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我们西路军前进剧团有干部战士70余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科长是刘瑞龙。剧团随总政治部到达永昌县城后，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我们每天派出部分同志深入到街道、家庭做宣传解释工作，一部分到东街会馆戏台演出节目，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扩大红军影响。经过数日的宣传发动，逐渐消除了老百姓的恐惧心理，外出躲避的大部分群众返回家中，不少人还投入到支前工作的行动中。
  随着红军的西进，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阀调集了青海、甘肃的正规军和地主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红军进行尾追堵截、分割包围，企图歼灭我西路军。我们剧团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白天做宣传工作，晚上担负县城的警戒防务，工作异常紧张。红九军在古浪城与“二马”敌军作战失利，部队伤亡很大，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在永昌的总部靠拢，驻防永昌城东二十里铺（现东寨城遗址）。我们剧团接受总部命令，到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
  12月5日清晨5点钟，我们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起，从县城出发。12月的河西走廊，已是天寒地冻，我们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到8点钟左右了。这时，因敌情变化，九军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忽然发现数里外的大道上，尘土飞扬，剧团负责人当即判定是敌人的骑兵赶来了，立即带领我们隐蔽。但这里地形辽阔平坦，村庄零落，无地形地物隐蔽。大家掉头朝西跑，跑了不到一里地，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土围子离县城约20公里，在甘新公路南边，叫郭家下磨屯庄，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庄内的老百姓早已外出躲避了。我们很快关闭了庄门，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立即爬上房顶，占据门楼和庄墙，准备抗击敌人。我们进入庄院不久，敌马步芳一〇〇师的马步銮骑兵团（即黑马队），就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敌人把剧团当作九军军部，四面围得水泄不通，剧团全部人员被围困在里面。
  全剧团虽然有几十个人，但战斗力很弱。除团长、政委、指导员每人有一支手枪，七八名保卫人员有步枪外，其余大多数是十五六、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没有什么武器。敌人不停地用步枪、机枪朝庄里射击，还有迫击炮也向庄内打。相持到9点多钟，剧团负责人意识到形势十分紧迫，无论如何要派人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派部队接应，就决定利用南边墙高，敌军包围不太严密的情况，吊下人去报信。当时找不到绳索，不知谁出了一个主意，把大家的绑腿带子连接起来，七手八脚，很快拧成了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墙上吊下了一个男同志，他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敌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攻不下围子，便用火力掩护，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大杨树，居高临下，一齐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上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女），中弹牺牲。同志们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在紧张的战斗中，剧团政委易云均、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臣、导演任弼煌等十多名于部、战士，都相继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剧团主要负责同志的牺牲，给我们带来极大悲痛。“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大家满腔怒火，坚持战斗，用手榴弹、石头、砖头、木棒打击敌人。就这样，大家一起坚持到傍晚，敌人始终没有攀上围子。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同志们滴水没进口，粒米未粘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活着的人都滚成一个个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在滚动。邻近傍晚，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派来人传话，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但剩下的都是女孩子，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都牺牲了，无法突围。在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自此，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便不复存在。
  敌人见我们都是些女娃娃，不是红九军军部，才知道上了当。这次遭遇战斗，虽然我们剧团全团覆没，但起到了牵制敌人掩护九军军部转移的作用。
  我们刚刚被俘时，敌人恼羞成怒，嚷嚷着要刀砍我们，枪毙我们。我们说，你杀就杀吧！当红军、干革命就不怕流血，更不怕杀头！但我们并没有被杀，敌人把我们押解到指挥部的后院里关押起来。在关押期间，红军总部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送来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又以我们在土门子我军俘虏的一个工兵营作交换，马元海也不干。三四天后，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凉州（武威）新城关押。在这些天里，还让我们这些“共产丫头”挖树坑、受苦役，备受凌辱。不久，又将部分押解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当“跳舞队”。过了两个来月，马步芳又把“跳舞队”的一部分人，分送给在张掖屠杀红军的刽子手韩起功（敌军旅长），因此，我也到了张掖。后来，几经周折，我受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于1937年下半年从张掖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党的怀抱。

①王定国，女，四川营山人。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