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我被推选为县城西南隅乡政府委员，两三天后又继任了主席。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红军先头部队进占了永昌县城。在县城立脚未稳，就派出了男、女干部战士分赴各街道和城外附近农村搞宣传，稳定群众情绪，消除老百姓对红军的恐惧心理，调查了解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着手建立政权的工作。在县城内搞宣传建政工作的是政治部的黄部长，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此人1937年被俘，被敌团长马进昌纳妾后还来永昌住过一年多），还有一个个子较高的姓李的女红军干部，一个安徽籍的姓冯的干部。另外，还有两个四川籍的战士，一个是女的，名字叫李贵芳；另一个是男性，姓蒋。这些红军干部战士因当时打交道多，比较熟悉。
  他们对工作很认真，对老百姓十分热情。在发动、宣传群众的过程中，有时挨门逐户做耐心细致的解释，有时把群众召集在一起，讲红军的宗旨、纪律和任务，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解释穷苦老百姓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根源，讲述要求解放、闹翻身的革命道理，还号召穷人要跟着共产党、红军闹革命。红军的政治宣传，激发了老百姓的革命热情。
  在红军总部召开的一次各界民众会议
  红西路军总部抵达永昌县城后，指挥部设在南街驴市街的天主教
  堂内，总直机关的一部分也分别住在这条街的市民家中。
  红军进城后的第四天（即11月23日）下午，分布在各街道做群众工作的红军干部组织了部分市民代表及县城内外工、商、农、学各界人士和几名财主豪绅代表近百人，在红军总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堂召开了会议。
  会议开始时，由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总政治部的一位主任等人一一向与会者做了自我介绍并先后讲了话，其中那位政治部主任讲话内容多、时间长。他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抗日的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去到陕北，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进军河西走廊，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联合起来打日本。红军在永昌要建立根据地，开辟抗日后方。他还针对永昌城乡的财主、资本家、商人及一部分群众逃跑躲避红军的情形和红军啥时候要走的问题做了正面解释，他说：“各位父老兄弟，抗日红军是为全中国人民谋求幸福、自由的。给大家讲明白，要动员逃跑出去的人回来，安心务业，该干啥的就干啥，红军永远不会走。”他进一步宣传了红军的纪律、性质，向各界人士交待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抗日主张，希望我们消除思想顾虑，放弃对红军的敌视和怀疑态度。号召地主豪绅、资本家、商人和各阶层爱国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支援红军，度过困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最后又讲到，西路红军要在永昌一带开辟抗日后方，创建根据地，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
  讲话结束后，经红军干部提议，成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再经众人酝酿协商，一致推举了城南狄家庄的狄万川担任临时主席，负责政府工作。临时政府要在红军的帮助指导和组织下，进一步发动群众，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协助红军筹集粮草，组建城乡各级政权。
  城乡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的组建
  这次会议前后，具体负责建政工作的黄部长等红军干部经过紧张的宣传发动工作和调查了解，初步拟定了各政权的人选名单。会议后的当天和次日，县城以各隅为单位召开群众会议，相继成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同时，民主选举出了各隅乡政府的委员、主席。
  我所在的西南隅政府，起初推选了姚继海（保长）任主席，李生荣、董应孔、杨栋、陈世诚为委员。姚当了几天的主席，由于抽大烟陋习未改，对工作不负责任，随即撤换，我继任主席职务。
  在县城四隅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的同时，又将发动起来的青年以隅为单位，组织了青年队，后归并为县苏维埃政府的青年大队，大队长由王思福担任，副大队长先后由赵玉天、韩义、宗正学担任。
  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儿童团由几十名十五六岁左右的地方上的儿童组成，专门学军事训练、学唱红军歌曲、学军乐等。
  在妇女团王泉媛团长等女红军干部的组织发动下，动员了二三十名年轻妇女，开过几次会议，但因后来军事形势的变化，再没有集中起来活动。后来战事紧张、天气严寒，红军衣着单薄，城内家庭妇女都参与了为红军缝补翻修冬衣、皮帽，把毛毡裁成条缝毡鞋，以及炒面、烙饼为红军备办行军干粮等工作。
  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正式诞生
  为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各基层政权均推选出了参加县政权成立大会的地方群众代表。约12月5日，在县城召开了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民主选举了政府成员。手工业木匠工人张仲科被选为政府主席，狄万川被选为副主席，还选出了政府委员十多人。
  在县城建立政权期间，为了配合建政工作，在红军的召集下，在马家油坊召开了一次群众会议，审判了已拘捕起来的国民党永昌县政府的科长张天佑、李斋庭、区长杜富堂、地痞徐寿山和另一挑拨军民关系、煽动红军开小差的锥鞋匠。后来听别人说，这些人在红军撤离时均未获释，后被解押到南泉和新城子一带处死。
  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
  各级政府成立后，中心任务是围绕支援红军而开展工作。红军在永昌停留期间，正值隆冬季节，已下过几场大雪。没有后方、断绝给养的红西路军人员，还穿着单衣。由于频繁的战斗及马家军的袭扰，红军弹药消耗殆尽，给养得不到补充，地方上的地主豪绅、资本家商人又把囤积的粮食、物资转移、埋藏。红军为了缓解给养枯竭的困难，不得不采取动员交纳和强行没收的办法。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也着重在为红军搞情报，提供地主资本家转移埋藏粮食物资的地点、数量，帮助红军征集、转运粮食、物资。
  一次，黄部长向我详细询问了西南隅范围内的“天育昌”、“协泰昌”、“兴顺元”和“元泰永”等七八家大、中商号的经营和资产转移等情况后，经过动员自动交纳和强行征用，为红军筹集了部分粮食物资。在红军需要蔬菜时，我们动员群众提供了一部分洋芋、萝卜等，还将筹集起来的小麦、豆禾炒熟磨成炒面供给了部队。
  在战事紧张、伤员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各隅政府也承担了养护伤员
  的工作。在西南隅王海龙家里，仅重伤员就达一百多名。西南隅乡政府给群众做工作，凑集了煤炭、柴禾为红军伤员取暖。为了使伤员能吃到粮食，我还和另外几名红军，到旧政府衙门人员耿巨德家中搞出他藏的四五石小麦和一石多面粉，解决了伤员的急用和政府公用。在地方群众的关照下，安排在西南隅的伤员除个别伤势恶化死亡外，其余大部分在红军撤离时随部队转移。
  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红军撤离县城西进。红军前脚走，马家军赶后进了城，乡、区苏维埃政权均被摧毁，停止了一切活动。各级政权的成员被敌人抓的抓、杀的杀，有的被搞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凡与红军有过来往的群众除逃跑在外的，无不受到审讯、迫害。我当过红军的主席，为红军办过事，也遭受了不少摧残折磨，在地方反动势力反攻倒算时，还赔偿过他们的债。后来又在威逼胁迫中，当了县城内的保长达十多年，直至1949年永昌解放。
  以上情况根据1983年5月27日、1984年11月11日两次访问时的回忆口述记录、录音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访问、记录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