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水磨关位于永昌县城西约20华里，是座落在甘新公路线上的要塞村镇。1936年11月18日，红军占领永昌县城后，红三十军这一部和总部供给部、兵工厂、缝纫工厂、医院等直属机关单位的一部分相继移驻在南沿沟村的阎家墩、何家大庄及水磨关的陈家南庄、王家墩、西新庄、陈家铺院、陈家新庄、陈家墩、曹家楼和红庙墩一带的村庄。
  红军部队到水磨关后，立即派出干部战士深入到群众中做宣传讲解工作，宣传红军部队的性质、任务、纪律，宣讲中国共产党关于挽救民族危亡、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劝说和动员外逃群众回家，挨门逐户走访群众家庭，调查了解掌握情况，特别在贫苦农民中发现培养骨干，再用骨干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扩大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消除由于群众对红军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疑虑，逐步稳定群众情绪。随着群众思想的逐步觉悟，红军部队先后在曹家楼、王家东新庄、陈家墩等村庄召集群众会议，反复宣讲红军到这里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提出要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消灭剥削压迫，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人民当家做主；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红军。经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尤其是红军部队军纪严明、待人热情，不抓兵、不拉夫，公买公卖，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很快博得了群众的信赖、欢迎和拥护。
  据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回忆：红军进村约五六天后的一天晚上，负责组建地方政权工作的红军干部黄部长到水磨关，在曹家楼供给部队驻地召集了部分群众和几十名群众骨干开会，进一步宣讲了红军的来意，提出了建立村苏维埃政权的问题，让大家展开讨论，接着用提名推举的方式，确定了八名委员组成的村政府委员会：
  主席：马富善（贫苦农民）
  副主席：晁福国（青年农民，兼任青年队长）
  委员：曹廷中、杨德云、陈登柱、蔡国福、张章先、曹成国等（均系贫苦农民）
  与此同时，还组建了以贫苦青年为主体的青年队，成员达七八十人，由村政权副主席晁福国兼任队长。
  黄部长还向村政权成员和青年队交待了工作方法，布置了主要任务。
  村政权建立起来后，红军给每个成员和骨干办事群众制发了注有职务、姓名和加盖有政治部印章的红布条做成的身份证件，大家佩戴在胸前，便于在军民中开展工作，不受红军警戒人员的盘查。
  水磨关村政权机构组建后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因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敌情变化，西十里铺村政权、梅家寺区政权机构及其这两个村、区政权的成员合署于水磨关曹家楼工作，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三个政权的青年队队员约一百七八十人也集结于水磨关陈家新庄，统筹安排，直至红军撤离。
  据有关当事者提供，水磨关村政权组建后，配合协助红军部队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派出青年队员协助红军侦察了解水磨关一线的马家军调动、驻守等军事情报，抽调人员及时给部队行军、作战带路当向导。
  二是调查这一带地主老财逃跑时转移、埋藏的粮食、财产情况。配合红军先后搞开了这一带的财主王海龙、王中伦、陈世增、田有珍、田有泽、焦克勤、张炳文等十多户地主老财的油坊、粮房、夹屋、地窖，搞出了大量的粮食、清油、布匹、皮毛、白洋、大烟、衣物、制钱等物资，不仅解决了红军给养，而且还将其中一部分散发救济了贫苦群众。
  三是村政权调动青年队员和发动群众，组成人力、畜力运输队帮助红军运输物资。运输队伍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多次往返奔波在水磨关附近、南北泉及新城子南湾、田家庄一带，用人背、畜驮的方式，解决了运输困难问题，把大批红军急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水磨关和县城。水磨关王家油坊的近万斤清油，由青年队员们拉着三辆大轮车全部运送给县城的供给部门。
  四是抽调皮毡工匠，集中在陈家新庄、王家西新庄，将陆续征回来的皮毛赶制成皮帽、毡鞋，或用毡条缝毡条鞋，解决红军作战部队急需的御寒服装。
  五是利用水磨关河流上财主家的七八盘水磨，由近百名地方群众日夜轮流为红军磨面粉四十余天。一些群众在红军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多次到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驱赶地主老财的牛羊两三千（头）只，为红军筹集了大批肉食和部分急需的皮毛。水磨关的张山先、贾德等数名群众，先后连续为红军宰杀羊只十余天。
  六是动员青年参军。水磨关的张水先等数名青年踊跃参军，红军西进时跟随西进，不久有的失散回来，有的至今未见音踪，有的流落异地。给财主牧羊的青年毛长林将羊交给了红军，他也参加了红军。
  七是在战场上抬担架抢救伤员，掩埋烈士遗体。12月下旬，水磨关南沿沟滩战斗中，村政权调集群众配合部队从战场上抢救伤员。何家大庄的群众赵连奎、刘玉祥、毛七等群众，将战斗中牺牲的二三十名红军尸首全部集中在一起，埋在一座废砖窑的坑穴中（墓址现存）。傅家庄的群众马官官（乳名）将死亡在该庄内的二十余具红军遗体，只身背往附近掩埋。12月28日，红军撤离后，惨无人道的敌人为炫耀这次战斗的“成果”，向主子“邀功请赏”，派出军警，荷枪实弹，搜尸掘尸，威逼群众把已埋葬的尸体抬到水磨关河滩上，堆集在一起照相后扬长而去。地方群众不忍心烈士遗骨暴尸横野，自发起来，再一次就地覆埋。
  红军撤离后的当天，西十里铺、水磨关、梅家寺三个村区政权的成员均遭到马家军及其执法队和地方财主恶霸保甲势力的围剿、搜捕，先后将所有的政权成员、部分青年队的骨干和部分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捕获，有的送交县城监狱，大部分扣押在水磨关的王家西新庄，设立公堂，悬梁吊打，刑讯逼供。水磨关村政权的主席马富善、青年队长晁福国均未能幸免。恶霸财主、区长陈世堂和王中伦等借机向人民群众反扑，敲诈勒索，带领帮凶挨门逐户清查辨认、讨索分给群众的财产，还向每户群众讨要小麦五升。遭受摧残的村政权机构，随着红军的撤离也自行消失，终止活动。
  以上情况均根据1984年5月5日至6月10日向水磨关一带的当事、知情老人陈开昌（男，64岁，居焦家庄乡窄峡寨）、黄兴顺（男，77岁，居焦家庄乡焦家庄村）、张山先（男，66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张善庆（男，71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何尚中（男，65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蔡其文（男，64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系蔡国福次子）、周玉德（男，84岁，居焦家庄乡焦家庄村，原西十里铺村政权主席）、陈善国（男，69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陈万世（男，78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张善庆（男，71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王积德（男，73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赵连奎（男，70岁，居焦家庄乡南沿沟村）、王泉（男，67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等的回忆记录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调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