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②暨城乡各级政权是红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转战永昌、山丹期间，根据党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地方工作的方针和指示创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支援和保障了红军作战，给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所率的十万余反革命武装以重大杀伤，取得了在战略上牵制敌军、支援河东红军主力和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胜利，也粉碎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在“两星期内将其扑灭”③的计划。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红西路军英勇悲壮西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舍生忘死、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篇章。
  （一）
  1936年初秋，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为长期巩固其在甘肃河西地区的法西斯统治，倾巢出动青海、河西走廊所有的反革命武装集结于黄河西岸一线，企图阻击红军西渡黄河。蒋介石集团为达到一举围歼红军的目的，又增调嫡系胡宗南部杨德亮旅赶往武威。数月间频繁的军事活动和紧张气氛，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动荡。
  10月底，红军渡过黄河，相继在一条山、古浪一线酣战，国民党永昌县政府及其军政人员，一面组建民团，训练壮丁，企图负隅顽抗；一面进一步加剧反共宣传，蛊惑煽动，大肆散布红军来了“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政府官吏、地主老财、土豪劣绅、资本家及商人惊恐万状，纷纷坚壁固院、转移财产、埋藏粮食、关闭店铺、收拾细软，携眷躲藏；部分蒙受欺骗、不明红军真相的青壮年群众也藏匿山林或到外乡投亲靠友，县城内多剩穷人及老弱妇孺，乡村村民也多露宿风餐，躲避在山坳沟壑。
  永昌县政府县长段永新，探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武威的消息后弃职出逃，马步青留守驻防永昌县城的一连工兵也仓惶撤走；地方民团“团总”攀城而下溜走，团丁自行溃散①。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的整个永昌县境内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日）下午②，县城内外群众听到红军来了，数百名群众自发地前往东关“财神楼”附近道路两旁跪迎红军入城。五时许，红西路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二六九团偕骑兵师前锋一部由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领顺利抵达，占领县城③。
  次日，除留二六七团一部守城外，大部西进开赴山丹。接着，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率领的红五军及军部一部亦达永昌，除做短暂停宿后次第开赴山丹。三十军大部驻防武威西四十里铺及永昌境内的八坝、七坝一线；从古浪作战后撤出的红九军分左右两路向永昌挺进，左路绕道武威城南经四十里铺、丰乐堡进入永昌县境的东寨一线，右路经武威城东北方过双城堡进入永昌县境内的杜家寨停宿一昼夜，两路于23日移驻永昌东寨城及县城以东布防休整，担负保卫掩护红军总部的重任。21日，红西路军总指挥部进入永昌县城，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天主教堂。
  其间，过路行军、移防停宿、驻防作战的红军步骑来来往往，沿途村庄、县城内外的庙宇、亭堂、公廨、油坊、店铺、民房等均住满红军。沿途道路，县城内的街巷熙熙攘攘，至11月25日，红三十军主力撤出武威西四十里铺作战阵地，移至永昌境内的八坝、南庄、七坝一线村寨据守阻敌。月底，又移防到县城、水磨关、新城子等沿祁连山北麓的堡寨、村庄驻防。12月上旬，随着战局形势变化，红九军二十五师及骑兵一部移往永昌县城以西的红山窑及水泉子一带钳制阻击由敌马元海调遣进攻永昌县城的马彪旅。至此，红西路军三个军的兵力配置于永昌至山丹一线130公里的狭长地带，东驰西调，相互应援灭敌。
  红军占领永昌后，在部署、加强军事防务，迎击来犯之敌的同时，总部立即派出得力干部投入到宣传发动、消除反共宣传影响和劝导群众归里的工作中，以扭转混乱局面，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创建城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开辟河西革命根据地。
  （二）
  河西走廊是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长期盘踞的重要军事基地和统治地盘。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和马步芳的新编第二军以永昌县境以东西为界分设防地，他们与驻地各县的反动地方官吏、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赋税徭役沉重，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峰腰部，北依龙首山脉和古长城以外的草原沙漠，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走廊腹心地带宽不及百里，地域辽阔，村庄零落，人烟稀少，林木稀疏，人口仅六七万。西路军进入永昌后，总部及红军各部队在县城、乡村驻地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活动。红军指战员深入到群众中调查研究、访贫问苦，用多种形式向群众宣讲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性质、纪律、宗旨，宣传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红西路军刚进至永昌、山丹一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便电示西路军，要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三十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大大地扩红筹资，准备灭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决定以永昌、山丹地区为中心，建立甘北根据地。
  11月22日，军政委员会发布《告全军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为执行中共中央和军委赋于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于是，总政部选派一批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进入城乡各部队驻地，配合驻地红军放手宣传发动群众，筹建各级苏维埃政权及抗日群众组织。
  一、出示布告、安定民心
  红军途径的道路沿线集镇、要塞及八坝、六坝、东寨、头坝堡、水磨关、梅家寺、水泉子和县城一带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张贴了由抗日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领导人署名的布告①，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讲解宣传红军“公买公卖、说话和气、不打人不骂人、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不抽丁拉夫”等纪律，“打通国际路线，取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和“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和抗日后方”的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从而逐渐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恐惧怀疑心理，初步安定了民心。
  二、印发传单、刷写张贴标语
  红军每到一处，都用红土、墨水、白泥、木炭等各种色料在墙壁上刷写或用纸书写、张贴宣传标语，进行广泛宣传。如红军到县城后，立即在旧政府院内的大照壁上刷写了笔体工整、刚劲有力的“联苏联共、抗日救国”八个大字。县城街道和乡村中的墙壁上刷写了宣传红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主张等方面内容的标语和口号。部分纸质标语、油印的传单，还用石头、土块压在人行通道上。新城子宦家庄的上房墙壁上至今还存有署名为“大沽政治部”写的“人民军队是救国救民的军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实行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回、汉、蒙、番联合抗日！”、“建立抗日国防政府”①等标语墨迹。总之，这些宣传标语、口号，对觉醒人民、鼓舞斗志、瓦解敌军，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效力，为团结爱国力量和各阶层进步人士，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召集群众、集会演讲
  红军在县城的钟鼓楼附近、东街会馆戏台、县政府大堂口、马家油坊、东岳庙、车马店及街头巷尾，以及在乡村中的公廨、庙宇、麦场、家庭院落等处召集群众集会，由总政治部和九、三十军各部队宣传部队的指战员，分别不同场合出席演讲。通俗地宣传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的抗日军队；西渡黄河的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抗日后方，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消灭剥削压迫、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等内容和革命道理。
  四、剧团演出、扩大宣传范围
  总部前进剧团一进入县境就开展了宣传演出，到县城后多次赴东会馆戏台和街头巷尾演出节目，扩大了宣传范围，创造了各阶层人士充分接触和了解红军的机会，稳定了群众情绪。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总部及各部队扩充了宣传队伍开展宣传，分别在县城、水磨关、南泉、头坝堡、八坝等乡村广泛宣传。红军扮演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活报剧”①，向人民群众宣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挽救国家与民族危亡、一致联合抗日的政策主张，消除了一部分群众的模糊认识。
  五、召集各界人士交待政策主张
  在全面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红军召集了地方豪绅、老财等各界人士在天主教堂（红军总部）召开会议。总部的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向他们宣传、交待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让他们放弃敌对红军的态度，配合红军抗日救国，号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团结一致、联合抗日。
  六、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红军总部进驻县城后，很快将县城粮仓的一部分粮食散发给贫困市民后，又将十几户财主储存、埋藏、转移的粮食、食油、布匹、皮毛等物资搞出来，除部分留红军补充给养外，分配给市民和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民。为缓解粮油物资运输困难的问题，发动群众畜驮、人背运送，到达目的地后，将一半作为报酬留给群众。广大人民群众从事实中受到了教育，真正体会到红军非同于其它任何军队和兵匪。红军以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感召了群众，短时间内就很快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七、访贫问苦、培养骨干
  红军每到之地，深入到社会最低层受剥削、压迫深重和苦大仇深的长工、店员、手工业作坊工人中访贫问苦，讲解反剥削、反压迫、求解放、闹翻身的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不断发现和培养骨干。还给他们出主意、教方法，学会做群众工作，充分发挥了他们的骨干作用，不断壮大了革命力量。县城四隅、西十里铺、梅家寺、水磨关、五坝、头坝、赵定庄、郭家南庄和水泉子等地，都是依靠骨干力量的作用，在短短的三四天内动员了大部分在外躲藏的群众返回家中，顿时出现了军民相依为命、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融洽气氛。
  （三）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和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遂派地方工作部的干部一面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一面筹备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11月23日，根据军事形势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黄部长（一说黄火青）召集了各阶层群众代表集中在天主教堂（红军总部）召开会议，军政委员会的陈昌浩、徐向前以及政治部、供给部、民运部等部门的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经民主协商，成立了“苏维埃永昌区（县）临时政府”。推举了思想进步，有文化、深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狄万川担任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主持政府工作。同时，明确了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主要职责。
  总部还分派吴永康部长、黄部长、三十军地方工作部的汪乃荣部长、总部青年部王清部长、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率干部战士深入街道、乡村、家庭搞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除一位姓赖的红军干部长驻政府协助工作外，黄部长、祁科长等常常日夜奔忙在城乡，具体部署、指导乡村各级基层政权的筹建工作。在红军干部的积极工作下，于11月底相继在县城四隅、七坝、头坝堡、西十里铺、水磨关、梅家寺、赵定庄、通信堡、郭家南庄（唐家坡）和红山窑一线的水泉子等城镇农村建立13个区、乡、村基层苏维埃政权，分别选举了各级基层政权的领导成员，设立了办事机构，明确了领导成员各自的职责分工。还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所属的青年队、儿童、妇女等群众组织，有些地区还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募捐筹集红军所需的马匹、鞍具及制造械弹所急需的金属等原料。
  一、县城四隅乡苏维埃政府：
  1、东南隅（今一街）乡苏维埃政府
  办事机构设在邬稿爷院内（现榨油厂）。
  乡政府成员：
  主席：张仲科（手工业木匠，后被选为区主席）
  委员：王康庆（糖坊手工业工人，张仲科被选为区主席后继任乡主席）
  曹有德（旧政府快班差役）
  张万义（修鞋匠）
  2、西南隅（今二街）乡苏维埃政府
  办事机构设在保公所（今商业局、招待所之间）。
  乡政府成员：
  主席：姚继海（因吸食大烟不称职，后撤换）
  委员：李生荣（后继任乡主席）
  董应孔、陈世诚、杨栋等
  3、西北隅（今三街）乡苏维埃政府
  乡政府办事机构设在马家油房（现公安局看守所位置）。
  乡政府成员：
  主席：马显功（旧县政府粮草班首爷）
  委员：刘万祥（小商）、王思福、张德文（修鞋匠）等
  4、东北隅（今四街）乡苏维埃政府
  乡政府办事机构设在东街潘家当铺院内。
  乡政府成员：
  主席：李茂奎（木匠）
  委员：徐占祥（旧政府司号）
  徐发（市民）
  张朋义（店员）
  魏大（名不详）等
  二、农村区、村苏维埃政权
  1、五坝（包括六、七、八坝一带的村庄）村苏维埃政府
  政府办事机构设在张廷祯油坊院内。
  政府成员：
  主席：柴国连（贫苦农民）
  委员：何应元（贫苦农民）
  刘殿虎（贫苦农民）兼青年队队长
  2、头坝堡村（包括头坝、二坝一带的村庄）苏维埃政府
  办事机构设在头坝堡内杜府。
  政府成员：
  主席：刘兴仁（贫苦农民）
  委员：王道兴（贫苦农民）
  李德福（贫苦农民）等
  3、西十里铺村苏维埃政府（包括东至五里沙沟、南至黄家楼庄、西至张家庄、北至陈家寨一带村庄）。
  政府办事机构设在谢家西庄，后因军事形势变化，于12月初迁至水磨关曹家楼，与水磨关村苏维埃政权合署。
  政府成员：
  主席：周玉德（原在西北军杨虎城部卫兵团当兵，红军来之前已回家，贫苦农民）
  委员：尚万中（私塾教师、分工文书）
  王爱国（贫苦农民、兼任青年队长）
  尚万学（贫苦农民、负责地方治安）
  阎兴福（贫苦农民，负责粮秣）
  尚万玉（贫苦农民，负责财经）
  赵三（名不祥，贫苦农民，负责内务）
  4、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包括水磨关、红庙墩、南沿沟等一带所有村庄）
  政府办事机构设置在曹家楼。
  政府成员：
  主席：马富善（贫苦农民）
  副主席：晁富国（贫苦农民，兼青年队长）
  委员：曹廷中（贫苦农民）
  杨德云（贫苦农民）
  陈登柱（贫苦农民）
  蔡国福（贫苦农民）
  张章先（贫苦农民）
  曹成国（贫苦农民）
  5、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包括南北泉、梅家寺一带所有村庄）
  区政府办事机构设置在三官庙（现梅家寺大队办公室住址）。
  区政府成员：
  主席：张维（教师）
  副主席：梅玉春（农民，在地方颇有影响）
  区长：李万善（贫苦农民）
  副区长：范培青、刘选贵（均系贫苦青年农民）
  委员：刘名学
  安维福（兼青年队长）
  李观音（负责军事、侦察）
  张德寿（分工粮秣）
  6、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包括山坡庄、马家庄、南湾、刘家庄、柴家庄等）
  办事机构设在南湾财主王中文院内。
  政府成员：
  主席：李富山（农民）
  委员：刘功成（店员，后继任主席）
  郭培秀（贫苦农民）
  王尚信（旧政府军粮局职员）
  郭克章（贫苦农民）
  朱兴文（木匠）
  7、通信堡村苏维埃政府（包括邵家庄一带村庄）
  政府机构办事地点设在财主王发谋院内。
  政府成员：
  主席：王泽成（贫苦农民）
  委员：陈发科（贫苦农民）
  王泽高（贫苦农民）等
  8、郭家南庄村苏维埃政府（包括新城子一带的唐家坡、西湾等所有村庄）政府机构办事地点设置在郭家南庄，后移至徐家庄。
  政府成员：
  主席：岳明康
  副主席：郭积祯（皮匠）
  委员：李明（贫苦青年农民，负责军事侦察，兼任青年队长）
  赵金玉（负责文书）徐存仁（负责粮秣）
  王成年、郭克俊、张文成、赵杏子（名不详，小商贩）、杨成才等
  9、水泉子村苏维埃政府（现已无法考察清楚其组成人员情况）
  这些基层政权建立后，还选出了出席正式选举永昌县级区苏维埃政府的代表。
  （四）
  1936年12月5日，各级基层政权选出的代表和县城及城郊的部分群众一起参加了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
  上午，代表们分四个选区酝酿、讨论候选人。午后，代表们和城乡五六百名群众云集在旧政府大堂前的会场，黄部长等维持会场秩序，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主持会议，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建立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工农民主政府的重要意义。接着，以提名举拳表决的方式，选出了以贫苦手工业工人、农民、军队干部为主体的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地方委员9人，军队干部委员4人）。统计得票情况之后，由军代表宣布选举结果，“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正式诞生。其组成人员是：
  政府主席：张仲科（木匠，于1937年1月被捕，3月被敌杀害于武
  威）
  副主席：狄万川（农民，1936年12月28日被捕后殴打致残）
  委员：王思福（铁匠，负责军事，兼任青年大队长，1937年1月被捕，3月被杀害于武威）
  张德文（手工业工人，修鞋匠，负责财政。1936年12月28日被捕殴打致残，释放后不久死去）
  刘万祥（小商，负责粮秣）
  冯怀义（农民，负责民政。1936年12月28日被敌执法
  队捕获，并于当天杀害于县城西街）
  杜有才（旧政府粮草班差役，负责民运，）
  曹有德（旧政府粮草班差役，负责民运）
  许教其（旧政府快班差役，负责内务）
  （军队委员四人待考）
  区（县级）苏维埃政府组建的同时，随即成立了青年大队，下分设4个中队，队员共120多人，隶属区（县）政府领导，是一支最活跃、有生机的骨干力量。受区苏维埃政府的委派，主要跟随红军深入到各乡村开展“搞窖子①”、搜集情报、运输物资、救护担运伤病员等方面的工作。其领导成员如下：
  大队长：王思福（兼）
  副大队长：宗正学、韩义、赵玉天。
  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妇女团（基本未开展活动）、儿童团（共30多人，由专人教唱红军的歌曲，进行军乐训练等）。
  区政府办事机构设置在旧政府内，旧政府大堂左侧檐柱上挂有“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牌子。
  12月初，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调集重兵进攻县城，政府机关和红军总部驻地均遭受飞机轰炸和炮击，部分房屋被炸塌，新政权的牌子亦被炸断。为缩小敌人攻击目标，政府机关迁移至仓门什子附近王明俊（工商财主）院内，直至红军撤离后政权终止。
  （五）
  封闭落后的永昌在红军帮助下建立了人民政权，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了主人，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永昌人民，深切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荣耀。在地方政府的带领下，广大人民群众也全力支援了红军。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成员、群众代表、办事人员胸佩红布做成的“身份证件”和红军一起走家串户，来往于军民之间，出入于村庄院落，为宣传动员群众、大力支援红军而积极工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共同演绎了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的光辉历史。
  苏维埃各级政权建立后的主要活动是：
  一、协助红军惩治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为民除害。
  人民政权建立后，极少数顽固分子隐藏起来继续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民关系，诋毁红军。经侦察，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红军总部司法机关和苏维埃政府拘捕了原永昌县政府二区区长杜富堂，旧政府科长张天佑，县警察局警佐王澍民，奸淫妇女、恶贯盈满的地痞许寿山，辱骂红军、拒绝缴纳物资、驱赶红军的财主王开明，殴打红军战士、面粉中掺杂使假的地痞屠五干狼（名不祥，外号）等先后分别进行了审判、处决。头坝堡居住的四川籍游民刘、何二人（名不详），利用老乡关系，大肆在同籍红军战士中散布反动言论，动摇红军士气，瓦解军心，被发现核实后处决。以上工作，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正义，为军民铲除了祸害。
  还有部分人拘捕后表示愿意接受改造，不与红军和人民为敌，经教
  育后予以释放，也有的出赎金保释，在经济上进行了处罚制裁①。
  二、维护地方治安，监视预防奸细的破坏活动。
  为了尽快扭转混乱局面，建立较好的社会秩序，防止敌对势力的破坏，地方政府抽调了大量人员，维护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各级政权中负责内务的人员积极制订措施，严格进出城手续，并发放了通行证件。为预防敌机空袭，县城各乡政权教育群众随时注意疏散隐蔽，制定了白天不冒炊烟等防空措施。南湾财主王中文囤积的二三千石粮食和大量物资被找到后，往返驮运的人群川流不息，食宿问题很突出，赵定庄村政权协助红军妥善解决了往返人员食宿和运粮、分粮混乱拥挤等问题，还派出青年队员站岗放哨守护粮油物资仓库。
  三、侦察敌情，提供军事情报。
  西路军抵永昌、山丹一线，马步芳、马步青主力也集结在这一线上重重分割包围，寻找时机与红军决战。连续不断的战斗长达月余，及时准确掌握敌人活动情况极为迫切，但红军侦察人员又受方言的限制容易暴露身份，不便进行某些侦察活动。于是，各级政府派工作可靠、熟悉地形、行动机智的青年队员和儿童团员，以及地方老百姓深入到敌军占领区侦察兵力、火力部署情况，向红军作战部队提供情报。12月21日县城被包围后，青年队派高积录等五六个队员以玩耍、拾粪为掩护，早出晚归，深入到敌人占领的武当山、校场山炮兵阵地侦察，向红军提供了敌炮兵部署及步兵驻守情况。南湾刘家庄的刘信成，多次冒着严寒夜间出动，徒步往返五六十华里赴水泉子侦探敌军驻防部署情况，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红军首长的赞扬。熟悉地形的贫苦青年赵儒，为驻防在八坝的“夜老虎”团数次当向导、抬云梯，使部队顺利赶往武威西四十里铺和下十堡（今水源乡宋家沟村）的刘家槽子、柴家老庄子等地成功地夜袭敌人。
  四、动员人民群众支前，为红军筹集给养。
  红军占领永昌后，敌马步芳、马步青纠集十倍于红军的正规军、地方民团，企图切断永昌、山丹红军之间的联系以分而食之。蒋介石又调嫡系胡宗南部杨德亮旅赶往武威撑腰壮胆，伺机而动。敌军向红军在八坝、东寨、水磨关、水泉子以及总部所在地的县城轮番进攻，红军英勇反击，给敌以重大杀伤，“虽伤亡五千以上，但能抽调大批的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弹药均有①，并能施展骑兵优势”。敌军“四处活动，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赴后继；黄昏后畏红军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红军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结兵力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红军胜则难缴获，败则难生还”②，“每守一堡寨，即需一营以上兵力，激战终日，便又耗尽弹药，难阻敌攻，且人弹有耗无补。敌骑到处骚扰，红军无日不战，扩红、弄粮、筹资均受交通限制”③。古浪战斗后的九军已受损过半，四十里铺战斗后的三十军虽给敌以重创，但耗尽弹药，全凭大刀拼杀。五军战斗力更弱，已不足五千人，况冰天雪地，天气严寒，红军衣着单薄褴褛，昼夜辗转、驰骋在永昌、山丹之间130公里的战场，处境十分艰难。因此，补充红军给养，动员人民群众支前，是摆在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永昌各级政权和广大人民群众协同红军地方工作部、民运部、供给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当向导带领红军购买、征集粮食、饲草料、肉食、食油、皮毛等物资。
  （二）向红军提供情报，查抄财主隐藏转移物资的“窖子”，协助红军征缴物资、补充给养。先后搞开了张廷祯、杜富堂、周志甲、孙海州、王中伦等县境内40多户（处）财主的粮食、夹屋、地窖、商号（红军称搞窖子），没收、征集了大量的粮食、布匹、衣物、毛毡、食油、食盐、兽皮、羊毛、黄金、白银、大烟土、制钱等，有效地缓解了给养枯竭的困难。
  （三）组织力量运输物资。各级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一起，组织了畜力车队、毛驴队和人力背运队等，较好地解决了物资运输方面的困难。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的粮秣委员刘万祥带领的运粮队，一直坚持到红军撤离西进。梅家寺区政权组织了以王永录为骨干的毛驴运输队，从南北泉一带驮运粮油物资送往县城达20多天。数百人的人力背运队，每两三天就从南湾往返于县城一次，行程六七十华里以上。新城子一带的政权成员和部分群众在红军战士的武装保护下，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进入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搜集财主大户隐蔽在那里的牛羊，不仅为红军筹集了急需的肉食，而且还筹集到了一大批用来加工缝制御寒用的牛羊皮。
  （四）组织工匠协助红军制造军械弹药等防务设施，加工服装、粮油。
  1、红西路军军械弹药匮乏，总供给部在县城、水磨关、南湾等处的
  临时兵工厂工匠严重不足，各级苏维埃政权抽调了大量人员协助红军做工。木工出身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和铁匠出身的政府委员冯怀义组织了县城内外的铁木匠和有其它手艺的四五十人，集聚在东街南家院的兵工厂及其附近场地上，协助红军熔铸马尾弹壳、锻打大刀长矛、修理损坏枪械、碾配研制火药，组织木工砍伐树木制作云梯，帮助守城部队和外围部队架设鹿砦。新城子赵定庄村政权抽调了柴家庄的铁工柴福有、柴福顺等十多名工匠，集中在王家庄兵工厂与红军工匠并肩战斗，锻打长矛、大刀，直到红军撤离西进。
  2、毡、皮匠日夜为红军作战部队赶制急需的御寒服装。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抽调、雇用了百余名皮、毡匠工，缝制了大量的皮衣、皮帽、手套、毡靴等服装。县城的八九家皮坊、毡坊近60余名工匠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全部投入到为红军缝制冬装的行列。皮匠杨瑞带着自己的儿子杨德成联合了鲁国忠、鲁松年、王东善、刘皮匠、赵六、张五等十多名皮匠，连续20多天为红军加工羊皮2000余张，移交总供给部制作皮衣。刘克庄的毡匠王开德、王开仁兄弟等六人，每天为红军赶制毡靴30多双，连续工作20多天，红军西进时全体又携工具随军西进。赵定庄村政权组织了皮匠柴福仁、柴福礼兄弟在王家庄红军驻地缝皮衣，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还请十多名家庭妇女当帮手裁剪缝纫。新城子郭家南庄村政权副主席郭继祯发动妻子儿女和会做皮活的邻居，缝制皮帽、手套、背心近千件。县城商人王瑜受党的抗日爱国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经红军刘科长出面协商后，立即召集了七八名毡匠，用自己商号存储的羊毛为红军赶制毡靴800多双。此外，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市民、农村家庭妇女自愿为红军缝补棉衣、鞋袜、棉帽，还用毛毡条缝成毡鞋用来御寒。红军在永昌停留期间，经历了西进东返的徘徊，群众还帮助红军缝制了干粮袋，多次帮助炒面、烙饼、准备行军干粮。
  3、为解决万余名红军的吃面问题，近300名群众在各级政权的组织带领下，利用县境内的北海子、水磨关、南北泉等地的50余盘水磨，协助红军磨面40余天，基本保证了红军的面粉供应问题。县城的王德义负责北海子河上的30余盘水磨的原粮调运、加工和面粉的交送工作。梅家寺区政权的粮秣委员张德寿、村民毛培礼等人一直为红军加工面粉至红军撤离。在部分偏僻农村，人民群众还用畜力石磨给红军磨面。在煮饭锅紧缺的情况下，驻地的老百姓还拿出自己家中的炊具、水缸让红军煮饭使用，并提供柴禾和煤炭。
  4、为解决红军饮食用油的问题，各级政权利用分布在县城、五坝、南泉、水磨关等地的20多座油坊，组织约200余人为红军榨油，共生产供食用和照明的清油约28万余斤。仅南泉杏树庄王之绩一家的油坊，在红军张科长的负责下，由七名油工榨油1800余斤。
  根据调查和国民党永昌县政府对此所作的统计显示，红军在永昌期间，从各方面征集、购买提供柴禾、草料200多万斤，购买征集粮食200万余斤，猪、牛、羊近4000头（只），宰杀提供肉食8万余斤①。据不完全统计，各级政权中仅参加宰杀肉食的群众就有100余名。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红军在永昌驻守期间，粮、油、肉、盐、草料都相对充足，县城粮仓和各部队驻地，在红军撤离后储存的粮食、油品还剩余一半。12月21日，红军撤出北海子一带高地进入县城后，沿北磨河一线的水磨被敌军占领拆卸，未及运走的面粉、原粮被敌军抢走①，城内驻守部队的面粉问题发生了严重困难，军民不得不煮麦豆为食。
  （五）号召人民群众、工商各界人士捐献金属，为制造军械提供原料。红军武器弹药严重不足，政府工作人员就号召、动员城乡家庭、工商字号捐献铜铁件、金属，并征集制钱、硫磺、盐硝、木炭为兵工厂制造军械弹药提供原料。经动员，有的家庭捐献出火盆、破旧犁铧等铁件，有的居民捐出了家中仅有的零碎铜铁，许多商号把现存的金属送交给兵工厂，仅“广泰裕”一家就捐出铜铁件200多斤。为了支援红军反击敌人，有些猎户、放牧者和其他群众，还拿出了家中的硫磺、盐硝、木炭等配制火药的原料以及成品火药，补充了红军作战部队的弹药不足，密切配合了红军作战。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的宣传工作又一次达到高潮，张贴宣传标语的纸张奇缺，许多商人向红军捐献了纸张、笔墨，仅“广泰裕”一家就送去白油光纸200余张。
  （六）组织担架队抢救养护伤员。红军进入县境后，沿途就有不少青壮年接受了红军指战员的恳求，承担起了抬担架任务。驻守永昌期间，两军激战20多次，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以青年队和部分群众组成的担架队转移运送伤病员。八坝、东十里铺、城关、水磨关等战斗后，伤员数量大增，医院又无法容纳，在药品奇缺、伤员伤势急剧恶化的困境中，部分伤员被安排到居民和村民家中养护，永昌人民喂水喂饭、精心伺候，有的还用中草药熬汤搽洗包扎，使红军伤员逐步恢复了健康。
  （七）动员师生回校复课。红军到永昌时，由于敌军围追堵截，时
  局动荡，战火不断，城乡学校、私塾均停课。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此事引起了军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由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干部配合，动员师生复课。在县城四隅政权王泉媛团长的积极工作下，首先动员了女子学校师生复课。之后，赵定庄、西十里铺农村的几所私塾和学校也相继复课。
  （八）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红军在永昌征战和做地方工作四十余天，深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经过宣传动员，许多青壮年志愿参加了红军。九坝团庄的范吉玉、王福山、范希寿，九坝河沿墩的杨德娃、陈家南庄的陈吉录等青年，忍受不了财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报名参加了红军。县城四隅和城郊农村有30名青年志愿报名参加了红军。水磨关、梅家寺3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并随军西进。刘克庄村的刘克敏被红军时时处处为人民的行动深受感动，他串连了十几名青年去南泉田家庄报名参加了总部特务团，接受军训十余日后随部队西进。赵定庄苏维埃政权辖区的王开德等六名工匠，曾为红军赶制毡靴20余天，红军撤离时携带工具随军西进。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当时参加红军的人数达140多人（不包括青年队和各级政府成员以及部分骨干力量）。
  （九）掩护营救伤员，资助失散红军，掩埋烈士遗体（详细资料另题叙述）。红军在永昌驻守作战40余天，伤员数量急剧增加。在战地医院无法容纳的情况下，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城乡居民家庭，承担了部分轻伤员的住宿救治和照料养护任务。安置在县城内的几百余名伤员在各基层政府和居民的关照养护下，伤势大部分被控制，直到撤离时随部队转移。红军撤离时，被安置在水磨关、南泉、陈家南庄、赵定庄、刘家庄、柴家庄、尤家院、新城子城隍庙、郭家南庄等20多个村庄的五六百名重伤员救治费用被敌人洗劫一空，生活陷于绝境，人民群众冒着风险，想办法掩护隐蔽和救治，使生命得以保全；有的用土法治愈了伤口，资助东返寻找革命队伍或返回原籍。
  红军在作战时伤亡较大，各级苏维埃政府除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外，还动员群众帮助红军将烈士遗体进行掩埋。水磨关战斗后，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将烈士遗体车拉人抬进行了掩埋。南沿沟的赵连奎等七八名村民将遗留在战场的30具烈士遗体掩埋在一个废弃的砖窑中，后又设立标记以示纪念。水磨关傅家庄的马官官也将遗留在该庄的烈士遗体，只身一具具背出做了掩埋。水磨关的红军撤走后，惨无人道的敌军为炫耀南沿沟滩战斗的“战果”，向主子“邀功请赏”，派出军警荷枪实弹，逐沟逐崖搜查掘尸，威逼群众把已掩埋的尸体，抬到水磨关河床沙滩上摆好“照相”后扬长而去。地方群众无法容忍烈士遗体暴尸横野，自发地再次进行掩埋。反革命的清乡搜捕后，堆集在县城内外及城壕、八坝、东寨、南泉、新城子、水泉子一带遗留的烈士遗体，各地群众分别做了安葬。东十里铺一带是阻击敌人20多天时间的重点战场，数百具阵亡烈士遗体集中堆放在晚阳墩周围，后来人民群众车拉、人抬到玉皇地东山坡上挖开的三个大坑做了安葬。人民群众的这些自发行为，充分表达了同红军的血肉联系和对革命烈士的敬仰之情。
  （六）
  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依托和支柱。12月27日夜，驻守县城的总部机关和红九军守城部队全部突围撤离西进。临行前，黄部长还召集区（县）苏维埃政府成员，安排部署了红军撤离后如何坚持斗争、保守军事机密等工作。
  次日凌晨，敌马步芳部五六九团团长刘呈德派出敌军侦察，才发现红军早已撤离。于是派第一营营长韩得明率部入东门查看，接着马全义团、骑五师执法队、祁明山旅等闯入城内，挨门逐户搜捕红军遗留人员、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以及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在城内外进行了全面封锁搜捕和血腥屠杀。霎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
  十时左右，执法队把市民驱赶在一起，将苏维埃政府委员冯怀义、曾为红军积极办事的基层干部李万和另一无辜群众徐交拉出示众，并杀害于县城西街。当天，又将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狄万川和委员张德文逮捕后酷刑迫害，将踝骨砸碎，后经多方营救，才被保释就医。张德文释放后，因拷打致残和郁愤成疾不久死去。狄万川经医治亦终身残疾。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兼青年大队长王思福二人随部队至水磨关后，告别部队到祁连山河沟王成业的牧圈上躲避。王成业父子狼狈为奸，密谋策划后解除张、王二人武器，绑架移交祁明山旅及执法队，对他们轮番悬梁吊打，刑讯逼供，受尽酷刑，罗织罪名，诉讼禀状后，于1937年3月杀害于武威新城南城壕。
  红军撤离后，城乡土豪劣绅、恶霸、反动乡镇长勾结国民党军警一面向反动军阀献媚，一面乘机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大肆敲诈勒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青年队员和参加红军失散回来的人员。国民党政府区长、恶霸陈世堂，对监视过他行踪的梅家寺区政府委员李天福怀恨在心，唆使手下宁大汉等人秘密用乱石将李砸死在老鹰崖①，并以他家粮食、家产被“共产”为由，大肆向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掠抢去王之绩的油坊内曾给红军榨油剩余的清油500斤、油籽1000余斤，从群众手中抢夺马匹羊只及白洋、大烟土等，还向农户每户摊派小麦五升。永安堡财主王永隆，因红军挖出他埋藏在地窖里的20多石小麦分给了贫困群众，皮毛、布匹等物资也被红军征集没收而耿耿于怀，红军撤离西进后，纠集了军警保政和流氓地痞打手，把永安堡的群众驱赶到“三官庙”训话，叫嚣要消灭这些“土共匪”，“消灭不了共产党誓不为人”，并将曾为红军带过路、办过事的群众殷国太、李生珍、殷国其等人绳捆索绑、吊在老榆树上残酷拷打得不省人事，释放后不几天殷国太、李生珍就死去。县民团团总张中科，将五坝村政权主席柴国连等成员以及曾为红军办过事的30多名群众抓到五坝“元裕丰”油坊，设立公堂，逐人审讯，悬梁吊打，上“拔断筋”酷刑，主席柴国连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方才罢休。西十里铺村苏维埃主席周玉德，被恶霸谢青云等抄家，还勾结保政人员将他投入监狱长达两个月之余。水磨关村政权的马富国、赵定庄村政权的刘功成、郭家南庄村政权的李明、郭积祯等成员均被抓获、关押，也遭受了类似酷刑。红军西进时，给红军当向导的李三车把式送红军到达目的地后在返回的途中，被敌人杀害于大马营八个墩滩。
  参加红军后失散回来的青年同样遭受了恶霸、军警、保政人员的阶级报复和迫害，有的出逃在外隐蔽数年后方才回来；有的屡次被抓，充当壮丁，以“爱参加共军”为借口，送往马家军当兵；有的屡遭迫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离乡背井。赵家庄参加红军失散回家的青年高积录等人刚回到家中就被恶霸周之甲抓获，数九寒天，悬梁吊打，上“拨断筋”酷刑，双脚冻肿手指已脱落还不松绑罢休，后经他人秘密营救，帮助出逃隐蔽异地他乡才幸免于死难。周得知后还派人追捕，企图置他于死地。
  红军撤离西进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法西斯统治，整顿了保甲，在永昌城乡哨卡林立、军警密布，监视群众动向、搜捕红军、限制人们言论和行动自由，人民群众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①。
  刚刚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终因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被扼杀，人民手中的权力得而复失，全县各级苏维埃政府至此终止活动。此后，西路军抵倪家营，军政委员会又派出了总部地方工作部的红军干部牟迎春为书记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来巩固发展胜利成果，领导人民继续开展斗争。但因红西路军军事上的失利和白色恐怖形势日趋险恶，山永县委未能与甘州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也未能立足和开展工作而自行消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发动群众在永昌县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存在了短短的几十天时间，但毕竟在一个深受封建军阀统治、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地区传播了革命思想，留下了宝贵的革命精神财富。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影响，教育了人民，加速了人民的觉醒，激发了人民求解放、闹翻身的强烈向往。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威武不屈、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创立的英雄业绩，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不可磨灭的印象。为建立巩固苏维埃政权顽强战斗、光荣献身的烈士和死难者，也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必将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1985年9月朱新斌调查整理并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