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一）
  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这不仅从大批出土文物可以得到证明，文献方面也有记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以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西巡为线索，把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对西域状况的了解集中表述出来。周穆王西巡，确有其事。《竹书纪年》记：“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慎于治史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秦本纪》中也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问题在于周穆王西巡最后到达何处，有人以为仅仅到达河西走廊，有人说到达塔里木河流域，有人以为到达波斯，有人以为到达今撒马尔罕，有人以为到达阿拉伯半岛，也有人说到达今锡尔河中游，这些都难以肯定，但无论如何，到达今敦煌以西天山以南地区，这是不成问题的。书中所记并非全是周穆王的见闻，而是把后人的许多传说故事编入其中了。
  在此书成书前后的另一部著作《山海经》，也是一部传说集。其中关于西山经、西海经部分，收录了当时人们对西方山川人物的传说。书中虽然有许多荒诞离奇的内容无法令人相信，但不乏真实的史实，它同样保留了春秋战国以前中原人与西域各地交往中得到的许多知识。还有《管子》、《淮南子》等书，也有关于西方的一些记述，亦可证明中原与西域已有交往关系。
  西方国家的历史著作记载了西方人探索东西交通的活动。著名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记载了公元前六世纪阿利司铁阿斯（Aristeas）从欧洲向中亚旅行的过程，他确实到达中亚地区。克提斯阿斯（Ctesias）是希腊人，曾在波斯供职，他所说的“赛里斯”（Seres）意为“丝国”无疑是指中国。这说明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已经知，道东方中国是，盛产丝绸的国家，西方人也见到了中国的丝绸。不过，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在中西交通路线上分布着无数个民族政权，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互不隶属，语言也是各不相同，要想从东到西走通这条路线还是十分困难的。当时的各种联系交往，或者是通过在许多民族地区中辗转进行，或者是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把文化由此地带到彼处，不能进行正常的商业交往，也没有专门的商路和商队。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后来一直到西汉武帝时开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
  公元前二世纪，汉朝政府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先后两次。据黄文弼先生的说法，第一次是公元前139——126年，第二次是前119——115年。出使的目的是联络月氏、乌孙，以制匈奴。
  这时，西汉的西北疆界，大致以黄河为限，黄河以东是汉朝的陇西、北地二郡，以西则为匈奴、氐羌。是时正是匈奴国家的极盛时期，它与汉朝的北方、西北为邻，对汉朝形成严重威胁。
  匈奴国家的行政管辖区分三部，即单于王庭直属部（中部）和左方（东）王将部、右方（西）王将部。“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威胁汉朝西北地区的主要是右方王将的右贤王、右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等都是单于所在的挛鞮氏部贵族集团担任。挛鞮氏又与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等四大贵族结为婚姻集团，形成匈奴国家的最高统治阶层。按照分布，呼衍氏居左方、须卜氏和兰氏居右方，匈奴西方的贵族部落为须卜氏和兰氏。
  张骞出使西域前，须卜氏占有今兰州西北的永登东部和景泰县等广大地区。须卜部即《史记·骠骑列传》中的速濮部，后来霍去病曾击败该部。须卜部以西，则为匈奴统治下的休屠部、浑邪部、觻得部和今酒泉地区的小月氏部等，小月氏也是匈奴统治下的奴隶部落。早在西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后，匈奴右贤王大举进攻河西，赶走统治这个地区的月氏部，势力扩张到罗布泊以西的楼兰。简言之，张骞西行前，陇西郡以西直至天山南北，都为匈奴贵族统治，张骞要在匈奴统治地区行走数千里。
  公元前139年，张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从长安出发，西行出陇西郡，大约在今靖远县一带渡河，即为匈奴须卜部首领俘虏，送至单于庭。张骞被匈奴单于拘留十余年之久，后乘机与甘父等人逃出，西行，经河西走廊北侧、腾格里沙漠南缘，到达天山南部地区。当时车师地区为匈奴控制，车师后国以西为乌孙占据，张骞的报告中未提到车师、乌孙的情况，说明他没有从天山以北行走，而是从天山南麓“走数十日至大宛”。
  大宛当今费尔干盆地，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为葱岭以西的第一大国。《大宛列传》记：“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说明大宛对汉朝早有了解，并报以极友善的态度。大宛知道汉朝的情况，无疑是从月氏、乌孙等国而来。月氏从河西走廊迁居于大宛之西，不过二十多年，而且就是经大宛地方向西迁移的。乌孙迁居大宛以北，时间更晚，它是把先住在这里的月氏人赶走而占有赤谷山地区的。大宛与月氏、乌孙是近邻，月氏、乌孙原先又是秦汉王朝的近邻，他们可以把中原地区物产富饶的情况告诉给大宛人。
  张骞在大宛受到热情接待，又在大宛王的支持和帮助下从大宛都城贵山城（Kasan）出发，沿锡尔河以北到达锡尔河下游的康居。张骞不直接西通月氏，而绕道康居，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康居为“行国，与月氏大同俗”，都是游牧国家；二是康居“国小，南羁事月氏”，和月氏有某种隶属关系，大宛王大概是想通过这种原因使张骞与月氏接上关系，完成其出使的目的。张骞到达康居，又在康居王的支持下折而南下，过锡尔河，经撒马尔罕地区到达月氏王城。据《大宛列传》记：“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妫水即今阿姆河。又据《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记：“大月氏国王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四曰月顿翖侯，治薄茅城；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监区城岑仲勉认为白鸟库吉解释为铁门（Termed，Termez）是对的，并说“实为白鸟之卓见”。这样，五翖侯所在，就在铁门周围。
  张骞在大月氏没有说服大月氏王东返与汉共击匈奴，就从监氏城南下，越过阿姆河到达大夏国。大夏国原在阿姆河以北，都监氏城，因遭月氏的攻击，举部南迁，臣属大月氏。张骞到达大夏以后，又逆阿姆河东返，越过葱岭，经于阗、罗布后回朝。《大宛列传》记：“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这无疑是张骞耳闻目睹的记录。
  这次出使是中国政府派遣的第一批使臣深入中亚地区。张骞及其随行人员历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四国，在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活动达一年有余，了解了该地区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道路里程，物产生活等，掌握了第一手的重要资料，这就为汉朝政府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联系提供了可靠依据。
  张骞第二次出使的目标是乌孙，目的是争取乌孙，使之“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改变“河西地空”的局面。共同对抗匈奴。浑邪故地在汉张掖郡，最初的张掖郡治所不在后来的觻、得县，而在武威郡的张掖县，具体地点在今武威西与永昌交界处。
  此时的乌孙都城据《汉书·地理志》在赤谷城，当今纳林河上游伊什提克附近，辖境东与乌贪訾离国（今乌鲁木齐西）接，南临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龟兹（库车）。温宿至乌孙赤谷为六百 一十里。西包伊犁河、楚河流域，与康居国在今塔什干以东接壤。从上引温宿至乌孙赤谷城的里程看，汉使至乌孙的路线，约相当贾耽《四夷道里记》所记由温宿州至乌孙治所赤山城的道路。
  张骞到乌孙，劝乌孙昆莫东返河西走廊的目的没有达到，即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这次出使带着大队人马，“所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除留赠乌孙者以外，各副使所带人马财物仍然不少，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次出使除前次所到的四国外，又增加了条枝、身毒，路线又向西向南发展了。张骞在乌孙停留不久，在乌孙响导的引导下与乌孙所派的使者数十人返回长安，各副使也与所至诸国的使臣到汉朝报谢，从此，西域许多国家开始和汉朝发生了正式的接触。后来，汉朝的使臣还到了奄蔡、犁靬等国，活动于黑海和黑海以南地区。当时汉朝和西域各国的来往十分频繁。《大宛列传》记“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中西交往进入空前高潮。
  （三）
  西汉政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张骞第一次出使回国之后，就积极筹备和着手从事中西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建设。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汉朝派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一次是经陇西过黄河，北逾乌逆水，败匈奴须卜部，西上到焉支山（今山丹东大黄山），然后沿原路而返；二次是深入居延、酒泉。这两次出兵，击败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统治势力，彻底清除了阻碍中西交通发展的严重障碍，不仅酒泉以东的匈奴各部归附汉朝，就是整个盐泽东（今罗布泊）也出现了“空无匈奴”的局面，这就为中西方的来往提供了很大方便。张骞第二次出使往返，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安全经过河西走廊，再没有发生被匈奴俘虏的事件。
  就在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期间，汉朝政府在黄河东岸建筑起第一个城堡，这就是后来的金城（今兰州西）。《史记·骠骑列传》记：“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使，即驰传以闻。”这个时间为前121年秋季，“将城”即修筑城池，“河上”指黄河岸上。当时汉朝政府在黄河岸上修筑的城镇只有金城，后来成为金城县治所，除此之外，别无相应之城镇。可以断定李息修筑的城就是金城。金城的修建，使汉朝政府在通往河西的天险黄河岸上有了重要的据点，有力地抵抗匈奴残部的扰害。两年以后，汉朝又陆续在河的对岸即令居地区实行移民屯田，拱卫金城。
  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在黄河金城的对岸修起另一城堡，即令居塞。令居塞的位置，据《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条记：“令居，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有人以为涧水是乌逆水（今庄浪河），也有人说涧水当浩门水（今大通河），这些都不正确，《地理志》对此两条水的走向都有明确记载，不能混为一谈。涧水实即今庄浪河以东的小咸水。涧水从令居县西南流过入郑伯津（即通向金城的渡口），则令居塞城就在小咸水的东北，位于金城通往河西走廊的大道上。霍去病渡过乌逆水败须卜部匈奴，就经过这里；两次从河西回师也经过这里，所以这里是通河西的要塞，汉朝在此修筑城塞是必要的。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有“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可见工程之浩大。
  令居塞的，工程完成后，建筑工作继续向西，史称“始筑令居以西”，直达酒泉，由酒泉“以通西北国”。《史记》、《汉书》在此记“初置酒泉郡”之说，当为追述之辞，未见得可取，而《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语：“筑塞西至酒泉”是符合事实的。当时酒泉移民不多，不具备置郡条件，为了通西域，从，令居起塞延伸至酒泉，以保障道路的畅通，则完全属实。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汉朝就把交通路线的建设一直延伸至酒泉。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朝把交通路线的建设又推向玉门。当时中西来往的人数日渐增多，仅汉朝使西域者一年多则十余起，少者五六起，每次达数百人，这对沿路各国的烦扰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当道的楼兰、姑师等国。这些国家不堪其烦扰，对汉朝的使者采取对抗态度，拒绝供应食物。汉朝政府没有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派赵破奴、王恢等出兵攻楼兰、姑师等国，迫使其屈服。赵破奴等回军途中，又降服了酒泉西的小月氏右且王部和瓡摄王部，解除了酒泉西部小月氏人对行旅的阻扰，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此玉门不是后来敦煌以西的玉门，而在今玉门县一带。
  公元前104年（汉太初元年）李广利伐大宛，中途败师而归，驻玉门以西之敦煌地界，汉武帝派人“遮玉门关”，不让李广利入关。在此期间，汉朝政府和李广利之间来往联系十分频繁，汉朝还要从酒泉等地运送粮饷至敦煌，于是从玉门到敦煌之间驿站、亭塞相继建起，前102年（太初三年），汉朝的交通设施已延至敦煌。
  李广利征大宛之后，汉朝在西域的影响更大，于是西域各国“多遣使来贡献”汉朝也“发使十余辈至宛西外国，求奇物”。中西交往
  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大概在公元前100年（天汉元年），汉朝在敦煌县置酒泉都尉，“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至此，汉朝在河西走廊的交通路线全部疏通，交通设施基本齐备，就等待着继续向西发展了。从前121年修筑金城，到前100年亭塞修到罗布泊一带，汉朝政府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些工程的完成，为行人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证。
  接着又向西发展，深入天山以南之渠犁、轮台。
  早在公元前105年以前，大宛人对盐泽附近的交通险阻形势作过分析。当时汉武帝闻大宛贰师城有善马，派“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大宛群臣以为“汉去我远”，中隔盐泽，“出其北，有胡（匈奴）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大宛统治集团就以此处道路艰难，汉朝无可奈何，拒绝给汉朝卖马。可见盐泽附近交通十分困难。
  前104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与赵始成、王恢等前往大宛买马。他们在盐泽以东因有足够的装备顺利通过，但是一过盐泽，就遇到给养上的困难，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及至大宛东郁成，数万人仅剩数千，而且饥饿不堪，不得不退回敦煌，士卒仅存什一二。前102年，汉朝再次历攻大宛，就吸取前次之教训，以“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汉朝政府虽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用这样多的人力物力向西域运送粮食，实在太困难了。就在这次战争期间，汉朝征调了十八万人在河西走廊开荒种地，生产粮食；战争结束后，又在渠犁、轮台设置使者校尉，各有田卒数百人，种植粮食，“以给使外国者”。渠犁、轮台屯田，大概始于公元前100——98年。
  公元前90年（汉征和中）前后，汉朝在渠犁、轮台的屯田初具规模，汉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
  桑弘羊的这篇奏文，内容极为丰富。当时渠犁、轮台虽置屯田，吏卒各数百人，但轮台以东的捷枝、渠犁仍有大批可耕之良田，加之气温适宜，水草丰足，可修筑渠道，广开屯田。屯田步骤先由田卒开种，一年有积谷，即可招募健壮和家有负担的农民移居耕种，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收入。为了保证屯田的安全，一方面从轮台以东增置三校尉，分管各区，同时再由张掖、酒泉派出斥候与屯田校尉联系，一有惊报，就立即向河西报告，随时派兵救援。在此区域内，逐步设置亭障，相互呼应，既可便于行旅，又可及时传递消息。此类亭障可一直向西推进，与乌孙紧密联系起来。奏文很有分寸，仅言“稍筑列亭”，意思是不像盐泽以东亭、塞林立，而是根据西域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量力而为。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则盐泽以西至乌孙的交通设施就可设立起来。但是，此时汉朝连年进行战争，国力耗竭，汉武帝不愿再“扰劳天下”，激起人民的不满，所以没有立即批准执行。
  至汉昭帝即位，又用桑弘羊的建议，在轮台扩大屯田。不过昭帝没有直接派兵前往，而是利用在汉京城居住的抒弥太子赖丹“将军田轮台”。抒弥国在今于田东，赖丹曾为质于龟兹，李广利过龟兹时带入京城。赖丹在长安近二十年期间已经熟悉汉朝的制度，汉朝就以其为校尉佩汉朝印绶前往，在轮台以东直至渠犁实行屯耕。后来因龟兹国王的干扰，成效不大。
  公元前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带领一批人马在渠犁屯田积谷，后郑吉奉命护鄯善以西南道，此南道包括以鄯善经渠犁、轮台、龟兹至乌孙、大宛之北路，和由鄯善经抒弥、玉田、疏勒以通大宛之南路，实际行使对天山以南各国的行政管辖权。郑吉护鄯善以西南道，对进一步促进沿路诸国交通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西边日逐王先贤禅欲降汉，使人先告郑吉，郑吉即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往车师迎接，并送至京师。汉从右部日逐王手中得到车师，领有今吐鲁番周围之地，开辟了由盐泽经车师到轮台的道路，时称北道，郑吉亦由护南道进而“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称都护”。都护的设立，是汉朝经营西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与此同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解除，汉朝政府可以放手经营西域了。《汉书·西域传》记：“此时，”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汉）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所设在渠犁与轮台之间的乌垒城，位于西域中心，且可借渠犁、轮台屯田之力，加强对西域的统治。
  西域都护设置后，都护及其下属充分行使着对各国的管辖权。为了履行职责，都护及下属官员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都护治所与各国之间的距离、京都长安与各国之间的里程，均详细载于典籍。如《汉书·西域传》记：
  鄯善，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去都护治所乌垒城一千一百三十八里。
  乌垒，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犁，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
  龟兹，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
  三百五十里。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大月氏，王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有五翖侯：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月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西与条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西与犁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临西海。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西）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点，转北而东得安息。
  根据以上所记，汉朝的使臣从长安出发，经玉门、阳关，计行六千三百里，即达西域最东之国翖羌。由翖羌西行，经渠犁，行九百三十八里，即达汉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乌垒西行三百五十里至龟兹。龟兹西南行达疏勒，疏勒距乌垒城为二千二百一十里。疏勒西行，则可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宛距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属都护；康居去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虽不属都护，但西域都护可随时至其地观察动静。这些国家通汉都长安和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的里程记载得如此清楚，说明当时已经形成固定的路线，沿路有驿传等设施。
  大宛以西诸国不属都护，但《西域传》仍记载着详细路线里程。大月氏与汉朝交往密切，汉朝不仅掌握通往大月氏都城的里程，还详细记载了到该国五翖侯治所的具体距离，说明往返人数很多。安息当波斯地区，汉武帝遣使至安息，其王派兵迎于东界，由东界过数十城，行数千里始到王都。安息和乌弋山离国之西则有条支、犁靬等国，这些国家临西海，即今日之地中海地区，《西域传》不记里程，仅言“行可百余日”说明没有固定路线，但道路可以通行。
  总之，汉朝开发，和经营西域的结果，不仅统一了大宛以东地区，将它们置于西域都护管辖之下，结束了政权林立，各自为政，战争不息的局面，而且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东西通道，使原有的区段交通线联系起来，形成了从长安直达中亚的交通大道。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一条干线。实际上，汉使出玉门关、阳关，就有南道、北道，北道可绕乌孙、康居到达安息、条枝等国，南道又可经身毒、大夏、乌弋山离等国到达安息、条枝等国。这些道路的开辟，大大便利了中西交通的往来，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
  西汉时汉朝官员所到的最西地区，据史书记载，当为骊靬，来中国的使臣、行人，也以骊靬人最为遥远。
  汉朝使臣到达骊靬的时间，约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后，其国人亦于此时随汉使来到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塞），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骊靬、条枝、身毒国。”汉始筑令居起塞至酒泉，在元鼎六年，遣使至安息、奄蔡、骊靬、条枝，当在此后不久。
  骊靬的方位和通骊靬的路线，《汉书·西域传》略有记载：
  “乌弋山离国……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枝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条枝国）临西海……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枝接。”
  根据以上记载，骊靬、条枝在乌弋山离国西，亦在安息以西。上书又记：“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知安息当在乌弋山离国东北。《史记·大宛列传》记：“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种稻……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由此可知，条枝在安息国数千里，临西海，即滨地中海；而安息役属之，说明此时条枝处于安息统治之下。
  安息即后来的波斯，条枝即西方史中的塞流息咨王朝。
  塞流息咨王朝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形成的一个强国。塞流息咨王朝以它丰富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使国家富强起来，并长期掌握着东通波斯、大夏、粟特、印度贸易大道的控制权，西与地中海东部诸国有频繁的贸易关系。塞流息咨王国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的国家，各有独特的语言、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公元前二世纪时，这个国家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王朝开始衰落。公元前138——129年，安条卡斯七世·西德特在位，企图重新恢复塞流息咨强国，东征安息，结果全军覆没，其国东部地区或者归属安息，或自行独立，从此塞流息咨王国只剩下滨地中海的叙利亚、凯勒叙利亚等一部分领土，政治统治瘫痪。《史记》和《汉书》的条枝条下记“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正反映了塞流息咨王国失败后受安息统治的这种情况。
  骊靬位置应在条枝西北。《大宛列传》安息、条枝均有专条，而不列骊靬。《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记西与犁靬条枝接，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而不载到犁靬的距离。安息条记武帝时安息“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证明骊靬与安息相邻，此时成为安息的属部。证之条枝国条下记“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诸语，可知骊靬是一种民族，以其善于幻术著名，先是臣属条枝（塞流息咨王朝），条枝衰亡后，其一部分人又成为安息的属部。安息极盛时的疆域，西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则骊靬人大概就在此西北。西汉武帝时汉朝使臣所到的骊靬，就在两河流域的西北方。
  公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罗马国家的势力向东扩张，先后吞并了比提利亚、本都王国，并于公元前64年前后消灭了塞流息咨王朝的最后势力，将其并入罗马的领土，从此罗马与安息就以两河流域为界，安息役属下的骊靬人大部成为罗马的属民，罗马设立行省统治之。自此以后，汉朝政府与骊靬的关系，实际上就成了与罗马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以后，汉朝与罗冯就开始发生了正式交往。《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即罗马，汉朝人先是同骊靬：人发生关系，从罗马统治骊靬后，汉朝又是通过骊靬与罗马政府接触，所以就产生了大秦又名骊靬的说法。这种不确切的说法，大概和东汉永元九年（97）甘英出使地中海地区返回的报告有关。
  骊靬人来中国，至晚从武帝元鼎年间已经开始。《大宛列传》说：“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汉使第一次至安息，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所派的副使，返回时间在元鼎三、四年，安息献犁靬：眩人，亦应在此时。由于汉武帝喜欢犁靬眩人的幻术表演，并令汉人仿效，此风更甚。《大宛列传》记“及加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正义》释：“加其眩者之工，言汉人幻人工妙，更加于犁靬”。说明骊靬眩人不但把幻术传入中国，而且汉朝迅速将这种幻术发展、提高，成为风行一时的伎艺。这种眩人幻术，根据注释家的解释，相当于当今之魔术。《史记索隐》引韦昭注：“眩人，变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息解。”《汉书·张骞传》应劭注：“眩，相诈惑也。”颜师古注：“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通典》还记武帝时安息国所献犁靬幻人的体貌特征是“蹙眉、峭鼻、乱发、拳须”。这种特征，同《大宛列传》所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有所不同。
  由于骊靬幻人到中国受到汉朝政府的重视，所以后来陆续来中国者不少。西汉时张掖郡下辖骊靬：县，《汉书·张骞传》犁靬条下颜师古注：“犁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又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声，无定字。”骊靬的读音，颜师古注：“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由此可以说明，骊靬县的得名，与犁靬人有关。他们随西域各国使臣来汉，有的在河西待诏，不能返里，寄居在河西。因为他们善于幻术，所以远道来此寄居的西域各国人都被称为骊靬人，晋时称骊靬戎。汉朝政府为了进行管理，于其地设骊靬县。骊靬县见于《汉书·地理志》，更多的见于居延汉简中，大概在武帝后昭帝时，即有此县。骊靬人定居于河西，有的到达长安，虽然人数不多，但它说明西汉时汉朝已经和罗马东部辖境的骊靬人有着交往，骊靬幻术在汉朝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原载《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
  王宗维，1934年生，甘肃民勤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和历史地理。主要论著有《西戎八国考述》、《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汉代祁连山路考述》、《汉武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