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一、鸦片烟的毒害
  鸦片，是割取“罂粟”蒴果壳乳汁，经干燥精炼而成的黑褐色胶块状物；又名“阿片”，俗叫“大烟”。土法精炼鸦片，是将干鸦片溶化于十多倍的开水中，过滤二、三次，取汁文火煎熬成浓缩浆物，叫鸦片膏子，装入盒内，即可用烟具吸食。过滤后的烟渣，苦味淡薄，状如泥土，所以当地人又叫“大烟土”或“烟土”。永昌种植大烟，分春种与秋种。暑夏开花，鲜艳的红、白花朵，大如牡丹，所以又把鸦片叫“花儿”，把烟税叫“花税”。鸦片有麻醉、镇痛和强烈的兴奋作用，对感冒头痛、四肢酸痛、精神疲乏等有立杆见影之效。因此，人们多爱吸食，如果经常连续吸食，就会烟瘾成癖，终日吸食大烟，不思饮食，不事劳动生产，日久身体瘦弱，人叫“大烟鬼”；一旦吸食量、次稍加拘束，即流涕呵欠，肢体酸痛，时冷时热，甚至呕吐下泻，昏迷遗精，如大病到身，难以忍受。所以终致倾家荡产，男盗女娼，流于乞讨之中而不能自拔，但真正死于烟瘾者并不多见。鸦片流毒，实为国弱民穷的根源。林则徐给清朝皇帝上书说：“烟不禁，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之后，不但无筹之饷，亦无可练之兵。”终因“鸦片”战败，把我国沦为半殖民地，把中华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就从永昌来看，鸦片毒害，不亚于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和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百多年来许多爱国志士呼吁禁烟，历代政府也曾采取过禁烟措施，终因历史社会等因素，禁而不止，反使鸦片毒害日益蔓延。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迫于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只做到了禁种，而贩卖和吸食者一如既往，只是不敢公开罢了。要说鸦片烟毒的彻底禁绝，那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二、禁而不止和烟毒猖獗
  据记载：早在唐朝已有少量输入，仅供药用。公元1600年，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诱使印度农民种植鸦片，输入我国。明朝崇祯年间，就有过禁烟令。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清政府第一次颁布禁烟令，但对输入的鸦片，却照药材征税，允许售卖。乾隆年间又发布禁烟令。嘉庆元年，清政府再下诏禁止鸦片进口，仍然禁而不止。如嘉庆五年进口鸦片2000余箱，鸦片进口量增加了二十倍。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全国朝野普遍注意到烟毒的深重了，大声疾呼禁绝鸦片，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呼声。朝臣黄爵滋吁请制止，清政府再次下令严禁，并派林则徐到广东查办，实为历史上一次有力的禁烟行动。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虽未合法化，但外商仍私自运销我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于咸丰八年（1858年），被迫与英、法、美签订海关税则，准许外商在通商口岸销售鸦片，并以“洋药”名目缴税，从此鸦片竟成合法的进口商品了。鸦片大量输入的同时，鸦片种子随之传入我国，蔓延各地。据《镇番遗事历鉴》记载：“邑人胡欲昌经商陕中，是年（指清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元1760年），自彼土携烟籽二斗二升，散于乡里，令试种之，赊秋熟还其价。讵巨料既种则成，成则事半功倍，市人颇获厚利，爱之益甚，几经鼓吹，于是乎阁邑田家越明年种之连畛”。可见鸦片种植，于清乾隆年间已由内地传播到甘肃的民勤、武威等地，咸丰时武威地区各县已普遍种植。如清陕甘总督左宗棠看到各地种烟成风，大为惊叹地说：“劫后庶民，元气未复，加以伐之，其何以堪，若不严行禁绝，三十年之后，汉人种族其将弱乎！”由此来看，清朝末年，西北各省种植鸦片已经很普遍了。左氏决定从禁入手，曾一度派兵翻犁烟苗。光绪七年（1881年），甘肃各地设厘金局，门悬“奉旨烟厘”的黄旗子，开始征收烟税。到光绪二十二年，更明确规定罂粟税每亩川地征银1钱，山坡地征银6分。后来每亩水地烟税增至3钱，于是鸦片禁令遂开。甘肃各县都有种植，河西水浇地区普遍种植大烟，吸食者日多，永昌也不例外。民国四年（1915年），甘肃民政长兼都督张广建令全省禁种鸦片，派员查禁烟苗，未过一年，于民国五年永昌县恢复种烟。民国八年，北京政府派孙道仁来甘肃禁烟，永昌全县随之禁种。民国十一年甘肃督军陆洪涛、凉州镇守使马廷勤（俗叫马三少），为了筹集军费，大开烟禁，促使各地种烟。永昌县于民国十二年又恢复种烟。民国十六年，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令全省继续种烟，却又设立禁烟善后总局、禁烟督察处，县设禁烟善后公所等机构，规定每烟土百两，征款10元至45元不等，视烟价之低昂而增减；又对不种大烟的地区罚征“懒款”。如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征收烟亩罚款的税率每亩由银币13元提高到15元，马部“西军”（即西进精锐军）所到之处，又任意将1亩按照1.5亩或2亩地征税，鞭打绳捆，迫使烟农将60％的大烟收入交纳了烟税。这种时禁时种或名禁实种的政策，导致烟价暴涨，刺激农民大量种植。以现金交纳苛重烟税的结果，又使烟价猛跌，迫使烟农频于破产。长期种植鸦片的结果，只落得民穷财尽，烟民遍及城乡。据《甘肃民政一年》记载：民国二十四年统计，全省种烟苗50万亩左右，平均亩产烟土30两，总计产烟土1500万两。永昌水土气候颇适种烟，象南沿沟，南、北泉等地方，鸦片产量高、品质好，每亩可产水浆约300两，晒干烟土70两，价值银币40多元，相当于小麦3000多斤。至民国26年永昌县鸦片种植面积达2500亩以上，共产烟土10余万两，折合银币15万余元。由于全县普遍种大烟，吸食鸦片者普及城乡，自政府官吏，教职员工，军警衙役，至工、商、农民群众，不分男女（男子居多），大都吸食大烟。凡遇大小喜庆，请客会友，主人必须摆上大烟灯招待客人。民国二十七年，全县登记上册的烟民竟达9190余人，约占全县总人口20％，占成年人数的61％。
  三、较为认真的一次禁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本侵略军已从我国的东北三省侵入华北和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图存的形势，对内不得不采取禁烟自强的应急措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六月三日，国民党政府召开了禁烟大会，公布《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组织规程》和《各省市县委员会组织通则》，至同年八月先后发布禁烟法令达十一项之多。并把林则徐虎门焚烧鸦片的六月三日，正式规定为“六·三禁烟节”。甘肃省政府也公布了《禁烟禁毒实施规程》，提出具体措施。自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分期分批从种、运、售、吸四个方面禁绝烟毒。连同上述法令由省禁烟委员会汇集成《禁烟法规》，颁发执行。永昌属第三批禁绝烟毒的县，民国二十九年初，省政府发布一年内分四个期限禁绝烟毒的训令。同年底对禁烟不力的县进行查处，漳县县长黄忠辅因此被撤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是永昌县种植鸦片最后的一年，次年全县境内彻底禁绝了烟苗。二十九年县设戒烟所，登记烟民，责令入所戒烟，发售戒烟药片84000余片。据说这种药片，既能制毒，又能强身，效果很好，许多烟民自动买药戒烟。从此，一般烟民不敢公然开灯吸烟，只是偷偷地改用钞票卷筒铁丝钳烫吸，叫“坐火车”。这样吸食的量、次显著减少，加上烟土来源受到限制，烟价日益昂贵，烟土每两价值银币30多元，解放前夕，象燕麦大的一个大烟棒儿，价值20斤小麦。因此，从四十年代起，吸食鸦片者大为减少。民国三十四年，南泉（今焦家庄乡）的陈某偷种大烟被查获，通过贿赂，由长工替陈坐牢，死于狱中。三十七年，下十堡（今清河地区）的苏某因偷种大烟，被判处死刑，通过大肆贿赂，虽没有执行，却对群众是一次严历的告诫。所以说抗日战争期间的禁烟，是历史上比较认真的一次禁烟行动。但在鸦片流毒深重的现实面前，靠贪污腐化成风的国民党官吏，不可能把烟毒彻底地禁绝了。烟民只要贿赂戒烟所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吸食大烟，到时间照样能领到戒烟合格证明书。军警查获交公的大烟土，也可以通过特殊渠道流入大烟铺代售。直到1949年9月永昌解放，这些大烟铺才全部关闭了。
  四、烟毒彻底禁绝
  公元1950年春，部分农民听信“共产党允许种鸦片”的谣言，自发种植鸦片。发觉后，县人民政府立即通知各区宣传严禁，并组织干部，逐村查抄拔除烟苗。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布《西北禁烟禁毒暂行办法》，1952年武威专署转发西北公安部“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具体执行计划”，采取严历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彻底肃清毒品。1954年中共甘肃省委发出“禁烟禁毒指示”，对烟毒案件，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处以极刑。同年县公安局发出“严禁贩卖吸食毒品的通知”。县各级政府配合中心工作，不断宣传查禁。据当时六个区的调查（缺二、四区），有吸食大烟者139人，约占总人口千分之一点四，贩卖者35人。县公安局和法院累计处理烟毒案件人犯70人。查获大烟土356两，大烟籽85斤，烟具15件，没收贩毒资金160万元，罚款400多万元（日人民币）。除采取拘留、管制、劳教、集训等方式教育改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者30人。截止1958年全县结束了烟毒案件，历史遗留下来的鸦片毒害在新中国彻底铲除了。
  附戒烟毒良方：用粗大粉甘草一味，不拘两数，熬成甘草膏。初以烟（大烟膏）九分，入甘草膏一分，照常吸之；继则烟（大烟膏）递减，而膏（甘草膏）渐增，至膏有八、九分，烟仅一、二分，则烟瘾自断。
  （本文主要资料系参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档案，张掖地区档案局案卷，永昌县人民法院和县公安局提供的档案资料，《辞海》、《武威简史》、《墨余录》等有关文献，以及陈仑堡老人阎世福，黄家学老人张鉴等口述资料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