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地处祁连山脚下，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红西路军浴血奋战的主要地段。据我先祖讲，那是民国25年（公元1936年11月17日）的夜晚，突然从东面传来轰隆隆巨响的枪炮声，震惊得全家人一夜未眠。第二天拂晓，永昌县城四大街张贴着大红大绿的标语，城内的老百姓聚集一起，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将士。18日中午，轻轻的敲门声，我家进来二位军人，前面一位是中等个，圆脸，面目清秀，身着灰蓝布军装，看上去朴素大方，说话彬彬有礼，十分热情，口称是红军，是人民的队伍，说要借用我家的房屋和院子住，我爷爷随口答应下来。另一位随从者年纪较小，机智灵敏，身挎荷子枪，全服武装，跟同伙左右。他们的八角帽檐上的红五星闪耀着光芒，给苦难的永昌乃至河西走廊人民带来了勃勃生机。
  我爷爷叫杨发祥，字“玉川”，生长在宁远堡（现属金昌市金川区管辖），从小勤于吃苦，好学，因家境贫寒，十几岁在家乡做小本生意。清末迁居永昌县城经商，由于我爷爷头脑灵活，管理有方，真诚守信，好善乐施，待人慈善。不但生意搞得红火而且豪气远近闻名，称得上是地方的知名人士。我家位于永昌体育场（今县城灯光球场）马路以西，占地约8亩，家置前后两院，前为四合院，院门朝东，有堂屋、书房、厢房、伙房、走廊和过厅等，共24间，280平方米；后为花园，约3300平方米，内植楸树、苹果树、梨树等若干，并种植各种蔬菜和花卉。在永昌钟鼓楼西南角开办着百货铺面，商号为“天宇昌商行”。在当时我们杨家也算得上是县城里的大户（就是资产资本较大的户）。
  11月19日早晨，那个借房的红军（后才得知是红九军特务团团长杨业华同志，系湖北省麻城县顺河集区杨家湾人），带领人马到我家，我爷爷将早已腾出的所有空闲房子铺上麦草，很快安排好100多名红军战士，其中杨团长和警卫员安排在有炕的一个单间，听说团属其他二个队安排在别处，花园内饲养着部队的马。
  红军住下后，部队立即布防作战准备，少数人留在我家庄院站岗放哨肖，花园内用木料架起约5米高的瞭望台，堂屋顶架设2挺机枪。多数人配合主力部队，分赴永昌县城城墙布防，还有10几人化装成本地人，混人老百姓，到四街八巷和城外附近村庄打探情况，了解敌情。
  我爷爷是个既热心，又懂理的人，看到战士们个个都那么年轻，徒走千里之远，煎熬疲劳、忍饥挨饿。一方面，安排家里人忙里忙外，帮助红军生火取暖、填炕做饭。另一方面，立即派家人雇来几辆马车，前往我母亲的娘家（乡下）买饲草和羊，还有战士们要吃的口粮。为了掩人耳目，我爷爷亲自领马车从西城门绕道南去我外公居住的地方购买，当时那么多羊又不好活拉，只好把20多只羊宰杀，将车底装羊，上面盖上饲草，用绳子捆结实，太阳落山后，悄悄赶回家，第二天，战士们吃着香喷喷的清汤羊肉，我们全家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我爷爷看到战士们顶风冒雪，跋山涉水，跑破了鞋，磨烂了脚，十分同情，及时吩咐家人并找来邻居，不分白天黑夜，昼夜不停地纳底绱鞋，累了揉揉肩，乏了打个盹，在短短的时间里，加工布鞋120双，为战士们解除了痛苦。
  杨团长是个朴实而豪爽的人，他时常把我爷爷叫到他的住处，问这问那，问永昌的地貌、地形，了解县域内的反动势力情况，掌握马军的来龙去脉的老巢等。由于杨团长与我爷爷相处密切，我爷爷时常与杨团长睡一个炕上，同枕共眠，常常谈话谈到深夜，我爷爷被杨团长讲的革命道理所熏陶和感染，使我爷爷从中受到了教育，思想得到了启迪。
  部队在我家居住的30天里，纪律严明，防守严密，活动迅速，每天早出晚回，经常与马家军和地方民团的战火不断，有时甚至一天与敌人打几次仗。那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战士们的手和脚冻得发紫，加上枪的震动和寒风刺骨，有许多战士们的手和脚裂了口子。我爷爷看到后，为避开敌人的眼线，托知己入到民间很快找来“药方”，将配制的中药用大锅熬成药水，让战士们泡洗，再用布包扎，使战士们很快恢复健康。在此期间，为了保护总部在天主教堂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首长的安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取得整个战斗的胜利，特务团的战士们既机智勇敢，摸清敌情，侦察情况，又配合本部队积极参战，不怕牺牲。如在永昌的水磨关阻击战和县城南关战斗中曾两次遭到敌人的大炮狂轰滥炸，造成在我家居住的红军战士有5名壮烈牺牲，10几名身负重伤。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战士们个个士气高涨，英勇顽强，不知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进攻，消灭了成倍的敌人，取得了一次次的战斗胜利。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听杨团长说部队不久就要开往西去（甘州）。我爷爷得知战士们要走很远的路，个个身单衣薄，要遭受更大风雨苦难，主动拿银两给战士们每人加工了一件羊皮夹夹，准备了战士们路途吃的干粮。杨团长说：“部队有纪律，我们应如数付钱”。我爷爷执意不收，并说：“部队西进困难重重，更需要钱，等你们再来时，给我付钱也不晚”。就这样再三推让，最后杨团长留下自己随身吃饭用的黄釉瓷盆留下作为纪念，尔后，带着部队怀着留恋之情向西而去。
  红军走后，疯狂的马家军到我家曾多次搜查并审问，我爷爷在马匪面前不屈，最后让马匪用绳捆绑吊起痛打一顿，我爷爷身上和腿几处被致伤，从那时起我爷爷的腿加上关节病，有时痛得不能行走，后严重瘫痪。
  永昌解放后，1955年，我爷爷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自家的“天宇昌商行”带头合营给国家，1959年我爷爷去世前把红军留下的黄釉瓷盆交给我的母亲，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我父亲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街道的负责人曾几次盘问，因当时在那样一种政治气风中，我母亲对“红军特务团”和“文革运动中的叛徒特务”产生了误区，若如实说出，生怕招来杀身之祸，最后，我母亲硬是说不知道一词被回绝了。
  1966年底，我父母带着全家8口，迁移红山窑公社王信堡大队劳动改造。我母亲是个通情达理、贤惠的家庭妇女，有难装在心里，遇事尽力忍受，从不外露和声张。就在劳动改造期间，我家城里的房子（16间）被城关镇蔬菜队无理拆掉占用，父亲经常被拉去批斗，还有全家人跟着受政治上的牵连时，母亲从未向组织上提出因我家过去对红军做过贡献而让党和政府给予照顾的理由。2006年我把这件黄釉瓷盆交给永昌县博物馆代为管理。

①选自《永昌文史资料》第9辑，作者卜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