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罗马人为中国丝绸进攻安息
  在古代罗马建立七百年后的一个盛夏之初，即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和叙利亚的总督克拉苏（Marcus.Li-cinius.Gras
  us）鲁莽地率领七个军团杀向了东方，而且远离后方，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其目的是为了追捕一股在逃的、尚未捕获的敌人①。
  由于长期的犹豫不决和迟迟不战，军中之锐气大减。自从叙利亚兴师以来，人们就对所出现的一连串的不祥之兆深表忧虑：克拉苏及其儿子在从赫里奥波利斯（Héliopolis）寺庙出来之后仰天跌倒，克拉苏乘骑的猝然死亡（该马在幼发拉底河溜缰并被淹溺而死）……。由于远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军中又笼罩着一团疑云和充满着急躁不安的情绪。这些迷信十足的士兵们怎会忘记，甚至在罗马城的大街上，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以一种古老的和神秘的方式诅咒克拉苏。谁能知道这类诅咒会产生多大的效力呢？
  至于克拉苏麾下的那些军官，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在罗马是十分不得人心的，是疯狂之举。他们也清楚地感觉到这一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他们的大元帅争夺个人荣誉，因为克拉苏非常嫉妒三头政治中的另外两名巨头，即恺撒（César）和庞培（Pompée）。
  军队的士气相当低落，战斗是非常激烈和令人颤怵不安的。粗犷的安息人的部队伴随着他们的巨型皮鼓声和哨声发出了阵阵震耳欲聋的吼叫，在如霰般的密箭掩护下，他们蜂拥而上，将罗马部队层层围住。罗马人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们的双手被迎面飞来的乱箭钉到了盾牌上。罗马军团虽受到如此袭击而感到毛骨悚然和茫然失措，但他们顽强地多次企图进行肉搏战，因为这是他们能进行自我解救的唯一手段。但安息人从来都是在乱箭齐发时离敌手最近，而在混战中又尽量远避敌手的。
  安息人的后方有一支骆驼部队，负责驮运箭支。因此，罗马人不能够指望安息人的军备给养会断绝或消耗殆尽。他们的长箭完全能射穿“硬”盾牌和“软”战袍，甚至能一箭连穿两人。由于弓弩手们练就了百步穿杨的功夫，他们甚至能攻破罗马人“龟形”阵列，如砍瓜切菜般地斩断罗马人和战马的腿脚，以此突破由手持盾牌的罗马军士组成的一道道人墙。
  罗马人负隅顽抗，坚持了许久。但到当天正午时，安息人突然展开他们的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由于这些军旗耀眼刺目，再加上罗马军团本来就已疲惫不堪，备受惊吓之苦厄，他们终于丧失了赫赫有名的勇猛善战的美名和所向披靡的传统。这是一场大崩溃。这一战役以克拉苏的阵亡而告结束，因为他被敌人诱入了埋伏圈而疆场殉难。克拉苏的儿子也在疆场捐躯，他是为了避免被安息人生擒受辱才自尽的。两万多名罗马兵士也血染沙场，另外一万名士兵被俘虏。在卡尔莱战役中，安息人就这样大获全胜。这是罗马人发动的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战役。
  克拉苏的首级被呈送给安息国王奥罗德斯（Orodes），他当时住在亚美尼亚。稍后不久，罗马战俘都被押解至马基亚纳（Margiane，即呼罗珊之旧称）的安条克（Antioche，即安都），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安条克城从前由亚力山大大帝所筑。克拉苏和他后来的许多人一样，也重作了一场马其顿人陈年已久的黄梁美梦，其结果是他的军队并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作为战俘才踏上了他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领土。所以，罗马之鹰翱翔如此之遥远，却以最终成为安息人的寺庙之鬼而告终。
  至于那些在这次毁灭性的战役中使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颜色斑烂的军旗，历史学家弗罗鲁斯（Florus）认为这就是罗马人前所未见的第一批丝绸织物。②
  丝绸比先前所有的纺织品都更加绚丽多彩，因而很快为罗马社会所熟悉。叙利亚战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得到了这种织物；它可能是在几次战役获得的战利品，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到手的。卡尔莱战败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恺撒在罗马祝捷的时候，借机向罗马臣民显示夸耀各地所展现的奢侈品，即为他的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奉献的一批丝绸织物，因而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惊诧赞叹。这件事的真实性很难考订，至少D·卡希攸斯（DionCassius）的著作是这样记载的，但这部著作是在事后数世纪才撰写成的。除了那些曾在东方旅行过的人之外，这似乎是罗马人首次有机会欣赏丝绸，以饱满眼福。
  数年之后，罗马人便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以至于在公元十四年，即在奥古斯都（Auguste，屋大维）临死之前数月的时候，古罗马元老院只好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戴丝绸服装，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名誉；不仅如此，而且对妇女们使用丝绸也作了一定的限制③。这说明，在卡尔莱战后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丝绸这种新颖的和异国的产品就大量地渗透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了。
  由于不知道丝绸的来历，当时罗马人就称其为“赛里斯国的布”或“赛里斯国的纱”④。这是根据产丝国的名称得名的。人们当时按照希腊文把中国叫作“赛里斯国”（Sères）。当时的“赛里斯布”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南京紫花土布”、“阿斯特拉罕卷毛羔皮”、“河南土布”、“罗登缩厚绒呢”一样。当然，这种绝妙的布匹绝不会是由那些野蛮的弓箭手们、那些擅长征战、喋血成性的安息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丝绸柔软而轻盈，坚韧而新颖，光滑而精致，颜色鲜艳，光泽斑烂夺目，尤为适宜于制作刺绣品和装饰品。这些丝绸也不是希腊人生产的，只不过是由他们把这种异国产品称之为“赛里斯布”。在征服叙利亚之后，丝绸出现在罗马也并非偶然。在公元前70年左右，当罗马人在叙利亚得以立足之后，他们才真正开始同他们所不了解的另一个世界的边缘——东方开始接触。而在此之前，这种接触受到了三重障碍，即与罗马人为宿敌的安息人，与罗马人世代相仇视的黑海畔的希腊国王，多如牛毛般的和猖獗一时的海盗。为了对付这些人，则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征战。所以，罗马人长期以来与地中海东岸相隔绝。在发现此种新纺织品的时候，罗马人才最终获悉这种产品既非来自安息人，也不是由希腊人所生产，而是由一个遥远的民族所制造，这个民族就叫“赛里斯”（即“丝国”）。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概念，因为第一次提出这种称呼的人是一位希腊作家，他殁于卡尔莱战役之前三十年左右⑤。但这位作者未作任何详细阐述，他仅仅满足于指出，赛里斯民族居住在过去由亚力山大所征服的领地的东部边缘某一地区，西方任何人都未曾步履此地。总而言之，这种丝绸来自遥远的世界之端。
  这种丝绸是如何从世界之端出现在克拉苏军团士兵们的眼前呢？这些丝绸又是如何与罗马宫廷执政官的紫红袍和金冠相连共同增加了罗马人大型典礼活动的光彩呢？
  商道出现一座安置罗马人的城——骊靬城
  要想飘洋过海或跋山涉水到丝绸之国去，那就必须准备历尽千辛万险，这甚至是一桩自讨苦吃的差事。我们不难设想，沿途该要对付多少凶恶暴虐的野兽，多少无情无义的盗匪，多少阴险狡猾的歹徒啊！据传说，在漫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中，有无数的魑魅魍魉、幽灵幻影和妖魔鬼怪，他们专以诱骗行人迷路而开心，使这些人永远葬身于沙漠黄泉之下，化做他乡之鬼。山上屡屡发生雪崩。那些嗜血成性的部族人守株待兔般地窥视于峡谷之周围，一旦有机可乘，便下手抢劫，大捞一把。而沼泽旁边也笼罩着一片瘴气。然而，这条无边无际的通商之道还是崎岖蜿蜒地朝着利凡得（东方国家）而延伸，一直到达神秘的“赛里斯人”疆土。人们到处在觅寻这一条崎岖道路，长期以来都在互相竞争以独占这一交通枢纽，每个商人都不顾一切困难，甘冒一切风险抢在他人之前统率骡马和骆驼大队渴望捷足先登“赛里斯”的国土！为了维护这一条漫长而又危险的通商要道，他们以大量财富押为赌注。为了获得这种财富，多少人及冒险家们却又丧失了性命啊！许多人从来不打算、也没有想到，任何公务都不能强制一个人改变他安步当车地穿过罗马城，但为了黄金和利润，却能使他敢冒一切风险，甚至丧失性命也在所不惜。丝绸之路沿途该留下了多少白骨残骸，而又有多少死难者长眠于丝绸之路的路旁、在历史上默默无闻！
  罗马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丝绸。当罗马的航海者们越来越多地抵达印度次大陆东部和西部海岸的时候，还必须经由波斯从陆路进口丝绸。当波斯商人赴中亚，甚至到“赛里斯国”寻求丝绢的时候，他们肯定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使那些向罗马帝国提供“隶农”产品的叙利亚、希腊和犹太商人不把他们从这条通商路上消灭掉，这些波斯“中间人”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以权衡各种利害关系的。
  为了逾越这一障碍，人们肯定曾经徒劳无益地进行过多次尝试。但史书上仅仅记载了一次：马其顿的一位希腊人叫马埃斯·蒂蒂亚诺斯（MaèsTitianos），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曾经于公元一世纪末组织了一次对从地中海到“赛里斯”的路途的全面考察。推罗地理学家马利诺斯（Marinos）曾介绍了蒂蒂亚诺斯的丰功伟业，我们通过托勒密所提供的文献而获悉了其中的情节，而托勒密的著作又是于公元140年左右成书的。另外，蒂蒂亚诺斯肯定曾任一家重要商业联合公司的“老板”，他个人未曾亲自跋涉过这条路。他是通过其“代理人”进行勘察的。我们可以想象这类商行的规模是何等庞大，这家公司为在这样一条通商道上搜集情报的代理人和代理商们的活动该要支付多少经费啊！从中亚一直到“赛里斯”国，区间一共要旅行七个月，但我们不知道这条通商要道全程所需的时间。我们既不知道这次勘探是否是一次成功，也不清楚这些代理人后来是否成功地沿着已知的路线而组织贸易。这些代理人都是纯粹的商人，他们在沿途并不搜集有关国家的任何情报。马利诺斯本人曾对这一点牢骚满腹，他认为整个商业阶级“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交易，很少关心考察，而又常常吹牛，故意夸大通商道路的途程。”他认为蒂蒂亚诺斯所派遣的使者“在长达七个月的旅途中，没有带回任何值得注意的情报。在他们归国后介绍一路行程时，充满着夸大和不真实的情节”⑥。
  所以，我们想从中得到更多情况的希望就落空了。普林尼在谈到海员的时候就曾指出：“由于他们成群结队地航行，所以他们只追求利润而对科学则置若罔闻，在他们盲目地和贪婪地追求利润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航海业在科学的辅佐下会变得更为可靠”。
  托勒密综合了马埃斯·蒂蒂亚诺斯所提供的情报和当时的航海家们所告诉他的资料，他推论出从叙利亚希耶拉波利斯（Hiérapolis）到“赛里斯”国的首都赛拉（Sera）之间共一万一千公里的行程。石城就位于中途不足一半的地方。为了到达石城，马其顿商人的代理人们只好绕过与之为敌的波斯，到达阿富汗境内的大夏都城巴克特拉（Bactre，即今之巴尔特），而当时波斯人的过境货物则要通过哈马丹、查鲁德（Chǎhroud）和木鹿城（Merv）而到达大夏都城的。经过大夏都城之后，商队还需要翻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再南下到中亚很著名的一个市场重新集结和恢复体力，这个著名的商业中心就是石城。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城”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附近的居民可能操希腊语。在托勒密时代，这里肯定是一个从来未曾有过变化的标记，任凭风云如何变幻，任凭江山几经沧桑，这一标记巍然不动。但经过这样多的世纪之后，我们是避免不了有所犹豫。事实上，现在中亚至少有三个地方都叫作塔什库尔干（Tashkourgan）其意为“石城”：其中之一在莎车附近的色勒库尔（Sarikol）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东侧，这是M·A·斯坦因所考证出来的丝绸之路，路线的大门，肯定就是托勒密所说的那个“石城”；其余两个“石城”，其一稍靠北部，位于今苏联境内的中亚地段；其二在西部，位于今阿富汗境内。据中世纪的阿拉伯作家比鲁尼（AlBirouni）的记载，塔什干（其意为“石宫”或“石堡”）就是托勒密中所记载“Lythinospyrgos”⑦。无论这个“石城”位于什么地方，它总是赴“赛里斯”国遥远道路的起点。到达“赛里斯”之道，通过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绕过戈壁沙漠（塔里木盆地）。托勒密然后还告诉我们，商队们要经过一条“冬季深受风暴袭击”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纬度与拜占庭相一致。由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把握十足地确定他所记叙的绿洲，这条路取道于塔里木之北，他所记载的绿洲包括“Casia”这可能是指疏勒或姑墨（今之阿克苏），还有“Issedonscythica（格鲁赛的考，证为龟兹），“Damna”是焉耆，“Issdonserica”是蒲昌海，“Daxata”是玉门关，“SeraMetropolis”可能是他们所欲达到的终点站，既可能是指汉朝的京师长安，也可能是商队大道的桥头堡甘州。西方人长期以来就梦想这一旅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人在塔里木盆地所有已知的绿洲中都发现了汉族的遗迹，这就证明了大量汉文文书中有关在这一地区曾建立过军事行政机构的记载。但我们完全没有发现欧洲人活动的踪迹，没有发现当时的任何官方文书，没有发现一枚罗马钱币，没有一卷希腊文文书。所以，路经那里的罗马公民肯定是十分罕见的，如果这里指的是真正的拉丁人，而不是马其顿人，即蒂蒂亚诺斯个人付资从中亚雇佣作代理人的土著人。在托勒密时代，任何西方商会都没有采取过这样的冒险行动。另外，人们也在思忖在整个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初，地中海和汉帝国之间的丝绸贸易是通过中转站波斯进行的，波斯人为什么会经常允许作为他们竞争对手的商人们自由地穿越他们的领地呢？
  在有关当时欧洲人经过中亚至中国的问题上，遗留至今的唯一踪迹是汉文⑧的汉朝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公元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当汉人包围大宛时，他们曾使用过罗马工程技术人员。波斯国王向汉朝宫廷派遣过一些大秦幻人（或叫“眩人”），另一事件则更为奇特，它把我们的回忆引向了古罗马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公元初年，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即甘肃和蒲昌海（罗布淖尔）之间，今永昌县以南有一座小城名叫犁靬。我们知道，“犁靬”是汉人对罗马帝国最古老的称呼。《汉书》还记载，在公元前36年时，汉将甘延寿和陈汤胜利地包围了一座由匈奴人所占据的中亚城市，共俘虏了一百五十名外国雇佣军。H·H·德效骞教授是这一历史“怪现象”的发现者，他说这些雇佣军可能是卡尔莱战役之后幸存下来的罗马军团士兵。在卡尔莱战役被俘的一万多名罗马军团士兵中，有一些被安息人流放到了帝国的东部边缘地区，这些人后来或者是越狱逃走，或者是被其主子转卖掉了，后来又在距他们失败地区六千多公里的地方替匈奴人守护一座城池以防御汉人。这些一生在戎马中度过的罗马人的命运遭遇是非常离奇的，他们是在地中海沿岸呱呱降生的婴儿，也可能是高卢人的子孙（大家知道，克拉苏的儿子曾在卡尔莱与高卢军队交战）。如果中国汉代的史料是确实无误的话，那末，这些人就是再次被俘，而且是被汉人所俘。最后在中国边塞地区建立了一小城池（即一座军营）来安置他们。史书中还流传说，由于他们精通两种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而使他们的新主子目瞪口呆。这两种军事艺术就是修建坚强的城垣堡垒和摆龟甲形阵列。汉人称后者为鱼鳞形的阵列⑨。
  犁靬这一边陲城市离汉朝京师和中国传统文明的中心路途遥远，在中国统计的名册中，一直到五世纪还以其外国名字相称，叫犁靬。这些罗马军团的士兵似乎是同本地汉族姑娘与匈奴、吐蕃和粟特的土著姑娘结了婚，成家立业地生活起来了。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规模的一种异族聚落在汉朝边界地区建立后，肯定会带来除了城垣工事和龟甲形阵列之外的其它西方文明，但事实似乎绝非如此。对于汉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安置外国雇佣军的遥远据点之一。这些罗马人在那里安份守己，不敢轻举妄动，也不与其他西方人保持任何接触。这就证明当时任何罗马人，或任何罗马帝国的臣民都与汉朝西北的这些据点没有任何往来。如果情况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汇合他们的同胞，我们也就会在中国和西方的史料中发现有关他们接触的一些蛛丝马迹。因此，路经犁靬周围沙漠地区而赴玉门关者为中亚商人，而不是大秦国臣民。另外，史料还记载，在公元一世纪末，另一个幅员辽阔的新王国——贵霜，又出现在盛产丝绸的中国和与贩卖丝绸的波斯之间。
  汉将军班超征西
  原来的小公国贵霜（Kouchan）是由月氏人建立的。汉文中的“贵霜”一词是由粟特文转写而成的，汉籍中认为它是中亚三十六个小王国之一。小小的贵霜国逐渐兼并了附近的同族诸公国，后来又征服了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印度河盆地、旁遮普、中国塔里木盆地的西部绿洲（疏勒、莎车、于阗）和今苏联境内的中亚地段，一直到达咸海畔，也包括古代的康居或花刺子模（火寻）。该帝国与安息帝国幅员一样辽阔，既强大又统一，而且全国到处都是洲际间过境贸易交通的重要中转站。
  贵霜王国杂居以月氏人（我们称之为粟特人）和本地的印度人，他们在印度——希腊国王统治时代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些国王都是由亚力山大大帝所扶植的君主们的后裔。在贵霜王国内部，有索格狄亚那地区（即“康居”或“粟特国”），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条大河之间，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斯坦境内。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商人，而且为人乖巧，这一点正如张骞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因素就已经足以使贵霜王国的商业占居该国经济的主要地位了。从此之后，波斯人就向贵霜商队购买成疋的丝绸和成捆的生丝。
  在贵霜帝国的大王迦腻色迦或他的继任者之一在位年间，马埃斯·蒂蒂亚诺斯的雇员们从石城出发以赴东部沙漠地区和赛里斯国。他们穿过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当时大沙漠西部的绿洲已落入了贵霜的势力范围。自从班超战果辉煌的征战以来，东部的绿洲仍保存在汉人手中。无可争辩的是，正是由于这两个帝国对原来林立的、孤立的和多事不安的诸小国的统治才确保了当时的队商们一路平安无事，而这正是他们经商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当时，在十至十五年间，这一地区呈现出一片大治盛景：诸游牧部族都安分守己，连绵不断的内战已暂告休止，地区性的叛乱也并不那样频繁了。到处都建立了军营，所以匈奴和吐蕃的劫盗集团暂时退避三舍，有所收敛，其中一些逃向了难以攀缘的深山老林，另一些逃入了冰天雪地的草原。这真是大举发展贸易事业的绝妙时代。
  如果假设石城位于叶尔羌河上游的塔什库尔干，那末，从石城出发，再有十日的行程就可以到达塔里木盆地。这里到处都是荆棘丛生的山嘴和堑谷，商队每年都要在那里因风雪而损失大批人员和驮兽。这里也有陡峭险峻的隘口狭道，突如其来的山洪时刻都有把行人卷入惊涛骇浪之中的危险。在高山牧场中，开满了淡黄色的黄水仙花和克什米尔的鸢尾草花。当晴空万里的时候，若登高极目了望，东部是光秃秃的山峰，一团黄雾缭绕若带然，再向远处眺望，好像是一排排红黄色的浪头，那正是由于河流改道而造成的沙海，到处是一片布满高沙丘的沙漠，此地就是塔里木盆地。再往前走，很快就嗅到了中亚的一种典型的香味，即淡淡的一股清香气味。这样，商队既可以到达疏勒，也可以到达莎车，这里是盛产黄杏的故乡。沿着这条路也可以到达于阗绿洲，那是东行的另一站。
  距此数年之前，古于阗还部分地依附于匈奴人，但汉将班超率领一哨披挂护胸甲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这里。
  正如中亚的所有小君主一样，于阗国王也左右为难，身受双重威胁：既受匈奴人的胁迫，也受汉人的约束⑩。在平时，汉人离他们最远，他们宁愿不冒招惹匈奴人之嫌。因此，班超千里迢迢赴于阗是因为肩负外交使命，于阗王甚至冒昧地向他转达大祭司的命令：于阗的神灵要求以班超坐骑祭祀，正如在大宛的战役一样，仅仅因为一匹马就又大动干戈，爆发了战争。
  班超确实是夺取了于阗，但这主要是使用了威慑力量而不是武力，同时也是由于匈奴没有坚持支援的结果。但数年之后，由于缺乏后方的支持，在互相毗邻的三块绿洲（莎车、疏勒、于阗）建立起来的汉军却被本地人驱逐了出去，被迫东撤。在塔里木盆地的西半部，汉人的处境一直是不稳定的。可能是在公元105——125年之间，在迦腻色迦执政年间，莎车、疏勒与于阗脱离了汉朝政权，此后，汉朝对整个地区的宗主权也发生了动摇。我们可以猜测，汉朝西部的三个绿洲坠入了印度一一粟特人的贵霜王国之势力范围了。甚至还可以设想，孤立的汉军、当地人和贵霜政权的代表们同心协力、和睦相处以对付匈奴人和确保贸易交通的安全，因为这种贸易使他们三者都能谋取巨额利润。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汉朝与贵霜王国之间存在着某种睦邻关系。班超曾遣使罗马，此人率领其部下毫无困难而大摇大摆地穿越了贵霜国土。另外，友好睦邻的关系对两个帝国都有利可图：汉人需要寻求盟友以对付羌人和匈奴人；当时正值贵霜王国在西部筹划对波斯人发动战争，所以，为了不牵制力量，它也需要在东部保持一种和平局面。
  然而，史料中也记载了汉人和贵霜人之间的一场严重的冲突：由于汉人拒绝了贵霜人联姻的要求。此后，这位曾君临印度的国王只好违心地忍受其正向四面八方扩展的近邻的权势。
  公元90年，贵霜国王确实曾向汉朝宫廷派遣了一位使节，其目的是为君主本人向一位汉族公主求婚。该使节在中途被西域都护所阻拦，他丝毫不允许采取这样鲁莽的行动。贵霜人立即作出了反应，向东突厥斯坦调遣了七万大军。汉将班超还是保住了汉朝对塔里木盆地的管辖权，班超个人的名声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班氏家族当时就已经名声宏扬。班超之兄班固撰写了《汉书》；其妹班昭是一位女中文魁，班超本人是一员投笔从戎的战将，戎马一生。班超为中国的军事艺术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光彩。
  班超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也自愿放弃富裕之家的豪华舒适生活而去进行军事冒险。他于公元74年奉诏离开玉门关赴小公国蒲昌海。玉门关当时是汉朝的前哨阵地，位于甘肃边界地区。蒲昌海是班超出使的第一站，离玉门关有三、四个星期的行程。这次途中要经过坚冰覆盖的沼泽地，平坦和黄沙滚滚的草原，路途异常艰验，到处都要受到干渴的威胁。在这些地区，泉水变得越来越苦涩，盐份很大。他还需要穿越野骆驼之国，神奇的“龙城”就位于此国。据一篇古代汉文史料记载，此城后来被蒲昌海（今罗布淖尔湖）的洪水所淹没。那里经常出现海市蜃楼幻景，令人畏葸的鬼怪的声响使行人经常迷人歧途。最后，匈奴土匪也经常在那里出没，有时，吐蕃的那些专事劫掠的毛贼也下山，袭击商队的掉队者。
  班超的一哨人马为数不多，蒲昌海国王正准备将这些汉人交付匈奴人以邀功请赏。刻不容缓，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先下手为强。班超乘夜幕的掩护纵火焚烧了当地人的房舍，利用土著人面对出其不意的袭击而表现出的诧异和极度慌乱，大举杀戮。在这场决雌雄的斗争中，班超获胜了。蒲昌海公国变成了汉朝一个军队治所，虽然还保留了当地土著人的文职行政机构，但完全归降了“西域都护府”。汉朝通向西方的交通大道被打开了，这条路可以通达于阗、帕米尔、波斯，还有其它一些更远的地方。
  班超将军确实曾梦想把汉朝的军旗插到西海岸上，甚至还想挟其重兵，长驱直人地挺进到世界的边缘，到达日落的神秘地方。但他壮志未酬，因为对中亚各地来说，每次征服都会有多次反复争夺，任何人在那里从来都不会得到任何巩固的成果。当班超刚刚征服了蒲昌海和于阗之后，他又需要重新征服莎车和疏勒；当疏勒刚一降汉，位于塔里木北路的高昌（吐鲁番）和龟兹又开始叛离。在三十多年中不知疲倦的征战中，班超对中亚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而他进行的征战又几乎是常胜不败的。班超的足迹踏遍了整个西域。他一个绿洲一个绿洲地逐个征服，或用智取，或用武攻。他委任帐下副官甘英继续向西进行探险。
  古史学家们详细记载了这次出使。
  我们在公元430年左右成书的《后汉书》中可以读到：“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闻之乃止”。
  甘英究竟是途经哪里的呢？这一著名的条支国又位于何方呢？在西域诸国中，条支的具体位置最难确定。因为各个不同时代的记载都各持己见。互不相吻合。史书中或把它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或记载在小亚细亚，还有人甚至认为这就是指阿拉伯半岛。而“大海”又是指哪里呢？是指里海、波斯湾还是指地中海呢？关于这次渡海的时间，有的说是三个月，有的又说是两年，这是否是指顺季风或逆季风而跨越印度洋呢？这里提到了对故乡的思念，它可能暗示当时的航海家们在渡过红海时局促不安的纷乱心绪。
  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甘英是陆地上的一位顽强无畏的旅行家，但对于渡海却表现出了犹豫和踌躇。我们似乎觉得，甘英被西方的海员的三言两语就轻而易举地说服了。这是由于所有的汉人都害怕海洋呢？或者是否由于汉籍出于自尊心，而拒绝记载西方人比汉人更高明的论据的原因呢？甘英中途折回，并且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游记故事，中国史学家们作了部分记载。甘英在波斯作了停留，他所停留的成果可能就是使波斯与汉朝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中国当时是唯一的产丝国，此举的目的是否是想消灭中间的缓冲国贵霜呢？甘英的这次出使恰恰发生在两次波斯赴汉使节之间。其中第一个使节是于公元87年左右派出的，他为汉朝皇帝带去了一只狮子和“符拔”。“符拔形似麒麟而无角”。另一个使节是于公元101年派出的，他为汉朝皇帝带去了一头狮子和一只驼鸟，大得惊人的驼鸟蛋使汉人感叹不己。如果参阅一下较晚期的汉文史料，那就会发现波斯使节归程时在行装中裹带了许多中国丝绸。汉人既可以把他们的丝绸卖给波斯顾客，也可以卖给贵霜买主。如果贵霜人曾野心勃勃地想与汉朝通婚，那他本身可能就是为了垄断中国丝绸的买卖权，但这样做却有损于波斯的利益。通过拒绝贵霜的联姻要求，汉朝就表示出了它乐意与波斯人结盟，至少是表示它没有同两家主顾同时签订贸易协定。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与汉朝结盟在贸易方面该是多么有利可图啊！也可以看出为了获得这种结盟的具体情节。在这场角逐中，波斯人获胜了。
  然而，在这场汉朝和贵霜的冲突爆发后数年，当汉朝和波斯签订贸易协定的时候，贵霜国王向罗马派出了一个使节。由于受到了两个强大和结盟的邻国的夹攻，位于印度北部的这个贵霜王国开始寻求支持。这就会使波斯在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左右为难。贵霜国王肯定向罗马人提出过进行直接贸易的建议。考古学家们在这条通商之路的沿途发现了许多贵霜和罗马的钱币。它们之间的通商关系是通过两条路维持的，一条是通过坎贝湾和红海的海路；另一条是北路。北路要绕过里海，到达伏尔加河口，紧接着再沿江北上而到达北部地区的卡马河流域，然后再通过高加索的北部和黑海，最后到达罗马帝国。然而，有关当时这条路线的重要性问题，至今尚没有象其它游记那样被透彻地研究过。
  所以，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有三、四个帝国在互相寻找“丝绸之路”的直接通道，但谁都没有找到。蒂蒂亚诺斯是希腊人，他所进行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甘英出使也遭失败；在这两次使节之间，贵霜王国在遣使赴汉朝毫无结果后又遣使赴罗马；波斯和汉朝之间经常互换使节，似乎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贸易关系。
  汉族商人似乎对他们和波斯的协定并不感到完全满意。这是由于波斯人过于贪得无厌呢？还是由于汉人受到了遥远的罗马帝国的吸引呢？甘英获知，在印度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有一条海路，印度从罗马帝国进口有大量的珍奇商品。罗马人也寻求与汉人保持接触。《后汉书》记载说：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所以，任何罗马使节都未曾从陆路到达汉朝宫廷。《后汉书》满有把握地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乃始通焉。”正是在这一年，罗马皇帝安敦（Antonin）——肯定是指安敦·庇乌（Antoninlepieux）—
  通过海路派出的一位使节，此使节是经由印度支那的国家日南而到达汉朝的。这位使节还随身携带来了象牙、犀牛角、龟甲和玳瑁。这位可怜的使者可能认为他向汉朝皇帝呈献的异国产品均为稀有珍宝，这都是他在亚历山大港购买的，或者是于沿途在印度尼西亚购买的。但汉文史学家们并不认为这些礼物是无价之宝。因为这些物品在长安宫廷却是司空见惯的一般普通货。这可能就是欧洲人在东方外交中由于无知而第一次出现的丢人现眼的事情。
  汉文史料忘记了向我们介绍这一位罗马使节所引起的后果。根据旅途的距离和艰险，人们当然可以认为，正常的贸易是不能通过这条路而进行的了。
  史料为我们记载了罗马人在印度支那奇怪的行程：1944年，在印度支那的外巴萨河地区的奥克——伊奥（那里距暹罗湾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法国学者L·马尔雷小组在一考古遗址中，除了发现中国和印度的物品之外，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金银首饰和凹雕宝石。这些物品或是直接来自罗马，或是受罗马风格的影响而制造的。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光玉髓质的，正好是安敦时代的奖章和其它一些物品。据专家们的最新解释，这些物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在公元二——三世纪期间，奥克——伊奥遗址地区诞生了许多艺术家；他们不仅制造完全属于罗马风格的凹雕宝石，而且还会模仿更高超的技术。这并不是从西方世界由远方的巨浪冲击过来的一只破船，然后又漂到亚洲某个半岛的沿岸搁浅和失事，而都是一些艺术品，并且还都是一批与当地居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品……”〓。
  我们能从这种发掘物中得出什么结论呢？罗马的一个重要使团是否留在了原地？他们是否已经向本地人传授了西方技术呢？这里是否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小移民区呢？而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完全一无所知。这是对历史的嘲弄：这些物品可能是在庞培死后的时代从地中海地区运来的，而又由法国的学者在越南南部所发现，并藏入了巴黎基迈博物馆。为了纪念这家博物馆建馆一百周年，法国于1948年曾组织了一次展览。1959年，越南曾要求收回其财产，结果许多奖章和首饰藏人了西贡博物馆，这就结束了他们第三次周游世界一半地区的过程。
  这次在同一地点对印度和罗马的物品发现可以同在维拉帕特纳姆（Virapatnam，肯定就是古代的波都凯，或托勒密所说的“新城”）〓的发掘物相媲美。那里紧傍本地治理，人们普遍认为地中海航海家们对东岸的出访要比西岸少。我们发现了琉璃珠子、光玉髓、玛瑙、碧玉、石榴石和带色的石英。一个光玉髓质戒指上的宝石上面可能刻有奥古斯都的肖像。此外，还有一些典型的意大利陶瓷，这可能产自托斯卡纳的阿勒佐（阿尔蒂奥姆）的作坊。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元一世纪的产品。人们在同一地点还发掘出了一些石器：磨子、用来粉碎和磨光的石器、正在雕剥和琢磨的宝石或粗玉。印度的石玉器艺术具有特别悠久的历史，因此，我们怀疑这些物品并不完全是从罗马进口的，大部分可能都是本地的仿造品。正如在奥克伊奥一样，这里也曾是一座手工业城市，本地工人在罗马代理商们的指导下从事制造工作，其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出口，其式样风格是由地中海的买主们强行规定的。这里也可能是指一种模仿工业的自动出现，而这种工业又肯定是一桩颇为赚钱的买卖，因为原料价格低廉，其劳工至少也可以算作是灵巧的。这里也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罗马移民区，一些西方雇佣军由于追求舒适的生活可能与土著妇女结婚。还有可能是那些不乐意作奴隶的罗马反叛匠人，利用商船于此停泊的机会而逃之夭夭。以上种种均为设想，但可能性都很大。总而言之，对于这两处少见的“罗马”发掘物，人们完全可以揣猜各种解释来。
  《后汉书》同样也记载，公元120年曾有大秦幻人到达汉朝，他们可以算命驱邪、口吐烈焰、在无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就可以解肢或重新安装其四肢，可以互换牛马头，可以边跳舞边玩弄成千个球〓。这些人是由掸国（位于中缅边界地区）一位使节带到汉宫里来的。这个小小的掸邦，可能希望同汉人保持长期有利的贸易交往，所以，其使节从汉朝采购丝绸等货物，然后又通过“缅甸之路”而贩卖给邻近的印度部族。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过这条道路。还要提及一点，《厄里特利亚海航行记》提到过一个部族，“他们身材矮小，面庞宽而平，性情温顺，基本上没有开化，人称之为‘贝萨塔’。”这个部族的商人每年旅行一次去卖他们用树叶造的纸，其路线的终点大致就在那里；这些纸张就地制造，最后作成纸团而向印度出口。
  有关国际贸易和罗马人进入整个东南亚的情况，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如果东方学者的研究继续在这一方面深入发展，如果政治局势允许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地区自由活动的话，那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并且大有可为，累累的硕果在等待着我们。
  中国和罗马：各自眼中的对方
  
  A·玛尔塞林在一长段文字中最为完整地介绍了西方有关中国的资料〓：
  “在两个斯基泰之东和之外（这两个斯基泰形成了整个西西伯利亚以及俄国在欧洲的大部分疆域），一条高高的环形墙包围着赛里斯国”（可能是暗示万里长城），“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西邻斯基泰，东北乃冰天雪地之戈壁，南方延伸到印度与恒河流域”（作者完全不知道吐蕃的存在），“赛里斯国地形地貌斑驳陆离……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多种民族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休养生息。Alitrophages、Annibes、Sizyges和Chardes等民族面对着北方朔风和白霜；Ra-bannes、Asmires和Essedons是这些民族中最负胜名者，他们面向冉冉升起的朝阳；在西部聚居有Athagores和Aspacares民族；到了南部，B〓tes人栖身于深山老林之中”（今天已经完全无法考证这些民族了，其中的某些名称使人想到了普林尼和托勒密书中的称呼，但这种比较也无济于事，我们仍如坠入云雾之中一样，难以从中知道更多的东西）。“那里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这是汉人在西方所享有的最古老的美名。顺便再提一下，人们经常指出，中国人虽然非常
  富有创造精神，但在发明武器方面从未露头角，从未有所作为，他们所有的军械品都是从邻近部族借用的或仿制的。虽然汉人发明了火药，但却未能将此运用到军事目的）。
  “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朗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这一点可能适应于中国南方，但绝不适应中国北方，北方冬天是来自西伯利亚刺骨的寒风，夏季是神话般的“黄沙风”，一轮烈日当头照，如同火烧一般）。“全国绿树成萌，但没有茂密的森林。在对一种树的树叶多次喷水之后，人们便从中采集一种丝，该丝非常柔软而纤细，然后再用这种丝织成了布就谓之丝绸。过去，丝绸只被显官达贵等高等阶层独享，现今，已成为人人都穿戴的大众化服装了”。
  继保萨尼亚斯之后，玛尔塞林再一次重复了丝绸木本起源之邪说！他在这里再一次重犯了斯脱拉波和普林尼的错误。商人们为了获得丝绸而激烈竞争了整整四个多世纪，但他们从来也不知道丝绸的来龙去脉，原委实情，这也称得起怪事一桩！
  我们还可以在玛尔塞林的著作中读到：“赛里斯人并不贪婪苛求，他们非常珍视安静肃穆的生活，以至于他们极力避免同其它民族进行交流接触。所以，当外籍商人渡过江河去向他们采购丝绸或其它土特产品的时候，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换，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定价，绝不讨价还价。当地居民的雅兴爱好也非常简单，在出售他们自己的物产时，从不向外商们反索异国产品”。
  在这里，作者又一次谈到了我们在普林尼的大作和《厄里特利亚海航行记》中所提到的中国人的一些盛名美誉：沉着平静、缄默寡言和朴实审慎。然而，玛尔塞林的这一描述取材于途经印度港口的商人们的耳闻目睹的故事，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北方的情况。那里已经有一些异族定居的移民区。另外，在A·玛尔塞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西域道路业已关闭。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一切主要是中国南方的风土人情和博物，当时，印度港口只与中国的南部地区保持着正常联系。西方人只是从印度港口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和一些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消息。
  如果断言中国仅仅出口物资而从不进口任何外国产品，那也未免有点言过其实、过分夸张了。中国人并不是对于“西方稀有而珍贵的物产”无动于衷，汉文各断代史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当时所流通的物资似乎仍与前几个世纪相雷同：在对西方的出口物资中，首屈一指的是丝绸。西方的琉璃制品、珍贵金属、香精香料等产品也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在印度和西方的贸易往来中，一般平价或低价产品最为畅销，如“印度的不锈钢”（这种产品也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它当时的冶金工业名扬天下）；各种印度香料，甚至还可能包括鸦片；还有一些作假胡子用的印度人的头发，甚至还贩卖活人宦官阉人；最后是各种宝石，印度自古以来就以此而著称。当时，金刚钻、红宝石和蓝宝石等不断充斥罗马和拜占庭的市场。在所有这些物品中，除了钢铁之外，全部是奢侈品。西方的船只出航时所载的货物有意大利的葡萄酒、香料和黄金。
  因此，在拜占庭帝国中那些学问最为出众超群的人看来，“赛里斯”人安稳平静、性情温和、生活朴素而美满幸福。但是，如果考虑到战争在过去和现在对中国的蹂躏和践踏，这该是一种多大的无知与嘲弄啊！他们还坚定不移地认为（戈岱司在四世纪的许多拉丁文著作中所摘录的段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赛里斯”人不信奉任何神鬼，并且也避免了对日月星辰的崇拜，而在当时西方人的生活中，这种星辰迷信主宰了一切。所以，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万千，火星不会引起战争，金星也不会引起疯狂的爱情。“在这一辽阔的疆土中，既不会发现任何圣殿，也没有妓女；既没有水性杨花的奸妇，也没有不法作案的偷窃犯；既没有杀人凶手，也没有遭受不白之冤的屈死鬼”〓。而且，“在赛里斯人中间，他们对祖先法律的崇拜（即“法先王”）要比那种由星辰决定命运的观念强得多”〓。
  中国人对罗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他们是否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江湖艺人和眩人的乐园呢？或者仅仅是为了了解其国内工匠们的心灵手巧、高超工艺才认识这个国家的呢？
  在公元430年间修撰成书的《后汉书》中，除了引自汉代档案的历史文献外，它还向我们指出，在本书撰写的时代，已经听不到谈论眩人或幻人的事了。这一次，大秦国强烈吸引了中国古代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他将大秦国的名字也列于波斯、中亚诸邦和印度之列。他所列举的有关这一西方强大帝国的资料肯定是取材于锡兰，中国帆船与波斯和埃塞俄比亚的帆船群聚而至此地。这类资料也可能是从广州搜集的，因印度海员和佛教法师们在这里的活动非常频繁。
  我们在《后汉书》中读到：“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根据通用的对音法，德效骞认为“犁鞬”是“亚历山大城（Alexandrie）”的汉文对音〓。
  《后汉书》对于大秦国地志的描写如下：“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可能是指高加索的道路，位于黑海沿岸，从希腊的北部开始南下）。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十八公里，据普罗科匹厄斯认为，在下一个世纪，两个驿站之间的距离相隔有五至八公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
  作者反驳了其前人的错误或糊涂观念，如：“《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人’，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还，莫有至条支者也。”
  那末，这是否需要驳斥甘英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游记故事呢？而且，传说中所说的太阳西行二百日才落入故乡的真实性又如何呢？甚至罗马人自己也曾确信太阳真的落于武仙座之外的某海面。在五世纪时，人们并不是对古人的资料完全确信不疑，更不会对古人们所搜集的资料盲目崇拜。因为《后汉书》在另一处又写道：“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性多不经，故不记云”。
  《后汉书》中对于大秦首都（难以考定其究竟是指罗马、或指拜占庭，还是指亚历山大城）是这样记载的：“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皆髡头而衣文绣（顺便指出，汉文中的”文绣“系指一切印染、刺绣或泛指五颜六色的布）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环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异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徧”。
  汉人也崇拜罗马人的贤明政治：“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宫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怒”。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今天，如果再不顾事实而枉言汉人与地中海人貌容相似，那将是犹如梦中呓语一般。然而，当时的汉人是指今北方典型的汉人，他们与今天的欧洲人相当近似，只有鼻子的形状除外。顺便提醒一下，在十九世纪时，法兰西人（更确切地说应为科西嘉人）古伯察（Huc）神父，为了安全的原因，被迫隐姓埋名，装作是汉人，也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在那种充满着排外和仇外思想的时代，他远途跋涉，踏遍中国的山山水水。人们当时完全把他看作是一位地道的汉人。他也从未曾露过马脚。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大秦国的经济问题：“土多产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
  对于东方学者来说，这些物产中的许多名称并不生疏。1919年左右，美国的B·劳佛尔教授为我们写了一系列有关各种产品的受人注重的文章〓。
  “夜光璧”可能就是普林尼所说的火炭宝石（Carbunculus）。这种宝石象一小块火炭一样发出红光，闪闪发亮，闪闪铄眼。它与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红宝石颇为相似。还必须补充说明，据M·巴尔托里德认为，罗马人擅长于用龟胆汁摩擦宝石而使之富有磷光色。这一“奇物”可能对东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词源学来看，“明月珠”可能相当于普林尼所说的“星体宝石”（astrion）。劳佛尔认为，它可能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海星”。
  “骇鸡犀”一说不禁使人想到了犀牛角。从这个时代起，东罗马帝国似乎曾向世界各地出口这种物品。劳佛尔认为，这是隐射一种具有道教色彩的传说，一位卒于536年的道教学者和作家曾介绍过这一点：“通天犀有一种白理如綎廷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然而，在整个中世纪，我们都会发现这种犀牛角与魔术和医学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又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有关麒麟的传说，有关宗教信仰及其在各民族中传播的情况。特别需要考究的是，人们不辞辛苦，从万里之外引进犀牛角的用意究竟何在？
  最后，“火浣布”是指一种石棉布。它很可能是由罗马人首先发明的。无论是五世纪时的汉人，还是中世纪的欧洲人，他们都对这种布感到困惑不解。但是，他们也都认为这种布是由蝾螈毛制成的，这更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就此问题，B·劳佛尔引用了五世纪汉籍中的一个传说故事：疏勒国王当时可能向天朝（当时中国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刚刚重新打开）皇帝送去了一件由佛陀穿过的轻丝袈裟，共有六米多长。天朝皇帝将此投入熊熊烈火中烧了整整一天，但袈裟未被焚化。所有的旁观者都惊讶的张口结舌。当然，他们认为这是佛陀神奇法术的力量。对于那些唯理主义者和瞑想奇迹的人来说，这是最有趣的轶事趣闻了。
  让我们继续以《后汉书》为线索来研究当时罗马帝国的经济状况：“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苏合”一般是用来指“苏合香脂”的，据劳佛尔说，此字就是法文中的“Storax”，与希腊文中的“Sturax”发音非常近似。事实上，在长达数世纪的历史中，“苏合”泛指各种香料，尤其是指各种混合香料，这也是《后汉书》中的解释。这些产品深深吸引了中国人：“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因此，汉人是否把一切运送到东方的货物都误认为是罗马帝国的产品呢？我们知道，香料的的确确是从其它地方运至中国的，在地中海畔也绝没有犀牛。我们也发现，拉丁人在桂皮肉问题上也犯有同一类错误，由于他们是从阿拉伯地区采购这类物品的，所以就误认为那里是桂皮的出产地。数世纪之后，儒安维尔在《圣·路易的一生》一书中又认为桂皮的产地不详，甚至说它是一种神物，是尼罗河在涨水时从河泥中冲刷出来的，或者是由撒拉逊人用鱼网打捞上来的。真是无知到了极点！
  另外，中国史学家还告诉我们，罗马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仁人君子。在商业交往中，他们不会哄抬物价，食物价格普遍低廉（无疑是指古罗马每年的粮食实物税），国库充盈（同时代的拜占庭人不持这种看法，但是，西方的商人当然都要打肿脸充胖子，到处夸富以逞能）。我们还得知，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没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后汉书》还证实，大秦国居民“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这是对拜占庭帝国的最高的奉承和颂扬，正好与希腊作者们的古代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东西方历史如同出一辙，都把遥远国家当作自己理想中的王国；为了使商人们在交往中彼此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气氛，史料中都喜欢表现一种乐观主义情绪。
  如果真象《后汉书》所说的那样，从公元166年之后再没有大秦的官方使节赴汉朝了，那末，罗马或叙利亚的商人却同中国的南方商人保持有非官方性的贸易关系。无论如何，这也是其它文献的一些段落①所提供的看法，而且都比《后汉书》要晚一些。例如，据《梁书》（公元，630年左右成书）记载，大秦的一位商人秦伦（“秦”肯定就是“大秦国”的“秦”字）于公元226年从交州到达吴王宫廷，吴国为当时中国成鼎足之势的三王国之一〓。他可能向吴王禀报了有关大秦国的情况，然后又重返祖国。在西方的史料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线索。另一部同样也是七世纪的中国著作又曾提到过一种“蜜香纸”这种纸既柔软又结实，将之置于水中浸泡也不会损坏；大秦国可能向，中国宫廷奉献了三万卷这种纸〓。它可能是利用生长在安南的一种树皮制作而成的。我们通过这些文献就可以看出印度支那作为中转站的重要性。这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年和284年到达中国，此举可能是中国和罗马在人员交流方面的最后两次尝试。也就是说，在七世纪拜占庭派出使节之前，这是远东和泰西民族之间在人员方面的最后往来。这样计算起来，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久。
  大约就在出口“蜜香纸”的同时，中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道教炼丹术士，名叫抱朴子[即葛弘（洪）]，此人在汉人中所享受的名望与福斯特（Faust）在我们西方所享受的威望一样高。这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在修成长生不老身之前，曾写了许多有关炼丹术的著作，其中之一是有关南海诸国及其名特产的解释合集本。该书中特别提到了一些制造长生不老丹的原料（可能是指西方炼丹术家们所称的“可食之金”）。马伯乐曾全文译出了这篇引人入胜的文献，其中许多段落与《后汉书》所搜集的情况基本相一致（人们甚至传说，抱朴子的著作是《后汉书》的史料来源之一）。抱朴子的其它著作又记载了一些别处均未曾提及过的独家新闻。例如，他曾提到过一位赴扶南（柬埔寨）去的汉人，在回程中被大风吹得偏离了航向，经过六十多天的漂流到达了大秦国的海岸；他自称是扶南王的钦使，奉诏前来寻求“珍宝”。但大秦国王禀性多疑，把他当作了一位间谍，并将之撵出了国境。国王以教训性的口吻向他吹嘘了罗马的富饶：“紫光、夜光、五色、玄珠、珊瑚、神璧、白和、捕英、交颈、神玉、琼虎、金刚诸神物”。
  这位奸诈诡谲的汉人可能是一位丝绸商人。因为，据同一文献记载，他向大秦国奉献了千匹提花丝绸，但大秦王认为这批丝绸质量低劣而拒绝接受：“扶南使者先以船中所有彩绢千匹奉献大王。王笑曰‘夷狄彩绢耳，何猥薄！物薄则人〓，谅不虚耳，非我国之所用。’即还，不取。因示使者玉帛之妙、八采之绮、流飞苍锦、玉缕綕成之帛、金间孔文之碧。白则如雪，赤则如霞，青过翠羽，黑似飞乌。光精耀辉，五色粉敷。幅广四尺，无有好粗。而忽见使者凡弊之躬，北地之帛，真可笑也！”〓此文献中吹嘘大秦各种绝妙物品，并论述了道教思想的一些格言。抱朴子还告诉我们，这位中国商人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才重返故里，并且记叙了沿岸的所见所闻：“自是以来，无敢往至大秦者；商旅共相传如此，遂永绝也”。
  在阅读这一故事时，需要格外谨慎。一方面，我们怀疑这一节是否是三世纪之后重新在抱朴子的著作中增补的；另一方面，文献中没有具体指出这位商人探险旅行的具体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靠岸的。这位中国商人很可能是在中途就被叙利亚、波斯或埃塞俄比亚的王子或总督们遣返了，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他与罗马人建立直接联系。在这方面是有先例可循的，如条支国的居民们从前就曾经成功地阻止了甘英出使罗马。
  如果这篇史料是真正无讹的话，那就是有关汉人到达罗马地区并又返回中国的第一个例证。它肯定会证实大秦国居民享有的强大、富裕和灵巧的声誉。

注释： ①见普吕塔尔克：《克拉苏的一生》。 ②见A·瓦隆：《丝绸古代史》；泰斯涅尔：《丝绸专名考》。 ③见A·瓦隆：《丝绸古代史》。 ④泰斯涅尔：《丝绸专名考》；B·劳佛尔：《中国对古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 ⑥托勒密：《地理书》。 ⑦巴利塞：《丝绸历史》。 ⑧格鲁塞：《中国历史》。 ⑨德效骞教授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本身就是一篇动人的史话，初看起来，这是一部有关一桩令人吃惊的偶然事件的历史，但实际上则是他长期耐心工作的硕果。 ⑩R·格鲁塞：《中国历史》；范晔：《后汉书》（现已有各种译文）。 ⑪见《印度支那研究会通报》，第34卷，第1期，1959年版。在撰写本注释的时候，L·马尔雷有关奥克——伊奥的罗马时代古物的著作第三卷尚未出版刊发。 ⑫惠勒：《罗马人在其帝国疆域之外的影响》；J·菲利奥扎：《印度和罗马帝国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中的交流》。 ⑬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 ⑭G·戈岱司《希腊和拉丁文著作中有关远东的文献》；雷诺：《论罗马帝国与东亚的政治和贸易关系》。 ⑮参阅戈岱司和李约瑟所引用的巴尔德桑论著，见《希腊和拉丁文著作中有关远东的文献》和《中国科学技术史》。 ⑯见戈岱司和李约瑟所引用的有关伪托克莱芒的著作，同上引书。 ⑰H·德效骞：《古代中国对罗马城的看法》。 ⑱B·劳佛尔：《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伊朗文明史的贡献》一书。 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⑳同上。 ㉑此段文字引自《道藏》中的《太平金液神丹经》卷三，见192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262册。——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