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从民团到保安团的演变经过
  1936年10月，国民党永昌县政府为抵抗红军也组编了民团。仅在宁远乡就组织了200余名团丁在宁远堡集训。11月的一天，县政府传来命令，要我速带团丁守卫永昌县城。当我接到命令，率丁到河西堡金川峡山口的时侯，闻讯红军已克永昌，守城无望，随即遣散团丁，我也回到家中。直到1937年农历二月间，红军已放弃永昌一线，西进至临泽、高台苦战之际，凉州（武威）马步青之骑五师军法处长袁耀庭到永昌，传朱伯浚、肖光庭（辉祖）、柴自奎等人到县政府面授和商议征集壮丁，重建保安团机宜。于是分头行动，不多时间就在原民团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壮丁组建了永昌县保安团。以三三编制序列，保安团以下分设三个营。我所在的宁远乡被编为第一营，我任营长。东河片即永安乡为第二营，柴自奎出任营长。城关、五龙乡为第三营，肖光庭（辉祖）为营长。朱伯浚为保安团团长。该团壮丁集中起来后，分别先在各乡所在地集中训练，然后又集结到县城整训。到农历四月份，武威专区六县的保安团要全部集结到武威新城正规整训，这时团、营、连各级都分别安插了马家军的亲信，充任各级正职或副职。这时，我仍出任第一营营长。
  掩护营救被俘红军人员始末
  红军西征节节失利，被俘人员陆续收审，分别不同情况做出处理。有的被补充到骑五军中，有的审查后陆续转解他处监禁。与此同时，地方保政人员不时还将在武威一带俘获的零散红军东返人员送交保安团监禁，以期经“感化”视情况候编。这时，我所在的第一营送来了吕绍权（化名，湖南人）、赵保娃（四川人）、陈××（后改名为潘永义，四川人）、张梦熊（四川人）、赵庚生（四川人）、王六九（四川人）等14名被俘红军，被另编一班，交给三连管训。这个班由赵保娃担任班长。
  在管训期间，这个班发生了一起吕绍权毁枪事件。一次，我营所驻地附近一农民家死了媳妇，娘家人纠缠不休，聚集闹事，砸烂棺材，抬着死尸各屋游串，然后，又停放到堂屋。自此，这家人说死人“出殃”、“闹鬼”家中不敢住人，央请部队“镇煞”，但其他连队都不去，唯三连要让管训的红军班去住宿。他们去后，在嬉耍中将一支步枪损坏（也许是有意的），被三连连长马成龙（回族）发觉，一口咬定是红军不服管训，毁坏武器。于是马成龙抓住吕绍权不放，大打出手，还要借机枪毙吕绍权，杀鸡儆猴。当时，我营军需跑来报告，我听后十分恼火，让军需带了十几个壮丁以我的口气威胁制止，才未使事态扩大。当时，骑五师派来的这些下级军官，实属马家军的鹰犬，他们狂妄高傲，为非做歹，与我们时有矛盾摩擦。他们不仅不经请示以不服管教的罪名打骂或草营红军被俘人员，而且连我们也不放在眼里，对保安团的壮丁也可以随便抓住拷打，引起了我们的反感和痛恨。虽然事情制止了，但马成龙借机杀害吕绍权的可能随时存在，他念念不忘被损枪支。这时我又让他从军需那里的三支步枪中挑选了最好的一支给他做了顶替处理，事件才算平息下来。至此，红军被俘人员对我改变了看法，特别吕绍权经常与我来往，之间相处很好。
  农历六月中旬夏收开始前，要给保安团壮丁放假三个月回家收割庄稼。这时，红军班除已中途逃走两人外，还有十二人，我借机发给他们与壮丁同等数量的盘费（每人每天一斤半面粉和每人一块法币）放他们出走。其中十人都情愿走，唯独吕绍权、陈××不走，要求和我在一起。当我回家时又把他两人带到宁远堡我的家中，生活了三个月。
  这时，我才知道吕绍权已28岁，有一定文化，在红军中担任连级职务，精明能干。九月份保安团壮丁再次集中，骑五军要保安团正式编入正规编制，这时，我也被调为督练处参谋，显然是对我们地方势力的贬低。借整编之机，我想让吕绍权离开骑五军，之前听到武威银行需要人，我便引进给银行一姓王的行长让吕到那里干事。从此他离开马家军，在那里干得很不错。1938年后，他又被调到张掖，去张掖途中，他还专程来到宁远堡我家中看望过一次，住了几天就走了。从此再未听到消息，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听说他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了师长，以后在西宁市工作。
  陈××很机灵，被骑五军参谋长潘亚柏看中了，在我离开时介绍给潘亚柏做勤务。潘出任永昌县县长时，被潘收为义子，从此改名为潘永义。后来，他也跟潘到永昌县政府做事，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以上就是我在当时接触、掩护红军被俘人员的真实情况。
  1983年4月陆毓珍口述，1984年12月12日核对，朱新斌调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