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1936年12月下旬，红西路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撤离永昌继续西征时，先将在永昌县城医治养护的一大批重伤员转移到城西30公里以外的新城子地区。这时，马家军对红军进行全面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加快行军速度，避免严寒侵袭加剧伤势恶化，减少无辜死亡，在临出县境时，将三四百名重伤员分别安置于新城子一带的赵定庄（赵世堂、赵培泽等家40名左右）、南湾（王朝文、赵世俊家80名左右）、刘家庄及家府寺（80名左右）、柴家庄（家府寺内14名）、新城子城隍庙（100名左右）、西湾（宦家庄、蒋家台庄60名左右）、唐家坡梁家庄（40名左右）、毛家庄（孙家院4名）等多处民房、店铺、公廨、寺庙内。
  红军刚走，马家军即尾随而来，制造白色恐怖，执法队首当其冲，闯入伤员住地惨无人道的搜捕杀害红军，还将分发给伤员手中及其委托少数群众负责养护伤员的生活费用（有白银、大洋、大烟土等）全部洗劫一空。至此，生命垂危之中的红军伤员生活陷于绝境，。
  然而，由于红军在这一带停留期间，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分发财主的粮食、物资救济贫困群众，人民认识了解了红军。与红军心心相印的绝大部分地方群众又亲历目睹了敌人的种种残暴行径，看到了红军伤病人员的艰辛遭遇，激发起了强烈的阶级感情和正义感。在言论无自由、行动受监视的条件下，不畏白色恐怖和敌人的暴行恫吓，自发地行动起来，运用多种方式养护、抢救伤病员，并资助失散人员。他们有的是处于对敌人暴行的义愤和对红军的同情爱戴，有的是处于人道主义的慈善博爱，有的是处于同情怜悯的行善积德，为红军伤员和失散人员提供住宿方便，架火取暖，抵御严寒，送水送饭，熬药煎汤，帮助医伤，掩护伤、散人员躲避敌人的搜捕杀害，并资助口粮盘费，引径指路，脱离险境，安全踏上东返征途。同时，为失去东返条件的人员招亲赘婿，成家定居，寻求谋生出路。也不忍心红军遗体暴尸横野，组织掩埋烈士遗体，为掩护救助红军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岁月流逝和许多当事者的谢世，不少事迹已被湮没或遗忘，现仅依调查到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赵定庄、刘家庄群众养护红军伤员情况
  据王兴天、王尚信、刘信成、柴富礼、李富善等当事老人回忆，被遗留安置在南湾王朝文、赵世俊庄内的红军伤员的养护生活费用刚被敌人洗劫后，在外躲避红军回到家中的财主王朝文，看到数千石的粮食及家产、牲畜被红军征收补充给养和散发救济了穷人而心生怨恨，遂手持木棍，把自己庄内和与其相连的赵家庄内的七八十名伤员统统赶到庄外的冰天雪地。刘家庄老人刘朝相（教师已故）目睹到红军伤员的悲境，立即腾出自己家的一座大草房，发动庄邻，铺垫好草铺，让伤员住了进去，连同原留在刘家庄家府寺的七八十名伤员（共160余人）的食宿、疗伤等负担全部落在刘家庄的人民身上。除刘朝相每天出面照料外，还有王永昌（已故）、赵振绪（已故）、王进喜（已故）、刘信成（健在）、刘喜成夫妇（已故）、张三皮匠（已故）等一批村民，从庄邻中凑集柴禾、煤炭、口粮为分布各住宿点的红军伤员架火取暖，烧水做饭，帮助擦洗清理脓淤血污、包扎伤口，度过严寒饥饿难关。这里冬季缺水，靠背冰化水。曾热情为红军办过事的农民刘信成带着自己八岁的儿子，不畏严寒，坚持每天从涝池内背冰化水，满足伤员用水需要。当地方群众送饭少的时候，还从家里拿来口粮，为伤员熬糊糊喝。柴家庄皮匠柴富仁曾为红军做皮活20多天，受到红军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走后，目睹伤员费用被劫和财主的残暴行径，以及红军伤员的困境，激起了对敌人的义愤，从家里背来馍馍发给了伤员，但因人多馍少，吃不过来，索性又从家中背来面粉、糁子和沙锅，在伤员住处亲自做饭，连续伺候了三天方才离开。当伤员住宿拥挤时，刘家庄、赵家庄的一部分群众为控制伤势不再恶化，还将部分伤员领到自己家中住宿，用中草药水和盐水擦洗伤口，土法涂敷疗伤。刘喜成夫妇将一名叫喜娃的四川籍红军小战士放在家中一直养护到伤愈。在地方群众的热情关照下，绝大部分伤员的伤势很快得到控制，生命得到保全，还有的很快康复，含着激动泪水，告别乡亲踏上东返的路途。最后留下的30余名连同赵定庄受养护的伤员伤愈后，受永昌县旧政府的命令统一收容时，由地方群众李元亨、白致礼、刘克全等人套上牛车送往县城。赵定庄的伤员离开时，白致礼还将自己随身穿的一件短皮大衣脱给一位伤未痊愈的伤员遮风御寒。
  赵定庄、刘家庄的群众还将伤残严重、实难治愈的少数死亡者，由地方群众周之贵、王进喜、张三、王兴天、白致礼等群众抬往北沙沟一带做了掩埋。
  二、柴家庄群众养护遗留伤员情况
  据柴元兴、柴福茂回忆，红军西进后，仅有二三十户贫困人家的柴家庄的家府寺内遗留伤员十五六名，地方群众十分同情伤员费用被劫和遭受严寒饥饿痛苦的困境，在柴元兴、柴富仁、柴福顺等群众的关照下，家家户户每天轮流给伤员架火取暖、送水送饭，一些老人主动用盐水和蒲公英等中草药熬的汤药水擦洗伤口脓血、清洗绷带，用麻油调豆面糊涂敷刀枪伤口，用冷水或温化的牛粪脱敷冻伤，将这批伤员一直侍候到次年农历二三月间，大部分伤愈东返，剩余的二三名继续养护到伤愈后方才离开。
  三、新城子、唐家坡群众养护伤员情况
  据赵世宝、尤得福、赵振秀、赵振义、常青善等当事人回忆，红军大部队撤离时，匆忙安置在新城子城隍庙、宦家庄及蒋家台庄等处的200余名红军伤员，分别受到地方群众的掩护营救，端水送饭，架火取暖，伺候养伤，直到大部分伤员伤愈后东返。养护期间，不少伤员被村民领到家中照料。尤家院的尤得福将十三四岁的腿部受枪伤、双脚冻伤化脓的一陈姓小红军收留于家中，其祖母与母亲遂用蒲公英中草药熬水擦洗枪伤，用酒糟热敷双脚冻伤，经过几十天的精心养护、热情照料，很快治愈枪伤和冻伤，之后又养护在家中，直到第二年才被收容送走。与此同时，又帮助不少伤愈后无力回返的失散红军挖药材、拾蘑菇、捕猎、背煤为生，并提供食宿方便。被遗留在梁家庄的三四十名伤员不仅分发的费用被敌人洗劫，而且受部队委托养护伤员的赵培钧、赵振威、赵振玉等村民也受到株连家庭遭劫。敌人走后，赵培钧等人依然不负部队首长嘱托，担负起养护伤员的重任。他们冒着风险，动员各家各户，为伤员提供生活方便，安排照料食宿，这部分伤员除两名出走途中被敌人杀害外，其余人员全部治愈，有的陆续东返，有的定居当地。
  红军撤离西进时，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寒气逼人的季节，被遗留在城隍庙的近百名重伤员，无医无药，伤势急剧恶化。在新城子做生意的四川籍小商人方少君（1944年病故），目睹了红军的艰辛困境后，委托了住在范家庄的另一四川籍老张爷（名不详，已故）每天赶上毛驴，驮上煤炭、柴禾到空旷的城隍庙伤员住处，给伤员生火取暖、烧水解渴、洗伤，不时还送些食物让伤员充饥。时间一长，被敌自卫大队长孙天太发觉，诬陷老张爷通匪，遭到毒打。方、张依然利用早晚时间暗地里送柴禾、食物不止。
  农历腊月间，正值敌保政人员搜捕监视红军风声正紧之时，一天下午，范家庄群众常浩义（已故），在自家草房内发现栖息着五个途经失散的红军伤员，唯恐被自卫队长孙天太发觉遭捕，先将五人留在家中吃过饭后又隐蔽他处躲避，当天晚上领着侄儿到离家一二里外的雷家庄深沟连夜挖了个小窑洞，铺垫好麦草，趁天亮前准备了干粮和开水将伤员转移，坚持早晚送水、送馍十多天。几个伤员体力恢复后有的返回原籍，一名定居在当地。
  四、毛家庄群众掩护红军伤员李成科情况
  据王勋成、吴天源等人回忆，红军出境时，掉队遗留在毛家庄的四名红军伤员刚要进入孙家大门时，敌军执法队赶来未及躲避，三人被杀，下肢负伤的四川籍红军李成科被敌人枪托打伤头部昏厥倒地。敌人走后，原为红军办过事的王万成（人称王六绅士）等人对李进行抢救包扎，并掩埋了遇难红军的尸体。当另一股敌人赶来时，尽管自身受敌保政人员的监视，他还是不顾一切将李藏人家中洋芋窖内躲避。为防止意外，在敌人走后，将李转移到由他疏通的地方群众吕尚善家中，两人秘密养护。当敌人停止搜捕活动后，又接回自己家中，伤愈后还在其父子的安排下由其带领在森林中拉运木料为生。王万成去世后，吕尚善又继续承担了对李的生活照料，当李成年后，吕又将其妹妹许嫁，开始独立生活直到1945年发生灾荒，李到一座破煤窑中挖煤时，不幸煤窑坍塌遇难。
  经调查，新城子地区群众还利用靠近祁连山的优越条件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使一大批途经伤病失散人员躲过了敌人的搜捕，经过短暂休息后又踏上了东返的征途。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的两三年内除已被旧政府收容的外，有近百余名红军伤员和陆续途经失散红军相继在地方群众的帮助下，有的继续养伤，有的挖药材、拾蘑菇、捕猎、挖煤筹集路费准备东返，也有不少人在地方群众的引荐下招亲赘婿、成家定居，生活至今。仅据健在的当事人回忆，当时在这一带定居成家及全国解放后迁居他处的红军就达40余人，现除大部分已故，健在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战士高开礼（70岁）至今仍在此地安度晚年。
  以上情况均根据1985年6月10日至18日由王兴天（男，时年74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王尚信（男，时年77岁，居新城子乡赵定庄村）、刘信成（男，时年81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柴富礼（男，时年71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李富善（男，时年73岁，居新城子乡赵家庄村）、柴元兴（男，时年80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柴富茂（男，时年69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赵世堂（男，时年72岁，居新城子乡新城子村）、尤德福（男，时年70岁，居新城子乡新城子村）、赵振秀（男，时年69岁，居新城子乡唐家坡村）、赵振义（男，时年69岁，居新城子乡唐家坡村）、常青善（男，时年80岁，居新城子乡新城子村）、王勋成（男，时年68岁，居新城子乡毛家庄村）、吴天源（男，时年67岁，居新城子乡毛家庄村）等当事人、知情人回忆提供，朱新斌、王子魁调查核对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