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回忆红军进入县城的情形和为红军做皮活的经历
  杨德成①
  我家在永昌县城，住在东街靠近东城墙的榆树街门。我对红军初次进入县城时的有些情况还是了解的。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中午，从东城门进来几个陌生的外地人，侦察打听县城内有没有国民党的军队、民团以及政府人员和官吏们的逃跑情况后很快离去。当时人们也未加注意。到下午，人们传说很久的共产党红军队伍突然来了。红军到来前，数百名城内外的群众自发集结于东门外邬家油坊、财神楼，跪的、站的等待迎接，围观红军进城。不大功夫，红军果然来了。先头骑兵见到道路两旁的人们，立即下马，扶起群众。人们对红军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红军待人热情、和蔼，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其次是衣着单薄破烂。
  红军进城以后，当晚大部分宿营在车马店、油坊、庙宇等公共场所。第二天后陆续到来的部队人多势众，县城内外、各家各户住得满满的。住在群众家庭的红军指战员总是让老百姓睡在坑上，他们挤住在地铺上。老百姓第一次看到了红军是一支好军队。
  红军到县城后，急需解决部队人员衣着单薄、补换冬装的问题，但布匹很少。为了给红军做皮衣、背心抵御严寒，红军供给部和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们配合起来，号召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雇请了县城内的皮匠工人为红军做皮活。我的父亲杨瑞和我首先被雇请，接着又雇请了鲁国忠、鲁松年、张五、赵六、王东善、刘皮匠等十余人，集中到我家拾掇摊子做活。盛器不够，我们在红军的带领下到乔家油坊拾来了七只盛油用的大木桶，连同我家原有的四只木桶用来泡头皮。皮张缺乏，红军向县城内外各店铺和地方群众购买，后来也有从乡村财主家征集的，绝大部分是赶来地主老财的羊群宰杀后将皮剥下送给我们加工，肉食供给部队食用。
  我们这一处皮匠的主要任务是承担泡、熟、铲皮的几道工序，当生皮加工为半成品后，再移交到设在仓门什子处张维高的院内供给部的缝纫工厂，由红军工人承担缝纫。我们这些工匠日日夜夜为红军熟皮，连续干了一个多月时间，仅我家一处共加工半成品羊皮2000余张。当还有二三百张羊皮的时候，红军开始撤离县城西进了。红军走后，所留的这部分羊皮，仍由我父亲代为保存。不料，敌祁明山旅进城后，有人告发，说我父亲窝藏了红军的羊皮，遂将父亲抓到“复成功”店铺悬梁吊打，羊皮也被抄走。因我父以前与商会会长王瑜（字子敬）有点私交，多年来给王的店铺做皮活，经王向敌人说情方才获释。这些就是红军到永昌时，我们为支援红军所做的一点事。
  1985年5月13日
  永昌县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调查并整理
  红西路军前进剧团遇敌受损经过
  王定国①
  我们西路军前进剧团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部长是刘瑞龙。剧团随总政治部到达永昌县城后，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中去。我们每天派出部分同志深入到街道、家庭做宣传解释工作，一部分到东街会馆戏台演出节目，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扩大红军影响。经过数日的宣传发动，逐渐消除了老百姓的恐惧心理，外出躲避的大部分群众返回家中，不少人还投入到支前工作的行列中。
  随着红军的西进，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阀调集了青海、甘肃的正规军和地方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红军进行尾追堵截、分割包围，企图歼灭我西路军。我们剧团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白天做宣传工作，晚上担负县城的警戒防务，工作异常紧张。红九军在古浪城与“二马”敌军作战失利，部队伤亡很大，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在永昌的总部靠拢，驻防永昌城东二十里铺（现东寨城遗址）。我们剧团接受总部命令，到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
  12月5日②清晨五点钟，我们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起，从县城出发。12月的河西走廊，已是天寒地冻，我们冒着隆冬
  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到八点钟左右了。这时，因敌情变化，九军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忽然发现数里外的大道上，尘土飞扬，剧团负责人当即判定是敌人的骑兵赶来了，立即带领我们隐蔽。但这里地形辽阔平坦，村庄零落，无地形地物隐蔽。大家调头朝西跑，跑了不到一里地，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离县城约二十里，在甘新公路南边，叫郭家下磨屯庄，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庄内的老百姓早已外出躲避了。我们很快关闭了庄门，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立即爬上房顶，占据门楼和庄墙，准备抗击敌人。我们进入庄院不久，敌马步芳一〇〇师的马步銮骑兵团（即黑马队），就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敌人把剧团当作九军军部，四面围得水泄不通，剧团全部人员被围困在里面。
  全剧团虽然有几十人，但战斗力很弱。除团长、政委、指导员每人有一枝手枪，七八名保卫人员有步枪外，其余大多数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没有什么武器。敌人不停地用步枪、机枪朝庄内射击，还有迫击炮也向庄内打。相持到九点多钟，剧团负责人意识到形势十分紧迫，无论如何要派人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派部队接应，就决定利用南边墙高，敌军包围不太严密的情况，吊下人去报信。当时找不到绳索，不知谁出了个主意，把大家的绑腿带子连接起来，七手八脚，很快拧搓成了一根绳子，从十多米高的围墙上吊下一个男同志，他穿过围子南边的一片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敌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攻不下围子，便用火力掩护，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大杨树，居高临下，一齐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上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女）中弹牺牲。同志们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在紧张的战斗中，剧团政委易云均、团长周武功、副团长汪贤臣、导演任弼煌等十多名干部、战士，都相继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剧团主要负责同志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大家满腔怒火，坚持战斗，用手榴弹、石块、砖头、木棒打击敌人。就这样，大家一起坚持到傍晚，敌人始终没有攀上围子。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同志们滴水没进口，粒米未粘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活着的人都滚成了个土人，只有两只眼睛在滚动。临近傍晚，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派来人传话，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但剩下的都是女娃子，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都牺牲了，无法突围。在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自此，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便不复存在。
  敌人见我们都是些女娃娃，不是红九军军部，才知道上了当。这次遭遇战斗，虽然我们剧团全团覆没，但起到了牵制敌人，掩护九军军部转移的作用。
  我们刚刚被俘时，敌人恼羞成怒，嚷嚷着要刀砍我们，枪毙我们。我们说，你杀就杀吧！当红军、干革命就不怕流血，更不怕杀头！但我们并没有被杀，敌人把我们押解到指挥部的后院里关押起来。在关押期间，红军总部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送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又以在土门子被我军俘虏的一个工兵营作交换，马元海也不干。三四天后，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凉州（武威）新城关押。在这些天里，还让我们这些“共产丫头”挖树坑、受苦役，倍受欺凌。不久，又将部分解押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当“跳舞队”。过了两个来月，马步芳又把“跳舞队”的一部分人，分送给在张掖屠杀红军的刽子手韩起功（敌军旅长）。因此，我也到了张掖。后来，几经周折，我受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于1937年下半年从张掖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党的怀抱。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整理
  我参与永昌建政工作的回忆
  王泉媛①
  1936年10月，我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停留于永昌县期间，我在县城内参加了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我在1930年江西中央苏区时，就做地方工作，长征途中也未间断。西路军过黄河后，我们妇女团除担负必要的警戒、作战外，还承担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沿途动员老百姓为部队后方医院抬担架，转运红军伤员；二是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宣讲红军的政策，讲打通国际路线的目的和意义；三是调查摸清当地的经济、政治状况，没收大财主、大资本家的物资，筹集部队给养，救济贫困老百姓；四是发现和培养干部，组织老百姓支援红军，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壮大革命力量；五是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及其马家军对红军的诬蔑，消除反动派反动宣传在老百姓中造成的影响，动员外逃群众回家。
  我们妇女团随总部驻守永昌县城一个多月，妇女团的干部如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彭如玉、团特派员曾广澜、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等，都率领战士们深入到各街道，配合供给部、政治部派出的干部战士，发动群众，组建苏维埃政府工作。我们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开会，向群众宣讲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红军的政策、主张和红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的意义，讲解穷人求解放、闹翻身、当家做主的道理。这样的会议和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部队刚到永昌时，老百姓怕红军，逃走了不少。一些地主老财主埋藏了粮食、物资，赶上牲畜，携带家眷都逃跑了。但经宣传教育，红军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群众，很快解除了群众的顾虑，贫苦老百姓大部分都回到家中，有一部分人还参加到支援红军的工作中。
  政权组建工作是政治部牵的头，由地方工作部的干部具体进行。起初，我们在县城内各街道访贫问苦，到一些手工业工人、长工、店员和贫苦市民、农民家中访问，了解情况，继而串联和培养积极分子，再经我们仔细研究，然后召集群众会议讨论，由我们提名，群众举手表决，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委员、副主席、主席）。政府成员选出后，每人发一个用红绸缎或红布做的条子，佩带在胸前，这是个标记，便于在军民中开展工作。
  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同时，还组建了青年队、儿童团和妇女会，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为部队搞运输、侦察敌情、做向导、抬担架、办干粮、缝补衣服，在支前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采访整理
  红西路军在永昌进行革命宣传和组建儿童团的情况
  张培荣①
  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占领了永昌县城。红军进入永昌后，立即进行以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军事援助，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宣传。与此同时，还在县境内的城乡发动群众，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组建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工作。经过短短几天的紧张工作，很快成立了红军渡过黄河以后的第一个红色的、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永昌区人民政府，选出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政府委员会，选举了木匠工人张仲科为政府主席，农民狄万川为政府副主席，还组建了青年大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政府委员王思福兼任青年大队队长。
  在县城四隅发动起来的数十名十五六岁左右的儿童，组成了儿童团。儿童团是在红军政治部的青年部门的具体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主要是队列操练训练和学唱歌、学军乐，如击打军鼓、学吹军号等管乐，由红军教学秧歌、队列、动作等，同时也参与县城内的街头政治宣传。
  新组织的儿童团，吃饭也跟红军在一起。就餐前，站成队列，排在红军队列前面唱歌。我们至今熟记的歌词是：
  这些饮食是人民供给，
  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国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对伤病人员唱的歌词大意是：
  一切伤病同志们啊！
  到了医院要小心，
  心中不要乱思想，
  慢慢休息，安心休养，
  休息好了到前线，
  消灭那国民敌狗党！
  红军进入永昌，敌军尾追而来。总指挥部设在永昌县城，又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敌军以优势兵力围攻城外围红军所驻守的村庄堡寨和驻守在县城的守城部队，红军遭受四面包围腹背受击。在战斗终日连绵、炮火连天的环境中，红军指战员以英勇奋战给以反击外，红军宣传队伍的政治宣传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起初，有剧团在街头、东会馆戏台上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向市民演讲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政策和主张，号召人民和各阶层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等多方面的内容。宣传形式除文工团演出外，还有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口头演讲，还组织在街道墙壁上用红土、白泥、黑灰刷写“工农抗日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活捉卖国贼蒋介石”等大字标语。
  那时，虽然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季节，刷写墙头标语时，刷子被冻得硬邦邦的，但是我们不畏严寒，用胡麻草、油草辫扎成火把，一面烤手，一面烤化冻硬的刷子再继续写字。
  12月12日，传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红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再一次进入高潮。红军驻守的地方，军民集会搞联欢庆祝活动，并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宣传。部队组织文艺工作队排练节目，组织秧歌队进行宣传，有快板说唱，有活抓蒋介石消灭日本鬼子等内容的活报剧，在城乡群众中演出。活报剧表演了张学良、杨虎城爱国将领活抓蒋介石等节目，非常吸引观众。快板台词是：
  （一）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一致抗日本。
  （二）马步芳心太狠，机儿（飞机）下蛋炸红军，一点不想抗日本，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12月下旬，敌人重兵配合飞机大炮进攻县城，敌机轰炸，空投传单，敌炮兵连续不断向城内发射炮弹。一次，击中了天主教堂内总部所在地的东屋后墙。之后，总部搬迁到西街即钟鼓楼西侧财主周之甲的“元泰永”油坊的里院。不久，红军放弃了守城计划搬离县城西征了。
  红军搬离后，人民政权以及各个群众组织受到敌人的破坏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儿童团也散了伙。
  1984年4月1日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整理
  我所亲历的县城建政工作
  李生荣①
  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我被推选为县城西南隅乡政府委员，两三天后又继任了主席。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红军先头部队进占了永昌县城。在县城立脚未稳，就派出了男、女干部战士分赴各街道和城外附近农村搞宣传，稳定群众情绪，消除老百姓对红军的恐惧心理，调查了解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着手建立政权的工作。在县城内搞宣传建政工作的是政治部的黄部长，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此人1937年被俘，被敌团长马进昌纳妾后还来永昌住过一年多），还有一个个子较高的姓李的女红军干部，一个安徽籍的姓冯的干部。另外，还有两个四川籍的战士，一个是女的，名字叫李贵芳；另一个是男性，姓蒋。这些红军干部战士因当时打交道多，比较熟悉。
  他们对工作很认真，对老百姓十分热情。在发动、宣传群众的过程中，有时挨门逐户做耐心细致的解释，有时把群众召集在一起，讲红军的宗旨、纪律和任务，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解释穷苦老百姓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根源，讲述要求解放、闹翻身的革命道理，还号召穷人要跟着共产党、红军闹革命。红军的政治宣传，激发了老百姓的革命热情。
  在红军总部召开的一次各界民众会议
  红西路军总部抵达永昌县城后，指挥部设在南街驴市街的天主教
  堂内，总直机关的一部分也分别住在这条街的市民家中。
  红军进城后的第四天（即11月23日）下午，分布在各街道做群众工作的红军干部组织了部分市民代表及县城内外工、商、农、学各界人士和几名财主豪绅代表近百人，在红军总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堂召开了会议。
  会议开始时，由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总政治部的一位主任等人一一向与会者做了自我介绍并先后讲了话，其中那位政治部主任讲话内容多、时间长。他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抗日的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去到陕北，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进军河西走廊，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联合起来打日本。红军在永昌要建立根据地，开辟抗日后方。他还针对永昌城乡的财主、资本家、商人及一部分群众逃跑躲避红军的情形和红军啥时候要走的问题做了正面解释，他说：“各位父老兄弟，抗日红军是为全中国人民谋求幸福、自由的。给大家讲明白，要动员逃跑出去的人回来，安心务业，该干啥的就干啥，红军永远不会走。”他进一步宣传了红军的纪律、性质，向各界人士交待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抗日主张，希望我们消除思想顾虑，放弃对红军的敌视和怀疑态度。号召地主豪绅、资本家、商人和各阶层爱国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支援红军，度过困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最后又讲到，西路红军要在永昌一带开辟抗日后方，创建根据地，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
  讲话结束后，经红军干部提议，成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再经众人酝酿协商，一致推举了城南狄家庄的狄万川担任临时主席，负责政府工作。临时政府要在红军的帮助指导和组织下，进一步发动群众，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协助红军筹集粮草，组建城乡各级政权。
  城乡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的组建
  这次会议前后，具体负责建政工作的黄部长等红军干部经过紧张的宣传发动工作和调查了解，初步拟定了各政权的人选名单。会议后的当天和次日，县城以各隅为单位召开群众会议，相继成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同时，民主选举出了各隅乡政府的委员、主席。
  我所在的西南隅政府，起初推选了姚继海（保长）任主席，李生荣、董应孔、杨栋、陈世诚为委员。姚当了几天的主席，由于抽大烟陋习未改，对工作不负责任，随即撤换，我继任主席职务。
  在县城四隅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的同时，又将发动起来的青年以隅为单位，组织了青年队，后归并为县苏维埃政府的青年大队，大队长由王思福担任，副大队长先后由赵玉天、韩义、宗正学担任。
  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儿童团由几十名十五六岁左右的地方上的儿童组成，专门学军事训练、学唱红军歌曲、学军乐等。
  在妇女团王泉媛团长等女红军干部的组织发动下，动员了二三十名年轻妇女，开过几次会议，但因后来军事形势的变化，再没有集中起来活动。后来战事紧张、天气严寒，红军衣着单薄，城内家庭妇女都参与了为红军缝补翻修冬衣、皮帽，把毛毡裁成条缝毡鞋，以及炒面、烙饼为红军备办行军干粮等工作。
  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正式诞生
  为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各基层政权均推选出了参加县政权成立大会的地方群众代表。约12月5日，在县城召开了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民主选举了政府成员。手工业木匠工人张仲科被选为政府主席，狄万川被选为副主席，还选出了政府委员十多人。
  在县城建立政权期间，为了配合建政工作，在红军的召集下，在马家油坊召开了一次群众会议，审判了已拘捕起来的国民党永昌县政府的科长张天佑、李斋庭、区长杜富堂、地痞徐寿山和另一挑拨军民关系、煽动红军开小差的锥鞋匠。后来听别人说，这些人在红军撤离时均未获释，后被解押到南泉和新城子一带处死。
  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
  各级政府成立后，中心任务是围绕支援红军而开展工作。红军在永昌停留期间，正值隆冬季节，已下过几场大雪。没有后方、断绝给养的红西路军人员，还穿着单衣。由于频繁的战斗及马家军的袭扰，红军弹药消耗殆尽，给养得不到补充，地方上的地主豪绅、资本家商人又把囤积的粮食、物资转移、埋藏。红军为了缓解给养枯竭的困难，不得不采取动员交纳和强行没收的办法。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也着重在为红军搞情报，提供地主资本家转移埋藏粮食物资的地点、数量，帮助红军征集、转运粮食、物资。
  一次，黄部长向我详细询问了西南隅范围内的“天育昌”、“协泰昌”、“兴顺元”和“元泰永”等七八家大、中商号的经营和资产转移等情况后，经过动员自动交纳和强行征用，为红军筹集了部分粮食物资。在红军需要蔬菜时，我们动员群众提供了一部分洋芋、萝卜等，还将筹集起来的小麦、豆禾炒熟磨成炒面供给了部队。
  在战事紧张、伤员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各隅政府也承担了养护伤员
  的工作。在西南隅王海龙家里，仅重伤员就达一百多名。西南隅乡政府给群众做工作，凑集了煤炭、柴禾为红军伤员取暖。为了使伤员能吃到粮食，我还和另外几名红军，到旧政府衙门人员耿巨德家中搞出他藏的四五石小麦和一石多面粉，解决了伤员的急用和政府公用。在地方群众的关照下，安排在西南隅的伤员除个别伤势恶化死亡外，其余大部分在红军撤离时随部队转移。
  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红军撤离县城西进。红军前脚走，马家军赶后进了城，乡、区苏维埃政权均被摧毁，停止了一切活动。各级政权的成员被敌人抓的抓、杀的杀，有的被搞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凡与红军有过来往的群众除逃跑在外的，无不受到审讯、迫害。我当过红军的主席，为红军办过事，也遭受了不少摧残折磨，在地方反动势力反攻倒算时，还赔偿过他们的债。后来又在威逼胁迫中，当了县城内的保长达十多年，直至1949年永昌解放。
  以上情况根据1983年5月27日、1984年11月11日两次访问时的回忆口述记录、录音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访问、记录并整理
  县城四隅乡苏维埃政府组建情况调查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日）下午5时许，红军顺利占领永昌。在加强政治宣传的同时，开始了组建基层工农民主政权的准备工作。
  据原县苏维埃政府粮秣委员、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代表刘万祥，原县城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主席李生荣，原县城东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徐发，原苏维埃政府青年大队成员、政府司务长狄兴太，原东南隅乡市民陈凤祖（女），曾负责北海子水磨原粮调运和加工面粉的王德义等近百名当事、知情人提供，红军以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为界，将县城划分为东南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含城南、城北一带农村），总部政治部派出做地方工作的黄部长、汪部长，做青年工作的王部长、何部长、罗部长（女）、王泉媛（女，妇女独立团团长）等数十名红军干部和一部分战士，分赴各隅具体负责新政权的筹备工作。
  经过紧张的宣传发动和协商，于11月23日首先成立了永昌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推举了地方农民狄万川任政府主席，暂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同一天，又在县城各隅分别召集群众会议，正式建立乡苏维埃政府。在会议上，经红军干部提名、群众酝酿讨论，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选举产生了四隅乡政府成员。
  东南隅群众在邬稿爷院内（现榨油厂旧址）集会，成立了东南隅乡苏维埃政府，办事机构亦设置于此处，选举的政府成员是：
  主席：张仲科（木匠，后被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委员：王康庆（手工业糖坊工人，后继任主席）
  曹有德（旧政府快班差役，后被选为区政府委员）
  张万义（修鞋匠）
  刘培基（旧政府巡役）
  西南隅群众在旧保公所（现商业局与县招待所之间旧址）集会，成立了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办事机构亦设置于此处，选出的乡政府成员是：
  主席：姚继海（因吸食大烟瘾重不称职后撤换）
  委员：李生荣（后继任该隅乡政府主席）
  董应孔（市民）
  陈世诚（市民）
  杨栋（市民）
  西北隅群众集结在马家油坊院（现公安局看守所后园地址）开会，成立了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办事机构也设置于此处，选举的乡政府成员是：
  主席：马显功（旧政府田粮班首爷）
  委员：刘万祥（小商贩，后被选为区政府粮秣委员）
  王思福（市民，后被选为区政府军事委员，兼任青年大队长）
  张德文（修鞋匠，后被选为区政府财政委员）
  东北隅群众集结于东街潘家皮坊院（现铁工厂旧址）集会，成立了东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办事机构也设置此处，选举的乡苏维埃政府成员是：
  主席：李茂奎（木匠）
  委员：徐占祥（旧政府司号）
  徐发（市民）
  张朋义（店员）
  魏大（名不详）
  选举出县城四隅乡苏维埃政府成员之后，各隅还推选出了出席区（县）苏维埃政府会议的代表各四至五人，于12月5日出席了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有的基层成员在这次会议上还被当选为区政府成员。
  县城四隅乡苏维埃政府组建期间，部分红军驻地农村的乡、村苏维埃政权也相继建立。各级基层政权在区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红军干部、战士具体指导下，统一部署，密切配合，围绕中心任务，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配合红军维护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局势。红军总部设在永昌县城，成为敌人攻击、侦探的主要目标。为了预防敌人和奸细的破坏活动，各隅政府由分管内务的委员负责组织力量发放通行证件，严格履行进出城的盘查、通行手续。在红军岗哨和各隅政府的盘查下，查获了未及时出逃的军粮局局长孟文、警察局王澍民、科长张天佑等一批旧政府官吏，并预防了奸细的活动。红军驻守永昌县城以后，敌机常常轰炸、袭扰、侦察和投撒传单，各隅政府配合红军指战员向市民宣传防空知识，教育和组织市民搞好防空疏散隐蔽的工作，不仅保卫了总部的安全，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是选派可靠群众为过路行军、作战的部队当向导，引径带路，帮助侦察敌情。敌人在围攻和炮击县城时，红军侦察人员受方言限制，易于暴露身份，由城南青年队员高积录等一批年轻人以拾粪玩耍为掩护，钻入敌人炮兵阵地的教场山、东水泉一带侦察敌驻守和火力部署情况，配合了守城战斗。与此同时，各隅政权成员和骨干群众带领红军搞开了县城内几十户顽固的工商资本家、地主老财的地窖、夹屋，查出了转移隐蔽的财物，为红军补充了给养。
  三是响应区、乡政府号召，发动市民群众调动人力、畜力组织运输队伍，配合红军先后去水磨关、南北泉、新城子南湾、田家庄以及城北的河西堡和附近的东寨一带，多次人背、驴驮粮食、肉食、清油、布匹、皮毛等物资30余天，缓解了运输困难、给养不足等问题，为红军筹集了大批物资。
  四是动员市民、家庭妇女缝补棉衣、皮帽、棉背心、皮手套、鞋袜等，为红军解决御寒冬装。将征集来的毛毡剪为毡条缝制成毡衣、毡鞋，还动员了毡、皮工匠为红军缝制皮背心、手套、皮帽和毡靴。组织县城内的八九家皮坊、毡坊的工匠60余人，日夜为红军缝皮衣、赶制毡靴。东街皮匠杨瑞带着儿子杨得成又联合了鲁国忠、鲁松年、王东善、刘皮匠、赵六、张五等十多名工匠连续工作20多个日日夜夜，将泡、熟、铲加工成的半成品羊皮2000余张移交给总供给部缝纫厂做衣配装。县城王瑜的“复成功”商号内存有大批羊毛，经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刘科长的动员和号召，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他立即请来七八名毡匠为红军赶制毡鞋80双。
  五是为红军加工面粉。北海子河的30余盘水磨上的200余名群众日以继夜磨面月余，供应了总部机关及部队的吃面粉问题。县城内的王德义等地方群众受县苏维埃政府的指派，负责所有水磨的原粮调运和面粉交送工作，直到12月下旬水磨被敌人占领拆卸为止。期间红军部队在永昌一线，经过了东返与西进的徘徊，市民们数次为部队行军炒麦子、磨炒面、烙饼子，完成了筹集备办干粮的任务。
  六是协助红军后方机关安置养护伤员。红军医院到达永昌后，在一条山、古浪、武威西四十里铺等战斗中负伤的伤员分别安置在县城的庙宇、油坊、店铺和一些公共场所。继永昌八坝、东十里铺等城外围的数十次战斗后，红军实力日渐消耗削弱，伤病员急剧增加，原医院住所已无法容纳，况且天气严寒，药品急缺，伤员伤势不断恶化。区、乡政权配合红军机关动员县城内外群众腾出房屋将大部分安置到群众家里。不少家庭还承担了养护伤病员的任务，并主动分担了柴禾煤炭、烧水喂饭、擦洗包扎伤口的工作。北街方家院房屋宽余，住满伤员，斋爷方尔泰老先生索性让自己的老伴专为红军伤员架火、烧水、做饭，伺候养护伤员。
  七是动员群众在战场上抬担架、抢救伤员，捐献家俱、木料加筑防御工事，配合了守城战斗任务。在持续20余天的东十里铺战斗和守城战斗中，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县城四隅政府抽出青年队员和地方群众组成担架队，从战场上救护伤员，抬往县城医院进行医治。在敌人进攻县城时，居民们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将自己家中的箱、柜、木料捐献出来，抬到城头、街巷架设构筑防御工事。在部队弹药奇缺的情况下，政府还号召群众捐献废铜、烂铁等金属，铸造弹壳和锻打刀矛。有的群众还拿出存藏的硫磺、盐硝为兵工厂做火药，县城内商号“广泰裕”一家就提供出铁件200多斤，许多市民家还捐献出了火盒、旧铁锅和破旧犁铧等，解决了兵工厂原料不足的问题，密切配合了守城战斗和城外围作战。
  八是动员青年参军。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向人民群众宣传扩大红军影响，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不少青年响应各级政府号召，志愿报名参军。仅县城四隅乡苏维埃政府范围内，在红军撤离永昌西进时，就有高积录、马腊喜、王好义、李发智、李兴元、李积寿、李德录、李昌明、苗生娃、任有年、胡德录、张仲开、李奎、李六娃等二三十名随军西进，除一部分以后陆续失散回来外，其余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至今杳无音信。
  12月20日，敌指挥马元海所率三个旅的正规军和从青海调集的循化、湟中、门源等十多个县的民团约计十万余人，配合飞机大炮，开始围攻永昌县城，谋图摆开与红军决战的架势。守城红军在县城内外群众的协助配合和大力支持下，击退了敌军的数次进攻，并击伤敌机一架，打死打伤敌军三四百人。马元海攻城不下，遂改进攻为围困。此时原红军控制的北海子河沿岸的30余盘水磨失守，未及运出的一部分原料和面粉亦被敌军抢夺走。从此，城内守军吃面粉发生严重困难，只得煮囫囵麦豆为食。敌人战术的变化，使红军指战员分析认清了形势的发展，随即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对策。总部最后作出决定，于12月28日凌晨，总部机关和守城部队全面突围，放弃城垣西进，敌人围困红军的阴谋未得逞。
  红军撤离后的黎明，敌军窜入东城，鸣枪搜索追击红军部队。接着，敌执法队一涌而来，在县城内展开全面搜捕，挨门逐户洗劫。顿时，整个县城内外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十时左右，敌人把市民驱赶到西街，将已捕获的区苏维埃政府委员冯怀义和青年队骨干成员李万当众砍杀。另一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徐交站在人群中，被当做区苏维埃政府委员许教琪惨遭杀害。大部分区、乡政府的成员均先后遭到酷刑和摧残迫害，县城内外的群众遭到长达半年之久的洗劫。从此，县城四隅乡苏维埃政府及区（县）苏维埃政府随着红军的撤离而自行解体，政权活动至此告终。
  1985年9月朱新斌调查整理
  五坝村苏维埃政府组建活动概况调查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红军先头部队途经八坝未做停留直抵永昌。接着红五军的部队亦相继到达，短暂停宿后开往山丹。与此，红三十军等机关及其所属部队驻守在八坝以西、五坝以下一线的所有村庄。
  红三十军进入八坝一线，坚守围寨房舍，阻击尾追而来的马家军。政治部派出宣传部队在所驻守的村镇要道的墙壁上张贴布告、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宣传红军的宗旨、性质、纪律、任务，宣传红军西进河西的目的。红军部队用严明的军纪影响、感召、劝阻外出躲避的群众归里，用热情和气的态度和公买公卖的实际行动，逐步消除了群众对红军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疑虑。
  正在宣传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从总部派来的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工作的红军干部黄部长一行四五人首次来到五坝，与曾搞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的红军指战员共同召集了群众会议，布置安排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组建政权，以及如何搞好支援前沿阵地作战等的工作。这次会后，约四天时间，黄部长一行第二次来到五坝一带。根据这里村庄零落、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地方贫困、群众集会不便的特点，只召集了部分地方群众和已培养的骨干分子在张家庄内召开了会议，组建了五坝（包括八坝、七坝）一带的村苏维埃政权。经红军提名、众人酝酿，推选了柯家庄的农民柴国连为五坝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七坝何庄的何应元为委员，李家西沟的青年农民刘殿虎为委员兼青年队长，村政权办事地点暂设张家院内。
  在这次会议上，黄部长特别向村政权的成员们交待了村政权的中心工作任务是进一步团结、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供给部、地方工作部队，动员人民群众从人力物力上支援红军，保证八坝前沿阵地作战部队的粮、油、肉食、草料的供应和其它支前工作。
  起初，红军所需粮食向当地群众乃至到十多里外的南坝、永安、武威炭山堡一带购买，因这一带群众也处于饥饿之中，很难保证粮、油、肉和蔬菜供应，而财主富豪又将粮食隐蔽转移不向红军提供。为解决部队急需，红军组织村政权成员带领发动起来的群众，侦察地主老财隐藏粮食物资的地点，向红军提供情报。之后，在红军武装部队的保护下，先后打开了工商财主张廷祯的油坊庄园及商号内存藏的两三千石粮食和近万斤清油以及其它物资。同时，还打开了八坝的财主柴自书、梁长年、陈吉高、陈登海，五坝柴家磨庄财主柴国新、王开明（后被红军处死），南坝西校财主张七老，永安铺财主王永隆、刘海儒、刘士庄等十多户财主、豪绅的粮仓、夹屋、地窖，征集没收了大批粮、油、布匹、皮毛、白洋、大烟土，缓解了部队吃粮困难的矛盾，还将部分物资散发分配救济了贫困群众。为解决粮食运输困难，发动群众人力背运，红军为凡背运粮食的群众留下所背运粮食的一半作为报酬。直到红军撤离时留在柴家新庄和陈家庄粮食还剩近百石，后被财主侵吞。
  为解决所驻部队尤其是八坝前沿阵地的作战部队的吃面粉问题，村政权成员动员群众捐献出几十盘石磨、毛驴，并提供人力帮助红军磨面粉。红军部队人多锅灶不足时，群众腾出自家的锅灶让红军做饭。与此，还捐出了大量的瓷缸、柴禾、煤炭供红军煮饭使用。
  八坝一线不仅是三十军延续阻击作战的前沿阵地，而且也是各部队行军、停宿、作战的必经之地。在村政权建立前后，地方群众不论白天黑夜，为红军行军作战当向导、抬担架，为支前往返奔波。当大部队要去永昌时，七坝的刘占喜被叫去当向导，抬伤员担架直达永昌县城。驻守在八坝的红三十军“夜老虎”团要去执行作战任务时，柯富寿等地方群众带路直抵水磨关王家新庄。曾给财主扛长工的赵儒，被柴自书留下管护庄院，在驻防柴家新庄、王家庄的红三十军部队夜间执行任务中，先后三四次做向导，抬云梯去过武威西四十里铺的翟家庄、十堡的刘家槽子、八坝附近的柴家老庄和梁家庄等地袭击敌军，胜利地完成任务。陈家南庄的徐加有等人给红军带路去武威的炭山堡一带财主家搞窖子，征集物资。八坝的王中德、陈吉录在红军撤离西进时，随军带路直抵民乐红水、张掖一带，后和红军失散返回。红军驻守期间，杨德、范吉玉等十多名地方青年还参加了红军。新建立的村政府成员以及广大群众，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为支援红军阻击马家军起了一些作用，做了一些工作。但随着红军的撤离，国民党反动派、马家军及其地主阶级和保甲势力的摧残，刚刚组建的基层组织被扼杀，国民党永昌县反动团总张中科勾结地方保甲人员，搜捕了村苏维埃政府所有成员和曾为红军办过事的骨干群众四五十人，关在五坝“元裕丰”油坊，设立公堂、刑讯逼供、残酷拷打，村主席柴国连及其成员被打的遍体鳞伤、不省人事，正在审讯中，恰遇油坊前楼失火，被关人员赶去灭火，方才罢休。五坝村政权从此自行消失，终止活动。
  以上情况，根据1984年7月4日至14日调查访问，南坝乡祁庄的75岁知情人贾长录；六坝乡七坝村75岁的当事人何应元；六坝乡五坝村69岁的知情人宋运泰、60岁的知情人柴刚云（系柴国连七子）、74岁的当事人柴占云；六坝乡七坝村74岁的知情人刘永贵；六坝乡南庄村74岁的当事人赵儒、76岁的知情人丁继名、69岁的知情人陈继珍；七坝村68岁的当事人刘占喜；六坝乡团庄村73岁的当事人范吉玉等33名老人的回忆口述和核实。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调查并整理
  红西路军在头坝堡建立农村政权的情况调查
  红军始驻头坝堡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县城。约三四天后，由130多名红军组成的连队来到离县城以南30华里的头坝堡设防。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扼守这座军事要寨，钳制已在跟踪追击红军的敌人，监视马步芳从青海方面调拨的正规军、地方武装民团从这条山谷要道增援马家军行动的情况。
  红军部队到头坝堡，立刻观察地形，很快着手警戒防务。在城墙上掏挖、修理垛口射孔，构筑碉堡工事，城墙外和城墙顶部架设了用树杆树枝做成的栏栅和砦寨，并用石块、沙包等杂物堵塞了堡寨城门，布置了警戒岗哨。
  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军队
  红军刚到永昌后，马家军队伍尾追而来，不仅向老百姓要牛要羊、要粮要草料，还威迫老百姓不得与红军接触，大肆搞反共煽动宣传。堡子内外的地主老财闻讯，埋了粮食、财产，驮上口粮，赶上牲畜，进入山中躲避。受蒙蔽的部分青壮年深恐抓兵而外出，大部分青壮年妇女惧怕兵匪蹂躏也被家人带出去逃难。一部分不明真相、无处安身躲避的群众也携带老幼伏宿在冰天雪地的地湾山坳中，人人自危，惊恐万状。红军来头坝堡住下后，地方上的几位精通世俗的老人与众人商议，决定用一只大羯羊作为礼物给红军送去，不料被红军指战员谢绝，还反复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宣讲了红军的性质和纪律。
  红军在加强警戒防务的同时，抽调了一部分人员走家串户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情况，加强政治宣传，消除地方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理，制止群众外逃，劝阻外出群众回家。与此，红军为了安定民心、消除疑虑，还向群众散发张贴传单。据张贵回忆：红军散发给我的两张传单上印的是“减租减息、扶助农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联合打日本”、“工农红军是抗日的红军”等内容。红军还用红土、白灰、黑墨在堡子内外的墙上，刷写了类似内容的宣传标语和口号。据魏发荣回忆：红军来时正值寒冬季节，住在我们家的红军让我们睡在热坑上，而他们却挤在一起，爬在地下的草铺上，对我们十分热情。红军纪律很严，他们对群众实行公买公卖，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他们在向群众购买粮食、肉食、柴禾时，均先让老百姓要价然后付钱，从不为难群众。我们从事实中看到红军对我们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护。徐中元说：红军来时，地方上很混乱，地主老财和许多人都埋藏转移粮食财产。我也将秋季扎羊圈用的七八十根松木椽子埋了起来，不料被红军发现挖了出来，经过调查方知是我的，就把我叫去，问清了埋藏的原委之后，把这些木料全部送到我家。红军见到外面跑着群众的猪、羊都让群众赶回来，从不乱抓乱杀。红军的一系列言行，很快消除了反宣传造成的恐惧和影响，短时间内就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据马登云回忆：红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四川籍人，在初次做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时，相互语言听不懂，但他们态度热情，耐心的做比语解释工作。向我们调查哪家是地主，但我们不懂他们说的地主这个名词，更不知道什么叫剥削、压迫。经他们耐心解释，才懂得了这些新鲜名词的意思，也第一次听到了长工养活地主、地主剥削压迫穷人的含义。他们讲到谁家是财主，我们就要搞他的“窖子”，给老百姓分粮食、分衣服。
  经过连续地宣传发动群众，原外出躲避的群众大部分回到家中，军民气氛十分融洽，开始了地方村政权的建立工作。
  穷人当了家
  红军指战员经过三四天的宣传发动、调查研究，有了初步的群众基础后，就开始了成立村政权组织的准备工作。据张贵回忆：有一天晚上，红军连长和另外两位干部来到他家找他谈话，其中提到了建立村政权和谁负责政权工作合适的问题，经他推荐了出身贫寒、为人正派的地方群众刘兴仁。第二天，红军连长召集了堡子内外的群众在杜府院内开会，正式成立了头坝堡村政权。由红军连长提名、众人举手表决，选举了刘兴仁为头坝村苏维埃村政府主席。接着，又经刘兴仁提议，众人表决同意了贫寒农民王道兴、李德福分别担任村政府委员，村政权办事机构也暂设在杜府院内。
  头坝堡建立村政权，人民当了家，影响扩散到方圆七八里的村庄。村主席和委员们各自在胸前挂着用红绸子做成的书写着职务的证件，在红军的帮助下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地方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协助红军搜集敌军情报，监视敌人活动情况。红军驻地与马家军驻地近在咫尺，隔庄相望。马家军的正规军、民团常在这一带驻扎、调动，活动频繁。为了准确掌握敌人的动向，地方群众为红军当向导，观察敌人动静和去向，为红军提供情报。
  二是搜挖财主粮窖、征集粮食。财主石成玉，在红军来前把粮食埋藏了。在农会成员的带领下，搜挖出了他埋在羊圈内的二十五六石粮食，还挖出了另一财主王明堂埋藏的十多石粮。这批粮食除供红军需用外，大部分分配给了头坝堡和附近的魏家庄、严家磨等村庄的贫苦群众。分配时，根据这些穷人家庭人口的多寡和困难程度来决定，多则每户三四斗，少则一二斗。
  三是为红军磨面，提供生活方便。这个红军连队在驻守期间，生活十分艰苦，吃面粉也很困难。于是，村主席动员群众，集中组织了四五盘石磨，终日给红军磨面，还在红军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动员地方群众进山赶来财主恶霸的牛羊，为红军宰杀筹集肉食。红军做饭缺少锅灶、柴禾，村政权成员动员群众捐助了炊具、柴禾、煤炭等。在饭锅不足的情况下，群众还送去水缸让红军代替锅煮肉煮饭。为了解决部队衣服单薄、褴褛的问题，还从财主家征集了部分皮毛、毛毡为红军缝皮衣、皮帽，用毡条缝御寒的毡鞋等，为这个连队完成警戒任务提供了各方面的方便。
  四是协助红军制裁瓦解军心、动摇军纪的不法分子。据张贵、魏发荣回忆：居住在头坝的两名四川籍游民，早年来祁连山以拾蘑菇、挖药材、狩猎为生。红军来后，听口音大多是四川籍人，就在同籍战士中，利用乡土关系散布“红军生活条件差”、“红军打不过马家军，不如摔掉枪杆子回老家”等谣言，后被拘捕，刘姓游民经教育释放，另一何姓游民顽固不化被处死。
  军民庆贺“西安事变”的发生
  头坝村政权建立不久，正值“西安事变”发生，红军的宣传工作又一次进入高潮。村政权多次发动群众集会，红军指战员宣讲“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的政策和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红军部队还扮演了张学良、杨虎城爱国将领拘捕蒋介石及其逼蒋抗日的“活报剧”，在这一带的群众中演出。村政权人员积极协助红军张贴宣传标语。广泛的政治宣传，不仅提高了地方群众抗日救国的思想认识，而且在马家军官兵中也产生了巨大反响。
  村政权终止活动
  12月下旬，红军连队完成了头坝堡驻防任务后，亦随部队撤离永昌转移。自此刚刚建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自然消失，终止了活动。
  红军撤离后，敌马占彪骑兵团（黑马队）和青海省湟源县民团一两千敌人相继窜入头坝一线，闯入群众家中奸淫掠抢，无恶不做，财主恶霸、保政人员与敌军勾结在一起，向地方群众进行反扑。顿时，地方群众处在惊恐灾难之中。据马登云、张贵、徐中元、魏发荣等人回忆：敌人把群众驱赶在一处，任意搜刮掠抢，打家劫舍。民团更比正规军凶恶，他们将群众家中大量的生产工具、锅瓢碗盏，乃至牲畜、粮食、财物洗劫一空。仅马占彪部所在短短的九天时间内，赶走群众放牧在山中的羊就有1400多只、牛130多头、马60多匹，还用骡马将洗劫的财物驮往青海。地方群众眼看耕畜被赶尽，无法耕种，由众人推举杜迎喜出面向一姓马的敌营长求情，以图讨还部分耕畜，然而却被棒打脚踢赶出了营部。对妇女的摧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敌军将凡抓到的妇女，不分青壮老幼，一旦陷入魔掌，无一幸免，有的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轮奸。敌军在去烟筒沟抢劫牲畜时，把隐散在这里的刘开科、王培兴等数十名群众的妻子进行奸污之后，还驮往驻地再次奸污。这次洗劫后，不少妇女遭受了严重摧残。
  地主老财也加剧他们的反攻倒算活动。财主石成玉等勾结马家军，将村政权的三名负责人抓捕到吴家庄马家军驻地审讯拷打，交待“通共罪行，”追查他们的粮食下落和分粮群众名单。之后，押着村政权成员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直到大部分群众立下当年偿还不清的次年加倍偿还的字据，方才罢休。据魏发荣回忆：当时红军分给了他二斗粮食，第二年还了四斗才了结了这桩债务。地主老财们直到满足了他们的贪婪欲望后，才又装出慈善面孔向马家军“说情”，释放了刘兴仁、李德福、王道兴等人。不少曾给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被敌军抓去，强逼到山林中赶牲畜、宰杀肉食、运粮、磨面，直到敌军离去。
  虽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头坝堡村政权仅仅存在了二三十天时间，却使偏僻乡村的人民亲眼看到工农红军为人民谋利益的情景。红军的革命活动，增进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情谊，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加深了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兵匪的憎恨。红军的革命壮举至今在人民群众中代代传颂。
  以上情况根据1985年5月8至14日，向了解熟悉这一段历史的东寨乡头坝村的魏发荣（男，77岁）、张天录（男，73岁）、徐中元（男，74岁）、张天祯（男，72岁）、张贵（男，73岁）、马登善（男，66岁）、马登云（男，62岁）等知情、当事人于1985年5月8日至14日的调查访问，回忆座谈时的口述记录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调查并整理
  我所经历的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经过
  周玉德
  红西路军占领永昌县城后，分别派出指战员在城乡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准备创建河西革命根据地。在短短的几天内，县城组建了临时政府，推举了狄万川任政府临时主席。此后，经过艰苦的群众工作，在县城内的四隅组建了乡苏维埃政府，还相继在东、西乡农村凡红军驻守之地也组建了乡村政权组织。在城乡各级基层政权组织成立以后，各级基层组织又推选出了出席县级政权正式成立大会的代表，我所在的西十里铺村被选出的代表是周玉德、尚万忠、尚万选、赵三。我所知道的梅家寺区政权推选出的代表是张维、梅玉春、范培庆、李万善、安维福；水磨关村政权的代表是马富善、蔡国福、曹庭中、曹成国、晁福国。
  这时，三个区、村政权的成员选出后，均集中在水磨关的曹家楼，每人发给了一个红绸做成的代表证，上面书写每个人的姓名、职务。
  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的那天，我们胸佩代表证赶早就到了县城。这天除各基层政权的代表外，还有城内的市民和城附近的农民约五、六百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两步进行：早半天，在县城四隅分别设立四个分会场，由各隅代表和群众参加各隅的预选。
  约中午时，各会场的群众和选出的代表进入设在旧县政府大堂门口前的会场。各级政府选出的代表坐在主席台前面的前三排，参加会议的城内外群众在代表后面就座或站立。黄部长负责会场秩序，并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军乐队演奏，接着一位不知姓名的红军领导同志宣布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还有几位红军领导同志也讲了话，最先讲话的是一个约有30开外、脸色黝黑、前额较大、蛋形模样的红军领导人。他讲话情绪激昂，时间长，内容多。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红军，今天要建立劳苦大众自己的政府。从现在起，要限制官僚，不准敲诈剥削，不准打骂群众；限制地主剥削，不准雇佣长工，不准出租土地；要限制资本，不准用高利贷盘剥群众，不准转移资产。还讲到，今后要平均分配土地，达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地主资本家过去剥削了人民，是他们的罪恶，人民要打倒他们，但也欢迎他们改变立场，改恶从善。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希望他们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团结一致，联合抗日..。这位红军领导人越讲气魄越大，虽然是严寒的冬季，但是他的前额上却不时渗出汗珠来。几位红军领导同志讲话结束后，太阳已经偏西了，会议才开始了区苏维埃政权成员的选举。经一位红军领导同志提名，代表们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了由地方群众、军队干部13人组成的委员会，并选出了主席、副主席及其委员。
  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组成人员是：
  政府主席：张仲科（木匠）
  副主席：狄万川（农民、原推举为临时主席）
  委员：冯怀义（农民）、王思福（兼任青年队长）、张得文（锥鞋
  匠）、许教琪、刘万祥（小商贩）等地方委员九人，还有军队委员四人
  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正式建立前后，各级政权发动青年组织了十多个青年队配合红军工作。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主要在征集运输物资支援红军作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红军撤离后，各级政权和青年队也随着终止了活动。
  1984年6月14日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调查访问并整理
  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及其活动情况调查
  水磨关位于永昌县城西约20华里，是座落在甘新公路线上的要塞村镇。1936年11月18日，红军占领永昌县城后，红三十军这一部和总部供给部、兵工厂、缝纫工厂、医院等直属机关单位的一部分相继移驻在南沿沟村的阎家墩、何家大庄及水磨关的陈家南庄、王家墩、西新庄、陈家铺院、陈家新庄、陈家墩、曹家楼和红庙墩一带的村庄。
  红军部队到水磨关后，立即派出干部战士深入到群众中做宣传讲解工作，宣传红军部队的性质、任务、纪律，宣讲中国共产党关于挽救民族危亡、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劝说和动员外逃群众回家，挨门逐户走访群众家庭，调查了解掌握情况，特别在贫苦农民中发现培养骨干，再用骨干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扩大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消除由于群众对红军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疑虑，逐步稳定群众情绪。随着群众思想的逐步觉悟，红军部队先后在曹家楼、王家东新庄、陈家墩等村庄召集群众会议，反复宣讲红军到这里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提出要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消灭剥削压迫，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人民当家做主；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红军。经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尤其是红军部队军纪严明、待人热情，不抓兵、不拉夫，公买公卖，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很快博得了群众的信赖、欢迎和拥护。
  据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回忆：红军进村约五六天后的一天晚上，负责组建地方政权工作的红军干部黄部长到水磨关，在曹家楼供给部队驻地召集了部分群众和几十名群众骨干开会，进一步宣讲了红军的来意，提出了建立村苏维埃政权的问题，让大家展开讨论，接着用提名推举的方式，确定了八名委员组成的村政府委员会：
  主席：马富善（贫苦农民）
  副主席：晁福国（青年农民，兼任青年队长）
  委员：曹廷中、杨德云、陈登柱、蔡国福、张章先、曹成国等（均系贫苦农民）
  与此同时，还组建了以贫苦青年为主体的青年队，成员达七八十人，由村政权副主席晁福国兼任队长。
  黄部长还向村政权成员和青年队交待了工作方法，布置了主要任务。
  村政权建立起来后，红军给每个成员和骨干办事群众制发了注有职务、姓名和加盖有政治部印章的红布条做成的身份证件，大家佩戴在胸前，便于在军民中开展工作，不受红军警戒人员的盘查。
  水磨关村政权机构组建后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因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敌情变化，西十里铺村政权、梅家寺区政权机构及其这两个村、区政权的成员合署于水磨关曹家楼工作，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三个政权的青年队队员约一百七八十人也集结于水磨关陈家新庄，统筹安排，直至红军撤离。
  据有关当事者提供，水磨关村政权组建后，配合协助红军部队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派出青年队员协助红军侦察了解水磨关一线的马家军调动、驻守等军事情报，抽调人员及时给部队行军、作战带路当向导。
  二是调查这一带地主老财逃跑时转移、埋藏的粮食、财产情况。配合红军先后搞开了这一带的财主王海龙、王中伦、陈世增、田有珍、田有泽、焦克勤、张炳文等十多户地主老财的油坊、粮房、夹屋、地窖，搞出了大量的粮食、清油、布匹、皮毛、白洋、大烟、衣物、制钱等物资，不仅解决了红军给养，而且还将其中一部分散发救济了贫苦群众。
  三是村政权调动青年队员和发动群众，组成人力、畜力运输队帮助红军运输物资。运输队伍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多次往返奔波在水磨关附近、南北泉及新城子南湾、田家庄一带，用人背、畜驮的方式，解决了运输困难问题，把大批红军急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水磨关和县城。水磨关王家油坊的近万斤清油，由青年队员们拉着三辆大轮车全部运送给县城的供给部门。
  四是抽调皮毡工匠，集中在陈家新庄、王家西新庄，将陆续征回来的皮毛赶制成皮帽、毡鞋，或用毡条缝毡条鞋，解决红军作战部队急需的御寒服装。
  五是利用水磨关河流上财主家的七八盘水磨，由近百名地方群众日夜轮流为红军磨面粉四十余天。一些群众在红军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多次到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驱赶地主老财的牛羊两三千（头）只，为红军筹集了大批肉食和部分急需的皮毛。水磨关的张山先、贾德等数名群众，先后连续为红军宰杀羊只十余天。
  六是动员青年参军。水磨关的张水先等数名青年踊跃参军，红军西进时跟随西进，不久有的失散回来，有的至今未见音踪，有的流落异地。给财主牧羊的青年毛长林将羊交给了红军，他也参加了红军。
  七是在战场上抬担架抢救伤员，掩埋烈士遗体。12月下旬，水磨关南沿沟滩战斗中，村政权调集群众配合部队从战场上抢救伤员。何家大庄的群众赵连奎、刘玉祥、毛七等群众，将战斗中牺牲的二三十名红军尸首全部集中在一起，埋在一座废砖窑的坑穴中（墓址现存）。傅家庄的群众马官官（乳名）将死亡在该庄内的二十余具红军遗体，只身背往附近掩埋。12月28日，红军撤离后，惨无人道的敌人为炫耀这次战斗的“成果”，向主子“邀功请赏”，派出军警，荷枪实弹，搜尸掘尸，威逼群众把已埋葬的尸体抬到水磨关河滩上，堆集在一起照相后扬长而去。地方群众不忍心烈士遗骨暴尸横野，自发起来，再一次就地覆埋。
  红军撤离后的当天，西十里铺、水磨关、梅家寺三个村区政权的成员均遭到马家军及其执法队和地方财主恶霸保甲势力的围剿、搜捕，先后将所有的政权成员、部分青年队的骨干和部分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捕获，有的送交县城监狱，大部分扣押在水磨关的王家西新庄，设立公堂，悬梁吊打，刑讯逼供。水磨关村政权的主席马富善、青年队长晁福国均未能幸免。恶霸财主、区长陈世堂和王中伦等借机向人民群众反扑，敲诈勒索，带领帮凶挨门逐户清查辨认、讨索分给群众的财产，还向每户群众讨要小麦五升。遭受摧残的村政权机构，随着红军的撤离也自行消失，终止活动。
  以上情况均根据1984年5月5日至6月10日向水磨关一带的当事、知情老人陈开昌（男，64岁，居焦家庄乡窄峡寨）、黄兴顺（男，77岁，居焦家庄乡焦家庄村）、张山先（男，66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张善庆（男，71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何尚中（男，65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蔡其文（男，64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系蔡国福次子）、周玉德（男，84岁，居焦家庄乡焦家庄村，原西十里铺村政权主席）、陈善国（男，69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陈万世（男，78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张善庆（男，71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王积德（男，73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赵连奎（男，70岁，居焦家庄乡南沿沟村）、王泉（男，67岁，居焦家庄乡水磨关村）等的回忆记录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调查整理
  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组建经过及活动情况
  张德寿①
  红西路军在南泉驻守时，在这里组建了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我被推选为区政府粮秣委员。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县城后，继续向城西农村转移。其中西路军总政治部、总供给部的机关及其红军分别驻守在南泉河滩的田家庄、王家杏树庄、刘家北庄、陈家南庄和梅家寺范围内的农户家中，各家各户均住满部队。
  红军一到来，在整理防务设施、防备敌军侵袭的同时，很快派出政治部搞地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开始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分头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在墙壁上刷写宣传口号，深入到群众家庭中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情况。
  起初，群众不了解红军，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出现了秩序混乱、人心惶惶、群众躲藏的情形。红军指战员针对这些现象和群众对红军的疑虑，连续进行红军性质、军纪和西征任务的宣传，并以说话和气热情，买卖公平，不拉夫、抽丁，不侵犯群众利益，尤其住在群众家的红军宁愿拥挤睡草铺、爬地铺，也要让群众睡在热坑上等一系列实际行动影响群众，从而很快消除了群众由于原先对红军不了解而造成的各种恐惧和疑虑。经过反复动员，许多外出群众也很快回到家中。
  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群众情绪基本稳定后，约于农历十月初十左右，红军指战员分头在田家庄、杏树庄和梅家寺的三官庙等处，召开了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宣传红军是抗日的军队，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军的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或蒙古、取得军事援助，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抗日后方，开辟河西根据地，组建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还宣传发动青年组织青年队，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教唱编写的红军歌曲，激励青年抗日救国，参加红军。至今我还熟记其中的一首号召动员人民抗日的歌曲，歌词大意是：
  拿起红缨枪，
  去赶那小东洋。
  小东洋，小东洋，
  横行霸道的恶魔王。
  它有一个大梦想，
  要把中国来灭亡。
  西北同胞们，
  联合起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联合起来打日本。
  不当亡国奴，
  不要当马牛。
  老乡们！老乡们！
  起来吧！起来吧！
  第一次群众会议后，紧接着又在梅家寺的三官庙上（现梅家寺村办公室旧址处）召开了联片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了区政权的领导成员，组建了青年队。这次会议是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工作的黄部长和另一红军干部主持召开的。经过民众酝酿推举和黄部长当会提出候选名单，众人举手表决通过，选举出了梅家寺区政权的成员。
  红军来时，梅家寺私塾教师张维在红纸上书写了“欢迎红军”的标语，贴在梅家寺三官庙的墙壁上，红军看到地方群众的这一行动，非常高兴，向群众调查了解后，称赞张维为思想进步人士。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敢做敢为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还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反动势力的仇视。在选举区政府成员时，被提名当选为区政府主席。区政府成员是：
  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维（教师）
  副主席：梅玉春（农民，在地方颇有影响）
  区长：李万善（农民）
  副区长：范培庆、刘选贵
  委员：安维福（兼青年队长）
  刘名学
  张德寿（分工粮秣）
  李天福（分工军事侦察）
  当选的区政府成员及其为红军办事的骨干群众，每人均由红军政治部佩发用红绸做成并书写职务、姓名的代表证件，佩戴在胸前为标志，便于在军民之间活动。
  与此同时，还组建了青年队，队员由南泉一带的朱绍春、范全全、李天福、王万瑞、王珍寿、王曰盛、王曰权、王永寿、刘述贵、刘权贵等四五十名青年人组成，安维福任青年队长，青年队机构设置在刘家北庄。青年队不仅是区政府的一支骨干力量，而且也是扩大红军的预备兵员。
  区政府建立后的不多几天，“西安事变”发生，梅家寺区政府所有成员和水磨关、西十里铺各村政权的成员胸前佩戴代表证，又集中到水磨关的陈家墩，参加了一次欢庆“西安事变”的军民大会。这次会议上，黄部长向与会人员宣讲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方针和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还号召各阶层人士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团结一致联合抗日、支援红军、打通国际路线。
  这次会议后，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任务依然是围绕发动群众，全面支援帮助红军战胜严寒天气，解决冬装不足、弹药装备枯竭的困难。梅家寺区政权在帮助红军渡过难关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发动群众，配合县政权派来的青年队在梅家寺政权范围内搞地主老财的“窖子”。先后搞开了财主田有珍、田有泽、陈世堂等十多户财主的粮仓、油房、夹屋、店铺等，征集了供红军和救济贫困群众的大批物资。
  二是组织畜力、人力运输队伍，运送征集到的物资，解决了运输困难的问题。梅家寺组织了以王永录为队长的毛驴运输队，往返于新城子、南泉、永昌县城之间，转运粮油肉食。同时，动员地方群众人力背运粮食，不仅解决了运输交通不便的问题，还将人力所背的粮食留一半给群众，解决了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
  三是利用南泉一线水力资源丰富和水磨、油坊多的便利条件，组织以毛培礼、梅有升、徐克福为骨干代表的百余名群众，在六七十盘水磨上日以继夜为红军磨面近四十天，组织以陆风翔为代表的七八十名油工分别在田家油坊等四五座油坊内为红军榨油。仅王曰勇家的油坊内，就雇请油工七人连续榨油共计1800斤。还有不少群众为红军宰杀羊只，提供肉食。
  四是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经过宣传动员，朱绍春、范培庆、安维福、范全全等18名青年，就地志愿报名参加红军，红军撤离时随队西征。范全全在梨园口战斗中牺牲，其他人员因后来和红军陆续失散，回到各自家中。
  我自己分工粮秣工作。自水磨关会议后一直坚守水磨，为红军磨面，直到农历十一月十六日，红军撤离南泉一带为止。
  红军撤离后，政权的大部分成员遭到敌军和地方反动保政人员的搜捕和审讯拷打，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遭受到地方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敲诈勒索。整个梅家寺区苏维埃政权在敌人的围剿下也自行解体，终止了活动。
  以上情况根据1983年6月4日访问时口述和1985年6月4日核对的记录整理。以上史实，并经梅家寺的当事人朱绍春（71岁）、王永录（70岁）、梅有升（74岁）、徐克福（70岁）；杏树庄村的王曰权（70岁）、王曰勇（71岁）、刘中学（73岁）、耿永录（76岁）、王有功（74岁，现住新城子乡赵定庄村）等知情当事老人订正核对。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调查访问并整理
  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组建经过及其活动情况调查
  （一）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日），红西路军前锋部队占领永昌县城，后续部队继续向城西的乡村推进驻守。据原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富山、委员王尚信回忆：初十左右，红军政治部、供给部机关的一部分部队相继到达祁连山北麓，距县城西五六十华里的河南坝（即现新城子乡的南湾村、赵定庄、刘克庄等村），住满了这一带几十个大小村庄，并占据了全县有名的农、牧、工、商兼营，囤积着数千石陈粮，养殖数千头（只）牛羊骡马等牲畜的大财主王中文、王朝文兄弟的庄园。
  红军控制了王家庄园后，立即与县城的总部取得联系，决定用“搞窖子”的办法，打开财主粮仓，征收粮食等物资补充红军给养。于是，总供给部、民运部尽快派出了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的青年队，发动组织沿途的群众，组建人力、畜力队，在红军武装人员的掩护下，浩浩荡荡地运输粮食物资。
  （二）
  正当红军开展建政工作的时候，赵定庄、山坡庄、刘家庄等村庄一直靠借贷财主粮食当种籽、度粮荒的贫困农民眼见数千石粮仓被打开，一批批粮食被运走，便产生了忧虑，萌生了请红军留一点粮食给群众做种籽、口粮的念头。于是由赵定庄的赵五爷（赵培泽）出面，联络了附近七八个大小村庄的一百五六十名群众，赶到王家庄园向红军请愿。
  请愿人群赶到王家庄园，红军干部姜科长热情地接待群众，问明了来意后，并未直接答复群众要求，而是利用这个时机，把群众请进庄内西铺院，召开了群众会议，向大家宣讲了红军的性质、军纪和政策。姜科长讲到，抗日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为广大贫苦老百姓谋利益的军队。红西路军西征、转战河西，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得到军事援助，进而抗击日本侵略者。还讲到，红军还要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剥削压迫，让老百姓过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幸福生活，并且提出红军要在这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和选举人民自己的领导人等。在姜科长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众人酝酿讨论，成立了村政府，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推出了村政府委员六人，李富山任村政府主席，郭培秀、郭克章、刘功成、王尚信、朱兴文（木匠）等人为委员，村政府办事机构暂设于王家庄内的西铺院。
  村政府建立后的第三天，姜科长给每个政府成员佩发了一枚用红缎做成的约有七寸长，一寸半宽，上面书写着中华苏维埃永昌区西五坝赵定庄村政府主席或委员×××（姓名）等字样的证件，证件背后还盖有红军领导机关的印章。凡佩此证件的人员在往来出入红军各驻守村庄时，不受红军岗哨的盘查阻拦。
  赵定庄村政权机构建立后，在红军干部的具体指导下，始终围绕筹集红军给养，支援红军工作，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稳定群众情绪，安定社会秩序。在村政权成员和部分骨干群众带领下，配合红军，深入到各个村庄，进一步宣传红军的性质、纪律和任务。红军指战员也用自己的实际言行影响感化群众，尤其给缺吃少穿的部分贫苦群众分配粮食、布匹、衣物，让群众相信红军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一系列实际行动，很快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种种疑虑和戒备心理。除地主老财外，不少在外躲避的群众陆续回到家中，这样就逐步稳定了群众情绪，安定了社会秩序，很快出现了军民相依为命、同甘共苦的动人情景。
  二是协助红军守护粮仓，维持物资调运场所的秩序。自王家财主庄园的粮仓被打开后，每天从县城及沿途农村前来运粮的人畜川流不息，村政权抽调了青年队员，配合县青年队维护运粮场所的秩序，还为当天不能返回县城的运粮群众和红军安排食宿，使运送物资的队伍有条不紊。
  三是为红军筹集肉食皮毛。红军到来后，地主老财将原在附近放牧的牛羊迁徙到山林深处，一部分财物也转移到山中煤窑藏匿。村政权抽调了熟悉地形的精壮群众和青年人员在红军武装人员的保护下，进入山林，为红军赶牛羊、搜查物资。先后赶来王中文等财主在山林放牧的羊数千只，不仅为红军供应了大批肉食，而且也为缺乏御寒服装的红军部队筹集了大批皮毛。还从煤窑中搜获了地主老财藏匿的白洋、大烟及其它财物布匹。同时，又发动群众为驻地红军提供柴禾煤炭、运送粮油、背冰化水、磨面、捐借锅灶、安排住宿等，为红军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四是协助红军“搞窖子”，征集物资。红西路军到永昌后，给养断绝，补给十分困难。因此，为红军征集物资是各级政权及地方群众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红军供给部门十分紧迫的任务。红军采取惩办性措施，强行没收财主资本家的一部分物资补充给养。继搞开王中文财主的粮仓后，村政权又配合红军相继搞开了红山窑财主李积福、李积录兄弟的庄院和工商财主张永录在这里开设的“广泰喜”商号及附近其他18户财主的粮房、夹屋、地窖，征收了一大批粮食、布匹、绸缎、皮衣皮毛、食盐食糖、烟卷药材等物资，既供给了红军急需，又救济了当地贫困群众。
  五是组调雇请各行工匠，赶制军械，缝制服装。红军到永昌时，正值严冬，而绝大部分指战员还身着单衣，解决冬装是当务之急，于是村政权抽调柴家庄的皮匠柴福仁、柴福礼等日以继夜为红军缝制皮衣、背心、皮帽。在皮活批量大、人手少的情况下，又雇请了柴大奶奶、柴十二奶奶等十多名家庭妇女当帮手裁剪缝纫，一直干了20多天，赶制了数百件皮衣、背心和皮帽。刘克庄的王开仁、王开德、王开贵兄弟及五六名毡匠受红军的雇请，随着红军的调动，碾转水磨关、县城、新城子等处不分昼夜为部队赶制毡靴20余天，共赶制毡靴（鞋）达1000余双。红军撤离永昌时，又携带工具跟随部队西征。与此同时，还集中了这一带的铁工，配合红军临时兵工厂的工人锻打长矛、大刀，补充了武器装备。柴家庄的柴四老铁匠和他的侄子柴富祯、柴富有等十多名铁工与红军兵工人员吃住在一起，配合做工，直到红军撤离为止。
  六是选派精壮群众为红军引径带路当向导，侦察敌情。驻守在南湾一线的红军部队，常常接受上级命令，执行任务，调动频繁。不论白天黑夜，每当部队行动时，村政权受红军的请求，选派熟悉地形、道路情况的精壮群众为红军引径带路当向导。不少群众受红军抽派冒着风雪严寒，徒步往返五六十华里协助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敌军活动情报。地方群众刘信成、刘勋成兄弟和周志贵、张浩林、王兴天等人多次到水泉子一带侦察敌情，每次均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七是宣传抗日，进行统一战线教育。红军到来后，一直讲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力量要联合起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支援红军，支援抗战。赵定庄政权接受了为红军筹集募征300件皮衣、300元抗日券和恢复两所已停课学校秩序的任务。村政权委员各自分工包村，分头深入到各村庄群众中做宣传动员工作，经过五六天的工作，征收了部分皮毛，但由于军事情况发生变化，部队受敌军袭扰开始调动，群众情绪再次出现波动，其余项目未能完成。
  八是宣传动员青年参军，扩大红军队伍。红军驻守永昌期间，为了扩大红军队伍，动员青年参军，部队政治部印发了“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墙头刷写了“工农红军是抗日的红军”、“抗日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一致联合抗日，不当亡国奴”、“红军不抓兵，不抽丁，不拉夫”等宣传标语。经过宣传动员，仅赵定庄政权范围内就有二三十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刘克庄的刘克敏、王开德，南湾的赵世明、杜三成，刘家庄的朱金文、刘进宝、张志善在部队出发西征时，参军跟随红军西进。后因红军作战失利，不少人参加倪家营、梨园口诸战斗后失散，陆续回到家中。杜三成回来后，双脚脚趾已被冻伤脱落。
  赵定庄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红军做出了他们的贡献。农历十一月中旬，南湾一线的红军开始撤离，存在了33天的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失去依靠，终止了活动。
  （三）
  红军撤离后，马家军及民团接踵而来，在奸淫掠抢的同时，执法队挨门逐户搜捕红军、村政权原干部以及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赵定庄村政权诸成员未及躲避，全部被捕，关押到王家庄园，受到审讯拷打，施以“拔断筋”酷刑。据当事人刘信成提供，红军走后，地方上财主豪绅和反动保政势力十分猖獗，与反革命军警勾结在一起，驱赶群众集中训话，威迫群众不得收藏失散红军，否则以“通配”论罪。
  据当事人李富山、王尚信等人回忆：被关押审讯的村政权成员和曾为红军办过事的孙东寿、赵金庆等二三十名群众，受到审讯毒打后，由财主王中文向执法队的马队长开脱方全部释放。虽然这些人被释放了，但马家军及反动军警、保政人员搜捕红军、迫害干部的罪恶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们敲诈勒索，制造白色恐怖，持续了半年之久才有所收敛。
  红西路军在永昌一个偏僻的山村，为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传播革命火种，歼击马家军所做出的贡献，至今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
  以上情况是1985年6月9日至14日根据访问原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富山（74岁）、委员王尚信（77岁）以及知情人郭丕祯（75岁）、赵世恒（75岁）、白继兰（女、67岁）、赵金林（69岁），刘克庄村曾参加过红军的刘克敏（68岁）、王开德（76岁），多次为红军侦察敌情和工作过的刘信成（81岁），柴家庄村的柴富茂（69岁）、柴元兴（80岁）、柴福礼（71岁）等老人座谈口述记录、录音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调查整理
  通信堡村苏维埃政权简况
  红军移驻到通信堡后，分别食宿在这一带十多个村庄的各家各户。但因时值隆冬，涝池蓄水少、结了冰，人畜饮水十分困难，不多几天大部分红军移到其它地方，唯驻守在王家庄的一个团和供给部的一部分红军一直驻到全军撤离永昌西进。红军来后，在王家东庄掏挖垛口、射孔，架设了防御栏栅，还派出部队在这一带的村庄墙壁上刷写张贴“抗日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军不抽丁、不拉夫”、“人民红军为人民”等内容的标语。同时挨门逐户走访群众、了解情况，向群众宣讲红军的来意、性质、任务、纪律，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消除恐惧疑虑，宣讲消灭剥削压迫、建立苏维埃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道理。群众发动起来后，红军把这一带的群众召集在王家东庄开会，提出建立村政权的问题。根据红军部队掌握的情况与众人的推举，确定了通信堡村政府由王家东庄的贫苦农民王泽成、王泽高及陈家新庄的贫苦农民陈发科组成，王泽成出任村主席，陈发科、王泽高为委员。
  村政权建立起来后，红军给政权成员每人佩发了一枚用红布条做成的写有姓名、职务的证件佩戴在胸前。大家在红军的帮助指导下工作，出入军民中，串连于各个村庄，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红军，派人给红军当向导，购买粮食、猪、羊、烧柴，侦察、挖掘地主老财埋藏、隐蔽的粮食物资。
  据当事知情人王发杰（男，72岁）、王发玉（男，67岁）提供：当时通信堡一带存有两三百石粮食的财主有王发谋、徐有天和李茂元等三四家。红军到来前他们除留少量的粮食放在明处，多数装上囤筐做了埋藏。村政权建立起来后，主席王泽成等人带领群众配合红军将大部分粮食挖掘出来，部分供应了红军，部分散发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村政权成员王泽高还带领群众和红军进入山林中，将已藏牧在山中的二百余只山羊赶来为红军提供了肉食。据当事人陈大德（男，70岁）回忆：到农历十月十八日左右，通信堡财主家的粮食不多了，村主席王泽成、委员陈发科、王泽高等组织发动群众到新城子田家庄财主田中祥家背粮，把大量小麦、豆禾等转送到南湾王中文庄院，再由县城、水磨关一带的群众转送到县城供红军食用。
  不久，红军撤离永昌西进，通信堡村政权也自行消失，终止了活动。
  以上情况根据1985年6月12日、13日在新城子乡通信堡村现尚在的当事知情人王发杰、王发玉、徐成文（68岁）、陈大德，邵家庄村的柴福海（88岁）等老人回忆口述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调查整理
  郭家南庄村苏维埃政府组建概况
  1936年11月中旬末，红军的一个供给部和一个师政治部的部队到达新城子的西湾一线。供给部的男女红军分别驻在郭家南庄、梁家庄及其附近的徐家庄等村庄，师政治部的部队分别驻守在宦家庄、新庄、上庄等五六个村庄，还有新城子的城隍庙、财神阁等庙宇公廨均住满了部队。
  红军一落脚，就分赴各村庄和公共场所张贴、刷写标语，开展政治宣传，向群众宣讲红军的任务、性质、纪律，解除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理，调查了解群众情况，劝解外逃群众回家。经过两天的宣传动员工作，第三天早晨女红军方排长等干部战士分头动员了附近唐家坡、梁家庄、李家庄、徐家庄、宦家庄等村庄的近200名群众在郭家南庄院内集会。政治部的吴部长讲话，宣讲了红军要帮助人民求解放、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革命道理，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讲话结束后，让参加集会的群众酝酿成立苏维埃组织，选举政府的成员。在红军干部的提名推举和众人的讨论下，成立了郭家南庄村苏维埃政府和青年队。选出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和青年队的成员。他们分别是：
  主席：岳明康
  副主席：郭积祯（皮匠）
  文书：赵金玉（教师）
  委员：赵杏子（小贩、名不详，分工土地委员）
  张文成（分工土地委员）李明（分工军事委员兼任青年队长）
  徐存仁（分工粮秣委员）
  郭克俊（分工财政经济委员）
  杨成才（分工粮秣委员）
  青年队队员有五六十人，由政府委员李明兼任队长，政权办事机构设置在陆子福庄院内。新当选的村政权成员带领青年队员和地方群众，在几十天的时间里，配合红军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协助红军搞宣传，动员人民支援红军。由于地方财主将大批的粮食物资埋藏、转移，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通过青年队员和地方群众侦察了解，查出了地主老财的夹屋、地窖，先后配合红军搞开了田中祥、鲁玉泽、王中俭等七八户财主粮仓，征集没收了这些财主的两三千石粮食和大批物资，部分供应了部队，部分散发分配给贫苦老百姓。一次，青年队长李明带领青年队队员和地方群众在红军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去马营沟山中搞财主田中祥转移的财物，和马家军遭遇在头丘门山楞，为掩护青年队员和群众撤离，在激烈的战斗中五位红军壮烈牺牲。
  二是调集地方工匠配合红军供给部赶制部队御寒急用装备。皮匠出身的村政权副主席郭积祯接受了为红军缝制皮帽、皮手套的紧急任务后，带领自己的儿子、妻子，组织了十多名男、女庄邻在供给部为红军日夜缝手套600双、皮帽300顶和一些皮背心。部分青年群众还配合红军到山林中赶来财主的牛、羊供红军食用，将皮、毛做了御寒装备。为解决这一带部队吃面粉的问题，还借畜力石磨，给红军磨面。这里群众冬季只能靠化冰供人畜饮水，地方群众给红军背运冰块、融冰化水，解决红军饮水问题，同时还为红军的取暖煮饭提供了大批的煤炭、柴禾。
  三是安置养护红军伤病人员。与红军驻守的同时，转移来了不少伤员，村政权配合部队将伤员分别安置到梁家庄、宦家庄、城隍庙、财神阁、尤家院等十多处公廨和村庄的群众家养伤。但因红军缺乏药品，天气严寒，有的伤势急剧恶化，地方群众用土法帮助治疗、擦洗、包扎。红军撤离后，分发伤员的安置费用被敌军抢劫一空。地方群众不顾敌军和保甲人员的监视，冒着风险，养护了大批的伤员。如这一带的尤得福、常浩义、方少君（商人）、赵培钧、赵培谋等老人和他们的家人，用隐蔽转移、昼藏夜归等多种方式应付反动势力，掩护红军伤员避过敌人搜捕，并精心关照、送水送饭、擦洗伤口，直到他们痊愈能生活自理后，有的东返寻找革命队伍，有的被旧政府下令收容。失散在这里的40多名红军，也由当地群众帮助寻找了生活出路，有的招亲赘婿、成家定居。
  四是宣传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在红军和村政权的宣传动员下，这里不少青年踊跃报名，志愿参加了红军。红军撤离时，村主席岳明康、青年队长李明、委员郭克俊及刘尚川、宗大泽、李智三、李中喜、李跟成、赵振辉、蒲孪、郭克俊、梁鸡唤、陈子英、赵振昌、张文元等20多名青年队员随军西进。有的到梨园口战斗后失散回来，有的至今尚无下落。还有不少群众给红军带路，在归来的途中被敌军杀害。毛家庄的李三车把式等为撤离永昌西进的红军当向导，到大马营滩返回途中被马家军枪杀。
  12月底红军撤离永昌县境西进时，围追堵截红军的敌军执法队接踵而来，他们勾结地方恶霸财主和保甲反动势力向村政权进行了围剿和反扑，血腥屠杀红军遗留人员，搜捕村政权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村主席郭积祯、青年队长李明等数十名干部群众先后被抓获，有的送往县城监狱关押受审，有的在当地遭受了残酷拷打。恶霸财主田有智等一伙反动乡绅横行乡里，残酷苛诈百姓，反攻倒算。新建立起来的村政权至此解体，自行消失。
  以上情况于1985年6月12日至18日先后调查走访了新城子乡新庄村尚在的原郭家庄村政权土地委员张文成（77岁）、马营沟村原村政权副主席郭积祯之子郭培德（70岁）、唐家坡村的赵振秀（61岁）、赵振义（69岁）等知情、当事人的回忆、口述记录、录音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调查整理
  我所亲历的西十里铺村政权组建经过
  周玉德①
  （一）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红西路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县城。次日，后续部队相继到达，过路西进停留住宿的红军络绎不绝。所到之处，政治气氛活跃，军纪严明，爱人民亲如一家。
  红军到永昌后，一支部队立即到城西十里铺一带的谢家庄、宗家庄等较大的村庄。部队刚到，很快就派出政治部人员开始在群众中进行调查了解和宣传发动。
  红军进城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家来了个红军，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端详了一阵，记不起来他是谁。他又说：“我叫黄继勇还记得吗？你是不是在杨虎城卫兵团骑兵营三连四班当过班长的周玉德？要不信对一对你在部队时的密答”。他顺便举起左手摸了摸鼻子，我用右手抖了抖耳朵，关系虽然接通了，但我还在迟疑。那是1927年（民国十六年），我在山丹马场放马，兰州派人来马场接军马。那时的场长余子庆，把我也派去北京送马。军马送到北京后，就在杨虎城师部的卫兵团当了兵。当兵期间，特务团侦察营里有个四五十个人组成的生灵队，黄继勇是生灵队队长。表面上是以表演耍猴子为生，实际上他们以此为掩护，专门搞特务侦察活动。虽然见过面，但没有打过交道，更没想到他对我却这么熟悉了解。
  两人谈叙旧情后，黄继勇希望我振作军人的志气，协助红军动员一些穷人，尤其是给地主老财家扛长工、做杂活的这些最了解熟悉情况的人，帮助我们去找粮食，搞老财的“窖子”，除部队需用外还可救济穷人。之后，我随同他到了谢家西庄。当晚，黄继勇给我进一步讲解了红军的性质、意义和这次西征的任务，一直谈到深夜。在与他一起的这些日子，他的随从人员都称呼他是部长，我这才知道他的职务和身份。他工作很忙，所分管的工作也很多，如宣传发动群众，调查了解这里的政治、经济状况，人民受剥削压迫的情况，布置检查粮食的筹集和征运，组织地方群众开会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等。
  红军在永昌城乡驻守了40余天，我大部分时间跟随他奔波在县城和东、西乡农村，具体搞建政工作。在我为红军办事期间，我家门上贴了一张红帖子，到这里的红军都不随便进我家的门。
  （二）
  随黄部长到谢家西庄的当天晚上，黄部长给我布置任务、教工作方法，让我找些曾给地主老财家做过活、思想牢靠的并反对财主的长工和穷人开个会。约11月22日，我遵照黄部长的意思，先个别联系了当地的群众尚万选、尚万忠、阎兴福、赵三、尚万玉等七人开了一个小会。黄部长向这些人讲了话，动员他们做群众工作，共同发动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后，建立一个乡村政权委员会。会后，我们与红军一同开始访问串联，分头做群众工作。这时，地主老财一个个跑的跑了，粮食财产藏的藏了。经过六天时间的群众工作，先后串连发动谢家庄、宗家庄、桅杆庄、常家庄、陈家寨、刘家拐子、张家东老庄、西老庄以及沙沟岔一带杜家庄和焦家庄的一百余名穷苦群众，集结到谢家西庄的院子里召开了第一次群众大会。会议由黄部长出面讲话，除进一步解释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外，又增加了给没吃没穿的老百姓分粮、分物的内容，接着提出了建立村政权和选举村政权成员的问题。会上，经黄部长提名、群众酝酿讨论后，大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选出了七名成员组成了西十里铺苏维埃政权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和具体分工情况是：
  主席：周玉德
  委员：王爱国（分管军事，兼青年队长）
  尚万玉（分工财经）
  阎兴福（分工粮秣）
  尚万中（教师，分工文书）
  赵三（分工民运供给）
  尚万学（分工检查，又称公道委员）
  接着由参加会议的二十多名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队。
  村政权机构的办事地点暂设谢家西庄。西十里铺村政权的管辖范围东至沙沟岔五里沙沟，南至黄家楼庄，北至北河湾（即陈家寨），西至焦家西庄。
  西十里铺村政权组建后不几天，原驻守在谢家西庄的红军转移到水磨关，村政权委员和青年队员均随部队一并迁往水磨关的曹家楼，与已经建立起来的水磨关村政权受红军的统一指挥、合署工作。
  （三）
  马家军在武威西四十里铺一线尾追包围红军，在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反击下，遭到重大伤亡。敌军调整战术后，集结优势兵力向防守在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猛攻。同时，又企图切断永昌、山丹红军之间的联系，与永昌境内红军展开了一堡一寨的激烈争夺战斗。在此节骨眼上，黄部长的工作十分忙碌，他与祁科长等人辗转于红军前沿阵地，奔忙于城乡之间，了解部队的粮食供应情况，布置指导红军驻地的乡村政权组建工作。这些日子里，我陪黄部长、祁科长一行，去八坝组建了八坝村政权，推选了政权委员。接着，又到二坝的蒋家双庄，召集了已经组建起来的村政权成员开会，听取了解了开展工作的情况。之后，又去水泉子召集村政权成员开了会，听取了汇报，布置了工作。另外，先后还走过已经建立起来政权的新城子宦家庄、南湾、水磨关一线的梅家寺等地方，了解建政工作进展情况，部署“搞窖子”，征运粮食物资，号召青年参军，动员全社会多方力量支援红军。直到红军做出西进的决定之后，我与黄部长等人才回到水磨关。
  红军撤离永昌西进前一天，黄部长做我和我父亲的工作，要让我也参加红军，跟他一起走。但因父亲年事已高，家中无人照管，黄部长再也未能勉强。临走的那天下午，他对我说，今天我们要走了，以后还会回来的。他还鼓励我要坚持斗争，坚持革命。当天晚上，黄部长随从县城突围撤离出来的红军部队向西进发了，县级政权和各乡村政权从此停止了活动。
  （四）
  红军走后，我们西十里铺的几个委员还在曹家楼。大伙先看到县城北五当山的庙宇起火，火光冲天，又看到西十里铺一带有几处庄内也出现了火光，水磨关河上的公路木桥也被点燃。
  随着火光四起，大伙情绪也十分紧张。经过商量，决定离开水磨关各自回家。我沿着北河湾绕道回到家中，天已大亮。从县城出来的邻居说，县城里参加红军的人被马家军抓获的已经杀了三四个，现在还正在搜查抓人。我随将老父亲和妹妹临时转移安置到张家老庄躲避，带领妻子、孩子逃到黄家泉岳父家中，昼出夜归，从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一直躲避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六日仍不敢回家。
  我身虽躲避免遭皮肉之苦，但地方上的恶霸豪绅并没有放过对我家人的迫害和家产的洗劫，云川镇镇长谢青云、副镇长宗敬斋、五龙区区长马百川等人，将我家中粮食、家具抄洗一空。父亲生活无着落，这才逼迫我回到家中，父子俩找谢青云讨要粮食，他不仅不理睬，反将我们轰出了门。迫于生活困境，又萌生了去找狄万川想个办法的念头。当我去到狄的家中才知道，他也在红军走后遭到敌人的搜捕，被打伤致残，刚刚释放不久，躺在炕上还不能起身。他与我合计，准备诬告谢青云私藏红军曾给我配备的一支枪。当天晚上回到家中，当我向父亲合计时，不料被谢派去盯梢的人听去。谢青云连夜赶到县城设好了圈套，第二天我们父子进城时，被哄骗挟持到他家的油坊。县衙门派去的衙役早已做好抓我的准备，用铁绳索拉到监狱关押了58天时间，期间又遭到审讯拷打。直到后来省上来人检查在押人犯案情后认为案情有诬，才责令监所将我释放。但这一伙狗党怕我不服上告，唆使差役们逼迫我父亲请保释人结具做保，保证不再上诉，这场冤狱官司方才罢休。
  以上情况根据周玉德于1984年6月13日、14日回忆记录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调查并整理
  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有关情况回忆
  刘万祥①
  1936年，红四方面军到永昌时，我是经营小杂货铺的小商。红军来后，派干部战士宣传发动群众，在红军所驻守的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县城建政工作中，我被推选为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出席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接着又当选为苏维埃永昌区（县级）政府委员，具体分工粮秣。在红军的帮助指导下，参与区政府工作月余时间。
  一、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建立情况
  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红军先头骑兵部队占领永昌城，次日大部队进城，停留住宿和行军过路者来来往往，县城内显得十分拥挤。总部机关很快派出干部战士投入地方工作，深入到街道、家庭宣讲红军纪律、宗旨、任务，张贴红军布告，刷写墙头标语，安定民心，宣传发动群众，号召财主、资本家及各阶层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支援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做贡献。
  经过短短四五天的宣传发动和调查了解，县城内外的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11月23日，以县城内的四条街道划片（包括靠近各隅附近的城内农户）召集了群众大会，分别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我所居住的西北隅范围内的群众被召集在马家油坊院内，由红军姜科长（名不详）等两三名干部负责主持召开了会议，成立了西北隅苏维埃乡政府。经姜科长提名和众人举手表决，民主选举了政府委员、主席，马显功为主席，王思福、张德文、刘万祥等人为委员，乡政府办事机构设置在马家油坊。这次会后不几天，姜科长又一次召集了会议，说要四隅乡政府民主协商，各推选出四名代表，出席区（县）政府成立大会和参加政府的选举。张德文、王思福、刘万祥（其余一人忘了）当选为西北隅的代表。
  会后，给每人发了一枚用红绸做成的、用毛笔书写职务姓名的代表证件，各自佩戴在胸前作为标志，便于在军民之间出入和工作。
  二、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成立和当选的政府成员情况
  我们被推选为代表后的不多几天，参加了红军主持的在县衙门召开的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除县城四隅的代表外，还有农村政权的代表，县城内外的部分群众也参加了大会，正式选举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政府成员。木匠张仲科当选为主席，农民狄万川被选为副主席，无职业的青年王思福选为委员（兼任青年大队长），修鞋匠张德文为委员（负责财政经济），农民冯怀义为委员（分工民政），旧政府粮草班差役曹有德、杜有才为委员（均分工民运），旧政府粮草班差役许教琪为委员（具体分工政府内务），小商贩刘万祥为委员（具体分工粮秣）。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以后，办事机构设置在旧政府内（现城关一小校址）。
  三、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工作情况
  被当选的政府成员各负其责，很快到各自的岗位上，在红军的具体指导下进行工作。我是粮秣委员，具体负责红军所需粮食工作。当时红军用粮问题是当务之急，我到职后先是配合红军向地方群众购买粮食，后是和红军武装人员、青年队员一起，奔波于乡村，向财主家征集粮食。起初，县城粮仓还存有一批粮食，因部分救济了穷人，红军多、用量大，无法满足需要，而乡下的地主老财把囤积的粮食转移埋藏，红军不得不用强行征用的措施保证红军吃粮和群众救济用粮。我先后多次带群众去乡下驮运粮食。第一次是带着群众到新城子南湾大财主王中文、王朝文家驮运粮食。第二次是带群众和毛驴队去南泉河滩的田家庄（即财主田有珍、田有泽），打开了粮仓和夹屋，还搞出了一批布料、皮毛、毛毡、衣物、大烟、白银等物资，除部分就地分发地方群众外，其余均运往县城交给总供给部。第三次是在水磨关、梅家寺区，在村苏维埃政权成员和青年队的配合下，去到王中伦家搞开了粮仓、油坊，发动县城和水磨关一带的群众将粮、油运往县城。这些日子里所组织的人力、畜力运输队，每天车水马龙，从东、西乡农村把征集到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县城，确保了部队的用粮。
  但是，到12月20日左右，马家军集结于县城四郊，每天向红军所守村寨发动进攻，形势十分紧张。北海子一线高地被敌人占领，原被红军控制使用的北海子一线河流的30余盘水磨，水磨被拆卸，城内外红军的吃面粉问题发生了严重危急，除少数机关能吃点面粉外，城内大部分部队只得煮食囫囵麦豆。在敌人的围困下，红军总部遂放弃守城计划，不久就撤离县城继续西进了。
  在城乡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的同时，各个政权均发动青年，成立了青年队。仅县城内的几个中队队员人数就达200人，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青年大队。政府委员王思福兼任青年大队队长，韩义（现名韩德录）、赵玉天、宗正学任副队长。青年大队初建后，办公地点设在县衙门口对门的陈家院和姜家院内，后来又迁到盐店巷。青年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预防奸细破坏活动，配合红军搞窖子，征集运输物资，侦察敌情，为红军搜集情报，引径带路当向导，承担在战场上救护伤员的任务。青年队不仅是支援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也是扩大红军的预备力量。在红军撤离永昌时，青年队参加红军并随军西进的人数很多，但由于红军最后在梨园口战斗中失败，不少人也随之失散回来了。
  在红军的动员、组织下，县城内还将十五六岁的几十名儿童组建了儿童团，由红军乐队派出人员教唱歌、受训练、学军乐等。
  四、红军撤离永昌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终结
  12月下旬，敌人重兵配合飞机大炮围攻县城，敌机每天袭扰投掷炸弹，红军总部所在地天主教堂连受炮击，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也屡遭轰炸，政府办事机构遂搬迁到附近王明俊院内。
  27日下午，红军总部已做出撤离县城继续西进的决定，黄部长、姜科长把我们县政权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召集在一块做了动员安排。黄部长讲，红军部队准备西进，你们愿意随部队走的欢迎，留下来的也要坚持斗争，坚持工作，但要提高警惕。他反复叮咛，千万要保守军队秘密。当天夜里，红军全部撤出了县城。
  红军撤离时，我没有出城，回到了家中。不料天还未亮，城外的敌军就陆续涌进城来，军警密布，城门戒严，相继挨门逐户搜查红军、枪械及其物品，搜捕各级政权的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我经邻居杨永和通风，准备外逃，但已无法脱身，只得隐蔽在家中的一间套间内。十时左右，马家军执法队驱赶的人群到西街马府门前，将已捕获的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残杀。不一会，又从人群中拉出了地方群众徐教将其杀害。
  据说，到下午时，躲避在武当山中的政府副主席狄万川、委员张德文等也被执法队捕获，被绑架到县衙门施以酷刑，砸碎踝骨，投入监牢，关押了很长时间。他两人因受刑致残，后经多方商议才获保释就医，保全了性命。这次搜捕屠杀后，我就去到乡下躲避了一年之久，才免于不幸。但敌人几次抓我没有找到，家被抄了，兄弟们都受到了株连迫害。由红军呕心沥血、亲手创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永昌区政府只存在了短短的几十天，苏维埃政府的活动也随着红军的撤离而告终。
  以上情况系刘万祥1983年5月23日在永昌口述记录，1984年12月12日于金川核对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访问并整理
  我所知道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经过
  狄兴泰①
  1936年11月，红西路军来到永昌县，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建立了河西第一个红色政权——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县级），还组建了青年队。起初我是青年队队员，12月上旬又调到苏维埃政府机关搞后勤工作，直到红军撤离，亲历了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支援红军的全过程。
  红军来了
  11月中旬，“红军来了”的消息传到永昌这个小小的县城，社会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应。
  有钱的地主老财、资本家商人埋藏粮食，转移财产，关闭店铺，携带家眷往他乡躲避；国民党永昌县县长段永新和一部分公职人员，弃职逃走；马步青的一连驻军，也慌忙撤走；原来集中起来准备抵抗红军的民团也散了伙，各回各家；曾遭受过兵匪洗劫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人心恐慌，陷于混乱。红军进入县城时，只有些胆大的群众跑出来围观，出乎意料的是红军待老百姓很热情，说话和气，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抓兵拉夫，还在街头巷尾大力宣传“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
  部队派出做地方工作的人员走家串户，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随着红军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和红军指战员的模范行动，很快感化和吸引了广大群众，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疑虑。红军进城的第二天，红军干部在东岳庙召开群众大会，参加的市民有二三百人。红军干部详细地讲述了红军的任务、宗旨，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当家作主。这次群众大会后，红军还将县城粮仓的部分粮食拿出来，发给贫苦群众，使群众对红军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变化，感到红军真正是为穷人服务的军队。红军的这一行动，使不少外出躲藏者很快返回家中，有的还投入到为红军办事的行列。经过短短几天的工作，永昌城乡便出现了人民群众跟着红军热火朝天闹革命的景象。
  父亲当了临时政府主席
  我家住在城南狄家庄，家中原来土地较多，车辆耕畜俱全，有房产，是个中等户。1929年（民国十八年）3月，马仲英在永昌城屠杀、抢掠，我家的牲畜、粮食被掠走一空。事后，家中既无种子，又缺口粮，就借地主老财的粮钱解决春耕和吃饭问题，不料利息成倍增长，债台高筑，不得不典出部分土地偿还债务。官府和地主老财借机敲诈勒索，把我父亲狄万川抓进官府打了两百大板，又投入监牢，关押了三个多月。从此家境破落，穷困潦倒。
  由于遭受剥削压迫之苦，我父亲对旧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红军来后，他听了红军的宣传，对红军的政策非常赞同。红军到永昌县的第四天，在天主堂召开了各界群众代表会议，由于红军干部的提议和群众的推荐，我父亲狄万川当上了永昌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主要职责是为红军提供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协助红军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负责为红军购买和征集粮食、蔬菜、肉食，发动群众筹备组建各级苏维埃政权。
  永昌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永昌县城乡红军驻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自始至终是由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牵头，总负责人是黄火青部长，跟随黄部长的还有一个姜科长，在县城和附近农村做建政工作的还有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
  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城乡基层政权组建工作的步伐。在做地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的指导下，县城四隅于11月23日同时建立了东南隅、东北隅、西南隅、西北隅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农村的苏维埃政府也相继建立起来。
  12月5日，在永昌县城召开了永昌区（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这是红西路军自渡过黄河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会场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台前上方挂着“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的红布白字横幅。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及许多军政干部出席了大会。台下是各基层苏维埃政府推选出的代表，他们胸前佩带着用红绸子做的代表证，青年队员坐在代表后面，再后面是近千名群众，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黄部长主持，宣布会议开始后，红军军乐队演奏了军乐。接着徐向前总指挥、李卓然主任等领导同志讲话，陈昌浩主席宣布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张仲科代表群众讲话。会议接着是选举，根据军民酝酿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由代表和群众举手表决，选出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苏维埃政府委员（其中有军队委员四人）。当天晚上，红军前进剧团为群众演出了文艺节目。
  我所知道的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办事机构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常驻政府机关帮助工作的是一位姓赖的江西籍红军干部。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全力支援红军。
  组织起来的青年大队是政府的一支骨干力量，配合红军有力地开展各项工作。青年队的工作起初是给红军行军部队当向导，帮助购买粮、油、肉食、草料，作战时还和红军一起构筑防御碉堡，掏挖射击垛口、枪眼，在围寨周围架设防御栅栏等。到后来工作就更加繁忙了，有的上战场救护伤员、抬担架，也有的被调到敌占区侦探敌情。我参加青年队以后，与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起，在城内墙壁上刷写标语，也张贴过布告、传单。
  记得，有一天红军在县政府门口的大照壁上写了刚劲有力的八个大字“联俄联共，抗日救国”。第二天黄部长看后，又让我们把“俄”字刮掉，改写为“苏”字。搞了一段宣传工作后，我就被调到苏维埃政府干后勤的工作。青年队经常分赴城乡，调查了解地主老财、资本家埋藏、转移的粮油、财物的地点，配合红军“挖窖子”，搞开了几十户地主老财的粮仓、作坊、夹屋、地窖，没收其财物，驮运回来大批粮食，为二万余名红军指战员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并征集到大批皮毛、毛毡、布匹等物资，为部队解决了部分御寒衣服。
  12月下旬，敌机每天到县城上空侦察、轰炸、撒传单，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驻地先后遭到轰炸和炮击，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向市民进行防空教育。在城防吃紧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市民拿出家具、木料，加固城墙工事，配合守城战斗。红军在永昌八坝、东寨、水泉子和县城连续作战，耗尽弹药，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捐献铜、铁、硫磺、盐硝、木炭等物资，为修理枪械、打造刀矛、制造弹药提供了大量原料。
  红军在永昌停留期间，一些旧政府的顽固公职人员和土豪劣绅，散布对红军不满的谣言，肆意诽谤、中伤。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司法机关，先后拘捕了永安区区长、恶霸财主杜富堂，旧政府科长张天佑、李斋庭，地痞徐寿山等人，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红军撤离时押解出城处死。
  12月下旬，敌人重兵围攻县城，在红军的英勇反击下，敌军攻城未果，伤亡惨重，遂改为围困。此时，红军处境更加困难，西路军总部决定放弃守城计划，于12月28日撤离永昌县城西进了。
  红军撤离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就被敌人摧毁，政府的委员遭到搜捕、迫害和杀害，青年队员、曾给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未能幸免。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等人被恶霸财主王成业父子抓获，先押送到敌祁明山旅，遭受酷刑后，又转移到武威骑五师师部，不久被杀害。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徐教，在敌人进城的当天就被砍杀在西街，李三虎等一部分青年队员被抓获后，同失散红军关押在一起，遭受各种酷刑，然后送到马家军当了兵。我父亲狄万川、委员张德文被捕后，押在监牢，砸碎了髁骨，后经多方协商，才获保释就医。张德文出狱后郁愤成疾不久死去，我父亲终身残疾。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整理
  我所知道的永昌青年大队组建及其主要活动
  韩德录①
  1936年11月中旬，红西路军转战永昌县期间，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在县城、农村建立了十多个基层政权，县上也组建了苏维埃政权。又在建立了政权的地方发动青年组织了青年队，在基层的称为青年队或中队，在县上的称为青年大队。基层青年队或中队统属是青年大队管辖。而青年大队又受区苏维埃政府（县级）和红军总政治部青年科的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配合地方政府，围绕支援红军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后来事实表明，青年队又是地方上为扩大红军队伍而准备的一支后备力量。
  当时，我曾任县政府青年大队的副队长，亲历了这个组织的组建，参与了一些活动，现将自己所熟悉的情况回忆如下。
  青年队的组建过程及其组织结构那年秋天，社会上流传着红军、共产党的许多说法，不久，又传来共产党、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在一条山打仗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势力又加剧宣传煽动，说共产党、红军来了“烧、杀、掠、抢”，“共产共妻”。曾遭受过兵匪祸乱蹂躏，尤其是对1929年3月间，回、汉民族矛盾中，对马仲英滥杀无辜的悲惨情景记忆犹新、余悸尚存的永昌人民，更加入心惶惶、惊恐万状，社会动荡不安。
  农历十月初五那天，红军的先头部队进了城。住了一夜，大部分开往山丹。先头部队走后的那天下午，红军大部队就相继到达永昌县城，城内外还有几百名群众到东关财神楼、武家油坊路旁迎接和围观红军进城。红军大部队进城后，在安排住宿、加强城防警戒的同时，开始做群众工作，安定民心，派人员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宣传红军的纪律、性质、任务。
  一天，我正在家闲蹲时，保长姚继海来找我，他很含糊地说有个事要我干，便把我领到旧政府衙门的二堂上。我看到城南狄家庄的狄万川、北街上的青年王思福也在，事后才知道是红军的黄部长等几名红军干部在等我。黄部长给我们讲了红军的宗旨、任务，还讲了许多我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接着又讲了在永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抗日后方、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问题，还给我们教了如何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的办法。最后要我们发动青年，组织青年队，并提出了让王思福担任青年大队长，我担任副大队长的意图，征求我俩的意见，我未加犹豫就应承了。过了几天，又叫来了县城内的赵玉天，也让他担任了副大队长。青年大队的架子就这样初步搭起来了。我们就在红军的具体指导下，发动青年参加青年队，壮大青年队力量。
  经过四五天的宣传发动工作，县城内四隅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红军驻地的农村也在筹备组建乡村苏维埃政府。县城内以四隅乡政权为单位，大体按照红军连队的编制形式，以街道为顺序，把发动起来的青年分编为四个中队。各中队均确定了临时中队长。约十几天后，每个中队的队员（均男性）约60人左右，全大队共有200余人，健全后的青年大队组织机构如下：
  青年大队部设在盐店巷任家新院。
  大队长：王思福（后被选为苏维埃永昌区政府委员）
  教导员：胡立清（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部）
  副队长：韩义（现名韩德录）
  赵玉天（后由宗正学接任）
  宗正学
  下辖县城、农村的青年队。县城的中队长均派红军干部兼任，副队长由地方青年担任。
  每个中队还建立了检查组，每组由16人组成，成员每人佩发一枚书写“纠察队”字样的红色臂章。主要任务，一是维持县城内的社会秩序；二是检查青年队自身的纪律。每个青年队员还佩发了“青年队”的红色臂章，在乡下执行任务中，多不准佩戴。青年队的骨干成员还配发了枪械、弹药、刀矛，在乡村执行任务时均携带武器。
  青年队的主要工作和任务
  刚刚组织起来的青年队，纪律还比较散漫，随时被集中起来，由红军干部进行红军军纪、政策教育，搞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以及安排布置外出执行任务等。
  青年队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支有生力量，自这个组织建立后，主要承担的工作任务是：一是协助红军侦察敌情。红军多操南方口语，易于暴露身份，所以青年队常常抽调、选拔一些机灵精干的青年，被指派、深入到敌占区，侦察敌军动向、驻防、装备、火力部署等方面的情报，提供给红军作战部队。二是配合红军宣传部队搞政治宣传。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队印刷的传单、标语，分发给青年队，带到乡间散发、张贴。三是承担当向导、抬担架的任务。在永昌境内驻守的部队调动频繁，青年队时常抽调人员为部队当向导、引径带路。东十里铺战斗和守城战斗延续时间较长，青年队抽出一些队员组成担架队协同红军，在战场上抢救抬运红军伤员进城进行医治。在部队转移时又承担抬担架、转运伤员的任务。在战斗中，还组织人员清理战场，把缴获的枪械、弹药等物品拣回来。四是征集粮食物资、筹集红军给养。红军初来的一段时间内，粮食、蔬菜、肉食均向地方群众购买。不久群众的粮不多了，而地主老财囤积的粮食埋藏或转移又不肯拿出来，红军用粮发生困难。为了缓解缺粮的问题，红军不得不采取“搞窖子”的办法解决。这时，青年队分为两支力量，配合红军在城乡行动。一部分力量专门搞调查、“搞窖子，”把粮食物资搞出来。另一部分力量专门动员地方群众，组织人力、畜力运送和押运物资。这样，基本解决了红军吃粮等问题。
  青年大队建立以后，我带领一部分队员，在红军武装人员的配合下，做了二十多天的“搞窖子”工作，先后去过水磨关南泉、新城子南湾、红山窑、广泰西等处，搞开了王中伦、田有珍、王海龙、王中文等地主老财和商号的粮仓、夹屋，查获了大批的粮食、布匹、皮毛、毛毡、食盐、大烟、白洋等物资。除保证供应部队外，还将部分粮食散发给了群众。一天，我们一行在南泉田家庄“搞窖子”时，已将田有珍、田有泽的夹屋打开，物资已经搞出，这时一女红军发现了一只盛满火药的瓷坛，遂将副队长赵玉天叫去察看，她擦着了一根火柴，不料引燃了坛内的火药，灼伤了赵玉天的脸部，当即送往县城治疗。赵玉天受伤后，回城养病，于是宗正学又继任了副大队长职务。几天后，红军又打开了南湾大财主王中文囤积的数千石粮窖，由沿途群众和一百二三十个驴组成的运输队人背畜驮，日夜运送了27天的时间，还未及运完红军就撤离了。其间，我还参与搞过红山窑“广西泰”、河西堡张子洲的“晋丰和”和另外几户财主家粮仓粮食的运输工作。在河西堡运送了八九天，直到把粮食全部运完才撤了回来。
  在红军停留期间，我们城乡青年队密切配合红军部队，做了不少工作，为支援红军发挥了一定作用。
  红军撤离时的青年队
  红军总指挥部设在县城，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12月20日，敌人开始用重兵配合飞机大炮四面围攻，炮击、轰炸县城。红军总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堂几经炮击，苏维埃政府院内也先后遇到炮击和敌机轰炸。在守城部队的英勇反击下，敌人的攻城阴谋未能得逞，然而又企图围困红军于城内，总部根据形势的发展遂做出撤离决定。从12月27日夜开始分三批突围，我们青年队的部分人员和红军妇女团的大部分于28日深夜最后突围。当我们突围后到达南泉时已经到凌晨，又遭到尾追而来的敌人的包围，红军又再一次摆脱敌人包围圈继续西进。
  在红军撤离中，城乡青年队的不少队员也参加红军随队伍西进。虽然我们掉了队而离开队伍，但是却有家不能归。传来的消息说，县城内对苏维埃政权成员、青年队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均列为搜捕重点，听说县城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我只身在外躲避了四个多月，虽免于不幸，但最终还没有逃脱地方反动势力的迫害。1937年5月，我刚回到家中，又被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骑五军中当兵，直到1949年9月。不幸的是，参加红军的永昌青年，因红军在倪家营、梨园口、祁连山作战失利，有的牺牲，有的失散后回家。失散回家的大部分青年同样受到地方反动派的搜捕，有的被杀害，有的被严刑拷打致残，有的也被抓了壮丁，有的被抄了家，遭受了种种摧残折磨或迫害。
  有数百名城乡青年队员组成的青年大队随着红军的撤离、苏维埃政府的消失而自行解体，终止了活动。
  以上情况，根据韩德录1985年4月29日口述记录，录音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访问并整理
  回忆在青年队中的一些经历
  高积录①
  参加青年队
  红军刚到永昌县城，一部住在我们城南附近农村中。一天，我们一群十六七岁家庭贫寒的小青年们处于好奇心串联在一起，结伙到县城看热闹、玩耍。看到城内城外驻守的红军，有的搞城防布置，有的在县城内外、街头巷尾的群众家庭做宣传发动，有的在刷写、张贴标语、布告，有的在散发宣传传单，整天忙个不停。不几天，我们熟悉的狄万川当上了苏维埃永昌县临时政府的主席，他也整天帮助红军找人、办事，脚不停顿的奔波忙碌。
  有一天，王浩义、李德录、鲁娘娘保和我四人刚进入县城，在街道上碰上了狄万川，他把我们喊在一边说，娃娃们，红军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专为穷人办事情，红军要组织一个青年队，你们再发动联络些青年人参加青年队，参加人员既可以帮助红军办事，还可以有个吃饭的路数。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们亲眼见到红军对穷人热情和气，为穷人办事。当听到让我们参加青年队，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有说不出的高兴，随之答应了。当天又联络了中庄子的李兴元、涝池庄的任有年等十个穷苦青年参加了青年队。我们这十个人被编为一个班，班长由王浩义担任。
  领受任务
  我们这个班参加青年队后的第一次任务是配合供给部的人员为政
  治部的军马购买、运送、供应饲草饲料。从此，我们和供给部的红军吃住在一起，红军对我们的生活关怀周到，我们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红军初来，人生地不熟。谁的家中有草料，底细我们最清楚，我们带领红军到县城周围有粮草的人家去购买，绝大部分时间都满载而归。那时，与其说是买，还不如说是交换，红军的管理人员每天出去时，携带整块的四川大烟（鸦片）。根据对方提供草料（豆禾）的多寡，从整块大烟上取下一块付给群众。红军始终坚持公买公卖。
  当时一般穷苦人家草料少，我们也常到县城附近的财主周二鬼（即周之甲）、梁开、刘兴业、孙汉洲、刘镇长（云川镇镇长）等财主家购买。过了半个月时间，城乡红军驻地农村相继建立了政权，组建了青年队。红军所需用的大批粮草等物资由各级乡村政权负责运送，保证了政治部军马饲料所需，减轻了我们的负担。这时，我们又回到青年队。
  归队以后，城外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家军一批批涌到县城附近包围攻打红军，在东十里铺、校场山、东水泉一线摆下阵势与红军激烈争夺阵地，飞机大炮不时轰炸、炮击县城。一天，红军黄部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布置任务。他说，你们以玩耍、拾粪或者讨饭为掩护，潜入马家军驻地侦察敌人调动驻守、兵力装备、炮兵阵地火力等方面的情况，早出晚归，及时报告。我们这一班人按照黄部长的吩咐，在班长王浩义的带领下，分别装扮成拾粪、玩耍、讨饭的人，分散活动，先后去过东十里铺的沈家庄、杨家天桥庄、东水泉和北海子的杜家庄子马家军驻地，数日内早出晚归，将所侦察的情况向黄部长和其他红军干部做报告，为守城部队提供了敌军情报。
  东十里铺、邬家油坊等处是县城外围战斗持续了近二十天时间的战场，红军英勇阻击进攻之敌，伤亡较严重。战斗最激烈时，区政府主席张仲科、副主席狄万川、青年大队长王思福调派青年队员，组织城内群众组成担架队，配合红军多次赶赴战场救护抬运伤员，把重伤员抬往县城文庙的红军医院进行抢救、包扎。东关邬家油坊争夺战中负伤的红军伤员抬到东街潘家皮坊附近居民家中治疗养护。在历次战斗中青年队员为救护伤员做了大量贡献。
  许多青年队员的家属也为支援红军做过不少事。仅我的家中，父亲为红军连续宰羊一个月，哥哥高积荣接受红军安排，碾米一个月。有一次他还和另外几个青年受红军委派进城到红军兵工厂，给驻守在城南王廷俊庄内的红军背运兵器。
  参加红军
  敌人集结重兵配合飞机大炮围攻县城失败后，企图围困红军于城内。不多几天，红军放弃继续守城的计划，开始撤离西进。红军撤离时，动员我们这个班的十个人参加红军，跟随部队撤离县城。一天夜里，我们出了西城门，经过中庄子直达南泉，在陈家庄住了一天，又在夜间开始行军到新城子南湾财主王大老的庄子内驻守了三天。第三天傍晚，又出发行军，这一站连夜行进到毛家庄，仅吃了一顿饭又开始行军。经八个墩滩出永昌县境，踏上了西征的路途。仅用了三四天时间，经山丹到张掖西的一个地方，部队遇敌发生战斗，我与李兴源、任有年四人在战斗中掉队失散后回了家。
  回家后的遭遇
  从张掖返回家的路途，仅用了五天时间。到永昌附近，听说马家军在县城杀了人，搜捕政府成员、参加过红军的人，风声很紧。当我回到家中，父母兄弟都为我的安全捏着一把汗。晚上，为我炒麦子、磨炒面，准备连夜让我外逃躲避。不料恶霸财主周二鬼（周子甲）、甲长王廷俊一伙发现了我，将我抓获拷打。我被毒打一顿后，又五花大绑押到他家中，悬吊在廊檐梁上，继续拷打，刑讯逼供。到半夜后，这伙恶霸勒紧了绳子回去休息，并指派做活的长工官兴贵看守。快到拂晓，官兴贵用一把菜刀砍断绳子，帮我逃了出来。我到家中，兄弟们从冻肿的手腕上削断了麻绳。周二鬼一伙发现我逃走了，又追了回来，我哥急忙帮我越墙逃出，黑夜中摸到胡家坟的地沟里隐蔽。数九严寒，冻了一夜的手脚如揪心似的疼痛难忍，双手夹在两腋，用体温暖和也无济于事。不一会儿，我哥背一捆柴草放火让我烤。他发现我手上的皮肤开始脱落，随即撕下衣襟包裹了一下，将我送到七坝的叔父家躲避，治疗冻伤。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冻伤虽然有所好转，但右手手指全部脱落残废。后来，我刚回到家中，冻伤未愈，又被指派充当了壮丁受训，不久又被收编入马步青的正规部队。1938年春，我从马家军中逃回。地方保政反动势力却视我为眼中钉，随时想置我于死地。当时，我处在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只身外逃去天祝茶树沟谋生，直到1976年才回到原籍。
  以上情况根据1984年5月7日访问时口述记录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访问整理
  我为红军磨面的经历
  王德义①
  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永昌县城。到第四天，城南狄家庄的农民狄万川当上了永昌县政府的临时主席，在红军的帮助指导下，发动群众，维护县城的社会秩序，稳定群众情绪，动员地方群众为红军筹集粮油、肉食和牲畜草料，尽一切力量支援红军。狄万川又根据红军总供给部、民运部门的意图，为尽快解决红军吃面粉的问题，决定动员地方群众，利用东水泉、北海子水磨多的条件，准备为部队磨面。
  狄万川首先来到我家，把意图给我讲了，还让我负责这42盘水磨人员的安排、原粮的调用、面粉的送交等具体事务。我因为熟悉水磨行道的路子，没有任何推辞，便接受了任务。之后，随同他用一天多一点的时间跑遍了所有有水磨的地方，动员了一部分群众，逐磨落实了人员。
  磨面准备就绪后，红军供给部门为了防备敌人袭击抢粮，保障磨面群众的生命安全，还在各个水磨上派出了一至二个红军武装人员，既帮忙磨面，又轮流担负警戒保卫工作。
  起初，原粮大都从县城粮仓调来，也有一少部分是从地方群众家购买的。过了不久，县城内粮仓的粮食剩余不多了，群众手中购买的数量逐渐减少。这时，为了解决部队吃粮问题，红军开始强行没收地主老财和资本家囤积、埋藏的粮食筹集部队给养。红军配合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及组织的青年队，发动群众组织了人力、毛驴运输队，每天源源不断地把一批批粮食从县城或农村运到水磨坊。水磨日以继夜转动不停。这期间，我以水磨调粮负责人的角色，参加过几次在县城和农村“搞窖子”的活动。首次是在县城东街的谢家油坊，红军将搞出的少量原粮当场在油坊炒锅内炒熟后，由我负责调动水磨磨了炒面。第二次“搞窖子”活动，是到东十里铺的财主、国民党的区长高增家中，搞出了50余石（约合两万余斤）小麦、豆、禾，人背畜驮转运三天，全部送交到水磨上加工。第三次是到水磨关的财主王中伦家中，只征收了90多石粮食，运送到水磨上加工。
  到农历十月末，天气寒冷，气温急剧下降，尤其到夜间，冰冻堵塞，水磨常常停顿。磨面人员夜间多次破冰导淤，保持了水磨的正常转动。就这样日复一日不停地为红军磨面一个月，至少为红军提供面粉100万斤，基本满足了县城内外红军的吃面粉问题。
  磨面期间，供给部的领导干部和搞地方工作的黄部长不仅经常了解水磨的运转情况，而且也时时关怀磨面人员的家庭和生活方面的情况，有时还向群众家中送去粮食。当时，我为红军磨面忙碌，家中老母还每天为红军缝鞋袜。红军干部了解到我的家庭生活很困难，打发一名红军送去了八斗粮食，我知道后十分感激红军对我们穷人的关怀，也更激发了为红军多做工作的积极性。
  我一直在水磨上坚守到农历十一月初十左右，敌人开始用重兵围攻县城，首先激烈争夺城东十里铺、东门外邬家油坊、东水泉高地、北校场山和北海子一线，战斗十分激烈。后来北海子、东水泉一线红军失守，水磨遂被敌占领。未及时运走的一部分面粉和原粮亦被敌军抢去。从此，磨面工作停止，我们也回到城内。
  敌军为防备红军再组织力量争夺水磨，遂将所有水磨做了拆卸破坏。敌人攻城失败后又改攻为围困，为了达到围困红军于城内的阴谋，还切断了县城四周的主要干道。守城部队不仅吃不到面粉，就连从乡村运送粮食的道路也被封锁，有粮也运不进县城，于是红军放弃了继续守城计划，于农历十一月十三日陆续开始撤出，十五日夜间全部撤离西进。
  红军撤离时，我们五名青年受红军动员，志愿参加了红军，跟随西进。十三日夜间，我们跟随红军出城行军到水磨关以西的三条沟后，部队遭到敌军的伏击，折回到水磨关，十四日又发生了南沿沟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一同参军的苗生娃、马宝宝、李宝宝三人牺牲。我与张永海离开部队，几天后回到家中。
  红军走后，敌人涌进县城，惨无人道的搜捕杀害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成员及曾为红军办事的群众。红军给我送的八斗粮食也被抢走，我几经躲避才免遭不幸。
  红军在永昌传播革命思想，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人民群众为寄托对红军的思念，编了“分给的粮食吃完了，红军怎么不来了”的顺口溜，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指控为“共产赤化言论”加以查禁。
  以上情况根据1984年11月28日访问口述记录、录音整理。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访问、记录并整理
  我参加红军和为红军赶制毡鞋的经历
  王开德①
  红军到南泉田家庄驻守时，某部九团一个姓朱的团长把我找去要为红军做毡鞋。这时，只有我们兄弟三个匠人（即王开仁、王开贵、王开德）。在田家庄做了几天，我们随部队进城以后，团长把我们移交给了红军总供给部继续干活。过了几天，我们又跟随供给部的人员出了城，住在西十里铺的谢家西庄。这时又增加了张朝山、杨二和一个姓冉的匠人，我们就在谢家西庄又支起摊子继续干。在谢家西庄干了几天后，又随部队转移到水磨关。这时，我的哥王开仁、弟王开贵家中有事走了，只剩杨二、张朝山、冉秦州和我四人继续干。红军经常行军，毡鞋用量大。因此，我们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我们只是没日没夜的干。初期每天可做毡鞋二十几双，到后期，为了不让红军双脚冻伤，黄部长动员我们再鼓点劲、加把油，于是我们每天赶制的毡鞋达到了三十双左右。自农历十月初至十一月中旬，我们为红军赶制的毡鞋至少达千双，为支援红军付出了我们的劳动和汗水。在水磨关住了七八天时间，南沿沟滩发生了战斗，部队继续西进，到新城子的徐家庄住了一夜就连续行军出了永昌县境。
  我们四人参了军也跟着红军西进了，经大马营直抵民乐永固。到那里后，我因连续做活劳累过度、体力不支，尤其水土不服、腹泻不止，加上几天的行军路程把身体搞垮了，掉了队，病倒在途中。我到一个群众家休息了几天，就沿途乞讨回家，回到家中已是腊月间。不久杨二也失散回来了，听说张朝山后来也失散回来，但至今再未见过面。
  1985年6月10日
  永昌县委党史办朱新斌、王子魁访问整理
  支援红西路军二三事
  毛长林①
  1936年，因家境贫寒，生活所迫，我们兄弟俩从毛卜喇来到红庙墩谋生。哥哥毛培荣，凭娴熟的皮匠手艺，走家串户做皮活。我先在南泉财主陈世堂家放羊，后来又到水磨关财主王中伦家放羊。
  农历十月初，红军到了永昌，供给部、政治部的部分干部及一部分作战部队，驻到了水磨关、红庙墩、梅家寺及南泉等地的村庄，群众的家里都住得满满的。
  红军政治部派出做地方建政工作的干部战士，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开展地方建政工作。短短几天，就扫除了群众的疑虑，把群众团结到红军的周围，有的为红军带路，有的引导红军筹粮、筹款、拉运粮食。各个村庄的群众都为驻在当地的红军忙活起来。
  红军的革命宣传同样吸引了我，我便摔掉放羊鞭，在水磨关参加了建政及青年队工作。
  隆冬的河西走廊，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然而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却穿着单衣。红军供给部为了尽快使指战员都穿上能御寒的衣服，便和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成员一起，动员皮匠20多人，协助红军缝纫厂缝制皮衣和皮背心。皮匠们都集中到水磨关王家东庄红军缝纫厂做活，我哥毛培荣也在其中。因工作量大，皮匠太少，我也被调去做皮活，我哥哥又从家中把嫂子也叫来当帮手。不久，又动员水磨关一带的许多妇女也帮助缝羊皮帽子。这批皮匠和群众每天可做长短皮衣、背心五六十件，皮帽40多顶，月余时间，共缝皮衣、背心2000多件，皮帽1000多顶，为支援红军做出了贡献。每当听到红军的感谢话，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很高兴。
  缝制皮衣，需要大量牛羊皮，其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广大群众购买；二是发动群众进山，赶来地主老财的牛羊，作为皮料的主要来源。据我所知，仅在水磨关范围内，群众配合红军从山里赶来的财主牛羊就有二三千头（只），不仅为部队提供了肉食，还解决了大量皮张。开始时，红军工作人员知道我曾给财主家放过羊，又熟悉进山的路线，就要我带领红军去赶羊，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先后两次进山赶羊。第一次由两名红军武装保卫人员保护，我和另外两名群众一起，赶来财主陈世堂在五沟山的大羯羊200只，在水磨关宰杀。第二次到财主王中伦在南山的羊圈，赶来250只大羊，150只送往县城，100只留在水磨关宰杀。我参加红军失散回来后，遭到财主的审讯拷打，王中伦逼迫我招供，说我带红军赶了他的羊，但我始终没有承认。
  在我们做皮活时，还见到红军供给部兵工厂雇请了当地的铁匠20多人，集中在王家西庄和陈家铺院等处，协助红军锻打三棱长矛和马刀，铸造手榴弹弹壳。当时，红军金属材料缺乏，村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就配合红军到群众家中收集废铜烂铁，广大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不少废铁器及一部分火药原料，运到兵工厂研配火药，装配子弹、手榴弹，为作战部队补充了一部分军械弹药。
  红军撤离永昌西进时，供给部动员水磨关、红庙墩的六七名青年参加红军，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随队伍西征，到达民乐永固的时候，与马家军遭遇，部队被冲散，我和另一位同志与部队失去联系，便跑回家中。
  因为我们兄弟曾为红军做过事，带领红军赶了财主的羊，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仇视，我刚回到家，保甲长就把我们兄弟俩及红庙墩的王发信等17人抓去，送往县城。我哥染有吸大烟的恶习，半路上烟瘾发作，被保长推入冰河中。我和其余的十多人被关押了18天，遭到审讯和拷打，才被释放。
  放回来后不久，1937年春节刚过，我又被抓了壮丁，送到马步青部队祁明山旅当兵，与被俘的红军修甘新公路。抗战爆发后，祁旅调到陕西耀县驻防，我也在其中，因部队水土不服，士兵死亡严重。我在那里听到当年的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驻在陕北，便产生了逃跑参加八路军的念头。于是，我串连了两个同乡逃跑，来到三原县，不幸被国民党的一股骑兵截获。不几天，我们再次逃跑，几经周折，直到1939年，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富县，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警备团。从此，我又回到了人民军队中。
  毛长林同志口述，朱新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