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1936年10月底至1937年3月中旬，红西路军强渡黄河，转战景泰、古浪、永登、武威后进入永昌、山丹一线，在永昌县境停留、作战及开展地方工作四十余天后，继续西征至民乐、张掖、临泽、高台及祁连山区，与围追堵截之敌激战至最后失利，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时期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除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全力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外，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红西路军正义精神的感召，河西走廊各族人民群众纷纷自发起来掩护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中，地处河西走廊峰腰地带的永昌县广大人民及其各阶层进步人士，进行了大量的掩护营救资助活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保存党的武装力量及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及地方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为了达到一举围歼红军的目的，当红军一进入河西走廊，就调动全部反革命武装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同时，为了割断人民群众与红军的联系，巨金悬赏捉拿红西路军高级干部，加紧搜捕杀害被俘、失散、伤病红军，大肆制造白色恐怖，妄图扑灭人民革命火焰。
  永昌虽没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但永昌人民历来有反抗剥削压迫、求得翻身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迫切要求和强烈向往。11月18日，当红西路军转战进入永昌县境后，经宣传发动和开展地方工作，很快便出现了人民群众拥护红军、支援红军和军民融洽相处的情景。永昌人民或为红军作战部队作向导，或组织担架队到战场上抢救运送伤员，或协同征集办理部队所需给养，或组织人力、畜力运输队伍运输粮油物资，或为部队筹集废旧铜铁和火药原料、锻铸军械弹药等，从战备物资，或为部队提供食宿方便，或照料伤员等各个方面竭尽全力为红西路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2月28日，红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偕红九军、三十军部队撤离永昌继续西征后，敌军及其执法队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在永昌城乡搜捕屠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员和遗留红军，制造白色恐怖，迫害无辜群众。红西路军为了避免伤员受冻死亡，减轻部队负担，加快行军速度，不得不将先前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子一线的数百名重伤员就地安置。红军撤离西进后，敌人的种种残暴行径并没有吓退永昌人民，他们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养护伤员的重任。
  （一）陈开昌冒险抢救红军伤员
  1936年12月27日，敌总指挥马元海重兵围攻永昌不下，又从山丹调来马彪部马志武团增援永昌，行至水磨关一带时，受到驻防的红九军的阻击后在南沿沟滩展开激战，红军部队受到重大损失。红军战士李作才下肢受伤，又受到敌骑践踏而昏倒在战场，苏醒后已至傍晚。在隆冬严寒的侵袭中，他忍着剧烈伤痛，只身爬至水磨关村杨家庄，当地青年陈开昌见李浑身泥土、满脸血污，冻得牙齿咯咯作响，将其背到自己家中，与父母为其换去血衣，用盐水清洗、包扎了伤口。
  第二天清晨，敌军及执法队卷土而来，在水磨关挨家逐户搜查红军
  和遗留物资，逮捕村苏维埃政权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在千钧一发之机，陈开昌与父母冒着生命危险速将李作才藏进洋芋窖内，窖口堵盖上了杂物和破烂家具，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此后，用此办法多次躲避了敌军的搜捕。每到夜晚，他们便让李在热炕上休息。白天，为了能使其晒到太阳，一家三口人轮流放哨。后来伤口感染化脓，缺乏医药，陈母便用甘草、蒲公英等中草药熬水或淡盐水清洗脓血，并用麻油拌豆面糊涂敷伤口，土法治疗。当时家境困难，口粮十分紧缺，陈开昌借助给财主看水磨的条件，向磨户讨要面粉供伤员和一家人维持生计。经过40多天的精心伺候和秘密养护，李作才的伤口初愈，两月后康复。此时，李决定东返寻找革命队伍。为了感谢陈开昌一家人的养护搭救之恩，将一枚图章及一块鹿茸执意留作纪念。陈母也为其更换了棉衣，缝了一条粗布裤，做了一双新布鞋，准备了干粮，李含泪挥别踏上了东返的路程。
  20年后，李作才从兰州来信寻访陈开昌，信中陈述了当时水磨关战斗的情形，再次表达了他对陈开昌一家人搭救养护的感谢之情。
  （二）南泉群众全力救治红军伤病员
  1936年12月28日晚，红九军离开南泉时（现焦家庄乡杏树庄村），将70多名重伤员就地安置于村民王之绩的家中，临行前由红军首长给每个伤病员分发了医治伤病的资费。次日清晨，敌军蜂拥直闯伤员住处，将分发给伤员的养伤费用（大烟土、白洋、银锭等）洗劫一空。随后，又将这批重伤员全部轰赶到庄外的冰天雪地之中。一向为人慈善的王之绩老人目睹伤员困境，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喊来众乡亲腾出庄外的三间大草房，铺垫好草铺，安置了伤员。
  在这数九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生活完全陷于绝境的红军伤员处
  境十分危险，有的肢体断裂，伤口严重感染化脓，肌肉腐烂发臭；有的负伤后失血过多，体质虚弱，处于半休克状态，生命垂危。看到这种情况，王之绩又动员乡亲们瞒过敌军，凑集煤炭、柴禾、口粮，在伤员住处生火取暖、烧水送饭。王之绩夫妇及众乡亲们从各家中收集布条、棉花、食盐、中草药，熬煎药水，帮助伤员擦洗、包扎伤口，料理调养。最初半月内，因伤势无法控制而先后死亡20余人，又由他出面料理，联络乡邻毛尚新、王万瑞、王家有等人，多次用人抬、车拉、骆驼驮等方式运往古城山岗（现已垦种）分别做了掩埋。
  伤员养护期间，口粮非常紧张。给财主看水磨的贫苦农民毛尚新、毛培礼父子曾为红军磨面月余，与红军有较多接触，对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目睹伤员的困境和敌人的暴行，越发产生了对红军的同情。他们父子借助看水磨和距伤员住处较近的方便，利用曾给红军磨面时剩留的部分麸皮、黑面和从磨户那里收集到的面粉，每天在水磨坊做饭两顿送给伤员，连续伺候达三个月时间，还从自己家中拿来口粮补充伤员吃粮的不足。为缓和伤员住宿拥挤状况，每天轮流将几名伤员抬背到水磨坊的热炕上休息。为了不使伤员伤口恶化，毛培礼索性将一膝关节、腰部被子弹射穿的16岁的四川籍红军战士陈义奎、面部受刀伤的18岁的四川籍战士魏义德和小腿负伤的任元孟等三人背到毛卜喇自己家中，让其母亲照料。其间，还将从梨园口战斗中小腿负伤失散途经他家的红军妇女独立团副连长龚少敏、战士龚有才两女红军收留、养护长达半年，直到后来与当地青年成婚后方才离开。被养护的陈义奎等三人伤愈后，一直在他家中生活了长达三至六年。陈义奎枪伤痊愈后不久，又患霍乱病，上吐下泻，七天昏迷不醒，母子守护在身旁端屎倒尿，精心护理直至康复。后来又将其侄女许嫁成婚定居。在众乡亲的全力救助下，这批伤员的伤势得到治愈，渡过了难关，大部分先后东返寻找革命队伍或返回原籍。剩留的红九军某营四川籍干部钟德荣（化名李明喜）、战士何德胜等几人伤愈后，又在地方群众的帮助下，定居谋生或返回原籍。
  （三）各地群众齐心协力救助红军伤员
  红九军、三十军撤离县境时，有300多名伤病员分别被安置在赵定庄、南湾、赵家庄、王家庄、刘家庄、柴家庄、新城子、西湾宦家庄、蒋家台庄、梁家庄、毛家庄等处群众家庭或寺庙内，分发给伤员和群众手中的养护费用均被敌军洗劫一空，伤员们顿时陷于绝境。敌人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公愤，地方群众不畏敌人暴行和恐吓，自发行动起来，全力抢救、养护伤员。
  红军撤离后，逃跑在外的南湾大财主王朝文回到家中，对红军征用和分配其家中财物耿耿于怀。当他看到邻居赵世俊院内留有70多名红军伤员时，为发泄私愤，将他们全部驱赶到庄外的冰天雪地。邻近刘家庄的刘朝相老人看到此番情景后倍感悲痛，立即打发家人及庄邻腾出自家的草房，铺垫好麦草，把这批伤员全部收留到草房中，与群众一道承担起了连同原安置在这里的70多名共150多名伤员的养护重任。刘朝相除安排伤员住宿外，还照料伤员的取暖、送饭、疗伤，地方群众王永昌、赵振绪、王进喜、刘信成、刘喜成夫妇等人也主动到各家各户凑集柴禾、煤炭、口粮、锅灶等，为伤员生火取暖、烧水做饭，并发动群众背冰化水，照料伤员，清洗包扎伤口。曾热情为红军办过事的村民刘信成，带着自己仅八岁光屁股儿子坚持每天早晚给伤员背冰化水，让红军深受感动。柴家庄的皮匠柴福仁等工匠先前曾为红军做皮活20多天，受到红军无微不至的关怀，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走后，对敌军洗劫伤员费用和财主王朝文驱赶红军伤员的残暴行径忿忿不平，于是从家中拿来口粮及灶具，亲自动手为伤员做饭三天后方才离开。刘喜成夫妇看到一名叫喜娃的四川籍小战士伤势恶化，十分可怜，便领回自己家中，一直养护到伤愈。新城子尤家院尤德福的祖母和母亲，将14岁的腿部负伤、手脚冻肿化脓、不能行走的四川籍陈姓战士留于家中，用蒲公英熬煎汤水擦洗枪伤，酒糟热敷冻伤，经过精心养护治愈后，又在他家生活了长达半年的时间。
  新城子城隍庙空旷阴冷、寒气逼人，被安置在这里的近百名伤员遭劫后陷入困境。定居在范家庄做生意的小商贩方少君看到后，让另一定居此地的四川籍老乡老张爷，每天用毛驴驮上煤炭、柴禾、口粮和水送往伤员住处。不料被敌自卫队发觉，诬陷老张爷“通共”，遭到毒打。但他仍然不顾风险，躲开保政人员的监视，毅然利用早晚送柴、送粮、送水。
  仅有20多户人家的柴家庄家府寺就留下伤员16名，地方群众柴元兴、柴福仁、柴福顺等人动员家家户户，每天轮流给伤员架火取暖、送水送饭。一些群众还帮助伤员洗涤绷带，清洗并包扎伤口，热敷冻伤的手脚。“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地方群众的热情照料和精心养护下，伤员无一死亡。直到1937年，大部分伤愈东返，伤势未愈的三人继续留下养护，直到康复后方才离开。
  新城子唐家坡梁家庄村民赵培均、赵振威、赵振玉等人，接受了红三十军40名伤员的养护任务。红军撤离后，不仅部队留给他们的养护费用受敌洗劫，连他们的家庭也受株连被抄。敌人走后，他们不负部队首长的嘱托，毅然担负起养护伤员的重任，冒着风险动员各家各户为伤员提供食宿。在他们的照料下，大部分伤员被安排在群众家中养护直到伤愈，除两人遇敌杀害外其余陆续东返。原食宿在贫苦群众王有仁家的四川籍战士陈明清伤愈后无力东返，故定居此地。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养护下，留在这一带的三四百名伤员不仅躲过了敌人的杀害，而且渡过了艰难困境，除少数因伤势严重不幸死亡或被敌军杀害外，绝大部分得以生存，有的陆续东返寻找革命队伍，回到党的怀抱。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的戴克林便是其中一员（参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1982年战士出版社出版）。有的返回原籍，有的在地方群众的帮助下在当地定居谋生。据不完全统计，仅新城子地区当时遗留的伤员或后来在东返途中定居下来的红军就达百余人。
  二
  红西路军军事失利以后，大批红军失散人员遍及河西走廊、祁连山区、古长城内外的茫茫荒漠中。国民党反动派及马步芳、马步青地方军阀调动军警民团，勾结地方土豪劣绅、保政人员、地痞流氓，对军民横施暴虐，对一批批过路东返的红军进行疯狂的拦截搜捕和杀害。他们散发通辑令，通辑搜捕红西路军高级领导干部；割取阵亡西路军高级将领首级示众，恫吓红军失散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张贴布告，严密稽查红军失散人员和所携带、遗留的枪械弹药；各交通要道设立哨卡，分派军警密探拦截盘查过路人员；责令整顿地方保甲，清查户口，清乡坚野，妄图切断红军同人民的联系。然而对党忠贞不渝、对革命事业坚信不移的红西路军将士，并没有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他们怀着崇高的信仰信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一切艰辛，拖着负伤、虚弱的躯体与顽敌机智周旋。有的改名易姓，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沿门乞讨，在极其恶劣复杂的环境中，或三五相携同行，或单身行进，翻越祁连山，沿着古长城，跋涉大荒漠，穿越千里走廊，想尽一切办法返回陕北，寻找革命队伍。由于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的影响，以及对红西路军人员的同情，永昌人民把途经永昌的西路军失散、伤病、被俘人员当作亲人，千方百计以多种形式进行掩护、营救和资助。
  （一）全力支援失散红军东返过境
  原红西路军总部教导团参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的左叶，在部队作战失利、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不得已孤身东返。经过月余时间的昼伏夜行，来到水磨关。此时的他体力消耗殆尽，饥饿威胁着濒临虚脱的躯体。正在他举目张望不知该往何处之时，遇到了曾居住过的房东王永年的一个长工，便跟随他来到王家。出乎他意料的是王永年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安慰他失败乃兵家常事。同时，立即吩咐家人，为他端水洗漱、做饭换衣。左叶在王家休养了半月时间，经王永年家人的悉心照料，体力完全恢复，决定东返，王永年又慷慨资助了路费及路途所需用品。
  梅家寺农民梅发生在红军驻守永昌城西一线时，为红军磨面时结识了西路军供给部门负责粮秣的四川籍干部祁科长。不久，祁科长失散途经梅家寺来到他家中。此时正是敌人搜捕红军失散人员风声最紧的时期，梅将祁藏于家中，休息了三天。临走时，为其更换了破烂衣服，送给了皮袄、帽子及干粮。
  曾参加红军跟随部队西征临泽县倪家营失散回来的梅家寺青年朱绍春深知失散红军的艰辛，在自己受到保政人员监视的情况下，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先后三次将失散途径他家的三名红军秘密收留家中热情接待，更换破烂军衣帮助乔装，并分别资助了干粮。
  1937年农历三月间，一位衣着褴褛、脖颈受刀伤、两手托撑下颌、光着脚板、脚趾溃烂的四川籍红军东返人员，途径九坝乞讨，被杨会元和他的母亲收留养护三天。临走时，杨母为其准备了干粮，送了一双新鞋，并为其做了一条裤子。
  1937年农历四月间，南坝西校群众吴大林等进入祁连山挖药材时，在金墩沟山中遇到蒋绍才等三位红军失散人员，他们缺衣少食，草鞋破烂，裤子已不能遮丑。在大伙的帮助下，改换了衣服，捐助了口粮，并带着他们学挖药材捕猎谋生。后来蒋绍才与红军战士刘永福结婚成家，在永昌定居，另外两人也在地方群众的资助下东返。
  三十军某营文书曾林模失散后，被南坝财主刘汉儒收为义子，以后又帮助娶了媳妇成家定居。
  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号兵黄玉贵失散到祁连山北麓的南坝永安堡时，被定居在这里的河南籍商人王建礼收留，以后又在他的帮助下娶妻成家，一直定居在这里。
  红西路军战士谢梦元失散途径永昌五坝时被当地村民梁长安收留，以后将其女儿许嫁，后又在他的帮助下迁眷四川原籍。
  1937年农历三月间，两名失散红军来到永昌县焦家庄财主焦克勤庄外的草房栖息，被长工张国昌发现。红军向其讨食求救，为防止不测，立即被张就近领到另一长工王录贤家中。王母见两人身负重伤，其中一人的左臂还用绷带包扎，斜挎在脖颈上，疲惫憔悴，就赶快为他们做了饭。饭后，又熬煎蒲公英和淡盐水，给伤员擦洗清除了脓淤血污，又用清洗净的布条和新棉花重新做了包扎，并留家中休息养护。临走时，又资助了干粮。1968年夏初的一天，两位手持兰州军区介绍信的军队干部，到焦家庄找张国昌调查1937年养护两位伤病红西路军过路人员一事。这时王奶奶早已过世，张国昌如实向调查人员回忆了当年的情形。
  原西路军总部警卫排长肖永银、侦察参谋陈明义，护送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东返到张掖黑河边，因敌人盘查严密，集体行动不便，便离开首长分头东返，两人昼伏夜行，曾在永昌境内的水泉子、城北武当山庙宇内歇息过，沿途受到当地群众给予的食宿资助，后来回到陕北（参见《红旗飘飘》第三集《从祁连山到陇东》）。
  原红三十军军部书记况玉纯等一行九人失散东返途径永昌县城时，县城内一湖北籍廖姓商人给他们出主意，依仗人多、携枪的优势，让他们直接向永昌县政府新任县长要粮，果然讨要到了半袋面粉。况一行到县城原军部电话队驻过的地方，在房东的帮助下烙了饼，然后安全地出了北门，离开了县境（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史办1983年15期《党史资料通讯》况玉纯《在西路军的经历》群众的掩护一节）。
  原红三十军军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公安干校校长、党委书记的赵国威，在与部队失散东返途中，受到永昌群众大力资助顺利归队。1985年12月，当永昌调查人员去找他时，因中风正在北京中日医院住院治疗的赵国威老人，已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侃侃而谈。谈到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和东返途中沿途人民群众掩护、资助红军伤病失散人员的情景时，感慨万分，老泪纵横，不停地说，河西的老百姓太好了！永昌县的老百姓太好了！是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些失散人员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们回到党的怀抱和回归革命队伍的力量。
  （二）掩护红军脱离险境
  1937年1月，五名失散红军战士在新城子范家庄常浩义家中的草房内夜宿，被常发现后速将他们领入家中吃饭休息。为了不被同庄的自卫队及其耳目发觉，他带着侄儿连夜到庄外两里外的雷家深沟挖了孔小窑洞，并铺上麦草，赶在天亮前准备了干粮和开水，将五名红军战士转移。为不暴露目标，约定每天早晚各送食物一次，连续送水、送饭十余日，直到他们大部分体力恢复后东返，其中一名红军战士在他的养护下治好冻伤后定居了下来。
  红军撤离永昌临出县境时，因伤掉队留在毛家庄的四名红军伤员在与马家军执法队的搏斗中三人牺牲，小腿负伤的四川籍小战士李成科头部受敌人枪托捣击昏厥在地。敌人走后，众乡亲料理埋葬了牺牲的红军战士。曾热心为红军办过事的村民王万成不顾个人安危，与他人立即对李成科进行抢救包扎。当另一批敌军赶来时，他已将李藏入自己家中菜窖里躲过了搜捕。敌人走后，由于他曾配合红军搞过财主的粮食，有随时被抓的可能，便又疏通另一村民吕尚善，将李交给他秘密养护。敌人的搜捕活动停止后，他将李接到自己家中，一直养护到伤愈。不久，王万成病逝，吕尚善受王嘱托继续对李养育照料，当李成年后又将亲妹许嫁成婚定居。
  驻守作战在八坝、六坝一线的红三十军撤离时，六坝刘家庄刘丕的
  草房里留下一下肢负伤不能行走的红军战士。刘丕发现后，仍安置在草房的草堆中休养，每天为其端水送饭。后被过路的敌军发现，拉到麦场上拷打直至昏迷不醒。敌骑离开后，刘丕、刘相兄弟及其侄儿刘朝玉又将伤员抬入草房隐蔽，继续治疗养护，直到伤势初愈。一天下午，这名伤员因寂寞独自爬到草房外的一墩台上晒太阳时，不料又被过路的敌密探抓获，严刑拷打致死。刘丕也因“窝藏共党”，被抓去吊打一顿。
  （三）养护失散红军如亲子女
  1937年农历三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十多名男女红军失散人员东返途径永昌县城南孙家庄停息，分散到群众家乞食。双脚冻伤、脓肿的16岁女战士杨桂香到赵家庄村民赵学普家中，其妻黄开兰见杨步履艰难、面容憔悴、饥寒交迫，甚为可怜，以慈母般的心肠立即将杨领入屋内，放在热炕上暖和，又端来热饭让杨吃。饭后身子骨暖和了，冻伤的手脚却因遇热疼痛难忍。黄让其女端来凉水，母女为杨冷敷搓揉擦洗，直到半夜疼痛略为缓解，然后又用酒糟、牛粪热敷脱疗化脓的手脚数日。虽然后来淤消肿散，但由于杨双脚严重冻伤，已无法继续行走。为不使其落入敌手，赵学普和子女们在洋芋窖里铺垫上麦草，以防万一。每当军警、保政人员来时，立即将杨隐藏在窖内。为使杨能晒到太阳，让女儿在庄外、房顶放哨。在赵学普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看下，杨很快医治好了冻疮，恢复了健康。后因失去继续东返的条件，自此被收留在赵家生活长达三年，直到1939年秋同河西堡宗家庄的男青年李桂林结婚成家后方才离开。
  （四）机智斡旋掩护红军脱险
  1937年春，一位身负重伤、双脚冻肿已化脓溃烂的红军战士行至九坝团庄王希昌老人家时，因伤势严重，体力不支，无力继续行走，恳求留宿养伤。王希昌十分同情红军战士的处境痛快地答应了，并热情帮助他洗伤治脚。为防意外，他还到邻居家中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不料，一天马家军运输粮草辎重的队伍途经停歇，也要在他家住宿。在万分紧急时刻，老人灵机一动，让红军伤员充装哑巴，头蒙被子睡在炕上。当敌人进门检查时，老人便说自己的哑巴儿子患了伤寒病正在发汗。敌军一听是烈性传染病，立即退出门外，从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经过他家两个多月的精心养护，红军战士枪伤冻伤痊愈，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王家。
  1937年春，红九军卫生员何进元失散途径永昌新城子时，遇到敌军被捕押解到县城，与早先被捕的40多名红军战士关押在一起。次日，这批被俘人员要转解武威骑五师。旧政府粮草班首爷、曾任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马显功看到何体力虚弱、个头矮小，甚为同情，便以手下缺个跑堂的为由，将何解救出来，留在自己家中生活了一年多时间，才走上了自己谋生的道路。
  1937年春，红山窑高古城土沟的孙五爷、陈三爷、老杨爷、孙世智等人在大黄山北麓放羊时，多次向失散过路的红军提供食宿方便、引径指路。一次，隐蔽在大黄山中的几十名红军为探明路途，派出两名武装侦察人员到他们所住牧房问路、寻找口粮。他们见红军还是那样纪律严明、态度热情，很受感动，于是立即给做了饭，资助了口粮，详细介绍了东返路线及敌人情况。过了几天后，又有四名穿着便衣的红军途经牧房讨饭，并寻问东返路线，他们为红军做了饭。饭后发现远处有几个骑马的敌军赶来，于是立即掩护红军到牧房东侧的山沟隐蔽，又放出羊群灭踪。当敌军逼近追问红军情形时，他们指给相反的方向，敌军信以为真朝所指方向追去，使红军安全脱险。敌人走后，他们又拿出干粮资助红军，并指给了东行的路线。
  （五）慷慨解囊为失散红军解困
  红西路军在永昌停留期间，全军指战员军威严肃、军纪严明，并济苦爱民。作战失利后，失散人员仍然保持着优良作风，那怕是风食露宿、饥寒冻馁、乞讨度日，也从不做扰民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这不仅受到了群众的信赖，也赢得了一些财主、工商资本家及旧政府军政人员的称赞。当红军陷入困境时，他们中有的不计仇隙、疏财仗义，也向红军伸出了援助的手。
  1937年3月间，红五军四川籍战士董国玉、张德东返途经永昌知名工商财主张廷祯的五坝“同丰”油坊，请求歇息养伤。张廷祯全然没有计较红军在永昌停留时曾征集过他在城乡的多处字号及粮、油、钱财，坦然收留了董、张二人，并嘱咐家人安排食宿和照料养伤。不料却被县自卫大队长张中科发觉，张几次试图捕捉红军失散人员，并借此敲诈勒索。张廷祯每次都以酒宴和金钱满足了张中科的欲望，从而使董、张脱险。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他们体力得以恢复，张又将处事机灵、有文化的张德留在身边跟随他办事，将老实忠厚的董国玉安排到“元裕丰”字号做杂务。直到1939年，张德不辞而别返回四川原籍，张廷祯并未在乎。后来给张德来信，叙述了自己离开的缘由，并表达了对张搭救养护之恩的感谢之情。张德走后，张廷祯对董国玉未加任何防备、歧视和虐待，反而更加关怀，帮董娶上媳妇成了家，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同年3月，沿北部沙漠东返的几名红军途经到双湾财主姚明云家中觅食。姚热情接待，临走时捐助了路途盘费。
  1937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新城子唐家坡青年赵振义等人在皇城滩鸡冠山给苏户牧主放牧时，沿大马营方向来了46名骑马的红军东返人员，护送其中一商人装扮的红军干部同行。根据红军的请求，他们在牧主韩六的马群中给调换了三匹膘肥体壮的儿马，在牧主韩七的牧房上又资助了300斤面粉和300斤饲料，并提供了灶具做饭，红军饭后，告别了大家乘着夜幕东返了。
  （六）大力营救被俘红军
  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在祁连山战斗中失散不幸被俘后，监禁在武威骑五师特务团，后被马步青指嫁给敌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身陷囹圄。1937年秋，马进昌移防永昌，将王泉媛及其警卫员王秀英带来。因王暗暗放走了被俘后在马部做杂役的一名红军战士，遭到马进昌的多次毒打。邻居唐兆存目睹王的处境，甚为同情，与王熟识后想办法支持其逃离虎口。一次，拿出自己结婚时的嫁衣让王化装潜逃未成；之后，又秘密到汽车站给王买好了车票帮助逃离，不料走漏风声，被马进昌派人追回。
  1937年4月间，永昌县宁远堡乡乡长、民团营长陆毓珍任马步青之骑五师保安七团一营营长时，曾负责监管在武威县一带被俘的红军失散人员吕绍泉、张梦勋、赵庚生、赵宝娃、王六九等14人（后逃走两人）。
  其间，该营三连回族连长马成龙曾借口毁坏步枪，要谋杀吕绍泉，被陆及时制止。当年7月，陆利用保安团壮丁夏收放假的机会，发给12名被俘红军与壮丁同等的口粮路费放走。其中吕绍泉和陈姓战士不愿走，他又带回自己家中，后通过私人关系，将吕介绍到武威银行工作，陈某介绍给永昌县代县长潘亚柏做勤务人员，以后改名潘永义。
  据知情人和定居在永昌境内的红西路军老战士回忆和不完全调查统计，在永昌人民群众及各阶层人士的大力掩护、营救、资助下，1937年以后几年内，仅居住在永昌地区的红西路军失散遗留伤员、被俘获释、或失散后东返途经停留下来的男、女红军至少有300人，直到1949年还有120人左右。全国解放后，他们有的陆续迁返原籍，有的移居他乡，有的参军跟随解放大军西进，也有的重新参加地方工作，分布在各条战线和各个行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分子，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红西路军在永昌与围追堵截之敌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十次，虽然给敌以重创，但自身也受到很大伤亡，数以千计的烈士遗体分布于各个战场及村庄旷野。永昌人民目睹种种凄惨情景，不忍心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躯体暴尸横野，自发组织起来，将一具具烈士遗体做了清理掩埋。
  红九军军部偕二十七师西进至永昌县水源乡杜家寨村停宿一昼夜，从古浪作战负伤随队转来的伤员夜间死亡三人。次日，红军西进后，尾追赶来的敌军，将遗留在当地的红军遗体搜出来惨无人道地进行鞭打，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敌人走后，地方群众不忍心横尸暴野，由张文明、支得福、文克勤等人拉往长湖子河坡上做了掩埋。
  八坝、东寨城、东十里铺、县城外、水磨关、水泉子、新城子一带是红军多次与敌厮杀的重点战场，遗留在这一带的红西路军烈士遗体，均由所在地人民群众车拉人抬做了安葬处理。八坝战斗后被遗留和转移到七坝何庄的七八十具红军战士遗体，由这里的群众掩埋在何庄南面的河岸坡下。红西路军前进剧团与敌马步銮团激战后，牺牲在郭家下磨庄的剧团负责人周武功、廖赤健、汪贤臣、任弼璜、易云均及其他十多名烈士的遗体，由地方群众郭万成、郭廷兰等人用车拉往东寨晚阳墩附近做了掩埋。
  东十里铺一线，是红军阻击敌军战斗持续厮杀长达20天的重点战场，近千具阵亡将士的遗体遍布田间、沟壑、涝池和路旁。敌人退后，在地方群众、县城居民和过路行人的共同配合下，运往玉皇地东山坡，挖了若干个大坑，做了集体埋葬。死在县城内的伤病员，由县城居民转移出城，分别掩埋在东、北城壕及祭尸台、校场一带。
  水磨关战斗中牺牲的二三百名红军烈士遗体，由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动员地方群众分别做了掩埋，特别是傅家庄的马官官还将留在该庄的红军烈士遗体一具具背出做了埋葬。南沿沟滩战斗结束后，南沿沟村村民刘玉祥、毛七、赵连奎等人自发组织起来，将遗留在南沿沟庙和何家墩附近的30多具红军烈士遗体，收集到一起掩埋在沿沟庙后侧的一座废弃的砖窑中，后来设立了标志加以保护。
  红军撤离后，残暴的敌人为炫耀其“战果”，向上级“邀功请赏”，派出军警，带上照相师来到水磨关，威逼群众将刚刚掩埋的红军遗体挖出来抬往水磨关大桥下的河滩上摆好照相，暴尸示众后扬长而去。当地群众无法容忍，再一次自发组织起来，做了就地掩埋。
  红山窑高古城、土沟的孙五爷、陈三爷、老杨爷、孙世智等人在大黄山放牧时，目睹到红军战士在行军中被严寒夺去生命和遭敌杀害十分悲痛，每天携带工具，边放牧边将所碰到的烈士遗体一一就地进行了掩埋。
  红军撤离时，被安置在县境内南泉、新城子一线的大批重伤员，少数因伤势恶化无法控制而死亡的，也由当地人民群众分别做了安葬。
  一大批红西路军将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凡掩埋红军烈士遗体的地区，永昌人民按照地方风俗，每逢过节，在祭奠自己先人的时候，也从没忘记祭奠烈士忠魂。人民群众的这些行动，充分表达了对烈士们的敬仰、哀思和怀念。
  四
  人民群众自发地掩护、营救红军伤病、被俘、失散人员的行动，同样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报复。
  永昌县城原女校教师王金莲、王金桂，在红军停留时与红军妇女团长王泉媛结识，相处密切。王泉媛第二次到永昌时已身陷囹圄，她们十分同情王的处境，时有秘密来往。王经常向两位女教师灌输革命思想，王金莲父亲王裕基常替王泉媛书写家信。一次，王金莲邀王泉媛吃饭，不料被保政人员发觉告密，王金莲被抓去受到审讯拷打。自此，一向受人尊敬、自尊心很强的清末举人王裕基因女儿受辱，痛恨官府而郁愤成疾，不久死去。
  不少群众因掩护红军战士受到监视、陷害和被敲诈勒索。1937年夏，毛卜喇村民毛培礼因收留了失散红军五人，被过路敌军发现，将他与养护的红军魏义德一起抓获，以“通共”、“窝共”名义将其绳捆吊打，进行敲诈勒索。直到深夜乘敌睡熟之机，在魏义德的帮助下逃出魔掌，才免于不幸。但次日家庭受敌洗劫。杏树庄农民王之绩家中曾住过红军及伤员，父子又为红军办过事，其油坊也曾为红军榨过油。这些情况被追击红军的敌团长得悉后，以“通共”为名抄了他的家。六坝乡刘家庄村民刘丕、刘清兄弟因掩护一红军伤员，被过路敌军发现，刘清被悬梁吊打一夜，尔后还被抢走了一匹马和两头毛驴。
  人民群众掩护营救红军伤病、被俘、失散人员的事迹是红西路军悲壮西征史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牺牲自己保护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的具体表现。永昌人民的正义行动和掩护红军将士的动人事迹，必将载入史册。
  1985年9月永昌县委党史办公室朱新斌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