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1936年10月，红西路军转战到永昌，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河西第一个红色政权——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县级），还组建了青年队。我起初是青年队队员，12月上旬又调到苏维埃政府机关搞司务长工作，直到红军撤离，亲历了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支援红军的全过程。
  （一）红军来了
  11月上旬，“红军来了”的消息传到永昌这个小小的县城，社会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映。有钱的地主老财、资本商人，埋藏粮食，转移财产，关闭店铺，携带家眷往他地躲避；国民党永昌县县长段永新和一部分公职人员，弃职逃走；马步青的一连驻军，也慌忙撤走；原来集中起来准备抵抗红军的民团也散了伙，各回各家；曾遭受过兵匪洗劫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人心恐慌，陷于混乱。红军进入县城时，只有些胆大的群众跑出来围观，出乎意料的是红军待老百姓很热诚，说话和气，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抓兵拉夫，还在街头巷尾大力宣传“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
  部队派出做地方工作的人员，走家串户，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随着红军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和红军指战员的模范行动，很快感化和吸引了广大群众，消除了恐慌不安的心情。红军进城的第二天，红军干部就在东岳庙召开群众大会，参加的市民有两三百人，红军干部详细地讲述了红军的任务、宗旨，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当家作主。这次群众大会后，红军还将县城粮仓的部分粮食拿出来，发给贫苦群众，使群众对红军的看法更进一步起了变化，感到红军真的是为穷人服务的军队。
  红军的这一行动，使不少外出躲藏的群众很快返回家中，有的还投入到为红军办事的行列。短短几天的工作，永昌城乡即出现了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二）父亲当了临时政府主席
  我家住在城南狄家庄，家中原来土地较多，车辆耕畜俱全，房产可观，是个中等好户。1929年（民国18年）3月，兵变首领马仲英在永昌城屠杀、抢劫，我家的牲畜、粮食被掠走一空。事后，家中既无种子，又缺口粮，就借地主老财的粮钱解决春耕和吃饭问题，不料利息成倍增长，债台高筑，不得不典出部分土地偿还债务。官府和地主老财借机敲诈勒索。把我父亲狄万川抓进官府打了两百大板，又投入监牢，关押了三个多月。从此家境破落，穷困潦倒。
  由于遭受剥削压迫之苦，我父亲对旧社会产生极大的不满。红军来后，他听了红军的宣传，对红军的政策非常赞同。红军到永昌县的第四天，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各界群众代表会议，由于红军干部的提议和群众的推荐，我父亲狄万川就当上了永昌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主要职责是为红军提供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协助红军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负责为红军购买和征集粮食、蔬菜、肉食，发动群众筹备组建各级苏维埃政权。
  （三）永昌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永昌县、城乡红军驻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自始至终是由红军政治地方工作部牵头，派出大批指战员具体领导建立工作，总负责人是黄火青部长，常随黄部长的还有一个姜科长，在县城和附近农村做建政工作的还有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
  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城乡基层政权组建工作的步伐。在做地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的指导下，县城四隅于11月23日同时建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农村的苏维埃政府也相继建立起来。
  12月5日，在永昌县城召开了永昌区（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这是红西路军自渡黄河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会场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台前上方挂着“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红布白纸横幅，台前放一张桌子，后面摆了一条凳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及许多军政干部出席了大会。台下是各基层苏维埃政府主席推选出的代表，他们胸前佩戴着用红绸布做的代表证，青年队员排列在代表后面，再后面是近千名群众，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黄部长主持，宣布会议开始后，红军军乐队演奏了军乐。接着徐向前总指挥、李卓然主任等领导同志讲话，陈昌浩主席宣布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张仲科代表群众讲话。会议接着是选举，根据红军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由代表和群众举手表决，选出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苏维埃政府委员（其中有军队委员四人），木匠张仲科当选为主席，我父亲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王思福、张德文、冯怀义、刘万祥、许教琪等当选为委员。当天晚上，红军前进剧团为群众演出了文艺节目。
  （四）苏维埃政府的任务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办事机构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常驻政府机关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姓赖的江西籍红军干部。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全力支援红军。
  组织起来的青年大队是政府一支骨干力量，配合红军有力地开展各项工作。青年队的工作起先是给红军新军部队当向导，帮助购买粮、油、肉食、草料，作战时还和红军一起构筑防御碉堡，掏挖射击垛口、枪眼，在围寨周围架设防御栅栏等，到后来，工作就更加繁忙了，有的上战场救助伤员、抬担架，也有的被调到敌占区侦察敌情。我参加青年队以后，与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起，在城内墙壁上刷写标语，也张贴过布告传单。
  我记得红军在县政府门口的大照壁上写了刚劲有力的八个大字“联俄联共，抗日救国”。第二天黄部长看后，又让我把“俄”字刮掉，改写为“苏”字。搞了一段宣传工作后，我就被调到苏维埃政府干司务长的工作。青年队经常分赴城内和农村，调查了解地主老财、资本家埋藏、转移的粮仓、财物的地点，配合红军“挖窖子”，搞开了几十户地主老财的粮仓、作坊、夹屋、地窖，没收其财物，驮运回来大批粮食，为二万余红军指战员解决了粮食问题，并征集到大批皮毛、毛毡、布匹等物资，为部队解决了部分御寒衣服。
  12月下旬，敌机每天到县城上空侦察、轰炸、撒传单，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驻地先后遭到轰炸和炮击，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人员向市民进行防空教育。在城防吃紧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市民拿出家具、木料，增防城墙工事，配合守城战斗。红军在永昌八坝、东寨、水泉子和县城连续作战，耗尽弹药，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捐献铜、铁、硫磺、盐硝、木炭等物资，为修理枪械，打造矛、刀，配置火药，制造子弹，提供了大量原料。
  红军在永昌停留期间，潜伏下来的一批旧政府的顽固公职人员和土豪劣绅，散布对红军的不满，肆意诽谤、中伤，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司法机关，先后拘捕了永安区区长、恶霸地主杜富堂，旧政府科长张天佑（临夏人）、李斋庭，地痞徐寿山等，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红军撤离时押解出城处死。
  （五）苏维埃政府被敌人摧毁
  12月下旬，敌人重兵围攻县城，在红军的英勇反击下，敌军攻城未果，伤亡惨重，遂改为围困。此后，红军处境更加困难，西路军总部决定放弃继续守城的建立永昌根据地的计划，于12月28日撤离永昌县城西进了。
  红军撤离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就被敌人摧毁了，政府的委员遭到搜捕、迫害和杀害，青年队员、曾给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未能幸免。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等，被恶霸地主王成业父子抓获，先绑到敌祁明山旅，遭受酷刑后，又转移到武威骑五师师部，不久被杀害。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徐交，在敌人闯进城的当天就被砍杀在西街。李三虎等一部分青年队员被抓获后，同失散红军一起，遭受各种酷刑，然后送到马家军当了兵。我父亲狄万川、委员张德文被捕后，押在监牢，砸碎了踝骨，后经多方营救，保释就医。张德文出狱后郁愤成疾，不久死去，我父亲终身残疾。

①狄兴泰，永昌县人，生于1914年，红西路军在水昌期间参加青年队，在苏维埃政府做过司务长工作，积极支援红军。后在家乡当农民。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