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佛教传入较早，道教是我国自创的宗教，长期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至近代，在汉族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就永昌而言，也和全国一样，这些宗教有过盛衰的历史时期；其实我县的汉族群众中烧香磕头、崇拜鬼神的多，正式归依宗教组织的仅是少数。蒙民、藏民信仰喇嘛教。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较晚，分布不广，教徒不多。这些宗教，在历史上自由活动和发展。辛亥革命后，永昌县政府对宗教持不提倡不管理的放任态度。民国后期，各教有宗教职业人员221人，信教群众2000多人。
  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引下，天主教、基督教内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走上自治、自传、自养的道路，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佛教、道教与歪门邪道反动会道门划清界线，使宗教进入了正常的活动。1957年以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于1958年开始拆毁寺院，封闭寺庙，批斗宗教界人士。尤其是“文革”的十年动乱中，除县城的天主堂、清真寺外，其余的寺观庙堂有的被集体占用，有的被拆毁，职业宗教人员有的被揪斗，有的还俗或出走，宗教活动被迫停止。1978年以后，遵照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精神，逐步贯彻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得到实事求是的全面解决，恢复了宗教的正常活动。
  佛教：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最初的传教媒介人是秦汉之际居于河西走廊的月氏族人。此后，中亚和西域的高僧不断地经过河西到内地传教。如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凉州一带传教达十余年。北魏太延年间，刘萨诃和尚曾栖永昌云庄寺石窟修行，预言御谷山（又叫御山，即永昌城北的金川峡）有佛像出现的故事，详见于今藏武威大云寺的唐碑《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和敦煌莫高窟第二三一和二三七诸窟的壁画中。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至瑞像寺，将该寺改名为感通寺，即今永昌县北的圣容寺，俗称后大寺。并调集河西三州民夫在永昌境内大修寺庙，僧侣一时多达数千人。明清两朝，在县置僧正寺，专管僧道事务。至清末城乡尚有寺观庙宇275处。可见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盛行的年代，永昌也不例外。
  民国政府对宗教任其自生自灭，所以在这期间，很少新修庙宇，对原有的寺庙，或作学校或当仓库，但也不干涉僧道继续住寺庙活动。民国三十年（1941年），政府将寺庙房产和“长水地”收做教育公产，原住寺庙的和尚，靠布施、主办庙会和应做冥事道场的收入过生活，已不按其戒规念经修行了。而且出家为僧者甚少。与此同时，有些净土宗佛教徒在县城西街三元府成立佛教居士林，设有林长一人主持教务。次年重修千佛寺，请来宝藏法师（俗名高永志，张掖人）为方丈，下设首座、维那、知客各一人，计有和尚40余人，内比丘尼8人，居士420多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佛教居士林合并于佛教会，属大乘派。
  解放初期，有和尚53人，教徒900余人，按照党的宗教政策，维护宗教的正常活动。1958年和尚或还俗或出走，千佛寺当作沙园社的牲畜饲养场。1966年千佛寺被拆毁，从此停止了佛教活动。1979年底，贯彻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了佛教界的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了佛教的正常活动，教徒从新疆请回原方丈高永志（已还俗），在家主持教务活动，1982年方丈病故。1985年3月中旬，中共永昌县委统战部和县政府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召开宗教界人士座谈会，为了加强政府对宗教的行政管理，确定在县城东原普济寺遗址处，兴修简易经堂一处，作为佛教活动点。常住和尚5人，参加佛事活动的教徒220多人。教徒们五年来积极开展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开垦荒山荒坡植树造林2万余株，为实行农禅并重自力更生奠定了基础。
  喇嘛教：喇嘛教就是藏传佛教，因藏语叫和尚为喇嘛，所以称喇嘛教。永昌的喇嘛教属格鲁派，俗称黄教，系佛教中的密宗，是原属永昌县的沙沟寺、皇城滩及大河坝一带的蒙古族、藏族传统的宗教信仰。沙沟寺的藏语地名叫“泱翔”，有瑞气缭绕之意，它的藏语寺名叫“格尔旦达吉郎”，是活佛罗法台所管辖的28寺之一，也是永昌蒙民、藏民的宗教活动中心。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十八年间的匪乱中沙沟寺的僧俗藏民被劫掠一空，加之大地震中僧舍民房俱毁。活佛罗法台十二世——依希丹巴拉布吉圆寂，劫余藏民大都流落青海。现在的藏族居民多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至二十八年间陆续从青海化隆等地迁回的。抗战期间，请来活佛罗法台十三世——嘎布藏九曼土旦加木错主持教务；当时与摩尼坑一处共有阿卡（即喇嘛）50余人。农区的中山寺、圣容寺、孩母寺，隆西寺和马营沟庙等有汉族喇嘛10余人。解放初期，沙沟寺有阿卡40余人。活佛罗法台，藏语称“唐让加洼”，意为唐让寺的活佛，他的先世曾受过清政府的呼图克图（即千户）封号，是掌管政、教二权的扎萨克喇嘛。唐让加洼十三世即罗活佛，于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被错捕后，次年寺院拆毁，阿卡或被捕或还俗或外走，宗教活动被迫停止。1978年后，又恢复了宗教活动，肃南县平反昭雪了罗法台和4名阿卡的错案。1986年修复了寺院，现有阿卡12人。
  道教：道教是东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由张陵创始的一种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奉老子李耳为祖师，《道德经》为经典，吸收老庄墨儒诸家的一些思想，与需、佛互相排斥、争斗、渗透、融合而成的一种多神教。约于东汉末年随汉族迁徙而传入河西走廊，明清两代盛行永昌。如前所述，永昌寺庙之多，就可见其一斑了。流传于永昌的道教有全真道和正一道（又叫火居道）两派。全真道教徒，俗叫“道人或道童子”，以出家住庙修真养性为主，靠庙产或云游化缘为生。正一道教徒，俗叫“道士”，住庙娶妻生子，以为群众祈福禳灾，超度亡魂为主要活动，靠庙产和迷信活动收入为生。清朝在县设道会司，管理道教事务。民国初年，撤消道会司，废除真人封号。从此，很少有人出家修道，全真道即出于后继无人的状态。正一道专以迷信活动为职业。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全县虽有道教徒100多人，但大多数是知教而不知经的迷信职业者。解放后，正一道教徒70余人，在土改运动中分得土地、牲畜、农具，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七十年代末，只有老道士31人，对宗教活动的要求也逐渐淡薄。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回族，东乡族等民族信仰的传统宗教，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传入我国。明初永昌就有信仰伊斯兰的回族同胞，至清乾隆末年，仅在新城子镇就有回民40余户，至今还有“拱北”遗迹和“回田”（回民耕种过的田地）传说。同治年间，这些回民被裹胁走后，至民国时期，陆续来永昌客居经商的回民不过十余户，教徒23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六月，在县城北大街清真寺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甘肃省永昌县支会。寺内常住“阿訇”1人，教徒82人。六十年代以后，调入河西堡工矿企业中的信教职工渐多，至八十年代初，多达529人。通过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了清真寺房产和历史遗留问题，满足了信教群众的要求。
  天主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派，同信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于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传入我国，清康熙时再传入兰州、武威和我县的永宁堡。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传入董家堡，民国二十年（1931年）修天主堂，同时永宁堡的天主教徒买下曹姓民房一院做教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县城驴市街的洋行改为天主堂。抗战期间，在九坝、永宁堡、董家堡和县城有教堂4处，其中，董家堡和县城的天主堂有神甫2人，修女6人，女1人，教徒390人。县城的天主堂办诊疗所1处，修女任大夫。县城虽有天主堂，附近群众没有信教的。驻永昌教堂的神甫多为德国人，抗战期间，外国籍神甫集中在武威，不许到外地活动。解放后，宗教界开展“三自革新”活动，外国籍神甫回国，先后有中国神甫刘文章、段福雨两人来永昌主持过一段时间的教务，共有教徒255人。1958年冬，教堂封闭，同时拆毁永宁堡的教堂，除张家外，其他教徒均退教。1966年拆毁九坝和董家堡的教堂，停止了宗教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宗教政策，董家堡、永宁堡和九坝3处恢复了宗教活动，各推选会长1人主持教务，共有教徒163人。县城的天主堂，因无教徒，暂未开放。
  基督教：基督教又称耶稣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我国，当时称“景教”。民国时期传入河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传入我县，在旧县政府门南侧成立“耶稣家庭”，有教徒11人。解放初，传教人员陆续走了，只有教徒王福元的母亲1人看门。到八十年代初，调入永昌的外省、县籍职工中有基督教徒24人，在家庭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