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东汉
  应劭曰：“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
  ——《汉书集解音义》
  “邓太后时，西夷擅国来朝贺，诏令为之，而谏大夫陈禅，以为夷狄伪道不可施行。后数日。尚书陈忠，按汉旧书，乃知世宗时，犁靬献见幻人，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
  ——（《汉书》张骞传注应劭语）
  应劭，字仲远，生卒年不详，东汉时经学家。所撰《汉书集解音义》为古代训古集专著。
  服虔曰：“骊靬，张掖县名也。”
  服虔，生卒年不详，东汉时期经学家。此乃首以骊靬县与西域骊靬国发生关系说之一。
  唐代：
  颜师古曰：“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
  ——（《汉书》张骞传注）
  颜师古（581——645）：唐训古学家，官至中书侍郎，作《汉书注》、《匡谬正俗》等书。
  清代：惠栋：“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
  ——《后汉书补注》
  张穆：“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犛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
  王先谦：“骊靬县，盖以其骊靬降人置。”
  ——《后汉书集解》
  王筠：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犛靬，《西域传》作犁靬，以此作丽，皆同音也。”
  ——《说文句读》
  钱坫、徐松、王筠等清代学者，都坚持“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一说。
  惠栋（1697——1758）：康熙、雍正间人，清经学家。搜集汉儒经学，加以编辑考证，以详博见长，著作颇丰，有《周易述》、《故尚书考》、《后汉书补注》等。
  张穆（1805——1849），清山西平定人，初名瀛?，字石舟，亦字石州，一字通风，号师斋。贡生出身。治经史，精训诂，通天文，算术，尤精西北地理之学。著有《蒙古游牧记》、《顾亭林年谱》、《〓斋文集·诗集等》。其著作对历代各民族交往关系，考证精确，受到后世学者推崇。其学问与钱大听、王船山齐名。王先谦（1842——1917）清长沙人，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岳麓书院院长，著作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
  钱坫（1744——1806）乾隆进士，书法家，官乾州州判。对地理和文字学钻研颇深。
  徐松（1781——1848）嘉庆进士，授编修。坐事戎伊犁，致力于史地研究，尤其西北史地，成绩卓著。
  王筠（1784——1854）清文字学家，道光举人，对《说文》研究造诣极深。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等。
  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
  向达
  在西元前第四世纪的时候，希腊亚历山大大王（AlexandertheGreat）秉着一股的雄心，想征服世界；东征波斯以后，继着挥军东进，侵入印度北部；到印度河口，看见那茫茫一片的水势，误会是世界尽头，不禁抚髀兴汉，以为无用武之地。后来因为叙里亚发生变故，匆匆赶了回去，不幸一场热病，将这位盖世人豪葬送了去。征服世界的伟业，就此如镜花水月；然而却发生了一点别的影响，便是希腊人在中亚建立国家。这些希腊人大都是历山大王的将卒，如建立大夏的塞琉古（Seleucid）等，即是一例。希腊人既在中亚建国，希腊的文化自然也随之东来。
  中国在西元前第三第四世纪时，秦国僻处西陲，声势极盛。到汉武帝时候，国势甚盛，很想开拓边境；南平闽、越，北拒匈奴。张骞凿空，于是中国始知流沙以外的西域，还有更广大更富庶的地域。西域诸国也因此很震动于汉家的文明。同时西洋方面，罗马继希腊而起，声威也及于中亚一带。于是中亚乃成为当时东西文化交汇的枢纽。自此以后，中国与罗马的史家时时有纪述西国的文字发现。中国史上并纪载罗马使臣至中国的事。汉代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又称之为犁靬，其实都是罗马帝国的别名。
  中国人足迹曾否到过罗马帝国的本部，现无可考。后汉书西域传说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为安息西界船人所阻而罢。可是中史所纪大秦使者及贾人眩民之属到中国来的却不少。汉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来献，这里的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MarcusAureliusAntoninus（121—180）。安敦于一六五年征服波斯，使者到中国在一六六年，路途辽远，所以至汉土时，要在安敦征服波斯后一年了。其后到晋太康中（二八四———二八五），大秦王又曾遣使来献，有人说晋书大秦传的大秦王就是Casus（282—283）。Casus以二八三年克波斯，则Casus遣使中国在事实上是办得到的。后汉书西南夷传并说汉安帝永宁元年（一二〇），掸国王雍由调献海西幻人，海西即大秦，掸国在今安南北部。掸国西南通大秦；当时印度与大秦、安息的海上贸易也很盛。汉时中国与印度诸国的海上交通，颇为频繁。汉书地理志曾杂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所至的国名，其中的黄支国即印度的建志补罗（Kanchipura），并专设有管理通商的译长，属于黄门。因为中国与印度、安息的海上交通很便，是以吴孙权黄武五年（二二六），有大秦贾人至中国贸易的事。梁书海南诸国传说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止，这一定是很确的。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而汉时罗马帝国与中国交通之盛，於此也可概见。
  西洋古代载籍中纪述及於中国的也很不少。那时外国称中国有两个称呼：一是由秦国蜕出的支那（China）；一是由丝缯而得名的Seres。秦服西戎，声威远振，所以到汉武帝时，大宛还称中国人为秦人。一方面中国的缯彩颇为西方诸国所重，安息为要垄断中国的缯彩贸易，竟在阻止中国与罗马的交通；汉武帝时遣使者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遵海通诸国，即多赍缯彩以行；所以称中国为Seres者，即丝国之意也。西元前四百年左右，希腊（Ctesias书中述及Seres，西元前五四年左右，罗马地理学家Strab。也曾转述其说。此后如PomponiusMeladeSituOrbis，如PubliusVirgiliusMaro，如GuintusHoratiusFlaccus，如SextusAureliusPropertius，如SiliusItalicus，如PubliusOvidiusNasa诸诗人俱曾述及中国，或作Seres，或作Seras或作Sericus。罗马Pliny所著博物志（NaturalHistory）亦及中国。西元后一五〇年左右，罗马大地理学家Ptole-my的地理学中纪有Seria同Sin〓两国，Seria国都为Sera，Sin〓国都为Thin；Seria在Sin〓的北方。其实这两者都是中国。由陆路传到西方的中国就不为Seria，从海道传到西方的中国就名为Sine。此外说到中国的也还不在少数。西元后两世纪左右，罗马还有一位史家名为Florus的，罗马史略的书中说及奥古斯都（Augustus）皇帝即位的时候，各国来朝；来朝的各国中，却有Seres一国，这大约也是商人之流传至罗马，罗马史家不察，遂以为是中国贡使了。
  据中国同西方的载藉所纪，中国同罗马在往古既曾互相知道；中亚地方希腊人又曾建立国家，与中国势力接触过；所以在文化方面的相辉互影，是势所必至的了。近代西洋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一天多似一天，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来源，一时成为讨论的中心。其中因此有一派人主张中国的文化受有希腊的影响。一九〇二年，英国翟理斯（H.A.Giles）在美国讲学，其讲稿后刊成书，名中国与中国人（ChinaandtheChinese），内中第四讲为中国与古代希腊，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化蒙有希腊的影响的。他历举中国文化与希腊相似之点，作为两国文化有关系的论证。以为文天祥正气歌的杀身成仁的精神，正是荷马（Homer）史诗伊利亚得（Iliad）中Sarpend。鼓励Glaucus慷慨赴义的缩影。如中国的傀儡戏、眩人、猜枚、刻漏、乐律、历象等等，翟氏以为都是传自希腊。张骞通西域携回的葡萄，就是希腊文B〓rρυζ一字的译音；传流至今的海马葡萄镜，也就是希腊的遗制。
  正在那个时候，日本有位学者名饭岛忠夫，也倡导中国文化道源希腊之说，与翟理斯成桴鼓相应之势。饭岛氏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发表他的主张，后来结集为支那古代史论一书。饭岛氏的议论比翟氏更为缜密透彻，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结论以为中国的古历同西元前三三〇年希腊所行Calippus历制定的根据，观测的年代，周期的计算，全然相同。木星周期的分配，起点的采取，以合於实际的方法，同印度古历一致。巴比伦於西元前三一二年始，关於五星的位置，都详记於楔形书中；其开始的年代与中国印度恰相符合。中国古历之冬至点在牵牛初度，和希腊巴比伦的春分点在αArietis附近冬至点在β3Capricorni附近，也是一致。中国与希腊、巴比伦、波斯、印度都以木星配最高的神祗。西元前四世纪后半期，巴比伦传至希腊的占星术同中国古代所有的占星术，其理论的根据都是一样。中国太一阴阳之说同希腊哲学家Heraclitus.C.B500）的类型说有点仿佛；五行说以五元素与五天帝相结合，和希腊哲学家以五星与五天神相结合的五元素说，也很类似。中国易经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宇宙组织的道理，同希腊Py-thagoras所主张者相同；中国的音律又同希腊Pythagoras诸人的学说相同。而中国施行这种历法以及音律等等，都比希腊来得晚；希腊那时的势力已到中亚的大夏；中国与希腊在古代都曾彼此知道。饭岛氏根据此点，遂以为中国古代的文化的确受有希腊的影响，即是儒家的经典也不无带有希腊的色彩。
  说到中国的文化同民族，以为完全出自西方，或者竟说是道源希腊，这个问题未免太大。文化同人种的发源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至今还无定论。不过依一般人的意见，在同一的环境之下，人类可以发生同一的文化。所以主张中国古代文化的自发说者也不乏其人，如日本的新城新藏，便是反对饭岛忠夫最有力的一个。但是中国的文化到了两汉以后，因为同西域交通，其中受希腊影响的或所不免，如海马葡萄镜的图案，可算是与希腊相同的一个例证；不过葡萄一词，乃是出於波斯，并非传自希腊。至於间接受希腊影响而后来流传很盛的，还有犍陀罗一派的佛教美术，这也可以算是希腊文化东传的一点余波。
  犍陀罗美术发生的期限，约在西元前后以至於西元后四百年左右。犍陀罗Gandhara）本是印度西北一地名，都城名丈夫城（Pu-rusapura）。印度北部此时正在大月氏贵霜王朝的统治下，文学美术一时称盛。犍陀罗一派的雕刻与印度以前所有者全然异趣，成为受有希腊影响的作品。根据近人的研究，犍陀罗雕刻，约有五点，可以看出与希腊的关系：（一）雕像风格，酷似希腊、罗马作品；（二）颜貌衣服屣等，皆印度所未有，纯粹为希腊式；（三）衣服雕法仿自西欧，与印度原有之雕像不同；（四）人像衣褶描以写实的曲线，中心点偏於右肩。当时建筑雕刻之中多见此种趋势；（五）柱类多属哥林多（Corinth）式。
  当大月氏贵霜王朝的时候，佛教传播极盛，为佛教崇拜对象的雕刻也随之俱去，这种美术向东传播所到的第一站，就是今日的新疆，即是往日号称西域的地方。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德国土鲁番考古队（TurfanExpediton）到新疆考古，经LeGoq同Grünwedel两教授的努力，发现了很多的佛像同壁画，其中为犍陀罗作风的，颇属不少；有许多壁画中所绘的胡人，竟然与欧洲人一般无二。Grünwedel先曾假设希腊风的犍陀罗曾流传到西域一带，至此居然觅得实物，为之证明。至于中国本部是否有犍陀罗美术的痕迹，现今一般东西学者都还聚讼未决。可是说中国佛教美术史诗，我们总还记得有两句话，叫做“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曹就是曹妙达，吴就是吴道子；出水表示紧促，当风表示飘逸。紧促束身，几乎可以显现出身体的曲线，这是注重人文主义的希腊的作风，也就是犍陀罗美术的一点特征。所以说希腊美术间接的影响到中国的美术，并非是无稽之谈。
  以上所说中国同希腊、罗马的交通，大都是隋、唐以前的现象。唐、宋以后，中国史籍上仍然时见大秦之名，如宋史拂菻传说，元丰四年十月（一〇八一），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元佑六年（一〇九一），其使两至。明史拂菻传说拂菻即大秦，元末，大秦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明太祖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
  中国史所纪述的罗马帝国名称，历代不同，张骞通西域，称之为犁靬，后汉书作大秦，唐、宋以后，诸史称为拂菻。有人以为汉时的大秦，是指定都罗马的罗马帝国而言；唐、宋以后的拂菻指东帝国而言；明史又明说大秦，为古如德亚地。无论如何，中国史上的大秦、犁靬、拂菻，都是指罗马帝国，却是确实的。至于元朝教皇遣使宣化中国，明季耶稣会教士到中国来重振宗风，以后别有专章述此。
  附注：汉、魏间古史时时述到从中国通西方大秦，或大秦与东方相通的路径。现为撮录一二如次：
  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百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买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日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此处的黄支国，据日本腾田丰八考证，即大唐西域记中之建志补罗（Kanchipura），很可信据。
  三国志魏志引鱼券魏西略戎传：“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耻七郡。外夷东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是出异物。前世但略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
  梁书海南诸国传：“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陆。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
  一（选自向达著《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20年10月第一版）
  向达（1900—1966）史学家。一九二四年毕业于东南大学。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到牛津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副所长，《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专长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重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蛮书校注》等。
  ——（摘自《辞海》）
  西力东渐记
  冯承钧
  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
  ——（摘自《西力东渐记》1944年版，第一页。）
  冯承钧（1887—1946）近代史学家。湖北人，幼年出国，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191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科。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生平著述翻译甚多，对中西交通史及元史研究等，提供不少重要资料。主要译述有：《西突厥史料》、《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纪》等书，并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西力东渐记》等。
  ——（摘自《辞海》）
  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
  齐思和
  为了统治其辽阔的疆域、把军政大权集中于单于一人之手，冒顿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冒顿把匈奴的部落联盟和部落加以整顿，把全统治区分为二十四个“国”（部落联盟，每“国”的首领都称王，有任命官吏、统率军队、治理人民的大权。各王都由单于的子弟担任，但不能世袭，各王死后，由单于另封其他子弟。为了便于统治，他把全境分为三个大政治军事区，单于自己统治着中部诸国，左贤王统治东方诸国，右贤王统治西方诸国。这样，匈奴的统治大权都集中到单于家族手中，于是单于成了一个专制君主。这样的政治组织已经超越出部落联盟的阶段，而成为一个早期的国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但是匈奴的基层统治单位仍是部落。冒顿所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只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是暂时的、不巩固的。
  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正处在封建初期的汉帝国的中央政权已十分巩固，经济也繁荣起来，刘彻决心改变对匈奴奴隶主的忍让政策，实行抵抗反击。汉朝对匈奴的反击战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匈奴元气大伤，无法再对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
  匈奴连遭失败，威望大降。受匈奴奴隶主奴役的乌孙，不甘再忍受它的欺侮。公元前72年，乌孙联合汉军，进攻匈奴，杀匈奴四万人，俘马、牛、羊、驴、骡、骆驼七十余万头。翌年，匈奴单于自率数万骑进攻乌孙，遇到大雨雪，兵士、牲畜大量冻死，归还的不到十分之一。平日受匈奴压迫的邻国，纷纷起来造反。“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匈奴单于的权力本来是不巩固的。胜利时，大贵族分享胜利果实，大家拥护单于的领导；失败后，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单于威信扫地。公元前58年，匈奴一部分大贵族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居东方，屠耆单于居西方，匈奴分裂为二。以后西方的匈奴又分裂为四部，遂出现了五个单于混战的局面。混战结果，剩下两个单于，郅支单于徙居单于庭，呼韩邪单于引兵驻漠南光禄塞。公元前51年，呼韩邪率部降汉，当时统治匈奴“五千余落”，汉朝使他们居住在朔方诸郡。
  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坚持反对汉朝的政策，但势力更孤弱，既不敢南下虏掠，遂改向北边、西边进攻。北并丁零，西破坚昆、乌揭，又合数国之兵，西击乌孙，而以坚昆为国都。以后郅支单于又由坚昆往西迁到康居，部众才剩下三千余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康居，擒杀郅支单于。据现代学者考证，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北匈奴郅支单于既死，臣服于汉的呼韩邪单于遂统一匈奴。
  ——（摘自中国书局1983年8月出版的《匈奴史论文集》所刊《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
  齐思和（1907—1980）中国史学家。字致中，山东宁津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旅赴美入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部，学习西洋史。1935年回国，受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执教。1939年起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致力于先秦史的研究。太平洋战争暴发后，不顾日伪的威胁利诱，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均有精深造诣。著有《世界中世纪史讲义》、《战国制度考》、《魏源与晚清学风》等。
  ——摘自《辞海》
  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及犁靬眩人来华之经过
  张维华
  《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其音义不类汉名，诸家注释，言各有殊，未能归于一是。前曾著文，稍加讨论，今复检阅，尚觉未安，故复论之。按骊靬县之名除见《地理志》外，又见许氏《说文》革部靬字下，云：“靬乾革也，武威有丽靬县。”改骊为丽，以靬训革。清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因其说，以为丽靬县之得名盖取义于丽皮，且以骊为误字，云：“《说文》，靬，革也，武威有丽靬县，是许氏所见《汉志》作丽字，盖取丽皮之意，以氏其县。若作骊靬，是以深黑色之乾靬为县名也，于义无取。”揣《校注》之意，盖以骊靬县华丽之皮也，骊靬为黑色之皮也，而丽靬县当取义于华丽之皮。按骊训为深黑之色，亦见《说文》马部骊字，云：“骊，马深黑色；《校注》所言，即本乎此。其字虽与丽有别，但因同声可以互用。《史记·周本纪》载申侯弑幽王于骊山下，《水经注》引其事作丽山，云：“遂败幽王于戏水之上，身死于丽山之北。”《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死，葬于骊山，、渭水注》引其事亦作丽山，云：“鱼池水出丽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传载：“晋代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渭水注引其事，于骊戎骊姬之骊均作丽，云：“戏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冯迳丽戎城东，《春秋》晋献公五年伐之，获丽姬于是邑，丽戎男国也，姬姓，秦之丽邑矣。且《史记》之文，亦不尽同，一编之内，骊丽错举。始皇三十五年《本纪》云：“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工，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此丽山即秦始皇葬处之骊山也。许氏于骊靬县之作丽靬，有类乎此，非有深意，《校注》必强分之，因而断言骊靬县之正文当为丽靬，且其得名之由来，乃取于丽皮之意，似有未合。至于许氏以骊靬县属于武威，而不属于张掖，《校注》未言及之。惠栋《读说文记》云：“丽靬，两汉皆属张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地理志》张掖郡骊靬，《郡国志》骊靬亦属张掖，许系之武威，未详。”王鸣盛《蛾术篇》云：“武威有丽靬县，骊靬前后《汉志》皆属张掖，疑许慎时曾改属，史失载。”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云：“《地理志》、《郡国志》骊靬县属张掖，《晋志》属武威。此云武威者，《武纪》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许氏或据未分时图籍。”罗振玉《说文解字校录》引顾氏说：“丽靬，《地理》、《郡国》二志属张掖郡，《晋志》乃属武威郡，或《后汉》此县即改隶，否则非许氏远文矣。近人辄谓此据汉武以前言之，恐无此理。”按东汉无骊靬改属武威之事。《后汉书·郡国志》载武威郡所属诸县，其自张掖郡划归者，仅有显美，未有其他。周明泰《后汉县邑省并表》，征引颇详，亦未言及骊靬之并于武威。《汉书·张骞传》、《注》引服虔语，亦言骊靬为张掖郡。虔为东汉末年人，上与许氏相接，相距不远，其间似不至有何变化。此盖因张掖、武威两郡毗连，县邑交错，易致混乱，许氏不慎，偶而误引，必非别有他故。《蛾术篇》疑许慎时曾改属，是乃过信前人之说。《说文校议》又疑许慎所据为元鼎六年之图籍，更属虚臆曲解。许氏而后，曾注意及骊靬县者，即为服虔。《张骞传》有：“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犁靬、条支、身毒国”之语，《注》引服虔语曰：“犁靬，张掖县名也。”此乃首以骊靬县与西域犁靬之国发生关系。犁靬之国首见《史记·大宛列传》，作黎轩，《骞传》改作犁靬；《西域传》又改作犁靬。《后汉书·西域传》又改作犁鞬，亦言亦名大秦。所举不同之名称，除大秦别有他说外，均属国音之异译，此乃历史上常有之事，不足为怪。服虔以西域国名当张掖之县，必有史实为其背景，惜未言明。师古重伸服虔之说，但于所最关切之史实，亦未指出，云：“犁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犁声相近，清儒或有从此说者，其所发明亦鲜。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武威有丽靬县者，《两汉志》骊靬属张掖。《汉书·张骞传》，抵安息，奄蔡、犁靬。服虔曰：“犁靬，张掖县名也，”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云：“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犁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按石州之说，足以破《地理志校注》说之惑，而于骊靬县得名之由来，亦较具体，然所以因其降人而置县者，亦阙而未详。熊得山译日人关卫《西方美术东渐史》第三章论《中国中原西方艺术之传播》，言骊靬得名由于犁靬国人之曾居于此地。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一章《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通》，言张掖郡之有骊靬县，乃由处置归义降胡而设。一九三六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之《亚洲研究》第三四合期，内载卜德贝尔格一文，题为《中国边疆史札记二则》亦论及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其说与以上所言尽同。窃意骊靬置县，或与犁靬来华之人有关，而此辈来华之犁靬人，又当是《大宛传》所载安息进献之眩人。然必须证明安息所献眩人，果留华未返，且又确处河西，方能使此说信而有证。除以上所举二说之外，论及此问题者，仍有数家。清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以骊靬之得名，原于地理之形势，云：“今黑城驿在山丹县南。骊靬本属酒泉，与删丹人同时徙此。骊，俪也，靬音扞，射者所以扞臂，即拾也。故骊靬在今玉门县北百余里之华海子侧，有废城二，西有布鲁湖，接华海子，象两靬相俪也。”昔年，在成都，偶读蒙文通所著《周秦民族史》，内有《秦为戎族》及《秦即犬戎之一支》二文，言骊靬为山之异译，云：“《秦本纪》称申侯言：‘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仲燏，保西垂。’班固《律历志》称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殷、周之间，中国安得有天子曰骊山女，斯其为西戎种落之裔欤！……骊山女在殷周间为天子，彼时西戎之强者，前则鬼方，后则犬戎，力足以侈天子之号，非此莫属。《秦本纪》言：‘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周本纪》言：‘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括地志》云：‘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十里。’《土地记》云：‘骊山即兰田山。’此骊山之名，与骊山女必有相联之关系。然殷周时西戎之天子，不容得在兰田，谅骊山原在西裔，此骊山之女号所由始。及其既入关辅，而新丰因有骊山之名，亦如陆浑之戎出瓜州，及既至伊川，而伊川之山以陆浑名，大荔在泾漆之北，及既至临晋，而临晋得大荔之名。《国语》云：‘幽灭于戏’，《左传》疏引《纪年》，亦云：‘幽死于戏’，则亦以犬戎之事，而后戏有骊山之名。是杀幽王之犬戎，即骊山女之族，亦即骊山女与秦皆犬戎之证也。骊山之后曰秦，亦犹《后汉书》言大秦国亦名犁鞬。犁鞬于《张骞传》作犁靬，《匈奴传》作黎靬，《说文》作丽靬，皆一音之异译，骊山亦此之异译也。《汉志》张掖郡有骊靬，此当为骊山女为天子之所在，于今为永昌县南，则固昔西戎地。古天子有骊连氏，或作骊畜氏，殆即作骊山女耶？”余前著《骊靬县得名之来原》一文，登载于《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以为祁连山为霍去病立功之所，甚为时人所注意，而其读音又与骊靬二字为叠韵，有通转之可能，因言骊靬之名，为祁连之别音，而骊靬县之得名，乃原于祁连。按此所录三说，吕调阳弊在过于推求字义，殊乏历史之根据。蒙文通说，言之虽足成理，但亦有牵强附会之嫌。殷周间是否有骊山女为天子事，已属疑问，而骊山女为天子之地，又何以知其必在今甘肃永昌县南？汉开河西之地，建郡置县，又何以采用千数百年前空无着落民族之名，自不能不令人生疑。至于余之所论，亦有人认为不易成立。盖祁连之名，前书所载未有他称，汉人立县，何以不采用最习见之名称，而必用最生僻之骊靬二字，自亦难解。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其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终较他说为长。用是摒弃前说，伸明其义，以为解答此问题之再度尝试，按犁靬之名，及其与中国发生关系，始见《史记大宛传》云：“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汉书·西域传》、《安息国传》亦引此文，虽与文字稍有增损，而于史实则一仍旧说。观此记载，知安息所献，为大鸟卵及黎轩眩人二事。大鸟当时称曰大雀，雀爵二字通用，亦作大爵。又因为安息所献，故或称曰安息雀。《西域传赞》有“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之文。《西域传·安息国传》又有“大马爵”之文。王念孙据《御览》、《汉纪》、《通典》所引，谓当作大马大爵。此所言之大雀大爵者，即《宛传》所言之大鸟。师古《注》引《广志》云：“大爵颈及膺身，蹄似橐驼，色仓，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大鸟卵亦见《西域传·乌弋山离国》，云：“乌弋山离西与犁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条支即今之阿拉伯，其地沙漠中产驼鸟，大鸟卵即驼鸟所产之卵也。安息所献之大鸟卵，当即得之条支，且疑所献者，不祗卵之一物，大鸟亦在其内。至于安息所献犁靬眩人，乃精习幻术之人，不仅犁靬之有，条支亦有。《宛传》云：“条支在安息数千里，国善眩”。《西域传·乌弋山离传》引其说云：“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古书所载，眩术之流行，乃在西南亚一带之地。《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献海西幻人，海西却大秦，亦即罗马帝国地中海东部之地。《三国志·魏志》、《西夷传》、《注》引《魏略》云：“大秦国俗多奇幻。”凡此所言之地，均在西南亚洲范围之内。前人推求犁靬所在之地，多无定说，以此言之。犁靬之地，约略可定，即当于西南亚洲范围之内求之。武帝时之安息国，正当阿萨开斯朝密脱拉达铁斯一世及密脱拉达铁斯二世之时，国势最强，西与罗马相抗衡，阿拉伯及迷索不达米亚一带，归其臣服，《宛传》及《西域传》均言及安息役属条支事，可见中国人对域外极远国之情形，已有较近正确之明了。安息所献之眩人，如非自罗马所获之俘虏，即得之于其所役属之地。其所称为眩人者，《宛传注》、《集解》引应劭语曰：“眩相诈惑”。《西域传·乌弋山离传注》师古曰：“眩读与幻同。”《后汉书·西南夷传》：“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魏略》云：“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张骞传》师古注又曰：“即今吞刀吐火，殖化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总之，今日马戏之类也。尝疑今日民间所行之幻术，或有眩人所留之迹，惜不能尽详其源流，今姑志之于此。安息进献眩人之年代，大抵为元封间事。中国之知有安息，当在张骞出使月氏之时。其后骞出使乌孙，又遣副使至其国。而《宛传》所云：“初汉使至安息”者，盖指前文“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靬、条支、身毒国”之事，《传》系此事于张骞自乌孙还后，骞自乌孙还拜为大行，为元鼎二年事，则此次遣使至安息，当在元鼎二年之后，以《宛传》之文核之，此为第二次遣使至安息也，安息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即是报聘此次所遣之使。安息使随汉使至，并以大鸟卵及黎靬眩人献汉，《宛传》称“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武纪》载元封元年春，武帝东巡海上凡二次。三年春，又巡东莱一次，五年冬，又北至琅玡，并海。以时计之，安息之献眩人，当以在元封元年间为近于理。安息所献眩人人数，《史》、《汉》二书，均未之详，仅《通典》边防西戎《大秦传》自注一言其事，云：“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卷须，长四尺五寸。”《通考·四裔考》亦采其说，其事似不为虚。如是，则安息所献者仅二人而已。黎靬眩人至中国后，颇为武帝所喜爱，且与中国旧有之戏剧发生影响，此为研究中国文化所受西方文化之影响者，不可不注意此点。《宛传》载其事云：“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汉书
  ·张骞传》亦载其事，仅稍易其文字，余悉仍旧。按此段文字所言者有二事：一为武帝之喜爱眩人，二为眩人之工对于觳抵戏之影响。关于第一事，又见《张骞传》注所引应劭语，云：“邓太后时，西夷擅国来朝贺，诏令为之，而谏大夫陈禅，以为夷狄伪道不可施行。后数日，尚书陈忠，按汉旧书，乃知世宗时，犁靬献见幻人，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按应劭所言，即《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入献海西幻人事，《安纪》亦载其事，云：“永宁元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注》：“撞音擅。”知应劭所言之擅国即掸国，而其时邓太后尚听政也，陈忠所言，“按汉旧书”者，指《史记》言。所引“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之言，亦是《宛传》之文，眩人是否曾随武帝巡狩，尚须待考，但为武帝所注意，必为事实。《西域传》、《赞》云：“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稍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可知武帝对域外事物，颇感兴趣。犁靬眩人以幻术进，其为武帝所注意，或为武帝所喜爱，甚有可能。其关于第二事者，自文化方面言之，稍觉重要。觳抵戏或写作角抵戏，盖中国旧有之戏剧也。《汉书·刑法志》云：“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知角抵戏起原于战国，用为讲武之礼。《史记·李斯传》云：“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知角抵在秦时已为宫廷中常演之戏剧。贾谊《新书·匈奴篇》云：“上即飨胡人也，大觳抵也。”知文帝时仍为宫廷之戏剧。《太平御览》七五五引《武帝故事》曰：“角抵戏六国所造，秦并天下，而增广之。汉兴虽罢，然犹不都绝，至上复采用之。”知角抵戏虽有时罢废，然至武帝时复大行。所谓角抵戏者，其说亦不一致。《武纪》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注引应劭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又引文颖语：“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师古主文颖之说，云：“抵者当也，非谓抵触，文说是也。”又任昉《述异记》亦言及之，云：“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共民两两三三，头载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王先谦《补注》谓角抵戏即今之贯跤。按角抵戏之详细节目，因年久失传，不可尽考，但为演武比技之类，似无问题，先谦言是。此戏与犁靬眩人吞刀吐火跳丸走绳之术，性质相近，易于混合，且在混合之后，角抵之术，必更加巧，而益趋于繁，又所必然。《宛传》言“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可见角抵戏所受眩术之影响，武帝时安息所献犁靬眩人之故事，所可知者，仅祗如此，自此之后，终西汉之世，未再有犁靬眩人来华之事。然则，此辈眩人与骊靬置县之关系为何如乎？前史所载，未有将此眩人分处于张掖之明文，但安息既将眩人作为贡礼来献于汉，则必留汉未返可知。既留汉土，则汉当视之若归义降胡，处之于有关地点；《三辅黄图》载长安城内藁街有蛮夷邸，拟为外夷居住之地。然夷人所居既以邸称，则当为较高贵之夷人，如西域质子以及外来使节之类，决非一般夷人也。异域蛮夷，如不处置于长安城内，则必分处于属国都尉所在之地。盖属国都尉即为处置降人而设者也。《汉书·地理志》载属国都尉所在之地，安定有三水，上郡有龟兹，西河有美稷，五原有蒲泽，天水有勇士、福满，而未言及张掖。考张掖在武帝时已有属国都尉之设置，班《志》略而不言，盖失考也。《汉书·匈奴传》载昭帝时匈奴入寇事，云：“明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氵于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之。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氵于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汙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功臣侯表》载：“昭帝元凤三年二月，成安严侯郭忠以张掖属国都尉，匈奴入寇，与战，斩犁汙王，侯，七百二十四户。”《后汉书·郡国志》有张掖属国都尉，《注》云：“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部》卷一第四页，《考证部》卷一第三十八页，录简文一条，云：“三月丙午张掖长史延行太守事肩水仓长汤兼行丞事下属国农都尉小府县官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守属宗助府佐定。”所言“下属国”者，即指下属国都尉言也。凡此等等，均足证明西汉张掖郡已有属国都尉。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二《汉郡国更置》条举五属国之数，张掖在其内，所见甚是。至于张掖属国都尉所在之地，因班《志》未载，无由得详。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张掖郡居延县都尉治下云：“张掖有二都尉，一治日勒，一治居延，不知谁主属国者。据《续志》则治日勒者郡都尉，治居延者乃属国都尉也。王厚斋以为属国治日勒者非是。”按吴氏所言不合。考劳著《居延汉简考释》所录简文，张掖都尉及居延都尉之名，前后数见，似即班《志》所言之二都尉，如是，则张掖都尉治日勒，居延都尉治居延，言属国都尉治日勒者固非，而言其治居延者不合。疑后汉属国都尉所在之地，大体与前汉同，惜后汉属国都尉所辖诸城，不详其地，无由推求。张掖境内既有属国都尉，而其职又为主蛮夷降者，则犁靬眩入在其不为汉廷所用之后，自有分处张掖境内之可能。如犁靬眩人果有分处张掖境内之事，则当汉廷在张掖建县之时，因犁靬眩人曾处其地，遂以与犁靬同音之骊靬名其县，自又有可能矣。又考骊靬县之名，亦见《居延汉简考释·释文部》卷三第六页所录简文，云：“骊靬万岁里公乘倪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此简未著年代，未知所言为何时事。按劳著所录居延简牍，起自武帝太初，迄于光武建武，凡百数十年，但总其数计，以属于昭宣时代者为较多。姑将此简属于宣元时代，上去武帝元封，亦不甚远，可与犁靬眩人来华之事相〓接，则此所言之骊靬县，在名称上，亦甚有与犁靬眩人发生关系之可能。由是以言，骊靬县之得名，其说虽多，仍当以得名于犁靬眩人者为近于理，故特重申其说如此。
  ——（本文选自“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的《汉史论集》。）
  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原籍山东省寿光县。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执教于山东大学。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和明清史领域都有突出贡献。
  汉代的中国与埃及
  孙毓棠
  埃及是非洲东北部历史上有名的文明古国。远在汉代，中国和埃及通过中介国人转手，已有商品交易，相互文化交流。这种关系开始于张骞西使后不久。
  汉初，匈奴部落联盟在中国北方一时很蛮强，欺压汉朝达数十年之久，汉政府不得不用“和亲”和“馈赠”的办法来羁縻它，但它仍连年以武力骚扰北边州郡。到了汉武帝时，国内统一局势已很稳定，便打算约束大月氏来夹攻匈奴，大月氏原游牧在今甘肃河西一带，受匈奴两次沉重打击后，已逐步迁移到伊犁河下游。公元前一三九年，汉武帝派张骞去约结大月氏，但不幸被匈奴劫留了十来年。在此期间，大月氏又被乌孙击败，更向西南迁徙，渡过药杀水，“遂都妫水（今阿姆河）北为王庭”。张骞后来逃脱了匈奴的羁绊，到了西方，在公元前一二八和一二七年间，他奔波于葱岭以西，亲身到过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康居（大宛西边草原）、大月氏，和已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张骞原拟约结大月氏夹攻匈奴，但这时大月氏以“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冠，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只好回国了。张骞西使，最远到达了大夏的监氏城。
  公元前一二六年张骞回到长安。他报告汉武帝说，除了他亲身到过的几个国家外，还“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它们是乌孙、奄蔡、安息、条支、黎轩（犁靬）和身毒。当时乌孙是一大部落联盟，以纳林河上的赤谷城为中心。奄蔡是自古居住在咸海、里海北边的一个伊兰族的游牧部落，后汉时亦称阿兰。安息即帕尔提亚帝国，以番兜为都城，是当时伊兰高原上疆域最广、势力最强的国家。它们国土东至大夏、身毒，西至幼发拉底河，北至里海，南至波斯湾。条支是坐落在底格里斯河口滨临波斯湾的一个小国，即阿拉伯人的梅息恩凯拉希恩。那时它已成了安息的属国。其都城Charax-Spasinu原名Antiochia，条支二安即其译音。身毒指印度河流域，即今巴基斯坦。至于黎轩（犁靬），则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当时是希腊贵族后裔托密王室有名的都城。《史记·大宛传》记张骞所传闻的黎轩，是中国最早提到埃及的古文献记载。
  黎轩或犁靬，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同写法。《史记》、《魏书》、《北史》作黎轩，《汉书、《魏略》、轩作靬，《后汉书》、《晋书》作犁鞬，《汉书·张骞传》作犁靬，但都是汉文移译时的同音异字，古音大致皆读如Li-kan。它指的是什么地方，前人曾有种种不同说法。夏德认为是今约旦的伯特腊之古名Rekem；藤田丰八认为是里海以南、伊朗北部之Rhaga；德古特和赫尔曼与藤田观点相近，认为是安息北部的希尔加尼亚省；塔恩则认为相当于米底亚；弗兰开与哈龙都认为是Se-leukia，沙认为是叙利亚；贺德生亦承袭此说；伯希和与白鸟库吉皆认为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戴文达与菲莱希似亦赞成此说。诸说之中，我们认为把黎轩（犁靬）看作是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理由较充分，接近史实。“犁靬”即Alexandria之译音。
  自张骞西使后约二百年，汉代人皆称埃及为犁靬。张骞抵大夏时，希腊托勒密王室统治下的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城是希腊化世界中最繁荣富庶的大城市，为西方各国商贾荟集之所，张骞当然会“传闻”到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它远在西方，他对于黎靬的地望仍很模糊。《史记·大宛传》说明，张骞对中亚、中东的几个国家有较明确的知识，唯独对黎轩，只说在安息之“北”。“北”实误，应作“南”或“西南”，因为安息之北到处是属于塞种、伊兰种的游牧民族。汉人所述文明和黎轩绝不会在此方向。班固撰写《汉书》时，关于西域远方诸国的知识已增加了很多；但对犁靬的所在仍不够明确。他不再提在安息之“北”的话，然而只在述乌弋山离国（安息国的西部）时，说它“西与犁靬、条支接”。乌弋山离在今阿富汗锡斯坦。所谓“接”并非一定是国土领接之意，而是指方向，是说从乌弋山离西行可达犁靬与条支。
  到了东汉和帝时，公元九七年班超命甘英使大秦，到达了条支。加以公元一、二世纪汉与西域远方诸国往来进一步密切，这才确实知道了一些关于埃及的情况，并改称犁靬为“大秦”。犁靬、大秦名称虽不同，但实际上大致均指一地。魏晋史书佚文和范晔的《后汉书》都一致认为大秦即是犁靬。东汉、魏、晋年间用大秦二字，指的地理范围略大，它包括罗马帝国时代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和沿地中海东岸诸地，但其主要大都市仍在亚历山大城。东晋时翻译的《那仙比丘经》中说“王（指弥兰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阿荔散，巴利文原作Alasanda，即亚历山大城。阿荔散、犁靬同为Alexandria一字之译音。
  张骞于公元前一二六年回国，汉武帝听了他的报告后，很想和西域远方诸国建立关系。不久，东方局势起了很大变化。汉对匈奴的连年战争，赢得了胜利。公元前一二一年汉占有了河西；两年后，匈奴退到大漠以北。“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从此汉通西域的道路得以畅达。公元前一一五年汉武帝又派张骞使西域，去联结乌孙。张骞到乌孙后，曾“分遣副使到大宛、大月氏、安息等国。翌年张骞死。不久，“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这次通使各国中虽没有犁靬，但汉的大规范遣使政策，给中、埃交通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其后的几年中，汉政府“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犁轩。条支、身毒国……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是汉第一次正式遣使到犁靬的记录。由于路途遥远且不安全，这次遣往犁靬的使节也许未能达到目的地，至少中外古文献都没有提到这次遣使的结果；但它反映了汉政府确曾有过和遥远的西方的埃及建立联系的愿望和企图。
  直接遣使虽然未见成功，但汉武帝时确有犁靬人到达了中国。公元前一一五年张骞在乌孙时所遣的副使到了安息京都番兜城。不久，“汉使还，而后[安息]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所谓黎轩善眩人，就是埃及亚历山大城有的一种杂技家或魔术师。《魏略》说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颜师古注《汉书》说：“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到了后汉，公元一二〇年掸国王雍调也遣使到洛阳贡献过同样的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这都说明，犁靬、大秦是这种善眩人的家乡。安息所献的“黎轩善眩人”，可以说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人。据东汉时人所见的《汉旧书》的记载，“世宗时犁靬献见幻人，天事大悦，与俱巡狩”。可见汉武帝对东来的犁靬眩人曾十分礼遇，连巡狩时都参加了皇帝的宾从行列。
  《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属县中有一县名曰骊靬。颜师古解释说：“犁靬即大秦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汉政府所以采取骊靬这西域远方国名作为地当西域交通要道上，新设的张掖郡的县名，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该地住有犁靬人，按上郡属县之一名龟兹县，颜师古注说：“龟兹国人来降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以此例彼，亦可说明。但汉代文献中，除安息国曾献黎轩善眩人外，没有见过西汉另有犁靬人来华的记载。因此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可能是汉本来想望与犁靬交往，如今安息既然献来黎轩善眩人，汉武帝为重视此事，遂于西域交通要道上设置此县，以夸耀于从西域来的各国使节商贾们。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不管二者孰是，至少张掖郡骊靬县的命名，可以看作是中、埃两国古代交通史上最早的一个纪念了。
  公元前一世纪，汉与西域的交通贸易日渐发展。汉政府从敦煌到盐泽建立亭障，又置校尉屯田。不久，匈奴由内乱而衰弱，汉的版图稳固地包括了楼兰、龟兹、于阗、车师，并于公元前六二年设置了西域都护，从此西域的交通大道进一步畅通。汉在西域的经营不仅促进了与葱岭以西各国的交往，而且保证了商路的便利和安全，使中国的锦绣丝绸等特产品日益增多地输往西域远方各国；同时也运回了西域远方诸国的许多特产品。在西汉末年，还没有中国和犁靬直接交往的记载，但是中国的丝织品沿着“丝绸之路”，无疑地早已到达了亚历山大城。埃及女主克里奥帕特拉穿的丝衣据说就是用中国的丝织成的。
  王莽篡汉与东汉初期六十余年，西域局势暂时混乱。至公元七三年班超到了西域，经过二十余年整顿，重新稳定了西域，再立都护，击走了北匈奴，西域的通商大道重又畅通。公元九七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未达到目的地，他最远只到了条支。但是，甘英西使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带回了关于西域远方诸国的许多新消息，尤其是关于已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获得了不少新的知识。
  从张骞西使到东汉晚期，三百余年间，葱岭以东，即中亚、中东、北非与欧洲，局势发生了许多变化。大月氏渡过妫水占有大夏后，又侵并了安息东部的乌弋山离，建立了贵霜王国，向南扩张直到印度河、恒河上游。公元二世纪时贵霜王朝达到它的最盛时期，在文化上对中国曾发生不少的影响。与此同时，安息帝国则在幼发拉底河左右，长期与罗马处于相互争衡的战争中。都城自番兜西迁到斯宾（Ktesiphon）到了衰微时期。京都曾两度为罗马所攻陷。在西方，罗马在其共和，晚期和帝国初期，是一个新兴势力。它连年东侵，把地中海沿岸各地逐步吞噬，终于在公元前三〇年把它的“盟国”埃及托勒密王朝灭掉，而将它变成了一个直辖省。这些政治变化对汉与西方的交通贸易当然会发生干扰，尤其是在战乱时期。然而，安息、大月氏、粟特都是善于做买卖的国家。他们的商人总是想尽一切方法利用“丝绸之路”，往来运输商品。他们主要是中继商，在转手贸易中分取利润。例如安息商人就夙来不愿汉与大秦直接接触，所以大秦“常欲通使于汉”，但因安息的阻挠而“遮阂不得自达”；汉也常想 “使大秦，”但难以建立直接联系。不过，这指的互通使节，并不妨害“丝绸之路”的贸易，因为使节虽难互通，但中国特产的锦绣丝绸却借各国中继商人的两三转手，仍然远达到西方。
  按埃及这个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特产丰富，地当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自然成为地中海东部商业荟萃之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共和国晚期，埃及已事实上成为罗马的主要粮库，至帝国时代，不仅年年有大量农产品被运往西方，而且它的工商业绝大部分被垄断于罗马皇帝、贵族、商人之手。此时期亚历山大城更加繁荣，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罗马）帝国中最兴盛的都市”。“它的商业在（西方）世界居于首位。”古代欧、亚、非三洲之交，以此城为主要商品集散地，也很自然的了。
  汉与西方贸易，通过的“丝绸之路”是大家很熟的，这里只简单地重复一下。
  “丝绸之路”最先的一条，是汉代所谓的“北道”。从长安西行，出玉门关，先至楼兰（后改名鄯善），溯孔雀河西上至尉犁（后汉或经伊吾、车师），西经乌垒城、龟兹、姑墨，西南至疏勒（今喀什噶尔）。从疏勒西越葱岭到达以贵山城（今柯柬德）为都城的大宛国。再西行至粟特（粟弋，Sogdiana），这是那密水上第一重要的贸易中心地，东汉时因康居的强大已服属于康居。自此再西南行，达安息的东边重镇木鹿（Merv），它是安息对东方贸易的大门，为自东方入安息的必经之地，“号为小安息”，若自粟特南行至监氏城，再西行，亦须经安息。自木鹿或监氏城入安息，先到其旧都番兜（和椟）城，转西南行至阿蛮（Ecbatana），再越札格罗斯山岭抵安息后斯都城斯宾。斯宾坐落于底格里斯河左岸，渡河数里即是斯罗（Seleucia）。斯罗是安息与罗马边界上的一个商业极繁盛的名城，交通便利，在公元一、二世纪是中东各国商人荟集之地。从此沿河而下，可达条支，它是波斯湾头一大海港。从斯宾西北行，以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岞格码渡河直西，可抵古叙利亚的安条克，《魏书》名之曰安都。自此南下，经大马士靬、加沙，越西奈半岛，即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是自中国至埃及的主要商路，此路必须通过安息。
  另一条是汉代的所谓“南道”。即从楼兰迤南经扜泥、伊循城（今若羌），溯车尔臣河至且末，西过精绝、扜弥、于阗、皮山，然后西北可达莎车，由此西逾葱岭至大月氏。今天自扜泥至于阗这段路已大大南移，因为汉代当初的“南道”，和楼兰国一样，已大半因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扩展而被堙没。《后汉书》又说：“自皮山西南经鸟秅，涉悬度，历蜀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悬度为今之达丽尔，汉罽宾为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乌弋山离为今锡斯坦。这就是从皮山经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兴都库什山南行的、东汉时有名的“尉宾乌弋山离道”。从乌弋山离“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到了条支，陆路、海路便都可通大秦了。这里，罽宾又是个分岔点，从罽宾南行，至信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达河口处罗马人名曰Barbari-com的海港（今卡拉奇），此港与西方各地海路贸易频繁。既抵此港，实际上便进入西方世界了。
  由于欧亚之间中继贸易有时有障碍，罗马人曾打算在安息之北开辟一条绕里海、咸海北岸直达中国的陆路，但因北方广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阻隔，没有成功。中国方面也曾有过开通天山以北的道路的尝试，但直到汉末三国时代才得以初步实现。
  按“丝绸之路”近百年来日益受到历史与考古学家的重视。沿路中国古代锦绣丝绸，遗物不断发现，遂成为中西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篇章。它证明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花朵曾撒遍在亚、非、欧三洲各地，至今人人喜闻乐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记得汉代的锦绣丝绸不仅由陆路，而且也由海路日益兴盛地由海路运往西方。海路以南印度、斯里兰卡为主要的中介或转运站，最终亦达埃及亚历山大城。从中国到印度的海路，汉武帝时业已开通，《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国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段记载常为史家引用，但仍难诠释。据藤田丰八等人考证。日南障塞约在今越南的顺化附近。都元国大约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西北岸；邑卢没国约在缅甸东南、萨尔温江江口；谌离国可能是伊洛瓦底江上蒲甘附近的悉利；夫甘都卢国可能是缅甸的蒲甘。黄支乃Kanci之译音，大约相当于唐代的建志补罗，即今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的康契普腊姆。此点，费琅也有同样意见。至于黄支之南的已程不同，藤田丰八认为可能是迈索尔之吉它尔，伯希和与藤田元春则认为可能在锡兰岛附近，即后汉、三国时代的斯调。《地理志》诸国名现在已不易确证为何地，对藤田丰八的考订，学界也有不同意见，但在西汉时代从徐闻、合蒲或日南南航，经马六甲海峡（或跨过克拉地峡），沿途几次停泊于各地港口，渐进南航达南印度或斯里兰卡，则大体没有问题。
  这条海路在汉武帝时已经畅通。《地理志》同段记载说：“（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由此可见西汉时汉与南印度、锡兰岛往来贸易已是经常的事，汉政府且遣官员出海采购西方特产；汉出口黄金与缯帛，与陆路贸易同。王莽当政时期，“平帝元始中，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元始二年（公元二年）黄支国的使臣确到过长安。这些记录还说明双言往返全走海路，即经马六甲海峡而不跨克拉地峡。
  嗣后，在公元一至三世纪，据东汉、三国时代的记载，中国对这条海路又增加了一些知识。首先，斯里兰卡和中国进一步密切了关系。《后汉书》说公元一三一年“日南徼外叶调、掸国遣使贡献”。自三世纪以降，《南州异物志》、《扶南土俗传》和《吴时外国传》等书都载有斯调国。对叶调、斯调当今何地，前人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认为二者大约皆指锡兰岛。梵语锡兰名Simharadvipa（师子国），巴利语为Si-hadipa，叶调、斯调、私诃调均是此字译音。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东汉时斯里兰卡曾遣使来洛阳，三国时中国对锡兰岛的知识确已增加。其次，中国知道了从益州永昌西南行，通过缅甸北部的掸国可达大秦这一条交通路。《后汉书》载公元九七年、一二〇年和一三一年掸国均曾来贡献。一二〇年遣使来时，且“献乐及幻人”，这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魏略》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公元二世纪从益州通大秦的道路的开通，使永昌成了中国西南部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第三，西汉人对身毒（天笃、天竺）的情况还不很清楚，至东汉时，对它的了解便大大增加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此时佛教通过陆、海两路传入了中国，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与印度的交通和贸易往来已转趋密切。中国不仅知道天竺的很多种特产品，而且知道它“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第四，《后汉书》和《魏略》的记载都说明中国对大秦已获得了比西汉时丰富的知识和传说，此点下面再谈。
  关于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与东方和印度的海路交通贸易关系，在西方古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大致说，有三条重要的海路值得注意。
  第一条海路是从红海北部南航、环绕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北转入波斯湾到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口的航路。这条往返的航路起源很古，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拉伯商人很早就利用它与古埃及和巴比伦进行贸易。公元前后三、四百年，阿拉伯、希腊和稍晚的罗马人，都更频繁地使用这条航路。在底格里斯河上，斯罗是一大商埠，海舶可直达其城下。它的南边于罗（Uruk）、安谷（Orehoě）和条支都是波斯湾头的启航港，而条支尤为重要。通过安息西行的商队，很多都到条支转海路西航，公元九七年甘英西使大秦时，就是到此误信人言而东还的。从条支沿上述海路赴大秦，在阿拉伯半岛南端有ArabiaEudae-mon（今亚丁）、Ocelis与穆札等几个港口。索科特科群岛也是欧、亚、非商人聚集之地。穆札对面非洲海岸上的阿杜利斯港可联系尼罗河上游高原山地中古老的埃塞俄比亚。船只从这一带在红海中北航，可达埃及东海岸的伯伦尼卡或米奥斯——戈尔莫斯港，登岸陆行至科普托斯，换船顺尼罗河而下可达亚历山大城。船只亦可直航至红海北端的Arsine，再通过运河达亚历山大城。这条从波斯湾环绕阿拉伯半岛入红海到亚历山大城的海道是一条重要的商路。《魏书》说：“大秦国……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的海曲，即指此路。两汉、三国时代中国穿过安息陆运的丝绸，很多是再循这条海路到大秦的。
  第二条海路是从红海北部南航，出曼德海峡，转东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向，再沿伊兰高原南海岸而东，到信度河口Patala，或再南至印度纳巴达河口的婆卢羯车。公元前二三百年，阿拉伯、印度和希腊人早已利用这条航路相互通商，公元后的二三百年从亚历山大城东航的大秦、罗马人更大大加多。在通过印度洋的航路上，阿拉伯商船大约从较早时候就已知道了印度洋上的季风。到了公元一世纪中叶，大秦的一位航海家希帕拉斯也发现了季风的规律并充分利用，更便利了埃及、希腊、罗马人和印度港口的密切联系，使从亚历山大城启航的船舶出了曼德海峡之后，可直跨过印度洋，从此南阿拉伯商船在印度洋上遂失去了独占的优势而为大秦商舶所代替。在天竺，西部最大商埠为婆卢羯车。从这儿运往大秦的商品中，除天竺特产外，还有大量中国丝绸。这些丝绸可能是从疏勒、粟特经贵霜王国运来；或从永昌通过缅甸、印度恒河，然后到达西海岸的。
  第三条海路是从红海南航出曼德海峡，一直东航到南印度或斯里兰卜，与更东方的黄支、日南路衔接。南印度西海岸鸡罗王国治下的大港埠是Muziris（在马拉巴尔海岸，今埃纳库拉姆北），这是个古老的海港；其北还有Naura和Tyndis二港，东海岸盘底耶与珠利耶王国治下的海港是Puhar、Nelcynda和Becare。从埃及、罗马来的商舶载来大秦的特产和大量货币，在Muziris运走南印度的特产胡椒、宝石、珍珠等和中国的丝绸。中国的丝绸是从南海绕马六甲海峡西运来的。近年来南印度各地发现很多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钱币，证明罗马与印度贸易的兴盛，同时罗马确有大量货币东流。又在Mysore曾经发现过一枚公元二世纪的中国钱币，证明中国商人有可能到达过该地。与南印度贸易发展的同时，锡兰岛也兴起了几个较大的海港，但当时还不如南印度诸港繁盛。南印度也有丝织手工业，它的原料大约都是从中国输入的。
  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对保克海峡以北的印度东海岸还不熟悉。到了二世纪中叶，据托勒密《地理书》，便知道得多了，而且提到东航过Chryse以后可抵Kattigara，前者大约指马六甲海峡附近，后者则指汉日南郡某地。据《后汉书》“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这是中国古文献中第一次提到大秦直接来“遣使”。这“大秦王安敦”，一般都认为是罗马皇帝MacusAurel
  iusAntoninus，这件史事说明遣使者肯定是罗马皇帝而不是埃及地方官，因为埃及当是只是罗马帝国一个省，它无权遣使。但来使所献的特产则可能采自东非，因西方最好的象牙、犀角、玳瑁皆产于索马里一带，大秦人向来是从该处贩运这些珍贵的特产品的。以后，据《梁书》“孙权黄武五年（公元二二六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差吏会稽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又说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则大秦不仅偶有使节商
  人到中国交州郡县，而且也和位于湄河下游的，扶南贸易；不过“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意指扶南等地的人直接到大秦贸易的较少，多半只从南印度或斯里兰卡为中介站。公元二世纪，亚、非海路交通贸易达于全盛。其末叶以后，罗马帝国与汉末、三国时代的中国双方都由于内部混乱的因素增多而渐衰，印度洋上的商运逐渐落入萨珊波斯和阿比西尼亚人之手。两汉三国时期，中国与犁靬、大秦的交通使节与商人的直接往来毕竟不多，主要还是双方间接地通过大月氏、安息、及今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进行特产品的交换。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中国运往犁靬、大秦和西方的，主要是丝绸。上文说过，中国丝绸的西运有几条道路。这几条道路中，自然以航经马六甲海峡一路最为便利，公元以后二百余年间日趋重要。但中国丝绸的西运，最早是从陆路。按：公元前二世纪或时代更早，中国丝绸已由陆路辗转运达印度。梵语称丝即曰Cīnāmsuka。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所在地还不清楚时，中国丝绸已辗转西方。希腊人称丝曰σηρ，丝缕曰σηρкον，而称产丝之地曰∑ηρεζ，即指中国。公元前后的罗马文献亦称中国为Seres，Serice或Sinae并渐知其在极远的东方，为产丝之中国。公元一、二世纪，中国的丝绸日益增多地运到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城是最重要的集散地；古叙利亚南部沿海几个城市是有名的丝织工业中心，大秦人在这里拿中国生丝进行织造，或把中国缯帛拆成丝缕再行重织。一世纪中叶，白里内曾一再感叹说罗马为了向东方购买丝绸、香料等奢侈品以致年年大量金银外流；至四世纪，AmmianusMarcel
  inus提到罗马“不分贵贱皆已衣被丝绸。有的古史家认为“丝绸贸易是古代世界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的商业并非过甚其辞。近年在埃及、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中游和帕尔米刺等地都曾出土公元四、五世纪中国丝织成的丝织品，更切实证明中国古代丝绸销行于大秦及罗马各地是多么普遍。
  丝绸之外，从中国运往西方的还有其它商品，如皮毛、镔铁、肉桂、大黄、以及麝香、牦牛尾等，不过关于这些，记载都不很明确，其数量也远远敌不上丝绸。
  中国从大秦输入什么特产，因古文献记录不够明确，难言其辞。《后汉书》和《魏略》都列举了大秦的很多特产和荟集于该地的商品，包括细布、毡尉等各种毛织品，郁金、苏合等各种香，象牙、犀角、玛瑙、玳瑁、琥珀、珊瑚、玉、各类宝石，珍珠、流离等奢侈品，以及各种矿产品。据欧洲古文献，我们知道流离、细布和几种宝石本是亚历山大城有名的特产工艺品，其余则大都来自印度、南阿拉伯和近东各地。可惜《后汉书》和《魏略》都没有确实指出哪些商品是从大秦直接或间接输入中国的。
  按中国南海贸易渊源很早，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古方献都说南方荆楚特产犀角、象牙、珠玑、皮靬、羽毛、金银。但前三种东西难言是产于楚国邻境还是来自南海。《荀子》始确谓“南海则有羽翮、齿、靬”。《淮南子》说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及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去征岭南这里说的几种特产似指南海的入口商品。《盐铁论》提到同样这几种特产，也似指入口之物。《汉书》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一都会也。下面接着就叙述自日南、徐闻、合浦西至黄支的海道商路，并且列举“应募者”随黄门俱入海；拿黄金、杂繒去交换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可见西汉时，犀角、象牙、玳瑁、珠玑、流离、宝石等物不仅是南海输入的特产品，而且贩买的地方远自黄支和已程不国。《后汉书·西域传》根据“班勇所记”记述西域远方诸国时，对安息、大月氏等国并未强调其特产，而对天竺、大秦则详载了它们的“珍物”。它说天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里盐”。说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离、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同书叙安息时也说：“自此（于罗）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魏略》记大秦的特产，比《后汉书》更详尽些。拿上引《汉书》、《后汉书》和《魏略》的记载和西方古文献记载对照，可以看出汉魏史籍对大秦、天竺特产与商品以及其贸易情况的记载，相当具体而真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记载
  中所列举的商品中相当的部分，当时确曾输入中国。这些“珍奇异物”有的产于印度、阿拉伯；但有的如好象牙、犀角恐怕是产于北非或索马里；更多的如琉离、细布、珊瑚、苏合等工艺品，则无疑地是来自大秦。
  中国和大秦在公元前后三百余年的交通贸易关系，使中国对大秦逐渐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和传说，主要载于《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由于路途遥远，直接的见闻少而辗转的传闻多，因此所记有时并不很正确；但在那样早的时代，对那样远的地方能有那样多的了解，已很难得。拿这两个记载和差不多同时代的罗马人托勒密（公元二世纪中叶）对中国的模糊记载相比较，中国记载就显然比罗马记载详细多了。
  这里我们对《后汉书》和《魏略》叙述大秦部分不能逐句考释。我们只能指出一些特别值得注意之处。
  一，汉代所谓大秦，前人已指出系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它包括今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北至托罗斯山脉，东至与安息分界的幼发拉底河，但这个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亚历山大城。《魏略》说“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的“海”，指波斯湾、阿拉伯海面和红海的一条环行海程，已如上述。“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的“河“指尼罗河，“大海”指地中海。它提到的迟散城和乌迟散城，即“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的亚历山大城。“有大都三”，疑指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以外的三大城，即沿尼罗河的托勒密伊斯、瑙克拉提斯与安提诺堡。至于《魏略》列举的属于大秦的泽散、驴分、且兰、贤督、汜复、于罗诸小国，除于罗已如上述为Uruk外，其他尚难确言其所指地望。
  二，关于政治制度，两个记载都提到它有“王”但“国无常主”、“简立贤者”。所谓“王”恐指代表罗马皇帝统治埃及省的省长（Pre-fect）；“各有官曹文书”指当地罗马统治者特有的官僚机构；“置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似指埃及地方的省议院（Senate）；“小国役属者数十”似指埃及的三十六个县（nomes）。这些都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特殊制度。当然，对这些方面，以及五宫听事、言事投囊等情况，都有不少失实之处，尚待详考。
  三，两个记载都特别注意大秦的经济情况，特产与商品。埃及是罗马帝国境内农业最发达，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谷食常贱，国有富饶”除“蚕桑”二字是误解外，据说农业之兴盛是事，实。记载列举其它草木，畜产时，提到的“竹苇”，可能即指埃及的特产品纸草。“金银钱”指罗马货币。关于各种物产和商品，已详上文，这里不再重复。
  四，两个记载都注意到大秦的商运情况。“列置邮亭，皆垩塈之”，“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描写的显然是当时埃及和古叙利亚一带的官府设置的邮站，在公元一世纪时常见于西方古文献。“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是对大秦常见的商队的具体叙述。
  最后，《史记·大宛传》说：“自条支乘水西行百余日，近日所入”，把条支看作西域陆路的最西端，没有提到流沙。《后汉书·西域传》叙大秦时则说：“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住，几于日所入也。这表明后汉人改正了看法，认为大秦其西还有流沙。《魏略》对大秦以西虽有多的渺茫而显然混乱的叙述，但它提到流沙则与《后汉书》同。可见在公元一至三世纪，中国不仅较详细地知道了埃及，而且还知道西边的撒哈拉大沙漠了。
  （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孙毓棠（1911—1985），江苏无锡人。1930年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5年留学日本，抗战时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讲师、副教授，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后受聘出洋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客座研究员，1948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1959年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生著作彼丰，曾参与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史卷》，并任“秦汉分卷”主编。
  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
  王宗维
  （一）
  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这不仅从大批出土文物可以得到证明，文献方面也有记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以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西巡为线索，把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对西域状况的了解集中表述出来。周穆王西巡，确有其事。《竹书纪年》记：“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慎于治史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秦本纪》中也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问题在于周穆王西巡最后到达何处，有人以为仅仅到达河西走廊，有人说到达塔里木河流域，有人以为到达波斯，有人以为到达今撒马尔罕，有人以为到达阿拉伯半岛，也有人说到达今锡尔河中游，这些都难以肯定，但无论如何，到达今敦煌以西天山以南地区，这是不成问题的。书中所记并非全是周穆王的见闻，而是把后人的许多传说故事编入其中了。
  在此书成书前后的另一部著作《山海经》，也是一部传说集。其中关于西山经、西海经部分，收录了当时人们对西方山川人物的传说。书中虽然有许多荒诞离奇的内容无法令人相信，但不乏真实的史实，它同样保留了春秋战国以前中原人与西域各地交往中得到的许多知识。还有《管子》、《淮南子》等书，也有关于西方的一些记述，亦可证明中原与西域已有交往关系。
  西方国家的历史著作记载了西方人探索东西交通的活动。著名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记载了公元前六世纪阿利司铁阿斯（Aristeas）从欧洲向中亚旅行的过程，他确实到达中亚地区。克提斯阿斯（Ctesias）是希腊人，曾在波斯供职，他所说的“赛里斯”（Seres）意为“丝国”无疑是指中国。这说明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已经知，道东方中国是，盛产丝绸的国家，西方人也见到了中国的丝绸。不过，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在中西交通路线上分布着无数个民族政权，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互不隶属，语言也是各不相同，要想从东到西走通这条路线还是十分困难的。当时的各种联系交往，或者是通过在许多民族地区中辗转进行，或者是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把文化由此地带到彼处，不能进行正常的商业交往，也没有专门的商路和商队。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后来一直到西汉武帝时开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
  公元前二世纪，汉朝政府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先后两次。据黄文弼先生的说法，第一次是公元前139——126年，第二次是前119——115年。出使的目的是联络月氏、乌孙，以制匈奴。
  这时，西汉的西北疆界，大致以黄河为限，黄河以东是汉朝的陇西、北地二郡，以西则为匈奴、氐羌。是时正是匈奴国家的极盛时期，它与汉朝的北方、西北为邻，对汉朝形成严重威胁。
  匈奴国家的行政管辖区分三部，即单于王庭直属部（中部）和左方（东）王将部、右方（西）王将部。“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威胁汉朝西北地区的主要是右方王将的右贤王、右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等都是单于所在的挛鞮氏部贵族集团担任。挛鞮氏又与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等四大贵族结为婚姻集团，形成匈奴国家的最高统治阶层。按照分布，呼衍氏居左方、须卜氏和兰氏居右方，匈奴西方的贵族部落为须卜氏和兰氏。
  张骞出使西域前，须卜氏占有今兰州西北的永登东部和景泰县等广大地区。须卜部即《史记·骠骑列传》中的速濮部，后来霍去病曾击败该部。须卜部以西，则为匈奴统治下的休屠部、浑邪部、觻得部和今酒泉地区的小月氏部等，小月氏也是匈奴统治下的奴隶部落。早在西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后，匈奴右贤王大举进攻河西，赶走统治这个地区的月氏部，势力扩张到罗布泊以西的楼兰。简言之，张骞西行前，陇西郡以西直至天山南北，都为匈奴贵族统治，张骞要在匈奴统治地区行走数千里。
  公元前139年，张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从长安出发，西行出陇西郡，大约在今靖远县一带渡河，即为匈奴须卜部首领俘虏，送至单于庭。张骞被匈奴单于拘留十余年之久，后乘机与甘父等人逃出，西行，经河西走廊北侧、腾格里沙漠南缘，到达天山南部地区。当时车师地区为匈奴控制，车师后国以西为乌孙占据，张骞的报告中未提到车师、乌孙的情况，说明他没有从天山以北行走，而是从天山南麓“走数十日至大宛”。
  大宛当今费尔干盆地，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为葱岭以西的第一大国。《大宛列传》记：“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说明大宛对汉朝早有了解，并报以极友善的态度。大宛知道汉朝的情况，无疑是从月氏、乌孙等国而来。月氏从河西走廊迁居于大宛之西，不过二十多年，而且就是经大宛地方向西迁移的。乌孙迁居大宛以北，时间更晚，它是把先住在这里的月氏人赶走而占有赤谷山地区的。大宛与月氏、乌孙是近邻，月氏、乌孙原先又是秦汉王朝的近邻，他们可以把中原地区物产富饶的情况告诉给大宛人。
  张骞在大宛受到热情接待，又在大宛王的支持和帮助下从大宛都城贵山城（Kasan）出发，沿锡尔河以北到达锡尔河下游的康居。张骞不直接西通月氏，而绕道康居，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康居为“行国，与月氏大同俗”，都是游牧国家；二是康居“国小，南羁事月氏”，和月氏有某种隶属关系，大宛王大概是想通过这种原因使张骞与月氏接上关系，完成其出使的目的。张骞到达康居，又在康居王的支持下折而南下，过锡尔河，经撒马尔罕地区到达月氏王城。据《大宛列传》记：“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妫水即今阿姆河。又据《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记：“大月氏国王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四曰月顿翖侯，治薄茅城；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监区城岑仲勉认为白鸟库吉解释为铁门（Termed，Termez）是对的，并说“实为白鸟之卓见”。这样，五翖侯所在，就在铁门周围。
  张骞在大月氏没有说服大月氏王东返与汉共击匈奴，就从监氏城南下，越过阿姆河到达大夏国。大夏国原在阿姆河以北，都监氏城，因遭月氏的攻击，举部南迁，臣属大月氏。张骞到达大夏以后，又逆阿姆河东返，越过葱岭，经于阗、罗布后回朝。《大宛列传》记：“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这无疑是张骞耳闻目睹的记录。
  这次出使是中国政府派遣的第一批使臣深入中亚地区。张骞及其随行人员历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四国，在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活动达一年有余，了解了该地区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道路里程，物产生活等，掌握了第一手的重要资料，这就为汉朝政府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联系提供了可靠依据。
  张骞第二次出使的目标是乌孙，目的是争取乌孙，使之“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改变“河西地空”的局面。共同对抗匈奴。浑邪故地在汉张掖郡，最初的张掖郡治所不在后来的觻、得县，而在武威郡的张掖县，具体地点在今武威西与永昌交界处。
  此时的乌孙都城据《汉书·地理志》在赤谷城，当今纳林河上游伊什提克附近，辖境东与乌贪訾离国（今乌鲁木齐西）接，南临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龟兹（库车）。温宿至乌孙赤谷为六百 一十里。西包伊犁河、楚河流域，与康居国在今塔什干以东接壤。从上引温宿至乌孙赤谷城的里程看，汉使至乌孙的路线，约相当贾耽《四夷道里记》所记由温宿州至乌孙治所赤山城的道路。
  张骞到乌孙，劝乌孙昆莫东返河西走廊的目的没有达到，即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这次出使带着大队人马，“所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除留赠乌孙者以外，各副使所带人马财物仍然不少，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次出使除前次所到的四国外，又增加了条枝、身毒，路线又向西向南发展了。张骞在乌孙停留不久，在乌孙响导的引导下与乌孙所派的使者数十人返回长安，各副使也与所至诸国的使臣到汉朝报谢，从此，西域许多国家开始和汉朝发生了正式的接触。后来，汉朝的使臣还到了奄蔡、犁靬等国，活动于黑海和黑海以南地区。当时汉朝和西域各国的来往十分频繁。《大宛列传》记“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中西交往进入空前高潮。
  （三）
  西汉政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张骞第一次出使回国之后，就积极筹备和着手从事中西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建设。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汉朝派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一次是经陇西过黄河，北逾乌逆水，败匈奴须卜部，西上到焉支山（今山丹东大黄山），然后沿原路而返；二次是深入居延、酒泉。这两次出兵，击败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统治势力，彻底清除了阻碍中西交通发展的严重障碍，不仅酒泉以东的匈奴各部归附汉朝，就是整个盐泽东（今罗布泊）也出现了“空无匈奴”的局面，这就为中西方的来往提供了很大方便。张骞第二次出使往返，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安全经过河西走廊，再没有发生被匈奴俘虏的事件。
  就在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期间，汉朝政府在黄河东岸建筑起第一个城堡，这就是后来的金城（今兰州西）。《史记·骠骑列传》记：“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使，即驰传以闻。”这个时间为前121年秋季，“将城”即修筑城池，“河上”指黄河岸上。当时汉朝政府在黄河岸上修筑的城镇只有金城，后来成为金城县治所，除此之外，别无相应之城镇。可以断定李息修筑的城就是金城。金城的修建，使汉朝政府在通往河西的天险黄河岸上有了重要的据点，有力地抵抗匈奴残部的扰害。两年以后，汉朝又陆续在河的对岸即令居地区实行移民屯田，拱卫金城。
  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在黄河金城的对岸修起另一城堡，即令居塞。令居塞的位置，据《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条记：“令居，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有人以为涧水是乌逆水（今庄浪河），也有人说涧水当浩门水（今大通河），这些都不正确，《地理志》对此两条水的走向都有明确记载，不能混为一谈。涧水实即今庄浪河以东的小咸水。涧水从令居县西南流过入郑伯津（即通向金城的渡口），则令居塞城就在小咸水的东北，位于金城通往河西走廊的大道上。霍去病渡过乌逆水败须卜部匈奴，就经过这里；两次从河西回师也经过这里，所以这里是通河西的要塞，汉朝在此修筑城塞是必要的。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有“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可见工程之浩大。
  令居塞的，工程完成后，建筑工作继续向西，史称“始筑令居以西”，直达酒泉，由酒泉“以通西北国”。《史记》、《汉书》在此记“初置酒泉郡”之说，当为追述之辞，未见得可取，而《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语：“筑塞西至酒泉”是符合事实的。当时酒泉移民不多，不具备置郡条件，为了通西域，从，令居起塞延伸至酒泉，以保障道路的畅通，则完全属实。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汉朝就把交通路线的建设一直延伸至酒泉。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朝把交通路线的建设又推向玉门。当时中西来往的人数日渐增多，仅汉朝使西域者一年多则十余起，少者五六起，每次达数百人，这对沿路各国的烦扰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当道的楼兰、姑师等国。这些国家不堪其烦扰，对汉朝的使者采取对抗态度，拒绝供应食物。汉朝政府没有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派赵破奴、王恢等出兵攻楼兰、姑师等国，迫使其屈服。赵破奴等回军途中，又降服了酒泉西的小月氏右且王部和瓡摄王部，解除了酒泉西部小月氏人对行旅的阻扰，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此玉门不是后来敦煌以西的玉门，而在今玉门县一带。
  公元前104年（汉太初元年）李广利伐大宛，中途败师而归，驻玉门以西之敦煌地界，汉武帝派人“遮玉门关”，不让李广利入关。在此期间，汉朝政府和李广利之间来往联系十分频繁，汉朝还要从酒泉等地运送粮饷至敦煌，于是从玉门到敦煌之间驿站、亭塞相继建起，前102年（太初三年），汉朝的交通设施已延至敦煌。
  李广利征大宛之后，汉朝在西域的影响更大，于是西域各国“多遣使来贡献”汉朝也“发使十余辈至宛西外国，求奇物”。中西交往
  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大概在公元前100年（天汉元年），汉朝在敦煌县置酒泉都尉，“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至此，汉朝在河西走廊的交通路线全部疏通，交通设施基本齐备，就等待着继续向西发展了。从前121年修筑金城，到前100年亭塞修到罗布泊一带，汉朝政府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些工程的完成，为行人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证。
  接着又向西发展，深入天山以南之渠犁、轮台。
  早在公元前105年以前，大宛人对盐泽附近的交通险阻形势作过分析。当时汉武帝闻大宛贰师城有善马，派“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大宛群臣以为“汉去我远”，中隔盐泽，“出其北，有胡（匈奴）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大宛统治集团就以此处道路艰难，汉朝无可奈何，拒绝给汉朝卖马。可见盐泽附近交通十分困难。
  前104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与赵始成、王恢等前往大宛买马。他们在盐泽以东因有足够的装备顺利通过，但是一过盐泽，就遇到给养上的困难，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及至大宛东郁成，数万人仅剩数千，而且饥饿不堪，不得不退回敦煌，士卒仅存什一二。前102年，汉朝再次历攻大宛，就吸取前次之教训，以“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汉朝政府虽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用这样多的人力物力向西域运送粮食，实在太困难了。就在这次战争期间，汉朝征调了十八万人在河西走廊开荒种地，生产粮食；战争结束后，又在渠犁、轮台设置使者校尉，各有田卒数百人，种植粮食，“以给使外国者”。渠犁、轮台屯田，大概始于公元前100——98年。
  公元前90年（汉征和中）前后，汉朝在渠犁、轮台的屯田初具规模，汉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
  桑弘羊的这篇奏文，内容极为丰富。当时渠犁、轮台虽置屯田，吏卒各数百人，但轮台以东的捷枝、渠犁仍有大批可耕之良田，加之气温适宜，水草丰足，可修筑渠道，广开屯田。屯田步骤先由田卒开种，一年有积谷，即可招募健壮和家有负担的农民移居耕种，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收入。为了保证屯田的安全，一方面从轮台以东增置三校尉，分管各区，同时再由张掖、酒泉派出斥候与屯田校尉联系，一有惊报，就立即向河西报告，随时派兵救援。在此区域内，逐步设置亭障，相互呼应，既可便于行旅，又可及时传递消息。此类亭障可一直向西推进，与乌孙紧密联系起来。奏文很有分寸，仅言“稍筑列亭”，意思是不像盐泽以东亭、塞林立，而是根据西域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量力而为。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则盐泽以西至乌孙的交通设施就可设立起来。但是，此时汉朝连年进行战争，国力耗竭，汉武帝不愿再“扰劳天下”，激起人民的不满，所以没有立即批准执行。
  至汉昭帝即位，又用桑弘羊的建议，在轮台扩大屯田。不过昭帝没有直接派兵前往，而是利用在汉京城居住的抒弥太子赖丹“将军田轮台”。抒弥国在今于田东，赖丹曾为质于龟兹，李广利过龟兹时带入京城。赖丹在长安近二十年期间已经熟悉汉朝的制度，汉朝就以其为校尉佩汉朝印绶前往，在轮台以东直至渠犁实行屯耕。后来因龟兹国王的干扰，成效不大。
  公元前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带领一批人马在渠犁屯田积谷，后郑吉奉命护鄯善以西南道，此南道包括以鄯善经渠犁、轮台、龟兹至乌孙、大宛之北路，和由鄯善经抒弥、玉田、疏勒以通大宛之南路，实际行使对天山以南各国的行政管辖权。郑吉护鄯善以西南道，对进一步促进沿路诸国交通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西边日逐王先贤禅欲降汉，使人先告郑吉，郑吉即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往车师迎接，并送至京师。汉从右部日逐王手中得到车师，领有今吐鲁番周围之地，开辟了由盐泽经车师到轮台的道路，时称北道，郑吉亦由护南道进而“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称都护”。都护的设立，是汉朝经营西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与此同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解除，汉朝政府可以放手经营西域了。《汉书·西域传》记：“此时，”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汉）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所设在渠犁与轮台之间的乌垒城，位于西域中心，且可借渠犁、轮台屯田之力，加强对西域的统治。
  西域都护设置后，都护及其下属充分行使着对各国的管辖权。为了履行职责，都护及下属官员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都护治所与各国之间的距离、京都长安与各国之间的里程，均详细载于典籍。如《汉书·西域传》记：
  鄯善，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去都护治所乌垒城一千一百三十八里。
  乌垒，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犁，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
  龟兹，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
  三百五十里。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大月氏，王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有五翖侯：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月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西与条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西与犁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临西海。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西）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点，转北而东得安息。
  根据以上所记，汉朝的使臣从长安出发，经玉门、阳关，计行六千三百里，即达西域最东之国翖羌。由翖羌西行，经渠犁，行九百三十八里，即达汉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乌垒西行三百五十里至龟兹。龟兹西南行达疏勒，疏勒距乌垒城为二千二百一十里。疏勒西行，则可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宛距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属都护；康居去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虽不属都护，但西域都护可随时至其地观察动静。这些国家通汉都长安和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的里程记载得如此清楚，说明当时已经形成固定的路线，沿路有驿传等设施。
  大宛以西诸国不属都护，但《西域传》仍记载着详细路线里程。大月氏与汉朝交往密切，汉朝不仅掌握通往大月氏都城的里程，还详细记载了到该国五翖侯治所的具体距离，说明往返人数很多。安息当波斯地区，汉武帝遣使至安息，其王派兵迎于东界，由东界过数十城，行数千里始到王都。安息和乌弋山离国之西则有条支、犁靬等国，这些国家临西海，即今日之地中海地区，《西域传》不记里程，仅言“行可百余日”说明没有固定路线，但道路可以通行。
  总之，汉朝开发，和经营西域的结果，不仅统一了大宛以东地区，将它们置于西域都护管辖之下，结束了政权林立，各自为政，战争不息的局面，而且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东西通道，使原有的区段交通线联系起来，形成了从长安直达中亚的交通大道。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一条干线。实际上，汉使出玉门关、阳关，就有南道、北道，北道可绕乌孙、康居到达安息、条枝等国，南道又可经身毒、大夏、乌弋山离等国到达安息、条枝等国。这些道路的开辟，大大便利了中西交通的往来，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
  西汉时汉朝官员所到的最西地区，据史书记载，当为骊靬，来中国的使臣、行人，也以骊靬人最为遥远。
  汉朝使臣到达骊靬的时间，约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后，其国人亦于此时随汉使来到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塞），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骊靬、条枝、身毒国。”汉始筑令居起塞至酒泉，在元鼎六年，遣使至安息、奄蔡、骊靬、条枝，当在此后不久。
  骊靬的方位和通骊靬的路线，《汉书·西域传》略有记载：
  “乌弋山离国……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枝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条枝国）临西海……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枝接。”
  根据以上记载，骊靬、条枝在乌弋山离国西，亦在安息以西。上书又记：“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知安息当在乌弋山离国东北。《史记·大宛列传》记：“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种稻……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由此可知，条枝在安息国数千里，临西海，即滨地中海；而安息役属之，说明此时条枝处于安息统治之下。
  安息即后来的波斯，条枝即西方史中的塞流息咨王朝。
  塞流息咨王朝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形成的一个强国。塞流息咨王朝以它丰富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使国家富强起来，并长期掌握着东通波斯、大夏、粟特、印度贸易大道的控制权，西与地中海东部诸国有频繁的贸易关系。塞流息咨王国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的国家，各有独特的语言、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公元前二世纪时，这个国家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王朝开始衰落。公元前138——129年，安条卡斯七世·西德特在位，企图重新恢复塞流息咨强国，东征安息，结果全军覆没，其国东部地区或者归属安息，或自行独立，从此塞流息咨王国只剩下滨地中海的叙利亚、凯勒叙利亚等一部分领土，政治统治瘫痪。《史记》和《汉书》的条枝条下记“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正反映了塞流息咨王国失败后受安息统治的这种情况。
  骊靬位置应在条枝西北。《大宛列传》安息、条枝均有专条，而不列骊靬。《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记西与犁靬条枝接，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枝国”，而不载到犁靬的距离。安息条记武帝时安息“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证明骊靬与安息相邻，此时成为安息的属部。证之条枝国条下记“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诸语，可知骊靬是一种民族，以其善于幻术著名，先是臣属条枝（塞流息咨王朝），条枝衰亡后，其一部分人又成为安息的属部。安息极盛时的疆域，西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则骊靬人大概就在此西北。西汉武帝时汉朝使臣所到的骊靬，就在两河流域的西北方。
  公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罗马国家的势力向东扩张，先后吞并了比提利亚、本都王国，并于公元前64年前后消灭了塞流息咨王朝的最后势力，将其并入罗马的领土，从此罗马与安息就以两河流域为界，安息役属下的骊靬人大部成为罗马的属民，罗马设立行省统治之。自此以后，汉朝政府与骊靬的关系，实际上就成了与罗马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以后，汉朝与罗冯就开始发生了正式交往。《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即罗马，汉朝人先是同骊靬：人发生关系，从罗马统治骊靬后，汉朝又是通过骊靬与罗马政府接触，所以就产生了大秦又名骊靬的说法。这种不确切的说法，大概和东汉永元九年（97）甘英出使地中海地区返回的报告有关。
  骊靬人来中国，至晚从武帝元鼎年间已经开始。《大宛列传》说：“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汉使第一次至安息，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所派的副使，返回时间在元鼎三、四年，安息献犁靬：眩人，亦应在此时。由于汉武帝喜欢犁靬眩人的幻术表演，并令汉人仿效，此风更甚。《大宛列传》记“及加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正义》释：“加其眩者之工，言汉人幻人工妙，更加于犁靬”。说明骊靬眩人不但把幻术传入中国，而且汉朝迅速将这种幻术发展、提高，成为风行一时的伎艺。这种眩人幻术，根据注释家的解释，相当于当今之魔术。《史记索隐》引韦昭注：“眩人，变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息解。”《汉书·张骞传》应劭注：“眩，相诈惑也。”颜师古注：“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通典》还记武帝时安息国所献犁靬幻人的体貌特征是“蹙眉、峭鼻、乱发、拳须”。这种特征，同《大宛列传》所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有所不同。
  由于骊靬幻人到中国受到汉朝政府的重视，所以后来陆续来中国者不少。西汉时张掖郡下辖骊靬：县，《汉书·张骞传》犁靬条下颜师古注：“犁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又王筠《说文句读》引石州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声，无定字。”骊靬的读音，颜师古注：“骊，音力迟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由此可以说明，骊靬县的得名，与犁靬人有关。他们随西域各国使臣来汉，有的在河西待诏，不能返里，寄居在河西。因为他们善于幻术，所以远道来此寄居的西域各国人都被称为骊靬人，晋时称骊靬戎。汉朝政府为了进行管理，于其地设骊靬县。骊靬县见于《汉书·地理志》，更多的见于居延汉简中，大概在武帝后昭帝时，即有此县。骊靬人定居于河西，有的到达长安，虽然人数不多，但它说明西汉时汉朝已经和罗马东部辖境的骊靬人有着交往，骊靬幻术在汉朝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原载《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
  王宗维，1934年生，甘肃民勤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和历史地理。主要论著有《西戎八国考述》、《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汉代祁连山路考述》、《汉武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等。
  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
  王宗维
  卢水胡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民族之一，它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较大影响。本文对卢水胡的族源、族名、发源地和汉代卢水胡的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东汉、北魏、刘宋等朝代，都曾多次发生过卢水胡起义。十六国时期，张掖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过北凉政权。对卢水胡民族历史的研究，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史学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卢水胡的族源是小月氏，族名源于卢水。对卢水的看法也有分岐：一种意见认为是湟水水系的卢溪水，又称卢川、卢水；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张掖的黑河，“水黑曰卢，”故曰卢水。即一种主张卢水在青海湟中，一种主张在甘肃张掖。第二种观点认为卢水胡是杂胡，其主要成分是匈奴；卢水胡的发源地就在张掖弱水，即黑河。为了探讨这些向题，本文引用了居延汉简、《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料中有关卢水胡的记载，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张掖属国的卢水胡：二、河西卢水胡势力较大，曾在汉至魏初两次发动大起义；三、湟中见卢水胡较晚，而且不久就被称为“杂胡”。由此可见，河西是卢水胡的本部和根据地。关于卢水胡的族源问题，本文根据史籍记载，考察了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和民族迁徙情况，认为既不源于匈奴，也不源于小月氏。因为匈奴各部落分布的地区最西仅及汉觻得县（今张掖县）。小月氏人在西汉统治河西时不在张掖郡，也未进入湟中，因而他们和属国卢水胡不可能有承袭关系。对卢水胡的族名来自卢水的说法，本文也进行了考证。认为卢溪水名称的出现晚于卢水胡名出现数百年，西汉时湟中流域为羌人所居，而卢水胡是胡，不是羌。张掖有黑河之名，为时更晚，故以后期命名的黑河来解释西汉时的卢水胡是不妥当的。西汉时卢水胡的居住地应在姑藏境内的谷水上游。古代“谷”“卢”同音，卢水就是谷水，也即狐奴河。此河的名称也很可能是因狐奴部落居此而得名。后因匈奴休屠部势力强大，卢水胡臣服匈奴，首领任匈奴左沮渠官，部落向西迁到张掖、武威交界处的显美（今永昌县）地方。到东汉初年，王莽派人抢夺羌人所占青海湖周围的土地，激起羌民反抗，并由湟水东下，占领金城郡治所允吾，使青海湖以西以北地区一时空虚。于是显美的卢水胡便分出一支，越过南山，向青海湖以北方向发展，进入湟中地区。到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显美卢水胡反叛，遭到邓训镇压。魏黄初初年，又受到张既的讨伐，遭到惨败，损失万人以上，残众便离开显美，逃入南山，直到沮渠蒙逊的祖父辈才出山为官。说明这个部落恢复元气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本文还考证了匈奴沮渠官的情况，进一步论证了卢水胡不是匈奴。
  （原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一期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概录）
  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
  赵永复
  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从汉代到南北朝，活跃在这里的卢水胡便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十六国后期，居住在河西的卢水胡沮渠蒙逊曾建立北凉政权，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对这一古老民族的族源，论者意见不一，有谓与小月氏有关，有谓源于匈奴，也有谓为杂胡。至于它的迁移，一般认为是由河西向四周扩散的。本文对上述诸说持怀疑态度，并根据史籍文献记载，对卢水的位置、卢水胡的分布、族源、迁移和民族特性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论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首先论证了卢水胡原居湟中卢溪水、张掖黑河、武威谷水（今石羊河）诸说之误。接着论述了河西、湟中、蜀西北、陇西和陇东、陕北等地卢水胡在历史上的分布情况。由此可以看出，河西卢水胡见于记载虽最早，但主要集中在张掖一带，且受属国统领。陇东、陕北卢水胡见于记载虽较晚，但活动频繁，分布面广，西起今甘肃平凉、镇原，东到陕西黄河西岸，南至关中平原北缘，北达榆林一带，都有其踪迹。而陇右、湟中、蜀西北等地，卢水胡呈点状分布，并未连成一片。因此作者认为，卢水胡即今平凉泾河北岸支流的大路河与小路河，故卢水胡的原居地当为陇东陕北。河西的卢水胡即由此迁入，然后由河西再迁入湟中以至蜀西北。对居延汉简记载的“属国秦胡卢水”中的秦胡，学术界亦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秦和胡，有的认为是秦时，秦地之胡。经作者考证，认为秦胡是战国时秦的传统地域内或其附近之胡，是某些少数民族的总称，卢水胡也属于秦胡。属国则是主管少数民族的机构。史籍中北地卢水胡则是聚居于秦北地郡（今甘肃庆阳西南）的卢水胡，与卢水胡是秦胡的概念基本相同。至于史籍中所记“黄石”一名，也是地名，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原属秦境，也是卢水胡的聚居地。关于卢水胡的族源，许多学者根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宋书·氐胡传》的记载，沮渠氏祖先曾任左、右沮渠或大沮渠，而匈奴有此官职，故认为沮渠氏的祖先为匈奴或曾役属于匈奴。本文则认为，这些官职其他民族也有。卢水胡的族源并非匈奴，而是源于春秋战国时居于秦北地郡的义渠族。据《后汉书·西羌传》记，春秋末期，聚居于今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和陕北一带的少数民族中，以义渠、大荔最强。到战国初，秦厉公灭大荔，唯余义渠，与秦对立相争达170多年，至秦昭王35年（公元前272年）才消灭义渠。此后义渠成为秦人的一部分，一部分融合于汉族，还有一部分保留着本民族特性。他们与氐、羌人相近，应属氐羌语系。卢水胡则是义渠部落集团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部族。至于卢水胡迁移到河西，大致在西汉末年以后。卢水胡的特性为：多分布于山区，从事“畜牧田作”，分为许多种属，各有酋长，不相统一，有很高的文化，这是长期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本文引用史料丰富，论述周详，为研究丝绸之路民族情况的重要资料。
  （原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四期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概录）
  古代中国之骊靬城
  （美）德效谦
  公元后5年在班固《汉书》中记载一个用汉文惯称古罗马名称“骊靬”而命名的城。中国用外文名字的城市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乃是袭用该城移民的旧称。“骊靬”之名是否也是如此，因外人侨居而得名？
  古代中国与罗马遥距四千英里之外，唯一赖以交通只有丝路，在漠漠荒原上穿越沙丘和高山，而横路的彼端则是罗马敌国波斯控制商路，不准罗马人经行。
  所谓的“骊靬”城位置在甘肃西北部当今永昌之地，纪元前121年汉军击破匈奴之后，其他居民多逃散或被转移到其他边区，嗣后逐渐才移来人民居住，但于纪元前79年，其又受匈奴蹂躏，长期未闻有关其他的记载。
  “所谓骊靬城是接近番和县……”，此后，无人提及骊靬城，它十之八九不复存在。公元5年的中国史籍第一次提及此地。此外，《前汉书》也提到了此地，据该书记载，一位尊孔的篡位者王莽于公元9年登上皇位，他引用孔子的“正名”说，即天下万事万物皆应有正确的名分，将该城改名为“揭虏”。“揭虏”有两层含义“故城时俘获之虏”和“受扶植之虏”。当时，中国人是否俘虏了一些罗马军团的士兵，将其安置在西疆某城，使之戊边呢？
  此城的中国名字是“骊靬”。中国人亦称罗马或罗马帝国为“骊靬”。后来，中国人又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大秦”起于前汉时的公元166年，一位西方人来到中国，声称自己是“大秦王安敦（MarcusAureliusAntoninus）”的使者，“大秦”作为罗马帝国的称谓流行到中世纪，直至被“拂林（东罗马帝国）”取代。《后汉书大秦传》是以“大秦国一名犁靬”这句话起首的，中国其他史籍也这样说，故此说可信。
  “骊靬”很可能是希腊词“亚历山大”汉语译音的缩略，系指埃及亚历山大城。我们可推知该词是怎样传入和风行中国的。
  公元前110到100年间，安息王使者抵达中国京城，在呈献中国皇帝的礼物中有宛如仙子的“骊靬眩人”。埃及亚历山大的魔术师和歌舞伎蜚声西方，浪迹天涯。安息王对中国皇帝尊崇备至，他送至长安的魔术师一定经过精心挑选，才貌绝佳。当中国人问这些远方来客家在何地时，他们回答说“亚历山大”。中国人不喜多音节词和元音起首，他们没有照搬希腊发音，而将“亚历山大”简化为“骊靬”。中国人亦知“骊靬”并非安息，故以“骊靬”称谓魔术师的故国。从未有中国人亲眼目睹罗马帝国，他们无须弄清楚“骊靬”究竟是一地名或是该地所在的国名。况且罗马人称自己的国家为“orbiterarum”，即“世界，”此外再无别称。因此，外来的魔术师觉得很难解释清楚罗马帝国的国名。大概由上述原因才产生“骊靬”一词，指代罗马帝国。
  现在我们分述罗马史和中国史，考察导致两个欧亚大国接触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公元前60年，罗马元老院为庞培举行了盛大凯旋式，盖因庞培征服的本都、亚美尼亚和朱迪尼等地；与帕提亚订立了和约及精心整治了罗马新领土。但庞培重返罗马后，发现自己无职无权，受人挟制。庞培与恺撒和克拉苏联合，形成“前三头同盟”，走出困境。恺撒谋到公元前59年执政官并保证承认庞培的安排，庞培和克拉苏双双成为公元前55年执政官，克拉苏后来又当上了叙利亚总督。
  克拉苏拿出巨额金钱维持三头政治，庞培、恺撒手头拮据，但他们的计谋是三头统治不可缺的。克拉苏低价收购遭苏拉放逐者的家产，攫取财宝无数，他只缺少一样东西——军事荣誉。罗马人十分崇尚军功，故军功是克拉苏梦寐以求的（只有一样东西是克拉苏所缺少并梦寐以求的，这便是军事荣誉，而罗马人十分崇尚军功。）克拉苏到叙利亚上任伊始，不理睬手下最优秀将领的劝阻，筹划进攻帕提亚。公元前55年克拉苏发动首次帕提亚战争，无功而返。公元前54年克拉苏统帅7个军团，4000骑兵和4000轻装步兵攻入帕提亚。帕提人在卡里迎击罗马军队。帕提亚军队以骑射手为主力，他们包围了敌人射出阵阵箭雨，敌军纷纷倒地。帕提亚人深知罗马战士精于肉搏，故避免近距格斗，每当罗马步兵发起冲击，帕提亚人便策马后撤。罗马人十分被动，只好顽强坚守，想待敌人箭矢罄尽后再实施反攻。但帕提统帅派军队源源不断，运来箭矢。从早至暮，帕提亚射手放箭不止。克拉苏之子普布利多斯（Publius）率领由步、骑兵组成的预备队发起了一次生死攸关的冲锋。几乎突出重围。在这生死存亡关头，罗马兵排成方阵，将一面面盾版联接起来，摆成“龟甲阵”。因“龟甲”掩护，罗马士兵的驱体安然无恙。但帕提亚射手略微提高瞄准点使箭飞越盾牌上方，杀伤后面的敌人，或对准盾牌下敌兵的双腿射击，使罗马人的“双脚被紧紧钉在地上”。普布利乌斯与主力失去联系，率部退至一大沙丘上，摆成龟甲阵，沙丘上部的士兵身体暴露。在盾牌之外，纷纷中箭倒地。十八年后，安东尼在同样的情势下改进了“龟甲阵”前排士兵下蹲，将盾牌直立于地，双腿得到保护，其余各排士兵将盾牌，平掌于头顶。这样，帕提亚射手很难杀伤新式龟甲阵中的罗马士兵。
  卡里之战的罗马龟甲阵则丝毫不能保护士兵的头和腿。这样，罗马士兵纷纷中箭却很难杀伤敌人。夜幕降临时，随克拉苏出征的42000人中20000人阵亡，10000人被俘，约10000人乘黑夜逃脱，返回叙利亚。关于被俘罗马士兵的遭遇我们所知甚少。蒲林尼说，他们被遣至马吉安那（Margiana）守卫帕提亚王国的东疆。此地区在中亚，包括现今之谋夫（Merv）。没有资料说明10000战俘中有多少人到达此地。从卡里到马吉安那的安条克约1500里，行军途中，战俘们可能受了不少苦头。然而，他们肯定是坚忍不拔之士。贺瑞斯猜测，这些罗马战士和蛮族妇女结合并在帕提亚军中服役。
  让我们搁下乌浒河（Qxus）附近马吉安那的罗马战俘，回顾一下有关的中国历史。在中国史料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罗马或罗马士兵的记载，但是，我们对某些史料仔细推敲便能找到这些罗马士兵中的一些人最终来到中国的证据。
  公元前二世纪时，现今的蒙古被中国人称之为匈奴的匈人占据。匈奴的第一位王冒顿统一蒙古后，匈奴人开始大肆劫掠中国。冒顿建立了一个广袤的王国，它沿中国北疆自满洲逶迤延伸到大夏。冒顿自誉为“天之骄子”该匈奴词的发音以汉字表示便是“单于”。公元前60年，连年的灾害，大大削弱了匈奴。同年，单于死，出现八单于争立的局面。经两年火迸，仅存呼韩邪和郅支两单于。呼韩邪由左地贵族拥立，可能更具有合法性。郅支系呼韩邪之兄（可能同父异母）。呼韩邪被郅支所败，为取得汉朝援助遣子入待（中国王朝有接纳异族王子入侍的传统，侍子是人质，同时亦受中国文化熏陶，了解中国威力，从而影响异族发展方向）。郅支亦遣子入侍。呼韩邪恭请汉朝，先期春正月觐见汉帝以表其诚。呼韩邪受到隆重接待，以此向匈奴人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贤明的汉宣帝尊单于为上宾，封为王，置其位在诸侯王之上，还赠单于大批珍贵礼物。两月后，呼韩邪在汉军呼拥下，北归内蒙古。汉朝允其驻守边塞。匈奴人经常袭击汉地，劫掠人丁、财货，卖战俘为奴。为加强边防，防御匈奴，汉朝付出了高昂代价。数年间，汉赠呼韩邪谷物2万蒲式耳，吸引大批匈奴人归顺呼韩邪，使之声威大振。
  郅支恐慌，弃蒙古西迁，图谋与乌孙结盟。乌孙人可能是现今哈萨克人或吉尔吉斯人，当时居地比现居地靠东。但乌孙与汉结盟，杀郅支使者，将首级送长安。郅支震怒，击破乌孙；乌孙顽抗，誓不投降。郅支无奈，北上兼并居现在西伯利亚的三个小国，留都坚昆。坚昆可能是现今之鄂木斯克或托木斯克。匈奴、蒙古诸游牧民族视数千里迁徒如儿戏。
  郅支远离汉地，高枕无忧。遣使奉献，因求侍子，诈称愿为内附。汉遣卫司马谷吉护送郅支子北归。汉得知郅支狡诈，请谷吉至边塞即归。谷吉答曰，今既养全其子十年，为与郅支和好计，应将侍子送至单于庭。汉政府以十足的官僚主义方式讨论此事，公文往来达三年之久。最终，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准之，汉元帝嘉谷吉忠勇，准议。公元前42年元月，谷吉率众出塞，抵单于庭后果被杀害，其从人无一幸免。
  其时，郅支南界之康居深受乌孙劫掠之苦。郅支破乌孙，声名远播，康居王纳贡称臣，并邀郅支驻其东界。至此，郅支有一丰羹栖身之地，避开北方之酷寒，乌孙亦不敢谕觎康居国。呼韩邪益强，郅支恐惧，虑汉兴师问罪，坐卧不宁。适逢康居王进言，愿加强与匈奴的关系，郅支大喜，双方达成新协议，康居赠匈奴驼、驴、马数千匹。郅支率众徒康居。途遇寒流，仅存徒众三千。康居王甚尊敬郅支，俗倚其威以胁诸国，以女妻郅支。郅支和以女康居王，匈奴、康居合击乌孙、至其腹地，杀略民人，抢掠畜产，乌孙人鼠窜千里，西边空虚，无人居住。
  郅支乘胜骄淫，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人民数百，发民在都赖水作城。都赖水在今塔拉斯河，它流入锡尔河和巴尔喀什湖间的荒漠而最终消失。郅支遣使向奄蔡、大宛诸国强索年贡。斯特雷波曾记叙郅支在奄蔡索贡之事。
  丝路经塔拉斯河流域，故汉政府极重视此地，为护卫西域，汉在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丰饶的绿洲中设西域都护，谋成一泱泱大国；老匈奴崛起西域，神州后患无穷。陈汤以为，蛮者无强弩、金城、利剑；汉军久经训练，技艺高超，剑利甲坚，摧枯拉朽，锐不可当，不得西域胡兵骧助。都护一声号令，汉军所向披糜。必破郅支，立千古不朽之奇勋，若坐等匈奴膨大，后悔莫及！甘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陈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予不听，会其久病。
  陈汤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矫制发汉兵及西域诸国兵。甘延寿病愈，闻知情状，大惊失色，欲劝阻。矫制已犯死罪，陈汤又是威吓又是劝说，请甘延寿莫失立千古功勋之良机。甘延寿集结胡汉兵四统领劲旅，训练不懈，机动灵活。西域诸国皆归都护节制，一旦有事，汉天子下诏征发各国丁壮至都护摩下听调。汉定期遣使巡视四方，掌握各国动向，汉使尤为关注丝绸之路。
  汉遣使三辈向郅支讨求谷吉及其从人遗骸，郅支骄慢无礼，困辱使者。
  公元前38年，两位年青有为的将领到西域上任，即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及其副手西域副校尉陈汤。甘延寿世家出生，循规蹈矩；陈汤沈勇多谋，喜奇功，不拘礼法，因过免官，数求使国外，办理外交，游刃有余，多次出使西域，故对辖区了如指掌。
  陈汤见郅支肆无忌惮，扩张威势，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兵西向，时公元前36年秋。
  半数人马从南道经塔克拉玛干沙漠逾葱岭经大宛；另一半人都护自将，发温宿国；沿北道西指，途遇康居副王杀略乌孙，陈汤纵兵击之，斩杀460人，及其所略民170人，还付乌孙。乌孙将夺回的牛马羊献给陈汤以作军食。甘延寿、陈汤率军入康居界，令军不得抄掠，与怨恨单于的贵族订立密约，获得有关郅支的宝贵情报，汉军距郅支城15里处扎营，明日引行，距郅支城8里处扎营。
  我们可将《前汉书》中攻取郅支城的叙述划分为八个独立场景，这几段文字显然来自描绘这一攻坚战的图画。似这种画下当代事件的现象在中国史上是无先例的。现将《前汉书》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景一]明日，（汉军）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传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
  [景二]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景三]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盾为前，卓弩为后，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走下。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
  [景四]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纯文学插叙]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虚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为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述，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景四，续]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转战大内。[景五]夜过半，木城穿，中人欲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景六]平明，四面火起，吏大喜，大呼乘之，钟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景七]汉兵四面推卤盾，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景八]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戗死。军侯假丞杜熏力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
  让我们分析上述史料的某些细节。首先是景一中的“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中的“鱼鳞阵”一词，它在中国史料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禁要问，哪国军队能摆如此复杂精巧的阵势？只有那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之师才能摆出类似的阵势，而像匈奴人这样的游牧民族却根本不摆什么阵势。高卢等游牧的蛮族遇敌辄蜂拥而上。排兵布阵须等经训练的职业军人。
  他们是希腊人吗？公元前141年至128年间（可能是130年），希腊传统的巴克特利亚已被蛮族摧毁，这在陈汤远征前约一世纪。威廉·塔思（WillianTam）写信告诉我说：“从年代断定，我认为它（鱼鳞阵）既非马其顿人的方阵，亦非希腊人的重甲步兵方阵。否则，它会使人想念此类方阵在一世纪后还在康居使用……故毫无理由说明它是希腊方阵。马其顿时人携带小园盾，很难挤在一起排成严严实实的“鱼鳞阵”。当我放弃了“鱼鳞阵”可能就是罗马“龟甲阵”的想法后，威廉·塔恩首先向我指出，原罗马军团的战士距郅支咫尺之遥，他们流落马吉安那之前在罗马军团中任军职为生。希腊人、萨吉人等通常以为雇佣兵为生。罗马国家吸收一切有作战能力的罗马人参军，故罗马人不可能当雇佣兵。原克拉苏魔下的罗马战俘羁留在马吉安那。他们流落异邦，远离故土，返家无望，自然会千方百计逃离可憎的帕提亚去他处当雇佣兵。
  帕提亚边界乌浒河的马吉安那距塔拉斯河畔的郅支城约四、五百里。克拉苏溃败十八年后，汉军在郅支城前看到的阵势正是典型的罗马“龟甲阵”而别国军队则不摆此阵。矩形罗马长盾以弧形向前鼓出，将其联结成，排，从未见过此景象的汉军居高临下以地道的中国式透视法观察，定会有鱼鳞状的感觉。一群罗马士兵把盾牌举过头顶结合成防御箭矢的大顶盖，此种景象定会使大多数目击者目瞪口呆。图拉真纪念柱上，表现罗马军团在公元102年强攻达西亚要塞的浮雕中有一个阵势，除顶盖对此阵与“龟甲阵”毫无二致。罗马士兵喜肉搏战，无人匹敌，他们自己不当弓箭手而依赖外籍辅助部队的弓箭手。罗马士兵携长盾以防箭石。长盾坚硬无比，任何强弓劲驽都不能贯穿。它用上乘木条精心胶结而成，外面蒙以皮革或其它材料。罗马人陷于箭雨之中势必将长盾联结起来。为有效抵挡箭矢长盾制成矩形。据史料记载，卡里战役中罗马军队的“龟甲阵”没有遮拦头部的顶盖。奥理略纪念柱上就有这种原始“龟甲阵”。只要一人受伤倒地此阵即残缺不全。此阵由职业军人摆战，须高度的纪律性和娴熟的技艺，以便排成坚强的队形如同一个人一样行动。从上述史料看出，中国史书上所说的“鱼鳞阵”只能是由罗马长盾组成的罗马“龟甲阵”，舍此无他。罗马人到郅支城的另一有力证据是汉军在该城外遇到的“重木城”。威廉·塔恩写信告诉我说：“据我所知，尚无任何文献或考古资料证明希腊城堡外筑有木城。希腊城堡都环以城壕（大城堡外甚至有三重城壕），绝无例外。”罗马人一定要筑木城以防护城壕，城门口更是如此。在横跨水流的桥梁两端有时亦筑防卫栅栏，它们设在桥上或桥下。游牧的匈奴人在蒙古没有筑城池；仅有一些由汉亡降人修建的房舍。郅支在康居肯定要延揽谙熟军事的人才。罗马老战士有关筑城术的知识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会给匈奴人提供宝贵帮助。汉军在康居遇到的“重木城”具有当代罗马城堡的标准性，勿庸置疑，罗马军事工程专家曾协助匈奴人建成郅支城。郅支部下有罗马雇佣军是顺理成章的，他威震四方，大宛等国称臣纳贡，故有余资招募雇佣兵。郅支赴康居途中遭寒流袭击，剩徒众三千，力单势薄，又与康居反目，对康居人心存孤疑。罗马人欣赏郅支的勇武，郅支又许诺要和可憎的帕提亚人作对，这样，双方怎能不携手图强呢？
  甘延寿、陈汤上疏曰，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人们很容易将“生虏百四十五人”和在郅支城外摆“鱼鳞阵”的百余人等同起来，得出陈汤俘虏了145个罗马人的结论。实则他们不是被俘，而是一如色诺芬率领的雇佣军在库纳萨克所为，当雇主被杀后立即退出战斗。他们可能摆阵自卫，陷于危险时久经战阵的军人都会作出此种反应。
  罗马老战士心甘情愿归顺汉军。他们不似游牧人那样适应草原生活，若遁入荒漠定会饥寒而亡；若重返帕提亚则会因弃职叛逃罪被处以极刑，而汉朝欢迎勇武之士镇守边疆。汉特设城堡安置他们并赋予该城罗马，即骊靬之称。此事在中国微不足道，为史家所不录。我们只能在中国一长串府县中找到骊靬。从王莽所改名称中也看出此地系“揭虏”所居。“揭虏”者，系受扶植之攻城时俘获之胡人。上述名称足证罗马人到了中国并居于骊靬城。
  罗马人到中国的另一证据可在陈汤有附图的奏捷上疏中找到。班固《汉书》的某些段落据此图撰成。但是否有这些图还存有小小的疑点。正如戴闻达教授指出的“将一场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战斗画成连环画比用文字记述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用文字描述图画则方便得多”。
  关于郅支城大捷《汉书》有如下记载：“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朝。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
  在一年一度的宫廷新年庆典和祭祀时，自然要庆贺这一辉煌胜利。儒学认为刑罚属冬季，故此，讨伐一般在冬季进行。陈汤冬季诛郅支，顺乎天理，合乎民心，人人称颂。将报捷“图书”遍示后宫贵人实为前所未闻，引人注目。“图书”内容如何，以至如此吸引“后宫贵人”！
  《汉书·萧何传》有“图书”一词的权威解释。“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故沛公居汉王，封肖何为相。项羽焚咸阳，“沛公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疆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故此，“图书”包括地图、户籍、岁收、战略要地、秦王室情况等，它们对后宫贵人没什么吸引力。她们很少有人弄通这艰涩深奥的东西，况且，如此珍品怎好让后妃把玩呢？在此，我们不能按“图书”的一般字面意义思考，将其单纯理解为“图表和文件”，显然其中有郅支城战役的奏捷图。班固对此役的描述源于此画，并将其分为好些场景。
  正如戴闻达教授所指出的，现有充分证据说明前汉的绘画技艺极为高超。况用汉军远征陌生之地，定会绘制沿途山川形势图。
  古地图不同于现代地图，它不过是直观地貌图，将所需景观绘于供书写的物体上，无须地理学家操劳而由画师代疱。陈汤效法李陵“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他远征康居，一定有画师同行，绘出沿途山川地形，风土人情，画师可能将沿途景物绘于长布卷上（当时无纸张），在其上亦画有不少其他事物。
  关于汉代绘画我们已花费不少笔墨，它以名人、伦理故事、传奇故事为题材。可惜，除陈汤的上疏，尚未见当代其他人关于郅支城战役的叙述。郅支城攻取图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空前之举，它给中国绘画注入了新血液。
  罗马凯旋式上，游行队伍抬着许多大型图画的壮观场面尽人皆知。“新建的城堡，攻取的城市，战功赫赫的英雄”。在康居和班师途中陈汤一定要与罗马人的首领长谈，并问及其故国的情形。这个经历非凡的罗马人一定有过人的才智，他对凯旋的将军当然要大讲罗马凯旋式。克拉苏军中有一批原庞培麾下的老兵，故降汉的罗马人亲眼目睹甚至亲身参加过公元前60年庞培的凯旋式。此事仅在卡里战役前七年。在庞培的凯旋式上，游行队伍抬着关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系列绘画。描绘他的死，他的两个女儿自愿为父殉死的情景，以及这位本都国王以前死去的儿女们的形象。在苇柏芗和泰塔斯的凯旋式上，人们举着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表现每个获胜战役的详尽场面。
  陈汤远征图的性质与罗马凯旋式系列画极为吻合，从班固对此远征详尽生动的描述可见一斑。陈汤想象力丰富，思路开阔，思想敏锐，他闻知罗马凯旋式的盛况及凯旋式上展示的战绩组画后，会采用类似作法，引起朝廷和皇帝对自己辉煌胜利的重视。
  甘延寿和陈汤极需某种非常手法煊染其功绩，甘延寿因拒绝娶中书令石显之姊而得罪石显。石显得元帝宠信，执掌军国大事，对甘延寿耿耿于怀，欲报复。陈汤贪婪尽人皆知，他将卤获的财物偷运回家，违犯了军纪。而且他们二人还犯有矫制之罪，没有事先奏报作战计划，擅自行动，可能要受朝臣的弹劾。因此，甘延寿、陈汤想别辟蹊径，绕开权贵，使自己的功绩直达天庭。
  以上史料均译自班固的《汉书》，我们仅在此书中看到关于郅支城战役的传神描述。班固参考大量史料撰成《汉书》，其中包括皇室材料，御批案卷，呈皇上的奏对。它们藏于兰台（皇家图书馆）。班固著《汉书》时可随意查阅兰台史料。无疑，班固参看过陈汤的上疏和绘有战争场面的地图。
  现在我们来研究罗马凯旋式系列画对中国画题材的影响。战争题材画在中国所见者鲜。受儒学影响中国不崇尚武功。现存的孝堂山墓室东墙上有中国军队和中亚人作战的壁画，其时代不晚于公元129年。1057年北宋大将狄青卒，仁宗在进献的二幅战线图上作了族褒的题记后，赐狄青家祠以祭奠狄青。乾隆帝的十六块绝妙的雕刻令牌标志着战争题材画在十八世纪的复起。它以“中国皇帝征服图”闻名于世。《清实录》（《满洲实录》）中描述了清代辉煌战役并有附图。汉政权无举行凯旋式或小凯旋式的传统，加之儒家抑制穷兵黩武思想的影响，战争题材画在中国鲜为人知。
  概叙：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在中亚与原克拉苏麾下的罗马士兵相遇并将其带回中国。在有关此次远征的中国史书中使用了“鱼鳞阵”一词，这在中国史籍中是绝无仅有的。“鱼鳞阵”只能是“龟甲阵”，只有罗马军队摆此阵。汉军攻克的郅支城有“重木城”拱卫，汉军或希腊人不用此类工事，而罗马人常使用它。中国人对罗马凯旋式上炫耀战功的系列画毫无所知，但却在郅支城战役的捷报中采用此方式。公元前29年到公元5年间在汉帝国出现了一个意为罗马的“骊靬”县，这是极有力的证据。此名称李力郡证明来自罗马帝国的臣民聚居“骊靬”县。
  此事影响极大。甘延寿、陈汤上疏曰，赖陛下神灵，行天诛，斩郅支。请将郅支首级悬长安高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汉者，虽远必诛。”
  甘延寿、陈汤并非杞人忧天，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驳斥说，郅支及名王首及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宜勿悬。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宜悬十日乃埋之。经公卿议论，元帝准许嘉、王商所奏。察举官员犯法行为的大臣司隶校尉认为将甘延寿、陈汤收系按验。陈汤上疏反驳曰：司隶校尉是为郅支报仇也！元帝即刻令各县道具酒食犒劳陈汤军。此相当于罗马小凯旋式。
  议论对甘延寿和陈汤的封赏时，中书令石显、丞相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士，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元帝内嘉延寿、汤功，欲加爵士，但顾忌石显、匡衡，将甘延寿、陈汤的封赏暂时搁置。宗正刘向上疏曰，甘延寿、陈汤承圣旨，诛郅支，对其论功行赏与鼓励民人争功不可同日而语。且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二人之小过怎能与所建功勋相较。且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于是元帝赦甘、陈之罪，诏公卿议对。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元帝欲封侯，食邑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金。拜甘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年俸二千石。甘延寿备受尊荣，薨于官。陈汤被控受贿罢官夺爵。又因不光彩行为被流放到边疆。后奉召回长安并卒于此。
  除“骊靬”城外，我们对流落中国的罗马人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并非有组织的移民，人数很少，不受元老院法律庇护，可能按罗马模式治理。他们是自由人而不是战俘，在很多方面按自己的规矩行事。只要他们安分守己，和平生息，交纳税款，承担军役，中国政府一般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允许他们推举首领或官长治理自己的城市。入汉后，他们世代与中国人通婚。
  尽管失去了原有特色，五世纪时“骊靬”县依然在中国存在。其重要性和居民数下降了。后来它并入毗邻的番和县。但本名称依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七世纪的颜师古说，土语称此地为力虔，其中含有“亚历山大”一词中的“X”音。此发音证明某些罗马传统在此地保留下来了。公元746年吐蕃人占领该地后，“骊靬”可能被毁并荒芜。此后“骊靬”不复见于史籍。正如一切人口众多的民族那样，汉族是混合种族。在一个幅员辽阔，血统庞杂的国度，几百罗马人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古罗马人到了中国说明我们的世界如何之小，既便现在也是如此。
  THECHINASOCIETY
  LONDON
  1957《丝绸之路》（节选）
  （法）L·布尔努瓦著耿升译
  罗马人为中国丝绸进攻安息
  在古代罗马建立七百年后的一个盛夏之初，即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和叙利亚的总督克拉苏（Marcus.Li-cinius.Gras
  us）鲁莽地率领七个军团杀向了东方，而且远离后方，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其目的是为了追捕一股在逃的、尚未捕获的敌人①。
  由于长期的犹豫不决和迟迟不战，军中之锐气大减。自从叙利亚兴师以来，人们就对所出现的一连串的不祥之兆深表忧虑：克拉苏及其儿子在从赫里奥波利斯（Héliopolis）寺庙出来之后仰天跌倒，克拉苏乘骑的猝然死亡（该马在幼发拉底河溜缰并被淹溺而死）……。由于远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军中又笼罩着一团疑云和充满着急躁不安的情绪。这些迷信十足的士兵们怎会忘记，甚至在罗马城的大街上，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以一种古老的和神秘的方式诅咒克拉苏。谁能知道这类诅咒会产生多大的效力呢？
  至于克拉苏麾下的那些军官，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在罗马是十分不得人心的，是疯狂之举。他们也清楚地感觉到这一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他们的大元帅争夺个人荣誉，因为克拉苏非常嫉妒三头政治中的另外两名巨头，即恺撒（César）和庞培（Pompée）。
  军队的士气相当低落，战斗是非常激烈和令人颤怵不安的。粗犷的安息人的部队伴随着他们的巨型皮鼓声和哨声发出了阵阵震耳欲聋的吼叫，在如霰般的密箭掩护下，他们蜂拥而上，将罗马部队层层围住。罗马人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们的双手被迎面飞来的乱箭钉到了盾牌上。罗马军团虽受到如此袭击而感到毛骨悚然和茫然失措，但他们顽强地多次企图进行肉搏战，因为这是他们能进行自我解救的唯一手段。但安息人从来都是在乱箭齐发时离敌手最近，而在混战中又尽量远避敌手的。
  安息人的后方有一支骆驼部队，负责驮运箭支。因此，罗马人不能够指望安息人的军备给养会断绝或消耗殆尽。他们的长箭完全能射穿“硬”盾牌和“软”战袍，甚至能一箭连穿两人。由于弓弩手们练就了百步穿杨的功夫，他们甚至能攻破罗马人“龟形”阵列，如砍瓜切菜般地斩断罗马人和战马的腿脚，以此突破由手持盾牌的罗马军士组成的一道道人墙。
  罗马人负隅顽抗，坚持了许久。但到当天正午时，安息人突然展开他们的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由于这些军旗耀眼刺目，再加上罗马军团本来就已疲惫不堪，备受惊吓之苦厄，他们终于丧失了赫赫有名的勇猛善战的美名和所向披靡的传统。这是一场大崩溃。这一战役以克拉苏的阵亡而告结束，因为他被敌人诱入了埋伏圈而疆场殉难。克拉苏的儿子也在疆场捐躯，他是为了避免被安息人生擒受辱才自尽的。两万多名罗马兵士也血染沙场，另外一万名士兵被俘虏。在卡尔莱战役中，安息人就这样大获全胜。这是罗马人发动的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战役。
  克拉苏的首级被呈送给安息国王奥罗德斯（Orodes），他当时住在亚美尼亚。稍后不久，罗马战俘都被押解至马基亚纳（Margiane，即呼罗珊之旧称）的安条克（Antioche，即安都），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安条克城从前由亚力山大大帝所筑。克拉苏和他后来的许多人一样，也重作了一场马其顿人陈年已久的黄梁美梦，其结果是他的军队并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作为战俘才踏上了他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领土。所以，罗马之鹰翱翔如此之遥远，却以最终成为安息人的寺庙之鬼而告终。
  至于那些在这次毁灭性的战役中使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颜色斑烂的军旗，历史学家弗罗鲁斯（Florus）认为这就是罗马人前所未见的第一批丝绸织物。②
  丝绸比先前所有的纺织品都更加绚丽多彩，因而很快为罗马社会所熟悉。叙利亚战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得到了这种织物；它可能是在几次战役获得的战利品，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到手的。卡尔莱战败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恺撒在罗马祝捷的时候，借机向罗马臣民显示夸耀各地所展现的奢侈品，即为他的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奉献的一批丝绸织物，因而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惊诧赞叹。这件事的真实性很难考订，至少D·卡希攸斯（DionCassius）的著作是这样记载的，但这部著作是在事后数世纪才撰写成的。除了那些曾在东方旅行过的人之外，这似乎是罗马人首次有机会欣赏丝绸，以饱满眼福。
  数年之后，罗马人便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以至于在公元十四年，即在奥古斯都（Auguste，屋大维）临死之前数月的时候，古罗马元老院只好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戴丝绸服装，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名誉；不仅如此，而且对妇女们使用丝绸也作了一定的限制③。这说明，在卡尔莱战后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丝绸这种新颖的和异国的产品就大量地渗透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了。
  由于不知道丝绸的来历，当时罗马人就称其为“赛里斯国的布”或“赛里斯国的纱”④。这是根据产丝国的名称得名的。人们当时按照希腊文把中国叫作“赛里斯国”（Sères）。当时的“赛里斯布”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南京紫花土布”、“阿斯特拉罕卷毛羔皮”、“河南土布”、“罗登缩厚绒呢”一样。当然，这种绝妙的布匹绝不会是由那些野蛮的弓箭手们、那些擅长征战、喋血成性的安息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丝绸柔软而轻盈，坚韧而新颖，光滑而精致，颜色鲜艳，光泽斑烂夺目，尤为适宜于制作刺绣品和装饰品。这些丝绸也不是希腊人生产的，只不过是由他们把这种异国产品称之为“赛里斯布”。在征服叙利亚之后，丝绸出现在罗马也并非偶然。在公元前70年左右，当罗马人在叙利亚得以立足之后，他们才真正开始同他们所不了解的另一个世界的边缘——东方开始接触。而在此之前，这种接触受到了三重障碍，即与罗马人为宿敌的安息人，与罗马人世代相仇视的黑海畔的希腊国王，多如牛毛般的和猖獗一时的海盗。为了对付这些人，则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征战。所以，罗马人长期以来与地中海东岸相隔绝。在发现此种新纺织品的时候，罗马人才最终获悉这种产品既非来自安息人，也不是由希腊人所生产，而是由一个遥远的民族所制造，这个民族就叫“赛里斯”（即“丝国”）。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概念，因为第一次提出这种称呼的人是一位希腊作家，他殁于卡尔莱战役之前三十年左右⑤。但这位作者未作任何详细阐述，他仅仅满足于指出，赛里斯民族居住在过去由亚力山大所征服的领地的东部边缘某一地区，西方任何人都未曾步履此地。总而言之，这种丝绸来自遥远的世界之端。
  这种丝绸是如何从世界之端出现在克拉苏军团士兵们的眼前呢？这些丝绸又是如何与罗马宫廷执政官的紫红袍和金冠相连共同增加了罗马人大型典礼活动的光彩呢？
  商道出现一座安置罗马人的城——骊靬城
  要想飘洋过海或跋山涉水到丝绸之国去，那就必须准备历尽千辛万险，这甚至是一桩自讨苦吃的差事。我们不难设想，沿途该要对付多少凶恶暴虐的野兽，多少无情无义的盗匪，多少阴险狡猾的歹徒啊！据传说，在漫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中，有无数的魑魅魍魉、幽灵幻影和妖魔鬼怪，他们专以诱骗行人迷路而开心，使这些人永远葬身于沙漠黄泉之下，化做他乡之鬼。山上屡屡发生雪崩。那些嗜血成性的部族人守株待兔般地窥视于峡谷之周围，一旦有机可乘，便下手抢劫，大捞一把。而沼泽旁边也笼罩着一片瘴气。然而，这条无边无际的通商之道还是崎岖蜿蜒地朝着利凡得（东方国家）而延伸，一直到达神秘的“赛里斯人”疆土。人们到处在觅寻这一条崎岖道路，长期以来都在互相竞争以独占这一交通枢纽，每个商人都不顾一切困难，甘冒一切风险抢在他人之前统率骡马和骆驼大队渴望捷足先登“赛里斯”的国土！为了维护这一条漫长而又危险的通商要道，他们以大量财富押为赌注。为了获得这种财富，多少人及冒险家们却又丧失了性命啊！许多人从来不打算、也没有想到，任何公务都不能强制一个人改变他安步当车地穿过罗马城，但为了黄金和利润，却能使他敢冒一切风险，甚至丧失性命也在所不惜。丝绸之路沿途该留下了多少白骨残骸，而又有多少死难者长眠于丝绸之路的路旁、在历史上默默无闻！
  罗马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丝绸。当罗马的航海者们越来越多地抵达印度次大陆东部和西部海岸的时候，还必须经由波斯从陆路进口丝绸。当波斯商人赴中亚，甚至到“赛里斯国”寻求丝绢的时候，他们肯定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使那些向罗马帝国提供“隶农”产品的叙利亚、希腊和犹太商人不把他们从这条通商路上消灭掉，这些波斯“中间人”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以权衡各种利害关系的。
  为了逾越这一障碍，人们肯定曾经徒劳无益地进行过多次尝试。但史书上仅仅记载了一次：马其顿的一位希腊人叫马埃斯·蒂蒂亚诺斯（MaèsTitianos），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曾经于公元一世纪末组织了一次对从地中海到“赛里斯”的路途的全面考察。推罗地理学家马利诺斯（Marinos）曾介绍了蒂蒂亚诺斯的丰功伟业，我们通过托勒密所提供的文献而获悉了其中的情节，而托勒密的著作又是于公元140年左右成书的。另外，蒂蒂亚诺斯肯定曾任一家重要商业联合公司的“老板”，他个人未曾亲自跋涉过这条路。他是通过其“代理人”进行勘察的。我们可以想象这类商行的规模是何等庞大，这家公司为在这样一条通商道上搜集情报的代理人和代理商们的活动该要支付多少经费啊！从中亚一直到“赛里斯”国，区间一共要旅行七个月，但我们不知道这条通商要道全程所需的时间。我们既不知道这次勘探是否是一次成功，也不清楚这些代理人后来是否成功地沿着已知的路线而组织贸易。这些代理人都是纯粹的商人，他们在沿途并不搜集有关国家的任何情报。马利诺斯本人曾对这一点牢骚满腹，他认为整个商业阶级“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交易，很少关心考察，而又常常吹牛，故意夸大通商道路的途程。”他认为蒂蒂亚诺斯所派遣的使者“在长达七个月的旅途中，没有带回任何值得注意的情报。在他们归国后介绍一路行程时，充满着夸大和不真实的情节”⑥。
  所以，我们想从中得到更多情况的希望就落空了。普林尼在谈到海员的时候就曾指出：“由于他们成群结队地航行，所以他们只追求利润而对科学则置若罔闻，在他们盲目地和贪婪地追求利润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航海业在科学的辅佐下会变得更为可靠”。
  托勒密综合了马埃斯·蒂蒂亚诺斯所提供的情报和当时的航海家们所告诉他的资料，他推论出从叙利亚希耶拉波利斯（Hiérapolis）到“赛里斯”国的首都赛拉（Sera）之间共一万一千公里的行程。石城就位于中途不足一半的地方。为了到达石城，马其顿商人的代理人们只好绕过与之为敌的波斯，到达阿富汗境内的大夏都城巴克特拉（Bactre，即今之巴尔特），而当时波斯人的过境货物则要通过哈马丹、查鲁德（Chǎhroud）和木鹿城（Merv）而到达大夏都城的。经过大夏都城之后，商队还需要翻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再南下到中亚很著名的一个市场重新集结和恢复体力，这个著名的商业中心就是石城。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城”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附近的居民可能操希腊语。在托勒密时代，这里肯定是一个从来未曾有过变化的标记，任凭风云如何变幻，任凭江山几经沧桑，这一标记巍然不动。但经过这样多的世纪之后，我们是避免不了有所犹豫。事实上，现在中亚至少有三个地方都叫作塔什库尔干（Tashkourgan）其意为“石城”：其中之一在莎车附近的色勒库尔（Sarikol）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东侧，这是M·A·斯坦因所考证出来的丝绸之路，路线的大门，肯定就是托勒密所说的那个“石城”；其余两个“石城”，其一稍靠北部，位于今苏联境内的中亚地段；其二在西部，位于今阿富汗境内。据中世纪的阿拉伯作家比鲁尼（AlBirouni）的记载，塔什干（其意为“石宫”或“石堡”）就是托勒密中所记载“Lythinospyrgos”⑦。无论这个“石城”位于什么地方，它总是赴“赛里斯”国遥远道路的起点。到达“赛里斯”之道，通过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绕过戈壁沙漠（塔里木盆地）。托勒密然后还告诉我们，商队们要经过一条“冬季深受风暴袭击”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纬度与拜占庭相一致。由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把握十足地确定他所记叙的绿洲，这条路取道于塔里木之北，他所记载的绿洲包括“Casia”这可能是指疏勒或姑墨（今之阿克苏），还有“Issedonscythica（格鲁赛的考，证为龟兹），“Damna”是焉耆，“Issdonserica”是蒲昌海，“Daxata”是玉门关，“SeraMetropolis”可能是他们所欲达到的终点站，既可能是指汉朝的京师长安，也可能是商队大道的桥头堡甘州。西方人长期以来就梦想这一旅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人在塔里木盆地所有已知的绿洲中都发现了汉族的遗迹，这就证明了大量汉文文书中有关在这一地区曾建立过军事行政机构的记载。但我们完全没有发现欧洲人活动的踪迹，没有发现当时的任何官方文书，没有发现一枚罗马钱币，没有一卷希腊文文书。所以，路经那里的罗马公民肯定是十分罕见的，如果这里指的是真正的拉丁人，而不是马其顿人，即蒂蒂亚诺斯个人付资从中亚雇佣作代理人的土著人。在托勒密时代，任何西方商会都没有采取过这样的冒险行动。另外，人们也在思忖在整个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初，地中海和汉帝国之间的丝绸贸易是通过中转站波斯进行的，波斯人为什么会经常允许作为他们竞争对手的商人们自由地穿越他们的领地呢？
  在有关当时欧洲人经过中亚至中国的问题上，遗留至今的唯一踪迹是汉文⑧的汉朝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公元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当汉人包围大宛时，他们曾使用过罗马工程技术人员。波斯国王向汉朝宫廷派遣过一些大秦幻人（或叫“眩人”），另一事件则更为奇特，它把我们的回忆引向了古罗马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公元初年，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即甘肃和蒲昌海（罗布淖尔）之间，今永昌县以南有一座小城名叫犁靬。我们知道，“犁靬”是汉人对罗马帝国最古老的称呼。《汉书》还记载，在公元前36年时，汉将甘延寿和陈汤胜利地包围了一座由匈奴人所占据的中亚城市，共俘虏了一百五十名外国雇佣军。H·H·德效骞教授是这一历史“怪现象”的发现者，他说这些雇佣军可能是卡尔莱战役之后幸存下来的罗马军团士兵。在卡尔莱战役被俘的一万多名罗马军团士兵中，有一些被安息人流放到了帝国的东部边缘地区，这些人后来或者是越狱逃走，或者是被其主子转卖掉了，后来又在距他们失败地区六千多公里的地方替匈奴人守护一座城池以防御汉人。这些一生在戎马中度过的罗马人的命运遭遇是非常离奇的，他们是在地中海沿岸呱呱降生的婴儿，也可能是高卢人的子孙（大家知道，克拉苏的儿子曾在卡尔莱与高卢军队交战）。如果中国汉代的史料是确实无误的话，那末，这些人就是再次被俘，而且是被汉人所俘。最后在中国边塞地区建立了一小城池（即一座军营）来安置他们。史书中还流传说，由于他们精通两种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而使他们的新主子目瞪口呆。这两种军事艺术就是修建坚强的城垣堡垒和摆龟甲形阵列。汉人称后者为鱼鳞形的阵列⑨。
  犁靬这一边陲城市离汉朝京师和中国传统文明的中心路途遥远，在中国统计的名册中，一直到五世纪还以其外国名字相称，叫犁靬。这些罗马军团的士兵似乎是同本地汉族姑娘与匈奴、吐蕃和粟特的土著姑娘结了婚，成家立业地生活起来了。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规模的一种异族聚落在汉朝边界地区建立后，肯定会带来除了城垣工事和龟甲形阵列之外的其它西方文明，但事实似乎绝非如此。对于汉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安置外国雇佣军的遥远据点之一。这些罗马人在那里安份守己，不敢轻举妄动，也不与其他西方人保持任何接触。这就证明当时任何罗马人，或任何罗马帝国的臣民都与汉朝西北的这些据点没有任何往来。如果情况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汇合他们的同胞，我们也就会在中国和西方的史料中发现有关他们接触的一些蛛丝马迹。因此，路经犁靬周围沙漠地区而赴玉门关者为中亚商人，而不是大秦国臣民。另外，史料还记载，在公元一世纪末，另一个幅员辽阔的新王国——贵霜，又出现在盛产丝绸的中国和与贩卖丝绸的波斯之间。
  汉将军班超征西
  原来的小公国贵霜（Kouchan）是由月氏人建立的。汉文中的“贵霜”一词是由粟特文转写而成的，汉籍中认为它是中亚三十六个小王国之一。小小的贵霜国逐渐兼并了附近的同族诸公国，后来又征服了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印度河盆地、旁遮普、中国塔里木盆地的西部绿洲（疏勒、莎车、于阗）和今苏联境内的中亚地段，一直到达咸海畔，也包括古代的康居或花刺子模（火寻）。该帝国与安息帝国幅员一样辽阔，既强大又统一，而且全国到处都是洲际间过境贸易交通的重要中转站。
  贵霜王国杂居以月氏人（我们称之为粟特人）和本地的印度人，他们在印度——希腊国王统治时代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些国王都是由亚力山大大帝所扶植的君主们的后裔。在贵霜王国内部，有索格狄亚那地区（即“康居”或“粟特国”），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条大河之间，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斯坦境内。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商人，而且为人乖巧，这一点正如张骞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因素就已经足以使贵霜王国的商业占居该国经济的主要地位了。从此之后，波斯人就向贵霜商队购买成疋的丝绸和成捆的生丝。
  在贵霜帝国的大王迦腻色迦或他的继任者之一在位年间，马埃斯·蒂蒂亚诺斯的雇员们从石城出发以赴东部沙漠地区和赛里斯国。他们穿过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当时大沙漠西部的绿洲已落入了贵霜的势力范围。自从班超战果辉煌的征战以来，东部的绿洲仍保存在汉人手中。无可争辩的是，正是由于这两个帝国对原来林立的、孤立的和多事不安的诸小国的统治才确保了当时的队商们一路平安无事，而这正是他们经商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当时，在十至十五年间，这一地区呈现出一片大治盛景：诸游牧部族都安分守己，连绵不断的内战已暂告休止，地区性的叛乱也并不那样频繁了。到处都建立了军营，所以匈奴和吐蕃的劫盗集团暂时退避三舍，有所收敛，其中一些逃向了难以攀缘的深山老林，另一些逃入了冰天雪地的草原。这真是大举发展贸易事业的绝妙时代。
  如果假设石城位于叶尔羌河上游的塔什库尔干，那末，从石城出发，再有十日的行程就可以到达塔里木盆地。这里到处都是荆棘丛生的山嘴和堑谷，商队每年都要在那里因风雪而损失大批人员和驮兽。这里也有陡峭险峻的隘口狭道，突如其来的山洪时刻都有把行人卷入惊涛骇浪之中的危险。在高山牧场中，开满了淡黄色的黄水仙花和克什米尔的鸢尾草花。当晴空万里的时候，若登高极目了望，东部是光秃秃的山峰，一团黄雾缭绕若带然，再向远处眺望，好像是一排排红黄色的浪头，那正是由于河流改道而造成的沙海，到处是一片布满高沙丘的沙漠，此地就是塔里木盆地。再往前走，很快就嗅到了中亚的一种典型的香味，即淡淡的一股清香气味。这样，商队既可以到达疏勒，也可以到达莎车，这里是盛产黄杏的故乡。沿着这条路也可以到达于阗绿洲，那是东行的另一站。
  距此数年之前，古于阗还部分地依附于匈奴人，但汉将班超率领一哨披挂护胸甲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这里。
  正如中亚的所有小君主一样，于阗国王也左右为难，身受双重威胁：既受匈奴人的胁迫，也受汉人的约束⑩。在平时，汉人离他们最远，他们宁愿不冒招惹匈奴人之嫌。因此，班超千里迢迢赴于阗是因为肩负外交使命，于阗王甚至冒昧地向他转达大祭司的命令：于阗的神灵要求以班超坐骑祭祀，正如在大宛的战役一样，仅仅因为一匹马就又大动干戈，爆发了战争。
  班超确实是夺取了于阗，但这主要是使用了威慑力量而不是武力，同时也是由于匈奴没有坚持支援的结果。但数年之后，由于缺乏后方的支持，在互相毗邻的三块绿洲（莎车、疏勒、于阗）建立起来的汉军却被本地人驱逐了出去，被迫东撤。在塔里木盆地的西半部，汉人的处境一直是不稳定的。可能是在公元105——125年之间，在迦腻色迦执政年间，莎车、疏勒与于阗脱离了汉朝政权，此后，汉朝对整个地区的宗主权也发生了动摇。我们可以猜测，汉朝西部的三个绿洲坠入了印度一一粟特人的贵霜王国之势力范围了。甚至还可以设想，孤立的汉军、当地人和贵霜政权的代表们同心协力、和睦相处以对付匈奴人和确保贸易交通的安全，因为这种贸易使他们三者都能谋取巨额利润。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汉朝与贵霜王国之间存在着某种睦邻关系。班超曾遣使罗马，此人率领其部下毫无困难而大摇大摆地穿越了贵霜国土。另外，友好睦邻的关系对两个帝国都有利可图：汉人需要寻求盟友以对付羌人和匈奴人；当时正值贵霜王国在西部筹划对波斯人发动战争，所以，为了不牵制力量，它也需要在东部保持一种和平局面。
  然而，史料中也记载了汉人和贵霜人之间的一场严重的冲突：由于汉人拒绝了贵霜人联姻的要求。此后，这位曾君临印度的国王只好违心地忍受其正向四面八方扩展的近邻的权势。
  公元90年，贵霜国王确实曾向汉朝宫廷派遣了一位使节，其目的是为君主本人向一位汉族公主求婚。该使节在中途被西域都护所阻拦，他丝毫不允许采取这样鲁莽的行动。贵霜人立即作出了反应，向东突厥斯坦调遣了七万大军。汉将班超还是保住了汉朝对塔里木盆地的管辖权，班超个人的名声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班氏家族当时就已经名声宏扬。班超之兄班固撰写了《汉书》；其妹班昭是一位女中文魁，班超本人是一员投笔从戎的战将，戎马一生。班超为中国的军事艺术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光彩。
  班超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也自愿放弃富裕之家的豪华舒适生活而去进行军事冒险。他于公元74年奉诏离开玉门关赴小公国蒲昌海。玉门关当时是汉朝的前哨阵地，位于甘肃边界地区。蒲昌海是班超出使的第一站，离玉门关有三、四个星期的行程。这次途中要经过坚冰覆盖的沼泽地，平坦和黄沙滚滚的草原，路途异常艰验，到处都要受到干渴的威胁。在这些地区，泉水变得越来越苦涩，盐份很大。他还需要穿越野骆驼之国，神奇的“龙城”就位于此国。据一篇古代汉文史料记载，此城后来被蒲昌海（今罗布淖尔湖）的洪水所淹没。那里经常出现海市蜃楼幻景，令人畏葸的鬼怪的声响使行人经常迷人歧途。最后，匈奴土匪也经常在那里出没，有时，吐蕃的那些专事劫掠的毛贼也下山，袭击商队的掉队者。
  班超的一哨人马为数不多，蒲昌海国王正准备将这些汉人交付匈奴人以邀功请赏。刻不容缓，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先下手为强。班超乘夜幕的掩护纵火焚烧了当地人的房舍，利用土著人面对出其不意的袭击而表现出的诧异和极度慌乱，大举杀戮。在这场决雌雄的斗争中，班超获胜了。蒲昌海公国变成了汉朝一个军队治所，虽然还保留了当地土著人的文职行政机构，但完全归降了“西域都护府”。汉朝通向西方的交通大道被打开了，这条路可以通达于阗、帕米尔、波斯，还有其它一些更远的地方。
  班超将军确实曾梦想把汉朝的军旗插到西海岸上，甚至还想挟其重兵，长驱直人地挺进到世界的边缘，到达日落的神秘地方。但他壮志未酬，因为对中亚各地来说，每次征服都会有多次反复争夺，任何人在那里从来都不会得到任何巩固的成果。当班超刚刚征服了蒲昌海和于阗之后，他又需要重新征服莎车和疏勒；当疏勒刚一降汉，位于塔里木北路的高昌（吐鲁番）和龟兹又开始叛离。在三十多年中不知疲倦的征战中，班超对中亚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而他进行的征战又几乎是常胜不败的。班超的足迹踏遍了整个西域。他一个绿洲一个绿洲地逐个征服，或用智取，或用武攻。他委任帐下副官甘英继续向西进行探险。
  古史学家们详细记载了这次出使。
  我们在公元430年左右成书的《后汉书》中可以读到：“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闻之乃止”。
  甘英究竟是途经哪里的呢？这一著名的条支国又位于何方呢？在西域诸国中，条支的具体位置最难确定。因为各个不同时代的记载都各持己见。互不相吻合。史书中或把它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或记载在小亚细亚，还有人甚至认为这就是指阿拉伯半岛。而“大海”又是指哪里呢？是指里海、波斯湾还是指地中海呢？关于这次渡海的时间，有的说是三个月，有的又说是两年，这是否是指顺季风或逆季风而跨越印度洋呢？这里提到了对故乡的思念，它可能暗示当时的航海家们在渡过红海时局促不安的纷乱心绪。
  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甘英是陆地上的一位顽强无畏的旅行家，但对于渡海却表现出了犹豫和踌躇。我们似乎觉得，甘英被西方的海员的三言两语就轻而易举地说服了。这是由于所有的汉人都害怕海洋呢？或者是否由于汉籍出于自尊心，而拒绝记载西方人比汉人更高明的论据的原因呢？甘英中途折回，并且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游记故事，中国史学家们作了部分记载。甘英在波斯作了停留，他所停留的成果可能就是使波斯与汉朝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中国当时是唯一的产丝国，此举的目的是否是想消灭中间的缓冲国贵霜呢？甘英的这次出使恰恰发生在两次波斯赴汉使节之间。其中第一个使节是于公元87年左右派出的，他为汉朝皇帝带去了一只狮子和“符拔”。“符拔形似麒麟而无角”。另一个使节是于公元101年派出的，他为汉朝皇帝带去了一头狮子和一只驼鸟，大得惊人的驼鸟蛋使汉人感叹不己。如果参阅一下较晚期的汉文史料，那就会发现波斯使节归程时在行装中裹带了许多中国丝绸。汉人既可以把他们的丝绸卖给波斯顾客，也可以卖给贵霜买主。如果贵霜人曾野心勃勃地想与汉朝通婚，那他本身可能就是为了垄断中国丝绸的买卖权，但这样做却有损于波斯的利益。通过拒绝贵霜的联姻要求，汉朝就表示出了它乐意与波斯人结盟，至少是表示它没有同两家主顾同时签订贸易协定。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与汉朝结盟在贸易方面该是多么有利可图啊！也可以看出为了获得这种结盟的具体情节。在这场角逐中，波斯人获胜了。
  然而，在这场汉朝和贵霜的冲突爆发后数年，当汉朝和波斯签订贸易协定的时候，贵霜国王向罗马派出了一个使节。由于受到了两个强大和结盟的邻国的夹攻，位于印度北部的这个贵霜王国开始寻求支持。这就会使波斯在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左右为难。贵霜国王肯定向罗马人提出过进行直接贸易的建议。考古学家们在这条通商之路的沿途发现了许多贵霜和罗马的钱币。它们之间的通商关系是通过两条路维持的，一条是通过坎贝湾和红海的海路；另一条是北路。北路要绕过里海，到达伏尔加河口，紧接着再沿江北上而到达北部地区的卡马河流域，然后再通过高加索的北部和黑海，最后到达罗马帝国。然而，有关当时这条路线的重要性问题，至今尚没有象其它游记那样被透彻地研究过。
  所以，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有三、四个帝国在互相寻找“丝绸之路”的直接通道，但谁都没有找到。蒂蒂亚诺斯是希腊人，他所进行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甘英出使也遭失败；在这两次使节之间，贵霜王国在遣使赴汉朝毫无结果后又遣使赴罗马；波斯和汉朝之间经常互换使节，似乎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贸易关系。
  汉族商人似乎对他们和波斯的协定并不感到完全满意。这是由于波斯人过于贪得无厌呢？还是由于汉人受到了遥远的罗马帝国的吸引呢？甘英获知，在印度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有一条海路，印度从罗马帝国进口有大量的珍奇商品。罗马人也寻求与汉人保持接触。《后汉书》记载说：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所以，任何罗马使节都未曾从陆路到达汉朝宫廷。《后汉书》满有把握地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乃始通焉。”正是在这一年，罗马皇帝安敦（Antonin）——肯定是指安敦·庇乌（Antoninlepieux）—
  通过海路派出的一位使节，此使节是经由印度支那的国家日南而到达汉朝的。这位使节还随身携带来了象牙、犀牛角、龟甲和玳瑁。这位可怜的使者可能认为他向汉朝皇帝呈献的异国产品均为稀有珍宝，这都是他在亚历山大港购买的，或者是于沿途在印度尼西亚购买的。但汉文史学家们并不认为这些礼物是无价之宝。因为这些物品在长安宫廷却是司空见惯的一般普通货。这可能就是欧洲人在东方外交中由于无知而第一次出现的丢人现眼的事情。
  汉文史料忘记了向我们介绍这一位罗马使节所引起的后果。根据旅途的距离和艰险，人们当然可以认为，正常的贸易是不能通过这条路而进行的了。
  史料为我们记载了罗马人在印度支那奇怪的行程：1944年，在印度支那的外巴萨河地区的奥克——伊奥（那里距暹罗湾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法国学者L·马尔雷小组在一考古遗址中，除了发现中国和印度的物品之外，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金银首饰和凹雕宝石。这些物品或是直接来自罗马，或是受罗马风格的影响而制造的。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光玉髓质的，正好是安敦时代的奖章和其它一些物品。据专家们的最新解释，这些物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在公元二——三世纪期间，奥克——伊奥遗址地区诞生了许多艺术家；他们不仅制造完全属于罗马风格的凹雕宝石，而且还会模仿更高超的技术。这并不是从西方世界由远方的巨浪冲击过来的一只破船，然后又漂到亚洲某个半岛的沿岸搁浅和失事，而都是一些艺术品，并且还都是一批与当地居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品……”〓。
  我们能从这种发掘物中得出什么结论呢？罗马的一个重要使团是否留在了原地？他们是否已经向本地人传授了西方技术呢？这里是否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小移民区呢？而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完全一无所知。这是对历史的嘲弄：这些物品可能是在庞培死后的时代从地中海地区运来的，而又由法国的学者在越南南部所发现，并藏入了巴黎基迈博物馆。为了纪念这家博物馆建馆一百周年，法国于1948年曾组织了一次展览。1959年，越南曾要求收回其财产，结果许多奖章和首饰藏人了西贡博物馆，这就结束了他们第三次周游世界一半地区的过程。
  这次在同一地点对印度和罗马的物品发现可以同在维拉帕特纳姆（Virapatnam，肯定就是古代的波都凯，或托勒密所说的“新城”）〓的发掘物相媲美。那里紧傍本地治理，人们普遍认为地中海航海家们对东岸的出访要比西岸少。我们发现了琉璃珠子、光玉髓、玛瑙、碧玉、石榴石和带色的石英。一个光玉髓质戒指上的宝石上面可能刻有奥古斯都的肖像。此外，还有一些典型的意大利陶瓷，这可能产自托斯卡纳的阿勒佐（阿尔蒂奥姆）的作坊。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元一世纪的产品。人们在同一地点还发掘出了一些石器：磨子、用来粉碎和磨光的石器、正在雕剥和琢磨的宝石或粗玉。印度的石玉器艺术具有特别悠久的历史，因此，我们怀疑这些物品并不完全是从罗马进口的，大部分可能都是本地的仿造品。正如在奥克伊奥一样，这里也曾是一座手工业城市，本地工人在罗马代理商们的指导下从事制造工作，其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出口，其式样风格是由地中海的买主们强行规定的。这里也可能是指一种模仿工业的自动出现，而这种工业又肯定是一桩颇为赚钱的买卖，因为原料价格低廉，其劳工至少也可以算作是灵巧的。这里也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罗马移民区，一些西方雇佣军由于追求舒适的生活可能与土著妇女结婚。还有可能是那些不乐意作奴隶的罗马反叛匠人，利用商船于此停泊的机会而逃之夭夭。以上种种均为设想，但可能性都很大。总而言之，对于这两处少见的“罗马”发掘物，人们完全可以揣猜各种解释来。
  《后汉书》同样也记载，公元120年曾有大秦幻人到达汉朝，他们可以算命驱邪、口吐烈焰、在无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就可以解肢或重新安装其四肢，可以互换牛马头，可以边跳舞边玩弄成千个球〓。这些人是由掸国（位于中缅边界地区）一位使节带到汉宫里来的。这个小小的掸邦，可能希望同汉人保持长期有利的贸易交往，所以，其使节从汉朝采购丝绸等货物，然后又通过“缅甸之路”而贩卖给邻近的印度部族。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过这条道路。还要提及一点，《厄里特利亚海航行记》提到过一个部族，“他们身材矮小，面庞宽而平，性情温顺，基本上没有开化，人称之为‘贝萨塔’。”这个部族的商人每年旅行一次去卖他们用树叶造的纸，其路线的终点大致就在那里；这些纸张就地制造，最后作成纸团而向印度出口。
  有关国际贸易和罗马人进入整个东南亚的情况，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如果东方学者的研究继续在这一方面深入发展，如果政治局势允许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地区自由活动的话，那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并且大有可为，累累的硕果在等待着我们。
  中国和罗马：各自眼中的对方
  
  A·玛尔塞林在一长段文字中最为完整地介绍了西方有关中国的资料〓：
  “在两个斯基泰之东和之外（这两个斯基泰形成了整个西西伯利亚以及俄国在欧洲的大部分疆域），一条高高的环形墙包围着赛里斯国”（可能是暗示万里长城），“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西邻斯基泰，东北乃冰天雪地之戈壁，南方延伸到印度与恒河流域”（作者完全不知道吐蕃的存在），“赛里斯国地形地貌斑驳陆离……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多种民族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休养生息。Alitrophages、Annibes、Sizyges和Chardes等民族面对着北方朔风和白霜；Ra-bannes、Asmires和Essedons是这些民族中最负胜名者，他们面向冉冉升起的朝阳；在西部聚居有Athagores和Aspacares民族；到了南部，B〓tes人栖身于深山老林之中”（今天已经完全无法考证这些民族了，其中的某些名称使人想到了普林尼和托勒密书中的称呼，但这种比较也无济于事，我们仍如坠入云雾之中一样，难以从中知道更多的东西）。“那里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这是汉人在西方所享有的最古老的美名。顺便再提一下，人们经常指出，中国人虽然非常
  富有创造精神，但在发明武器方面从未露头角，从未有所作为，他们所有的军械品都是从邻近部族借用的或仿制的。虽然汉人发明了火药，但却未能将此运用到军事目的）。
  “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朗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这一点可能适应于中国南方，但绝不适应中国北方，北方冬天是来自西伯利亚刺骨的寒风，夏季是神话般的“黄沙风”，一轮烈日当头照，如同火烧一般）。“全国绿树成萌，但没有茂密的森林。在对一种树的树叶多次喷水之后，人们便从中采集一种丝，该丝非常柔软而纤细，然后再用这种丝织成了布就谓之丝绸。过去，丝绸只被显官达贵等高等阶层独享，现今，已成为人人都穿戴的大众化服装了”。
  继保萨尼亚斯之后，玛尔塞林再一次重复了丝绸木本起源之邪说！他在这里再一次重犯了斯脱拉波和普林尼的错误。商人们为了获得丝绸而激烈竞争了整整四个多世纪，但他们从来也不知道丝绸的来龙去脉，原委实情，这也称得起怪事一桩！
  我们还可以在玛尔塞林的著作中读到：“赛里斯人并不贪婪苛求，他们非常珍视安静肃穆的生活，以至于他们极力避免同其它民族进行交流接触。所以，当外籍商人渡过江河去向他们采购丝绸或其它土特产品的时候，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换，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定价，绝不讨价还价。当地居民的雅兴爱好也非常简单，在出售他们自己的物产时，从不向外商们反索异国产品”。
  在这里，作者又一次谈到了我们在普林尼的大作和《厄里特利亚海航行记》中所提到的中国人的一些盛名美誉：沉着平静、缄默寡言和朴实审慎。然而，玛尔塞林的这一描述取材于途经印度港口的商人们的耳闻目睹的故事，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北方的情况。那里已经有一些异族定居的移民区。另外，在A·玛尔塞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西域道路业已关闭。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一切主要是中国南方的风土人情和博物，当时，印度港口只与中国的南部地区保持着正常联系。西方人只是从印度港口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和一些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消息。
  如果断言中国仅仅出口物资而从不进口任何外国产品，那也未免有点言过其实、过分夸张了。中国人并不是对于“西方稀有而珍贵的物产”无动于衷，汉文各断代史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当时所流通的物资似乎仍与前几个世纪相雷同：在对西方的出口物资中，首屈一指的是丝绸。西方的琉璃制品、珍贵金属、香精香料等产品也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在印度和西方的贸易往来中，一般平价或低价产品最为畅销，如“印度的不锈钢”（这种产品也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它当时的冶金工业名扬天下）；各种印度香料，甚至还可能包括鸦片；还有一些作假胡子用的印度人的头发，甚至还贩卖活人宦官阉人；最后是各种宝石，印度自古以来就以此而著称。当时，金刚钻、红宝石和蓝宝石等不断充斥罗马和拜占庭的市场。在所有这些物品中，除了钢铁之外，全部是奢侈品。西方的船只出航时所载的货物有意大利的葡萄酒、香料和黄金。
  因此，在拜占庭帝国中那些学问最为出众超群的人看来，“赛里斯”人安稳平静、性情温和、生活朴素而美满幸福。但是，如果考虑到战争在过去和现在对中国的蹂躏和践踏，这该是一种多大的无知与嘲弄啊！他们还坚定不移地认为（戈岱司在四世纪的许多拉丁文著作中所摘录的段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赛里斯”人不信奉任何神鬼，并且也避免了对日月星辰的崇拜，而在当时西方人的生活中，这种星辰迷信主宰了一切。所以，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万千，火星不会引起战争，金星也不会引起疯狂的爱情。“在这一辽阔的疆土中，既不会发现任何圣殿，也没有妓女；既没有水性杨花的奸妇，也没有不法作案的偷窃犯；既没有杀人凶手，也没有遭受不白之冤的屈死鬼”〓。而且，“在赛里斯人中间，他们对祖先法律的崇拜（即“法先王”）要比那种由星辰决定命运的观念强得多”〓。
  中国人对罗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他们是否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江湖艺人和眩人的乐园呢？或者仅仅是为了了解其国内工匠们的心灵手巧、高超工艺才认识这个国家的呢？
  在公元430年间修撰成书的《后汉书》中，除了引自汉代档案的历史文献外，它还向我们指出，在本书撰写的时代，已经听不到谈论眩人或幻人的事了。这一次，大秦国强烈吸引了中国古代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他将大秦国的名字也列于波斯、中亚诸邦和印度之列。他所列举的有关这一西方强大帝国的资料肯定是取材于锡兰，中国帆船与波斯和埃塞俄比亚的帆船群聚而至此地。这类资料也可能是从广州搜集的，因印度海员和佛教法师们在这里的活动非常频繁。
  我们在《后汉书》中读到：“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根据通用的对音法，德效骞认为“犁鞬”是“亚历山大城（Alexandrie）”的汉文对音〓。
  《后汉书》对于大秦国地志的描写如下：“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可能是指高加索的道路，位于黑海沿岸，从希腊的北部开始南下）。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十八公里，据普罗科匹厄斯认为，在下一个世纪，两个驿站之间的距离相隔有五至八公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
  作者反驳了其前人的错误或糊涂观念，如：“《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人’，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还，莫有至条支者也。”
  那末，这是否需要驳斥甘英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游记故事呢？而且，传说中所说的太阳西行二百日才落入故乡的真实性又如何呢？甚至罗马人自己也曾确信太阳真的落于武仙座之外的某海面。在五世纪时，人们并不是对古人的资料完全确信不疑，更不会对古人们所搜集的资料盲目崇拜。因为《后汉书》在另一处又写道：“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性多不经，故不记云”。
  《后汉书》中对于大秦首都（难以考定其究竟是指罗马、或指拜占庭，还是指亚历山大城）是这样记载的：“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皆髡头而衣文绣（顺便指出，汉文中的”文绣“系指一切印染、刺绣或泛指五颜六色的布）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环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异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徧”。
  汉人也崇拜罗马人的贤明政治：“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宫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怒”。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今天，如果再不顾事实而枉言汉人与地中海人貌容相似，那将是犹如梦中呓语一般。然而，当时的汉人是指今北方典型的汉人，他们与今天的欧洲人相当近似，只有鼻子的形状除外。顺便提醒一下，在十九世纪时，法兰西人（更确切地说应为科西嘉人）古伯察（Huc）神父，为了安全的原因，被迫隐姓埋名，装作是汉人，也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在那种充满着排外和仇外思想的时代，他远途跋涉，踏遍中国的山山水水。人们当时完全把他看作是一位地道的汉人。他也从未曾露过马脚。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大秦国的经济问题：“土多产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
  对于东方学者来说，这些物产中的许多名称并不生疏。1919年左右，美国的B·劳佛尔教授为我们写了一系列有关各种产品的受人注重的文章〓。
  “夜光璧”可能就是普林尼所说的火炭宝石（Carbunculus）。这种宝石象一小块火炭一样发出红光，闪闪发亮，闪闪铄眼。它与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红宝石颇为相似。还必须补充说明，据M·巴尔托里德认为，罗马人擅长于用龟胆汁摩擦宝石而使之富有磷光色。这一“奇物”可能对东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词源学来看，“明月珠”可能相当于普林尼所说的“星体宝石”（astrion）。劳佛尔认为，它可能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海星”。
  “骇鸡犀”一说不禁使人想到了犀牛角。从这个时代起，东罗马帝国似乎曾向世界各地出口这种物品。劳佛尔认为，这是隐射一种具有道教色彩的传说，一位卒于536年的道教学者和作家曾介绍过这一点：“通天犀有一种白理如綎廷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然而，在整个中世纪，我们都会发现这种犀牛角与魔术和医学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又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有关麒麟的传说，有关宗教信仰及其在各民族中传播的情况。特别需要考究的是，人们不辞辛苦，从万里之外引进犀牛角的用意究竟何在？
  最后，“火浣布”是指一种石棉布。它很可能是由罗马人首先发明的。无论是五世纪时的汉人，还是中世纪的欧洲人，他们都对这种布感到困惑不解。但是，他们也都认为这种布是由蝾螈毛制成的，这更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就此问题，B·劳佛尔引用了五世纪汉籍中的一个传说故事：疏勒国王当时可能向天朝（当时中国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刚刚重新打开）皇帝送去了一件由佛陀穿过的轻丝袈裟，共有六米多长。天朝皇帝将此投入熊熊烈火中烧了整整一天，但袈裟未被焚化。所有的旁观者都惊讶的张口结舌。当然，他们认为这是佛陀神奇法术的力量。对于那些唯理主义者和瞑想奇迹的人来说，这是最有趣的轶事趣闻了。
  让我们继续以《后汉书》为线索来研究当时罗马帝国的经济状况：“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苏合”一般是用来指“苏合香脂”的，据劳佛尔说，此字就是法文中的“Storax”，与希腊文中的“Sturax”发音非常近似。事实上，在长达数世纪的历史中，“苏合”泛指各种香料，尤其是指各种混合香料，这也是《后汉书》中的解释。这些产品深深吸引了中国人：“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因此，汉人是否把一切运送到东方的货物都误认为是罗马帝国的产品呢？我们知道，香料的的确确是从其它地方运至中国的，在地中海畔也绝没有犀牛。我们也发现，拉丁人在桂皮肉问题上也犯有同一类错误，由于他们是从阿拉伯地区采购这类物品的，所以就误认为那里是桂皮的出产地。数世纪之后，儒安维尔在《圣·路易的一生》一书中又认为桂皮的产地不详，甚至说它是一种神物，是尼罗河在涨水时从河泥中冲刷出来的，或者是由撒拉逊人用鱼网打捞上来的。真是无知到了极点！
  另外，中国史学家还告诉我们，罗马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仁人君子。在商业交往中，他们不会哄抬物价，食物价格普遍低廉（无疑是指古罗马每年的粮食实物税），国库充盈（同时代的拜占庭人不持这种看法，但是，西方的商人当然都要打肿脸充胖子，到处夸富以逞能）。我们还得知，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没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后汉书》还证实，大秦国居民“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这是对拜占庭帝国的最高的奉承和颂扬，正好与希腊作者们的古代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东西方历史如同出一辙，都把遥远国家当作自己理想中的王国；为了使商人们在交往中彼此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气氛，史料中都喜欢表现一种乐观主义情绪。
  如果真象《后汉书》所说的那样，从公元166年之后再没有大秦的官方使节赴汉朝了，那末，罗马或叙利亚的商人却同中国的南方商人保持有非官方性的贸易关系。无论如何，这也是其它文献的一些段落①所提供的看法，而且都比《后汉书》要晚一些。例如，据《梁书》（公元，630年左右成书）记载，大秦的一位商人秦伦（“秦”肯定就是“大秦国”的“秦”字）于公元226年从交州到达吴王宫廷，吴国为当时中国成鼎足之势的三王国之一〓。他可能向吴王禀报了有关大秦国的情况，然后又重返祖国。在西方的史料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线索。另一部同样也是七世纪的中国著作又曾提到过一种“蜜香纸”这种纸既柔软又结实，将之置于水中浸泡也不会损坏；大秦国可能向，中国宫廷奉献了三万卷这种纸〓。它可能是利用生长在安南的一种树皮制作而成的。我们通过这些文献就可以看出印度支那作为中转站的重要性。这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年和284年到达中国，此举可能是中国和罗马在人员交流方面的最后两次尝试。也就是说，在七世纪拜占庭派出使节之前，这是远东和泰西民族之间在人员方面的最后往来。这样计算起来，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久。
  大约就在出口“蜜香纸”的同时，中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道教炼丹术士，名叫抱朴子[即葛弘（洪）]，此人在汉人中所享受的名望与福斯特（Faust）在我们西方所享受的威望一样高。这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在修成长生不老身之前，曾写了许多有关炼丹术的著作，其中之一是有关南海诸国及其名特产的解释合集本。该书中特别提到了一些制造长生不老丹的原料（可能是指西方炼丹术家们所称的“可食之金”）。马伯乐曾全文译出了这篇引人入胜的文献，其中许多段落与《后汉书》所搜集的情况基本相一致（人们甚至传说，抱朴子的著作是《后汉书》的史料来源之一）。抱朴子的其它著作又记载了一些别处均未曾提及过的独家新闻。例如，他曾提到过一位赴扶南（柬埔寨）去的汉人，在回程中被大风吹得偏离了航向，经过六十多天的漂流到达了大秦国的海岸；他自称是扶南王的钦使，奉诏前来寻求“珍宝”。但大秦国王禀性多疑，把他当作了一位间谍，并将之撵出了国境。国王以教训性的口吻向他吹嘘了罗马的富饶：“紫光、夜光、五色、玄珠、珊瑚、神璧、白和、捕英、交颈、神玉、琼虎、金刚诸神物”。
  这位奸诈诡谲的汉人可能是一位丝绸商人。因为，据同一文献记载，他向大秦国奉献了千匹提花丝绸，但大秦王认为这批丝绸质量低劣而拒绝接受：“扶南使者先以船中所有彩绢千匹奉献大王。王笑曰‘夷狄彩绢耳，何猥薄！物薄则人〓，谅不虚耳，非我国之所用。’即还，不取。因示使者玉帛之妙、八采之绮、流飞苍锦、玉缕綕成之帛、金间孔文之碧。白则如雪，赤则如霞，青过翠羽，黑似飞乌。光精耀辉，五色粉敷。幅广四尺，无有好粗。而忽见使者凡弊之躬，北地之帛，真可笑也！”〓此文献中吹嘘大秦各种绝妙物品，并论述了道教思想的一些格言。抱朴子还告诉我们，这位中国商人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才重返故里，并且记叙了沿岸的所见所闻：“自是以来，无敢往至大秦者；商旅共相传如此，遂永绝也”。
  在阅读这一故事时，需要格外谨慎。一方面，我们怀疑这一节是否是三世纪之后重新在抱朴子的著作中增补的；另一方面，文献中没有具体指出这位商人探险旅行的具体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靠岸的。这位中国商人很可能是在中途就被叙利亚、波斯或埃塞俄比亚的王子或总督们遣返了，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他与罗马人建立直接联系。在这方面是有先例可循的，如条支国的居民们从前就曾经成功地阻止了甘英出使罗马。
  如果这篇史料是真正无讹的话，那就是有关汉人到达罗马地区并又返回中国的第一个例证。它肯定会证实大秦国居民享有的强大、富裕和灵巧的声誉。
  注释：
  ①见普吕塔尔克：《克拉苏的一生》。
  ②见A·瓦隆：《丝绸古代史》；泰斯涅尔：《丝绸专名考》。
  ③见A·瓦隆：《丝绸古代史》。
  ④泰斯涅尔：《丝绸专名考》；B·劳佛尔：《中国对古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
  ⑥托勒密：《地理书》。
  ⑦巴利塞：《丝绸历史》。
  ⑧格鲁塞：《中国历史》。
  ⑨德效骞教授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本身就是一篇动人的史话，初看起来，这是一部有关一桩令人吃惊的偶然事件的历史，但实际上则是他长期耐心工作的硕果。
  ⑩R·格鲁塞：《中国历史》；范晔：《后汉书》（现已有各种译文）。
  ⑪见《印度支那研究会通报》，第34卷，第1期，1959年版。在撰写本注释的时候，L·马尔雷有关奥克——伊奥的罗马时代古物的著作第三卷尚未出版刊发。
  ⑫惠勒：《罗马人在其帝国疆域之外的影响》；J·菲利奥扎：《印度和罗马帝国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中的交流》。
  ⑬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
  ⑭G·戈岱司《希腊和拉丁文著作中有关远东的文献》；雷诺：《论罗马帝国与东亚的政治和贸易关系》。
  ⑮参阅戈岱司和李约瑟所引用的巴尔德桑论著，见《希腊和拉丁文著作中有关远东的文献》和《中国科学技术史》。
  ⑯见戈岱司和李约瑟所引用的有关伪托克莱芒的著作，同上引书。
  ⑰H·德效骞：《古代中国对罗马城的看法》。
  ⑱B·劳佛尔：《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伊朗文明史的贡献》一书。
  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⑳同上。
  ㉑此段文字引自《道藏》中的《太平金液神丹经》卷三，见192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262册。——译者。
  丝绸之路沿途重大事件年表（截至西方发展养蚕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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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丝绸之路》一书。小标题为选录时编者所加）
  历代学者研究骊靬纪略
  宋国荣
  东汉应劭（字仲远，生卒年不详），所著《汉书集解音义》：释骊靬：“为西域蛮族降者而置。”
  服虔（生卒年不详），东汉时期经学家，信古文经学，他在驳难古经学中，始释骊靬“张掖郡县也”。现代学者认为：此乃首以骊靬县与西域骊靬国发生关系说之一。
  唐训古学家颜师古（公元581—645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国名为县也。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力虔。”
  清末学者陶保廉（1862——1938年），在1897年所著的《辛卯侍行记·卷三》中记叙“……《唐书》拂林，一名大秦。又《西洋图志》：如德亚畿东一道，其名曰秦阿罗，本从此邦来，故以大秦称。”又述：大秦，一名犁鞬，在海西（《后汉书》）即罗马国。（西人艾约瑟所揖《圣经诸国见于汉书考》曰：大秦之名，西国无之，为中国所名也。腊丁语呼国为犁靬，又希利尼亦可变为犁靬。时罗马西方用腊丁语，东方用希力尼语也。按《四裔编年表》，东罗马诸部统称希利尼国。西罗马，今意大利。东罗马，今土耳其。艾儒略《职方外纪》：——如德亚（或作安低亚）急呼之郡犹太国……《汉书》大秦指意大利，在欧罗巴洲，而犹太在亚细亚洲，本非大秦。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罗马破犹太城拂林（即耶路撒冷）。犹太即属罗马，故罗马大秦之号，越海而加于拂菻。……（秦汉时，波斯北境为巴尔的国，即《汉书》安息国也。艾约瑟曰：汉时西国所谓巴耳低亚，其先祖曰阿尔撒。盖斯后世三十一君通名之，王名遂为国名，其音变安息也。）梁、陈之间，波斯又屡破东罗马，故犹太西里亚诸国人，忽称波斯，忽称大秦，皆假其上国之名以示大耳。
  陶保廉为清末民初人，曾任《清史稿》一书的纂修。青年时代，一直随西北任职的父亲生活。1891年，其父调任新疆巡抚，陶保廉随父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这一年是辛卯年，《侍行记》就是这次长途旅行的日记。十月十九日（农历）从武威丰乐起行，至永昌界，对永昌的地理、风情民俗、名胜古迹以及番和、骊靬等古县都有记载，并在卷三中详细记叙了犁靬、罗马、安息译意来源的关系。也是对骊靬最有明确诠释的文化考证和研究。
  清代武威藉学者张澍（1775—1847年）在《凉州府志备考》中对骊靬古县考释：骊靬县，故县，在永昌县城南，为西域骊靬降人而置。
  编修于清代的《甘肃通志·舆地志·古迹》、《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永昌县志·古迹》、《永昌县志》等地方史志，均对骊靬古县为骊靬降人而设做了详细的记叙。释汉骊靬县因西域骊靬人内迁而置。
  清代有许多经史学家都对汉骊靬县做过考证。
  惠栋（1697——1758年），在其《后汉书补注》中释“骊靬县，盖以其骊靬降人置”。
  王筠（1784——1854年）清文字学家。字贯山，号友，山东安丘人。道光举人。在《说文》研究上，综合分析诸家之说，为后人指示门径，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等。他在《说文句读》中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
  张穆（1805——1849年）清山西平顶人，初名瀛暹，字石洲，一字通风，号乌斋。贡生出身。治经史，精训诂，通天文，算术，尤精西北地理之学，他在考释汉骊靬县时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
  王先谦（1842——1917年），在其《后汉书集解》中释骊靬“盖以其降人置县”。
  现代史学家冯承均（1887——1946年），在其《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力东渐记》等文中认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等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与依附郅支的罗马流亡军进行了战争。首次把骊靬故县，骊靬降人与罗马东征军做了联系。
  向达先生（1900——1966年），所著《中外交通小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文中记叙：“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
  1957年，美国学者H·H德效谦《古中国境内的一个罗马城市》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汉骊靬县，认为古罗马帝国克拉苏兵败卡雷，后逃亡中亚，后又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等人破郅支时所降，置骊靬县而处置。
  日本学者关卫《西方美史东渐史》中记述：故骊靬县，因骊靬人住过该地而得名。还说，两汉之际，骊靬县城曾为中西交往的名城之一。大宛、大夏、大秦等国的商贾经走廊孔道与中国通商，常留住该地。
  1981年，耿升译介法国的L·布尔努瓦所著《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古骊靬县与罗马降人做了详细的介绍。
  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出版），选登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认为汉代骊靬县是为归降中国的古罗马军流亡者而设。气《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常征《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一文。作者从汉设骊靬县始因而论，认为：西汉骊靬县正是管理归化中国的罗马兵及其家属而设。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罗马兵归化及其设县骊靬，骊靬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等诸项情况，全文要点为：一、中罗初期交往和炼钢术西传；二、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的发现；三、贵霜王国之兴和罗马人群入甘肃；四、河西罗马人始末；五、河西罗马人东迁与“羯胡石勒”；最后写了题外絮语，认为：罗马人初经中亚进入中国，是归化人的身份。其时间早于中国北匈奴人经中亚进入欧洲，但匈奴人小股迁欧是入侵者的身份。该两族之分别显赫于历史，则在同一世纪。并说明，中国以汉民族为中心，汉族有当时全人类最先进的成熟的封建社会制度，最先进的经济文化，足以凝聚境内和四周诸族，形成“万国衣冠朝帝京”的局面。最终实现了更强大更强盛的统一。而罗马则因为长期停留在邦国部落联盟和奴隶制阶段，极不巩固，易于分裂。在这点上，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国家，突厥国家相似。
  《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刊载翟宛华先生《论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一文，认为河西郡县的形成，是在“亭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的势力由河东移到河西。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朝开始以令居为据点，有计划的开发河西。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在河西置酒泉、张掖郡。到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又将张掖郡所辖之一部分分置了武威郡。这时上距河西归汉已经五十年。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刊载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一文，作者认为河西建郡，最初仅酒泉一郡，后因交通增繁，商贾往来，士民移徙，则于前111年以后（元鼎六年以后），别置敦煌、张掖二郡，武威此时尚属张掖所辖，最后于元凤（前75年左右）以后始置之。
  《西北史地》1986年3期刊载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一文，认为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酒泉郡：始设于元封三年（前108年）；张掖郡（治觻得县，今张掖县西北，HT5，6〓觻音禄庇）。：始设于太初三年末至四年初（公元前102年至前101年）；敦煌郡：始设于后元元年或二年（公元前88年至前87年）；武威郡（治武威县，今民勤县东北。）：始设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从元封三年始设酒泉郡起，到地节二年最后设武威郡，经历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历时54年，可见汉朝经营河西的历程之艰巨。也可以说明郡中属县不可能是同一个年代所能设置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设置完成的。
  《文史》1983年第20辑刊载王宗维《汉代的属国》一文，认为西汉从元狩三年开始，历经昭、宣二帝，共设置了七个属国，它们是：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凉属国、张掖属国、金城郡属国。汉朝政府对归附部落和异族降人实行属国制度，在历史上曾起了积极作用：一是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归附汉朝，二是安定边疆秩序，三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先进的生产水平，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
  《益世报》1948年2月24日，3月2日刊载丁国藩《前汉西域经略》一文，对西域之古代人种、语言文字作了考证外，对汉代西北部边疆的组织系统、长城的建造，设亭障、屯田等都作了详细考证，略述了汉使西出，外使来华而起的“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四方之家，盈于都门”的“丝绸之路”之盛况。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2斯刊载周振鹤《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一文，认为西域都护府辖区西越葱岭，并有大宛、北越天山，而囊乌孙，其三十六个城郭国应该是：鄯善（楼兰）、且末、精绝、扞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婼羌、小宛、戎卢、乌秅、西夜、了合、蒲犁、依耐、无雷、捐毒、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渠犁、乌垒、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卑陆后国、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这三十六国之说当起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60年）之时，而西域都护的辖区则超此范围，辖有地跨天山南北的乌孙、西逾葱岭的大宛、休循、桃槐等国。
  《和平日报》1947年5月26日，6月23日，29日刊载了张德光《汉武帝的西域节团》一文，全文分五个部分，其中在二次出使张骞远征西域的影响中，描述了张骞副使到安息（今伊朗）时，其王派二万骑迎于东界，并派人随使节来中国参观，还送上大鸟卵和骊靬眩人，从而使西域幻术传于中国，中国的丝绢传入中亚以至罗马。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7年3、4期刊载贾应逸《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一文，作者认为前102年建立的“使者校尉”乃是汉朝政府在西域最早的行政机构。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以给使外国者”而置的统领和保护屯田的机构，实际上却是代表了汉朝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朝之政令，诸如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屯田戍边，调动当地军队等等。从公元前102年设“使者校尉”，到前68年改制“使护鄯善以西校尉”，直到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府，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是随着统治的加强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过程。并对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对巩固统一，发展西域的历史功绩做了评述。
  《新疆史学》1980年1期刊载侯灿《试论西域戊己校尉》，本文主要讨论戊己校尉为何而置，它有什么作用，设置后有什么变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认为：它即受中央又受都护的双重领导，从掌握兵权受命调遣属中央；从行政管理，经营屯田，则又属都护。它是一种耕战相结合的既受中央，又受都护领导的屯垦戍边部队。戊己校尉的历史，从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4年）开始，至东晋咸和二年（327年）高昌郡建立为止，历时近四百年时间。对安定西域的社会秩序，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和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甚至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24期刊载钱伯泉《西汉时期西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汉书·西域传》研究，文章将《汉书·西域传》所记四十八国人口数户数，列表作了说明。从表中数字得知当时西域各国户数为227，550，口数为1，286，679，胜兵数330，424。元始二年关内各地的户数为12，233，062户，西域占全国总户数的五十五分之一；关内各地的口数为59，594，978，西域为全国的四十七分之一。若以1980年新疆人口为1，283万人，全国人口为9，8亿人计算，新疆人口为全国的七十六分之一，汉朝的比数要被1980年的高的多，可见西汉时期，西域是很富庶繁荣的，无论人口的密度，还是生产的发达，都与中原地区的一些郡国不相上不。
  《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1期刊载李古寅《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一文，作者对民屯的徙民作了辨析，认为：第一，徙民的主要方式是“募”；第二，民屯的成份有丁奴婢、贫民、罪人，其它迁徙人口等；第三，对徙民予以种种优待，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巩固边防利益相结合。
  《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1卷第3期刊载杨宪益《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一文，文中叙述了唐时东罗马帝国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至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五次遣使来华。遣使来华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已降服突厥，成为亚洲最大的强国。波斯为大食所灭，复又进攻东罗马，因此东罗马请中国与之联盟，以抗大食，此乃其五次遗使来中国的主要原因。
  《西北史地》1985年第四斯刊载翟耀华《论西汉与乌孙的和亲》一文，论述了西汉采取与乌孙和亲的手段，达到与乌孙结成政治联盟，断匈奴右臂，共击匈奴的目的。汉宜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3年）匈奴胁迫车师共同侵犯乌孙，遭到西汉与乌孙从东西两方的联合反击，汉和亲于乌孙的解忧公主配合西域都护郑吉，和解乌孙内部纠纷，维护了汉朝与乌孙的联盟。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刊载朱振杰《“凿空”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一文，本文从原始人群及部族的迁徙，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传说诸方面，探讨了张骞凿空之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作者例举了居延人、吐火罗人、大夏人的迁徙过程，认为：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意即丝国。这就是说，早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希腊、罗马已经有了中国的丝绸。并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刊载王宗维《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文，论说了，河西是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咽喉，东西南北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大都要经过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月氏人、乌孙人、塞种人、大夏人、居延人、单桓人、龙勒人、匈奴人等以及其它民族迁徙居住的原因及过程，西域各族人民为建设发展河西作出的巨大贡献。
  《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刊载周谷城《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文章分四个部分，论述了公元前六世纪初至公元七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亚地区发生过震憾历史的重大问题，如古波斯帝国的创建，亚历山大帝国之扩张，安息帝国的兴起，以及萨珊王朝的衰落。
  公元前139年左右，大夏因月支和安息的夹击，终于灭亡。安息在大夏之西，也是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区，并曾受亚历山大及塞流古的统治。公元前250年脱离塞流古帝国，成立了一个版图占整个西亚的安息帝国，在当时与中国和罗马并称世界三大帝国之一。它与罗马偏重于军事，而与中国，则以贸易关系最为突出。安息处在罗马与中国中间，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往来。中国的丝织物运销罗马，必须经过西亚的安息。为此，罗马和安息为争夺丝绸贸易和控制丝绸贸易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55年第1期刊载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一文，认为在中国史书中，拜占庭被称作犁靬、大秦或拂菻。称：“大秦国一名犁靬，当是罗马的音译。文章引述了《史记·大宛列传》、《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戎传》、《通典》、《旧唐书·拂菻传》中关于拜占庭的记载，其中所记的风俗物产，可与拜占庭的史书相印。
  《西亚·非洲》1981年第4期刊载张铁伟《“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一文，记述从公元前五世纪，我国的丝绸即开始西传，经过波斯（又称安息，1935年改称伊朗）转运到希腊、罗马、阿拉伯。文章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后，中国与安息或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情况。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刊登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一文，作者认为《史记·大宛传》所记犁靬，即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犁靬眩人就是亚历山大有名的杂技家或魔术师。后来他们随安息使臣来中国。据作者推断，可能是西汉政府重视此事，遂于张掖郡设置骊靬县，以夸耀于从西域来的各国使节商贾们。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刊载陈海龙译摘英国唐·丹
  ·莱斯利普《阿拉伯和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一文，认为：远在伊斯兰教时代以前很久，由于发展丝绸贸易，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书写的罗马史料和西亚史料就已提到远东国家“赛里斯”和“秦”以及“骊靬”，既中国。
  《西北史地》1983年第9期刊载袁林节译日人榎夏一雄所著《汉书·西域传研究》一文，本文论述了中外学者研究《汉书·西域传》的情况和成果，特别对拉丁大学名誉教授和中国学者岑仲勉的研究成果作了评论。西域起初称为西北国或西国。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时，才把“西域”作为公用名而确定下来。班彪、班固等编纂《汉书》时设立《西域传》，开创了正史中立《西域传》的通例。《汉书》中有不少难以解释的部分，班超为此作过讲解。到东汉、三国时，有一些学者加以注释，这些注释由西晋的晋灼和臣瓒先后汇集成《汉书集注》和《汉书集解音义》。东晋蔡谟把臣瓒的注全部分散入《汉书》正文中。颜师古又合并了以上各注，并增补了各家和他本人的注释，成为《汉书注》。，清末王先谦又汇集了颜师古注和以后各家之注而成为《汉书补注》。《汉书注》和《汉书补注》有关《西域传》的部分，汇总了各家关于此传的注释，是研究《汉书·西域传》的重要著作。专门研究《汉书·西域传》的著作。有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和丁谦的《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其它有欧洲和俄罗斯等学者，都对《汉书·西域传》有研究成果。本文作者认为，现有的《汉书》经历漫长岁月，有不少佚失，其中有些部分能够予以补证，应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补正。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刊载阎宗临《贵霜王朝的形成》，本文论述了古代中亚贵霜王朝建立与衰亡的过程。指出：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从东方到西方有四个大国：汉朝的中国、贵霜王国、安息王国和罗马帝国。这四个帝国各有其独特发展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中亚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介地带，而贵霜王国历史发展，直接对印度与安息起着重要的作用，间接对罗马与中国也有深刻的关系。本文对月氏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变迁，两次西迁，与中国河西的民族关系，都做了较详的考证，对研究河西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刊载陈连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本文根据史书文献记载，论述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关于大秦与拂菻》的记载，认为：早在两汉时期，罗马帝国曾被称为犁靬，大秦一名，首见于《魏略·西戎传》，是由于在两汉时，外人称中国为秦，罗马的国际地位、文化水平与汉朝东西辉映，故被称为西秦。大秦一名实为东西秦之扩大。大有遥远之义，大秦及远方的秦。西汉时，大秦的一些商人和魔术师已来中国。同时，还论述了汉朝欲和罗马直接交往，但因安息为垄断丝绸的中间贸易，极力阻挠两国的直接交往。为此，罗马帝国和安息王国发生了长达近二百年的战争。
  《齐鲁大学国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刊载张维华《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源》一文，作者认为：汉代中西交通繁盛，文化影响较大，事实有犁靬眩人留居中国事，但骊靬县就因此而得名，原无可能。并例举有骊靬县众说：1、以字之音义而取名，骊可作丽，靬为干皮，因其地产美丽干皮，故称骊靬县；2、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名也。3、此地置骊靬降人而得名。4、原于古代骊山之戎。5、为祁连之异译等。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汉史论集》刊登了张维华《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由及骊靬弦人来华之经过》一文，张维华否认前文所述自己观点，祁连山异音，认为：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期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经较他说为长。”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刊载余太山《条支、犁靬、大秦和有关西域地理》一文。本文根据史籍文献记载，考证了条支、犁靬、大秦的地理。与大秦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条支和犁靬。对条支意见不同的根本分歧在于汉魏史籍中条支所临“西海”一词的解释不同。一指里海，二指波斯湾，三指地中海。犁靬侧因史书有“大秦国一名犁靬”之记载，故论者多结合大秦问题进行考虑。文章论述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中亚、西亚和有关地区的历史情况，分析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等史籍中与条支、犁靬、大秦直接有关的记载，对安息与条支、犁靬、大秦的方位与关系，做了以下结论。1、《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的“条支”，指塞琉古朝叙利亚。《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条支”，主要指曾为该王国统治的叙利亚地区。2、《史记·大宛列传》的“犁靬”和《汉书·西域传》的“犁勒”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国。《后汉书·西域传》的“犁鞬”和《魏略·西戎传》的“犁靬”是“大秦”的同义词。3、《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也是“大秦国一名”的同义词。
  《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1期刊载周谷城《西域交通之历史的观察》。本文根据古代中西陆路交通之历史，重点证实西域之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在中西文化上的贡献。认为：一是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中国使节足迹抵达波斯湾，中国丝物经安息抵达地中海，“丝织的中国”美名盛传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心，因而中国文化随之来到，并受其影响。二是希腊文化向西方传入中国。三是波斯文化之传入中国。四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食货》月刊1985年第15卷第1、2期刊载美籍华裔学者张春树《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对汉帝国对河西一带的经营过程，经作者考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军事期。这一时期建立烽燧亭障，建立系统都尉区系，最高长官为都尉，兼管军事与民政。第二是移民迁徙期。即招抚东西南北各民族的民众移民屯垦，扩大都尉控制地区，进行系统开发。第三是郡县期，即发展完成郡县设置，都尉区失去其军事特性，改设郡县后，实行军政分立。这三个阶段即构成了汉帝国开发河西之全过程。《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刊载王宗维《汉朝西域路线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本文共分四个部分阐述了西方诸国与汉朝的接触，中西交通的开通，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对张掖骊靬县之来由作了考证。认为：骊靬人随各国使团及商人来华日众，不能返国。寄居河西，汉王朝为了便于管理，于是设骊靬县以处之。本文并对骊靬民族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历代从属于大国的情况，都作了考证。
  《文史杂志》1942年第2卷5、6期刊载龚骏《两汉与罗马丝贸易考》。本文首先肯定了中西交通及贸易在西汉时代早已存在，中国丝缯远销罗马。其交通路线，原有南北二道，这两条路都要经过安息，故安息则为中国与罗马丝绢贸易的集中点。安息为了从中谋求利益，对丝的贸易曾多方阻扰。而罗马与安息的战争其动机难免不是为了开辟和中国进行直接的丝贸易而发生的，据说中国丝经安息等地中转到罗马价值比重与黄金相等，这也是大秦一直想打通丝贸商道，想在丝贸上与中国直接接触的原因。
  《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刊载王宗维《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本文对卢水胡的族源、族名、发源地和汉代卢水胡的分布情况，历史上卢水胡发生过的多次起义，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过的北凉政权，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张掖属国的卢水胡；二、河西卢水胡势力最大，曾在汉至魏初两次发动大起义；三、湟中见卢水胡较晚，而且被称为“杂胡”。由此可见，河西张掖、武威郡是卢水胡的本部和根据地。本文根据史籍记载，考察了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和民族迁徙情况，认为既不源于匈奴，也不源于小月氏。湟中卢水胡是东汉初年，显美（今永昌县）的卢水胡的一支，越过南山，进入湟中地区。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显美卢水胡反叛，遭到邓训镇压。魏黄初初年，又受到张既的讨伐，遭到惨败，损失万人以上，残众便离开显美，逃入南山，直到沮渠蒙逊的祖父辈才出山为官。本文还考证了匈奴沮渠官的情况，进一步论证了卢水胡不是匈奴。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刊载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徙》一文，文章首先论证了卢水胡原居湟中卢溪水、张掖黑河、武威谷水得名诸说之误。认为张掖卢水胡见于记载虽最早，但主要集中在张掖郡县一带，且受属国统领。而陕北卢水胡见于记载虽较晚，但分布面广，认为平凉泾河北岸支流的大路河和小路河，故是卢水胡的原居地。对居延汉简记载“属国秦胡卢水”中的秦胡，作者认为是某些少数民族的总称，卢水胡也属于秦胡。并认为：卢水胡的特性为：多分布于山区，从事“畜牧田作”，分为许多种属，各有酋长，不相统一，有很高的文化。
  《青年中国季刊》1941年第2卷第2期刊载常任侠《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一文，作者称：百戏者，诸杂伎艺之总称。汉张骞通西域，善幻之术，始入中国，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曰：“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载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此为西域百戏东渐始。《史记·大宛传》称：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既传入汉土，为当时统治者所好，加其弦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后益繁衍于世。作者根据史书记载考证，认为：自汉武直至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西域善幻之术既入，流传后世，支派亦复不少。
  《新中华》1946年第四卷6期刊载杨宪益《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一文，说：秦王破阵乐是唐太宗军中流行的武舞。作者认为：据《隋唐嘉话》和《通鉴》记载，破阵乐虽为太宗贞观七年造，可实际上太宗为秦王时早已流行军中。作者根据古代西方文献记载，作了深入地考证。古罗马诗人魏吉（公元前70——前19年）所著史诗里，有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记载，这种武舞在罗马名实罗戏，来原甚古，可能是希腊传来。因为希腊也有一种与此相同的武舞，叫霹雳戏。霹雳戏名起源于希腊名王阿戏留的儿子霹雳。他在攻打突罗城时建立战功。死后，国土又为突罗后裔所得。相传罗马人就是突罗人的后裔，突罗戏相传也是突罗人流传下来的。从罗马史诗的记载，突罗戏与破阵乐十分相像，二者都是摹拟战阵的武舞。都用戟击刺，都有金或银的胸饰，都有若干人为一队作战阵状，都有交错屈伸之变，以及往来急徐击刺之象。又都作出“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而且破阵乐的“破阵”，也可能是霹雳的音译。这样看来，破阵乐可能就是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经过古代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到了中国，后演变成军舞，再由唐太宗吸收利用并发扬之。
  《考古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载安家瑶《中国早期玻璃器皿》一文，作者对收集了48处，187件早期玻璃器皿的材料，并对这些器皿作了实物考察、成分定性、定量分析后进行了归类，在此基础上，对西汉到北宋玻璃器皿的生产及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分为三类：一是罗马玻璃，二是萨珊玻璃，三是熔制质量较差、没有纹饰的玻璃残片。认为：进口玻璃多为两汉及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
  《考古学报》1959年第三期刊载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本文考释说，这枚金币是1953年在咸阳张家湾的一座隋墓中发现的。据墓志记，墓主孤德公（罗），他曾在隋初做过总管凉、甘、瓜三州诸军州凉州刺史。这枚金币两面都有图像和铭文，正面是王者的正面半身像，右手执王杖，左手所执似为一圆球物。铭文由王像右手侧开始。背面为一戴盔胄的女神像，坐于一宝座上。右手执杖，左手托一圆球上有一十字架。座下有铭文，另有一铭文，由女神右侧下方开始，由下而上，几乎环统一周。铭文是拉丁文。本文最后还附带讨论了相传清代山西灵石出土的罗马铜币。另有文记述了（1956年）西安土门村唐墓中出土的拜占庭式金币。1976年，在河北省赞皇县的南刑郭发掘的东魏上党太守李希宗夫妇的墓时发现的三枚拜占庭金币。并做了考释。
  《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10日刊载王明辉《青海考古首次发现欧洲人种遗迹》一文，记载2001年10——11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民和县博物馆对民和县官亭镇胡李家镇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对所出土的3具骨骼，初步鉴定，其骨骼表现的体质特征皆为明显的欧洲人种。
  文中描述，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类型及埋葬的方式等特点看，这批居民的文化属性属于典型的东汉文化，说明他们不仅生活方式而且连葬俗也完全遵从汉文化，这表明这批“西方人”在此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文化和风俗，除种族特征外，其它方面已经完全“汉化”。
  2003年7一一9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永昌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红山窑乡水泉子村的汉墓群进行挖掘，共清理墓葬99座，出土各类文物302件。从出土文物看属西汉时期墓葬，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挖掘意义重大，其重要的发现是人体骨骼体长多是1.8米以上的巨人，且颅骨明显有别于蒙古人种，属典型的“西方人”。在裹头颅的残留丝织物上采集到棕红或黄褐毛发。考古工作人员认为，这些墓主人是欧洲人种，可能和汉时的骊靬县和骊靬人有关。
  水泉堡从汉代到清末民初，为历代军事要塞，东南邻焦家庄乡，到永昌县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