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永昌县城。到第四天，城南狄家庄的农民狄万川当上了永昌县政府的临时主席，在红军的帮助指导下，发动群众，维护县城的社会秩序，稳定群众情绪，动员地方群众为红军筹集粮油、肉食和牲畜草料，尽一切力量支援红军。狄万川又根据红军总供给部、民运部门的意图，为尽快解决红军吃面粉的问题，决定动员地方群众，利用东水泉、北海子水磨多的条件，准备为部队磨面。
  狄万川首先来到我家，把意图给我讲了，还让我负责这42盘水磨人员的安排、原粮的调用、面粉的送交等具体事务。我因为熟悉水磨行道的路子，没有任何推辞，便接受了任务。之后，随同他用一天多一点的时间跑遍了所有有水磨的地方，动员了一部分群众，逐磨落实了人员。
  磨面准备就绪后，红军供给部门为了防备敌人袭击抢粮，保障磨面群众的生命安全，还在各个水磨上派出了一至二个红军武装人员，既帮忙磨面，又轮流担负警戒保卫工作。
  起初，原粮大都从县城粮仓调来，也有一少部分是从地方群众家购买的。过了不久，县城内粮仓的粮食剩余不多了，群众手中购买的数量逐渐减少。这时，为了解决部队吃粮问题，红军开始强行没收地主老财和资本家囤积、埋藏的粮食筹集部队给养。红军配合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及组织的青年队，发动群众组织了人力、毛驴运输队，每天源源不断地把一批批粮食从县城或农村运到水磨坊。水磨日以继夜转动不停。这期间，我以水磨调粮负责人的角色，参加过几次在县城和农村“搞窖子”的活动。首次是在县城东街的谢家油坊，红军将搞出的少量原粮当场在油坊炒锅内炒熟后，由我负责调动水磨磨了炒面。第二次“搞窖子”活动，是到东十里铺的财主、国民党的区长高增家中，搞出了50余石（约合两万余斤）小麦、豆、禾，人背畜驮转运三天，全部送交到水磨上加工。第三次是到水磨关的财主王中伦家中，只征收了90多石粮食，运送到水磨上加工。
  到农历十月末，天气寒冷，气温急剧下降，尤其到夜间，冰冻堵塞，水磨常常停顿。磨面人员夜间多次破冰导淤，保持了水磨的正常转动。就这样日复一日不停地为红军磨面一个月，至少为红军提供面粉100万斤，基本满足了县城内外红军的吃面粉问题。
  磨面期间，供给部的领导干部和搞地方工作的黄部长不仅经常了解水磨的运转情况，而且也时时关怀磨面人员的家庭和生活方面的情况，有时还向群众家中送去粮食。当时，我为红军磨面忙碌，家中老母还每天为红军缝鞋袜。红军干部了解到我的家庭生活很困难，打发一名红军送去了八斗粮食，我知道后十分感激红军对我们穷人的关怀，也更激发了为红军多做工作的积极性。
  我一直在水磨上坚守到农历十一月初十左右，敌人开始用重兵围攻县城，首先激烈争夺城东十里铺、东门外邬家油坊、东水泉高地、北校场山和北海子一线，战斗十分激烈。后来北海子、东水泉一线红军失守，水磨遂被敌占领。未及时运走的一部分面粉和原粮亦被敌军抢去。从此，磨面工作停止，我们也回到城内。
  敌军为防备红军再组织力量争夺水磨，遂将所有水磨做了拆卸破坏。敌人攻城失败后又改攻为围困，为了达到围困红军于城内的阴谋，还切断了县城四周的主要干道。守城部队不仅吃不到面粉，就连从乡村运送粮食的道路也被封锁，有粮也运不进县城，于是红军放弃了继续守城计划，于农历十一月十三日陆续开始撤出，十五日夜间全部撤离西进。
  红军撤离时，我们五名青年受红军动员，志愿参加了红军，跟随西进。十三日夜间，我们跟随红军出城行军到水磨关以西的三条沟后，部队遭到敌军的伏击，折回到水磨关，十四日又发生了南沿沟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一同参军的苗生娃、马宝宝、李宝宝三人牺牲。我与张永海离开部队，几天后回到家中。
  红军走后，敌人涌进县城，惨无人道的搜捕杀害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成员及曾为红军办事的群众。红军给我送的八斗粮食也被抢走，我几经躲避才免遭不幸。
  红军在永昌传播革命思想，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人民群众为寄托对红军的思念，编了“分给的粮食吃完了，红军怎么不来了”的顺口溜，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指控为“共产赤化言论”加以查禁。
  以上情况根据1984年11月28日访问口述记录、录音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访问、记录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