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红西路军西征的失败，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历史的回顾》①一书中曾沉痛地说：“西路军两万余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西路军的失败，让李先念、徐向前、李卓然等同志终身难忘，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遗言：要把他们的骨灰撒向祁连山，撒向河西走廊，与战友们在一起②。
  （一）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李先念同志，因长期患病，于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李先念生于1909年6月23日，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他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参加了反三次”会剿”的战斗。1929年底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坡（黄）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率领3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1932年7月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恶战中，重创敌军。同年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他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负责指挥西线部队抗击四路敌军。当反围攻作战转人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率部在黄猫垭地区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民江地区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8月与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指挥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4000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40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行军20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1937年底返回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38年1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1939年初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中旬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使支队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1939年1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在错综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他紧紧抓住民族矛盾，正确处理抗日、反顽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1940年5月，当日军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时，他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共1.5万余人。12月，他抓住战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20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1942年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1943年1月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12月，他从对日军224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200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1944年指挥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之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10月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1945年10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1946年1月为争取国内和平，率部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大智大勇统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1947年5月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7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1月抵达河南光山，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949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剿匪反霸、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1952年2月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与王任重一起正确处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3年1月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10月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主张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保包括156项在内的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以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他还建议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央管得过多、过细的作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56年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957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1958年批判反冒进时受到了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提出了六条具体调整措施，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6条措施。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962年4月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8年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迫“休息”。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7年，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1979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他坚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根据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倡导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鼓励他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他指导全国政协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强与各国人民和团体的友好往来。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
  李先念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1992年7月2日10时15分，一架银鹰从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机场腾空而起。李先念同志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在高空中，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的部分骨灰，撒在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上，完成了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个遗愿！
  （二）
  1990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子敬。生于1901年11月8日。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辞退。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由共产党员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司令部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六联队队长，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训练。广州起义中率队苦战三昼夜，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十团党代表，四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斗争。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三次“会剿”，歼灭大批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同年11月，与三十一师党代表戴克敏共同总结鄂豫边斗争的经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运用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作战、敌进我退和敌退我进、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游击战争的原则，使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0年春，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趁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南段，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以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灵活多变的战法，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四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率部南下，1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7个多团。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1931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筹划第三次“围剿”时，先敌之机，以“飘忽”战术在外线寻歼敌人，采取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击敌一路、各个歼灭的方针，组织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性战役，歼敌正规部队近40个团6万余人，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鄂豫皖红军至此发展到4万余人，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在26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口达350万。在此期间，对张国焘军事指导的错误和“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因敌众我寡，四面受敌，在鄂陕边界漫川关陷入困境。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的错误主张，果断指挥部队集中突围，转危为安。随后，他指挥部队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艰苦，行程1500余公里，连续击破国民党军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采取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随后又指挥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人口达400余万。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参与领导开创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红军的政治建设，主张大力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教育；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主张从严治军，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教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积极宣传红军主张、获得物资要先顾伤员等10项军纪。并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因势利导，培养出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袭、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注重部队的作风建设，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培养锻炼了红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
  1935年春，指挥广昭、陕南、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并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道。同年9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联名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在中共中央和第一、第三军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拥护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待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西路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歼敌约2万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与陈昌浩离开部队，去党中央汇报。在途中历经艰险，于1937年6月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率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要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提出具体的战术要求和实施计划，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正确的政策，收编和改造各色旧式武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动的武装摩擦，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起，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同年6月奉调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与此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普遍组织各种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主力进军大别山后，他负责主持军区的工作，并指挥留下来的少量部队和地方武装，于同年年底进行了运城战役。1948年3至5月指挥临汾战役，针对多数部队刚由各分区地方武装升级编成、新战士多、装备差、缺少攻坚经验等情况，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狠抓战前战中的训练和教育，使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攻克了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至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巧妙的战法调动敌人，连续作战，分批歼敌，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解放县城14座。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与刘伯承共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军及民兵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坚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重视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建设，注重军队中的人才培养、军事科学研究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198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要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并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以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0年9月21日于北京病逝。
  徐向前病重的时候，又认真地请求组织，他去世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二不开追悼会，三要把骨灰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1990年11月6日，河西大地黄叶纷飞，松柏含悲，一架银白色的客机缓缓降落在张掖甲子墩机场，张掖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和部分红军老战士，各族各界代表胸佩白花，臂戴黑纱，到机场迎接43天前在北京去世的徐向前元帅的骨灰。11时40分，简朴庄严的迎灵仪式结束后，另一架浅蓝色的直升机缓缓升空，带着徐帅的骨灰飞向红西路军曾经征战过的地方。徐帅的儿子亲手将五色花瓣伴随的骨灰，从右面的机舱口撒向祁连山和黑河之滨。
  （三）
  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李卓然同志，因长期患病，于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李卓然，1899年11月10日出生于湘乡洪塘，1920年初和周恩来、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29年秋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长征开始时任红五军团政委。
  五军团在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主要是保卫前面的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的安全，阻截后面的追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任务，因为敌人主要的战略方针是拦腰截尾。五军团全体将士每天边打边走，有时刚到宿营地，敌人就追上来了，甚至冲到了军团部里，仗打得非常激烈。湘江战役中，为保卫中央机关和其他红军部队安全撤离湘江，李卓然和军团长董振堂率领军团将士们浴血奋战。阻击任务完成了，但敌人炸毁了湘江桥，五军团有一个师来不及撤离，被敌人包围，全师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部队撤离湘江后，一路从湖南打到贵州。1935年元月上旬，五军团在贵州桐梓一带集结待命，李卓然接到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他和刘少奇（当时中央驻五军团的代表）迅速赶到遵义城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到电报的当晚，李卓然带着两个警卫人员从桐梓出发，日夜兼程赶到了遵义城。到达时，会议已经开始了。毛泽东当晚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李卓然。毛泽东专注地听了李卓然的汇报，要求他在会议上发言。第二天，李卓然在会议上用大量的事实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带来的危害，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拥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李卓然作为会议的参与者，作为正确路线的支持者，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不久，中央内部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中央根据形势，制定了北上方针，但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提出了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找到李卓然，希望他到四方面军去做政治工作，共同北上。当时，李卓然并不知道中央内部北上和南下的分歧，不知道张国焘的分裂野心，他觉得应服从党的安排，担任了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当张国焘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时，他协助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重新北上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促成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红军主力会师后，中央命令红军抽出部分兵力西渡黄河，以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交通，争取国际支持。红军主力则向北发展，夺取宁夏。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主力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第五军主力，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少年先锋团也渡过黄河，李卓然与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起随三十军行动。
  渡河红军共有21800多人。刚过河时，部队打了几个胜仗。但10月底，11月初，胡宗南部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阻隔了红军河东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形势急转直下，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也被迫终止执行。蒋介石指使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对河西部队进行围剿，河西部队既无援兵，又无退路，几乎陷入绝境。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李卓然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兼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他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努力保证红军西进任务的完成。打仗之余，他经常找指战员谈心，做动员工作，告诉战士们，打仗不但靠勇敢，更要有智谋，有勇有谋，才能克敌制胜。一次，西路军总部在一个土围子里休息，担任掩护的只有两个特务连。刚要起火做饭，数倍于红军的马家军骑兵就追上来包围了土围子。李卓然沉着镇定，见敌人虽然多，但大都是骑兵，使用的是轻武器和手榴弹，没有重武器，便决定智取。他们以土围子为据点和敌人周旋。他教战士们把敌人扔进来的手榴弹又扔出去，用敌人的手榴弹炸敌人。拖到天黑，他布置趁黑夜在土围子边挖洞准备突围。敌人发现后死守洞口。红军特务连兵力和弹药不多，拖下去很危险。李卓然当机立断，将两个特务连全部调到另外一处再挖洞，只留下他的警卫员邱振基和黄坤守在洞口，用绳子打个套。敌人见枪声停了，以为红军被打死了，便大喊大叫，十分嚣张地往洞里冲。敌人进来一个，就被绳子套住消灭一个。等到敌人发现不对劲时，红军已经挖好新洞，夺得许多武器，迅速突围了。西路军边打边走，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随着形势的变化，为策应西安事变，配合河东主力，西路军几进几退，虽在战略上配合与策应了河东红军，却丧失了乘虚西进的战机。战场连连失利，继九军折兵古浪后，五军又被困高台，血战五天五夜，最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000余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1937年1月24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情势险恶，建议河东红军派兵解危。党中央一方面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青海、甘肃军队停止军事进攻，一方面于2月27日下令组建援西军。后因种种原因，中央的救援计划未能实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服从大局，率部队突围，在三道柳沟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濒临绝境。在梨园口与敌人血战后，·被迫退进祁连山。西路军是一支久战、疲惫之师，曾三过雪山、草地，部队指战员体质大为减弱。过黄河后连续战斗行军，塞外严寒使大部分指战员冻伤，更困难的是粮少弹缺，部队饿着肚子，带着大刀与敌人肉搏死战。面对重重困难，李卓然努力宣传中央和军委的部署，说明两路作战的意义和前途，并千方百计开展战场政治工作，振奋军心，亲自编写歌曲教战士们传唱，鼓舞士气。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脚下的康龙寺附近的石窝山召开了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史称“石窝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同时决定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李卓然表示身为部队主要干部要与部队共存亡。在送别徐向前等领导后，他又和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继续西征。3月17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同意成立工作委员会和分三路游击，并要求以主动的游击战，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了险中求胜，李先念决定率军西越祁连山，摆脱敌人，把仅存的两千红军带出绝境。李先念的想法，首先得到李卓然的强有力支持，这对于统一部队的意见和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3月的祁连山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李卓然的大胡子上都结了冰，部队在渺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饿了吃草根、皮带，有时甚至吃牛粪。困了睡冰洞雪窝。每翻越一座山头，都是对意志、体力、生命力的严峻考验。每天都有倒地不起、长眠雪地的战友。李卓然的双脚冻烂，腿肿得又红又粗。警卫员邱振基看到他行走困难，便把藏起来的马牵出来给他骑。原来进入祁连山后，李卓然下令把牲口给伤病员骑，后来粮食吃光了，他令人把马杀掉分给战士们吃。警卫班长黄坤把马悄悄地藏在后边队伍里，想等首长走不动时再骑。李卓然却毫不领情，再次命令杀马给战士们充饥。战士们无计可施，只有含泪执行首长的命令。为鼓舞士气，行军时，李卓然不时跑前跑后作鼓动宣传，教大家认识到能多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火种，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河东的红军还在战斗，党中央还在陕北。他鼓舞大家团结战斗，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每到宿营地，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分子，就指挥着唱《国际歌》，唱李卓然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战歌，歌声鼓舞着战士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4月16日，部队终于从安西东南大公岔山口走出祁连山，到达肃北石仓城。24日，部队进至安西城南25公里的十工村，有人主张打安西城，李卓然考虑到部队的实际情况不同意打，但大多数人坚持打，最后少数服从多数，他只得同意。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一部分遭敌包围，一部分被骑兵冲散，见此情景，李卓然当机立断，命令警卫员邱振基立即去通知失散了的战士，要他们坚持到底，沿着电线杆往北冲。部队边战边撤，26日傍晚，进至红柳园，在这里与敌人进行了最后一场血战，100余名指战员血染沙丘。摆脱敌人的围追后，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部队穿越了荒无人烟、无粮无水的大戈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李卓然、李先念率420余人的队伍和中央派来迎接的陈云、滕代远会合，重回党的怀抱，他们欣喜若狂，喜极而泣。而此时的李卓然感慨万千，他想得最多的是我们死了多少人啊，那些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置生死于度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倒在了西征途中，自己要努力，要奋斗，要更好地为党工作，才能无愧于死去的烈士。1937年12月，李卓然同李先念等一起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做不到的。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9年4月至1941年7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39年11月至1940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候补委员。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至1948年1月任边区群众报社社长。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职。1950年4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9年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辞去中顾委委员职务。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第十二大代表，第十三大特邀代表。
  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
  1990年8月12日，他的灵骨被送往张掖。按照李卓然同志生前的遗愿，把骨灰安葬在安西县城南侧红军最后一战纪念碑旁。墓碑的正面书写着“李卓然同志永垂不朽”，背面是他的生平事迹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