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埃及是非洲东北部历史上有名的文明古国。远在汉代，中国和埃及通过中介国人转手，已有商品交易，相互文化交流。这种关系开始于张骞西使后不久。
  汉初，匈奴部落联盟在中国北方一时很蛮强，欺压汉朝达数十年之久，汉政府不得不用“和亲”和“馈赠”的办法来羁縻它，但它仍连年以武力骚扰北边州郡。到了汉武帝时，国内统一局势已很稳定，便打算约束大月氏来夹攻匈奴，大月氏原游牧在今甘肃河西一带，受匈奴两次沉重打击后，已逐步迁移到伊犁河下游。公元前一三九年，汉武帝派张骞去约结大月氏，但不幸被匈奴劫留了十来年。在此期间，大月氏又被乌孙击败，更向西南迁徙，渡过药杀水，“遂都妫水（今阿姆河）北为王庭”。张骞后来逃脱了匈奴的羁绊，到了西方，在公元前一二八和一二七年间，他奔波于葱岭以西，亲身到过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康居（大宛西边草原）、大月氏，和已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张骞原拟约结大月氏夹攻匈奴，但这时大月氏以“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冠，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只好回国了。张骞西使，最远到达了大夏的监氏城。
  公元前一二六年张骞回到长安。他报告汉武帝说，除了他亲身到过的几个国家外，还“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它们是乌孙、奄蔡、安息、条支、黎轩（犁靬）和身毒。当时乌孙是一大部落联盟，以纳林河上的赤谷城为中心。奄蔡是自古居住在咸海、里海北边的一个伊兰族的游牧部落，后汉时亦称阿兰。安息即帕尔提亚帝国，以番兜为都城，是当时伊兰高原上疆域最广、势力最强的国家。它们国土东至大夏、身毒，西至幼发拉底河，北至里海，南至波斯湾。条支是坐落在底格里斯河口滨临波斯湾的一个小国，即阿拉伯人的梅息恩凯拉希恩。那时它已成了安息的属国。其都城Charax-Spasinu原名Antiochia，条支二安即其译音。身毒指印度河流域，即今巴基斯坦。至于黎轩（犁靬），则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当时是希腊贵族后裔托密王室有名的都城。《史记·大宛传》记张骞所传闻的黎轩，是中国最早提到埃及的古文献记载。
  黎轩或犁靬，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同写法。《史记》、《魏书》、《北史》作黎轩，《汉书、《魏略》、轩作靬，《后汉书》、《晋书》作犁鞬，《汉书·张骞传》作犁靬，但都是汉文移译时的同音异字，古音大致皆读如Li-kan。它指的是什么地方，前人曾有种种不同说法。夏德认为是今约旦的伯特腊之古名Rekem；藤田丰八认为是里海以南、伊朗北部之Rhaga；德古特和赫尔曼与藤田观点相近，认为是安息北部的希尔加尼亚省；塔恩则认为相当于米底亚；弗兰开与哈龙都认为是Se-leukia，沙认为是叙利亚；贺德生亦承袭此说；伯希和与白鸟库吉皆认为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戴文达与菲莱希似亦赞成此说。诸说之中，我们认为把黎轩（犁靬）看作是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理由较充分，接近史实。“犁靬”即Alexandria之译音。
  自张骞西使后约二百年，汉代人皆称埃及为犁靬。张骞抵大夏时，希腊托勒密王室统治下的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城是希腊化世界中最繁荣富庶的大城市，为西方各国商贾荟集之所，张骞当然会“传闻”到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它远在西方，他对于黎靬的地望仍很模糊。《史记·大宛传》说明，张骞对中亚、中东的几个国家有较明确的知识，唯独对黎轩，只说在安息之“北”。“北”实误，应作“南”或“西南”，因为安息之北到处是属于塞种、伊兰种的游牧民族。汉人所述文明和黎轩绝不会在此方向。班固撰写《汉书》时，关于西域远方诸国的知识已增加了很多；但对犁靬的所在仍不够明确。他不再提在安息之“北”的话，然而只在述乌弋山离国（安息国的西部）时，说它“西与犁靬、条支接”。乌弋山离在今阿富汗锡斯坦。所谓“接”并非一定是国土领接之意，而是指方向，是说从乌弋山离西行可达犁靬与条支。
  到了东汉和帝时，公元九七年班超命甘英使大秦，到达了条支。加以公元一、二世纪汉与西域远方诸国往来进一步密切，这才确实知道了一些关于埃及的情况，并改称犁靬为“大秦”。犁靬、大秦名称虽不同，但实际上大致均指一地。魏晋史书佚文和范晔的《后汉书》都一致认为大秦即是犁靬。东汉、魏、晋年间用大秦二字，指的地理范围略大，它包括罗马帝国时代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和沿地中海东岸诸地，但其主要大都市仍在亚历山大城。东晋时翻译的《那仙比丘经》中说“王（指弥兰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阿荔散，巴利文原作Alasanda，即亚历山大城。阿荔散、犁靬同为Alexandria一字之译音。
  张骞于公元前一二六年回国，汉武帝听了他的报告后，很想和西域远方诸国建立关系。不久，东方局势起了很大变化。汉对匈奴的连年战争，赢得了胜利。公元前一二一年汉占有了河西；两年后，匈奴退到大漠以北。“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从此汉通西域的道路得以畅达。公元前一一五年汉武帝又派张骞使西域，去联结乌孙。张骞到乌孙后，曾“分遣副使到大宛、大月氏、安息等国。翌年张骞死。不久，“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这次通使各国中虽没有犁靬，但汉的大规范遣使政策，给中、埃交通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其后的几年中，汉政府“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犁轩。条支、身毒国……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是汉第一次正式遣使到犁靬的记录。由于路途遥远且不安全，这次遣往犁靬的使节也许未能达到目的地，至少中外古文献都没有提到这次遣使的结果；但它反映了汉政府确曾有过和遥远的西方的埃及建立联系的愿望和企图。
  直接遣使虽然未见成功，但汉武帝时确有犁靬人到达了中国。公元前一一五年张骞在乌孙时所遣的副使到了安息京都番兜城。不久，“汉使还，而后[安息]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所谓黎轩善眩人，就是埃及亚历山大城有的一种杂技家或魔术师。《魏略》说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颜师古注《汉书》说：“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到了后汉，公元一二〇年掸国王雍调也遣使到洛阳贡献过同样的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这都说明，犁靬、大秦是这种善眩人的家乡。安息所献的“黎轩善眩人”，可以说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人。据东汉时人所见的《汉旧书》的记载，“世宗时犁靬献见幻人，天事大悦，与俱巡狩”。可见汉武帝对东来的犁靬眩人曾十分礼遇，连巡狩时都参加了皇帝的宾从行列。
  《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属县中有一县名曰骊靬。颜师古解释说：“犁靬即大秦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汉政府所以采取骊靬这西域远方国名作为地当西域交通要道上，新设的张掖郡的县名，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该地住有犁靬人，按上郡属县之一名龟兹县，颜师古注说：“龟兹国人来降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以此例彼，亦可说明。但汉代文献中，除安息国曾献黎轩善眩人外，没有见过西汉另有犁靬人来华的记载。因此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可能是汉本来想望与犁靬交往，如今安息既然献来黎轩善眩人，汉武帝为重视此事，遂于西域交通要道上设置此县，以夸耀于从西域来的各国使节商贾们。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不管二者孰是，至少张掖郡骊靬县的命名，可以看作是中、埃两国古代交通史上最早的一个纪念了。
  公元前一世纪，汉与西域的交通贸易日渐发展。汉政府从敦煌到盐泽建立亭障，又置校尉屯田。不久，匈奴由内乱而衰弱，汉的版图稳固地包括了楼兰、龟兹、于阗、车师，并于公元前六二年设置了西域都护，从此西域的交通大道进一步畅通。汉在西域的经营不仅促进了与葱岭以西各国的交往，而且保证了商路的便利和安全，使中国的锦绣丝绸等特产品日益增多地输往西域远方各国；同时也运回了西域远方诸国的许多特产品。在西汉末年，还没有中国和犁靬直接交往的记载，但是中国的丝织品沿着“丝绸之路”，无疑地早已到达了亚历山大城。埃及女主克里奥帕特拉穿的丝衣据说就是用中国的丝织成的。
  王莽篡汉与东汉初期六十余年，西域局势暂时混乱。至公元七三年班超到了西域，经过二十余年整顿，重新稳定了西域，再立都护，击走了北匈奴，西域的通商大道重又畅通。公元九七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未达到目的地，他最远只到了条支。但是，甘英西使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带回了关于西域远方诸国的许多新消息，尤其是关于已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获得了不少新的知识。
  从张骞西使到东汉晚期，三百余年间，葱岭以东，即中亚、中东、北非与欧洲，局势发生了许多变化。大月氏渡过妫水占有大夏后，又侵并了安息东部的乌弋山离，建立了贵霜王国，向南扩张直到印度河、恒河上游。公元二世纪时贵霜王朝达到它的最盛时期，在文化上对中国曾发生不少的影响。与此同时，安息帝国则在幼发拉底河左右，长期与罗马处于相互争衡的战争中。都城自番兜西迁到斯宾（Ktesiphon）到了衰微时期。京都曾两度为罗马所攻陷。在西方，罗马在其共和，晚期和帝国初期，是一个新兴势力。它连年东侵，把地中海沿岸各地逐步吞噬，终于在公元前三〇年把它的“盟国”埃及托勒密王朝灭掉，而将它变成了一个直辖省。这些政治变化对汉与西方的交通贸易当然会发生干扰，尤其是在战乱时期。然而，安息、大月氏、粟特都是善于做买卖的国家。他们的商人总是想尽一切方法利用“丝绸之路”，往来运输商品。他们主要是中继商，在转手贸易中分取利润。例如安息商人就夙来不愿汉与大秦直接接触，所以大秦“常欲通使于汉”，但因安息的阻挠而“遮阂不得自达”；汉也常想 “使大秦，”但难以建立直接联系。不过，这指的互通使节，并不妨害“丝绸之路”的贸易，因为使节虽难互通，但中国特产的锦绣丝绸却借各国中继商人的两三转手，仍然远达到西方。
  按埃及这个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特产丰富，地当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自然成为地中海东部商业荟萃之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共和国晚期，埃及已事实上成为罗马的主要粮库，至帝国时代，不仅年年有大量农产品被运往西方，而且它的工商业绝大部分被垄断于罗马皇帝、贵族、商人之手。此时期亚历山大城更加繁荣，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罗马）帝国中最兴盛的都市”。“它的商业在（西方）世界居于首位。”古代欧、亚、非三洲之交，以此城为主要商品集散地，也很自然的了。
  汉与西方贸易，通过的“丝绸之路”是大家很熟的，这里只简单地重复一下。
  “丝绸之路”最先的一条，是汉代所谓的“北道”。从长安西行，出玉门关，先至楼兰（后改名鄯善），溯孔雀河西上至尉犁（后汉或经伊吾、车师），西经乌垒城、龟兹、姑墨，西南至疏勒（今喀什噶尔）。从疏勒西越葱岭到达以贵山城（今柯柬德）为都城的大宛国。再西行至粟特（粟弋，Sogdiana），这是那密水上第一重要的贸易中心地，东汉时因康居的强大已服属于康居。自此再西南行，达安息的东边重镇木鹿（Merv），它是安息对东方贸易的大门，为自东方入安息的必经之地，“号为小安息”，若自粟特南行至监氏城，再西行，亦须经安息。自木鹿或监氏城入安息，先到其旧都番兜（和椟）城，转西南行至阿蛮（Ecbatana），再越札格罗斯山岭抵安息后斯都城斯宾。斯宾坐落于底格里斯河左岸，渡河数里即是斯罗（Seleucia）。斯罗是安息与罗马边界上的一个商业极繁盛的名城，交通便利，在公元一、二世纪是中东各国商人荟集之地。从此沿河而下，可达条支，它是波斯湾头一大海港。从斯宾西北行，以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岞格码渡河直西，可抵古叙利亚的安条克，《魏书》名之曰安都。自此南下，经大马士靬、加沙，越西奈半岛，即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是自中国至埃及的主要商路，此路必须通过安息。
  另一条是汉代的所谓“南道”。即从楼兰迤南经扜泥、伊循城（今若羌），溯车尔臣河至且末，西过精绝、扜弥、于阗、皮山，然后西北可达莎车，由此西逾葱岭至大月氏。今天自扜泥至于阗这段路已大大南移，因为汉代当初的“南道”，和楼兰国一样，已大半因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扩展而被堙没。《后汉书》又说：“自皮山西南经鸟秅，涉悬度，历蜀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悬度为今之达丽尔，汉罽宾为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乌弋山离为今锡斯坦。这就是从皮山经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兴都库什山南行的、东汉时有名的“尉宾乌弋山离道”。从乌弋山离“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到了条支，陆路、海路便都可通大秦了。这里，罽宾又是个分岔点，从罽宾南行，至信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达河口处罗马人名曰Barbari-com的海港（今卡拉奇），此港与西方各地海路贸易频繁。既抵此港，实际上便进入西方世界了。
  由于欧亚之间中继贸易有时有障碍，罗马人曾打算在安息之北开辟一条绕里海、咸海北岸直达中国的陆路，但因北方广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阻隔，没有成功。中国方面也曾有过开通天山以北的道路的尝试，但直到汉末三国时代才得以初步实现。
  按“丝绸之路”近百年来日益受到历史与考古学家的重视。沿路中国古代锦绣丝绸，遗物不断发现，遂成为中西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篇章。它证明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花朵曾撒遍在亚、非、欧三洲各地，至今人人喜闻乐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记得汉代的锦绣丝绸不仅由陆路，而且也由海路日益兴盛地由海路运往西方。海路以南印度、斯里兰卡为主要的中介或转运站，最终亦达埃及亚历山大城。从中国到印度的海路，汉武帝时业已开通，《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国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段记载常为史家引用，但仍难诠释。据藤田丰八等人考证。日南障塞约在今越南的顺化附近。都元国大约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西北岸；邑卢没国约在缅甸东南、萨尔温江江口；谌离国可能是伊洛瓦底江上蒲甘附近的悉利；夫甘都卢国可能是缅甸的蒲甘。黄支乃Kanci之译音，大约相当于唐代的建志补罗，即今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的康契普腊姆。此点，费琅也有同样意见。至于黄支之南的已程不同，藤田丰八认为可能是迈索尔之吉它尔，伯希和与藤田元春则认为可能在锡兰岛附近，即后汉、三国时代的斯调。《地理志》诸国名现在已不易确证为何地，对藤田丰八的考订，学界也有不同意见，但在西汉时代从徐闻、合蒲或日南南航，经马六甲海峡（或跨过克拉地峡），沿途几次停泊于各地港口，渐进南航达南印度或斯里兰卡，则大体没有问题。
  这条海路在汉武帝时已经畅通。《地理志》同段记载说：“（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由此可见西汉时汉与南印度、锡兰岛往来贸易已是经常的事，汉政府且遣官员出海采购西方特产；汉出口黄金与缯帛，与陆路贸易同。王莽当政时期，“平帝元始中，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元始二年（公元二年）黄支国的使臣确到过长安。这些记录还说明双言往返全走海路，即经马六甲海峡而不跨克拉地峡。
  嗣后，在公元一至三世纪，据东汉、三国时代的记载，中国对这条海路又增加了一些知识。首先，斯里兰卡和中国进一步密切了关系。《后汉书》说公元一三一年“日南徼外叶调、掸国遣使贡献”。自三世纪以降，《南州异物志》、《扶南土俗传》和《吴时外国传》等书都载有斯调国。对叶调、斯调当今何地，前人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认为二者大约皆指锡兰岛。梵语锡兰名Simharadvipa（师子国），巴利语为Si-hadipa，叶调、斯调、私诃调均是此字译音。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东汉时斯里兰卡曾遣使来洛阳，三国时中国对锡兰岛的知识确已增加。其次，中国知道了从益州永昌西南行，通过缅甸北部的掸国可达大秦这一条交通路。《后汉书》载公元九七年、一二〇年和一三一年掸国均曾来贡献。一二〇年遣使来时，且“献乐及幻人”，这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魏略》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公元二世纪从益州通大秦的道路的开通，使永昌成了中国西南部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第三，西汉人对身毒（天笃、天竺）的情况还不很清楚，至东汉时，对它的了解便大大增加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此时佛教通过陆、海两路传入了中国，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与印度的交通和贸易往来已转趋密切。中国不仅知道天竺的很多种特产品，而且知道它“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第四，《后汉书》和《魏略》的记载都说明中国对大秦已获得了比西汉时丰富的知识和传说，此点下面再谈。
  关于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与东方和印度的海路交通贸易关系，在西方古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大致说，有三条重要的海路值得注意。
  第一条海路是从红海北部南航、环绕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北转入波斯湾到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口的航路。这条往返的航路起源很古，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拉伯商人很早就利用它与古埃及和巴比伦进行贸易。公元前后三、四百年，阿拉伯、希腊和稍晚的罗马人，都更频繁地使用这条航路。在底格里斯河上，斯罗是一大商埠，海舶可直达其城下。它的南边于罗（Uruk）、安谷（Orehoě）和条支都是波斯湾头的启航港，而条支尤为重要。通过安息西行的商队，很多都到条支转海路西航，公元九七年甘英西使大秦时，就是到此误信人言而东还的。从条支沿上述海路赴大秦，在阿拉伯半岛南端有ArabiaEudae-mon（今亚丁）、Ocelis与穆札等几个港口。索科特科群岛也是欧、亚、非商人聚集之地。穆札对面非洲海岸上的阿杜利斯港可联系尼罗河上游高原山地中古老的埃塞俄比亚。船只从这一带在红海中北航，可达埃及东海岸的伯伦尼卡或米奥斯——戈尔莫斯港，登岸陆行至科普托斯，换船顺尼罗河而下可达亚历山大城。船只亦可直航至红海北端的Arsine，再通过运河达亚历山大城。这条从波斯湾环绕阿拉伯半岛入红海到亚历山大城的海道是一条重要的商路。《魏书》说：“大秦国……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的海曲，即指此路。两汉、三国时代中国穿过安息陆运的丝绸，很多是再循这条海路到大秦的。
  第二条海路是从红海北部南航，出曼德海峡，转东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向，再沿伊兰高原南海岸而东，到信度河口Patala，或再南至印度纳巴达河口的婆卢羯车。公元前二三百年，阿拉伯、印度和希腊人早已利用这条航路相互通商，公元后的二三百年从亚历山大城东航的大秦、罗马人更大大加多。在通过印度洋的航路上，阿拉伯商船大约从较早时候就已知道了印度洋上的季风。到了公元一世纪中叶，大秦的一位航海家希帕拉斯也发现了季风的规律并充分利用，更便利了埃及、希腊、罗马人和印度港口的密切联系，使从亚历山大城启航的船舶出了曼德海峡之后，可直跨过印度洋，从此南阿拉伯商船在印度洋上遂失去了独占的优势而为大秦商舶所代替。在天竺，西部最大商埠为婆卢羯车。从这儿运往大秦的商品中，除天竺特产外，还有大量中国丝绸。这些丝绸可能是从疏勒、粟特经贵霜王国运来；或从永昌通过缅甸、印度恒河，然后到达西海岸的。
  第三条海路是从红海南航出曼德海峡，一直东航到南印度或斯里兰卜，与更东方的黄支、日南路衔接。南印度西海岸鸡罗王国治下的大港埠是Muziris（在马拉巴尔海岸，今埃纳库拉姆北），这是个古老的海港；其北还有Naura和Tyndis二港，东海岸盘底耶与珠利耶王国治下的海港是Puhar、Nelcynda和Becare。从埃及、罗马来的商舶载来大秦的特产和大量货币，在Muziris运走南印度的特产胡椒、宝石、珍珠等和中国的丝绸。中国的丝绸是从南海绕马六甲海峡西运来的。近年来南印度各地发现很多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钱币，证明罗马与印度贸易的兴盛，同时罗马确有大量货币东流。又在Mysore曾经发现过一枚公元二世纪的中国钱币，证明中国商人有可能到达过该地。与南印度贸易发展的同时，锡兰岛也兴起了几个较大的海港，但当时还不如南印度诸港繁盛。南印度也有丝织手工业，它的原料大约都是从中国输入的。
  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对保克海峡以北的印度东海岸还不熟悉。到了二世纪中叶，据托勒密《地理书》，便知道得多了，而且提到东航过Chryse以后可抵Kattigara，前者大约指马六甲海峡附近，后者则指汉日南郡某地。据《后汉书》“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这是中国古文献中第一次提到大秦直接来“遣使”。这“大秦王安敦”，一般都认为是罗马皇帝MacusAurel
  iusAntoninus，这件史事说明遣使者肯定是罗马皇帝而不是埃及地方官，因为埃及当是只是罗马帝国一个省，它无权遣使。但来使所献的特产则可能采自东非，因西方最好的象牙、犀角、玳瑁皆产于索马里一带，大秦人向来是从该处贩运这些珍贵的特产品的。以后，据《梁书》“孙权黄武五年（公元二二六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差吏会稽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又说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则大秦不仅偶有使节商
  人到中国交州郡县，而且也和位于湄河下游的，扶南贸易；不过“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意指扶南等地的人直接到大秦贸易的较少，多半只从南印度或斯里兰卡为中介站。公元二世纪，亚、非海路交通贸易达于全盛。其末叶以后，罗马帝国与汉末、三国时代的中国双方都由于内部混乱的因素增多而渐衰，印度洋上的商运逐渐落入萨珊波斯和阿比西尼亚人之手。两汉三国时期，中国与犁靬、大秦的交通使节与商人的直接往来毕竟不多，主要还是双方间接地通过大月氏、安息、及今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进行特产品的交换。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中国运往犁靬、大秦和西方的，主要是丝绸。上文说过，中国丝绸的西运有几条道路。这几条道路中，自然以航经马六甲海峡一路最为便利，公元以后二百余年间日趋重要。但中国丝绸的西运，最早是从陆路。按：公元前二世纪或时代更早，中国丝绸已由陆路辗转运达印度。梵语称丝即曰Cīnāmsuka。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所在地还不清楚时，中国丝绸已辗转西方。希腊人称丝曰σηρ，丝缕曰σηρкον，而称产丝之地曰∑ηρεζ，即指中国。公元前后的罗马文献亦称中国为Seres，Serice或Sinae并渐知其在极远的东方，为产丝之中国。公元一、二世纪，中国的丝绸日益增多地运到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城是最重要的集散地；古叙利亚南部沿海几个城市是有名的丝织工业中心，大秦人在这里拿中国生丝进行织造，或把中国缯帛拆成丝缕再行重织。一世纪中叶，白里内曾一再感叹说罗马为了向东方购买丝绸、香料等奢侈品以致年年大量金银外流；至四世纪，AmmianusMarcel
  inus提到罗马“不分贵贱皆已衣被丝绸。有的古史家认为“丝绸贸易是古代世界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的商业并非过甚其辞。近年在埃及、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中游和帕尔米刺等地都曾出土公元四、五世纪中国丝织成的丝织品，更切实证明中国古代丝绸销行于大秦及罗马各地是多么普遍。
  丝绸之外，从中国运往西方的还有其它商品，如皮毛、镔铁、肉桂、大黄、以及麝香、牦牛尾等，不过关于这些，记载都不很明确，其数量也远远敌不上丝绸。
  中国从大秦输入什么特产，因古文献记录不够明确，难言其辞。《后汉书》和《魏略》都列举了大秦的很多特产和荟集于该地的商品，包括细布、毡尉等各种毛织品，郁金、苏合等各种香，象牙、犀角、玛瑙、玳瑁、琥珀、珊瑚、玉、各类宝石，珍珠、流离等奢侈品，以及各种矿产品。据欧洲古文献，我们知道流离、细布和几种宝石本是亚历山大城有名的特产工艺品，其余则大都来自印度、南阿拉伯和近东各地。可惜《后汉书》和《魏略》都没有确实指出哪些商品是从大秦直接或间接输入中国的。
  按中国南海贸易渊源很早，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古方献都说南方荆楚特产犀角、象牙、珠玑、皮靬、羽毛、金银。但前三种东西难言是产于楚国邻境还是来自南海。《荀子》始确谓“南海则有羽翮、齿、靬”。《淮南子》说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及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去征岭南这里说的几种特产似指南海的入口商品。《盐铁论》提到同样这几种特产，也似指入口之物。《汉书》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一都会也。下面接着就叙述自日南、徐闻、合浦西至黄支的海道商路，并且列举“应募者”随黄门俱入海；拿黄金、杂繒去交换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可见西汉时，犀角、象牙、玳瑁、珠玑、流离、宝石等物不仅是南海输入的特产品，而且贩买的地方远自黄支和已程不国。《后汉书·西域传》根据“班勇所记”记述西域远方诸国时，对安息、大月氏等国并未强调其特产，而对天竺、大秦则详载了它们的“珍物”。它说天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里盐”。说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离、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同书叙安息时也说：“自此（于罗）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魏略》记大秦的特产，比《后汉书》更详尽些。拿上引《汉书》、《后汉书》和《魏略》的记载和西方古文献记载对照，可以看出汉魏史籍对大秦、天竺特产与商品以及其贸易情况的记载，相当具体而真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记载
  中所列举的商品中相当的部分，当时确曾输入中国。这些“珍奇异物”有的产于印度、阿拉伯；但有的如好象牙、犀角恐怕是产于北非或索马里；更多的如琉离、细布、珊瑚、苏合等工艺品，则无疑地是来自大秦。
  中国和大秦在公元前后三百余年的交通贸易关系，使中国对大秦逐渐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和传说，主要载于《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由于路途遥远，直接的见闻少而辗转的传闻多，因此所记有时并不很正确；但在那样早的时代，对那样远的地方能有那样多的了解，已很难得。拿这两个记载和差不多同时代的罗马人托勒密（公元二世纪中叶）对中国的模糊记载相比较，中国记载就显然比罗马记载详细多了。
  这里我们对《后汉书》和《魏略》叙述大秦部分不能逐句考释。我们只能指出一些特别值得注意之处。
  一，汉代所谓大秦，前人已指出系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它包括今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北至托罗斯山脉，东至与安息分界的幼发拉底河，但这个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亚历山大城。《魏略》说“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的“海”，指波斯湾、阿拉伯海面和红海的一条环行海程，已如上述。“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的“河“指尼罗河，“大海”指地中海。它提到的迟散城和乌迟散城，即“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的亚历山大城。“有大都三”，疑指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以外的三大城，即沿尼罗河的托勒密伊斯、瑙克拉提斯与安提诺堡。至于《魏略》列举的属于大秦的泽散、驴分、且兰、贤督、汜复、于罗诸小国，除于罗已如上述为Uruk外，其他尚难确言其所指地望。
  二，关于政治制度，两个记载都提到它有“王”但“国无常主”、“简立贤者”。所谓“王”恐指代表罗马皇帝统治埃及省的省长（Pre-fect）；“各有官曹文书”指当地罗马统治者特有的官僚机构；“置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似指埃及地方的省议院（Senate）；“小国役属者数十”似指埃及的三十六个县（nomes）。这些都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特殊制度。当然，对这些方面，以及五宫听事、言事投囊等情况，都有不少失实之处，尚待详考。
  三，两个记载都特别注意大秦的经济情况，特产与商品。埃及是罗马帝国境内农业最发达，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谷食常贱，国有富饶”除“蚕桑”二字是误解外，据说农业之兴盛是事，实。记载列举其它草木，畜产时，提到的“竹苇”，可能即指埃及的特产品纸草。“金银钱”指罗马货币。关于各种物产和商品，已详上文，这里不再重复。
  四，两个记载都注意到大秦的商运情况。“列置邮亭，皆垩塈之”，“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描写的显然是当时埃及和古叙利亚一带的官府设置的邮站，在公元一世纪时常见于西方古文献。“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是对大秦常见的商队的具体叙述。
  最后，《史记·大宛传》说：“自条支乘水西行百余日，近日所入”，把条支看作西域陆路的最西端，没有提到流沙。《后汉书·西域传》叙大秦时则说：“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住，几于日所入也。这表明后汉人改正了看法，认为大秦其西还有流沙。《魏略》对大秦以西虽有多的渺茫而显然混乱的叙述，但它提到流沙则与《后汉书》同。可见在公元一至三世纪，中国不仅较详细地知道了埃及，而且还知道西边的撒哈拉大沙漠了。
  （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孙毓棠（1911—1985），江苏无锡人。1930年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5年留学日本，抗战时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讲师、副教授，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后受聘出洋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客座研究员，1948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1959年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生著作彼丰，曾参与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史卷》，并任“秦汉分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