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番禾瑞像“出世”以后，不仅在番禾县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波及到河西走廊及附近地区，现存数量众多的石窟寺遗迹、壁画、雕塑等相关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以下选取三个比较典型的出现在河西走廊附近的造像或文物来举例说明。
  1.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6窟番禾瑞像
  张掖马蹄寺石窟开凿于五世纪初，其后历代皆有营修，今仍存70余窟，千佛洞第6窟建于初唐（图九）。该窟坐西向东，高约6米，宽5.5米，进深4.6米，窟内正壁佛像高4米。现存于窟内的造像在1992年之前被当地僧俗重修过，与原像的细节特征有出入，特别是原来左手握衣角的造型被改造成了现在的左手托莲台，以致改变了主尊造像的神格，幸得1987年出版的《河西石窟》一书录其原貌。①张善庆先生很早就指出了这次重修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详实的考证。②沙武田先生指出此像“主尊处山形中，时代为唐前期”，③这就说明番禾瑞像背后山崖的表现不是只有将山崖雕饰在佛像背屏上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这种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在地况、材料等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完全可以照搬番禾瑞像最初诞生时的那种方式。张掖东邻永昌，番禾瑞像的造型出现以后，随着瑞像信仰的影响不断扩大，向西传播的第一站就是张掖，更兼马蹄寺本就是河西之佛教圣地，番禾瑞像在这里的出现自然是顺理成章。
  2.莫国高窟第72窟南壁番禾瑞像故事画及其他
  酒泉、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现存有大量的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相关的遗迹文物，大多是唐、五代及以后出现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莫高窟第72窟、237窟等。莫高窟72窟南壁的番禾瑞像故事画长约6.5米，高4.3米，下部大约三分之二的壁画因流沙磨蚀而不能清晰辨认，西侧下部和东侧也有小部分脱落，仅存上部约三分之一。霍熙亮先生复原了72窟的线描图，并推测其绘于晚唐初期，后经过五代、宋重修。统中国艺术中对宗教偶像最为深刻的思考的画”（图十），①同时也表现了番禾瑞像在身首复合时的情景（图一一），为今天人们了解古代修缮安装佛像的程序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其它如敦煌莫高窟第十六、二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八十四、一二二、三〇〇、三三二等窟，敦煌西千佛洞第十九窟，安西榆林窟第三十三窟，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等石窟均存有番禾瑞像的壁画或塑像，此处不一一详述。
  敦煌、酒泉地区是经过河西走廊通向内地的门户，地接西域，又与凉州番禾县相距不远，回鹘、归义军及一些其它短暂出现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大都尊崇佛教，客观上也为瑞像信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数量如此之多的番禾瑞像题材出现于酒泉、敦煌等地，特别是出现于晚唐五代至北宋之际营建的石窟中，就是最好的例证，也足以说明瑞像信仰在这一地区兴盛的程度。
  日本滨田德海旧藏的编号为ChinMs:C121的敦煌文书题记中，记录了宋初营修凉州感通寺的一些情况。敦煌研究院马德先生于日本抄录了此文书题记，其内容如下：
  文书名：宋乾德六年修凉州感通寺记
  正文：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
  大祖文皇帝膺千年之圣 百代之英运
  属龙非时当凤举廓三籁于道销庇四民于
  德寰维释氏之 纲缀儒〔〕之绝纳泽流遐
  外九
  被无穷 皇帝时乘驭寓幄历君临德
  泉道光日月不住无为而孝慈兆庶不 有
  为而丘拘万机洞九宅之非絙树三宝之圣福
  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靡
  又空钟震响寔韵八音灯轮自转 符三点亲
  崄者发奇悟于真源传听者荡烦嚣于 派
  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
  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 栋丹彩于重
  霄因材构宇晓朱青于凉〔〕尽人工之妙房
  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
  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
  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
  此文本后的题款为“僧道和纪之耳”，故本文皆以“道和文本”称之。这里先简要交代一下“道和文本”所处的唐末五代时期凉州及永昌政治环境变迁的背景①：
  唐末五代时期正是河西地区政治势力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相寻的时代凉州先后为吐蕃、归义军、甘州回鹘、嗢末人和凉州吐蕃部等政治势力统治或控制。763年，吐蕃大军开始自东向西攻占唐朝所属的河西地区。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重兵围攻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未能抵挡吐蕃的猛烈攻势而西奔甘州，河西重镇凉州旋即陷落，766年，吐蕃相继攻下甘州、肃州，河西大部为吐蕃所据，永昌时为凉州所辖，766年之前也已陷于吐蕃。到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张议潮率部反抗吐蕃，驱逐吐蕃势力，光复了瓜、沙二州。大中三年（849年），张氏自西向东相继收复肃州、甘州。大中五年（851年），唐朝政府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攻克凉州。重镇凉州的攻克，意味着河西走廊基本上已被归义军政权所控制。在张议潮自西向东进兵的时候，嗢末和一些吐蕃部族也被驱赶到凉州一带，并在这里盘踞下来。中和四年（884年），西迁至河西的回鹘人势力日盛，与甘州原有的吐蕃、退浑等“十五家”部族经常发生战事，这些部族被迫撤出甘州，甘州遂成为回鹘人在河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甘州回鹘因此而得名，并在其后逐渐控制了河西地区的大部。十世纪初，以六谷部为首的吐蕃人又入据凉州，取代了原来控制凉州的嗢末等部，成为凉州新的统治者。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以六谷部和折逋家族为首的凉州吐蕃诸部在宋初又臣服于宋。乾德四年（966年），吐蕃部首领折逋支护送欲往天竺取经的六十余名汉僧至甘州，上奏宋庭后，太祖赵匡胤“诏褒答之”①；五年（967年），凉州吐蕃首领闾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等六人向宋朝进贡马匹，可见当时双方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②
  “道和文本”可能是时间久远或是其他原因，有几处字词不全，从文中透露出的有关圣容寺的信息并不是很丰富，但仍然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史料，以下对此文本做一简单的考释。第一，寺名的问题。文首“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卡来”中的“凉州御山感通寺”即今之永昌圣容寺。“天卡来”不明何意，或是讹误之故。孙修身先生认为圣容寺之名是在吐蕃统治凉州时期出现的。敦煌莫高窟第231窟为阴嘉政在吐蕃统治时期所营修，窟内壁画中番禾瑞像旁边的榜题为“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其中有“圣容”一词出现，圣容寺即从此来。实际上，，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资料来看，“圣容”一词早在唐朝就已出现。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的造像，题记中就有“父母及法界，众生造圣容”等字样。①山西省博物馆藏原存于万荣县的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元封等八人奉造的释迦立像，其台座上铭文刻有“敬造玉石圣容像一区”、“开元廿五年岁次丁丑五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立”等题记①，其中也有圣容一词，说明“圣容”的出现时间是要早于吐蕃的。“道和文本”虽有“圣容”一词，寺名却仍然沿袭了隋唐时期感通寺之名，可见圣容寺之名最早应是出现在北宋乾德年之后了。西夏时期皇陵中供奉帝后神御的寺庙也称为圣容寺，是否和永昌圣容寺互有渊源，尚待进一步详考。②第二，时代和年号。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968年），是年十一月癸酉，赵匡胤改元开宝，大赦天下，凉州吐蕃向宋称臣，故沿袭宋之年号。“大祖文皇帝”中“大祖”系“太祖”之误，指宋太祖赵匡胤。“于保定九年，凉州奉之，方知尊容神异”一句，指的是在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佛首之后又奉其至感通寺，佛首与像身“宛然符会”之事。“保定”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然此年号只有五年。566年，武帝改元天和，若仍依九年往下推之，则为569年，这就与道宣的记载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道宣《续高僧传》中说：“至北周元年（557年），治凉州城东之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561年），置为瑞，像寺焉。”依道宣的说法，因瑞像之故，保定元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瑞像寺。在修建瑞像寺之初，佛像应当是“灵相圆备”的，如果身首不合就专为其修建寺院，也不合常理，况且北周保定初期，天下太平，也与刘萨诃的预言相符合。那么“道和文本”中这个“保定九年”的记载就是有误的，其记录的内容较《续高僧传》晚出300余年，又不存于史，可见道和的记载也存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或者是源于当地流传下来的故事。不过“道和文本”也反映出，从凉州发现佛首义奉至圣容寺安装符会的故事，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了，否则不会将其专门记录下来。第三，捐资修寺者。“澡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受罄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栋丹彩于重”两，句中，“汪公”是何许人，无从可考，但身份定然不低，家道亦非常殷实，而且能舍财修寺者必然是虔诚的信佛者，因为塔寺的营修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财的，有了当权者的庇佑和支持，感通寺的香火才会愈加旺盛。第四，营修感通寺的情况。既有身份显贵之人带头舍财以“敬营塔寺”，修建的规模定然不小。文中“塔寺”一词，说明了乾德六年对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也进行了维修。今圣容寺山后的舍利塔始建于唐代，体量巨大，高约12米，其形制与小雁塔极为相似，然最初建塔的情况却于史无考，也未发现有营造碑记，“道和文本”的记录是第一次反映后世营修圣容寺舍利塔的情况。重新营修后的感通寺，“周通迎势，放祗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佛寺的修建总体布局融合了周边的山形地势，修建了大殿、禅室、僧房等等。这次营修不仅修复了过去在兵燹、战乱中受损的塔寺，而且又新修了众多的佛教建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片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群，几乎是“弥山亘谷，处处僧坊”。其规模之大，甚至可令人“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新修塔寺之壮丽，竟能左望崆峒山，虽不过是形容其盛况的一个借代而已，寺庙规模之盛可见一斑。最后，记录者僧道和。文末题款为“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和纪之耳”，可知此文是由一名叫道和的僧人所书。道和之名，于僧传、史书皆无可考，这份文书何以能流传至敦煌亦不得而知，然营修感通寺记由道和来笔受，则道和至少应是感通寺中的高僧，甚或就是感通寺的住持。总之，“道和文本”是一份记录北宋初营修感通寺的重要文献，对于考察圣容寺历代的营修和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