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东汉应劭（字仲远，生卒年不详），所著《汉书集解音义》：释骊靬：“为西域蛮族降者而置。”
服虔（生卒年不详），东汉时期经学家，信古文经学，他在驳难古经学中，始释骊靬“张掖郡县也”。现代学者认为：此乃首以骊靬县与西域骊靬国发生关系说之一。
唐训古学家颜师古（公元581—645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国名为县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力虔。”
清末学者陶保廉（1862——1938年），在1897年所著的《辛卯侍行记·卷三》中记叙“……《唐书》拂林，一名大秦。又《西洋图志》：如德亚畿东一道，其名曰秦阿罗，本从此邦来，故以大秦称。”又述：大秦，一名犁鞬，在海西（《后汉书》）即罗马国。（西人艾约瑟所揖《圣经诸国见于汉书考》曰：大秦之名，西国无之，为中国所名也。腊丁语呼国为犁靬，又希利尼亦可变为犁靬。时罗马西方用腊丁语，东方用希力尼语也。按《四裔编年表》，东罗马诸部统称希利尼国。西罗马，今意大利。东罗马，今土耳其。艾儒略《职方外纪》：——如德亚（或作安低亚）急呼之郡犹太国……《汉书》大秦指意大利，在欧罗巴洲，而犹太在亚细亚洲，本非大秦。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罗马破犹太城拂林（即耶路撒冷）。犹太即属罗马，故罗马大秦之号，越海而加于拂菻。……（秦汉时，波斯北境为巴尔的国，即《汉书》安息国也。艾约瑟曰：汉时西国所谓巴耳低亚，其先祖曰阿尔撒。盖斯后世三十一君通名之，王名遂为国名，其音变安息也。）梁、陈之间，波斯又屡破东罗马，故犹太西里亚诸国人，忽称波斯，忽称大秦，皆假其上国之名以示大耳。
陶保廉为清末民初人，曾任《清史稿》一书的纂修。青年时代，一直随西北任职的父亲生活。1891年，其父调任新疆巡抚，陶保廉随父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这一年是辛卯年，《侍行记》就是这次长途旅行的日记。十月十九日（农历）从武威丰乐起行，至永昌界，对永昌的地理、风情民俗、名胜古迹以及番和、骊靬等古县都有记载，并在卷三中详细记叙了犁靬、罗马、安息译意来源的关系。也是对骊靬最有明确诠释的文化考证和研究。
清代武威藉学者张澍（1775—1847年）在《凉州府志备考》中对骊靬古县考释：骊靬县，故县，在永昌县城南，为西域骊靬降人而置。
编修于清代的《甘肃通志·舆地志·古迹》、《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永昌县志·古迹》、《永昌县志》等地方史志，均对骊靬古县为骊靬降人而设做了详细的记叙。释汉骊靬县因西域骊靬人内迁而置。
清代有许多经史学家都对汉骊靬县做过考证。
惠栋（1697——1758年），在其《后汉书补注》中释“骊靬县，盖以其骊靬降人置”。
王筠（1784——1854年）清文字学家。字贯山，号友，山东安丘人。道光举人。在《说文》研究上，综合分析诸家之说，为后人指示门径，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等。他在《说文句读》中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
张穆（1805——1849年）清山西平顶人，初名瀛暹，字石洲，一字通风，号乌斋。贡生出身。治经史，精训诂，通天文，算术，尤精西北地理之学，他在考释汉骊靬县时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
王先谦（1842——1917年），在其《后汉书集解》中释骊靬“盖以其降人置县”。
现代史学家冯承均（1887——1946年），在其《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力东渐记》等文中认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等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与依附郅支的罗马流亡军进行了战争。首次把骊靬故县，骊靬降人与罗马东征军做了联系。
向达先生（1900——1966年），所著《中外交通小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文中记叙：“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
1957年，美国学者H·H德效谦《古中国境内的一个罗马城市》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汉骊靬县，认为古罗马帝国克拉苏兵败卡雷，后逃亡中亚，后又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等人破郅支时所降，置骊靬县而处置。
日本学者关卫《西方美史东渐史》中记述：故骊靬县，因骊靬人住过该地而得名。还说，两汉之际，骊靬县城曾为中西交往的名城之一。大宛、大夏、大秦等国的商贾经走廊孔道与中国通商，常留住该地。
1981年，耿升译介法国的L·布尔努瓦所著《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古骊靬县与罗马降人做了详细的介绍。
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出版），选登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认为汉代骊靬县是为归降中国的古罗马军流亡者而设。气《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常征《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一文。作者从汉设骊靬县始因而论，认为：西汉骊靬县正是管理归化中国的罗马兵及其家属而设。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罗马兵归化及其设县骊靬，骊靬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等诸项情况，全文要点为：一、中罗初期交往和炼钢术西传；二、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的发现；三、贵霜王国之兴和罗马人群入甘肃；四、河西罗马人始末；五、河西罗马人东迁与“羯胡石勒”；最后写了题外絮语，认为：罗马人初经中亚进入中国，是归化人的身份。其时间早于中国北匈奴人经中亚进入欧洲，但匈奴人小股迁欧是入侵者的身份。该两族之分别显赫于历史，则在同一世纪。并说明，中国以汉民族为中心，汉族有当时全人类最先进的成熟的封建社会制度，最先进的经济文化，足以凝聚境内和四周诸族，形成“万国衣冠朝帝京”的局面。最终实现了更强大更强盛的统一。而罗马则因为长期停留在邦国部落联盟和奴隶制阶段，极不巩固，易于分裂。在这点上，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国家，突厥国家相似。
《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刊载翟宛华先生《论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一文，认为河西郡县的形成，是在“亭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的势力由河东移到河西。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朝开始以令居为据点，有计划的开发河西。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在河西置酒泉、张掖郡。到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又将张掖郡所辖之一部分分置了武威郡。这时上距河西归汉已经五十年。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刊载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一文，作者认为河西建郡，最初仅酒泉一郡，后因交通增繁，商贾往来，士民移徙，则于前111年以后（元鼎六年以后），别置敦煌、张掖二郡，武威此时尚属张掖所辖，最后于元凤（前75年左右）以后始置之。
《西北史地》1986年3期刊载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一文，认为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酒泉郡：始设于元封三年（前108年）；张掖郡（治觻得县，今张掖县西北，HT5，6〓觻音禄庇）。：始设于太初三年末至四年初（公元前102年至前101年）；敦煌郡：始设于后元元年或二年（公元前88年至前87年）；武威郡（治武威县，今民勤县东北。）：始设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从元封三年始设酒泉郡起，到地节二年最后设武威郡，经历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历时54年，可见汉朝经营河西的历程之艰巨。也可以说明郡中属县不可能是同一个年代所能设置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设置完成的。
《文史》1983年第20辑刊载王宗维《汉代的属国》一文，认为西汉从元狩三年开始，历经昭、宣二帝，共设置了七个属国，它们是：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凉属国、张掖属国、金城郡属国。汉朝政府对归附部落和异族降人实行属国制度，在历史上曾起了积极作用：一是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归附汉朝，二是安定边疆秩序，三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先进的生产水平，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
《益世报》1948年2月24日，3月2日刊载丁国藩《前汉西域经略》一文，对西域之古代人种、语言文字作了考证外，对汉代西北部边疆的组织系统、长城的建造，设亭障、屯田等都作了详细考证，略述了汉使西出，外使来华而起的“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四方之家，盈于都门”的“丝绸之路”之盛况。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2斯刊载周振鹤《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一文，认为西域都护府辖区西越葱岭，并有大宛、北越天山，而囊乌孙，其三十六个城郭国应该是：鄯善（楼兰）、且末、精绝、扞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婼羌、小宛、戎卢、乌秅、西夜、了合、蒲犁、依耐、无雷、捐毒、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渠犁、乌垒、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卑陆后国、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这三十六国之说当起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60年）之时，而西域都护的辖区则超此范围，辖有地跨天山南北的乌孙、西逾葱岭的大宛、休循、桃槐等国。
《和平日报》1947年5月26日，6月23日，29日刊载了张德光《汉武帝的西域节团》一文，全文分五个部分，其中在二次出使张骞远征西域的影响中，描述了张骞副使到安息（今伊朗）时，其王派二万骑迎于东界，并派人随使节来中国参观，还送上大鸟卵和骊靬眩人，从而使西域幻术传于中国，中国的丝绢传入中亚以至罗马。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7年3、4期刊载贾应逸《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一文，作者认为前102年建立的“使者校尉”乃是汉朝政府在西域最早的行政机构。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以给使外国者”而置的统领和保护屯田的机构，实际上却是代表了汉朝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朝之政令，诸如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屯田戍边，调动当地军队等等。从公元前102年设“使者校尉”，到前68年改制“使护鄯善以西校尉”，直到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府，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是随着统治的加强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过程。并对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对巩固统一，发展西域的历史功绩做了评述。
《新疆史学》1980年1期刊载侯灿《试论西域戊己校尉》，本文主要讨论戊己校尉为何而置，它有什么作用，设置后有什么变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认为：它即受中央又受都护的双重领导，从掌握兵权受命调遣属中央；从行政管理，经营屯田，则又属都护。它是一种耕战相结合的既受中央，又受都护领导的屯垦戍边部队。戊己校尉的历史，从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4年）开始，至东晋咸和二年（327年）高昌郡建立为止，历时近四百年时间。对安定西域的社会秩序，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和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甚至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24期刊载钱伯泉《西汉时期西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汉书·西域传》研究，文章将《汉书·西域传》所记四十八国人口数户数，列表作了说明。从表中数字得知当时西域各国户数为227，550，口数为1，286，679，胜兵数330，424。元始二年关内各地的户数为12，233，062户，西域占全国总户数的五十五分之一；关内各地的口数为59，594，978，西域为全国的四十七分之一。若以1980年新疆人口为1，283万人，全国人口为9，8亿人计算，新疆人口为全国的七十六分之一，汉朝的比数要被1980年的高的多，可见西汉时期，西域是很富庶繁荣的，无论人口的密度，还是生产的发达，都与中原地区的一些郡国不相上不。
《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1期刊载李古寅《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一文，作者对民屯的徙民作了辨析，认为：第一，徙民的主要方式是“募”；第二，民屯的成份有丁奴婢、贫民、罪人，其它迁徙人口等；第三，对徙民予以种种优待，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巩固边防利益相结合。
《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1卷第3期刊载杨宪益《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一文，文中叙述了唐时东罗马帝国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至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五次遣使来华。遣使来华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已降服突厥，成为亚洲最大的强国。波斯为大食所灭，复又进攻东罗马，因此东罗马请中国与之联盟，以抗大食，此乃其五次遗使来中国的主要原因。
《西北史地》1985年第四斯刊载翟耀华《论西汉与乌孙的和亲》一文，论述了西汉采取与乌孙和亲的手段，达到与乌孙结成政治联盟，断匈奴右臂，共击匈奴的目的。汉宜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3年）匈奴胁迫车师共同侵犯乌孙，遭到西汉与乌孙从东西两方的联合反击，汉和亲于乌孙的解忧公主配合西域都护郑吉，和解乌孙内部纠纷，维护了汉朝与乌孙的联盟。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刊载朱振杰《“凿空”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一文，本文从原始人群及部族的迁徙，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传说诸方面，探讨了张骞凿空之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作者例举了居延人、吐火罗人、大夏人的迁徙过程，认为：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意即丝国。这就是说，早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希腊、罗马已经有了中国的丝绸。并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刊载王宗维《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文，论说了，河西是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咽喉，东西南北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大都要经过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月氏人、乌孙人、塞种人、大夏人、居延人、单桓人、龙勒人、匈奴人等以及其它民族迁徙居住的原因及过程，西域各族人民为建设发展河西作出的巨大贡献。
《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刊载周谷城《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文章分四个部分，论述了公元前六世纪初至公元七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亚地区发生过震憾历史的重大问题，如古波斯帝国的创建，亚历山大帝国之扩张，安息帝国的兴起，以及萨珊王朝的衰落。
公元前139年左右，大夏因月支和安息的夹击，终于灭亡。安息在大夏之西，也是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区，并曾受亚历山大及塞流古的统治。公元前250年脱离塞流古帝国，成立了一个版图占整个西亚的安息帝国，在当时与中国和罗马并称世界三大帝国之一。它与罗马偏重于军事，而与中国，则以贸易关系最为突出。安息处在罗马与中国中间，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往来。中国的丝织物运销罗马，必须经过西亚的安息。为此，罗马和安息为争夺丝绸贸易和控制丝绸贸易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55年第1期刊载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一文，认为在中国史书中，拜占庭被称作犁靬、大秦或拂菻。称：“大秦国一名犁靬，当是罗马的音译。文章引述了《史记·大宛列传》、《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戎传》、《通典》、《旧唐书·拂菻传》中关于拜占庭的记载，其中所记的风俗物产，可与拜占庭的史书相印。
《西亚·非洲》1981年第4期刊载张铁伟《“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一文，记述从公元前五世纪，我国的丝绸即开始西传，经过波斯（又称安息，1935年改称伊朗）转运到希腊、罗马、阿拉伯。文章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后，中国与安息或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情况。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刊登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一文，作者认为《史记·大宛传》所记犁靬，即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犁靬眩人就是亚历山大有名的杂技家或魔术师。后来他们随安息使臣来中国。据作者推断，可能是西汉政府重视此事，遂于张掖郡设置骊靬县，以夸耀于从西域来的各国使节商贾们。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刊载陈海龙译摘英国唐·丹
·莱斯利普《阿拉伯和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一文，认为：远在伊斯兰教时代以前很久，由于发展丝绸贸易，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书写的罗马史料和西亚史料就已提到远东国家“赛里斯”和“秦”以及“骊靬”，既中国。
《西北史地》1983年第9期刊载袁林节译日人榎夏一雄所著《汉书·西域传研究》一文，本文论述了中外学者研究《汉书·西域传》的情况和成果，特别对拉丁大学名誉教授和中国学者岑仲勉的研究成果作了评论。西域起初称为西北国或西国。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时，才把“西域”作为公用名而确定下来。班彪、班固等编纂《汉书》时设立《西域传》，开创了正史中立《西域传》的通例。《汉书》中有不少难以解释的部分，班超为此作过讲解。到东汉、三国时，有一些学者加以注释，这些注释由西晋的晋灼和臣瓒先后汇集成《汉书集注》和《汉书集解音义》。东晋蔡谟把臣瓒的注全部分散入《汉书》正文中。颜师古又合并了以上各注，并增补了各家和他本人的注释，成为《汉书注》。，清末王先谦又汇集了颜师古注和以后各家之注而成为《汉书补注》。《汉书注》和《汉书补注》有关《西域传》的部分，汇总了各家关于此传的注释，是研究《汉书·西域传》的重要著作。专门研究《汉书·西域传》的著作。有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和丁谦的《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其它有欧洲和俄罗斯等学者，都对《汉书·西域传》有研究成果。本文作者认为，现有的《汉书》经历漫长岁月，有不少佚失，其中有些部分能够予以补证，应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补正。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刊载阎宗临《贵霜王朝的形成》，本文论述了古代中亚贵霜王朝建立与衰亡的过程。指出：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从东方到西方有四个大国：汉朝的中国、贵霜王国、安息王国和罗马帝国。这四个帝国各有其独特发展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中亚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介地带，而贵霜王国历史发展，直接对印度与安息起着重要的作用，间接对罗马与中国也有深刻的关系。本文对月氏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变迁，两次西迁，与中国河西的民族关系，都做了较详的考证，对研究河西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刊载陈连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本文根据史书文献记载，论述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关于大秦与拂菻》的记载，认为：早在两汉时期，罗马帝国曾被称为犁靬，大秦一名，首见于《魏略·西戎传》，是由于在两汉时，外人称中国为秦，罗马的国际地位、文化水平与汉朝东西辉映，故被称为西秦。大秦一名实为东西秦之扩大。大有遥远之义，大秦及远方的秦。西汉时，大秦的一些商人和魔术师已来中国。同时，还论述了汉朝欲和罗马直接交往，但因安息为垄断丝绸的中间贸易，极力阻挠两国的直接交往。为此，罗马帝国和安息王国发生了长达近二百年的战争。
《齐鲁大学国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刊载张维华《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源》一文，作者认为：汉代中西交通繁盛，文化影响较大，事实有犁靬眩人留居中国事，但骊靬县就因此而得名，原无可能。并例举有骊靬县众说：1、以字之音义而取名，骊可作丽，靬为干皮，因其地产美丽干皮，故称骊靬县；2、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名也。3、此地置骊靬降人而得名。4、原于古代骊山之戎。5、为祁连之异译等。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汉史论集》刊登了张维华《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由及骊靬弦人来华之经过》一文，张维华否认前文所述自己观点，祁连山异音，认为：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期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经较他说为长。”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刊载余太山《条支、犁靬、大秦和有关西域地理》一文。本文根据史籍文献记载，考证了条支、犁靬、大秦的地理。与大秦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条支和犁靬。对条支意见不同的根本分歧在于汉魏史籍中条支所临“西海”一词的解释不同。一指里海，二指波斯湾，三指地中海。犁靬侧因史书有“大秦国一名犁靬”之记载，故论者多结合大秦问题进行考虑。文章论述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中亚、西亚和有关地区的历史情况，分析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等史籍中与条支、犁靬、大秦直接有关的记载，对安息与条支、犁靬、大秦的方位与关系，做了以下结论。1、《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的“条支”，指塞琉古朝叙利亚。《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条支”，主要指曾为该王国统治的叙利亚地区。2、《史记·大宛列传》的“犁靬”和《汉书·西域传》的“犁勒”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国。《后汉书·西域传》的“犁鞬”和《魏略·西戎传》的“犁靬”是“大秦”的同义词。3、《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也是“大秦国一名”的同义词。
《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1期刊载周谷城《西域交通之历史的观察》。本文根据古代中西陆路交通之历史，重点证实西域之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在中西文化上的贡献。认为：一是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中国使节足迹抵达波斯湾，中国丝物经安息抵达地中海，“丝织的中国”美名盛传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心，因而中国文化随之来到，并受其影响。二是希腊文化向西方传入中国。三是波斯文化之传入中国。四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食货》月刊1985年第15卷第1、2期刊载美籍华裔学者张春树《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对汉帝国对河西一带的经营过程，经作者考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军事期。这一时期建立烽燧亭障，建立系统都尉区系，最高长官为都尉，兼管军事与民政。第二是移民迁徙期。即招抚东西南北各民族的民众移民屯垦，扩大都尉控制地区，进行系统开发。第三是郡县期，即发展完成郡县设置，都尉区失去其军事特性，改设郡县后，实行军政分立。这三个阶段即构成了汉帝国开发河西之全过程。《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刊载王宗维《汉朝西域路线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本文共分四个部分阐述了西方诸国与汉朝的接触，中西交通的开通，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对张掖骊靬县之来由作了考证。认为：骊靬人随各国使团及商人来华日众，不能返国。寄居河西，汉王朝为了便于管理，于是设骊靬县以处之。本文并对骊靬民族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历代从属于大国的情况，都作了考证。
《文史杂志》1942年第2卷5、6期刊载龚骏《两汉与罗马丝贸易考》。本文首先肯定了中西交通及贸易在西汉时代早已存在，中国丝缯远销罗马。其交通路线，原有南北二道，这两条路都要经过安息，故安息则为中国与罗马丝绢贸易的集中点。安息为了从中谋求利益，对丝的贸易曾多方阻扰。而罗马与安息的战争其动机难免不是为了开辟和中国进行直接的丝贸易而发生的，据说中国丝经安息等地中转到罗马价值比重与黄金相等，这也是大秦一直想打通丝贸商道，想在丝贸上与中国直接接触的原因。
《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刊载王宗维《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本文对卢水胡的族源、族名、发源地和汉代卢水胡的分布情况，历史上卢水胡发生过的多次起义，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过的北凉政权，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张掖属国的卢水胡；二、河西卢水胡势力最大，曾在汉至魏初两次发动大起义；三、湟中见卢水胡较晚，而且被称为“杂胡”。由此可见，河西张掖、武威郡是卢水胡的本部和根据地。本文根据史籍记载，考察了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和民族迁徙情况，认为既不源于匈奴，也不源于小月氏。湟中卢水胡是东汉初年，显美（今永昌县）的卢水胡的一支，越过南山，进入湟中地区。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显美卢水胡反叛，遭到邓训镇压。魏黄初初年，又受到张既的讨伐，遭到惨败，损失万人以上，残众便离开显美，逃入南山，直到沮渠蒙逊的祖父辈才出山为官。本文还考证了匈奴沮渠官的情况，进一步论证了卢水胡不是匈奴。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刊载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徙》一文，文章首先论证了卢水胡原居湟中卢溪水、张掖黑河、武威谷水得名诸说之误。认为张掖卢水胡见于记载虽最早，但主要集中在张掖郡县一带，且受属国统领。而陕北卢水胡见于记载虽较晚，但分布面广，认为平凉泾河北岸支流的大路河和小路河，故是卢水胡的原居地。对居延汉简记载“属国秦胡卢水”中的秦胡，作者认为是某些少数民族的总称，卢水胡也属于秦胡。并认为：卢水胡的特性为：多分布于山区，从事“畜牧田作”，分为许多种属，各有酋长，不相统一，有很高的文化。
《青年中国季刊》1941年第2卷第2期刊载常任侠《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一文，作者称：百戏者，诸杂伎艺之总称。汉张骞通西域，善幻之术，始入中国，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曰：“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载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此为西域百戏东渐始。《史记·大宛传》称：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既传入汉土，为当时统治者所好，加其弦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后益繁衍于世。作者根据史书记载考证，认为：自汉武直至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西域善幻之术既入，流传后世，支派亦复不少。
《新中华》1946年第四卷6期刊载杨宪益《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一文，说：秦王破阵乐是唐太宗军中流行的武舞。作者认为：据《隋唐嘉话》和《通鉴》记载，破阵乐虽为太宗贞观七年造，可实际上太宗为秦王时早已流行军中。作者根据古代西方文献记载，作了深入地考证。古罗马诗人魏吉（公元前70——前19年）所著史诗里，有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记载，这种武舞在罗马名实罗戏，来原甚古，可能是希腊传来。因为希腊也有一种与此相同的武舞，叫霹雳戏。霹雳戏名起源于希腊名王阿戏留的儿子霹雳。他在攻打突罗城时建立战功。死后，国土又为突罗后裔所得。相传罗马人就是突罗人的后裔，突罗戏相传也是突罗人流传下来的。从罗马史诗的记载，突罗戏与破阵乐十分相像，二者都是摹拟战阵的武舞。都用戟击刺，都有金或银的胸饰，都有若干人为一队作战阵状，都有交错屈伸之变，以及往来急徐击刺之象。又都作出“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而且破阵乐的“破阵”，也可能是霹雳的音译。这样看来，破阵乐可能就是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经过古代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到了中国，后演变成军舞，再由唐太宗吸收利用并发扬之。
《考古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载安家瑶《中国早期玻璃器皿》一文，作者对收集了48处，187件早期玻璃器皿的材料，并对这些器皿作了实物考察、成分定性、定量分析后进行了归类，在此基础上，对西汉到北宋玻璃器皿的生产及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分为三类：一是罗马玻璃，二是萨珊玻璃，三是熔制质量较差、没有纹饰的玻璃残片。认为：进口玻璃多为两汉及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
《考古学报》1959年第三期刊载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本文考释说，这枚金币是1953年在咸阳张家湾的一座隋墓中发现的。据墓志记，墓主孤德公（罗），他曾在隋初做过总管凉、甘、瓜三州诸军州凉州刺史。这枚金币两面都有图像和铭文，正面是王者的正面半身像，右手执王杖，左手所执似为一圆球物。铭文由王像右手侧开始。背面为一戴盔胄的女神像，坐于一宝座上。右手执杖，左手托一圆球上有一十字架。座下有铭文，另有一铭文，由女神右侧下方开始，由下而上，几乎环统一周。铭文是拉丁文。本文最后还附带讨论了相传清代山西灵石出土的罗马铜币。另有文记述了（1956年）西安土门村唐墓中出土的拜占庭式金币。1976年，在河北省赞皇县的南刑郭发掘的东魏上党太守李希宗夫妇的墓时发现的三枚拜占庭金币。并做了考释。
《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10日刊载王明辉《青海考古首次发现欧洲人种遗迹》一文，记载2001年10——11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民和县博物馆对民和县官亭镇胡李家镇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对所出土的3具骨骼，初步鉴定，其骨骼表现的体质特征皆为明显的欧洲人种。
文中描述，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类型及埋葬的方式等特点看，这批居民的文化属性属于典型的东汉文化，说明他们不仅生活方式而且连葬俗也完全遵从汉文化，这表明这批“西方人”在此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文化和风俗，除种族特征外，其它方面已经完全“汉化”。
2003年7一一9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永昌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红山窑乡水泉子村的汉墓群进行挖掘，共清理墓葬99座，出土各类文物302件。从出土文物看属西汉时期墓葬，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挖掘意义重大，其重要的发现是人体骨骼体长多是1.8米以上的巨人，且颅骨明显有别于蒙古人种，属典型的“西方人”。在裹头颅的残留丝织物上采集到棕红或黄褐毛发。考古工作人员认为，这些墓主人是欧洲人种，可能和汉时的骊靬县和骊靬人有关。
水泉堡从汉代到清末民初，为历代军事要塞，东南邻焦家庄乡，到永昌县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
服虔（生卒年不详），东汉时期经学家，信古文经学，他在驳难古经学中，始释骊靬“张掖郡县也”。现代学者认为：此乃首以骊靬县与西域骊靬国发生关系说之一。
唐训古学家颜师古（公元581—645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国名为县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力虔。”
清末学者陶保廉（1862——1938年），在1897年所著的《辛卯侍行记·卷三》中记叙“……《唐书》拂林，一名大秦。又《西洋图志》：如德亚畿东一道，其名曰秦阿罗，本从此邦来，故以大秦称。”又述：大秦，一名犁鞬，在海西（《后汉书》）即罗马国。（西人艾约瑟所揖《圣经诸国见于汉书考》曰：大秦之名，西国无之，为中国所名也。腊丁语呼国为犁靬，又希利尼亦可变为犁靬。时罗马西方用腊丁语，东方用希力尼语也。按《四裔编年表》，东罗马诸部统称希利尼国。西罗马，今意大利。东罗马，今土耳其。艾儒略《职方外纪》：——如德亚（或作安低亚）急呼之郡犹太国……《汉书》大秦指意大利，在欧罗巴洲，而犹太在亚细亚洲，本非大秦。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罗马破犹太城拂林（即耶路撒冷）。犹太即属罗马，故罗马大秦之号，越海而加于拂菻。……（秦汉时，波斯北境为巴尔的国，即《汉书》安息国也。艾约瑟曰：汉时西国所谓巴耳低亚，其先祖曰阿尔撒。盖斯后世三十一君通名之，王名遂为国名，其音变安息也。）梁、陈之间，波斯又屡破东罗马，故犹太西里亚诸国人，忽称波斯，忽称大秦，皆假其上国之名以示大耳。
陶保廉为清末民初人，曾任《清史稿》一书的纂修。青年时代，一直随西北任职的父亲生活。1891年，其父调任新疆巡抚，陶保廉随父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这一年是辛卯年，《侍行记》就是这次长途旅行的日记。十月十九日（农历）从武威丰乐起行，至永昌界，对永昌的地理、风情民俗、名胜古迹以及番和、骊靬等古县都有记载，并在卷三中详细记叙了犁靬、罗马、安息译意来源的关系。也是对骊靬最有明确诠释的文化考证和研究。
清代武威藉学者张澍（1775—1847年）在《凉州府志备考》中对骊靬古县考释：骊靬县，故县，在永昌县城南，为西域骊靬降人而置。
编修于清代的《甘肃通志·舆地志·古迹》、《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永昌县志·古迹》、《永昌县志》等地方史志，均对骊靬古县为骊靬降人而设做了详细的记叙。释汉骊靬县因西域骊靬人内迁而置。
清代有许多经史学家都对汉骊靬县做过考证。
惠栋（1697——1758年），在其《后汉书补注》中释“骊靬县，盖以其骊靬降人置”。
王筠（1784——1854年）清文字学家。字贯山，号友，山东安丘人。道光举人。在《说文》研究上，综合分析诸家之说，为后人指示门径，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等。他在《说文句读》中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
张穆（1805——1849年）清山西平顶人，初名瀛暹，字石洲，一字通风，号乌斋。贡生出身。治经史，精训诂，通天文，算术，尤精西北地理之学，他在考释汉骊靬县时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
王先谦（1842——1917年），在其《后汉书集解》中释骊靬“盖以其降人置县”。
现代史学家冯承均（1887——1946年），在其《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力东渐记》等文中认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等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与依附郅支的罗马流亡军进行了战争。首次把骊靬故县，骊靬降人与罗马东征军做了联系。
向达先生（1900——1966年），所著《中外交通小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文中记叙：“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
1957年，美国学者H·H德效谦《古中国境内的一个罗马城市》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汉骊靬县，认为古罗马帝国克拉苏兵败卡雷，后逃亡中亚，后又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等人破郅支时所降，置骊靬县而处置。
日本学者关卫《西方美史东渐史》中记述：故骊靬县，因骊靬人住过该地而得名。还说，两汉之际，骊靬县城曾为中西交往的名城之一。大宛、大夏、大秦等国的商贾经走廊孔道与中国通商，常留住该地。
1981年，耿升译介法国的L·布尔努瓦所著《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古骊靬县与罗马降人做了详细的介绍。
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出版），选登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认为汉代骊靬县是为归降中国的古罗马军流亡者而设。气《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常征《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一文。作者从汉设骊靬县始因而论，认为：西汉骊靬县正是管理归化中国的罗马兵及其家属而设。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罗马兵归化及其设县骊靬，骊靬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等诸项情况，全文要点为：一、中罗初期交往和炼钢术西传；二、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的发现；三、贵霜王国之兴和罗马人群入甘肃；四、河西罗马人始末；五、河西罗马人东迁与“羯胡石勒”；最后写了题外絮语，认为：罗马人初经中亚进入中国，是归化人的身份。其时间早于中国北匈奴人经中亚进入欧洲，但匈奴人小股迁欧是入侵者的身份。该两族之分别显赫于历史，则在同一世纪。并说明，中国以汉民族为中心，汉族有当时全人类最先进的成熟的封建社会制度，最先进的经济文化，足以凝聚境内和四周诸族，形成“万国衣冠朝帝京”的局面。最终实现了更强大更强盛的统一。而罗马则因为长期停留在邦国部落联盟和奴隶制阶段，极不巩固，易于分裂。在这点上，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国家，突厥国家相似。
《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刊载翟宛华先生《论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一文，认为河西郡县的形成，是在“亭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的势力由河东移到河西。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朝开始以令居为据点，有计划的开发河西。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在河西置酒泉、张掖郡。到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又将张掖郡所辖之一部分分置了武威郡。这时上距河西归汉已经五十年。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刊载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一文，作者认为河西建郡，最初仅酒泉一郡，后因交通增繁，商贾往来，士民移徙，则于前111年以后（元鼎六年以后），别置敦煌、张掖二郡，武威此时尚属张掖所辖，最后于元凤（前75年左右）以后始置之。
《西北史地》1986年3期刊载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一文，认为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酒泉郡：始设于元封三年（前108年）；张掖郡（治觻得县，今张掖县西北，HT5，6〓觻音禄庇）。：始设于太初三年末至四年初（公元前102年至前101年）；敦煌郡：始设于后元元年或二年（公元前88年至前87年）；武威郡（治武威县，今民勤县东北。）：始设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从元封三年始设酒泉郡起，到地节二年最后设武威郡，经历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历时54年，可见汉朝经营河西的历程之艰巨。也可以说明郡中属县不可能是同一个年代所能设置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设置完成的。
《文史》1983年第20辑刊载王宗维《汉代的属国》一文，认为西汉从元狩三年开始，历经昭、宣二帝，共设置了七个属国，它们是：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凉属国、张掖属国、金城郡属国。汉朝政府对归附部落和异族降人实行属国制度，在历史上曾起了积极作用：一是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归附汉朝，二是安定边疆秩序，三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先进的生产水平，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
《益世报》1948年2月24日，3月2日刊载丁国藩《前汉西域经略》一文，对西域之古代人种、语言文字作了考证外，对汉代西北部边疆的组织系统、长城的建造，设亭障、屯田等都作了详细考证，略述了汉使西出，外使来华而起的“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四方之家，盈于都门”的“丝绸之路”之盛况。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2斯刊载周振鹤《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一文，认为西域都护府辖区西越葱岭，并有大宛、北越天山，而囊乌孙，其三十六个城郭国应该是：鄯善（楼兰）、且末、精绝、扞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婼羌、小宛、戎卢、乌秅、西夜、了合、蒲犁、依耐、无雷、捐毒、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渠犁、乌垒、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卑陆后国、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这三十六国之说当起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60年）之时，而西域都护的辖区则超此范围，辖有地跨天山南北的乌孙、西逾葱岭的大宛、休循、桃槐等国。
《和平日报》1947年5月26日，6月23日，29日刊载了张德光《汉武帝的西域节团》一文，全文分五个部分，其中在二次出使张骞远征西域的影响中，描述了张骞副使到安息（今伊朗）时，其王派二万骑迎于东界，并派人随使节来中国参观，还送上大鸟卵和骊靬眩人，从而使西域幻术传于中国，中国的丝绢传入中亚以至罗马。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7年3、4期刊载贾应逸《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一文，作者认为前102年建立的“使者校尉”乃是汉朝政府在西域最早的行政机构。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以给使外国者”而置的统领和保护屯田的机构，实际上却是代表了汉朝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朝之政令，诸如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屯田戍边，调动当地军队等等。从公元前102年设“使者校尉”，到前68年改制“使护鄯善以西校尉”，直到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府，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是随着统治的加强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过程。并对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对巩固统一，发展西域的历史功绩做了评述。
《新疆史学》1980年1期刊载侯灿《试论西域戊己校尉》，本文主要讨论戊己校尉为何而置，它有什么作用，设置后有什么变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认为：它即受中央又受都护的双重领导，从掌握兵权受命调遣属中央；从行政管理，经营屯田，则又属都护。它是一种耕战相结合的既受中央，又受都护领导的屯垦戍边部队。戊己校尉的历史，从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4年）开始，至东晋咸和二年（327年）高昌郡建立为止，历时近四百年时间。对安定西域的社会秩序，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和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甚至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24期刊载钱伯泉《西汉时期西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汉书·西域传》研究，文章将《汉书·西域传》所记四十八国人口数户数，列表作了说明。从表中数字得知当时西域各国户数为227，550，口数为1，286，679，胜兵数330，424。元始二年关内各地的户数为12，233，062户，西域占全国总户数的五十五分之一；关内各地的口数为59，594，978，西域为全国的四十七分之一。若以1980年新疆人口为1，283万人，全国人口为9，8亿人计算，新疆人口为全国的七十六分之一，汉朝的比数要被1980年的高的多，可见西汉时期，西域是很富庶繁荣的，无论人口的密度，还是生产的发达，都与中原地区的一些郡国不相上不。
《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1期刊载李古寅《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一文，作者对民屯的徙民作了辨析，认为：第一，徙民的主要方式是“募”；第二，民屯的成份有丁奴婢、贫民、罪人，其它迁徙人口等；第三，对徙民予以种种优待，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巩固边防利益相结合。
《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1卷第3期刊载杨宪益《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一文，文中叙述了唐时东罗马帝国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至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五次遣使来华。遣使来华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已降服突厥，成为亚洲最大的强国。波斯为大食所灭，复又进攻东罗马，因此东罗马请中国与之联盟，以抗大食，此乃其五次遗使来中国的主要原因。
《西北史地》1985年第四斯刊载翟耀华《论西汉与乌孙的和亲》一文，论述了西汉采取与乌孙和亲的手段，达到与乌孙结成政治联盟，断匈奴右臂，共击匈奴的目的。汉宜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3年）匈奴胁迫车师共同侵犯乌孙，遭到西汉与乌孙从东西两方的联合反击，汉和亲于乌孙的解忧公主配合西域都护郑吉，和解乌孙内部纠纷，维护了汉朝与乌孙的联盟。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刊载朱振杰《“凿空”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一文，本文从原始人群及部族的迁徙，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传说诸方面，探讨了张骞凿空之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作者例举了居延人、吐火罗人、大夏人的迁徙过程，认为：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意即丝国。这就是说，早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希腊、罗马已经有了中国的丝绸。并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刊载王宗维《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文，论说了，河西是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咽喉，东西南北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大都要经过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月氏人、乌孙人、塞种人、大夏人、居延人、单桓人、龙勒人、匈奴人等以及其它民族迁徙居住的原因及过程，西域各族人民为建设发展河西作出的巨大贡献。
《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刊载周谷城《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文章分四个部分，论述了公元前六世纪初至公元七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亚地区发生过震憾历史的重大问题，如古波斯帝国的创建，亚历山大帝国之扩张，安息帝国的兴起，以及萨珊王朝的衰落。
公元前139年左右，大夏因月支和安息的夹击，终于灭亡。安息在大夏之西，也是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区，并曾受亚历山大及塞流古的统治。公元前250年脱离塞流古帝国，成立了一个版图占整个西亚的安息帝国，在当时与中国和罗马并称世界三大帝国之一。它与罗马偏重于军事，而与中国，则以贸易关系最为突出。安息处在罗马与中国中间，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往来。中国的丝织物运销罗马，必须经过西亚的安息。为此，罗马和安息为争夺丝绸贸易和控制丝绸贸易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55年第1期刊载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一文，认为在中国史书中，拜占庭被称作犁靬、大秦或拂菻。称：“大秦国一名犁靬，当是罗马的音译。文章引述了《史记·大宛列传》、《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戎传》、《通典》、《旧唐书·拂菻传》中关于拜占庭的记载，其中所记的风俗物产，可与拜占庭的史书相印。
《西亚·非洲》1981年第4期刊载张铁伟《“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一文，记述从公元前五世纪，我国的丝绸即开始西传，经过波斯（又称安息，1935年改称伊朗）转运到希腊、罗马、阿拉伯。文章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后，中国与安息或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情况。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刊登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一文，作者认为《史记·大宛传》所记犁靬，即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犁靬眩人就是亚历山大有名的杂技家或魔术师。后来他们随安息使臣来中国。据作者推断，可能是西汉政府重视此事，遂于张掖郡设置骊靬县，以夸耀于从西域来的各国使节商贾们。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刊载陈海龙译摘英国唐·丹
·莱斯利普《阿拉伯和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一文，认为：远在伊斯兰教时代以前很久，由于发展丝绸贸易，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书写的罗马史料和西亚史料就已提到远东国家“赛里斯”和“秦”以及“骊靬”，既中国。
《西北史地》1983年第9期刊载袁林节译日人榎夏一雄所著《汉书·西域传研究》一文，本文论述了中外学者研究《汉书·西域传》的情况和成果，特别对拉丁大学名誉教授和中国学者岑仲勉的研究成果作了评论。西域起初称为西北国或西国。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时，才把“西域”作为公用名而确定下来。班彪、班固等编纂《汉书》时设立《西域传》，开创了正史中立《西域传》的通例。《汉书》中有不少难以解释的部分，班超为此作过讲解。到东汉、三国时，有一些学者加以注释，这些注释由西晋的晋灼和臣瓒先后汇集成《汉书集注》和《汉书集解音义》。东晋蔡谟把臣瓒的注全部分散入《汉书》正文中。颜师古又合并了以上各注，并增补了各家和他本人的注释，成为《汉书注》。，清末王先谦又汇集了颜师古注和以后各家之注而成为《汉书补注》。《汉书注》和《汉书补注》有关《西域传》的部分，汇总了各家关于此传的注释，是研究《汉书·西域传》的重要著作。专门研究《汉书·西域传》的著作。有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和丁谦的《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其它有欧洲和俄罗斯等学者，都对《汉书·西域传》有研究成果。本文作者认为，现有的《汉书》经历漫长岁月，有不少佚失，其中有些部分能够予以补证，应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补正。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刊载阎宗临《贵霜王朝的形成》，本文论述了古代中亚贵霜王朝建立与衰亡的过程。指出：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从东方到西方有四个大国：汉朝的中国、贵霜王国、安息王国和罗马帝国。这四个帝国各有其独特发展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中亚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介地带，而贵霜王国历史发展，直接对印度与安息起着重要的作用，间接对罗马与中国也有深刻的关系。本文对月氏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变迁，两次西迁，与中国河西的民族关系，都做了较详的考证，对研究河西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刊载陈连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本文根据史书文献记载，论述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关于大秦与拂菻》的记载，认为：早在两汉时期，罗马帝国曾被称为犁靬，大秦一名，首见于《魏略·西戎传》，是由于在两汉时，外人称中国为秦，罗马的国际地位、文化水平与汉朝东西辉映，故被称为西秦。大秦一名实为东西秦之扩大。大有遥远之义，大秦及远方的秦。西汉时，大秦的一些商人和魔术师已来中国。同时，还论述了汉朝欲和罗马直接交往，但因安息为垄断丝绸的中间贸易，极力阻挠两国的直接交往。为此，罗马帝国和安息王国发生了长达近二百年的战争。
《齐鲁大学国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刊载张维华《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源》一文，作者认为：汉代中西交通繁盛，文化影响较大，事实有犁靬眩人留居中国事，但骊靬县就因此而得名，原无可能。并例举有骊靬县众说：1、以字之音义而取名，骊可作丽，靬为干皮，因其地产美丽干皮，故称骊靬县；2、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名也。3、此地置骊靬降人而得名。4、原于古代骊山之戎。5、为祁连之异译等。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汉史论集》刊登了张维华《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由及骊靬弦人来华之经过》一文，张维华否认前文所述自己观点，祁连山异音，认为：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期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经较他说为长。”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刊载余太山《条支、犁靬、大秦和有关西域地理》一文。本文根据史籍文献记载，考证了条支、犁靬、大秦的地理。与大秦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条支和犁靬。对条支意见不同的根本分歧在于汉魏史籍中条支所临“西海”一词的解释不同。一指里海，二指波斯湾，三指地中海。犁靬侧因史书有“大秦国一名犁靬”之记载，故论者多结合大秦问题进行考虑。文章论述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中亚、西亚和有关地区的历史情况，分析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等史籍中与条支、犁靬、大秦直接有关的记载，对安息与条支、犁靬、大秦的方位与关系，做了以下结论。1、《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的“条支”，指塞琉古朝叙利亚。《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条支”，主要指曾为该王国统治的叙利亚地区。2、《史记·大宛列传》的“犁靬”和《汉书·西域传》的“犁勒”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国。《后汉书·西域传》的“犁鞬”和《魏略·西戎传》的“犁靬”是“大秦”的同义词。3、《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也是“大秦国一名”的同义词。
《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1期刊载周谷城《西域交通之历史的观察》。本文根据古代中西陆路交通之历史，重点证实西域之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在中西文化上的贡献。认为：一是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中国使节足迹抵达波斯湾，中国丝物经安息抵达地中海，“丝织的中国”美名盛传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心，因而中国文化随之来到，并受其影响。二是希腊文化向西方传入中国。三是波斯文化之传入中国。四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食货》月刊1985年第15卷第1、2期刊载美籍华裔学者张春树《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对汉帝国对河西一带的经营过程，经作者考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军事期。这一时期建立烽燧亭障，建立系统都尉区系，最高长官为都尉，兼管军事与民政。第二是移民迁徙期。即招抚东西南北各民族的民众移民屯垦，扩大都尉控制地区，进行系统开发。第三是郡县期，即发展完成郡县设置，都尉区失去其军事特性，改设郡县后，实行军政分立。这三个阶段即构成了汉帝国开发河西之全过程。《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刊载王宗维《汉朝西域路线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本文共分四个部分阐述了西方诸国与汉朝的接触，中西交通的开通，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对张掖骊靬县之来由作了考证。认为：骊靬人随各国使团及商人来华日众，不能返国。寄居河西，汉王朝为了便于管理，于是设骊靬县以处之。本文并对骊靬民族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历代从属于大国的情况，都作了考证。
《文史杂志》1942年第2卷5、6期刊载龚骏《两汉与罗马丝贸易考》。本文首先肯定了中西交通及贸易在西汉时代早已存在，中国丝缯远销罗马。其交通路线，原有南北二道，这两条路都要经过安息，故安息则为中国与罗马丝绢贸易的集中点。安息为了从中谋求利益，对丝的贸易曾多方阻扰。而罗马与安息的战争其动机难免不是为了开辟和中国进行直接的丝贸易而发生的，据说中国丝经安息等地中转到罗马价值比重与黄金相等，这也是大秦一直想打通丝贸商道，想在丝贸上与中国直接接触的原因。
《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刊载王宗维《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本文对卢水胡的族源、族名、发源地和汉代卢水胡的分布情况，历史上卢水胡发生过的多次起义，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过的北凉政权，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张掖属国的卢水胡；二、河西卢水胡势力最大，曾在汉至魏初两次发动大起义；三、湟中见卢水胡较晚，而且被称为“杂胡”。由此可见，河西张掖、武威郡是卢水胡的本部和根据地。本文根据史籍记载，考察了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和民族迁徙情况，认为既不源于匈奴，也不源于小月氏。湟中卢水胡是东汉初年，显美（今永昌县）的卢水胡的一支，越过南山，进入湟中地区。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显美卢水胡反叛，遭到邓训镇压。魏黄初初年，又受到张既的讨伐，遭到惨败，损失万人以上，残众便离开显美，逃入南山，直到沮渠蒙逊的祖父辈才出山为官。本文还考证了匈奴沮渠官的情况，进一步论证了卢水胡不是匈奴。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刊载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徙》一文，文章首先论证了卢水胡原居湟中卢溪水、张掖黑河、武威谷水得名诸说之误。认为张掖卢水胡见于记载虽最早，但主要集中在张掖郡县一带，且受属国统领。而陕北卢水胡见于记载虽较晚，但分布面广，认为平凉泾河北岸支流的大路河和小路河，故是卢水胡的原居地。对居延汉简记载“属国秦胡卢水”中的秦胡，作者认为是某些少数民族的总称，卢水胡也属于秦胡。并认为：卢水胡的特性为：多分布于山区，从事“畜牧田作”，分为许多种属，各有酋长，不相统一，有很高的文化。
《青年中国季刊》1941年第2卷第2期刊载常任侠《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一文，作者称：百戏者，诸杂伎艺之总称。汉张骞通西域，善幻之术，始入中国，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曰：“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载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此为西域百戏东渐始。《史记·大宛传》称：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既传入汉土，为当时统治者所好，加其弦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后益繁衍于世。作者根据史书记载考证，认为：自汉武直至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西域善幻之术既入，流传后世，支派亦复不少。
《新中华》1946年第四卷6期刊载杨宪益《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一文，说：秦王破阵乐是唐太宗军中流行的武舞。作者认为：据《隋唐嘉话》和《通鉴》记载，破阵乐虽为太宗贞观七年造，可实际上太宗为秦王时早已流行军中。作者根据古代西方文献记载，作了深入地考证。古罗马诗人魏吉（公元前70——前19年）所著史诗里，有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记载，这种武舞在罗马名实罗戏，来原甚古，可能是希腊传来。因为希腊也有一种与此相同的武舞，叫霹雳戏。霹雳戏名起源于希腊名王阿戏留的儿子霹雳。他在攻打突罗城时建立战功。死后，国土又为突罗后裔所得。相传罗马人就是突罗人的后裔，突罗戏相传也是突罗人流传下来的。从罗马史诗的记载，突罗戏与破阵乐十分相像，二者都是摹拟战阵的武舞。都用戟击刺，都有金或银的胸饰，都有若干人为一队作战阵状，都有交错屈伸之变，以及往来急徐击刺之象。又都作出“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而且破阵乐的“破阵”，也可能是霹雳的音译。这样看来，破阵乐可能就是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经过古代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到了中国，后演变成军舞，再由唐太宗吸收利用并发扬之。
《考古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载安家瑶《中国早期玻璃器皿》一文，作者对收集了48处，187件早期玻璃器皿的材料，并对这些器皿作了实物考察、成分定性、定量分析后进行了归类，在此基础上，对西汉到北宋玻璃器皿的生产及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分为三类：一是罗马玻璃，二是萨珊玻璃，三是熔制质量较差、没有纹饰的玻璃残片。认为：进口玻璃多为两汉及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
《考古学报》1959年第三期刊载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本文考释说，这枚金币是1953年在咸阳张家湾的一座隋墓中发现的。据墓志记，墓主孤德公（罗），他曾在隋初做过总管凉、甘、瓜三州诸军州凉州刺史。这枚金币两面都有图像和铭文，正面是王者的正面半身像，右手执王杖，左手所执似为一圆球物。铭文由王像右手侧开始。背面为一戴盔胄的女神像，坐于一宝座上。右手执杖，左手托一圆球上有一十字架。座下有铭文，另有一铭文，由女神右侧下方开始，由下而上，几乎环统一周。铭文是拉丁文。本文最后还附带讨论了相传清代山西灵石出土的罗马铜币。另有文记述了（1956年）西安土门村唐墓中出土的拜占庭式金币。1976年，在河北省赞皇县的南刑郭发掘的东魏上党太守李希宗夫妇的墓时发现的三枚拜占庭金币。并做了考释。
《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10日刊载王明辉《青海考古首次发现欧洲人种遗迹》一文，记载2001年10——11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民和县博物馆对民和县官亭镇胡李家镇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对所出土的3具骨骼，初步鉴定，其骨骼表现的体质特征皆为明显的欧洲人种。
文中描述，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类型及埋葬的方式等特点看，这批居民的文化属性属于典型的东汉文化，说明他们不仅生活方式而且连葬俗也完全遵从汉文化，这表明这批“西方人”在此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文化和风俗，除种族特征外，其它方面已经完全“汉化”。
2003年7一一9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永昌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红山窑乡水泉子村的汉墓群进行挖掘，共清理墓葬99座，出土各类文物302件。从出土文物看属西汉时期墓葬，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挖掘意义重大，其重要的发现是人体骨骼体长多是1.8米以上的巨人，且颅骨明显有别于蒙古人种，属典型的“西方人”。在裹头颅的残留丝织物上采集到棕红或黄褐毛发。考古工作人员认为，这些墓主人是欧洲人种，可能和汉时的骊靬县和骊靬人有关。
水泉堡从汉代到清末民初，为历代军事要塞，东南邻焦家庄乡，到永昌县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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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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