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一）
  《红西路军与永山红色政权》一书，是以当事人、亲历者的口述史为主，记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1936年 11月中旬，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命令，担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物资援助的任务，率部孤军西进至甘肃河西走廊永昌、山丹地区，开辟甘北抗日后方，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段艰苦卓绝而又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历史。
  不幸的是，红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进军临泽、高台军事失利，于 1937年3月中旬转战祁连山区，在敌马步芳、马步青部重兵围剿中最终战败。有关红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创建革命政权以及军战史的档案文献资料，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均付之一炬，在当地的档案史料中更是只字片纸无存，从事过地方工作的一大批红军指战员在西进作战中大多牺牲或失散。然而，战后的四十多年间，西路军军战史却被当做错误路线的代表遭到批判与责斥，西路军历史的研究也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给这段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历史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阴影。由此，红西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也遭到同样厄运而被历史尘封。
  （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史、军战史领域的拨乱反正，使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部署在全省开展征集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资料（包括地方党史资料）。永昌县委党史办、山丹县委党史办根据金昌市委党史委、张掖地委党史委的安排部署，组织力量对红西路军在该地区的建政工作进行专题资料征集。但因工作难度大、原始资料缺而难以下手。永昌县委党史办从走访当事人、知情人入手捕捉线索，再从各级图书馆查阅书籍寻找脉络，沿着红西路军进入永昌县境的两条路线为重点，逐村寻访 65岁以上的老人，从中再查找出当事人、知情人，根据发现的线索，踏勘红军作战、驻防的历史遗迹。从 1982年4月至 1986年8月，先后不畏寒暑，走访了 100多个村庄、近800名当事人、知情者及定居永昌的红西路军老战士，采用个别采访、集体座谈等方式进行抢救性挖掘，资料整理后又二次与当事人见面核对史实。还先后到国家档案馆、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及相关省市档案馆、图书馆搜集查阅敌我双方面的资料。并先后到中央、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寻访红西路军老战士，从而得到一大批有价值的史实资料。直到 1986年上半年，终于完成了红西路军《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组建经过及其活动》、《永昌人民掩护营救红军伤病被俘失散人员概况》共40余万字的专题资料稿的整理编撰。是年，在永昌县城召开审稿会议，邀请省委党史办、金昌市委党史办、武威地委党史办、张掖地委党史办的分管领导、专业工作人员、部分知情当事人以及部分定居永昌健在的红西路军老战士参加的资料评审会议，与会者对稿件史实的准确性、完整性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三）
  1936年10月下旬，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占领景泰县一条山、五佛寺一线，此次军事行动意在配合河东红军行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图占领宁夏，夺取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连接外蒙古，接通共产国际路线，取得军事援助。但因敌胡宗南部20多万兵力逼近陕甘宁地区和地方军阀一起进攻围剿红军行动，宁夏作战计划难以实现。中共中央、军委遂制定了作战新计划，部署红一、二方面军以及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三十一军，分别组成南路军、北路军，打破敌军的包围，实施战略大转移。作战计划明确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以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过河后部署在一条山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因地理、自然环境条件极不利于大部队久驻。11月2日，四方面军总指挥徐、陈向红军总部、中央军委请示行动方针，得到“你们所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不变”的电报指示。3日，又电令徐、陈：“所部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徐、陈根据河西情况，又向红军总部提出，我方情4日，“况实不允许久控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果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力出大靖、凉州方面”。5日，红军总部又复电，“你们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尚未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6日，河西部队总指挥部根据红军总部指示，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以期首先消灭马步芳
  部，然后推进至大靖、古浪、凉州立足”。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批准。9日晚，河西部队执行《平大古凉作战计划》任务，撤离一条山地区，向古浪、凉州地区进发。11日，中央及军委下达命令，河西部队所部组织西路军，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政治、军事与党务。批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政委陈昌浩任主席，总指挥徐向前任副主席，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红九军政委陈海松、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为领导成员。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是日，中央及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发电给徐、陈，就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征求意见，“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通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讨论后，及时复电中央、军委，“依据现有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计划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第二步拟进占甘州、肃州，准备接通新疆。并建议国际与西路军发生直接关系，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新疆方向前进，望共产国际接济物资”。15
  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徐、陈，“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当西路军明确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后，立即调整部署，部队疾速西进。12日，右翼三十军进至古浪境内大靖，包围土门子，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缴械。三十军又乘敌马步芳部主力被左翼红九军吸引在干柴洼、横梁山至古浪县城之机，向走廊纵深疾进。16日，红三十军八十九
  师两个团、骑一师越凉州至西四十里铺（今凉州区永丰镇），18日占领永昌县城，21日占领山丹县城。随后五军进抵山丹，接替三十军的山丹城防务。21日，红西路军总部机关由凉州西四十里铺移驻永昌县城。10日至18日，九军在干柴洼、横梁山、古浪城一线与马步芳部短兵相接、浴血奋战，尤以古浪城最为激烈，在敌飞机配合轰炸下，虽给敌以重创，但自身蒙受惨重伤亡。在三十军一个团的接应下，撤出古浪城西进至永昌城东一线布防休整，承担保卫总部的重任。
  正当西路军向西疾进期间，17日，徐、陈向中央和红军总部报告部队的行动部署情况，并提出：“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中共中央从全局出发，指示西路军在永、凉间建立根据地，策应河东红军部队的战略转移行动。18日，也就是西路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县城的这天，中央复电：“我们已告远方，但恐〔物资〕准备不及，如使东西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次日，红军总部的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联名发电给西路军，明确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古浪来敌，大部对付〔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20日，张闻天、毛泽东也电示西路军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线上，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极大注意整理部队，建立正规制度，提高政治水平，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这方面
  工作的指导，请昌浩同志多注意及之”。当时，西路军的徐、陈对中央欲造成河东红军随时可以在河西与西路军会合，以迷惑敌人，达到牵制河西之敌，以便使河东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真实意图并不十分清楚，但对中央的电报指示报以坚决执行态度。决定以永昌、山丹地区为中心，建立甘北抗日根据地，立即停止西路军西进行动，遂调由程世才所率已抵至甘州城下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骑兵师立即返防山丹，然后于下旬回防永昌一线制敌，配合永山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22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布《告指战员书》，各军分别召开军人大会，作政治动员，号召全军指战员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决战胜敌人，为在西北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永昌、山丹两县地处河西走廊峰腰地带，北临汉、明长城外的丘陵荒漠，南依海拔三四千米的祁连山雪域冰川，东西狭长，南北最宽处也不及百里，西路军至此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铺，西至山丹县300余华里的一条长蛇阵上进行布防。一面奋力与蜂拥而至的马步芳、马步青部浴血厮杀，一面由总政治部及各军政治、民运、后勤工作部门抽调曾在中央苏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从事过根据地创建的一大批指战员，深入城乡各部队驻地宣传发动群众，在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内，动员、组织群众创建县、区、乡、村14个城乡苏维埃政权及其所属的青年大队和妇女、儿童组织；驻防山丹县城的红五军以山丹县城为中心创建县、市两级6个苏维埃政权，并组建了抗日义勇军。两县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组织带领群众全力投入到支援红西路军军需物资的购买、筹集、运输行列中。至此，根据地初具雏形。
  红西路军是一支久战疲惫之师。自1935年6月起到1936年10月，三过雪山、草地的长途跋涉和与敌连续作战，指战员体质锐减。三
  大主力会师后，部队未及休整补充，又奉命强渡黄河后，在一条山地区连续作战，装备消耗极大。孤军进入河西走廊纵深地带后，又前无接应、后无增援，适逢隆冬，指战员们依然身着单衣，昼伏夜行，受严寒侵袭，疲劳伤病掉队者日益增多，体力难以恢复。当西路军驻守永昌、山丹一线鏖战时，几场大雪过后，白雪皑皑、冰天寒地，夜间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野外作战部队不少人冻伤手脚，难以行走；作战时，冻得拉不开枪栓，子弹难以上膛而甚至失去作战能力。筹集粮油物资的小分队指战员还不时遭到敌军袭击。更为严重的是缺乏御寒衣物、弹药、医药器械等，重伤员得不到救治、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极度的困境之中，广大指战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依然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浴血奋战，创建了永山革命根据地。12月21日、22日，敌数万之众包围永昌县城，夺取县城以东、以北的校场山阵地及北海子一带为红军加工磨面的水磨坊30余处（盘），不仅水磨被拆卸毁环，还夺去为红军加工的全部原粮、面粉。据敌方资料报道，“夺获麦面甚多，足我前防各部队十日之需。”至此，城内外红军原本相对充裕的粮食又发生困难，部队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
  （四）
  正当红西路军在永、山地区一面建立根据地、开展地方工作，一面与装备优良之敌浴血奋战之际，12月2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后，永昌、山丹城乡军民一片欢腾。“西安事变”使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骤然变化，西路军的行动重点也由原策应河东红军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立即转移到策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面对这一大好形势，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永昌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形成了“八项
  建议”，立即电告党中央，阐述了西路军对解决事变的态度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八项建议”中，除军事内容外，涉及到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内容是：“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战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殷切希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尽快形成西北和全国的抗日局面。表明西路军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12月7日成立）电示西路军，“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运动，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8日，军委主席团又命令：“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两州；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将其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遵照命令，调整部署部队准备逐步西进之际，国民党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以营救蒋介石为名，指挥十多万“讨伐军”，已进抵陕西潼关，向西安发动军事进攻。这时，张学良建议中共中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以巩固西安侧后方；西路军以一部兵力东出靖远、牵制“二马”部及毛炳文部。于是中央立即改变原命令，拟命西路军东返。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令徐、陈：“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20天至30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
  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要求东北军给以配合东返。驻防在永、山线的各部队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下，家家户户参与其中，帮助红军准备炒面、烙饼等七天的干粮，各部队在驻守点集合待命出发东返，但一直到晚上，又撤销命令，回原防地待命。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根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又电令西路军仍旧执行西进任务。从整体上看，河西地区尤其是永山一带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加之地域狭窄，人口稀少，居住分散，自然物产十分有限，受天时、地理、人和诸方面因素制约，开辟根据地确有许多不利因素。尤其在敌重兵围攻之下，红西路军更难立足。但西路军指战员在永山地区期间，在这里人民群众的大力援助下，东驰西调，拼搏厮杀，徘徊了40余天。先期有力牵制敌军配合了河东红军主力实行的战略转移行动，尔后又策应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历经艰险。虽给敌人重创，歼灭了大量敌军，但自身也受到惨重的伤亡，付出了沉重代价，部队由过河时的2.18万人锐减至1.5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12月27日，正值冬至后的头九第五天，河西走廊又是一片冰天雪地。在就地安置2000多名伤病人员后，红五军从山丹城出发为先锋，在永昌出发的红九军居中掩护总直机关，红三十军殿后。指战员们身着褴褛的单衣，迎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长夜行军，艰苦至极。西进途中，不时又遭到敌军的围追堵截，伤亡、严寒、饥饿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但一切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红军健儿那种顽强不屈的赤胆忠心和为人民的解放向高台、临泽前进的步伐。
  （五）
  当红西路军一撤离永昌、山丹地区的两座县城后，敌“二马”部队及国民党及执法、警特宪、保政人员便拥入城乡大肆搜捕、屠杀两县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成员，抢劫红军伤病人员的安置费用，两县城乡顿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苏维埃永昌、山丹县乡（区）政权组织及各群众团体均被迫停止了工作。永山两县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成员遭受到逮捕关押杀害或残酷迫害，仅存在40余天的人民政权最终被敌人毁于一旦。
  红西路军在永山地区开辟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充分表明红军是一支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和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给河西走廊贫穷落后的地区撒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宝贵丰富的革命传统与精神。
  当搜集完成整理这段革命斗争历史资料时，距离历史事件的发生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再从资料沉淀到整理编印这部资料丛书时又经历了24年的岁月的检验。岁月证明了这本资料的准确与真实可靠。在二十多年间，其中的一大部分资料已被西路军军战史、地方党政史、地方志书以及纪实文学工作者们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抄录使用和传播开来。
  在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在红西路军创建永山红色政权、扩红筹资浴血奋战中，有近2000名烈士长眠于此；永山地区参军的地方青壮年，在西征作战中（山丹县的抗日义勇军）有近百名牺牲在西征途中；有十多名苏维埃政权的骨干成员被敌杀害和迫害致残不久死去；还有几名曾为红军西进途中作向导的地方群众，在完成任务返途中被敌杀害，他
  们为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创建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调查采访时，我们还发现参加西路军作战负伤幸存下来的五六名老战士，晚年伤口经常复发，几十年来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却无怨无悔，令人十分敬佩。
  在我们即将迎来建党90周年之际，《红西路军与永山红色政权》这辑资料权当对红西路军烈士和为创建永山红色政权所有遇难者英灵的告慰！同时也表达对革命先烈们的深切缅怀！
  编者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