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红西路军西征到高台、临泽一带与马家军作战失利，红军失散人员零零落落向东走。我们永昌县城附近的农村也时有红军来要饭和投宿。但因为敌人和国民党政府沿途设置哨卡截拦，分派军警盘查，农村中也常有军警保政人员出没监视，还出示布告，胁迫群众不得收留，一旦发现就要以“通匪论罪”。但是，地方群众还是对红军来时多为他们给饭吃，也有个别人家临时投宿后，尽快送他们离开。
  1937年农历二月中旬，也是敌人搜查红军最紧张的时候，一天黄昏，天刮着大风，从西面下来的十多名红军失散人员途经县城南财主孙海州的庄子附近停顿歇息，趁农民晚饭的时机乞食充饥，但怕人多目标大，不便行动，于是分散开各自找食。一个衣着褴褛、双脚裹着毡条、面容憔悴、行走一瘸一拐的一个小红军来到正在吃晚饭的我家门口，她先以羞怯和惊慌的神情里外张望了一阵后，嘴唇嗫嚅，冻得浑身打颤发抖。这时，我母亲（黄开兰）看到红军冻得太可怜，很快走近她的身边，红军才操着四川口音说，大娘哟，我们与部队失去联系失散了哟，天气太冷，找点饭吃哟。说话中，我们才听出是个女红军。母亲问她的年龄，她说16岁，使母亲更感到同情可怜。她一面唠叨，一面扶着红军进了屋，放到热坑上的被窝中，又端来饭让她吃。不料饭后，虽身子骨暖和了，早已冻伤的两手双脚却更加疼痛。她边翻滚边噢噢直叫，母亲和妹妹两人动手拆开了缝在脚上的湿毡条，发现两脚已经冻肿化脓，立刻端来了一盆凉水，把她的手脚浸泡在水中，轻轻搓擦了很大一会，疼痛略为减轻。但两脚不能着地，更无法行走了。父母亲不忍心让她离开，经过琢磨，决定还是先留下来养好冻伤后再另作安排。
  当晚，父亲（赵学普）先打发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儿子，连夜收拾好了我家四合院的南倒座屋内的洋芋窖，里边铺垫了麦草，以备意外情况下躲藏使用，还叮咛我们子女们不能向外人透露风声。然后，母亲又拿出我妹妹赵殿菊的衣服给她更换。在换衣服时，其余的衣服都很痛快的换下了，唯有一件内衣迟迟推辞不愿脱，母亲感到很奇怪，几经劝说，也许她也理解到我父母及一家人出于一片真心，才吞吞吐吐地说内衣夹层里藏有“团证”，这时，我们才知道她还是一个共青团员，顺着话题她也向我们告诉了她是四川巴中县人，名字叫杨桂香，参加红军前是学生，参军后是红军妇女团的战士等方面的情况。为防意外，当晚母亲将换下的旧衣服全部做了处理。
  一切隐蔽措施妥善后，父母亲为使她脓肿的手脚肌肉不致腐烂坏死，连夜用蒲公英、甘草等中药熬煎了水擦洗和用温化的冻牛粪连续热敷手脚。经过七八天时间的不间断土法治疗，脓血收敛，淤肿开始消失。这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人都为她的安全捏着一把汗。但凡保政人员、军警或陌生人来这里，我们就先藏人，然后再去开门，等外人走了再把她放回热炕上。我们兄弟姊妹每天均轮流在庄外瞭望放哨，观察动静。天气暖和的时侯，妹妹爬上房顶放哨，把她放在后院晒太阳。在父母亲的精心关怀下，过了一个多月，手脚冻伤完全治愈，双脚也能走路了。但这时，她仍很挂念同行的红军战士，随时想继续东返，经父母同意后，独自去到孙家庄附近，但没有打听到消息就回来了。过了两三个月后，敌保政人员搜捕红军的活动停止了，她也能自由外出了。她又听说县城里又来了许多失散人员，她先后去过几次。有一次，到县城举人王裕基家打听了情况，从这一次起，也许是从这些失散的红军中了解到他们均已失去东返的条件和可能。她回来后，最后决定不再走了，打算定居下来，从此，就成为我们家中的一个成员了。
  那时，她才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但她懂得的事却比我多。她常向我们讲红军的事迹和一些革命道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向父亲讲不要学着财主的样子打新庄盖新房，不要干剥削、压迫穷人的坏事，不要给国民党办事等。那时地方上实行保甲制度，甲长要由地方群众轮流出任。1937年，该轮到我父亲当甲长，她硬是说服父亲，没当这任甲长。
  她的伤治好后，跟着母亲和我妹妹学做料理家务，到第二年，她已能独当一面，处理家务了。她勤快、细致，很得父母亲的喜爱、器重。父母亲也象亲生子女一样看待她。那时我们弟兄姊妹六人，她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也十分融洽，也跟着我们一样称呼父母和兄弟姊妹，我们对她也象亲兄妹一样看待，从不分彼此。她虽然年纪小，但胆大心细。1938年秋，日本飞机在永昌城南关投弹轰炸后，她独自跑去拣拾回来几块弹皮，被父母知道后责备她冒了风险。但她笑着说，飞机轰炸她经过，不怕，炸弹皮是好钢铁，拾回来家中还可以使用。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8年，她已满18岁了，按照我们地方上的习俗，该到考虑她的婚事的时候了。父亲起先给她物色了一个家庭生活较好的人家，却被她拒绝了，她说婚姻要自主。直到1939年夏天，她19岁时，河西堡宗家庄的一伙亲友给我家帮助打麦场围墙。其间，她与一个贫苦青年李贵林自由恋爱，也就在那年农历八月，父母为她备办了嫁妆才出嫁。结婚以后，一直不忘我父母的养护之情，常来站“娘家”，看望父母及我们一家。不幸的是到1941年，她生孩子时难产死亡，我们对她的死也很惋惜。
  几十年过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颠倒是非，揭发说我们家中图了女红军的财，把她杀害了，被列为专案审查。我将历史情况及线索如实地做了提供，请求做些调查，不知调查与否，以后不再提及。
  我的父母亲因年老分别于1963年、1977年去世。但对收养女红军杨桂香的经过及始末我也是亲历者，自始至终很清楚。
  1984年5月3日赵殿孔、赵殿玉口述，同年12月核对，朱新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