后完全无能为力了。这时候，帕提亚人乘胜追击克拉苏，直到日落为止。策马返回他们的营地休息，并监控着克拉苏的行踪。
  看到帕提亚人回营休息，残败的罗马人在参谋官的指挥下夜间行军到了卡雷。克拉苏由于受到失败的打击，看到士气低落，不休整部队，鼓舞士气，反而下令作第二次夜行军。一个本地向导故意给罗马人引错了路。拂晓时，被帕提亚骑兵包围，克拉苏被杀，已成乌合之众的罗马人看到群龙无首，自行溃败，和帕提亚人订立了投降条约，罗马残存的一万余名俘虏被帕提亚人迁徙到马尔吉尔那，并与当地妇女结了婚。
  这些被帕提亚人迁徙到马尔吉尔那的罗马人，也成了今天世界上有关研究中国历史上西域骊靬人内迁骊靬县的学者们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
  这时候，阿尔明尼亚宫庭正在庆祝奥罗德之子帕科鲁斯与阿尔塔斯德之妹的婚礼。贵族王公们正在倾听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底斯（公元前480——前406年）的抒情诗：
  今天我们穷追一头大猎物，
  从山里带来了这高贵的猎获品。
  忽然间，不幸的克拉苏的首级被扔到他们的面前，帕提亚人欢天喜地地接住它，相互传视取乐。
  卡雷之战的胜利，把帕提亚人的威名提高到与罗马人相等的地位。但帕提亚人从来没有象罗马那样，具有一支强大的正规军，因而对属国的控制也是十分弱的，这就为迁徙到马吉尔那的那些罗马人反叛创造了机会。
  公元前39年，罗马后三巨头之一的屋大维，派遣普布里乌斯·文提狄乌斯率领罗马军队进入小亚细亚。第二年，文提狄乌斯将军在幼发拉底河西岸和帕提亚人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打败了帕提亚人，帕提亚国王奥罗德的儿子帕科鲁斯被罗马人杀死。莎士比亚在他的诗剧中写到：
  横行无敌的帕提亚，你也有失败的一天；命运选定了我（文提狄乌斯），叫我替已死的马卡斯·克拉苏复仇。
  把这王子的尸身在我们大军之前抬着走。
  奥罗德啊，你杀死了我们的马卡斯·克拉苏，现在我们叫你的帕科鲁斯偿了命啦。
  公元前36年，罗马后三巨头之一安东尼再次远征帕提亚，他率领的这支军队有十六个军团，一万名骑兵和辅助部队，总人数达10余万人。与此同时，在帕提亚国王弗拉特四世率领下的一支机动部队，击溃了安东尼用来攻城的三百辆攻城机和守护队。阿尔明尼亚国王阿尔塔瓦德看到帕提亚的凶猛攻势，也临时变了先前答应派一支轻骑兵和步兵支援安东尼的盟约。罗马军伤亡惨重，安东尼最后被逐出了这个国家。
  公元前20年，罗马奥古斯都同帕提亚媾和，被帕提亚人夺取的克拉苏的军旗归还罗马，让罗马人欣喜若狂。但在罗马人要求遣返战俘时，帕提亚人却没有罗马人所要求遣返的战俘，就连迁徙定居于马尔吉安那的那些罗马人，也在帕提亚的连年战争中不知了去向。
  四、大月支西迁和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秦始皇统一中国。约在公元前175年左右，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支人被漠北入侵的匈奴人所击败，西迁伊犁河流域，在公元前160年左右，他们又被当时和乌孙同盟的匈奴人所攻击。月支王被杀，他的头颅被做成匈奴酋长的酒觥。大月支人又往西逃遁，大约在公元前140年征服了索格地安那和巴克特里亚。公元一世纪初，大月氏的主要部落贵霜，创建了自己的帝国。
  公元前138年左右，汉武帝曾派张出使西域。希望联合月支共同进攻匈奴，张骞经千辛万难在公元前128年到大月支所在地域达索格地安那，但大月支不愿离开他们已经控制的这些肥沃土地了，就拒绝了汉朝所希望的挟击匈奴的建议。张骞在离国十三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中国，虽然他所负的外交使命没有完成，但他带回了有关西域各国，以及帕提亚和其它西域王国的信息。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击匈奴取得胜利，置河西四郡，打通了汉朝和西域各国交往的通道，派出许多使节到西域各国，而且有使者到了帕提亚，西域使者或商贾也随之来汉朝，于是开创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公元前57年，匈奴在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最后形成了呼韩邪单于（史称南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史称北单于）并立的局面。后南单于降汉，当时，北单于郅支眼见呼韩降汉，并获得了汉朝中央的大力支持，深恐遭受呼韩与汉朝的联合进攻，故亦遣使入汉奉献。公元前51年至前50年（汉甘露三年及四年），并送侍子入朝，以示友好，且不无伺机进行离间的意图。汉朝对于南、北单于之争，并没有乘人之危，只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双方都实行羁縻。对于郅支的使者也很优待。呼韩邪对于郅支的动态是注意的。公元前50年（甘露四年），他遣使入汉奉献。翌年，前49年，他复亲自入朝，力图确保和加强与汉的关系。汉朝对他的礼遇和赐赠如初一样。公元前48年（汉初元元年），汉朝基于呼韩邪的请求，又拔给他谷米二万斛。前43年（永光元年），又依从他的意愿，准他北归单于庭。呼韩邪与汉朝的关系始终是友好和巩固的。郅支无隙可乘，且见汉朝出兵谷帮助呼韩邪，自度无力统一匈奴，乃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并于北降呼揭、丁令、西破坚昆，势力稍盛之后，自以为距离汉朝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遂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又索还侍子，并杀死护送侍子还归的汉使谷吉，且侵乌孙、大宛，在康居那里借到了一支队伍，郅支迅速强大起来，后降服康居，筑郅支城，企图得以为与汉争夺西域的基地。结果于公元前36年（元帝建昭三年），为汉之都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所刺杀。郅支的部众被甘延寿等收服，其中有郅支先前借于康居王的那支队伍。原来这支队伍就是流亡西域后归依康居王的一部分罗马人。
  西汉后期，汉朝因内乱，在西域的影响力下降，甚至一度丧失了中国在中亚细亚的权威。但在公元73年，西域都护班超奉命重建中国在西域的权力，班超实行以怀柔和武力并行的政策，到公元76年已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到西域诸国，西域重新成为汉朝西域都护府管辖的附属国。公元88年，贵霜王国派兵七万越过帕米尔，被班超一举歼灭，贵霜君主附归汉朝，向中国纳贡，到公元91年，班超把中国的天朝宗主权扩建到了西至里海。原属帕提亚王国的广大地域。
  五、西汉骊靬县的设置
  历史上，帕提亚和罗马帝国之间为了争夺东方（中国、印度）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等地）之间的通商路线和利益，曾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争，从公元前92年罗马与帕提亚发生这一次战争，到公元217年罗马和帕提亚人的最后一次战争。时常打仗，互有胜负。迫使各自的人民和士兵频繁迁徙和流亡。
  公元前50年左右（汉宣帝甘露年），流亡西域的罗马逃亡军和守边马尔吉尔那的罗马俘虏应帕提亚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就乘机相继向东迁徙，流入西域，后又进入中国河西。
  《汉书·景帝传》记载，说太仆（官名）管辖下的牧苑有36所，共养马30万匹。可见当时政府和民间养马业是很兴盛的。匈奴人金殚长于养马，“马肥好”武帝擢升他为马监，有此可见朝庭对养马的重视和对异族人士的重用，。早在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都护的设立，是汉朝经营西域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西汉政权借西域都护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实际统治。西域都护及其下属充分行使着对西域诸国的管辖权。西域和中国有了频繁的来住。相互的来往不仅仅是物产和人员，而且还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作物“胡麻”就是这时候从罗马传入中国的。这以前的时候，就有善眩的骊靬人进入汉朝的宫庭，为皇家演义善变的幻术，又有善于养马的骊靬人来到汉朝。因汉十分重视养马，就在张掖郡番禾县南山的丰美草原上设了骊靬苑，专供这些人为官府牧马。至公元前45年左右，有许多流亡的罗马人内迁来到河西，汉朝有实边屯田的习惯，在张掖又设有专门安置归义降胡的属国，这些人的到来，无疑有给汉朝的实边政策增加了一批意外的人力资源。就在前期牧马的骊靬苑之地设置了骊靬县，从此，祁连南山，焉支东麓就成了骊靬人与其它民族繁衍生息的故乡，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最终融于中华民族的长河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给今天的永昌又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独特文化遗产。
  直播：茫茫苍野下的记忆
  ——（甘肃永昌骊靬人的传说）
  樊馨蔓
  导演阐述：
  茫茫苍野，一道干枯的河床，散乱的石子和河道弯曲的形状，可以让人想象曾经河水的奔涌和不羁；村庄的影子，远处的起伏在天地的交接处，眼前的，和苍野一个颜色，安静地卧在眼前，跑几步就能进村；有一些乱石，一堆一堆地呈放在无影的阳光下，传说是千年以前，远古军人的坟墓；还有几垛残败的泥墙，断壁，无论从什么角度也看不出它们曾经的形状和作用……
  祁连山沉默地依立在不远处。这是自古闻名的边塞要地，河西走廊的最狭窄处，甘肃省永昌县。
  永昌好象是后来使用的地名，在西汉的地图上面没有这两个字，东汉的地图上面有了，比其他的地名颜色要浅，不知道是那时就有的地名，还是为了辨认，按照现在的称谓注明上去的。
  历史上对这一带有一个直接的称呼：骊靬。最早的记载在《史记》，如今叫永昌县者来寨。
  根据1989年9月的一份《参考消息》报道，一名澳大利亚的教师在甘肃永昌县有了重大的历史发现：他发现在很久以前消失了的罗马帝国城市。
  在《后汉书》中有记载，当年的罗马朝廷为了和中国的丝绸直接交易，曾多次与“安息”（现为伊朗的东北）作战。最大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3年。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公元前54年，由当时与庞培、恺撒共同执政的大奴隶主、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四万多人进攻安息，第二年，在“卡莱”（现今的叙利亚）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克拉苏的长子、第一军团首领带着残余部队突围。这支罗马大军在西方史料中从此销声匿迹。他们到底流落何处，成了千古之谜。
  《汉书》的记载，公元前36年，汉军在和北匈奴的作战中，曾俘虏了一支“非常奇特的部队”。澳大利亚的教师认为，这支部队就是在公元前53年那次最大的战争中东逃的罗马第一军团。
  斗转星移，公元二十世纪的末期，在中国甘肃永昌的骊靬，又发现了说着一口当地话，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却是凹眼，高鼻梁的人。他们是两千多年以前罗马军人的后裔吗？还是多年以前经过古丝绸之路来此地做生意的外族人？
  这一期的“直播时刻”节目，将在茫茫苍野中，当年“骊靬”的故地，展现种种的推测和遗迹，讨论多年以前罗马人的后裔今昔何在。
  也许，在节目当中看到的那些人并非是当年罗马人的后裔，但是，曾经有过那样的一段历史是可以在今天尚在的遗迹中重温的。
  机位：1#，骊靬亭，开场；2#，村子里的古城墙；3#，苍野中古墓等；4#，村中民居。
  声音：希望传递出主持人行走在干枯的河道中石头的响声，和空荡的苍野中的“寂静的声音”。
  地点：甘肃，永昌县附近
  主持人：于洪、尹丽
  导演：樊馨蔓
  直播时间：2001年7月15日
  注意：主持人在现场，注意语气和用词的把握，千万不要在感情上造成对当地人无意的伤害。
  直播内容：
  1，1#机，开场。
  一片寂静的枯黄，在逐渐扬起的镜头面前，延绵向远处。随着镜头的寻找，移动，看见连绵的祁连山。
  2#机过渡苍野边缘寂静的村庄，黄土铺就的村中的道路，特色的墙，房屋。
  4#机，村子66号院门口。主持人尹丽（大意）：
  介绍这个村子的地理位置，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图版），县名，村名。这是西北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
  村子近十年来，正在越来越引起外界的注意。
  到底是一些什么不同于寻常的原因呢？
  进院子（或屋子）。四周坐满了人。镜头环顾，虽然在坐的人平常，但是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凹眼，高鼻梁。尹丽：
  A，寒暄，把握活泼，幽默的气氛。
  B，在寒暄中注意到：这些人都有不同于本地人的明显外部特征。完全致的本地口音。
  C，都是住在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吗？
  结束语：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见到这样一些外貌不同于汉族的人呢？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2，3#机，苍野中的于洪：
  A这个地方在西汉时期叫“骊靬”骊靬的指定性含义，民间说法；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古老的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兵家和商家的注目之地；近代叫“者来寨”，1999年以后改名为“骊靬村”。为何改名……
  B两千多年之前，公元前53年的一场战争，介绍大致那场战争的背景。，在战争中永远失去了记录的古罗马军团，关于他们的传说。
  C，这个地方引起外界注意的起因，原于1989年的一场争议。一位澳大利亚的历史老师……
  D，于洪脚下的乱石。传说中是两千年以前古罗马人的坟墓。他们埋葬的方式和当地人不一样：把故去的人体放入坑中，用石头一层一层堆满。
  一组苍野的空镜。要求：赋有意韵和表现力。
  3，4#机。66号院。尹丽（大意）：
  A传说中的骊靬人的后代，在这个村子里的生存，据说一直到唐代。然，后渐渐分散到四周的村庄。现在这个院子中的，有着明显外族人特征的人，就是传说中的骊靬人后裔。
  B对话了解，他们对自己历史的了解程度，什么时候开始了解的，童年，的时候？十年前？是家族传说，还是外界的报道中知道的？
  C从小生存的感受。为什么父母长的是完全本地人的样子，而他们会完，全的不一样？如果真的是骊靬人的后裔，两千年还不能改变他们的基因吗？
  4，3#机，干枯的河床。“爬走”的感觉。
  主持人于洪在河道里面走着。脚与河道里面的石头撞击的声音。慢慢走向镜头：
  A，时光流逝的感受：即使现在的河道空了，河水干枯了，也仿佛能够听见当年河水的奔涌声。
  B，推测两千多年前的那支打败了的罗马军团选择这里做生存的基地的理由水木旺盛，军事要道。
  于洪离开河，道，走上河床的苍野。镜头展示，一片渺茫。
  于洪：
  A远处天地间残存的烽火台；
  B元，代兵营的遗迹；
  5，村里。2#机，尹丽与村民从村道上走来。到达已经被保护的古城墙。
  尹丽与明显外族人特征的村民。尹丽：
  A这段城墙已知的历史，何时被围起来保护；
  B，这，段城墙所代表的建筑特点；
  C石头上“骊靬”两字的意思。
  D，有，多少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专家和记者来访问过这里，他们对此的感受和态度（时间不够，可省略）；
  6，1#机骊靬亭。于洪：
  A尽管大量的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这儿生活着骊靬人的后裔，但是专门的，历史学家还是认为，这儿是边域地区，又是自古以来就是商人不断往来的古丝绸之路，中西交通要道，其频繁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了明代，因此在河西走廊这一带要找到若干蓝眼睛，高鼻子的人，并非是困难和意外的事情；
  B历史学家认为，关于“罗马城”内、外城的建筑结构，中亚一带早就有了，；《汉书》上面记载的“骊靬”在公元前的《史记》中就有出现，和公元前36年那场战争中失踪的罗，马人的称谓的关系。
  C，关于骊靬亭的介绍；
  D结束语：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是无论怎样的沧海桑田，，也难以抹去的。现在，战场和边疆的概念已经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别，商人们也不再是驮着丝绸和货物，在驼铃和马刀的伴随之中往来穿梭。
  而这些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使用同样的语言，习惯了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骊靬的后裔，还要有待于更多的证据；无论在将来的某一天证实的是怎样的结果，都将验证一段被时光掩盖了的历史。
  镜头摇开到连绵的祁连山；寂静的村庄；在一起聊着的“骊靬人后裔”；干枯的河道；苍野中孤零零的烽火台……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直播中国》2001年7月15日在永昌县者来寨现场直播的解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