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县人民掩护营救红西路军伤病被俘失散人员概况
  1936年10月底至1937年3月中旬，红西路军强渡黄河，转战景泰、古浪、永登、武威后进入永昌、山丹一线，在永昌县境停留、作战及开展地方工作四十余天后，继续西征至民乐、张掖、临泽、高台及祁连山区，与围追堵截之敌激战至最后失利，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时期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除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全力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外，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红西路军正义精神的感召，河西走廊各族人民群众纷纷自发起来掩护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中，地处河西走廊峰腰地带的永昌县广大人民及其各阶层进步人士，进行了大量的掩护营救资助活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保存党的武装力量及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及地方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为了达到一举围歼红军的目的，当红军一进入河西走廊，就调动全部反革命武装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同时，为了割断人民群众与红军的联系，巨金悬赏捉拿红西路军高级干部，加紧搜捕杀害被俘、失散、伤病红军，大肆制造白色恐怖，妄图扑灭人民革命火焰。
  永昌虽没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但永昌人民历来有反抗剥削压迫、求得翻身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迫切要求和强烈向往。11月18日，当红西路军转战进入永昌县境后，经宣传发动和开展地方工作，很快便出现了人民群众拥护红军、支援红军和军民融洽相处的情景。永昌人民或为红军作战部队作向导，或组织担架队到战场上抢救运送伤员，或协同征集办理部队所需给养，或组织人力、畜力运输队伍运输粮油物资，或为部队筹集废旧铜铁和火药原料、锻铸军械弹药等，从战备物资，或为部队提供食宿方便，或照料伤员等各个方面竭尽全力为红西路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2月28日，红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偕红九军、三十军部队撤离永昌继续西征后，敌军及其执法队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在永昌城乡搜捕屠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员和遗留红军，制造白色恐怖，迫害无辜群众。红西路军为了避免伤员受冻死亡，减轻部队负担，加快行军速度，不得不将先前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子一线的数百名重伤员就地安置。红军撤离西进后，敌人的种种残暴行径并没有吓退永昌人民，他们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养护伤员的重任。
  （一）陈开昌冒险抢救红军伤员
  1936年12月27日，敌总指挥马元海重兵围攻永昌不下，又从山丹调来马彪部马志武团增援永昌，行至水磨关一带时，受到驻防的红九军的阻击后在南沿沟滩展开激战，红军部队受到重大损失。红军战士李作才下肢受伤，又受到敌骑践踏而昏倒在战场，苏醒后已至傍晚。在隆冬严寒的侵袭中，他忍着剧烈伤痛，只身爬至水磨关村杨家庄，当地青年陈开昌见李浑身泥土、满脸血污，冻得牙齿咯咯作响，将其背到自己家中，与父母为其换去血衣，用盐水清洗、包扎了伤口。
  第二天清晨，敌军及执法队卷土而来，在水磨关挨家逐户搜查红军
  和遗留物资，逮捕村苏维埃政权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在千钧一发之机，陈开昌与父母冒着生命危险速将李作才藏进洋芋窖内，窖口堵盖上了杂物和破烂家具，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此后，用此办法多次躲避了敌军的搜捕。每到夜晚，他们便让李在热炕上休息。白天，为了能使其晒到太阳，一家三口人轮流放哨。后来伤口感染化脓，缺乏医药，陈母便用甘草、蒲公英等中草药熬水或淡盐水清洗脓血，并用麻油拌豆面糊涂敷伤口，土法治疗。当时家境困难，口粮十分紧缺，陈开昌借助给财主看水磨的条件，向磨户讨要面粉供伤员和一家人维持生计。经过40多天的精心伺候和秘密养护，李作才的伤口初愈，两月后康复。此时，李决定东返寻找革命队伍。为了感谢陈开昌一家人的养护搭救之恩，将一枚图章及一块鹿茸执意留作纪念。陈母也为其更换了棉衣，缝了一条粗布裤，做了一双新布鞋，准备了干粮，李含泪挥别踏上了东返的路程。
  20年后，李作才从兰州来信寻访陈开昌，信中陈述了当时水磨关战斗的情形，再次表达了他对陈开昌一家人搭救养护的感谢之情。
  （二）南泉群众全力救治红军伤病员
  1936年12月28日晚，红九军离开南泉时（现焦家庄乡杏树庄村），将70多名重伤员就地安置于村民王之绩的家中，临行前由红军首长给每个伤病员分发了医治伤病的资费。次日清晨，敌军蜂拥直闯伤员住处，将分发给伤员的养伤费用（大烟土、白洋、银锭等）洗劫一空。随后，又将这批重伤员全部轰赶到庄外的冰天雪地之中。一向为人慈善的王之绩老人目睹伤员困境，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喊来众乡亲腾出庄外的三间大草房，铺垫好草铺，安置了伤员。
  在这数九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生活完全陷于绝境的红军伤员处
  境十分危险，有的肢体断裂，伤口严重感染化脓，肌肉腐烂发臭；有的负伤后失血过多，体质虚弱，处于半休克状态，生命垂危。看到这种情况，王之绩又动员乡亲们瞒过敌军，凑集煤炭、柴禾、口粮，在伤员住处生火取暖、烧水送饭。王之绩夫妇及众乡亲们从各家中收集布条、棉花、食盐、中草药，熬煎药水，帮助伤员擦洗、包扎伤口，料理调养。最初半月内，因伤势无法控制而先后死亡20余人，又由他出面料理，联络乡邻毛尚新、王万瑞、王家有等人，多次用人抬、车拉、骆驼驮等方式运往古城山岗（现已垦种）分别做了掩埋。
  伤员养护期间，口粮非常紧张。给财主看水磨的贫苦农民毛尚新、毛培礼父子曾为红军磨面月余，与红军有较多接触，对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目睹伤员的困境和敌人的暴行，越发产生了对红军的同情。他们父子借助看水磨和距伤员住处较近的方便，利用曾给红军磨面时剩留的部分麸皮、黑面和从磨户那里收集到的面粉，每天在水磨坊做饭两顿送给伤员，连续伺候达三个月时间，还从自己家中拿来口粮补充伤员吃粮的不足。为缓和伤员住宿拥挤状况，每天轮流将几名伤员抬背到水磨坊的热炕上休息。为了不使伤员伤口恶化，毛培礼索性将一膝关节、腰部被子弹射穿的16岁的四川籍红军战士陈义奎、面部受刀伤的18岁的四川籍战士魏义德和小腿负伤的任元孟等三人背到毛卜喇自己家中，让其母亲照料。其间，还将从梨园口战斗中小腿负伤失散途经他家的红军妇女独立团副连长龚少敏、战士龚有才两女红军收留、养护长达半年，直到后来与当地青年成婚后方才离开。被养护的陈义奎等三人伤愈后，一直在他家中生活了长达三至六年。陈义奎枪伤痊愈后不久，又患霍乱病，上吐下泻，七天昏迷不醒，母子守护在身旁端屎倒尿，精心护理直至康复。后来又将其侄女许嫁成婚定居。在众乡亲的全力救助下，这批伤员的伤势得到治愈，渡过了难关，大部分先后东返寻找革命队伍或返回原籍。剩留的红九军某营四川籍干部钟德荣（化名李明喜）、战士何德胜等几人伤愈后，又在地方群众的帮助下，定居谋生或返回原籍。
  （三）各地群众齐心协力救助红军伤员
  红九军、三十军撤离县境时，有300多名伤病员分别被安置在赵定庄、南湾、赵家庄、王家庄、刘家庄、柴家庄、新城子、西湾宦家庄、蒋家台庄、梁家庄、毛家庄等处群众家庭或寺庙内，分发给伤员和群众手中的养护费用均被敌军洗劫一空，伤员们顿时陷于绝境。敌人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公愤，地方群众不畏敌人暴行和恐吓，自发行动起来，全力抢救、养护伤员。
  红军撤离后，逃跑在外的南湾大财主王朝文回到家中，对红军征用和分配其家中财物耿耿于怀。当他看到邻居赵世俊院内留有70多名红军伤员时，为发泄私愤，将他们全部驱赶到庄外的冰天雪地。邻近刘家庄的刘朝相老人看到此番情景后倍感悲痛，立即打发家人及庄邻腾出自家的草房，铺垫好麦草，把这批伤员全部收留到草房中，与群众一道承担起了连同原安置在这里的70多名共150多名伤员的养护重任。刘朝相除安排伤员住宿外，还照料伤员的取暖、送饭、疗伤，地方群众王永昌、赵振绪、王进喜、刘信成、刘喜成夫妇等人也主动到各家各户凑集柴禾、煤炭、口粮、锅灶等，为伤员生火取暖、烧水做饭，并发动群众背冰化水，照料伤员，清洗包扎伤口。曾热情为红军办过事的村民刘信成，带着自己仅八岁光屁股儿子坚持每天早晚给伤员背冰化水，让红军深受感动。柴家庄的皮匠柴福仁等工匠先前曾为红军做皮活20多天，受到红军无微不至的关怀，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走后，对敌军洗劫伤员费用和财主王朝文驱赶红军伤员的残暴行径忿忿不平，于是从家中拿来口粮及灶具，亲自动手为伤员做饭三天后方才离开。刘喜成夫妇看到一名叫喜娃的四川籍小战士伤势恶化，十分可怜，便领回自己家中，一直养护到伤愈。新城子尤家院尤德福的祖母和母亲，将14岁的腿部负伤、手脚冻肿化脓、不能行走的四川籍陈姓战士留于家中，用蒲公英熬煎汤水擦洗枪伤，酒糟热敷冻伤，经过精心养护治愈后，又在他家生活了长达半年的时间。
  新城子城隍庙空旷阴冷、寒气逼人，被安置在这里的近百名伤员遭劫后陷入困境。定居在范家庄做生意的小商贩方少君看到后，让另一定居此地的四川籍老乡老张爷，每天用毛驴驮上煤炭、柴禾、口粮和水送往伤员住处。不料被敌自卫队发觉，诬陷老张爷“通共”，遭到毒打。但他仍然不顾风险，躲开保政人员的监视，毅然利用早晚送柴、送粮、送水。
  仅有20多户人家的柴家庄家府寺就留下伤员16名，地方群众柴元兴、柴福仁、柴福顺等人动员家家户户，每天轮流给伤员架火取暖、送水送饭。一些群众还帮助伤员洗涤绷带，清洗并包扎伤口，热敷冻伤的手脚。“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地方群众的热情照料和精心养护下，伤员无一死亡。直到1937年，大部分伤愈东返，伤势未愈的三人继续留下养护，直到康复后方才离开。
  新城子唐家坡梁家庄村民赵培均、赵振威、赵振玉等人，接受了红三十军40名伤员的养护任务。红军撤离后，不仅部队留给他们的养护费用受敌洗劫，连他们的家庭也受株连被抄。敌人走后，他们不负部队首长的嘱托，毅然担负起养护伤员的重任，冒着风险动员各家各户为伤员提供食宿。在他们的照料下，大部分伤员被安排在群众家中养护直到伤愈，除两人遇敌杀害外其余陆续东返。原食宿在贫苦群众王有仁家的四川籍战士陈明清伤愈后无力东返，故定居此地。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养护下，留在这一带的三四百名伤员不仅躲过了敌人的杀害，而且渡过了艰难困境，除少数因伤势严重不幸死亡或被敌军杀害外，绝大部分得以生存，有的陆续东返寻找革命队伍，回到党的怀抱。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的戴克林便是其中一员（参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1982年战士出版社出版）。有的返回原籍，有的在地方群众的帮助下在当地定居谋生。据不完全统计，仅新城子地区当时遗留的伤员或后来在东返途中定居下来的红军就达百余人。
  二
  红西路军军事失利以后，大批红军失散人员遍及河西走廊、祁连山区、古长城内外的茫茫荒漠中。国民党反动派及马步芳、马步青地方军阀调动军警民团，勾结地方土豪劣绅、保政人员、地痞流氓，对军民横施暴虐，对一批批过路东返的红军进行疯狂的拦截搜捕和杀害。他们散发通辑令，通辑搜捕红西路军高级领导干部；割取阵亡西路军高级将领首级示众，恫吓红军失散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张贴布告，严密稽查红军失散人员和所携带、遗留的枪械弹药；各交通要道设立哨卡，分派军警密探拦截盘查过路人员；责令整顿地方保甲，清查户口，清乡坚野，妄图切断红军同人民的联系。然而对党忠贞不渝、对革命事业坚信不移的红西路军将士，并没有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他们怀着崇高的信仰信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一切艰辛，拖着负伤、虚弱的躯体与顽敌机智周旋。有的改名易姓，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沿门乞讨，在极其恶劣复杂的环境中，或三五相携同行，或单身行进，翻越祁连山，沿着古长城，跋涉大荒漠，穿越千里走廊，想尽一切办法返回陕北，寻找革命队伍。由于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的影响，以及对红西路军人员的同情，永昌人民把途经永昌的西路军失散、伤病、被俘人员当作亲人，千方百计以多种形式进行掩护、营救和资助。
  （一）全力支援失散红军东返过境
  原红西路军总部教导团参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的左叶，在部队作战失利、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不得已孤身东返。经过月余时间的昼伏夜行，来到水磨关。此时的他体力消耗殆尽，饥饿威胁着濒临虚脱的躯体。正在他举目张望不知该往何处之时，遇到了曾居住过的房东王永年的一个长工，便跟随他来到王家。出乎他意料的是王永年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安慰他失败乃兵家常事。同时，立即吩咐家人，为他端水洗漱、做饭换衣。左叶在王家休养了半月时间，经王永年家人的悉心照料，体力完全恢复，决定东返，王永年又慷慨资助了路费及路途所需用品。
  梅家寺农民梅发生在红军驻守永昌城西一线时，为红军磨面时结识了西路军供给部门负责粮秣的四川籍干部祁科长。不久，祁科长失散途经梅家寺来到他家中。此时正是敌人搜捕红军失散人员风声最紧的时期，梅将祁藏于家中，休息了三天。临走时，为其更换了破烂衣服，送给了皮袄、帽子及干粮。
  曾参加红军跟随部队西征临泽县倪家营失散回来的梅家寺青年朱绍春深知失散红军的艰辛，在自己受到保政人员监视的情况下，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先后三次将失散途径他家的三名红军秘密收留家中热情接待，更换破烂军衣帮助乔装，并分别资助了干粮。
  1937年农历三月间，一位衣着褴褛、脖颈受刀伤、两手托撑下颌、光着脚板、脚趾溃烂的四川籍红军东返人员，途径九坝乞讨，被杨会元和他的母亲收留养护三天。临走时，杨母为其准备了干粮，送了一双新鞋，并为其做了一条裤子。
  1937年农历四月间，南坝西校群众吴大林等进入祁连山挖药材时，在金墩沟山中遇到蒋绍才等三位红军失散人员，他们缺衣少食，草鞋破烂，裤子已不能遮丑。在大伙的帮助下，改换了衣服，捐助了口粮，并带着他们学挖药材捕猎谋生。后来蒋绍才与红军战士刘永福结婚成家，在永昌定居，另外两人也在地方群众的资助下东返。
  三十军某营文书曾林模失散后，被南坝财主刘汉儒收为义子，以后又帮助娶了媳妇成家定居。
  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号兵黄玉贵失散到祁连山北麓的南坝永安堡时，被定居在这里的河南籍商人王建礼收留，以后又在他的帮助下娶妻成家，一直定居在这里。
  红西路军战士谢梦元失散途径永昌五坝时被当地村民梁长安收留，以后将其女儿许嫁，后又在他的帮助下迁眷四川原籍。
  1937年农历三月间，两名失散红军来到永昌县焦家庄财主焦克勤庄外的草房栖息，被长工张国昌发现。红军向其讨食求救，为防止不测，立即被张就近领到另一长工王录贤家中。王母见两人身负重伤，其中一人的左臂还用绷带包扎，斜挎在脖颈上，疲惫憔悴，就赶快为他们做了饭。饭后，又熬煎蒲公英和淡盐水，给伤员擦洗清除了脓淤血污，又用清洗净的布条和新棉花重新做了包扎，并留家中休息养护。临走时，又资助了干粮。1968年夏初的一天，两位手持兰州军区介绍信的军队干部，到焦家庄找张国昌调查1937年养护两位伤病红西路军过路人员一事。这时王奶奶早已过世，张国昌如实向调查人员回忆了当年的情形。
  原西路军总部警卫排长肖永银、侦察参谋陈明义，护送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东返到张掖黑河边，因敌人盘查严密，集体行动不便，便离开首长分头东返，两人昼伏夜行，曾在永昌境内的水泉子、城北武当山庙宇内歇息过，沿途受到当地群众给予的食宿资助，后来回到陕北（参见《红旗飘飘》第三集《从祁连山到陇东》）。
  原红三十军军部书记况玉纯等一行九人失散东返途径永昌县城时，县城内一湖北籍廖姓商人给他们出主意，依仗人多、携枪的优势，让他们直接向永昌县政府新任县长要粮，果然讨要到了半袋面粉。况一行到县城原军部电话队驻过的地方，在房东的帮助下烙了饼，然后安全地出了北门，离开了县境（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史办1983年15期《党史资料通讯》况玉纯《在西路军的经历》群众的掩护一节）。
  原红三十军军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公安干校校长、党委书记的赵国威，在与部队失散东返途中，受到永昌群众大力资助顺利归队。1985年12月，当永昌调查人员去找他时，因中风正在北京中日医院住院治疗的赵国威老人，已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侃侃而谈。谈到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和东返途中沿途人民群众掩护、资助红军伤病失散人
  员的情景时，感慨万分，老泪纵横，不停地说，河西的老百姓太好了！永昌县的老百姓太好了！是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些失散人员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们回到党的怀抱和回归革命队伍的力量。
  （二）掩护红军脱离险境
  1937年1月，五名失散红军战士在新城子范家庄常浩义家中的草房内夜宿，被常发现后速将他们领入家中吃饭休息。为了不被同庄的自卫队及其耳目发觉，他带着侄儿连夜到庄外两里外的雷家深沟挖了孔小窑洞，并铺上麦草，赶在天亮前准备了干粮和开水，将五名红军战士转移。为不暴露目标，约定每天早晚各送食物一次，连续送水、送饭十余日，直到他们大部分体力恢复后东返，其中一名红军战士在他的养护下治好冻伤后定居了下来。
  红军撤离永昌临出县境时，因伤掉队留在毛家庄的四名红军伤员在与马家军执法队的搏斗中三人牺牲，小腿负伤的四川籍小战士李成科头部受敌人枪托捣击昏厥在地。敌人走后，众乡亲料理埋葬了牺牲的红军战士。曾热心为红军办过事的村民王万成不顾个人安危，与他人立即对李成科进行抢救包扎。当另一批敌军赶来时，他已将李藏入自己家中菜窖里躲过了搜捕。敌人走后，由于他曾配合红军搞过财主的粮食，有随时被抓的可能，便又疏通另一村民吕尚善，将李交给他秘密养护。敌人的搜捕活动停止后，他将李接到自己家中，一直养护到伤愈。不久，王万成病逝，吕尚善受王嘱托继续对李养育照料，当李成年后又将亲妹许嫁成婚定居。
  驻守作战在八坝、六坝一线的红三十军撤离时，六坝刘家庄刘丕的
  草房里留下一下肢负伤不能行走的红军战士。刘丕发现后，仍安置在草房的草堆中休养，每天为其端水送饭。后被过路的敌军发现，拉到麦场上拷打直至昏迷不醒。敌骑离开后，刘丕、刘相兄弟及其侄儿刘朝玉又将伤员抬入草房隐蔽，继续治疗养护，直到伤势初愈。一天下午，这名伤员因寂寞独自爬到草房外的一墩台上晒太阳时，不料又被过路的敌密探抓获，严刑拷打致死。刘丕也因“窝藏共党”，被抓去吊打一顿。
  （三）养护失散红军如亲子女
  1937年农历三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十多名男女红军失散人员东返途径永昌县城南孙家庄停息，分散到群众家乞食。双脚冻伤、脓肿的16岁女战士杨桂香到赵家庄村民赵学普家中，其妻黄开兰见杨步履艰难、面容憔悴、饥寒交迫，甚为可怜，以慈母般的心肠立即将杨领入屋内，放在热炕上暖和，又端来热饭让杨吃。饭后身子骨暖和了，冻伤的手脚却因遇热疼痛难忍。黄让其女端来凉水，母女为杨冷敷搓揉擦洗，直到半夜疼痛略为缓解，然后又用酒糟、牛粪热敷脱疗化脓的手脚数日。虽然后来淤消肿散，但由于杨双脚严重冻伤，已无法继续行走。为不使其落入敌手，赵学普和子女们在洋芋窖里铺垫上麦草，以防万一。每当军警、保政人员来时，立即将杨隐藏在窖内。为使杨能晒到太阳，让女儿在庄外、房顶放哨。在赵学普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看下，杨很快医治好了冻疮，恢复了健康。后因失去继续东返的条件，自此被收留在赵家生活长达三年，直到1939年秋同河西堡宗家庄的男青年李桂林结婚成家后方才离开。
  （四）机智斡旋掩护红军脱险
  1937年春，一位身负重伤、双脚冻肿已化脓溃烂的红军战士行至九坝团庄王希昌老人家时，因伤势严重，体力不支，无力继续行走，恳求留宿养伤。王希昌十分同情红军战士的处境痛快地答应了，并热情帮助他洗伤治脚。为防意外，他还到邻居家中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不料，一天马家军运输粮草辎重的队伍途经停歇，也要在他家住宿。在万分紧急时刻，老人灵机一动，让红军伤员充装哑巴，头蒙被子睡在炕上。当敌人进门检查时，老人便说自己的哑巴儿子患了伤寒病正在发汗。敌军一听是烈性传染病，立即退出门外，从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经过他家两个多月的精心养护，红军战士枪伤冻伤痊愈，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王家。
  1937年春，红九军卫生员何进元失散途径永昌新城子时，遇到敌军被捕押解到县城，与早先被捕的40多名红军战士关押在一起。次日，这批被俘人员要转解武威骑五师。旧政府粮草班首爷、曾任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马显功看到何体力虚弱、个头矮小，甚为同情，便以手下缺个跑堂的为由，将何解救出来，留在自己家中生活了一年多时间，才走上了自己谋生的道路。
  1937年春，红山窑高古城土沟的孙五爷、陈三爷、老杨爷、孙世智等人在大黄山北麓放羊时，多次向失散过路的红军提供食宿方便、引径指路。一次，隐蔽在大黄山中的几十名红军为探明路途，派出两名武装侦察人员到他们所住牧房问路、寻找口粮。他们见红军还是那样纪律严明、态度热情，很受感动，于是立即给做了饭，资助了口粮，详细介绍了东返路线及敌人情况。过了几天后，又有四名穿着便衣的红军途经牧房讨饭，并寻问东返路线，他们为红军做了饭。饭后发现远处有几个骑马的敌军赶来，于是立即掩护红军到牧房东侧的山沟隐蔽，又放出羊群灭踪。当敌军逼近追问红军情形时，他们指给相反的方向，敌军信以为真朝所指方向追去，使红军安全脱险。敌人走后，他们又拿出干粮资助红军，并指给了东行的路线。
  （五）慷慨解囊为失散红军解困
  红西路军在永昌停留期间，全军指战员军威严肃、军纪严明，并济苦爱民。作战失利后，失散人员仍然保持着优良作风，那怕是风食露宿、饥寒冻馁、乞讨度日，也从不做扰民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这不仅受到了群众的信赖，也赢得了一些财主、工商资本家及旧政府军政人员的称赞。当红军陷入困境时，他们中有的不计仇隙、疏财仗义，也向红军伸出了援助的手。
  1937年3月间，红五军四川籍战士董国玉、张德东返途经永昌知名工商财主张廷祯的五坝“同丰”油坊，请求歇息养伤。张廷祯全然没有计较红军在永昌停留时曾征集过他在城乡的多处字号及粮、油、钱财，坦然收留了董、张二人，并嘱咐家人安排食宿和照料养伤。不料却被县自卫大队长张中科发觉，张几次试图捕捉红军失散人员，并借此敲诈勒索。张廷祯每次都以酒宴和金钱满足了张中科的欲望，从而使董、张脱险。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他们体力得以恢复，张又将处事机灵、有文化的张德留在身边跟随他办事，将老实忠厚的董国玉安排到“元裕丰”字号做杂务。直到1939年，张德不辞而别返回四川原籍，张廷祯并未在乎。后来给张德来信，叙述了自己离开的缘由，并表达了对张搭救养护之恩的感谢之情。张德走后，张廷祯对董国玉未加任何防备、歧视和虐待，反而更加关怀，帮董娶上媳妇成了家，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同年3月，沿北部沙漠东返的几名红军途经到双湾财主姚明云家中觅食。姚热情接待，临走时捐助了路途盘费。
  1937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新城子唐家坡青年赵振义等人在皇城滩鸡冠山给苏户牧主放牧时，沿大马营方向来了46名骑马的红军东返人员，护送其中一商人装扮的红军干部同行。根据红军的请求，他们在牧主韩六的马群中给调换了三匹膘肥体壮的儿马，在牧主韩七的牧房上又资助了300斤面粉和300斤饲料，并提供了灶具做饭，红军饭后，告别了大家乘着夜幕东返了。
  （六）大力营救被俘红军
  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在祁连山战斗中失散不幸被俘后，监禁在武威骑五师特务团，后被马步青指嫁给敌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身陷囹圄。1937年秋，马进昌移防永昌，将王泉媛及其警卫员王秀英带来。因王暗暗放走了被俘后在马部做杂役的一名红军战士，遭到马进昌的多次毒打。邻居唐兆存目睹王的处境，甚为同情，与王熟识后想办法支持其逃离虎口。一次，拿出自己结婚时的嫁衣让王化装潜逃未成；之后，又秘密到汽车站给王买好了车票帮助逃离，不料走漏风声，被马进昌派人追回。
  1937年4月间，永昌县宁远堡乡乡长、民团营长陆毓珍任马步青之骑五师保安七团一营营长时，曾负责监管在武威县一带被俘的红军失散人员吕绍泉、张梦勋、赵庚生、赵宝娃、王六九等14人（后逃走两人）。
  其间，该营三连回族连长马成龙曾借口毁坏步枪，要谋杀吕绍泉，被陆及时制止。当年7月，陆利用保安团壮丁夏收放假的机会，发给12名被俘红军与壮丁同等的口粮路费放走。其中吕绍泉和陈姓战士不愿走，他又带回自己家中，后通过私人关系，将吕介绍到武威银行工作，陈某介绍给永昌县代县长潘亚柏做勤务人员，以后改名潘永义。
  据知情人和定居在永昌境内的红西路军老战士回忆和不完全调查统计，在永昌人民群众及各阶层人士的大力掩护、营救、资助下，1937年以后几年内，仅居住在永昌地区的红西路军失散遗留伤员、被俘获释、或失散后东返途经停留下来的男、女红军至少有300人，直到1949年还有120人左右。全国解放后，他们有的陆续迁返原籍，有的移居他乡，有的参军跟随解放大军西进，也有的重新参加地方工作，分布在各条战线和各个行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分子，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红西路军在永昌与围追堵截之敌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十次，虽然给敌以重创，但自身也受到很大伤亡，数以千计的烈士遗体分布于各个战场及村庄旷野。永昌人民目睹种种凄惨情景，不忍心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躯体暴尸横野，自发组织起来，将一具具烈士遗体做了清理掩埋。
  红九军军部偕二十七师西进至永昌县水源乡杜家寨村停宿一昼夜，从古浪作战负伤随队转来的伤员夜间死亡三人。次日，红军西进后，尾追赶来的敌军，将遗留在当地的红军遗体搜出来惨无人道地进行鞭打，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敌人走后，地方群众不忍心横尸暴野，由张文明、支得福、文克勤等人拉往长湖子河坡上做了掩埋。
  八坝、东寨城、东十里铺、县城外、水磨关、水泉子、新城子一带是红军多次与敌厮杀的重点战场，遗留在这一带的红西路军烈士遗体，均由所在地人民群众车拉人抬做了安葬处理。八坝战斗后被遗留和转移到七坝何庄的七八十具红军战士遗体，由这里的群众掩埋在何庄南面的河岸坡下。红西路军前进剧团与敌马步銮团激战后，牺牲在郭家下磨庄的剧团负责人周武功、廖赤健、汪贤臣、任弼璜、易云均及其他十多名烈士的遗体，由地方群众郭万成、郭廷兰等人用车拉往东寨晚阳墩附近做了掩埋。
  东十里铺一线，是红军阻击敌军战斗持续厮杀长达20天的重点战场，近千具阵亡将士的遗体遍布田间、沟壑、涝池和路旁。敌人退后，在地方群众、县城居民和过路行人的共同配合下，运往玉皇地东山坡，挖了若干个大坑，做了集体埋葬。死在县城内的伤病员，由县城居民转移出城，分别掩埋在东、北城壕及祭尸台、校场一带。
  水磨关战斗中牺牲的二三百名红军烈士遗体，由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动员地方群众分别做了掩埋，特别是傅家庄的马官官还将留在该庄的红军烈士遗体一具具背出做了埋葬。南沿沟滩战斗结束后，南沿沟村村民刘玉祥、毛七、赵连奎等人自发组织起来，将遗留在南沿沟庙和何家墩附近的30多具红军烈士遗体，收集到一起掩埋在沿沟庙后侧的一座废弃的砖窑中，后来设立了标志加以保护。
  红军撤离后，残暴的敌人为炫耀其“战果”，向上级“邀功请赏”，派出军警，带上照相师来到水磨关，威逼群众将刚刚掩埋的红军遗体挖出来抬往水磨关大桥下的河滩上摆好照相，暴尸示众后扬长而去。当地群众无法容忍，再一次自发组织起来，做了就地掩埋。
  红山窑高古城、土沟的孙五爷、陈三爷、老杨爷、孙世智等人在大黄山放牧时，目睹到红军战士在行军中被严寒夺去生命和遭敌杀害十分悲痛，每天携带工具，边放牧边将所碰到的烈士遗体一一就地进行了掩埋。
  红军撤离时，被安置在县境内南泉、新城子一线的大批重伤员，少数因伤势恶化无法控制而死亡的，也由当地人民群众分别做了安葬。
  一大批红西路军将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凡掩埋红军烈士遗体的地区，永昌人民按照地方风俗，每逢过节，在祭奠自己先人的时候，也从没忘记祭奠烈士忠魂。人民群众的这些行动，充分表达了对烈士们的敬仰、哀思和怀念。
  四
  人民群众自发地掩护、营救红军伤病、被俘、失散人员的行动，同样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报复。
  永昌县城原女校教师王金莲、王金桂，在红军停留时与红军妇女团长王泉媛结识，相处密切。王泉媛第二次到永昌时已身陷囹圄，她们十分同情王的处境，时有秘密来往。王经常向两位女教师灌输革命思想，王金莲父亲王裕基常替王泉媛书写家信。一次，王金莲邀王泉媛吃饭，不料被保政人员发觉告密，王金莲被抓去受到审讯拷打。自此，一向受人尊敬、自尊心很强的清末举人王裕基因女儿受辱，痛恨官府而郁愤成疾，不久死去。
  不少群众因掩护红军战士受到监视、陷害和被敲诈勒索。1937年夏，毛卜喇村民毛培礼因收留了失散红军五人，被过路敌军发现，将他与养护的红军魏义德一起抓获，以“通共”、“窝共”名义将其绳捆吊打，进行敲诈勒索。直到深夜乘敌睡熟之机，在魏义德的帮助下逃出魔掌，才免于不幸。但次日家庭受敌洗劫。杏树庄农民王之绩家中曾住过红军及伤员，父子又为红军办过事，其油坊也曾为红军榨过油。这些情况被追击红军的敌团长得悉后，以“通共”为名抄了他的家。六坝乡刘家庄村民刘丕、刘清兄弟因掩护一红军伤员，被过路敌军发现，刘清被悬梁吊打一夜，尔后还被抢走了一匹马和两头毛驴。
  人民群众掩护营救红军伤病、被俘、失散人员的事迹是红西路军悲壮西征史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牺牲自己保护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的具体表现。永昌人民的正义行动和掩护红军将士的动人事迹，必将载入史册。
  1985年9月永昌县委党史办公室朱新斌采访整理
  回忆录
  参与收留、救治红军伤病员的回忆
  毛培礼①
  1936年12月27日夜间，红西路军撤离永昌县城，突出重围，继续西征。突围前，在县城内治疗养护的一批重伤员，由红九军一部掩护先行，向新城子②一线转移；最后的70余名重伤员，被安置到南泉王家杏树庄③王之绩（即王八爷）庄院内。28日傍晚，红九军的一个领导干部和五六个全副武装的随行人员来到伤员住处，慰问伤员，传达上级就地安置的意图，在发放完白洋、大烟土④等安置费用后，一齐痛哭流涕，直到夜幕降临，才挥泪告别。
  （一）
  红军走后，凶恶残暴的马家军卷土而来，对凡红军驻过的村庄进行搜查。29日天明，先到达的马家军执法队闯进王之绩的庄内，不顾伤员死活，翻铺搜身洗劫，将红军发给的银钱等物全部抢走，随后赶到的敌团长要在王家庄内住宿，令其部下将伤员赶出庄外，把不能动弹的重伤员抬出庄外。这时，性情慈善的王之绩老人见伤员受到折磨，不顾个人安危，叫了几个邻居帮忙，将庄外的三间草房腾出，铺上麦草，把伤员安置下来。但是，数九隆冬，滴水成冰，无吃无喝，这些伤员便陷入绝境。这批伤员，有的肢体断离，生命垂危；有的严重感染，伤口化脓；有的肌肉坏死，腐烂发臭；有的因失血过多，处在昏迷状态。他们饥寒交迫，没有药品治疗，伤势继续恶化。
  出于对红军伤员的同情和怜悯，王之绩夫妇等一些老人们，背着敌人，从家中拿来破布条、盐水，熬煎中草药，替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并给他们生火取暖，烧水送饭，帮助他们渡过艰难困境。在最初的半个多月内，有20余名重伤员死亡。每遇伤员死亡，王之绩就出面叫上邻居王万瑞、王家有、李三及我们父子，人抬或者牛车拉，运到古城岗一带埋葬。
  红军来前，我的父亲毛尚新给财主陈世堂家看管水磨坊。红军来时，我们父子又给红军磨面一个多月。在相互交往中，我们对红军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批伤员被留下后，目睹到敌人的残暴和伤员的困境，越发同情可怜红军伤员，便与地方群众一起，参加养护红军伤员的工作，用给红军磨面时剩下的麸皮、黑面，给伤员们做饭吃。麸皮、黑面吃完了，就从我家拿一些，还向磨户讨要一些，或由王之绩等人筹集一些。
  这批伤员，我们一直养护到第二年春天，有30余人先后恢复健康，陆续东返。他们临走时，和我们拥抱在一起，含着感激的泪水，一再感谢王之绩夫妇和当地群众。失去东返条件的钟德荣（化名为李明喜，伤愈后腿跛，群众叫他李跛子）、何德胜等十多名红军，在群众帮助下就地谋生，以后陆续成家定居。还有五六名未治好的伤员，到1937年四五月间，永昌县政府传来命令，要集中收容，便由地方群众杨永年等人用牛车送往县城集中，以后下落不清。
  1937年四五月间，在梨园口战斗中负伤的红西路军妇女团副连长龚少敏、女战士龚有才东返路过我家，两个人见到被养护的伤员后，也恳求留下养伤，我父母又将她们收留下来，养护了半年，她们后来在当地找了对象，结婚后才离开我家。现在，她们二人都还健在。
  （二）
  在救治红军伤员初期，因住宿拥挤，天气寒冷，我把几个伤员背到水磨坊的热炕上疗伤、休息。后来，又将三四名四川籍伤员背到我家让母亲给养护，他们是16岁的小红军陈有红，腿上和腰部被敌人的子弹射伤；18岁的魏义德脸上被敌人骑兵砍伤；20岁的任元梦，他的小腿负重伤。我母亲每天为他们用土办法治疗，用麻油拌豆面糊调敷，抹在化脓的伤口上，让狗舔摄脓毒。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他们伤势得到了控制，慢慢地好起来。任元梦在我家住了两年，伤愈后自谋生路，现定居青海大通县，还健在。魏义德在我家生活了三年，伤好后在杏树庄赘婿成家定居，解放后在煤矿当了工人，现已病故。陈有红的伤势严重，一直在我家生活了五年，一次他又患了霍乱病，上吐下泻，昏迷不醒，七天不省人事，母亲和我一直守护在身边，直到他康复以后，又帮助他与族侄女结婚，定居在我们毛卜喇，1979年去世。
  在1937年夏天，魏义德伤口已愈，他想帮助我家干些事。某一天，他赶着家中的几十只羊去放牧，途中碰到西行的四个马家军骑兵，强行抓羊宰杀吃肉。魏义德起初充装哑巴阻拦不允，又被敌军鞭打一顿，惹怒了魏义德，开口大骂敌军。话音一出口，敌军就听出是他是四川人，便认定是红军。于是将魏绑到我家，说我家窝藏红军，以“通匪论罪”，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将我捆绑起来，和魏义德一同赶往保长李善珍家中，而李善珍却闻讯逃跑躲避。敌军遂将我悬吊在屋梁上拷打，被打得遍体鳞伤，还扬言要把“共产娃子”抓去当马夫，要我家拿出1500块白洋赎身，如天明拿不出来，要杀我的头。他们把我一直折磨到半夜，几个敌军耳语了一阵，才把我解下来。夜间，趁敌人睡熟，我和魏义德翻出庄院，随同全家人上山躲避。我们逃走后，敌人又到家中打家劫舍，拿粮食喂马，麸皮洒了一地，还打破了几件家具，将箱内仅有的六块白洋和红军姬司务长送给我的儿子毛显荣的银锁也搜出拿走。被敌人毒打后，我休息了十多天才缓过来，全身蜕了一层皮。
  （三）
  我为红军磨面的那段时间，和红军的司务长等许多同志有了接触，他们向我宣传红军的政策，我也亲身体验到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己的军队。他们爬冰卧雪，是为了解放普天下受苦受难的穷人。又目睹了马家军的暴行，更加深了对红军伤员的无比同情。因而和当地群众一起，前后救治和帮助了50多名红军伤员，为养护伤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注我们这些救治过红军伤病员的人，1958年我受推举，出席了张掖专区召开的保护红军有功人员表彰大会，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奖励。
  毛培礼于1983年9月13日口述，1985年6月25日核对，朱新斌整理。新城子地区群众养护红军伤病失散人员情况调查
  永昌县委党史办
  1936年12月下旬，红西路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撤离永昌继续西征时，先将在永昌县城医治养护的一大批重伤员转移到城西30公里以外的新城子地区。这时，马家军对红军进行全面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加快行军速度，避免严寒侵袭加剧伤势恶化，减少无辜死亡，在临出县境时，将三四百名重伤员分别安置于新城子一带的赵定庄（赵世堂、赵培泽等家40名左右）、南湾（王朝文、赵世俊家80名左右）、刘家庄及家府寺（80名左右）、柴家庄（家府寺内14名）、新城子城隍庙（100名左右）、西湾（宦家庄、蒋家台庄60名左右）、唐家坡梁家庄（40名左右）、毛家庄（孙家院4名）等多处民房、店铺、公廨、寺庙内。
  红军刚走，马家军即尾随而来，制造白色恐怖，执法队首当其冲，闯入伤员住地惨无人道的搜捕杀害红军，还将分发给伤员手中及其委托少数群众负责养护伤员的生活费用（有白银、大洋、大烟土等）全部洗劫一空。至此，生命垂危之中的红军伤员生活陷于绝境，。
  然而，由于红军在这一带停留期间，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分发财主的粮食、物资救济贫困群众，人民认识了解了红军。与红军心心相印的绝大部分地方群众又亲历目睹了敌人的种种残暴行径，看到了红军伤病人员的艰辛遭遇，激发起了强烈的阶级感情和正义感。在言论无自由、行动受监视的条件下，不畏白色恐怖和敌人的暴行恫吓，自发地行动起来，运用多种方式养护、抢救伤病员，并资助失散人员。他们有的是处于对敌人暴行的义愤和对红军的同情爱戴，有的是处于人道主义的慈善博爱，有的是处于同情怜悯的行善积德，为红军伤员和失散人员提供住宿方便，架火取暖，抵御严寒，送水送饭，熬药煎汤，帮助医伤，掩护伤、散人员躲避敌人的搜捕杀害，并资助口粮盘费，引径指路，脱离险境，安全踏上东返征途。同时，为失去东返条件的人员招亲赘婿，成家定居，寻求谋生出路。也不忍心红军遗体暴尸横野，组织掩埋烈士遗体，为掩护救助红军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岁月流逝和许多当事者的谢世，不少事迹已被湮没或遗忘，现仅依调查到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赵定庄、刘家庄群众养护红军伤员情况
  据王兴天、王尚信、刘信成、柴富礼、李富善等当事老人回忆，被遗留安置在南湾王朝文、赵世俊庄内的红军伤员的养护生活费用刚被敌人洗劫后，在外躲避红军回到家中的财主王朝文，看到数千石的粮食及家产、牲畜被红军征收补充给养和散发救济了穷人而心生怨恨，遂手持木棍，把自己庄内和与其相连的赵家庄内的七八十名伤员统统赶到庄外的冰天雪地。刘家庄老人刘朝相（教师已故）目睹到红军伤员的悲境，立即腾出自己家的一座大草房，发动庄邻，铺垫好草铺，让伤员住了进去，连同原留在刘家庄家府寺的七八十名伤员（共160余人）的食宿、疗伤等负担全部落在刘家庄的人民身上。除刘朝相每天出面照料外，还有王永昌（已故）、赵振绪（已故）、王进喜（已故）、刘信成（健在）、刘喜成夫妇（已故）、张三皮匠（已故）等一批村民，从庄邻中凑集柴禾、煤炭、口粮为分布各住宿点的红军伤员架火取暖，烧水做饭，帮助擦洗清理脓淤血污、包扎伤口，度过严寒饥饿难关。这里冬季缺水，靠背冰化水。曾热情为红军办过事的农民刘信成带着自己八岁的儿子，不畏严寒，坚持每天从涝池内背冰化水，满足伤员用水需要。当地方群众送饭少的时候，还从家里拿来口粮，为伤员熬糊糊喝。柴家庄皮匠柴富仁曾为红军做皮活20多天，受到红军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走后，目睹伤员费用被劫和财主的残暴行径，以及红军伤员的困境，激起了对敌人的义愤，从家里背来馍馍发给了伤员，但因人多馍少，吃不过来，索性又从家中背来面粉、糁子和沙锅，在伤员住处亲自做饭，连续伺候了三天方才离开。当伤员住宿拥挤时，刘家庄、赵家庄的一部分群众为控制伤势不再恶化，还将部分伤员领到自己家中住宿，用中草药水和盐水擦洗伤口，土法涂敷疗伤。刘喜成夫妇将一名叫喜娃的四川籍红军小战士放在家中一直养护到伤愈。在地方群众的热情关照下，绝大部分伤员的伤势很快得到控制，生命得到保全，还有的很快康复，含着激动泪水，告别乡亲踏上东返的路途。最后留下的30余名连同赵定庄受养护的伤员伤愈后，受永昌县旧政府的命令统一收容时，由地方群众李元亨、白致礼、刘克全等人套上牛车送往县城。赵定庄的伤员离开时，白致礼还将自己随身穿的一件短皮大衣脱给一位伤未痊愈的伤员遮风御寒。
  赵定庄、刘家庄的群众还将伤残严重、实难治愈的少数死亡者，由地方群众周之贵、王进喜、张三、王兴天、白致礼等群众抬往北沙沟一带做了掩埋。
  二、柴家庄群众养护遗留伤员情况
  据柴元兴、柴福茂回忆，红军西进后，仅有二三十户贫困人家的柴家庄的家府寺内遗留伤员十五六名，地方群众十分同情伤员费用被劫和遭受严寒饥饿痛苦的困境，在柴元兴、柴富仁、柴福顺等群众的关照下，家家户户每天轮流给伤员架火取暖、送水送饭，一些老人主动用盐水和蒲公英等中草药熬的汤药水擦洗伤口脓血、清洗绷带，用麻油调豆面糊涂敷刀枪伤口，用冷水或温化的牛粪脱敷冻伤，将这批伤员一直侍候到次年农历二三月间，大部分伤愈东返，剩余的二三名继续养护到伤愈后方才离开。
  三、新城子、唐家坡群众养护伤员情况
  据赵世宝、尤得福、赵振秀、赵振义、常青善等当事人回忆，红军大部队撤离时，匆忙安置在新城子城隍庙、宦家庄及蒋家台庄等处的200余名红军伤员，分别受到地方群众的掩护营救，端水送饭，架火取暖，伺候养伤，直到大部分伤员伤愈后东返。养护期间，不少伤员被村民领到家中照料。尤家院的尤得福将十三四岁的腿部受枪伤、双脚冻伤化脓的一陈姓小红军收留于家中，其祖母与母亲遂用蒲公英中草药熬水擦洗枪伤，用酒糟热敷双脚冻伤，经过几十天的精心养护、热情照料，很快治愈枪伤和冻伤，之后又养护在家中，直到第二年才被收容送走。与此同时，又帮助不少伤愈后无力回返的失散红军挖药材、拾蘑菇、捕猎、背煤为生，并提供食宿方便。被遗留在梁家庄的三四十名伤员不仅分发的费用被敌人洗劫，而且受部队委托养护伤员的赵培钧、赵振威、赵振玉等村民也受到株连家庭遭劫。敌人走后，赵培钧等人依然不负部队首长嘱托，担负起养护伤员的重任。他们冒着风险，动员各家各户，为伤员提供生活方便，安排照料食宿，这部分伤员除两名出走途中被敌人杀害外，其余人员全部治愈，有的陆续东返，有的定居当地。
  红军撤离西进时，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寒气逼人的季节，被遗留在城隍庙的近百名重伤员，无医无药，伤势急剧恶化。在新城子做生意的四川籍小商人方少君（1944年病故），目睹了红军的艰辛困境后，委托了住在范家庄的另一四川籍老张爷（名不详，已故）每天赶上毛驴，驮上煤炭、柴禾到空旷的城隍庙伤员住处，给伤员生火取暖、烧水解渴、洗伤，不时还送些食物让伤员充饥。时间一长，被敌自卫大队长孙天太发觉，诬陷老张爷通匪，遭到毒打。方、张依然利用早晚时间暗地里送柴禾、食物不止。
  农历腊月间，正值敌保政人员搜捕监视红军风声正紧之时，一天下午，范家庄群众常浩义（已故），在自家草房内发现栖息着五个途经失散的红军伤员，唯恐被自卫队长孙天太发觉遭捕，先将五人留在家中吃过饭后又隐蔽他处躲避，当天晚上领着侄儿到离家一二里外的雷家庄深沟连夜挖了个小窑洞，铺垫好麦草，趁天亮前准备了干粮和开水将伤员转移，坚持早晚送水、送馍十多天。几个伤员体力恢复后有的返回原籍，一名定居在当地。
  四、毛家庄群众掩护红军伤员李成科情况
  据王勋成、吴天源等人回忆，红军出境时，掉队遗留在毛家庄的四名红军伤员刚要进入孙家大门时，敌军执法队赶来未及躲避，三人被杀，下肢负伤的四川籍红军李成科被敌人枪托打伤头部昏厥倒地。敌人走后，原为红军办过事的王万成（人称王六绅士）等人对李进行抢救包扎，并掩埋了遇难红军的尸体。当另一股敌人赶来时，尽管自身受敌保政人员的监视，他还是不顾一切将李藏人家中洋芋窖内躲避。为防止意外，在敌人走后，将李转移到由他疏通的地方群众吕尚善家中，两人秘密养护。当敌人停止搜捕活动后，又接回自己家中，伤愈后还在其父子的安排下由其带领在森林中拉运木料为生。王万成去世后，吕尚善又继续承担了对李的生活照料，当李成年后，吕又将其妹妹许嫁，开始独立生活直到1945年发生灾荒，李到一座破煤窑中挖煤时，不幸煤窑坍塌遇难。
  经调查，新城子地区群众还利用靠近祁连山的优越条件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使一大批途经伤病失散人员躲过了敌人的搜捕，经过短暂休息后又踏上了东返的征途。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的两三年内除已被旧政府收容的外，有近百余名红军伤员和陆续途经失散红军相继在地方群众的帮助下，有的继续养伤，有的挖药材、拾蘑菇、捕猎、挖煤筹集路费准备东返，也有不少人在地方群众的引荐下招亲赘婿、成家定居，生活至今。仅据健在的当事人回忆，当时在这一带定居成家及全国解放后迁居他处的红军就达40余人，现除大部分已故，健在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战士高开礼（70岁）至今仍在此地安度晚年。
  以上情况均根据1985年6月10日至18日由王兴天（男，时年74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王尚信（男，时年77岁，居新城子乡赵定庄村）、刘信成（男，时年81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柴富礼（男，时年71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李富善（男，时年73岁，居新城子乡赵家庄村）、柴元兴（男，时年80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柴富茂（男，时年69岁，居新城子乡南湾村）、赵世堂（男，时年72岁，居新城子乡新城子村）、尤德福（男，时年70岁，居新城子乡新城子村）、赵振秀（男，时年69岁，居新城子乡唐家坡村）、赵振义（男，时年69岁，居新城子乡唐家坡村）、常青善（男，时年80岁，居新城子乡新城子村）、王勋成（男，时年68岁，居新城子乡毛家庄村）、吴天源（男，时年67岁，居新城子乡毛家庄村）等当事人、知情人回忆提供，朱新斌、王子魁调查核对并整理。回忆父母收养失散女红军杨桂香始末
  赵殿孔①
  红西路军西征到高台、临泽一带与马家军作战失利，红军失散人员零零落落向东走。我们永昌县城附近的农村也时有红军来要饭和投宿。但因为敌人和国民党政府沿途设置哨卡截拦，分派军警盘查，农村中也常有军警保政人员出没监视，还出示布告，胁迫群众不得收留，一旦发现就要以“通匪论罪”。但是，地方群众还是对红军来时多为他们给饭吃，也有个别人家临时投宿后，尽快送他们离开。
  1937年农历二月中旬，也是敌人搜查红军最紧张的时候，一天黄昏，天刮着大风，从西面下来的十多名红军失散人员途经县城南财主孙海州的庄子附近停顿歇息，趁农民晚饭的时机乞食充饥，但怕人多目标大，不便行动，于是分散开各自找食。一个衣着褴褛、双脚裹着毡条、面容憔悴、行走一瘸一拐的一个小红军来到正在吃晚饭的我家门口，她先以羞怯和惊慌的神情里外张望了一阵后，嘴唇嗫嚅，冻得浑身打颤发抖。这时，我母亲（黄开兰）看到红军冻得太可怜，很快走近她的身边，红军才操着四川口音说，大娘哟，我们与部队失去联系失散了哟，天气太冷，找点饭吃哟。说话中，我们才听出是个女红军。母亲问她的年龄，她说16岁，使母亲更感到同情可怜。她一面唠叨，一面扶着红军进了屋，放到热坑上的被窝中，又端来饭让她吃。不料饭后，虽身子骨暖和了，早已冻伤的两手双脚却更加疼痛。她边翻滚边噢噢直叫，母亲和妹妹两人动手拆开了缝在脚上的湿毡条，发现两脚已经冻肿化脓，立刻端来了一盆凉水，把她的手脚浸泡在水中，轻轻搓擦了很大一会，疼痛略为减轻。但两脚不能着地，更无法行走了。父母亲不忍心让她离开，经过琢磨，决定还是先留下来养好冻伤后再另作安排。
  当晚，父亲（赵学普）先打发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儿子，连夜收拾好了我家四合院的南倒座屋内的洋芋窖，里边铺垫了麦草，以备意外情况下躲藏使用，还叮咛我们子女们不能向外人透露风声。然后，母亲又拿出我妹妹赵殿菊的衣服给她更换。在换衣服时，其余的衣服都很痛快的换下了，唯有一件内衣迟迟推辞不愿脱，母亲感到很奇怪，几经劝说，也许她也理解到我父母及一家人出于一片真心，才吞吞吐吐地说内衣夹层里藏有“团证”，这时，我们才知道她还是一个共青团员，顺着话题她也向我们告诉了她是四川巴中县人，名字叫杨桂香，参加红军前是学生，参军后是红军妇女团的战士等方面的情况。为防意外，当晚母亲将换下的旧衣服全部做了处理。
  一切隐蔽措施妥善后，父母亲为使她脓肿的手脚肌肉不致腐烂坏死，连夜用蒲公英、甘草等中药熬煎了水擦洗和用温化的冻牛粪连续热敷手脚。经过七八天时间的不间断土法治疗，脓血收敛，淤肿开始消失。这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人都为她的安全捏着一把汗。但凡保政人员、军警或陌生人来这里，我们就先藏人，然后再去开门，等外人走了再把她放回热炕上。我们兄弟姊妹每天均轮流在庄外瞭望放哨，观察动静。天气暖和的时侯，妹妹爬上房顶放哨，把她放在后院晒太阳。在父母亲的精心关怀下，过了一个多月，手脚冻伤完全治愈，双脚也能走路了。但这时，她仍很挂念同行的红军战士，随时想继续东返，经父母同意后，独自去到孙家庄附近，但没有打听到消息就回来了。过了两三个月后，敌保政人员搜捕红军的活动停止了，她也能自由外出了。她又听说县城里又来了许多失散人员，她先后去过几次。有一次，到县城举人王裕基家打听了情况，从这一次起，也许是从这些失散的红军中了解到他们均已失去东返的条件和可能。她回来后，最后决定不再走了，打算定居下来，从此，就成为我们家中的一个成员了。
  那时，她才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但她懂得的事却比我多。她常向我们讲红军的事迹和一些革命道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向父亲讲不要学着财主的样子打新庄盖新房，不要干剥削、压迫穷人的坏事，不要给国民党办事等。那时地方上实行保甲制度，甲长要由地方群众轮流出任。1937年，该轮到我父亲当甲长，她硬是说服父亲，没当这任甲长。
  她的伤治好后，跟着母亲和我妹妹学做料理家务，到第二年，她已能独当一面，处理家务了。她勤快、细致，很得父母亲的喜爱、器重。父母亲也象亲生子女一样看待她。那时我们弟兄姊妹六人，她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也十分融洽，也跟着我们一样称呼父母和兄弟姊妹，我们对她也象亲兄妹一样看待，从不分彼此。她虽然年纪小，但胆大心细。1938年秋，日本飞机在永昌城南关投弹轰炸后，她独自跑去拣拾回来几块弹皮，被父母知道后责备她冒了风险。但她笑着说，飞机轰炸她经过，不怕，炸弹皮是好钢铁，拾回来家中还可以使用。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8年，她已满18岁了，按照我们地方上的习俗，该到考虑她的婚事的时候了。父亲起先给她物色了一个家庭生活较好的人家，却被她拒绝了，她说婚姻要自主。直到1939年夏天，她19岁时，河西堡宗家庄的一伙亲友给我家帮助打麦场围墙。其间，她与一个贫苦青年李贵林自由恋爱，也就在那年农历八月，父母为她备办了嫁妆才出嫁。结婚以后，一直不忘我父母的养护之情，常来站“娘家”，看望父母及我们一家。不幸的是到1941年，她生孩子时难产死亡，我们对她的死也很惋惜。
  几十年过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颠倒是非，揭发说我们家中图了女红军的财，把她杀害了，被列为专案审查。我将历史情况及线索如实地做了提供，请求做些调查，不知调查与否，以后不再提及。
  我的父母亲因年老分别于1963年、1977年去世。但对收养女红军杨桂香的经过及始末我也是亲历者，自始至终很清楚。
  1984年5月3日赵殿孔、赵殿玉口述，同年12月核对，朱新斌整理。
  王希昌机智与敌斡旋掩护红军战士的经过
  王有学 王希中
  1937年春天，一个腰部枪伤未愈、下肢冻伤脓肿、不满30岁的红军途经永昌县九坝团庄，来到王希昌①老人家中讨水解渴，恳求投宿养伤。年过花甲，正在患病的老人王希昌很为难。留宿没有什么问题，却是团庄地处交通沿线，马家军及民团常从此通行、出没，留下会担风险，不留，眼见这个红军伤势这样严重，况且落难到这个地步。人们常说，“救人一命，多活十年”嘛，再三斟酌，最后还是答应留了下来。
  自打留下伤员后，尽管自己有病，还是热情侍候伤员，让老伴经常帮助擦洗包扎枪伤，土法治疗手脚冻伤。伤员不能走路，大小便不能自理，就让自己的儿子搀扶。为伤员的生命安全，他们到附近邻居家中叮咛不要向外传声张。家庭生活困难，缺铺少盖，与伤员同盖一床被。有外人常来，他让伤员装哑巴，还让伤员睡热炕休息安心养伤。果然几天后的下午，马家军的后方粮草运输队途经此地，也要在他家住宿，转移伤员已来不及，怎么办？王希昌急中生智，立即让伤员索性睡在炕上，头上蒙上被子。他刚要出门时，敌军闯了进来发现炕上还睡着个人，问这是谁？他很沉着地说：“老爷，这是我的哑巴儿子，得上了伤寒病，卧床不起，这会儿正在发汗”。马家军听说是个烈性传染的伤寒病人，很快退出门外。他机智地应付了敌人，避免了一场灾祸。整整一夜，老人没合一眼，为红军伤员的人身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第二天，敌军走后，才松了一口气。
  在一家人的养护下，这名红军两个月后伤势痊愈，决定继续东返。临行时老人为他换上了衣服、鞋袜，准备了路途上的干粮。为了表达老人对他的搭救养护之恩，他将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留作纪念，并含着泪水再三感谢老人及其一家人的救命之恩。憨厚老实的王希昌却说，患难之中还说这些干啥，只要能活下一条命，我已经满足了。他还打发儿子将红军一直送到丰乐堡。
  以上情况根据当时知情人六坝乡团庄村王有学（男，时年73岁）和现居六坝乡玉宝村的王希宁（男，时年68岁）于1984年7月3日、4日回忆口述记录，朱新斌整理。
  我们掩护红军失散人员脱险的经历
  孙世智①
  红军到永昌的那年，我只有15岁，但是已经给财主家做活了。在我家叔父（即孙五爷，已故）的带领下同孙家庄的陈三爷（已故），还有我的一个舅父，长幼四人同给潘生元家放羊。牧房设在大黄山北坡的一个山岔口处，这里距大马营约30华里路程。
  1936年农历十一月间，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整个大马营滩和大黄山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早晚更加寒气逼人。然而从永昌出发的红军队伍依然冒着严寒，顶着凛冽的西北风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除有少量经水泉子、大黄山麓西行外，大部分均沿着毛家庄、八个墩滩、大马营进入山丹县境，这样连续过了四五天时间。
  红军过后，我们在常常发现有的红军被严寒夺去生命，躯体被冻得硬邦邦的，也有被凶恶残暴的马家军杀害躺在血泊中的凄惨情景。一次，当我们放牧到窑洞沟塌洼的地方，发现了几个红军遗体和他们身旁一滩滩的冻凝的血迹。其中有一死者的双眼已被剜出，这些死者周围及雪地上还有滚打和脚踩蹬出的痕迹，显然是被敌人杀害时疼痛所致。几位放牧的老人们见状，激起了对敌人暴行的愤恨和对红军的无比悲痛。不忍心红军暴尸于荒漠之中，第二天我们放牧时就带上了镢头和铁锨，到原地掩埋了红军遗体。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时会碰到红军遗尸荒漠，但我们都做了埋葬，以此寄托我们这些贫困老百姓对红军的同情和哀思。
  第二年春天，草芽刚刚出土，转战在高台、临泽及祁连山的红军失散人员三三两两陆续东返。我们的牧房上常有过路的红军寻宿觅食，我们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有一天，来了两名佩戴手枪的红军，客气地说，同马家军打仗失败了，准备回家。尽管他们已是散兵，但仍然保持严格的纪律，对我们说话客气，甚为热情。我们立即给他们做了饭，让他们休息。临走时还送了口粮，介绍了东返的路途和情况。
  过了六七天后的一个早晨，又来了四名穿着老百姓衣服的红军寻找食物充饥和问路，我们看到他们面容憔悴，精神疲乏，立即做了饭让他们吃。饭后休息时，正与我们谈得热火的时候，忽然牧狗狂叫起来。当我们去观察时，发现来了一伙骑马的人朝牧房赶来，大家立即意识到是马家军。我们当机立断将红军隐蔽到羊圈东面的一条山沟中，还赶出羊群灭踪，又商讨了应付敌军的对策。不一会，气势汹汹的四名敌骑逼近牧房，追问“共产”到那里追去，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朝八个墩方向去了。敌军信以为真，朝着我们所指的方向追去。在我们的帮助掩护下，四名红军安全躲过敌军的搜捕。
  敌人走后，我们赶着羊群，到金鸡沟木渣泉的一条沙沟崖下找到了红军，又给他们装上背去的干粮，他们带着感激的心情，继续朝东行进。
  以上是我们掩护红军的一点情况。
  1985年6月19日朱新斌、王子魁调查整理
  王奶奶养护红军伤员的经过
  张国昌①
  1937年3月间，我在焦家庄财主焦克勤家中扛长工。一天早晨九点多钟，天下着雪，我背着草筐到草房背草喂牲口。刚进入草房，听见草堆中有人在呻吟，经仔细寻找，发现了两名钻进草堆避寒的人，只有头部露出草外。我便问，“你们是什么人？”他们两人带着四川口音回答说：“是红军”。于是我说我要背草，请你们出来。他们两人很快爬出草堆，我看见一人没有明显的外伤外，另外一人左臂受伤很重，还用绷带全部包裹并挎在脖子上，缠裹着绷带的左臂全部被渗出的脓血和尘土结成污垢，还有脓血继续外渗。
  两人爬出草堆后，便主动开口对我说：红军西征打了败仗，他们一同准备东返，但沿途缺吃少喝，疼痛饥饿难忍，要我帮点忙，替他俩找点食物充饥。听完他们的叙说，看到他们饥饿疲惫的样子，感觉十分可怜。况且红军离开这一带不久，对他们的情况我也十分熟悉，红军对穷人尤为关心爱护，现在他们打仗失利，处境十分困难，也甚为同情。之后，我将他俩领到草房附近长工王录贤家中。王的母亲（已60多岁，我们称王奶奶）急忙让他俩进房休息，立即做了饭让他们饱吃了一顿。饭后，王奶奶又主动熬煎了蒲公英草药水，调了少许食盐，亲手为伤员解拆了渗出脓血、沾满血污的绷带，用药水擦洗清除了已发臭的脓块淤血，清洗伤口，用新棉花垫在伤口处，再用洗净的破布和旧绷带做包扎，然后又让他俩在家中留宿休养。
  之后，未负伤的那位红军也许是为防敌保政人员的搜捕或为减轻王奶奶家的生活负担，白天避开王奶奶家到胡家庄等处讨觅食物，晚上回来休息。二三天后，他们东返心切，急于要走，王奶奶再一次为伤员擦洗包扎了伤口，还做了些干粮让伤员带在路途上食用，红军再三感谢王奶奶的养护和帮助就上路了。只是当时也未曾问下这两名红军的姓名。
  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从兰州来了两个军人到焦家庄找王奶奶和我调查当年养护红军伤员的事。王奶奶早已去世，来人向我详细核对了时间、地点与曾受到养护的红军的相貌特征和受伤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我诘问曾帮助过的两名红军的姓名、现任职务，但他们两人也不肯透露。至今也不知道这两名红军的姓名。
  1984年6月8日张国昌口述，朱新斌整理
  工商财主张廷祯收留红军张德、董国玉的情况
  何应元① 宋运泰② 杨殿文③
  1937年3月间，红西路军西征作战失利，失散人员陆续东返。这时，国民党地方政府、马家军警、保政人员正值沿途严密搜捕失散红军之际，两名身体受伤、无力继续东行的四川籍红军，先后途经永昌县有名的工商财主张廷祯在五坝的“同丰”庄上请求歇息，暂留养伤。红军在永昌停留时，张廷祯在城乡的多处庄院、商号储存待售的大批粮食、清油、商品和牲畜等被红军用以部队给养和分配给群众，但他全然没有计较，而晓喻大义，从慈善愿望出发，毅然收留了请求养伤的红军张德和董国玉。
  张廷祯收留两名红军照料养伤的事，很快被旧政府自卫大队长张中科发觉。张中科曾几次周旋，谋图抓捕张、董两人，但又慑于张廷祯在地方上有钱有势，在官府中也有一定声望和影响，不敢轻举妄动。一次，设圈套试图用红军曾侵犯他的财产为理由，对张进行挑拨离间，让他主动交出红军，达到一举抓捕红军和敲诈勒索之目的。不料被张廷祯看穿，先以酒宴相待，并以金银、大烟土满足张中科的欲望，使张、董两人的生命受到保护。
  养伤期间，张、董两人受到张廷祯的厚待，给他们更换了衣服，安排了住宿，提供了医药。不久伤势好转，体力得以恢复。之后将有文化、处事聪明、机灵的张德留在身边，跟随他办事，很受信任器重，将其家中杂物库房让他管理。还将老实忠厚的董国玉安排在“元裕丰”做杂务，均给了生活出路。
  张德在张家一直生活到1939年，事先未露声色离开张家。返回四川原籍后，才给张廷祯来信说自己擅离的缘由和感谢他在困境中受到的帮助养护之恩。张廷祯对张德的擅离不仅未加责怪，而且还逢人便讲，张德这小伙子有本事，我只求他能安全回到家中就行了。
  张德出走后，张廷祯对董国玉不仅未加歧视虐待，反而对他的生活更加关怀。不久又在他的筹划下，帮助娶了媳妇（七坝柯家庄柴廷贵之女柴秀英）成了家，自此开始独立生活。直到1953年，董才携妻室和五个子女回到四川苍溪原籍，于1981年去逝。
  1984年7月8日至17日朱新斌、王子奎调查整理
  给东返红军调换骑马、资助口粮饲料的经历
  赵振义①
  1937年春，我在皇城滩给牧主韩七（回族）家放牧时牧主曾说，大马营附近有一支红军的流散部队活动，要我们多加留意提防。只因为年前，红军在我们永昌及家乡停留住宿，通过与红军多次接触和了解，知道红军给穷人分粮分物，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所以对他们并没多少防备。
  到农历二月初四的上午，果然从大马营山的方向来了一支40多名全副武装并全部骑着马的红军部队，内有一位外着长袍短褂，装扮为商人，却内穿军衣的红军官长。
  当红军队伍行至我们牧房附近时，牧房上的牧狗狂叫，惊动了我们牧房内的六人，正欲出房张望时，听到一声枪响，牧狗已被打死。于是我们慌忙爬上山包准备躲藏，但红军已跃马追来，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红军，劝阻我们不要逃跑，也不要害怕，有话跟我们说。当我们停顿下来后，人困马乏。疲惫不堪的几个红军（均操南方口音，语言一时听不懂）比划着说要调一调马。我当时听不懂意思，揣摩了一阵反问，是不是你们的马乏了，要换马？另一个红军说，正是这个意思，要换马。我们当即答应，并随同红军全部返回牧房。
  回到牧房后，红军很快布置警卫岗哨，那个商人装扮的红军也进屋
  坐在炕上。我们提供了面粉、锅灶，由两名年轻红军开始做饭。这时那个装扮商人的红军，把我们单个叫去，向我们询问、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提出了他们打死狗的问题，和我们商量处理意见及赔偿办法。这时我才发现曾开枪打狗的那个红军早已被叫去在那里罚站。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牧狗很多，被打死的那只，只是多余的一只，即使打死了狗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更没有必要赔偿。经我们这么解释开脱，才替被罚站的那位红军解了围，这个红军官长才免除了对这个红军的处置。这时我想，红军已经失败落难，却军纪依然严明，仅仅打死了一条狗，还是这样认真，使我们更受感动。
  饭后，有一个被称叫三班长的红军带领了六七名红军在我们的陪同下到马群中捉马，用套绳套准了三匹膘肥体壮的儿马，替换了红军的三匹瘦马。
  然后，我们带着红军到附近的另一牧主韩六的牧房上为红军筹集了两口袋面粉（约300斤）和一部分路途上马匹所需的饲料（300斤）。准备停妥后，红军一行骑着所换的马，驮上筹集的口粮，感谢辞别过我们后，又乘着夜幕沿着祁连山铧尖的方向继续向东行进。
  1985年6月17日赵振义口述，朱新斌、王子奎调查整理
  被俘红军吕绍权等十四人受我掩护的情况
  陆毓珍①
  从民团到保安团的演变经过
  1936年10月，国民党永昌县政府为抵抗红军也组编了民团。仅在宁远乡就组织了200余名团丁在宁远堡集训。11月的一天，县政府传来命令，要我速带团丁守卫永昌县城。当我接到命令，率丁到河西堡金川峡山口的时侯，闻讯红军已克永昌，守城无望，随即遣散团丁，我也回到家中。直到1937年农历二月间，红军已放弃永昌一线，西进至临泽、高台苦战之际，凉州（武威）马步青之骑五师军法处长袁耀庭到永昌，传朱伯浚、肖光庭（辉祖）、柴自奎等人到县政府面授和商议征集壮丁，重建保安团机宜。于是分头行动，不多时间就在原民团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壮丁组建了永昌县保安团。以三三编制序列，保安团以下分设三个营。我所在的宁远乡被编为第一营，我任营长。东河片即永安乡为第二营，柴自奎出任营长。城关、五龙乡为第三营，肖光庭（辉祖）为营长。朱伯浚为保安团团长。该团壮丁集中起来后，分别先在各乡所在地集中训练，然后又集结到县城整训。到农历四月份，武威专区六县的保安团要全部集结到武威新城正规整训，这时团、营、连各级都分别安插了马家军的亲信，充任各级正职或副职。这时，我仍出任第一营营长。
  掩护营救被俘红军人员始末
  红军西征节节失利，被俘人员陆续收审，分别不同情况做出处理。有的被补充到骑五军中，有的审查后陆续转解他处监禁。与此同时，地方保政人员不时还将在武威一带俘获的零散红军东返人员送交保安团监禁，以期经“感化”视情况候编。这时，我所在的第一营送来了吕绍权（化名，湖南人）、赵保娃（四川人）、陈××（后改名为潘永义，四川人）、张梦熊（四川人）、赵庚生（四川人）、王六九（四川人）等14名被俘红军，被另编一班，交给三连管训。这个班由赵保娃担任班长。
  在管训期间，这个班发生了一起吕绍权毁枪事件。一次，我营所驻地附近一农民家死了媳妇，娘家人纠缠不休，聚集闹事，砸烂棺材，抬着死尸各屋游串，然后，又停放到堂屋。自此，这家人说死人“出殃”、“闹鬼”家中不敢住人，央请部队“镇煞”，但其他连队都不去，唯三连要让管训的红军班去住宿。他们去后，在嬉耍中将一支步枪损坏（也许是有意的），被三连连长马成龙（回族）发觉，一口咬定是红军不服管训，毁坏武器。于是马成龙抓住吕绍权不放，大打出手，还要借机枪毙吕绍权，杀鸡儆猴。当时，我营军需跑来报告，我听后十分恼火，让军需带了十几个壮丁以我的口气威胁制止，才未使事态扩大。当时，骑五师派来的这些下级军官，实属马家军的鹰犬，他们狂妄高傲，为非做歹，与我们时有矛盾摩擦。他们不仅不经请示以不服管教的罪名打骂或草营红军被俘人员，而且连我们也不放在眼里，对保安团的壮丁也可以随便抓住拷打，引起了我们的反感和痛恨。虽然事情制止了，但马成龙借机杀害吕绍权的可能随时存在，他念念不忘被损枪支。这时我又让他从军需那里的三支步枪中挑选了最好的一支给他做了顶替处理，事件才算平息下来。至此，红军被俘人员对我改变了看法，特别吕绍权经常与我来往，之间相处很好。
  农历六月中旬夏收开始前，要给保安团壮丁放假三个月回家收割庄稼。这时，红军班除已中途逃走两人外，还有十二人，我借机发给他们与壮丁同等数量的盘费（每人每天一斤半面粉和每人一块法币）放他们出走。其中十人都情愿走，唯独吕绍权、陈××不走，要求和我在一起。当我回家时又把他两人带到宁远堡我的家中，生活了三个月。
  这时，我才知道吕绍权已28岁，有一定文化，在红军中担任连级职务，精明能干。九月份保安团壮丁再次集中，骑五军要保安团正式编入正规编制，这时，我也被调为督练处参谋，显然是对我们地方势力的贬低。借整编之机，我想让吕绍权离开骑五军，之前听到武威银行需要人，我便引进给银行一姓王的行长让吕到那里干事。从此他离开马家军，在那里干得很不错。1938年后，他又被调到张掖，去张掖途中，他还专程来到宁远堡我家中看望过一次，住了几天就走了。从此再未听到消息，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听说他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了师长，以后在西宁市工作。
  陈××很机灵，被骑五军参谋长潘亚柏看中了，在我离开时介绍给潘亚柏做勤务。潘出任永昌县县长时，被潘收为义子，从此改名为潘永义。后来，他也跟潘到永昌县政府做事，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以上就是我在当时接触、掩护红军被俘人员的真实情况。
  1983年4月陆毓珍口述，1984年12月12日核对，朱新斌调查整理。南沿沟滩激战和我参与掩埋烈士遗体的经过
  赵连奎①
  1936年农历十一月中旬，冬至节刚过，驻守在永昌县水磨关的红军为阻击从山丹来永昌围攻县城的马家军黑马队，在南沿沟滩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那年我23岁，出于年轻人的冒失和对打仗的好奇，就躲在沿沟坝沿楞坎下看打仗，旁观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
  那天早晨，从山丹来的马家军千余骑兵到红庙墩附近时，其先头探马受到红军截击，遂改变路线，迁回穿插到水磨关西、梅家寺东之间，从红军驻地空隙的地方，绕行到水磨关以南的沿沟滩、元山子一带。
  这时，在水磨关驻守的红九军一部，发现了敌骑，立即调动驻守在王家西新庄、陈家铺院等处约三个营的红军，前往沿沟滩阻击敌军。敌骑发现红军追来，除留一部与红军接战外，其余潜伏于元山子山岗下。
  不大一会，红军与马家军接上了火，相互对打一阵后，狡猾的敌人佯装败退，引诱红军出来追击。敌军把红军引诱到开阔地带时，两股敌骑全部出动，黑压压一片，向红军猛扑过来，刀砍马踏，喊叫声震耳欲聋。红军指战员前赴后继，英勇迎击，在开阔地与敌骑搅在一起，展开厮杀拼搏，一直战斗到中午。红军指战员在无屏障隐蔽的情况下，步枪越来越发挥不了作用，开始撤退，而敌军施展骑兵优势，紧追不舍，三面包抄，直逼红军于沿沟庙、严家大庄一线。这时，敌军受到增援红军几挺机枪的猛烈扫射，方才溃退。
  下午二时许，战斗结束。这次战斗，虽给马家军大量杀伤，但因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加之地形不利，自身也受到两三百人伤亡的重大损失。
  这次战斗中，红军阵亡30余人，烈士遗体被遗留在沿沟庙和严家大庄附近。过了两天，我和同村的刘玉祥（已故）、毛七（健在）等七八人自发组织起来，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将红军遗体全部抬到沿沟庙东侧一座废弃砖窑的坑穴中，集体安葬覆埋。
  自那以后，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在祭奠先人的时候，从未忘记为红军忠魂烧香挂纸、祭洒汤水，表达我们对红军烈士们的敬仰和怀念。五十年过去了，沿沟庙附近的荒滩已全部开垦耕种，但红军坟却被保留下来。至今还不时有老红军前来瞻仰凭吊。
  1984年6月9日调查采访，1985年6月8日核实情况，赵连奎口述，朱新斌整理。
  掩埋红军烈士和亲历敌人掘尸拍照的经过
  王泉① 蔡其文② 陈善国③ 张善庆④
  红军撤离永昌前夕，在水磨关附近的南沿沟滩上与马家军黑马队作战。战斗中牺牲和伤残的红军战士，除少部分遗留在南沿沟附近的村庄外，大部分由红军担架队抬到水磨关的王家东新庄、西新庄、傅家庄、陈家新庄、曹家楼等地的部队医院或红军驻地。当天，一部分伤员随部队向西转移，还有100余具烈士遗体被遗留下来。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青年队队长晁富国动员我们一部分青年队员及群众数十人，将烈士遗体分别抬到附近的几条沙沟和地湾沟壑进行了掩埋。
  然而，随后赶来的马家军，为了炫耀南沿沟一战“战果”，以邀功请赏，便逐沟逐崖搜查，威逼地方群众掘尸，把红军遗体抬到水磨关大桥以北的沙滩上，摆放好照像，暴尸示众，扬言歼灭共军×××人。还威胁群众说，谁要埋了红军遗体，就要按通匪论罪。敌人撤走以后，村民们处于人道和对红军的同情，还是自发组织起来，将所有尸骸全部集中起来，利用沙滩上的几个沙坑，再次做了葬埋，遗址为现林带处。
  1984年6月9日、10日王泉、蔡其文、陈善国、张善庆口述，朱新斌整理。
  我失散的经历和受到群众掩护的情况
  何进元①
  我是四川长池县人，先后参加过两次红军。第一次是1932年，参军不久，在一次战斗中失散了。第二次是1933年，又参加了红军，在红九军军部医院当卫生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不久，红九军也渡过了黄河，开始了悲壮的西征。军医院转战一条山，遭到了马家军的包围，后在主力部队的增援下解围出来。进入古浪的战斗中，全军又遭到敌军包围，在全军指战员的英勇拼搏下，虽然杀伤了大批的敌人，但自身也受到重大损失和伤亡。正是人们所说的“古浪一战，九军损失一半”。后在三十军二六八团的增援接应下，才撤出古浪城，直抵永昌，向西路军总部靠拢。记得我们军部卫生队进入永昌境内的八坝附近，卫生队的十多人和军部的六七名传令兵被二三十个敌人包围到甘新公路以北的一个庄子内。我们凭借高墙深院，居高临下，与敌人相持到天亮。我们弹药消耗殆尽，没有反抗能力，于是动手从庄墙底下挖开了通道，准备突围，适逢军部派来增援部队。敌人撤走了，把我们接应出来后进入永昌县城，住在县人民银行旧址处的一座店铺内。
  12月底，红九军随总部机关直属队撤离县城继续西征，出城后，我们卫生队还在西十里铺的谢家庄子里住过一天。随后直向张掖方向行进。当我们九军到达沙河镇的时候，红五军已经攻占领了高台县城。不久，当我们准备向高台出发时，高台失守，总部和红九军又退到三十军防地倪家营子。后来总部作出决定东返兰州，可是到张掖的西洞堡后，折回头又二进倪家营。当部队到倪家营，敌人对这里进行了全面破坏，红军遭到敌人炮火终日袭击，无法立足，只得且战且退，朝梨园口方向撤退，凭借梨园口的地形阻击敌人进攻。九军担负阻击任务，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我们卫生队朝梨园口深处转移撤离中，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便沿着部队行走过的痕迹寻找，沿途都是作战伤亡的红军战士尸体，还是找不到大部队。当我们进入祁连山深处，在路上却碰见了三个负伤掉队的战友，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也在找大部队没找到，据说大部队已经走了好几天了。但我们一行还是死不了这条心，还是继续寻找。要知道，我们是革命队伍整体的一部分，当我们失去这个整体时的心情多么难受、焦急，况且敌人围追堵截，搜查很紧，又不利集体行动，只好分散活动。几天来，身上的口粮吃完了，鞋底磨通了，脚也肿了，眼前又是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严寒、饥饿、疲乏劳累，挪动一步也好似腿上坠上了千斤石。分散活动后，我们同行的只有三人，在夜行途中迷了路，走出了梨园口，面临的是敌人杀、搜、抓的一片白色恐怖。我们通过敌人的封锁岗哨卡子，开始向东行走，沿祁连山脉脚下的群众家中讨饭充饥。一个来月后，又返到永昌县的新城子，存活下来后，我们略有麻痹。结果我们同行的三人均被警察抓住了，当我们被关押的时候，发现在那里已经有40多名红军失散人员。关押了一天后，第二天又被押送到水磨关，每人给了一个半斤的饼子。一个多月没吃过一顿饱饭的失散人员，半斤饼子很快狼吞虎咽下去。当天下午，又被押到永昌县城被关进了监狱（现榨油厂的旧址），过了一夜，这些被俘人员要押解武威，早晨，每人给了两斤面粉做为路上的干粮。行走时，我是这批人员中年龄小、个子最矮的一个，后被县衙门的马首爷①看中，留了下来，从此安顿给他家拾粪、干些零活，受到了马的庇护约有一多时间。第二年离开马首爷家，又到张德林家的水磨上看磨维持生活两年。以后年龄大了点，可以干重体力活了，又给小坝的财主张善如家中扛长工，直到全国解放成婚安家，定居至今。
  1983年9月7日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访问整理

①毛培礼，生于1910年，永昌县红山窑乡毛卜喇村农民。 ②新城子：乡镇名，位于永昌县西南部。 ③南泉杏树庄：村名，位于永昌县西部，今属焦家庄乡一个行政村。 ④大烟土：即加工好的大烟膏，因其价格昂贵，可用来兑换其它物资或顶替各种费用，并非吸食。 ①赵殿孔，男，时年67岁，永昌县城关镇赵家庄村人，系赵学普长子。 ①王希昌老人早年已故，曾养护的红军伤员姓名及情况已无人所知，但养护伤员的事迹在群众中广为传颂。据其子女们回忆，被遗留的那把雨伞，已于五十年代破损遗失了。 ①孙世智，时年75岁，居住红山窑乡高古城村。 ①张国昌，男，原焦家庄公社焦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①何应元，时年75岁，永昌县六坝乡七坝村农民。 ②宋运泰，时年70岁，永昌县六坝乡五坝村农民。 ③杨殿文，时年71岁，永昌县六坝乡七坝村农民。 ①赵振义，男，时年69岁，现居新城子乡唐家坡村（梁家庄）。 ①陆毓珍，字奇山，时年81岁，耳聋，财主出身。永昌县宁远堡乡山湾村人。1936年前曾充任永昌县五乡（即河西堡宁远、双湾）乡长、民团营长，1937年任永昌县保安团一营营长，保安团整编后任骑兵第五军督练处参谋，以后离开军界，在家闲住。永昌解放后，于1950年镇反中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刑。刑满释放后一直在家。 ①赵连奎，排行为二，人称赵二木匠，1913年生，永昌县焦家庄乡南沿沟村五队村民。 ①王泉，时年67岁，永昌县焦家庄乡水磨关村人。 ②蔡其文，时年66岁永昌县焦家庄乡水磨关村人。 ③陈善国，时年69永昌县焦家庄乡水磨关村人。 ④张善庆，时年71岁，永昌县焦家庄乡水磨关村人。 ①何进元，男，时年64岁，原籍四川长池县，系原红九军军部医院卫生员，现定居永昌县北海子乡小坝村。 ①马首爷即马显功，原为永昌县永宁堡人（现水源乡永宁村）。1936六年在国民党永昌县政府做田粮班差役，首爷，红军到永昌县城后，组建地方政权时，被推选为县城西北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6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