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独具特色的“和平之城”
  撰稿/胡辉学
  “骊靬”，是中国古代对古罗马的别称。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3年，古罗马军队入侵安息（今伊朗）时兵败卡尔莱，一支6000多人的余部突围后神秘消失，成为世界历史之谜。20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甘肃永昌一个名叫者来寨（今骊靬村）的村子，人们注意到当地有许多身材高大，蓝眼睛，眼窝深陷，鼻梁高耸，头发呈棕色弯曲，汗毛较长，皮肤为深红色，具有欧洲体貌特征的居民。经部分学者研究认为，那支突围后的古罗马军团无法西返，一路向东，多年辗转，来到中国，被西汉王朝设置骊靬县安置。这些被当地群众称为“骊靬人”的居民，就是历史上消失了的那支古罗马军人的后裔，骊靬城就是当年的安置罗马战俘城，这一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的巨大轰动。自此，原本不知名的祁连山下的一个小山村，一夜之间蜚声全球。随着国内外文化、新闻、影视媒体的广泛报道，以神秘、传奇、包容、和平为内容的骊靬文化迅速升温，并成为国内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研究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热点。
  骊靬文化产业园
  依托丰厚的骊靬文化遗产而建起的骊靬文化产业园位于永昌县城312国道至县城南10公里的祁连山脚下，规划占地面积近23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约20亿元，主要由骊靬古城、华夏骊靬影视城、中国家庭传统文化体验村（愫园）、骊靬万祥美食城、罗马小镇、露营体育运动公园、骊靬古城遗址保护、骊靬公园、骊靬大道“和平之柱”景观带等多个子项目组成，是全县重点开发的旅游文化产业项目。
  骊古城距永昌县城10公里。为了恢复骊古城的原貌，深入挖掘骊文化，永昌县委、县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与甘肃骊靬古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作，于2010年8月开始实施骊靬古城开发项目。该项目概算总投资4亿元，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城内建筑错落布局，主要有大雄宝殿、地藏殿、天王殿、钟鼓楼和居士院等，尤以外形具罗马式建筑状的“万神殿”最为醒目，外观刻有教堂图案，罗马石柱支撑，金色穹顶，工艺精致，清新典雅。万神殿是僧人的诵经堂，殿内塑有佛像，还置有华夏先人万姓氏。城中还安放着从南坝乡云庄山运来的一块高5.6米、重260吨的巨石，石上镌刻着净空法师手书的“金山寺”三字，那秀美端庄的字体也似乎时时在向人们传递着福音。
  华夏骊靬影视城位于永昌县城南6公里的骊靬大道东南区域，占地面积2100余亩，由甘肃骊靬古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开发建设。该项目由唐宫、宋宫、明宫、清宫以及影视制作中心、生活区等六大区块组成，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分为城内、城外两部分。影视城一期工程主要包括仿古一条街一期工程（城外）、城墙、城门楼、四个角楼及影视城内建设的梵宫、唐宫等工程。影视城城墙、城门楼和四个角楼已于2013年4月开工建设，目前四个角楼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四座城门楼、城墙等工程正在建设中。影视城内的唐宫为高26米的仿唐风格建筑，内设多元文化城，充分展示大唐时期“贞观之治”的盛况，已于2013年5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正在进行装饰工程。梵宫已于2013年6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地基及一层主体工程，预计2016年完工。内设车台、转台、升降台，可表演多种现代激光三维布景，各种实体实景变换以及变化无穷的多媒体立体全景等，让广大游客身临其境。华夏骊靬影视城建成后将集影视拍摄、旅游观光于一体，成为全国知名的影视剧拍摄基地之一。
  中国家庭传统文化体验村（愫园）项目于2012年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亿元。园内计划建设传统文化体验村、生态旅游酒店、日光温室等，发展蔬菜、葡萄等农作物。截至目前，已完成了项目选址、设计规划、土地申报、项目区内供电线路、引水工程架设等前期工作，建成传统文化学习体验四合院9套、日光温室17座、蓄水池1座。该项目建成后，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把生态农业园的建设与生态旅游、传统文化体验统一起来，体验家训、家教、家规及寻根之旅，提高产业的关联度，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将为永昌县提供新的旅游项目，增加经济效益。
  骊靬万祥美食城位于县城南300米处骊靬大道左侧，概算总投资0.8亿元，由永昌县城关镇政府负责建设，商业部分占地面积3.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骊靬万祥美食城将中国汉代建筑风格与西方古罗马独特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在内部建设生态农家乐园，在骊靬景区道路旁设置风情商业街，是永昌首家集餐饮、娱乐、休闲、观光、购物为一体的大型商业中心。
  罗马小镇拟建于县城南5公里处，初步计划将与甘肃骊靬古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罗马小镇，概算投资0.6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外游客领略古罗马文化、古罗马建筑风格、古罗马民俗风情等的特色小镇；将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在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进程中，展现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目前，已办理1300亩土地用于罗马小镇的规划建设。同时，对骊靬村现有房屋面积及周边附属物进行测量登记，收集整理了民俗村改造第一手资料。文本规划设计方案现正在编写中。
  露营体育运动公园，即“新丝绸之路”自驾车营地、金昌国际青少年生存训练营永昌营地。项目选址在骊靬文化产业园景区内，营地项目包括自驾车帐篷区、房车区、蒙古式客房区、体育运动区、广场区等内容。接待规模为300-500人，投资额1亿元。该项目目前已完成规划选址，正在进行规划设计。
  目前正在招商之中的骊靬古城遗址保护项目位于现骊靬村，以复古的方式恢复建设。设计有登高望远平台、门洞等，整个城墙以汉风和罗马风的融合为造型要素；内部保留原有房屋和格局布置，对骊靬古城遗址进行加固保护措施，建设遗址博物馆，县衙、磨坊、油坊、毡房、钱庄、茶馆、酒肆、客栈等设施。
  骊靬公园位于骊靬古城东北面，总占地面积约10万余平方米，概算总投资0.6亿元，已于2011年由甘肃骊古城旅游开发公司开工建设。其中骊靬公园重点建设项目景观湖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135亩，湖深3米，由A、B两湖组成，容量约为30万立方米，蓄水试运行容量约为19万立方米。如今的骊靬公园，湖光山色与古城建筑相融合，走廊水榭与碧水游鱼相映衬，已成为骊靬文化产业园的一大人文景观。
  在努力打造精品景区的同时，永昌县采取政府投入和招商引资相结合的办法，已建成5000立方米蓄水池1座，从上游祁连山蛤蟆泉引水，解决骊靬古城、骊靬公园及骊靬村村民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永昌县城至骊靬古城10多公里的骊靬大道已完工并投人使用，景区内其他道路正在或随后修建。同时逐步配套完善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新建园区大门、接待中心、旅游服务区，配备电瓶车等绿色环保交通工具。
  骊靬文化产业园“十里栈道”楹联笔会
  2012年12月28日，甘肃省永昌县骊靬文化产业园“十里栈道”楹联笔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当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四季厅里群贤毕至，暖意融融。大会由北京快乐元素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平主持。出席笔会的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国际金融投资联合会主席习明龙，全国人大办公厅主任马启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王澜明，中国文联副主席刘兰芳，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中国书协副主席张改琴，国防大学校长（上将）裴怀亮、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中国书协中央国家机关分会副会长罗阳，将军书画院院长崔根峰，中国书协理事倪进祥，金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永昌县委书记孟有柱，金昌市政协副主席亢万柏，金昌市文广局局长何济国，金昌市驻京办事处主任魏育麟，中共永昌县委副书记、永昌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国兴（现为永昌县委书记），北京快乐元素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骆东雨等一百多位相关领导和书法家。
  会上，马国兴向大会介绍了永昌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他说：“永昌县骊靬文化产业园‘十里栈道’项目是一项发展文化、支援西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为了深入挖掘骊靬文化，推动全县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我们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于2010年8月开始实施骊靬文化产业园建设项目。同时，计划将连接县城与骊靬文化产业园的骊靬大道打造成一条融合中西文化的‘十里栈道’景观带，在道路两侧竖立999根以优质花岗岩为材料的罗马风格石柱，并将书法楹联作品雕刻在罗马柱上永久性保存，以展示中西文化融合，表现中国书法艺术独特魅力。这次笔会有幸邀请到各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书写楹联，为‘十里栈道’增光添彩，必将有力地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极大地提高骊靬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会上，马国兴正式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颁发了“骊靬文化”大使聘书，为宣传骊靬文化，提高永昌的文化知名度助力。刘兰芳欣然接受聘书，现场挥毫泼墨题写下了“龙马精神”四个大字，赠送给永昌人民，鼓励全县民众再接再厉，让“骊靬文化”走向世界。
  北京快乐元素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骆东雨也作了精彩发言，他指出，骊靬古城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中西方传统文化融合为背景、以古罗马文化中国化为主题而建立的骊靬文化特色旅游景区。骊靬文化产业园“十里栈道”景观带以中国的文化特色展现着罗马与佛教、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等各方面的独特景观，必将成为永昌县乃至甘肃省的一个新地标性景点。
  “关爱西部，挥毫留香；弘扬文化，泽被后世”。当日，楹联书法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数十名书法名家欢聚一堂，为永昌“十里栈道”书写楹联，他们用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表达了对响应党的十八大精神、支援西部大开发、支持永昌发展的美好祝愿。最后，永昌县委、县政府表示，将继续为“十里栈道”面向全国征集最优秀的楹联作品和楹联书法作品。
  如今的骊靬大道“和平之柱”景观带（又名骊靬文化产业园“十里栈道”景观带）蔚为壮观，展示中西文化交融的和平景观柱巍然屹立，余墨飘香的楹联书法酣畅淋漓，握手言和的东西方将军让中西文化完成了经典碰撞，处处寄寓着对世界和平的殷切期望，为“永昌骊靬——和平之城”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
  2012年8月19日至9月1日，举办的中国·金昌首届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主体活动有：永昌县文化健身广场落成庆典活动，“金达杯”永昌河道汽车越野赛，文化健身广场“骊靬之秋”文艺晚会，“感知骊靬·畅游金昌”自驾游活动，永昌县广场文化艺术活动，来永嘉宾参观活动。
  此次节会的举办，意在达成社会各界对金昌市骊靬文化旅游的全面了解，为相关旅游项目的启动与营销奠定坚实的基础，带动永昌县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经济的发展，加快骊靬文化的传播。同时通过越野赛活动，整合多种资源和通路，打造骊靬旅游公司品牌，吸引汽车、摩托车和户外活动爱好者走进永昌，感受骊靬文化的神秘和幽远，体验戈壁风景的神奇和静谧，了解御山圣容的传奇历史和作为景区的开发远景，进一步提升永昌旅游形象，扩大景区知名度，为金昌旅游产业的快速崛起创造条件。
  2013年8月13日至15日，举办的中国·金昌第二届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更是亮点多多。
  节会策划了多项活动，包括文艺演出、广播影视、书画摄影、美食文化、体育赛事、户外运动等各种类型。吸引了来自国家部委、甘肃省委、省政府及省直相关部门、周边各市、州、县区领导和文化演艺团体、旅游文化投资商、重要客源地旅行社等300余名嘉宾和20多万市民群众。
  节会一是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有效推进了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市县党委政府把骊靬文化旅游节和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紧密结合起来，邀请了国家级艺术院团东方艺术集团、北京快乐元素集团、电影《骊靬情》创作团队等一批高水平、高层次的演艺团队为旅游节造势。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西部快板王张保和、世界高空王子阿迪力等一批文化演艺界知名人士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二是打造骊靬品牌，国际化特色明显。为了打造并推出骊靬文化特色旅游品牌，节会期间，不仅组织开展了“骊靬情”大型文艺演出、“骊靬之夜”文艺晚会、电影《骊靬情》首映式、评书广播剧《罗马军团消失之谜》首播式等活动，还邀请了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史芬娜女士一行对骊靬文化进行了参观考察，并通过友好洽谈协商，就以电影为媒体，推进骊靬文化在意大利的宣传，加强与对等城市的旅游文化交流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为骊靬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三是创新思路、勤俭办会，节会招商引资成果丰硕。此次节会，市县党委政府积极探索并采用开放式办会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既密切了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又弥补了办会经费的不足。同时，一个个重点旅游文化项目的签订和实施，必将给地方旅游文化产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4年7月10日上午，以“感知骊靬文化、畅享金昌旅游”为主题的中国·金昌第三届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在骊靬文化产业园隆重开幕。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连辑宣布中国金昌第三届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开幕。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史芬娜，意大利外国专家组织总裁恩里克，中国文联副主席、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骊靬文化大使刘兰芳，省军区司令员刘万龙，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多明，省政府副省长王玺玉，省政协副主席张世珍出席开幕式。
  此次节会是甘肃省第四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节活动包括“中国·金昌第三届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丝绸古道·神秘骊靬’文艺晚会”，“中意文化交流电影周”，“高雅艺术走进金昌暨金昌大剧院启动仪式演出季活动”，“丝路古道骊靬汽车越野拉力赛”，“金昌市旅游宣传推荐会”等系列活动。
  开幕式上，威风锣鼓、永昌节子舞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来自意大利的32名角斗士表演的贩卖奴隶、皇帝游行、军团士兵格斗等历史事件情景，更是让观众大开眼界。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史芬娜说：“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搭建了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平台，架起了中西方文化互动的桥梁。”
  本届旅游节规模空前，出席开幕式的有文化演艺界嘉宾，市州盟、周边县旗政府及有关部门，中央、省属在金大企业、省内外知名旅行社旅行社，市直各部门、单位负责人，中央、省属在金各单位代表，永昌县各部门、各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及社会各界群众4000多人。同时，本届旅游节也得到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旅游报》、《中国日报》、《香港大公报》、《澳门华人报》、《甘肃日报》、甘肃广电总台、《甘肃经济日报》、《兰州晨报》、《兰州晚报》、中国甘肃网、每日甘肃网等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并派记者来金采访报道。
  如今，“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已成为宣传骊靬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骊靬文化大使、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大型历史评书《罗马军团消失之谜》已在全国多家媒体同时播出，电影《骊靬情》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举办了全球首映，由著名导演李仁港和影坛巨星成龙联袂推出的巨型贺岁片《天将雄狮》让全世界的影迷们热血沸腾，电影《者来来者》的成功上映再一次吸引了观众热切而期待的眼球。骊靬文化强大的品牌效应，国家4A级景区的独特魅力，已成为国内外影视文化的一座全新的富矿，引领着永昌文化旅游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永昌骊靬——和平之城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一带一路”再度成为国内外最为关注的经济话题之一，各大媒体围绕“一带一路”概念进行了大量报道。“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甘肃省正处于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金昌市又处在这个黄金地段的咽喉要道。这为永昌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2015年5月27日，中国主要对外媒体甘肃行采访团到永昌县，就骊靬文化发展情况进行采访。县委书记马国兴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等10余家媒体的采访。
  马国兴说，永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永昌县人民政府顺应世界和平潮流，抢抓“一带一路”规划发展和“紫金花城·神秘骊靬”大景区等发展机遇，大张旗鼓地宣传骊靬文化，深入挖掘骊靬文化内涵。今后，“永昌骊靬——和平之城”是永昌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和龙头。尤其在建设骊靬文化产业园时，要着重强调中西方文化的深度融合，彰显和平意味：矗立在永昌县城南入口处的古罗马雕塑《骊靬怀古》由三个人像组成，正中为代表汉族的儒冠长者，西边为来自西域的牧羊女，东边为帅气英武的罗马战士。整个雕塑形象地传达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并最终融合发展的和平的设计理念。骊靬大道上的“和平之柱”景观带于2013年8月开工建设，主要是沿骊靬大道、罗马广场两侧竖立“999＋1”根罗马柱。柱身镌刻由中国楹联学会编审、中书协组织知名书法家题写的楹联，并布局修建“入口序曲”、“骊靬传奇”、“祁连重生”、“和谐永昌”四个景观节点，通过景观建设再现消失的古罗马军团几经辗转归宿永昌的历程。在骊靬大道与沙沟岔村道路交汇处的1根主柱顶端，放置有高2.8米、名称为“和”的雕塑。雕塑中互拜的古罗马与汉朝的二位将领，分别代表了中西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汉朝大将的从容自信，豪迈气度；古罗马将军的谦恭、渴望与期盼，都凝固在了雕塑之中。整座雕塑高耸挺拔、气势宏大，与巍巍祁连遥相呼应，充分展示了汉文化的包容、宽厚，展示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向往和平，建设家园的情怀以及与世界文明和谐相存的理念。目前，永昌县正在向世界和平组织申请，将1000根罗马柱命名为“世界和平之柱”。
  骊靬文化是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活化石”，是和平的文化；骊靬古城，是一座和平之城。现在，永昌已和意大利博拉市签订了友好城市关系初步协议，在2014年举办的第三届骊靬文化国际旅游节上，来自意大利罗马市角斗士学校的学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为未来永昌与意大利建立长久友好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2015年8月17日，在接受《金昌日报》记者参访时，县委书记马国兴满怀坚定地说：“在市委、市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大框架下，永昌将一如既往，坚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抢抓省市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紫金花城·神秘骊靬’大景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加大对外交流和招商引资力度，大力挖掘骊靬文化资源，以‘一支消失的古罗马军团最后归宿永昌’为背景，加快推进骊靬和平文化旅游区、北海子养生度假旅游区、豹子头生态文化旅游区，御山峡地质文化旅游区、云庄寺石窟文化旅游区、月亮山休闲观光农业旅游区等六大旅游区建设，深度挖掘培育红色文化旅游带和西河田野观光旅游带等两大旅游带，全力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功能完善、联动发展的‘6＋2’旅游圈，并努力把骊靬和平文化旅游区建设成国内唯一的以中西传统文化融合为背景、古罗马文化中国化为主题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神秘的骊靬文化，以其在中华大地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以其大汉人文精神和古罗马人文精神交相辉映而形成的艺术魅力，以其在历史篇章中半隐半露的面貌展现，以其留给今天扑朔迷离欲言难尽的奥妙神秘，给我们新时期的永昌文化增添了十分独特的一面，形成了永昌特色文化，再一次赋予了永昌“永远昌盛”新的时代内涵。
  （作者系永昌县第四中学语文教师，编著《漫话永昌》（上、下册））
  抗日战争中的永昌
  撰稿/史振慧
  日寇轰炸永昌城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华东、华南大片国土沦丧，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西迁，西南、西北逐渐成为中国进行抗战的大后方。地处中国大西北的河西走廊是当时通往苏联的国际通道，是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甘肃省永昌县位于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自然成为日本侵略者轰炸的重点之一。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农历正月十七日，当时，正值永昌“游百病”庙会，城乡民众比较多。十一时，自县城上空东北方向传来飞机的轰隆声，不久，人们便发现天空中有12架飞机，排着“人”字队形向县城飞来。那些飞机到达县城上空，便疯狂地向地面扫射、投弹。现场民众惊惶失措、四散奔逃，飞机的轰鸣声和爆炸声混在一起，震耳欲聋，炸起的土块、石子在沟旁纷纷落下，烟雾、灰尘漫天，景象一片恐怖。
  遭到炸弹袭击的管家大院坐落在县城东南隅的高家巷，分为里院和外院两部分。里院由孙玉霖居住，人称孙家院；外院由管家居住，人称管家院。管家院所有的房子全部倒塌，屋主人管陈氏、年轻儿媳妇管李氏等人被倒塌的房屋压死。孙家院房屋全部倒塌，屋内所有的家什都被砸坏和盖埋，成了一片废墟。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活人和死人堆满了院落。院子里尸体横躺竖卧，有的身上一丝不挂，即便是穿衣服的，也像破布片联在一起挂在身上一样，惨不忍睹。这次日本飞机轰炸，管家院死了3人，孙家院（里院）被炸死了14人，炸毁房屋22间。除了管家院和孙家院外，县城其他遭到炸弹袭击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黄家湾村农民梁栋被炸死，躺倒在路边。农民杜有才拉着毛驴进城，被炸死在三皇庙旁，附近的地上、树上都是肉块和碎驴皮。多数炸弹投在南门外三皇庙周围和西稍门外的空地上，弹坑遍地，触目惊心。
  日本飞机此次袭击永昌县城，共投炸弹36枚，其中有2枚未爆炸的炸弹，分别是从王举人（王裕基）家上房后墙和南城墙上挖出来的，其上赫然标有“昭和—3”的字样。此次轰炸，炸死无辜群众24人（12人是妇女和小孩），重伤9人，炸毁民房30余间，炸死牲畜30多头。
  永昌人民的抗战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永昌民众的极大愤懑，永昌县城乡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1年初，正在永昌中学（今永昌一中的前身）读书的青年学生赵殿玉（今城关镇赵家庄人）、何庆胜（今城关镇人）、刘锦云（今金川区宁远堡镇人）和云川镇中学中心国民学校当教师的包得温、李其善（今焦家庄乡梅家寺村人）等师生，积极响应抗日救国号召，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怒和仇恨，参加了抗日远征军。这些永昌籍战士，入伍后到西安远征军教导第四团接受军事训练。年底，军训结束后，全部开赴云南昆明，由盟国空运到缅甸战线，被编入由孙立人任军长的新一军。李其善和刘锦云编入军部通信营，何庆胜编入三十八师，赵殿玉和包得温编入三十师，直接投入对日军作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篇章。
  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抗战中，永昌县先后征兵2650余人，多数开赴抗日战场。其中140多人牺牲沙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海子修建了永昌籍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蒋介石亲笔为纪念堂题写了匾额，足见永昌儿女为抗日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
  1938年，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兰州，为防备黄河铁桥被日寇炸毁而中断甘新交通线，永昌民众用芨芨草拧成碗口粗的草绳3500余丈，以备建黄河浮桥使用。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永昌县东寨乡民众，让出大量土地安置抗日伤残军人400多人，同时安置河南黄泛区难民600余人。
  在抗日战争前期，中国的抗日军用物资极为缺乏，这时前苏联伸出援助之手。为了保证援华物资及时送到前线，甘肃各县民众日夜赶建甘新公路，永昌县为此出人工7万多个，出车工3000多辆，耗用木料、砖石等材料不计其数。1938年到1941年间，永昌县动员骆驼300多峰，驮运20余万斤羊毛、驼毛到星星峡与安西等地，交换、接运苏联援华的汽油、炮弹等军用物资支援抗日前线。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永昌县负担抗日军粮800多万斤，不少人为此毁家纾难。
  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
  （作者系政协永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永昌离合器厂纪略
  撰稿/郭述林
  永昌离合器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全县之力，建设发展的一家农业机械修理和装备制造企业，几十年来，为我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所创造的辉煌备受全县关注。这里笔者对她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兴衰略作记述。
  永昌离合器厂前身是永昌县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简称县修造厂）于1984年更名为甘肃省永昌离合器厂。她的发展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1954年7月，焦家庄乡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农业机械拖拉机站—焦家庄拖拉机站。1958年底迁往县城南门外，定名为甘肃省永昌县拖拉机站，为省属国营企业，机站的拖拉机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生产的轮式、履带式耕作拖拉机，主要机型有D35、KD35（苏联产）、C45、乌尔苏斯（波兰产）、热特50（捷克产）、东方红-54（国产），最多时保有量达51台，职工120余人。主要从事全县农机耕作、修理和人员配训业务。1956年6月，培训人员214人，1958年夏，波兰专家来拖拉机站讲授该国生产的乌尔苏斯拖拉机的使用保养技术。
  文革时拖拉机站为重灾单位，高潮时“停产闹革命”参与武斗，生产受到很大冲击。1968年7月，2名职工在武斗中死亡，部分人员受伤。1969年8月，机站研制生产出了第一台MF-65型面粉机（统称65型钢磨）为国庆20周年献礼。
  永昌县农具厂是1958底由原县供销社所属的木器合作社、铁器合作社合并组建的地方国营企业。厂址在县城南门十字，主要制作大车（马车）、犁等铁、木器小型农机具。1968年6月，县城通电后，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支持，改善了企业生产装备条件，车床（C618）、牛头刨床、立式钻床、电动鼓风机等机械的使用，先后开发生产了新式犁、仿制马拉收割机、脱离机等农业机械，最多时从业人员近200人。1970年2月，按照国家“一县一个修造厂”的号召精神，永昌县拖拉机站和永昌县农具厂合并，成了永昌县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简称县修造厂），厂部在南门外，甘新路12号（现石头人对面），职工172名。同年各公社相继成了拖拉机站，县修造厂（原县站）的拖拉机、机耕任务和部分人员随之下放。新组建的县修造厂，场地和业务大致分两块，主厂区以拖拉机站为基础从事机修保养、零部件加工、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原农具厂厂区继续从事农机具制造。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落实毛泽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指示精神和普及大寨县的背景下，企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1975年，1978年分别新建了1200平米加工车间和1100平米铸造车间。除原有的小型普通车床、包床、钻床外，逐年申请调拨和购置了多台C6130、C6150车床、铣床（X625）、摇臂钻床、插床、龙门刨床、剪板机，精密内外圆磨、平面磨、曲轴磨床和镗床，自行设计制造了拉床（1974年设计制造，型号为L-200）等金属切削机床；C41B-75T、C41B-400T空气锤等锻压机床；80T、100T冲压机床；辗轮混沙机、5T天车、2T热风冲天炉等铸造设备，形成了机械加工制造生产能力。装备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发展，从原有的机耕作业、修理发展成为，“有修有造，修造结合，以造为主”，拥有铸造、机械加工、锻造、热处理、装配等生产车间的全省知名机械企业。产品产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增加，先后生产过面粉机、碾米机、粉碎机、脱离机（工农-500/700型）、电动机等主机产品和东方红—60/75拖拉机的主动毂、被动毂、从动轮毂、驱动鼓等配件产品，其中MF-65型面粉机、粉碎机、主动毂、被动毂为主导产品，1971至1978年累计生产面粉机837台，电动机1178台（3872.5千瓦），拖拉机配件5.56万件，产品调拨或销售到全省各地区和县内各公社、大队，改善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这一时期，先后有贾书官、童德年、周树曾、徐彦文、索玉成、王应祥、邱风阳、张宝全等任站长、厂长、革委会主任，袁正邦、王泽浦、毛连方、陈玉贤、邢亚雄、杨海、袁耀荣、姜维连等任技术员，他们来自东北工学院、东南农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上海机械学院等国内知名工科院校，是企业的技术骨干。
  1984年企业更名为“甘肃省永昌离合器厂”，占地面积110亩，固定资产156.29万元，职工183人，为县属国营企业，隶属永昌县经济委员会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的维修业务、主机产品生产逐渐萎缩，拖拉机、汽车配件需求不断上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开发各类拖拉机和部分汽车离合器配件产品，到1985年底，已开发出工农-11型、东风-12型、天水-15型（新疆十月）、铁牛-55、东方红-75/60拖拉机离合器从动盘总成和离合器总成，东风-140、解放-121离合器从动盘总成以及各类面粉机齿轮，形成三大系列62个品种，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5万元，实现利税5.47万元。企业在注重发展生产扩大产能力的同时，重视企业管理，逐步建立了质量、计量、标准化管理体系，各车间建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小组（QC小组），厂级建立了计量和标准化管理室，定期检验计量器具、制定（修订）发布企业产品技术标准。由于企业设备先进、工艺精良、产品质量稳定，产品畅销西北、华北及华南部分地区，有较高的知名度。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支持县内企业和社会事业发展，同年专门为当时县城钟鼓楼修葺工程铸造了一口大钟，选材考究，铸型精美，代表了我县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现悬于钟鼓楼上。
  在后来的生产中，由于绝大多数技术人员陆续调离，企业出现了人才断层和潜在的产品技术研发问题。1988年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制，同时进行内部管理和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至1996年企业先后研制和开发过海绵、磨球（矿山和建材球磨机耗材）、东方红-802水泵、金属镁还原罐等产品，除802水泵外，这些新产品由于销路的问题均没有批量生产。同时国有企业出现了经营管理、设备老化、银行贷款及退休人员增加等一系列问题。面对困难企业积极转换经营机制，在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曾采取内部租赁、分流、销售分成等措施激发活力，但始终未能走出困境。1998年9月，企业全面停产歇业，大部分人员下岗。其后，由铸造、加工、装配车间剥离成三个小摊点组织生产，由于失去社会化大生产的工艺工序衔接条件，各摊点无法独立组织规模生产。这一时期杨海、姜维连、王彦龙、李克叙、黄尔明、宗能三先后任厂长，李庆东、宋曾光、冯宝元、郭述林、李双年等任技术员。
  2001年初，县上决定将企业整体租赁给山东烟台台海冶金公司。同年10月，因县城建设要求企业拆迁，11月县政府十四届70次常务会议作出拆迁安置决定，除原铸造车间厂房留金元农机修造公司使用外，其余厂房、办公设施在2002年2月底全部拆除，174名职工一次性置换身份，自谋职业，设备由华融资产公司收回，用以抵偿银行债务。从此这家老字号企业，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永远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给所有见证、关心和支持过企业发展的人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作者系永昌县信访局干部）
  永昌文艺演出纪略
  撰稿/史茂忠
  建国前
  永昌的文艺演出，包括戏曲、音乐、歌舞等几方面。戏曲演出历史较长，歌舞、曲艺等形式解放以后才出现。清末，县城即有戏班。民初，永昌有少数民间艺人自发组织，演出一些地方小戏。民国二十（1931）年以后，民间艺人陈明德等人组织秦腔戏班，串联本县及各地艺人搭班唱戏，流动演出，演出秦腔古装历史戏，在永昌及附近各县唱红。有时也有外地戏班来永昌演出的情形。如：民国三十（1941）年，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来永昌县视察时，县上邀请了当时正在永昌演出的凉州“永和社”名角——河西著名须生演员，人称“西路把式”的徐明德先生，为于老演唱了拿手秦腔唱段。抗战胜利后，永昌的戏剧演出日渐盛行，东街体育场经常有秦腔剧目演出。1948年夏，凉州韩伯岑、韩玉兰兄妹的韩家戏班来永昌唱戏。在县城东街东会馆（阁老府）里面的雨伞顶戏台上演出秦腔大戏，演员演技精湛、灯光精美、服装漂亮，让人耳目一新，演出效果远远高于本地戏班，很受广大群众欢迎，场场瀑满，在永昌红了一段时间。
  建国初期
  1949年9月，永昌解放以后，当时是新旧政府交替阶段，经济正在恢复，社会秩序趋于好转之中，看戏的人很少。1950年，随着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的逐渐好转，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渐迫切，戏班恢复了演出。但不是经常性，时断时续。因为当时永昌中学组织了学生演出队，经常在东大街体育场公演现代戏剧及歌舞节目，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东方红》、《志愿军战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白毛女》、《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大型眉户剧《血泪仇》、《三世仇》等经典作品演唱。每个演员都能很好地进入角色，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表演生动逼真，感染力强，很能打动观众，很多观众观看时已完全入戏，每到感动之处常常潸然泪下。《白毛女》中郭秀春扮演喜儿，张德丰扮演杨白劳，史茂才扮演穆仁智，王志敬扮演黄世仁，潘秀英扮演黄母。文艺演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
  1956年5月1日，永昌县“五一”剧团成立了，演职人员三十多人，剧团首任书记马学文，团长窦世昌，副团长尹慧珠，导演裴尚卿，主要演员有：窦世昌（须生）、尹慧珠（正旦）、裴尚卿（老生）、王林全（小生）、赵守廉（小生）、陈学芳（小生）、张万顺（丑）等；学员有：王秀珍、范秀春、李兰英、杨发桂等；板鼓：王有恒；板胡：陈世积、陈玉德；舞美：黄钟文；大衣箱陆永寿；常演剧目：《火焰驹》、《法门寺》、《十五贯》、《游龟山》、《铡美案》等20多部传统历史剧和《林海雪原》、《党的女儿》等现代秦剧。1958年，西街大众会堂（现在的新华书店）落成后，“五一”剧团迁至新剧院演出。会堂后面还建有一个四合院，供演职人员住宿。1960年，“五一”剧团参加了甘肃省现代戏会演，自创眉胡现代剧《碧水金浪》（陈玉德编剧，陈世积作曲）获音乐创作奖。同年，演员窦世昌参加了甘肃省首届青年演员传统折子戏《拆书》表演，荣获表演奖。1960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滑坡，人民生活困难，于1962年8月剧团宣布撤消。人员除原来调入的国家公职人员重新安排工作外，其余人员全部精简。
  文革期间
  1965年，内蒙古自治区推行出了一种新的演出形式——“乌兰牧骑”。演出队伍短小精悍，人员少，演员一专多能；十多个人就能演出一台文艺节目，长年在草原牧区为牧民巡回演出，被称之为马背上的宣传队。中央非常赞赏这种演出形式，在全国推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9月2日，成立了永昌县农村文化工作队（简称文化队），编制16人，主要是为农村服务，无偿为农民送戏上门，隶属县文教卫生局管理，经费由县财政支出。刚组建只有范秀春、姚兰英、戴发寿、沈寿民4人，在南街文化馆内活动，暂时由文化馆代管。因人员少无法演出，每天只能进行政治、业务学习，早晚练功。1966年元月，新组建的县农村文化工作队正式开始演出，参加了武威地区7个县和地区隶属单位、厂矿共15个代表队的文艺汇演。汇演期间，县代表队观摩了其他代表队的演出，地区秦剧团举行了专场示范演出。县文化队向武威秦剧团学习了小陇剧《钉锅》、小话剧《灵活处理》、表演唱《社教新歌》三个节目。汇演结束后，获奖节目和新学的节目在大众会堂进行汇报演出。当时的县委书记吴柯同志对县文化工作队非常重视，那年3月份调来了县委秘书姚登寿担任县文化队队长，又调来了陈世积、史茂忠、王秀珍、李兰英、徐雁6人，壮大了队伍，与原来的人员共计12人。队址由文化馆迁至大众会堂后面四合院，演出地点在大众会堂。5月份，县上从兰州调来了省戏校的老师张新康担任导演，省秦剧团的鼓师常兴才担任打击乐器，文希成、苗兴芳夫妇担任演员，这时文化工作队已有16人，已能排练演出中、小型节目。排练演出的主要节目有：小歌剧《老保管》、《新媳妇来了》，舞蹈《女社员》等一些小型节目。8月份，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颁布以后，永昌也跟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于是，永昌处于无政府状态，群众斗群众，揪“走资派”，揪“三家村”黑店，抓“小邓拓”，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打倒“祖师爷”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文化教育系统内文教局长曹希曾被打成走资派，挂牌游行。文化馆长朱子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文化队内张新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常兴才被子打成“祖师爷”；文希成夫妇是老演员被打成了传播“封资修”急先锋。经过一段时间批斗之后，11月份，这四个人都被下放到了陕西老家当了农民。12月份，全国搞串联，县文化队准备徒步串联上北京。白天行军，晚上在住宿休息地点为群众宣传演出。走了十五天到达省城兰州后，中央紧急通知不许再搞串联，又被挡了回来。
  1967年，这一年是下乡巡回演出的一年，为了“抓革命促生产”配合春耕生产，县文化队开始送戏下乡。演出是乌兰牧骑式的，不接送、不坐车，节目是具有战斗性短小精悍的小节目，演员背着自己的服装、乐器、道具、汽灯和幕布徒步行军。每到一处，下午装台，晚上演出，次日饭后向下一地行进。吃住在社员家，按县里的统一规定，每个队员每天交给所住农户家1斤粮票4毛钱作为伙食费。
  春天的永昌农村，风沙天气特别多，几乎每天都在刮大风，队员们常常顶着呼呼的大风，迈着蹒跚的步履，行进在弥漫着沙尘的乡村小道上。可队员们个个都满怀革命热情，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精心演好每一个节目，圆满完成了配合春耕生产的演出任务。
  10月20日，县上发生了武斗事件。“红总司”的人打死了“红筹会”的三个农民，县城内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很不稳定。
  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永昌和全国一样，“派性”很严重。文艺方面，全国只允许上演八个“样板戏”，全国所有的电台都在播放八个“样板戏”，还有符合宣传毛泽东思想“革命性”和“战斗性”很强的其他小型节目。
  4月份，县文化队在全县抽调了同一派别的几个公社、机关、学校的文艺爱好者：路玉昌、邵维国、张建华、肖尚德、梅泽普等20多人和文化队的10多人一起，排演了大型歌舞剧《收租院》；并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移植为大型陇剧一同上演。《收租院》的主要演员为：范秀春扮演二妹子；蒲安国扮演瞎子老汉；梅泽普扮演刘文彩；王英锐扮演狗腿子；肖尚德扮演张铁匠；王秀珍扮演老阿婆；刘玉林扮演游击队长；秦芳林扮演小孙女；朗诵：贾秀珍。《红灯记》中的主要演员：蒲安国扮演李玉和；王秀珍扮演李奶奶；范秀春扮演李铁梅；刘玉林扮演鸠山；肖尚德扮演磨刀人；戴发寿扮演王连兴举；李兰英扮演慧莲。5月份，这2部戏在县城轮流上演，一举打响，演出效果非常好，观众反应强烈，轰动了全县。6月份到河西堡武运司礼堂和永昌电厂礼堂演出了十几场，观众非常热情，场场暴满。7月份，赴金川演出，在“886”厂俱乐部（现金川公司文化宫）上演。那时，“886”厂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也很利害，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位被批斗者不堪受辱，爬上北京路一处高压变压器被烧焦的惨状。“造反派”还说他是死有余辜。
  1969年，全国各地都在普及“革命样板戏”，县文化队的演出也以“革命样板戏”为主，排演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场“接受任务”、“痛说革命家史”；《沙家浜》选场“智斗”、“军民鱼水情”；《智取威虎山》选场“深山问苦”等。尤其是史茂忠同志用京胡自拉自唱的京剧“样板戏”唱段，很受广大群众欢迎，无论走到哪里演出，总是掌声不断，常常连续返场二、三次。就连武威歌舞团的同行们都在称赞，也很佩服。7月份，县委吴柯书记亲自率领文化队到山丹军马总场慰问演出，场部干部职工热烈欢迎，演员们满怀热情，演出非常成功，所演节目获得高度评价。
  1970年元旦期间，县“革委会”派县文化队到嘉峪关驻军部队进行拥军慰问演出，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部队首长还陪同全体队员参观了嘉峪关城楼。慰问演出回来不久，文化队被下放到县“五七干校”劳动。在队员们情绪极其低落，心情非常沮丧之时，广播里传来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东方红乐曲响彻祖国大地，队员们欢欣鼓舞，唱啊！跳啊！举杯庆祝，直到深夜还聚在一起久久不愿离去。
  11月中旬，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来永昌演出，在大众会堂上演了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钢琴伴唱《红灯记》。历史以来勤劳朴实的永昌人民观看这样高水平的演出实属第一次。那时，永昌县城内没有一架钢琴，许多人从来没见过钢琴，甚至还有人从就不知道什么叫钢琴。对于芭蕾舞的脚尖功夫更是惊叹不已，演员完成的每一个动作都觉得神奇无比，不可思议，跳这样舞蹈的演员，在永昌广大观众的心中就像天使一样。观众们满怀热情带着好奇心，争先恐后观看演出，演出场内座无虚席，走廓里到处挤满了观众，演出从开始到结束，掌声雷动，贺彩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礼堂。
  1976年春节后，省编委、省文化厅联合发文，要在全省各县组建30人左右的专业文艺团体——文化工作队。县文教局组建了赵兴全任组长、史茂忠、刘玉林、张新康、杨忠等人组成的筹备小组。为了物色演员和乐队人员，县上举办了“文艺骨干学习班”。在全县范围内抽调文艺方面有特长的人员参加培训，并排练节目，编排出的小秦剧《撤车》（王萌鲜编剧，史茂忠作曲），小歌舞《双手开出大寨田》等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11个。于5月5日作为永昌县代表队参加了武威地区“农业学大寨”文艺汇演。5月24日全县在六坝公社举行“农业学大寨”现场大会，参加汇演所有代表队都参加了演出。运送演员的车辆有50多辆，场面非常壮观。演出分为三个场地：大会主会场、公社大院为第一演出场地；六坝学校为第二演出场地；医院为第三演出场。地每个场地由六个代表队轮流演出。这天六坝街道红旗招展，热闹非凡，盛况空前。参加演出的有舞蹈《你追我赶学大寨》、《金色的种子》、《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依娜上大学》、扳胡独奏《秦川新歌》、扬琴独奏《浏阳河》、小陇剧《管得好》等各种类型的节目14个。
  1976年11月1日，当时组建几年的永昌县文化工作队宣告正式成立。系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拨款，隶属县文教局领导，演出不收费。赵兴全担任队长，筹备组成员组成队委会。当时没有队址，县委决定文工队到“五七干校”暂时落脚，作为临时队址开展业务工作。
  改革开放时期
  1978年2月，排练出了小型独幕歌剧《三月三》。4月底排练出了著名大型经典歌剧《江姐》。主演角色是：陈萱扮演江姐；高华萍扮演双枪老太婆；田小平扮演孙明霞；周敬伟扮演华为；邢建喜扮演沈养斋；薛宏伟扮演甫志高。5月份，正式上演，演出非常成功。6月份到金川镇演出，在八冶俱乐部演出20多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直好评。7月开始，国家允许传统历史古装戏曲上演。8月，武威地区秦剧团来永昌演出全本古装秦剧《十五贯》，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连演数场仍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真是一票难求，特别是入场时人挤得水泄不通，因为古装戏已经禁锢了二十几年，开放后，人们觉得很新鲜又亲切，年轻人又没怎么见过，感到很好奇。9月份，省秦剧团又来永昌演出，由著名旦角演员王晓玲主演《玉堂春》、著名须生演员温景学主演《辕门斩子》等戏。因礼堂观众太多无法容纳，就在西街体育场演出（现文化健身广场）。观众看戏的热情非常火爆，掀起了一股观看传统古装戏的热潮，由于当时的这种形势，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对观看古装戏的渴望和需求，县文工队经过领导小组筹划，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时得到县上领导的大力支持，于10月下旬，开始转入排演古装秦腔历史戏。11月，排出了《二堂献杯》、《断桥》、《柜中缘》、《辕门斩子》4部折子戏演，从演古装戏起，开始售票演出，每张票3毛钱。这时，常兴财同志也已平凡分配到队里工作，担任板鼓师，板胡主奏由乐队队长史茂忠担任。并积极物色招聘以前唱过戏的老秦腔演员。
  1979年春节，队长杨发夫带领已经转型唱秦腔的县文工队全体演职人员到西安观摩学习。观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友仙主演的大型秦剧《窦娥冤》，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瑞芳主演的碗碗腔《枫络池》等5部戏，并索要了《窦娥冤》的剧本和曲谱。观摩结束回到县上后，陆续调（招）了窦世昌（须生）、董国仁（二花脸）、杨万林（大花脸）、吴秀珍（须生）、张万顺（小生）、陈雪芳（小生）、尹慧珠（正旦）、杨发桂（小生）；落实政策归队的谢星河（须生）、吴进元（须生）、赵国忠（舞美）共11人，这时演职人员已达46人。先后排演了《三滴血》、《游龟山》、《出棠邑》、《法门寺》《窦娥冤》、折子戏《斩秦英》、《杀狗劝妻》、《杀庙》等。《窦娥冤》中范秀春扮演窦娥；谢星河扮演窦天章；高倾萍扮演蔡婆婆；邢建喜扮演张驴儿；杨万林扮演姚杌；薛宏伟扮演赛卢医；樊兰英扮演小窦娥。年底又排出了陕西商洛花鼓戏《屠夫状元》。
  1981年上半年排演了传统戏《周仁回府》、《劈山救母》、《五典坡》、《蜜蜂计》等剧目。下半年排演了新历史剧《狱卒平冤》、《金麒麟》、《关公斩子》、《吕后梦》（王萌鲜编剧）等剧目。7—8月，到古浪、天祝、永登、兰州西固区巡回演出。8月下旬，由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带领的电影《牧马人》摄制组来永昌拍摄影片中的部分场景，来的主要演员有：丛珊、朱世茂、牛犇等。在北街面对钟古楼处，演员正式作戏现场拍摄，永昌剧团周敬伟等6人选拔为群众演员，参加了部分场景拍摄。11月，剧团派史茂忠、张新康到西安招收秦腔演员。经过40多天的辛苦奔波，于1982年元月10日招收了郭红霞（正旦）、王红梅（正、小旦）、魏娟（小旦）、曹美蓉（小生）、解晓鹏（丑）5名青年演员。这期间，拜访了陕西著名老艺人秦腔须生泰斗——刘毓中老先生，当时刘老87岁，正赶上陕西省文联、剧协等4协会举办刘老先生舞台生活70周年演出活动，演出汇聚了陕西省秦腔界各流派名流表演各自的拿手好戏。从12月16—19日共演出了4场戏，刘老先生亲自表演了《路遇》和《祭灵》2折，还有权巧民的《柜中缘》；郭明霞、张忠义的《三对面》；任哲中、郝彩凤、舒曼莉的周仁“悔路、回府”；乔新贤、李夕岚等的“放饭”；肖玉玲、陈妙华、全巧民的“花园相会”、“卖水”；张新华、郭葆华的“黄鹤楼”；余巧云的“斩秦英”等折子戏，演得非常好，很精彩，不愧都是名演员，有的还是上过电影的名角。观看演出后，又拜访了名演员李爱琴和张新华，演技方面学员们受到了很好指点。
  1983年3月，县上决定在北大街修建新影剧院，大众会堂后面的四合院拆除，剧团迁至南关大众旅馆临时住宿和排练。11月，位于县城关二小西侧刘家花园北面的剧团新址落成，共有房屋6栋36间，设有170平米排练室，库房、火房等很齐全，县剧团搬入新址后，从此工作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新排演的节目有：《玉堂春》、《白玉楼》、《彩楼配》、《锄美案》、《碧桃花》、《打虎记》等，为全省各市、县共演出200多场次。
  1987年4月25日，在县文教局会议室由局长贾永承主持召开剧团全体会议，承包人潘竞成、薛宏伟阐述了各自承包方案，由评委打分、剧团人员提问、承包人解答、评委评议，后经领导批准。最后结果潘竞成中标，成为永昌剧团承包团长。从1988年开始，承包期为3年。永昌县剧团实行承包三年期间，共完成戏曲13本，歌舞2台30个节目，经济收入12.22万元。1990年11月份，金昌市政府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决议：成立金昌市艺术团。
  1991年元月11日，副市长唐立贵率艺术团团长等5人来县上宣布市政府决议，永昌县剧团转为金昌市艺术团。固定资产、服装道具、乐器等交于县文教局保管，除5名退休人员留县上外，其余36人中，26人直转入市艺术团，10人由市政府安排市直各部门工作。永昌县剧团随即撤消。从此，永昌县专业演出团体宣告结束。
  自永昌县专业剧团移交金昌市以来，经过业余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永昌群众性文艺演出，依然十分活跃，演出剧目、剧种颇为繁多，组织形式丰富多彩。把文艺演出工作普及到了全县城、乡、厂、矿、社区的每个角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承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提高群众思想道德修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系金昌市文化局退休干部，永昌文艺界老前辈、老艺人，永昌文艺演出亲历者）
  山坡社火今昔谈
  搜集整理/高存志 史振慧
  社火，历来就是一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全国农村尤为盛行，社火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又彰显着丰富的乡土风情，其魅力在于它精彩的即兴表演与幽默风趣的说唱内容，加之欢快的锣鼓与优美的丝竹渲染，让人们在欢乐中接受教育，不知不觉中感知历史，不经意间已被熏陶。
  永昌社火由于东、西、金、清等地区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不同而各具特色。至今依然保留着不少民俗文化精粹，部分优秀节目在全国也是少有的，但已濒临失传，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究、去挖掘、去保护。
  山坡社火就是永昌诸多社火中保留比较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形成比较独特，因河南坝地区既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又是古代屯兵守边的军事要地。自汉朝以来优秀的中原文化经丝路不断传播到西域，也播撒在了这里。各个朝代多有军队在此驻守，屯垦戍边。东有黄屯坝，西邻屯兴堡。屯兵们来自五湖四海，也带来了他们家乡的优秀文化沉积于此。过去已成历史，而优秀的多元文化却永远汇聚在了这里。勤劳智慧的河南坝的先辈们博览众采，从诸多历史文化积淀中筛选出了益于优化本地风俗、群众喜闻乐见的元素，创办了一台寓教于乐的社火，历经数百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山坡社火自创办至今数百年来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表演方式，在西河地区享有盛名。（山坡社火是河南坝地区全体人民共同举办的，因“小唱会”设在山坡村而得名）河南坝地区自古读书人就多，一代代读书人自誉为孔孟弟子，言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崇尚忠孝仁爱、礼仪廉耻的伦理道德。他们引领社会思潮，左右着这一带的民风民俗。他们深深懂得社火的演唱内容是教化民众积极向上的最好题材。选用劝善规过、惩恶扬善、歌颂古今英雄功德，曲调高亢，听了使人精神振奋的曲子如：“三国”、“十二月花”、“四大景”、“十二古人”、“夸官”等与颂扬民俗礼仪；听了能勾起思亲之情的曲子如：“十二离亲”、“十二亲人”、“送墩”、“二十四节”等等作为社火主要曲目来演唱。杜绝诲淫诲盗，诱人淫乱，有伤风化的淫词滥调流入社火而污染人们的灵魂，如：“十八摸”、“花花尕妹”、“王蛤蟆的膏药”等。
  山坡社火延续数百年，依然能保持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应归功于先辈们的传承和保护，以及他们不懈的努力和无数代表演者的那份执着。据不完全的搜集，追溯出了近现代部分角色的传承情况，简述如下：
  告曰匠：1.刘成功（南湾）、.李生喜（山坡）、3.王尚智（赵定庄）、4.王得荣（赵定庄）、5.赵守义（赵定庄）、.王得贵（赵定庄）、7.赵继海（赵定庄）。
  大肚子：1.孙得成（山坡）、.郭克俊（赵定庄）、3.孙亨锐（山坡）。老和尚：1.白积福（赵定庄）、2.赵守仁（南湾）、3.刘家生（刘家庄）、4.郭克兴（赵定庄）。
  鼓手：1.李生祥（赵定庄）、2.张天功（山坡）、3.郭承龙（赵定庄）。
  山坡社火的主要男角有节子、鼓子、和尚三队均为武生。可能源自尚武时代。挑选体魄健壮魁梧、动作灵敏的青少年男子扮演。女角有毛女、花旦、青衣三队，全是旦角。原社火中所有女角皆为男扮女装，挑选长相俊俏、身段苗条的青少年男子扮演。直到解放后才逐渐由女子接替。随着经济条件逐步改善，适当选增了一些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如：“大头和尚戏柳翠”、“张生喜莺莺”等。整台社火由告曰匠与大肚子妈妈引领并指挥。下面就山坡社火各角色早期服饰及道具略作介绍：
  一、春官老爷：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有权有势的名流、保长、乡绅担当。扮礼部尚书，头戴乌纱帽，上身穿蓝色朝服，前胸后背贴绣有仙鹤的补子，下身穿红色官裤，足登朝靴，手持笏板。身后跟两个皂隶，肩扛刑棍，起震慑作用，主要负责整台社火有关风化的大事和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一
  二、告曰匠：武生（老）打扮。头戴高顶毡帽，帽顶缀红缨穗。上身穿桔红色束袖武生服，胸前缀数排黑色长纽扣，腰系丝绦，外套浅色沿宽边的马夹。下身穿桔红色大裆灯笼裤，足登黑色武生靴，配花白髯口。左手执一四方形带把灯笼，名曰“告曰旺子
  （取兴旺意）”。内置蜡烛或油灯，以备夜场用。也作望子，即能使所有身子上的人都能看得见。右手拿拨浪鼓。主要负责社火的组织、指挥、带领、报幕等事项。
  三、大肚子妈妈：老旦。头戴绣花老婆帽，上身穿红花宽边宽袖半袄，下身穿宽脚口沿边绿裤子，足登花绣鞋。左手执带人面画的道具，右手拿拍板。配合告曰匠带领社火队伍，指挥并引领各旦角出场、表演等事项。
  四、节子：武生。头戴白色八角行者帽，上身穿白色紧身束袖武生服，胸前缀数排黑色长纽扣，腰系红丝绦。下身穿白色大裆灯笼裤，足登白色武生靴。右手持长约八十厘米直径约三至四厘米粗的竹制或木制节子一根，在节子两端各四分之一长度内从正侧方向各开两个长五厘米宽一厘米的孔，两孔间距约五厘米，孔内各穿三枚直径三至四厘米的圆形薄钢片或铜钱。舞动时互相碰撞发出嚓！嚓！的声音。顶端分别饰十五厘米长的红、绿穗。
  五、鼓子：武生（丑）。头戴黑色圆形武生帽，上身穿黑色紧身束袖武生服，胸前缀数排白色长纽扣，腰系短裙，肋间斜挎腰鼓。下身穿黑色大裆灯笼裤，足登黑色武生靴。双手各执一腰鼓棒。
  六、和尚：武僧。老和尚带领小和尚。老和尚头戴黄色僧帽，上身穿黄色长袍，肩上斜搭袈裟，下身穿黄色灯笼裤，足登僧鞋。戴红色髯口，（含佛教是从外国传来之意）。右手执佛尘。小和尚也称贼和尚（机灵之意）。头戴黄色僧帽，两侧加翅。上身穿黄色短袍，系红腰带。下身穿黄色灯笼裤，足登僧鞋。腰带上挂一细绳，绳两头各栓一根小木棍握在两手（双节棍的代替品）。
  七、毛女：小旦。头缠乌丝帕留小辫，戴无顶斗篷。上身穿粉红沿边短衫，配坎肩，腰系花兜肚。下身穿毛蓝色脚口沿边的长裤，足登绒球鞋。手拈丝帕。八、花旦：头缠乌纱后拖长辫，插戴簪花、绒花。上身穿拤腰红纳袄，腰系百褶长裙。足登绒球鞋。右手执带裙边的折扇，左手拈手帕。九、青衣旦：头缠乌丝做盘头状，鬓角贴垂发，额上配头饰。上身穿黑色对襟沿边长衫，腰系白色带边长裙直到脚面。下身穿黑色长裤，足登绒球鞋。双手各执一碰铃。
  十、大头和尚与柳翠：二人均戴头壳。大头和尚的头壳剃发状，突眼咧嘴，做眼馋相。上身穿灰色僧袍，下身穿灰色长裤，足登僧鞋，手拿小折扇。柳翠头壳有发型，眯眼抿嘴做卖弄风骚态，身穿红衣绿裤，手拈帕子。其他角色略……。
  山坡社火的打击乐主要有大鼓、锣、钹三种（原有干鼓和梆子，后都失传了）。演奏乐器有三弦、硬二弦（后改用板胡）、二胡、笛子、碰铃五种。鼓点打法主要分三种：自由鼓、武生鼓、旦角鼓。自由鼓原为三捶，后改为八点子，供出行、过街、入场、拉场子等使用。记谱为：2/4||0||注：×为鼓点，■为锣钹合击。中速，每分钟约一百拍。可根据需要加快或放慢，鼓点在拍节限制内可加可减。旦角鼓为十点，记谱为：2/4||||慢速轻打，每分钟约八十拍，武生鼓为十一点，记谱为：2/4||：：||快速重锤，每分钟约一百二十拍。紧锣密鼓，铿锵有力。
  社火每年从上元节开始，一直闹到二月二谢将，叫闹春，祈求风调雨顺。请社火的人家需提前预约，小唱会在正月初八汇察时根据预约情况安排出顺序和时间通知各家。社火每每出行，狮子引路，锣鼓紧跟，各角色一一插开成二路纵队，在告曰匠和大肚子妈妈引领下扭着唱着出发，大头娃娃收尾，旱船殿后。春官老爷随社火前行。半路上若遇村庄院落不扬长而过，整队敲锣打鼓唱着“十二月花”等过街曲子，扭着进村出村。和别处社火相遇，一是避让，二是夹道迎送，互赠礼物，互致问候。接待社火的人家，选好场地，摆上桌凳，（供有社会地位的人坐），桌上摆几盘年食、茶水，还压上主人的心意——银元或钞票。社火队伍走到离场地约三四百米的地方，整队敲锣打鼓扭着唱着入场，接待方放炮欢迎。入场后，大肚子妈妈的一队跟在告曰匠一队的后面成一路纵队拉场子，变换出各种图形，如八角茴香、蛇抱九蛋、卷白菜等。拉完场子，鼓声渐停，空出一块表演场地，各角色围着场子，观众在外围观看。告曰匠适时摇响拨浪鼓，上场唱“开场白”，例如：“哎！今年是民国三十年，山坡社火么就到南湾，先给王大老爷磕上个头哇，再给诸位老爷拜个年，也问乡亲们年过得好哇，大人娃娃可平安呀（重），告曰。”拨浪鼓又响，锣鼓敲起来，舞狮开始。引狮子的武把子手持五尺棍上场，抱拳向全场致意后，先打一路套拳，既亮身手，又作热身。然后引狮子入场，狮子跟着啪啪的棍棒声上蹿下跳，打滚挠痒，做出各种精彩动作，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有时，狮子还被请去跑圈，主人家将各个圈道打扫干净，焚香化表，以求驱邪消灾、六畜兴旺，临完还叼只繁毛羊羔。接下来各个角色轮流出场表演，生、旦搭配演唱曲子。下面就以花旦、节子、和尚为例介绍表演方法及其特点。这种演法叫小传子，是山坡社火的特点之一。
  一、告曰匠适时入场，唱着报幕：“鼓也呀么鼓呀，锣也呀么锣呃，住鼓哑锣就闹秧歌，这一个秧歌儿该谁唱呀，八个呃花旦么唱上一个，（重）告曰”。锣鼓齐鸣，鼟卜楞，鼟卜楞，鼟卜楞，锵..！大肚子引着花旦上场。花旦们一路纵队踏着鼓点扇着扇子缓缓起步，随着左脚前迈，右手的扇子举过头顶，手腕带动扇子转一百八十度后向下扇到腰间时右脚前迈，扇子继续扇到胯下，再转一百八十度，左手配合右手随着腰肢扭摆而甩动手帕。这种扇法叫虎抱头的扇子，动作舒展，干净利落，远远望去煞是好看。如此一上一下反复的扇着，中间还加一些半转身、半遮面的动作配合身体扭动，夸张的渲染，使观看者觉得文静中透着光彩。那身段真像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阿娜多姿、花枝招展。花旦们不断变换队形，扭到高潮时渐渐聚拢到场中间准备唱曲子。节子们适时上场，分布在花旦外围共同边扭边唱。如：花旦唱“送墩”，节子就唱“十颗字儿”。一递一段轮流着唱，曲子将要结束时有人上来搅“搅曲子”（为的是活跃气氛，增加情趣）。搅“搅曲子”的人手持告曰旺子，穿插在花旦中间来回扭着说：“旦咯旦，唱得好、闹得好，我来中间打个搅..”。搅完“搅曲子”，花旦们扭着退场。
  二、节子表演：告曰匠站在场中央，踏着鼓点跳向场边的节子队。节子们侧身，右手横握道具向着告曰匠伸出，跺着脚喊着咳！咳！咳！咳！向前移动。告曰匠跳到节子队面前时转身做出“金鸡独立”式。节子跟着告曰匠边打边前进。要领是：挺直腰板，踏着脚窝，下底腰身，两腿交替变换着弓步马步，不断变换队形，如：打四门、二龙戏珠等。节子要护住全身和头顶，所以叫虎抱头的节子。其特点是“前攻后阻、左冲右突、上封下闭、踢飞断打、翻转腾挪、步步递进”。表演将要结束时渐渐聚拢到场中间准备唱曲子。毛女子适时上场，分布在节子外围共同边扭边唱。节子唱“三国”。毛女子唱
  “十杯子酒”。一递一段唱完曲子退场。
  三、和尚表演不与其它角色配合，老和尚左手叉腰，右手持佛尘，左右甩着跑跳上场，引得小和尚一个个打着车轮入场，时而敲击双节棍，时而翻筋斗、打车轮，穿插成拧麻花的队形。表演到中间，小和尚跟着老和尚双手合十，在胸前左右轻微摆动，虔诚地唱：“西方楼上一只鹤南无弥陀佛，口衔上灵芝就念弥陀，南无佛、佛，阿弥陀佛弥陀佛。一修上天高十万丈南无弥陀佛，二修上地狱十八层，南无佛、佛，阿弥陀佛弥陀佛。三修上吾佛莲台上坐南无弥陀佛，四修上童子拜观音，南无佛、佛，阿弥陀佛弥陀佛..”。唱完再表演一番，最后打着车轮退场。
  其他角色表演方法与以上三队基本相同，只简略介绍出场、表演特点与配合、演唱的曲目等。
  1、大肚子引青衣旦出场。青衣旦表演的是出嫁后的女子，低头含胸，步履沉稳，手持碰铃在腹前敲击，目不斜视，体现中国古代妇女的妇容妇德，是旧时妇女的典范。特点：“容颜端庄、姿态沉稳、碰铃步步响。导引妇德、彰显母仪、温柔又贤良”。表演将要结束时渐渐聚拢到场中间准备唱曲子，鼓子适时上场，分布在青衣旦外围边扭边唱。曲子为青衣唱“十二离情”，鼓子配合唱“十二亲人”。唱完退场。
  2、告曰匠引鼓子入场（也叫碰鼓子）。因其有丑角风格，所以动作中多了一些滑稽，但对动作要求一丝不苟，表演既活泼又严谨。特点：“左右转身、盘腿下蹲、风张短裙飘、前后对碰、摆头扭颈、鼓子紧贴腰”。表演将要结束时渐渐聚拢到场中间准备唱曲子，花旦适时上场，分布在外围边扭边唱。曲子为鼓子唱“四大景”、花旦配合唱“二十四节”，唱完退场。
  3、大肚子引领毛女子出场，随着鼓点，两手甩着丝帕，天真活泼、稚嫩大方，引来众多赞许。特点：“黄毛女娃初长大，十三四岁豆蔻花，头戴斗篷手拈帕，勤劳俭朴人人夸”。曲子为“十二月花”，鼓子配合唱“十二古人”。唱完退场。
  小传子表演结束后，接着唱“坐场子”（民间小戏）。如张连卖布等，演完后，整场社火结束。
  开始的那天晚上要闹灯。山坡社火闹灯比较简单，只是在场子四周和中间适当插上一些杆子，吊上灯笼，照亮场子就行了，点亮告曰旺子、旱船和毛驴两头的灯，表演基本和白天一样，但要比白天简单得多。
  山坡社火也曾历经几度兴衰，以近现代为例略作阐述。民国初年刚见兴盛不久，民国二十七八年后，抗战爆发，民不聊生。社火服装因得不到更新已很破旧。地方上关心社火的人主动出手相助。如：南湾的王吉泰拿出原配夫人大老婆的陪嫁半袄捐给小唱会，大肚子妈妈穿上正合身。东湾的杨尽美亲手制做了四件老羊皮背心，用黑布沿上云边，捐给节子们穿。塔儿湾的毡匠杨茂成加工了二十多顶各式毡帽捐给小唱会。人们的热心援助犹如杯水车薪，无力挽回服装破旧的状况而被外人耻笑。如民国三十六年，东湾杨尽美为讲排场，请来了山坡和河滩的两台社火在家汇演，表演中间，河滩社火的王六子搅“搅曲子”，“秧歌子来到河南坝，山坡社火没看法，身皿褴褛没唱家，唱得不好了不要笑话..”。话音未落场内外顿时骚乱，群众感到被人侮辱，老爷们也觉得颜面无光。只听河滩春官一声断喝，几个皂隶把王六子按倒在板凳上好一顿刑棍，打得王六子直告饶。经河滩春官多次向群众道歉后，事态才渐渐平息下来。
  解放后，小唱会被新的文艺形式所取代。河南坝乡的广大干部、群众仍旧自愿维护山坡社火，使其继续演唱到了一九五八年。农业合作化，因集体劳动生产需要，将社火出演时间改为正月初二日开始，演到正月初八至十六之间视农事缓急灵活结束。公社化后，赵定庄大队的各届领导主动担当起了山坡社火的传承责任，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山坡社火的节子全县有名。五八年被县上推选到省上汇演，当时抽调了节子打得最好的赵振铎、赵世坤、祁存善、王得荣四人和告曰匠王尚智一同上了兰州，汇演结束，载誉而归。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恢复，赵定庄又为社火更新服装、添置道具、乐器。在“非遗”申报中，市、县又把节子上报甘肃省，省上还派记者和导演前来采访指导，赠送了统一服装，录了像。在中央一台、四台等电视节目中多次向全国播放，轰动了省、市、县，让河南坝的人民倍感振奋。
  随着人们对社火重视程度的淡化，社火元素也在逐渐消失。除节子外山坡社火的影子几乎看不到了。河南坝的人民期盼着，那些影子永远不要消失，很多人为保住老祖宗留下的这份遗产作着不懈努力。如：一九九八年听说刘克庄一社以王氏家族为主的村民在刘克刚、王世成等人带动下办社火的消息，前去观看。只见二三十位中青年男女，聚在一起，披着红绸被面、扇着扇子、踏着鼓点在自娱自乐。那样简陋的条件和寒酸的服饰，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社火的那股热情与执着的精神而令人叹服。一年后，虽条件稍有改善，但傻公子的袍子和花旦们的裙子仍然是红绸被面改制的，他们走庄串院给群众拜年，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赞助，还引得农林场和二社的诸多妇女也来加入其中。两年后，竟被镇政府推荐进城拜年，打着刘克庄村社火队的横幅，穿着一刬儿崭新的社火服装，那两步一扇扇子的扭法就是山坡社火的特点。又如二00四年南湾两个社的村民在赵守琦提议，社长管立福和朱积德带动下，动员个体户、专业户和全体社员群众自愿捐款，购置了服装、道具。请赵继海当导演，成功地办起了一台社火，节子打得原汁原味精气神十足，到市、县、镇上拜年均得到了好评，河南坝的人就是这样传承和发扬着山坡社火。
  全国解放已六十多年了，都几代人了，可河南坝人对山坡社火的那份情结始终不变。节子上了中央电视台，大家跟着高兴，一起欢呼，与全国人民共同分享着历史文化带给人们的那份快乐。他们做梦也盼望着，能够恢复山坡社火原生态的那种表演方法，再现历史文化的风采。可是一些精通社火的表演能手，在世者越来越少了。这梦也只有后人们来圆了。我热切期待着那一天尽早到来，人才代代有，坚信后人们定会把梦圆得更快更好！
  注：本文素材由赵守义、刘义祖等先生提供
  （作者高存志系原新城子学区区长）
  历史永远铭记
  ——参加抗日远征军的永昌人
  撰稿/胡辉学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题记
  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永昌这个远在中国西部腹地的边远地方，有5位热血青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他们在缅甸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1941年，16岁的赵殿玉（今城关镇赵家庄人）考入永昌中学（永昌一中的前身）。永昌虽然是大后方，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消息时刻牵念、激励着每个永昌人的心。青年教师包得温、李其善（今焦家庄乡梅家寺村人）和学生何庆胜（今城关镇人）、赵殿玉、刘锦云（今金川区宁远堡镇人）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抗日。
  1942年2月，赵殿玉和其他甘肃新兵100多人在兰州集中后赴西安。在西安稍事训练便空运至云南沾益，然后乘火车到昆明，再从吴家坝机场空运到缅甸，投入抗日战场。永昌籍的5位战士被编入新38师（师长孙立人）和新30师（师长唐守治）。赵殿玉在30师当步兵。他出身农家，从小劳动，力气大，又能吃苦耐劳，被战友们称为“赵铁牛”。加上他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很快就掌握了战斗技术，因而最先端上了性能优良的美制汤姆森式冲锋枪。在几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他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
  日军早在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前的1940年，便开始了对印度支那诸国的侵略，战略目的主要是围困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战时生产能力低下，战争物资要靠苏联、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供给。日本对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封锁中国海岸线，切断了通往中国的所有海上通道。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力再为中国提供军用物资援助。日军入侵印度支那，迅速切断了印支运输线，最后只剩下滇缅运输线这一条中国与国外联系的通道。
  1942年春，日本撕下支持缅甸“独立”的假面具，全面入侵缅甸，占领仰光，切断仰光到昆明的铁路。这样，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军用物资的通道仅剩下了滇缅公路。驻缅英军在日寇的猛烈攻击下独力难支。根据1941年12月23日中英两国签订的《中英双方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建立中英军事同盟，中国决定派出远征军赴缅作战，保卫滇缅路这条国际通道。
  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中国军人能吃苦耐劳，意志顽强，对日寇怀着刻骨仇恨，在对日军的多次作战中频频告捷，很快挽回盟军在缅甸的颓势，保证了援华物资源源运进中国，粉碎了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日军大本营气极败坏，于1944年8月派遣原陆军省次官木村兵太郎大将出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一到任，便制定出切断中印地面联络的“断作战”，攻击曼德勒（缅甸中部最大城市）和伊洛瓦底江的“盘作战”，与阻击印度洋沿岸登陆盟军的“完作战”等作战计划。实际上，这3个作战计划都是为了切断中国抗日军队的物资运输线，从而扭转日军在中国的败局。为粉碎日军最后的疯狂反扑，中国远征军与美英盟军组成混合突击队，在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的指挥下，沿缅北的孟拱至密支那一线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打通卡盟、孟拱、密支那之间的交通运输线，为从印度、缅甸和中国滇西再开通一条援华物资运输线——中印路奠定基础。因此，攻取缅北水陆要塞密支那就成了整个缅北战场的关键。
  密支那在缅甸最大河流伊洛瓦底江的上游，距中缅边界不到100公里，由日军王牌部队、号称“热带丛林之王”的陆军第18师团驻守，同时拥有空中打击力量，成为滇缅路的最大威胁。当时，中美两国于1942年5月开辟的“驼峰飞行”——印度至中国的空中运输桥梁，正好经过密支那和八莫的日军机场警戒空域，这两个机场都驻有日本
  “零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是二战中性能最优良的战斗机之一，作战半径可达1030公里。
  日军一旦发现“驼峰”运输机，只需10分钟就可以拦截并击落，“零式”战斗机成为“驼峰飞行”（除恶劣气候之外）的最大威胁。因此，盟军司令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从日军手里夺回密支那。
  攻击密支那的战役选择在一个漆黑的雨夜进行。由新38师空降奇兵占领日军机场，新30师趁夜黑强渡伊洛瓦底江，夹击并歼灭敌18师团。赵殿玉时任新30师的一名班长，参加首批强渡。
  伊洛瓦底江发源于我国云贵高原，流经亚热带、热带雨林，水量充沛，流经密支那的那段江面宽达5000米。中国远征军战士每人借助一捆树枝的浮力武装泅渡。赵殿玉来自干旱少雨的甘肃，没有学过游泳，还得背着一杆汤姆森式冲锋枪和100发子弹及10枚手榴弹。他和战友们怀着必死的决心跳下江水，在夜色遮掩下游向对岸。日军在伊洛瓦底江西岸筑有坚固的江防工事，防守十分严密。他们发现中国远征军趁夜黑渡江，便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江面仿佛开了锅。
  爆炸的水柱时而将中国战士压下水底，时而又将其掀上波峰，赵殿玉和战友们死死抱住树枝，拼命向对岸冲击。虽然日军是盲目射击，但仍给渡江部队造成了严重伤亡，江面浮满了战友的尸体，时不时地撞在赵殿玉身上，空气和江水中都弥漫着血腥气味，灌入他们耳鼻的全是血水。远征军战士们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尽力登陆。正当赵殿玉从炸开的日军江防工事缺口爬上江岸时，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灼热的气浪将他掀起并震晕在地。
  不知过了多久，赵殿玉被雨水激醒，发现不远处有两名自己人，3人立刻组成战斗小组，向枪声密集的方向冲去。
  这时密支那机场已被盟军占领，日军乱了阵脚，全线溃败。赵殿玉和战友们与作最后顽抗的日本兵展开了肉搏战。赵殿玉发现和自己对峙的鬼子善拼刺刀，便扔了冲锋枪和鬼子搏斗，没想到鬼子兵会柔道，将他摔倒在地。就在鬼子向他扑下来的一刹那，他两腿使劲一蹬，把鬼子踢翻并死死压住，活捉了这个日本兵。这次战斗，盟军配合默契，作战英勇，几乎歼敌18师团，取得了缅北战役的最后胜利，保证了滇缅路的畅通无阻，同时还打通了印度到中国的运输通道。日本直到投降，始终未能切断这条运输线。盟军印缅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称赞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一次持久进攻战”。
  此次战役远征军伤亡也很大。赵殿玉的右小腿被敌军子弹洞穿，幸未伤及筋骨，因活捉敌兵而荣获了一枚军功章。此后，赵殿玉英勇作战，又因生俘两名日本兵而获得了一枚军功章。收复滇西失地后，远征军继而进入两广，发动全面反攻。不久，日本天皇颁布了投降诏书，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远征军归国的战斗中，赵殿玉再次负伤，大腿又被日军子弹击中，取出子弹后，愈合的伤口一直隐隐作痛。直到1989年，在病痛不断加重的情形下，他在永昌县人民医院拍了片子，才发现腿部肌肉中还有一颗子弹。原来，当时有两颗子弹同时击中了他的腿部，并在他的肌肉中发生碰撞。医生为赵殿玉取出这颗严重变形的日本三八式步枪子弹时，距离他负伤的时间已过去47年了。
  在被困缅甸热带雨林3个月之久、近100天的时间里，赵殿玉与战友们根本见不到太阳，瓢泼大雨一刻不停，脚下到处是水坑，蚂蝗爬上战士们的赤腿吸血，部队所过之处血迹斑斑，形成一条真正的“血路”。在部队跋涉通过“野人山”原始森林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黑色大蚂蚁趁人休息时爬上身来吸血吃肉，经常有人在一夜之间就被吃成了一堆白骨。将士们带的军粮吃完后，就沿途采集野菜，但是大家都不认识热带植物，经常有人因吃了有毒的野菜、野果而丧了性命。野人山这座连缅甸人都视为“地狱”的恐怖森林，远征军将士却在这里修筑了一条连接印度和滇缅路的通道和一条当时世界最长的输油管道，创造了一项战争奇迹。
  缅甸战争结束后，赵殿玉和战友们随军回国，参加了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反攻日军的战斗。日本投降后，不愿打内战的赵老和战友们又随部队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赵老和许多战友都相继复员回家，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都受过不公正的对待，赵老自己也曾被网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行，判过20年重刑，但他很乐观，认为自己所受的遭遇，比起许多牺牲的战友都微不足道。
  2005年8月，年逾80岁的赵老在接受《甘肃日报》记者参访时，沉重而感慨地说：“远征军在缅甸留下了5000多位将士的忠骨，其中有名震中外的抗日民族英雄戴安澜将军”。说到日寇的凶恶残忍，赵老情绪激愤：“日本鬼子个个都受过常人不能想象的法西斯兽化训练，在‘武士道’精神鼓舞下，杀人不眨眼，自己也不怕死。与日寇遭遇，中国军人绝对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宁可战死沙场而不能当俘虏。日寇虐杀战俘的残忍是没有亲眼目睹过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来的。在密支那战役中，日军见大势已去，竟然把自己的伤兵和随军妓女绑在一起抛入江中淹死。与这种完全丧失了人性的兽类作战，中国军人是在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下，以一命换一命的信念与之搏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用这样的牺牲换来的。”
  他还说，当年一道参加远征军出国抗日的其他4位永昌籍战友都已不在人世了。当年和他一同下连队的何庆胜也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在海外作战中立过战功，后来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再次出国作战，此后就失去了消息。包得温当时分到远征军的汽车连，在枪林弹雨、崇山泥沼中运送军用物资，练就了过硬的驾驶技术。1976年，组织为他平反“历史问题”时，狂喜之下心肌梗塞而猝然长逝。李其善和刘锦云能文善写，安排在了军部，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也都为抗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更让人感叹的是永昌籍5位抗日远征军战士都没有埋骨异国，简直是一个奇迹。
  2009年，84岁高龄的赵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是永昌籍见证和参与伟大抗日战争、远征缅甸、最后一个离我们而去的人。他生前曾担任过永昌县政协委员，享受着政府的特殊待遇和照顾。
  如今，这五位英雄虽然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做出的贡献却永远彪炳于史册！
  天火夜焚地门楼
  撰稿/高存志
  公元一九五零年初春的一天黄昏，狂风大作。西北风卷裹着沙土铺天盖地而来，顿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树木在摇曳，房屋在颤抖。路上行人也裹紧了衣服，加快了脚步，匆匆赶回家坐在热炕上围着火炉取暖。天真冷啊！冻得人们都不敢出门，不少人干脆早早钻进了热被窝，就连上旬的月亮也被冻得躲到山后去了。半夜，狂风仍在刮，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矗立在大山①顶上的中山寺东侧地门楼里，突然亮光一闪，蹿起了幽幽火苗，火焰迅速蔓延，不一会儿便燃起了熊熊大火。眼看整个下层将要被火海淹没，火光中仿佛有几条人影闪出，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火接风势、风助火威，滚滚烈焰从楼底一直烧到楼顶，扑向天空，足有十几丈高。火光染红了夜空，也照亮了周围的村庄院落。猛然，狂风中传来一声惊呼：“啊呀！不好了！中山寺着火了..”许多人从熟睡中被惊醒，看见窗外一片红光。有的捅破窗纸；有的从门缝向外张望。只见大山顶上一条巨大的火龙在狂风中挣扎，时而直冲高空；时而随风倒伏；时而又被撕裂成无数碎片，带着火花的灰烬围绕烈焰狂飞乱舞，好像无数流萤在夏夜里画出的一道道光弧。不知是天太冷还是什么缘故，人们都躲在家中隔窗看着火光在议论，却没有一个人前去救火。大火一直烧到天亮才渐渐熄灭。
  天刚麻麻亮，好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见昔日高耸的地门楼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瓦烁，瓦烁间还冒着丝丝青烟。越聚越多的人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争论不休，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忽听有人说，双磨街谁家的女人肚子疼，起夜时在灰圈里觉得头顶有红光，抬头看见半空中飘来一只红灯笼，撞上地门楼轰然起火，那声惊呼就是她发出的。有人接着话茬说：“噢！是天火”。又有人肯定的附和着：“对，对，是天火，是天火”，似乎这一说法最合情理，被大多数人认同。
  天火烧毁地门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得比昨夜的大风还快，不到半天时间便传遍了整个南北泉及周边地区。听到消息的人们，有的惋惜；有的幸灾乐祸；有的拍手称快；更多的则是事不关己。快到吃早饭的时候，正在佛前敲着钵盂念弥陀的赵四爷也听到了传闻，起初还不太相信，传言者来多了，不由他不信，决意前去看看。已是风烛残年的他顾不得吃饭、换衣，捞起拐棍颤颤巍巍出门，一路跌跌爬爬上了大山。眼前的景象使他顿时肝肠寸断，思绪万千，往事一一涌上心头。回想他这一生，放着少东家不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裕生活不过，从二十几岁开始信佛，诚心诚意为了修持一个超凡脱俗、没有烦恼的来世，无数次辗转奔波于甘州、凉州等地，风餐露宿，挨门化缘，耗尽
  了毕生精力，分分厘厘积累起来的善款，又搭进了攥着拳头攒下的大半家财，佛前许愿，赶他六十岁之前要在中山寺修建一座五间佛殿供上佛祖金身，让一方信众前来礼佛，也可算作是功德一件。消息传出之后，前来造访者络绎不绝，这天，地方上几个头面人物也来拜访，攀谈中几个人你一言他一语，连奉承带忽悠博得了他的信任，一时间他高兴得晕头转向，放放心心把修建佛殿的一应事宜都委托给了他们，自己只负责出钱。那些人用他修建佛殿的钱，却别出心裁地修起了前大后小的地门鬼楼，还供上了地藏王菩萨和十殿阎君的塑像。当时就曾引发过不少质疑，“说是犯了什么忌讳，坏了一方风水..”他甚至怨恨那座不遂人愿的地门楼，自从建成之日起非但没有给一方人带来平安和吉祥，反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许多邪里古怪的事情。尤其是河南坝地区居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野狼吃人的怪事，从地门楼建成至今的短短十二年间，那里竟有三十多名儿童、妇女被狼咬死或咬伤。人们把灾祸根源全部归罪于地门楼，实则是把怨愤都发泄到了他的身上。惹出许多抱怨、指责和谩骂，他天天在佛前忏悔、攘解也无济于事。不料地门楼一夜之间竟化为灰烬，他一生的心血业已消散殆尽。想着想着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怨气、冤气、悔气汇聚在一起，一下子从嗓子眼里迸发出来，变成了嚎啕大哭。扑倒在破砖烂瓦前呼天喊地的痛哭不已，直哭到昏了过去，才被闻讯赶来的儿孙扶上马背驮回家调养，听说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坐北向南像怪兽一样张着血盆大口蹲在大山最高处的那座地门楼，不但没有按照它的设计者和建造者算计的那样，“吃穷吃垮南面，■富■红北面”，反而遭到了烈火焚烧的灾祸，地门楼已无踪影，可狼吃人的事情仍在发生，直到土改，人民政府组织打狼队将残害人民生命的野兽彻底歼灭，这一带的老百姓才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事情过去已经很多年了，但它的教训不时告诫着人们“凡事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其下场往往是从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注：①大山，位于现永昌县焦家庄乡河滩村与双磨街村之间。
  永昌县文化健身广场
  撰稿/胡辉学
  永昌县文化健身广场位于县城钟鼓楼西南，占地面积约为41490平方米，于2012年8月19日落成。整个广场以景观主轴线及周边的路网为框架结构，以点、线、面的生态绿化及开放空间为体系，形成了一个集休闲、娱乐、健身、大型集会和庆典活动为一体的高品质的文化健身平台。
  遥望广场，可以看到它由三大部分组成，中间部分为A区市政广场，东边部分为B区文化娱乐广场，西边部分是C区休闲健身广场。
  A区市政广场主要由音乐喷泉、主题雕塑、演艺舞台以及舞台南侧西市用房区域、LED电子屏组成。由广场北口向南漫步，只见耀眼的红色主题雕塑赫然屹立于广场中央，那亮丽而新颖的形体犹如燃势正旺的熊熊烈火，又似迎风飘扬的艳红绸缎，恰似裹风携雨的蛟龙，又似冲天疾翔的鸾鸟，暗示了一种向上的力量和追求精神。主题雕塑的名称为“永昌”，总高度为19.78米，与永昌县城平均海拔高度1978米相关合。整个雕塑以“永昌”二字的草体书法为基础，采用动静结合的艺术手法演绎而成。其造型喜庆祥和、灵动优美，不但形象地展示了当今永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含蓄地表达了永昌民众对美好未来的深深期盼和祝福。
  从主题雕塑正前方（向南）的音乐喷泉拾级而上，只见五块精美的地面浮雕呈“一”字形竖向铺嵌在地面上。地面浮雕分别选取了永昌自西汉建置以来沿用过的五个名称，即“鸾鸟”、“番和”、“骊靬”、“显美”、“永昌”，形象地展示了永昌厚重的历史渊源、丰富的人文内涵、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美好幸福的祝愿。
  在此继续向正前方走去，只见六根文化柱像六位威武的侍卫，笔直地分立在舞台两侧。每根柱体上都以永昌独特的地方文化和鲜明的民俗特点为内容，分别以“威宣沙漠”“声闻四达”“文运天开”“物华天宝”“民淳俗美”“既寿永昌”为主题，充分展示了永昌灿烂的文明。六根文化柱在精美而寓意深远的花纹雕饰的衬托下，愈发显得古朴典雅、大气而有内涵。
  站在演艺舞台上，向南而望，你会发现一块精美、典雅的石刻矗立在广场南段。石刻的阳面镌刻着由中国国际书画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友谊宾馆米南阳工作室高级美术师、中国人民书画院艺术委员会副主席米南阳手书的“永昌县文化健身广场”几个大字，石刻的背面则镌刻着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原金昌市文联副主席王萌鲜撰文，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张书范手书的《永昌赋》，那泼墨如云、恣肆汪洋的文字和厚重大气、笔力遒劲的书法相互映衬，给文化健身广场增添了浓重的文化气息。
  此时，细心的你还会有一个惊喜的发现：在演艺舞台正前方的左侧，矗立着一个基座高为0.8米，身高为2.3米的铜像。铜像人物身形清瘦、脖子细长，骨骼清奇、幽默质朴，尤其是那两只标志性的“扇风”大耳朵显得格外有意思。他，就是我国当代永昌籍著名相声艺术泰斗、幽默大师马三立（1914年-2003年）先生。铜像落成于2013年9月25日，不仅表达了家乡民众在大师诞辰100周年之际的缅怀和纪念之情，还表达了永昌人民为有这样一位“德艺双馨”艺术家的光荣和自豪。
  演艺舞台与主题雕塑、音乐喷泉在一条中轴线上，它的左手方向是文化娱乐广场，以显示面积为60平方米的LED电子显示屏为隔断，右手边是休闲健身广场，三个板块通过园路的形式相互连通，民众可以从任一方向由入口进入广场并循着园路到达广场的每个角落。
  B区文化娱乐广场分为三个小区域，分别是曲艺广场区、音乐舞蹈广场区和读书广场区，还有几排穿插其间的休息长廊。尤其到了夏天，藤蔓盘起，挂满长廊两面，人们可以坐在令人惬意的绿色中尽情纳凉怡情，而由那些晶晶亮亮的、如珍宝一般的雨花石嵌铺而成的林荫小道则将几个小板块有机地连接起来，给广场平添了几分雅致。
  曲艺广场区是以民间说唱音乐（如，念卷等）为主题的市民广场，同时也是广场的入口之一，可用于商业产品展示、游客休息等。曲艺广场景墙雕塑以清代邑人南济汉的诗作为题记统领全篇，具体内容的表现上则采用中国绘画三点透视形式，将深山雪景、云庄胜景、北海美景、金川峡风光、永昌城新貌、西大河风景、武当山美景、皇城水库风光等现代风景与永昌历史上著名的八大景观“天山积雪”“云庄铺翠”“柳池漾月”“金水潺声”“东岗晚照”“西岭晴岚”“北山狮伏”“南峪龙腾”相关合，给人以丰富美好的联想和无限愉悦的神往。曲艺广场的地面上有一组小雕塑，内容是民间艺人在说唱：只见那老者戴着眼镜，坐在凳子上，神情专注地拉着二胡，完全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之中；旁边那中年男子则坐在另一个凳子上，从容地弹奏着三弦，边弹边引吭高歌；在他们前面的不远处，一个舞步轻盈的女子，右手高举着扇子，左手做着兰花指的姿势，协调地应和着音乐的节奏，欢实地扭着，尽情地抒唱着生活的美好。
  音乐舞蹈广场区则以民间音乐为主题，民众或在闲暇之时，或在工作之余，或在假日之际，在这里表演永昌曲子、民间舞蹈、练拳击剑等。
  读书广场区紧邻着东南角上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其景墙雕塑逐一讲述了舜王西巡采胭脂、大禹治水镇乌龙、刘萨诃预言圣容寺、唐玄奘拜谒感通寺、杨满堂骑马踏玉泉等五个永昌民间故事及传说，突出了美丽永昌的古老和神奇。读书广场区地面上的小雕塑甚是亲切可爱：一块平展的大石上趴着两个小男孩，左手边的男孩子翻看着一本书，边看边讲述着书中的疑难，右手边戴眼镜的小男孩则双手托腮，仔细地倾听着、深深地思考着，而旁边不远处站着的是一位头发扎着“刷刷子”的小女孩，只见她手捧书卷，神情专注，沉浸在美文的诵读之中。
  C区域休闲健身广场由手工艺广场区、民俗广场区、休闲运动广场区、健身区、水系和健身步道组成。当漫步于民俗广场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中央有一个放大的雕塑——“炸糖花”，其造型之形象、之亲切、之甜蜜、之温馨，无不让人有口舌生津、大快朵颐之感。其间的雕塑墙则以“四月八”庙会为主线，以长卷的艺术形式，将永昌历史悠久的蒸月饼、炸油糕、皮影戏、木偶戏、手工制毡、剪纸、刺绣等民俗文化元素融入其中，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永昌民众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和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让人赞叹不已！
  休闲运动广场区为民众的运动、健身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无论是早晨，还是傍晚；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也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在不同的运动器材上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快乐。最有趣、最快乐的还是孩子们，或溜冰，或滑板，或在大人们的看护下，快乐地挥洒着童年的幸福。
  沿着休闲广场继续往前走（向北），就到了水系区域，水系区域采用了循环水系统，依据地形落差将水系做成叠水状，同时还在水池边安装了喷雾系统，流水一路下来，形成了一个小巧的人工湖。湖水清澈，凉爽怡人，最让人喜爱的是湖心的小雕塑：三个嬉戏玩耍、尽情游水后的小孩子，光着小脚丫，露着小屁股，尽情地享受着暖暖的阳光和凉爽的微风，憨态可掬，乖巧可爱。在人工湖北面的平台上，还有一组小雕塑，内容是孩子们在尽情地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毫无疑问，这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
  总之，永昌县文化健身广场以人为本，构思精巧，设计合理，建设精美，是一个融合现代文明和地方文化的城市名片。如今，从晨光熹微到华灯初上，广场上总是热闹非凡，“去广场”甚至已经成了人们追求健康、激情、多彩生活的代名词。在广场上，有劲的广场舞跳起来，激情的羽毛球打起来，灵动的毽子踢起来，洒脱的毛笔挥起来！人们欢实地扭着、动着，进发着火热的生活激情。
  外公营救西路红军
  撰稿/曾家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由于刚刚经历艰苦的长征，未及休整，加之人地生疏、补给困难，我军在于六倍的敌军进行战斗，在敌军围追堵截之下，我军奋勇抗击，浴血奋战，伤亡惨重。终因寡不敌众，在高台一战后，红西路军五军几乎全军覆没，在倪家营征战，冲出梨园口，退到祁连山，到石窝山此战结束，红西路军将领采取分散撤退，开展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保存有生力量。鉴于当时形势紧张，通讯联络不畅，撤退后，各部之间便失去联系，进出群龙无首，各自奔走的局面。其中有一部分失散的战士流落到永昌县境内，他们之中大多数已经身负重伤，身染重病，疲惫不堪，况且马家军对西路红军撤退部队的追杀丝毫未曾松懈，因此就出现了永昌人民救助西路军失散战士的感人事迹和动人故事。
  谢廷刚外公祖籍四川人，民国时期流浪至永昌县，长期在永昌县城内做小炉匠生意，居住在县城东大街黄家坑沿（现为皮毛厂后院内），系本人外公。据我母亲回忆，当年红西路军失散战士由于遭到马家军的追捕和屠杀，流落至永昌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身染重病，衣着破烂，为了求得生存，他们便到当地住户家中寻求帮助。有几名男女红军战士来到我外公家求助，当时他们个个蓬头垢面，饿的面黄肌瘦，连讲话的语气都很低调，我外公见此情景，将他们带至家中精心照顾。经过几名西路军战士的一番讲述，我外公及其家人听了他们的动人的故事后，非常感动，得知他们的遭遇后，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外公当年居住的院落里有一口蔬菜窖，慌乱之中，外公将这几名男女战士藏在这口菜窖里，并由我外婆做饭，母亲每天偷偷地给他们送两次饭和开水。他们只能每天晚上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出来透透风，活动活动。后来，陆续有几名战士也来我外公家中求助，我外公都将其收留，藏到菜窖里，为了躲避马家军的追杀，他们中间有一名西路红军战士给我外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瘦小，拄着一根木棍，由于左小腿中弹，右胳膊负伤，走路一瘸一拐，绷带上还有渗出的血迹，衣衫褴褛，嘴唇干裂，脚上的草鞋早已不成鞋样了，脚上全是血泡，脚肿得象个大馒头，见此情景，外公赶紧将其带至家中进行简单处理。当时由于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外公只得用盐（食盐）水为其进行清洗消毒后用粗布为他包扎，之后我外公经过询问得知这名红军战士名叫曾大明，是战败后和战友一起失散流落至此地。我外公前后共收留救助和营救13名红军战士，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使他们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后来马家军撤离，外面追杀的气氛稍微有所缓和，我外公才让他们出来。这13人既是并肩作战，同生共死的阶级兄弟，又是患难与共的战友，他们之间已在战斗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兄弟情、战友情和生死情。我外公救助和营救他们以后，他们相互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所以历来父亲让孩子们称呼刘永福为姑妈，称呼蒋绍才为姑爹，称呼曾林模为大爹、称呼龚少明为姑妈等。几十年来，留落定居到永昌的红军战士们的孩子也互相称之为兄弟姐妹。父辈们留下的一份情意，让子孙后代继续延续下去，一脉相承。
  风声过后，是去是留产生了意见分歧。其中曾大明（我父亲）留在我外公身边做学徒，学手艺，期间装聋作哑，不敢与外界交流，生怕走漏风声，暴露身份，而后与我母亲结为夫妻，其中刘永福和蒋绍才二人由我外公做主结为夫妻，蒋绍才后来在永昌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定居永昌，另外有几名战士为了不给我外公添麻烦分散到了永昌县各个乡镇（当时称公社）他们是龚少明、侯秀英、黄玉贵、高开礼、熊九岭、熊明安、曾林模、陈世基。龚少敏和陈世基二人定居在红山窑乡毛卜喇村，侯秀英定居在永昌县城关镇，黄玉贵定居在永昌县南坝乡永安村、曾林模定居在永昌县南坝乡永丰村，高开礼定居在永昌县新城子镇马营沟村、熊九岭定居在永昌县新城子镇毛家庄村，熊明安定居在永昌县焦家庄水磨关村，后在永昌县粮食局金川粮管所工作，当时还有两位战士走了外地，后经打听王世基在天祝县定居，在天祝县粮食局工作；勾某（名字不详）在永登县定居。在这期间，他们个个都隐姓埋名，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通过地方政府和群众帮助，有关部门对他们一一进行走访登记，才发现他们就是当年在枪林弹雨，浴血奋战、鏖战河西走廊的红西路军战士。
  流落、定居在永昌的部分西路老红军，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战士应有的高尚情操，为永昌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繁荣，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现如今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他们的子女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发扬光荣传统，继续奋战在永昌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第一线，为永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作出突出的贡献。
  回想谢廷刚外公，老人家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个人安危，不怕马家军杀头，抄家的危险，分别营救这13名红西路军战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他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我们缅怀红西路军英烈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这些英烈背后默默无闻的那些无名英雄们，他们共同见证了红西路军在永昌战斗的日日夜夜，见证了永昌县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为永昌县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救助和营救红西路军战士的历史篇章中，留下了光辉灿烂，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纪念红军西征80周年而作（作者系永昌县博物馆干部）
  永昌早期的水利工程——金龙坝
  撰稿/魏育聪 毛仲伟
  金龙坝位于东寨镇头坝村头峡口的东大河河床内，距县城18公里。据《清通考》、《武威水利志》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从二月初到三月中旬四十多天，在武威、永昌连降大雪，持续不断，积雪厚逾80厘米，交通中断，农业遭到灾难性损失”。此后几年，“甘肃凉州卫、古浪等地所旱，免赋”。后经历代王朝组织疏浚导河、开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使之河渠纵横，阡陌相连。地处东大河的金龙坝灌区人们望河兴叹，河流来水小，农田无法灌溉，则无法抗御自然之干旱；河流涨溢，原始渠道不能承受，则无法抵挡垮坝决堤之水灾。距今326年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总甲俞化蛟、潘世雄率众修筑金龙坝，拦水引灌农田（见石刻文）；时隔三年，康熙三十一年（1629年）三月，重修金龙坝道口；据《中国救荒史》、《永昌县志》记载，乾隆三年（1738），“武威、永昌、张掖、高台等地水灾冲没田地，民饥。是年六月，凉州、永昌属螟特蟊贼害稼，县府赈饥民”。乾隆四年（1739年），“雨雹杀禾，歉收、民饥”，第三次修建金龙坝。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甘肃省政府设立金龙坝（今东寨镇头坝村头峡口处）工程处，当年7月25日工程开始，次年1月27日完工，整修金龙坝，维修旧渠7.85公里、开挖新渠2.45公里，开始用水泥修筑闸门和斗口，并开凿隧洞十余米。隧洞进口宽1.5米、高1.7米，距现河床的底2.7米；出口宽1.3米、高2米，距现河床底2.9米。隧洞上游西岸有修建渠道的明显痕迹百余米，拦水坝早已荡然无存，从崖壁山顶现存的三篇卵石阴刻文字记载，几次修建都属重修，金龙坝遗址碑文记述“始建于明”，具体年代无从考证，但金龙坝遗址确是明清时期永昌人民用水、治水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