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我父亲曾大明，时为红西路军30军88师268团警卫排排长，1937年3月，与马敌作战时负伤与部队失去联系，流落失散后定居永昌。我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遗物中，有一只十分珍贵的文件包。这只包记录了我父亲随红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与马敌浴血奋战悲壮历程。
  文件包是用纯牛皮制作而成，长方形，呈红色，有两个盖子，一个盖子上有一颗红色金边五角星，另一盖子上印有“建设新中国”字样，文件包长22cm，宽18cm，厚6cm，两侧有两个铜环系一根牛皮背带，里面用一块薄薄的牛皮隔开，分为两层。
  我父亲曾大明，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双河镇悦中乡天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跟随爷爷、大伯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闹革命，当时只有12岁。1936年，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以后，父亲跟随部队一路北上，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后转移到群峰屹立，人烟稀少的道孚、甘孜一带，途中经过夹金、党岭两座大雪山，途经川西与甘肃交接处的毛儿盖、松潘、班佑地区以南纵横数百里的松藩大草地。父亲和战士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与风、雨、雪、严寒搏斗，与大自然抗争，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每天坚持按计划的路程行军，最终克服艰难险阻，到达甘肃岷县、临洮，部队稍作休整后，攻占静宁，按中央指示在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西进。
  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5、9、30军，从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11月8日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经过一条山大捷，在古浪和马敌展开血战。11月18日，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县城。12月28日，红西路军执行西进任务撤离永昌，我父亲随军西进。1936年12月30日正值农历“腊八”节，西路军进驻临泽沙河堡，直逼高台，红五军顺利进驻高台，父亲随从30军渡黑河进驻临泽县倪家营一带，之后九军和西路军军部直属单位也相继抵达倪家营子。不久，马敌集结大部队和地方保安团优势兵力向红军阵地进攻，红西路军战士与敌人在此地展开战斗。1937年3月7日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占据25公里以外的三道柳沟，未等我军站稳脚跟，马敌围追而至。又一次厮杀。据父亲回忆，由于连日作战，部队作战能力严重下降，为保存革命实力，经部队首长研究决定，退守祁连山的小口子。后经过我军指战员们顽强拼杀，浴血奋战，杀开一条通道，向祁连山深处撤退隐蔽。
  1937年3月14日深夜，西路红军行至石窝山雪岭上，军部做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等待援军或东去寻找总部会合，再与敌周旋。我父亲撤离途中担心公文包内的机要文件落入马敌手中，根据上级命令，随即将包内的文件烧毁，埋藏在梨园口附近山里一棵松树下面。后来，马敌撤离，我父亲跋山涉水，沿路乞讨，历经磨难回到埋藏的地点将此包挖出，向东撤离寻找革命队伍。
  一个深夜，我父亲拖着受伤的身子，饿着肚子，一瘸一拐，摇摇晃晃，走到一个亮灯的住处，还未来得及敲门，就一头撞到门上晕死过去。就在这时，我外公谢廷刚（外公祖籍系四川人，民国初时，流浪永昌县，在县城内做小炉匠生意，当时居住在东大街黄家坑沿，后为皮毛厂后院），听到响声后，开门发现是一位背着文件包严重受伤的红军战士，他不顾一切，将我父亲背到屋里，用水擦洗伤口扎，喂水喂饭后，放在隐藏处藏起来，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我父亲才得保全性命。当时，父亲脱离部队后，来到人地生疏的永昌，无法找到组织，便决定留在永昌，盼望有朝一日，待援军到来为死难的战友报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父亲便与母亲结为夫妻，从此定居永昌。
  父亲定居永昌后，此包就成为我家的珍贵物品。文革时期，父亲把这件珍贵的文件包收藏起来。2008年，省党史办长期从事红西路军研究革命史的专家，即《悲壮的历程》作者麻琨老师，陪同在京的红西路军子弟来永昌县博物馆参观时，见到此包后，认为这件红西路军文件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应妥善保管，不可遗失。

①曾家文，红西路军老战士曾大明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