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红军始驻头坝堡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县城。约三四天后，由130多名红军组成的连队来到离县城以南30华里的头坝堡设防。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扼守这座军事要寨，钳制已在跟踪追击红军的敌人，监视马步芳从青海方面调拨的正规军、地方武装民团从这条山谷要道增援马家军行动的情况。
  红军部队到头坝堡，立刻观察地形，很快着手警戒防务。在城墙上掏挖、修理垛口射孔，构筑碉堡工事，城墙外和城墙顶部架设了用树杆树枝做成的栏栅和砦寨，并用石块、沙包等杂物堵塞了堡寨城门，布置了警戒岗哨。
  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军队
  红军刚到永昌后，马家军队伍尾追而来，不仅向老百姓要牛要羊、要粮要草料，还威迫老百姓不得与红军接触，大肆搞反共煽动宣传。堡子内外的地主老财闻讯，埋了粮食、财产，驮上口粮，赶上牲畜，进入山中躲避。受蒙蔽的部分青壮年深恐抓兵而外出，大部分青壮年妇女惧怕兵匪蹂躏也被家人带出去逃难。一部分不明真相、无处安身躲避的群众也携带老幼伏宿在冰天雪地的地湾山坳中，人人自危，惊恐万状。红军来头坝堡住下后，地方上的几位精通世俗的老人与众人商议，决定用一只大羯羊作为礼物给红军送去，不料被红军指战员谢绝，还反复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宣讲了红军的性质和纪律。
  红军在加强警戒防务的同时，抽调了一部分人员走家串户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情况，加强政治宣传，消除地方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理，制止群众外逃，劝阻外出群众回家。与此，红军为了安定民心、消除疑虑，还向群众散发张贴传单。据张贵回忆：红军散发给我的两张传单上印的是“减租减息、扶助农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联合打日本”、“工农红军是抗日的红军”等内容。红军还用红土、白灰、黑墨在堡子内外的墙上，刷写了类似内容的宣传标语和口号。据魏发荣回忆：红军来时正值寒冬季节，住在我们家的红军让我们睡在热坑上，而他们却挤在一起，爬在地下的草铺上，对我们十分热情。红军纪律很严，他们对群众实行公买公卖，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他们在向群众购买粮食、肉食、柴禾时，均先让老百姓要价然后付钱，从不为难群众。我们从事实中看到红军对我们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护。徐中元说：红军来时，地方上很混乱，地主老财和许多人都埋藏转移粮食财产。我也将秋季扎羊圈用的七八十根松木椽子埋了起来，不料被红军发现挖了出来，经过调查方知是我的，就把我叫去，问清了埋藏的原委之后，把这些木料全部送到我家。红军见到外面跑着群众的猪、羊都让群众赶回来，从不乱抓乱杀。红军的一系列言行，很快消除了反宣传造成的恐惧和影响，短时间内就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据马登云回忆：红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四川籍人，在初次做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时，相互语言听不懂，但他们态度热情，耐心的做比语解释工作。向我们调查哪家是地主，但我们不懂他们说的地主这个名词，更不知道什么叫剥削、压迫。经他们耐心解释，才懂得了这些新鲜名词的意思，也第一次听到了长工养活地主、地主剥削压迫穷人的含义。他们讲到谁家是财主，我们就要搞他的“窖子”，给老百姓分粮食、分衣服。
  经过连续地宣传发动群众，原外出躲避的群众大部分回到家中，军民气氛十分融洽，开始了地方村政权的建立工作。
  穷人当了家
  红军指战员经过三四天的宣传发动、调查研究，有了初步的群众基础后，就开始了成立村政权组织的准备工作。据张贵回忆：有一天晚上，红军连长和另外两位干部来到他家找他谈话，其中提到了建立村政权和谁负责政权工作合适的问题，经他推荐了出身贫寒、为人正派的地方群众刘兴仁。第二天，红军连长召集了堡子内外的群众在杜府院内开会，正式成立了头坝堡村政权。由红军连长提名、众人举手表决，选举了刘兴仁为头坝村苏维埃村政府主席。接着，又经刘兴仁提议，众人表决同意了贫寒农民王道兴、李德福分别担任村政府委员，村政权办事机构也暂设在杜府院内。
  头坝堡建立村政权，人民当了家，影响扩散到方圆七八里的村庄。村主席和委员们各自在胸前挂着用红绸子做成的书写着职务的证件，在红军的帮助下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地方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协助红军搜集敌军情报，监视敌人活动情况。红军驻地与马家军驻地近在咫尺，隔庄相望。马家军的正规军、民团常在这一带驻扎、调动，活动频繁。为了准确掌握敌人的动向，地方群众为红军当向导，观察敌人动静和去向，为红军提供情报。
  二是搜挖财主粮窖、征集粮食。财主石成玉，在红军来前把粮食埋藏了。在农会成员的带领下，搜挖出了他埋在羊圈内的二十五六石粮食，还挖出了另一财主王明堂埋藏的十多石粮。这批粮食除供红军需用外，大部分分配给了头坝堡和附近的魏家庄、严家磨等村庄的贫苦群众。分配时，根据这些穷人家庭人口的多寡和困难程度来决定，多则每户三四斗，少则一二斗。
  三是为红军磨面，提供生活方便。这个红军连队在驻守期间，生活十分艰苦，吃面粉也很困难。于是，村主席动员群众，集中组织了四五盘石磨，终日给红军磨面，还在红军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动员地方群众进山赶来财主恶霸的牛羊，为红军宰杀筹集肉食。红军做饭缺少锅灶、柴禾，村政权成员动员群众捐助了炊具、柴禾、煤炭等。在饭锅不足的情况下，群众还送去水缸让红军代替锅煮肉煮饭。为了解决部队衣服单薄、褴褛的问题，还从财主家征集了部分皮毛、毛毡为红军缝皮衣、皮帽，用毡条缝御寒的毡鞋等，为这个连队完成警戒任务提供了各方面的方便。
  四是协助红军制裁瓦解军心、动摇军纪的不法分子。据张贵、魏发荣回忆：居住在头坝的两名四川籍游民，早年来祁连山以拾蘑菇、挖药材、狩猎为生。红军来后，听口音大多是四川籍人，就在同籍战士中，利用乡土关系散布“红军生活条件差”、“红军打不过马家军，不如摔掉枪杆子回老家”等谣言，后被拘捕，刘姓游民经教育释放，另一何姓游民顽固不化被处死。
  军民庆贺“西安事变”的发生
  头坝村政权建立不久，正值“西安事变”发生，红军的宣传工作又一次进入高潮。村政权多次发动群众集会，红军指战员宣讲“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的政策和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红军部队还扮演了张学良、杨虎城爱国将领拘捕蒋介石及其逼蒋抗日的“活报剧”，在这一带的群众中演出。村政权人员积极协助红军张贴宣传标语。广泛的政治宣传，不仅提高了地方群众抗日救国的思想认识，而且在马家军官兵中也产生了巨大反响。
  村政权终止活动
  12月下旬，红军连队完成了头坝堡驻防任务后，亦随部队撤离永昌转移。自此刚刚建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自然消失，终止了活动。
  红军撤离后，敌马占彪骑兵团（黑马队）和青海省湟源县民团一两千敌人相继窜入头坝一线，闯入群众家中奸淫掠抢，无恶不做，财主恶霸、保政人员与敌军勾结在一起，向地方群众进行反扑。顿时，地方群众处在惊恐灾难之中。据马登云、张贵、徐中元、魏发荣等人回忆：敌人把群众驱赶在一处，任意搜刮掠抢，打家劫舍。民团更比正规军凶恶，他们将群众家中大量的生产工具、锅瓢碗盏，乃至牲畜、粮食、财物洗劫一空。仅马占彪部所在短短的九天时间内，赶走群众放牧在山中的羊就有1400多只、牛130多头、马60多匹，还用骡马将洗劫的财物驮往青海。地方群众眼看耕畜被赶尽，无法耕种，由众人推举杜迎喜出面向一姓马的敌营长求情，以图讨还部分耕畜，然而却被棒打脚踢赶出了营部。对妇女的摧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敌军将凡抓到的妇女，不分青壮老幼，一旦陷入魔掌，无一幸免，有的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轮奸。敌军在去烟筒沟抢劫牲畜时，把隐散在这里的刘开科、王培兴等数十名群众的妻子进行奸污之后，还驮往驻地再次奸污。这次洗劫后，不少妇女遭受了严重摧残。
  地主老财也加剧他们的反攻倒算活动。财主石成玉等勾结马家军，将村政权的三名负责人抓捕到吴家庄马家军驻地审讯拷打，交待“通共罪行，”追查他们的粮食下落和分粮群众名单。之后，押着村政权成员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直到大部分群众立下当年偿还不清的次年加倍偿还的字据，方才罢休。据魏发荣回忆：当时红军分给了他二斗粮食，第二年还了四斗才了结了这桩债务。地主老财们直到满足了他们的贪婪欲望后，才又装出慈善面孔向马家军“说情”，释放了刘兴仁、李德福、王道兴等人。不少曾给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被敌军抓去，强逼到山林中赶牲畜、宰杀肉食、运粮、磨面，直到敌军离去。
  虽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头坝堡村政权仅仅存在了二三十天时间，却使偏僻乡村的人民亲眼看到工农红军为人民谋利益的情景。红军的革命活动，增进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情谊，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加深了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兵匪的憎恨。红军的革命壮举至今在人民群众中代代传颂。
  以上情况根据1985年5月8至14日，向了解熟悉这一段历史的东寨乡头坝村的魏发荣（男，77岁）、张天录（男，73岁）、徐中元（男，74岁）、张天祯（男，72岁）、张贵（男，73岁）、马登善（男，66岁）、马登云（男，62岁）等知情、当事人于1985年5月8日至14日的调查访问，回忆座谈时的口述记录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调查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