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红西路军在永昌建立河西走廊第一个区（县）苏维埃政权，广泛深入地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使这块民不聊生的贫瘠之地，焕发出勃然生机，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自己团结起来的力量，增添了革命斗志。马敌倾巢而出，高举屠刀摧毁新生政权，红西路军将士和当地群众共同筑起一道血肉长城。本编主要辑存血火年代亲历者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建政、参军、援军、斗敌等诸多方面。
西路军在永昌①
12月初，我军攻下永昌城，五军、三十军之一部进至山丹一线，摆开一条东西100余里的长蛇阵。留永昌一带近月余，在城东四十里铺、二十里铺、油坊院、水磨关等村寨固守，同敌人展开拉锯式的激战，虽然杀伤敌人数千，我军也伤亡甚众。我军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连敌人官兵从我军阵亡战士身上看到衣着单陋不齐，都感到惊奇：“红军连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鞋袜都穿不上，可打起仗来不怕死，那么勇敢，到底为了什么？”
是呀！从一切旧军队的眼光看，是永远理解不了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这支人民的军队正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所以他们不怕苦，不怕死，这是他们高贵品德的集中表现。
当永昌战斗正激烈之时，蒋介石自西安命令马步芳：“过河共军既已消灭过半，应趁此声威，督率所部，限半个月之内，予以全歼。”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事隔几日，他自己和所带人马，在西安当了俘虏。这就是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及一批亲日反共大小头目扣留了，毛主席派周副主席到西安，晓以爱国大义，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我在12月13日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中，得知西安事变的伟大消息，立即报送领导机关，迅速传遍了永昌的每个角落。顿时，人情沸腾，到处是一片欢呼，歌声四起，“打倒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到东北去，赶走日本鬼子”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西安事变的震惊之下，敌人惶惶不安，军心动摇，不知所措，战事一度缓和，枪声、炮声稀落了几日。
西路军总部机关当时住在永昌城，成为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外围战斗，我军步步失利，战火已烧至城郊。九军、三十军已苦战逾月，伤亡累累。驻山丹的五军告急，三十军之一部又西进支援五军去了。
为了加强城防，机关人员亦纷纷上城日夜轮守。我电台人员的防守地段与妇女独立团某连相接。一天晚上12点，我值完了班，上城墙去看看我们的同志：同志们精神抖擞，轻步来回游动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静听着墙外的每一声动静，严阵以待。城墙走廊，每隔十米左右存放着一堆堆手榴弹和大小不一的石头，以便随时打击进犯之敌人。
红三十军战斗在永昌①
11月20日前后，我们三十军八十九师攻打凉州城，没有攻下，就留下八十九师一部监视凉州城里的敌人，八十八师西进攻打永昌城，永昌城被占领后，驻守的民团望风而逃了。在打永昌后，骑兵师也占领了山丹城，陈昌浩就把永昌、山丹作为根据地，提出要消灭“二马”（马步芳、马步青）。“二马”为对付红军，把全部兵力调来，准备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强，敌人的骑兵和步兵一齐向我们猛攻，被我们一次次地击退。
永昌以东有个地方叫八坝，我们三十军与敌两个旅血战了两天两夜，才将敌人打退，阵地前敌人尸体遍地。我们在八坝击退敌人后，敌一个旅插到永昌以西的水磨关，八十八师与敌战斗一天一夜，这个旅的敌人就败退了。敌人被击退后，又集中了两个旅的兵力，猛攻永昌城，又被八十八师击退了。
我们西路军虽然在永昌消灭了许多敌人，也俘虏了好多敌人，但马步芳的部队非常狡猾，在临上战场时才给士兵发子弹，少的五发，多的十发，我们打了胜仗，俘虏了敌人，也缴获不了多少子弹，这样就给我们弹药供应上带来极大困难。因我们红军时期的武器弹药供应，全凭缴获敌人补充自己，而马步芳部队打仗，缴了敌人的枪可没有子弹。马步芳的部队非常凶残顽固，拼命与我们拼杀，很少缴枪投降。另外，我们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建立起军民鱼水关系，粮食的供应上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困难。
我们在永昌奋战时，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的部队，说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这时，党中央发来电报，叫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总部命令部队东进，当我们部队东进至武威的西边时，二六三团的战士看见一个堡子的门开着，进去一看，发现堡子里面住的全是敌人，轻机枪架在地上，人都睡在炕上。因为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打，就派人去师部请示打不打？师部说：“打！怎么不打。”师部的命令还未传达下去，敌人已经发觉了我们，把堡子门关了，并用机枪射击我们。敌人的机枪一响，所有的敌人都打起来了，使我们失去了歼灭敌人的一次好机会。原来敌人已经从祁连山脚下一直拉到北面的沙漠边上，以武威为中心，构成了一条封锁线，蒋介石嫡系部队杨德亮补充旅也开到了武威。由于先头部队没有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我们过不去，只好倒回西进。
西路军在大靖、古浪、凉州、永昌战斗一月之多，毙伤敌6000多人，我们伤亡也有4000人左右。此战后，我们就转入了不利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总的来说，没有粉碎敌人的进攻，而且大伤了元气。
夜袭水磨关①
（武威）四十里铺一仗，歼敌2000多人，大大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我们虽然在12月冰天雪地的严寒条件下行军，但是情绪却很饱满，很快就前进到水磨关。
水磨关，位于永昌县城西。说是关，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屯堡，坐落在一个河沟边上。老百姓常利用沟里的水推磨，因而得名水磨关。在甘肃，许多地方只要是有水的河沟，老百姓都利用水力来推磨。我们西路军的电台没有油发电，有时就利用水磨带动发电，以保障电讯畅通。水磨关里面，住着敌人的一个骑兵团。这次，上级准备发挥“夜老虎”二六五团的威力，命令他们夜间悄悄摸进去，吃掉它，同时叫我们二六三团三营协助他们，一块摸进去。
我们八十八师是红三十军的主力部队，它所属的三个团都是赫赫有名的：二六八团的拿手好戏是正面攻击，冲锋打得猛，敌人守得再顽强，它也准能把它打烂，大家称它为“首长手里的一把铁锤”；二六三团的擅长是守备战，上级把它放在那里，那里就像钉着一枚“钉子”，再顽强的敌人，也会在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二六五团则善于夜战，不管敌人蹲在高山上，或者是躲在城楼里、围寨中，只要是黑天，它就有办法摸上去，把敌人打垮或者吃掉。红四方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策动的六路军，在川北数百里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八个月，取得了胜利之后，总部嘉奖战功卓著的部队时，奖励二六五团一面写着“夜老虎”三个大字的锦旗。从此，“夜老虎”团的名声传遍了全军。
这天午夜后两点钟，我们就带领部队出发了。夜，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寂静寂静的，儿乎听不到一点响声。
我们便于行军时联络和在混战中辨认自己的战友，以免误伤，每个人的右臂上，都扎了一块白布，排与排之间，还有一个萤火虫似的亮点在联络。如果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是萤火虫在飞呢？其实，这是二六五团的一种创造，他们给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竹筒信号灯”。这是用一节一头切开的竹筒，中间插根粗香，燃着香头，竹筒的口向着后面。这样，在漆黑的夜晚行军，就不至于前后失掉联络了。我把二六五团的这个创造学过来，用在我们营，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效果也非常好。夜，虽然黑得看不见路面，但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一个掉队的。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水磨关的东头。
整个水磨关，起先也非常寂静，只是偶尔听到几匹军马的嘶叫声。马的叫声，对我们接近敌人却是非常有利的。当我们摸到村头的时候，敌人还没有发觉。大概是骄横的敌人依仗着兵多、马多、武器好，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趁着黑夜来偷袭，因而连哨兵也派得很少。
我们是分几路进村的。我们营长带七连、九连走一路，我带八连是另一路。因为七连的动作慢了一点，我们就走在前头了。三班长吕志明摸在最前面。敌人的一个哨兵发现了我们，刚想鸣枪报警，吕志明一个箭步上去，给了他一刀，这个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们摸进村之后，吕志明看到敌人毫无准备，便向我说：“教导员你看，现在敌人还在睡梦中，我想，今天晚上对敌人可以先戏后打。”“这怎么讲？”我一听他的话，觉得话中有话，便急切地追问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先与敌人死打硬拼，打消耗战，可以先把敌人挑动起来，让他们在混乱中自己打自己，两败俱伤之后，我们最后再收拾他们！”三班长吕志明说得是那么自信。吕志明建议的这种打法，真是太好了！我感到部队有这样一个善于思考的战士，营里有这样一个善于参谋的班长而高兴。他的建议坚定了我执行作战方案的决心。我与他再悄悄地商量了一会儿，便分别带着七班的同志，分两路上了两间较高一点屋子的房顶。
屯庄的北面约40多米远，有一个小围子，里面住着敌人的团指挥所。二六五团是从东面顺着一条河沟接近屯庄的，因为夜袭水磨关，二六五团是主攻，我们营是配合，所以我们虽然进了庄子以后，也必须等到二六五团先打响，我们才能开火。这个房顶是平的，我们伏在房顶上仔细观察，敌人一点动静也没有。
“哒、哒、哒！”西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二六五团在村外打响了！我和吕志明同志随即朝住着敌人的屋子射出了一串子弹。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得村子里的敌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向四处逃窜。惊慌失措中的敌人，果然乒乓对打起来，子弹像流星一样，来回呼呼地乱飞。敌人在混乱中自相残杀了。
敌人拼命地自相对打了半个小时，才发觉上了当，于是边打边向街上撤。这时候，街上乱得一塌糊涂，各种各样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刺刀相碰的撞击声、奔跑声，响成一片。街上的敌人溃不成军，有的被他们自己打死，有的被马踏死，更多的则成了我们的刀下之鬼，手榴弹更成了有用之物，有五六个敌人在混乱中逃跑，吕志明眼疾手快，扔过去两颗手榴弹，就把这几个敌人报销了。
我和吕志明进一步搜索，刚刚拐过一幢矮房子的时候，突然窗子里打出来一梭子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吕志明的胸膛，他抖动了一下身子，便倒了下去。这时，正巧八连连长赶来了，他急忙闪过身子，以墙壁为依托，通过窗户，向房子投去一颗手榴弹。但是，狡猾的敌人却将手榴弹从窗户里扔了回来，落在离吕志明两米多远的地方爆炸了。这“轰”的一声响，把吕志明从昏迷中震醒过来。
吕志明从昏迷中醒来之后，他眼睛紧紧盯着敌人占据的这所房子的窗户，艰难地爬起来，拣起一块石头投进房内之后，又掏出一枚手榴弹，向窗内投去。这一招真灵，敌人以为先投进窗户的石头是手榴弹，正当他们恐慌地寻找这枚“手榴弹”的时候，真手榴弹飞进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房子里的敌人全部上了西天，而吕志明同志再次倒下了。
我和八连连长消灭了敌人之后，便立即伏下身子，抱起吕志明同志。遗憾的是他已经停止呼吸，牺牲了。可是，我们这位智勇双全的班长，手里还紧紧握着手榴弹，小拇指上还扣着弹环。在平时夜间训练中，八连是全营搞得最好的，而三班又是八连最拔尖的。所以，这次担任突击班的任务，就选了三班。对于他的牺牲，我心里悲痛万分，他是个多好的同志啊！
这一次夜袭，我们收获很大，把马家军一个骑兵团600多人全部消灭了。拂晓时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便满载而归胜利的喜悦。踏上了新的征途！
红九军战斗在永昌①
夜幕降临了，我红九军悄悄离开古浪城，昼夜兼程赶往永昌，去与三十军会合。我军到达永昌时，红五军已进到山丹，西路军的部署已形成一条长蛇阵，从永昌到山丹绵延100多公里。这里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北仅宽40多公里。南靠险峻的祁连山，北临龙首山，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西路军总部的意图是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这种设想完全不切合实际。因为这里地形狭长，南有祁连山的阻挡，北有龙首山及沙漠地带的限制，既无回旋的余地，又无群众基础，难以立足，特别是地形对我军步兵活动很不利。
在我军离开古浪开往永昌的路上，敌人就一直追击着我们，我们刚刚进驻永昌城，敌人也紧跟着到达永昌。我九军与三十军八十九师会合后，我军的兵力略有集中；但敌人同样也增加了兵力，这时集中了近十个旅的人马，另有胡宗南的一个师作预备队，不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均占绝对优势。原先我军在城外还部署有警戒部队，因为不断遭到敌人袭击，消耗太大，后来也撤回城内了。我军与西进部队的联系，也被敌人切断了，我们孤军坚守着被敌人层层包围的永昌城。
敌人的攻击一天比一天激烈，空中的飞机和地面的炮火不断地向永昌城里轰击，我驻城内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也遭受伤亡。尽管全体指战员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守住了阵地，并与敌人对峙了半个多月，但是，部队严重减员，城里所有的庙宇空房都住满了伤员，因为缺医少药，对伤员的救护工作也十分困难，许多伤员因无药医治而牺牲。尤为困难的是守城部队没有弹药，用刺刀和石头对付敌人的枪炮也不是长久之计。
12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突然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战士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这个不抗日专打内战的卖国贼没有好下场，非杀了不可。”这时，军政治部的敌工干部到前沿阵地向敌人喊话：“不要打了，你们的主子蒋介石被活捉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要再打内战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敌人的士气虽有动摇，但顽固的敌人边骂边向我打枪。就这样，双方对峙着，时打时停，但大的进攻战逐渐减少了。
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又传来命令说，每人准备八天的干粮，要回师古浪，并有东北军于学忠部队迎接我军到兰州驻防。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全军指战员立即欢腾起来，喜笑颜开。有的说：“这是抓住老蒋，他被迫承认我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还有人说，“这是我们企盼已久的，抗日挽救中华民族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正当全军整装待命，准备回师古浪城时，突然又从总部传来通知说，不走了，要部队回原驻地待命。
当天夜里，就开始动员了，提出的口号是：“坚决消灭敌人，完成西进任务，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红军指战员听到这个动员后，静悄悄地默不作声。大约在永昌停留了两三天，才接到行动的命令，各部队安排好重伤员，轻伤员凡是能走的，都随部队作好突围的战斗准备，向倪家营子西进。
部队从永昌突围比较顺利，基本没有怎么打。连夜急行军到达梅家寺。这里距三十军部队大约20余里，总部直属机关也随九军驻扎下来。我九军军部驻地与总部驻地大约三里路程，住在一个土围子里。我们刚住下，尾随的敌人也到了，对我们形成包围圈。总部为了解决九军领导问题，在此开了一天会，会后派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兼九军军长，原军长孙玉清同志调三十军，没有宣布职务。总部第二天晚上才突出敌人的重围，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会合，组成阵地抗击敌人。
红西路军前进剧团与敌遭遇记①
我们西路军前进剧团有干部战士70余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科长是刘瑞龙。剧团随总政治部到达永昌县城后，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我们每天派出部分同志深入到街道、家庭做宣传解释工作，一部分到东街会馆戏台演出节目，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扩大红军影响。经过数日的宣传发动，逐渐消除了老百姓的恐惧心理，外出躲避的大部分群众返回家中，不少人还投入到支前工作的行动中。
随着红军的西进，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阀调集了青海、甘肃的正规军和地主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红军进行尾追堵截、分割包围，企图歼灭我西路军。我们剧团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白天做宣传工作，晚上担负县城的警戒防务，工作异常紧张。红九军在古浪城与“二马”敌军作战失利，部队伤亡很大，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在永昌的总部靠拢，驻防永昌城东二十里铺（现东寨城遗址）。我们剧团接受总部命令，到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
12月5日清晨5点钟，我们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起，从县城出发。12月的河西走廊，已是天寒地冻，我们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到8点钟左右了。这时，因敌情变化，九军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忽然发现数里外的大道上，尘土飞扬，剧团负责人当即判定是敌人的骑兵赶来了，立即带领我们隐蔽。但这里地形辽阔平坦，村庄零落，无地形地物隐蔽。大家掉头朝西跑，跑了不到一里地，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土围子离县城约20公里，在甘新公路南边，叫郭家下磨屯庄，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庄内的老百姓早已外出躲避了。我们很快关闭了庄门，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立即爬上房顶，占据门楼和庄墙，准备抗击敌人。我们进入庄院不久，敌马步芳一〇〇师的马步銮骑兵团（即黑马队），就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敌人把剧团当作九军军部，四面围得水泄不通，剧团全部人员被围困在里面。
全剧团虽然有几十个人，但战斗力很弱。除团长、政委、指导员每人有一支手枪，七八名保卫人员有步枪外，其余大多数是十五六、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没有什么武器。敌人不停地用步枪、机枪朝庄里射击，还有迫击炮也向庄内打。相持到9点多钟，剧团负责人意识到形势十分紧迫，无论如何要派人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派部队接应，就决定利用南边墙高，敌军包围不太严密的情况，吊下人去报信。当时找不到绳索，不知谁出了一个主意，把大家的绑腿带子连接起来，七手八脚，很快拧成了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墙上吊下了一个男同志，他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敌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攻不下围子，便用火力掩护，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大杨树，居高临下，一齐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上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女），中弹牺牲。同志们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在紧张的战斗中，剧团政委易云均、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臣、导演任弼煌等十多名于部、战士，都相继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剧团主要负责同志的牺牲，给我们带来极大悲痛。“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大家满腔怒火，坚持战斗，用手榴弹、石头、砖头、木棒打击敌人。就这样，大家一起坚持到傍晚，敌人始终没有攀上围子。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同志们滴水没进口，粒米未粘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活着的人都滚成一个个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在滚动。邻近傍晚，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派来人传话，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但剩下的都是女孩子，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都牺牲了，无法突围。在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自此，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便不复存在。
敌人见我们都是些女娃娃，不是红九军军部，才知道上了当。这次遭遇战斗，虽然我们剧团全团覆没，但起到了牵制敌人掩护九军军部转移的作用。
我们刚刚被俘时，敌人恼羞成怒，嚷嚷着要刀砍我们，枪毙我们。我们说，你杀就杀吧！当红军、干革命就不怕流血，更不怕杀头！但我们并没有被杀，敌人把我们押解到指挥部的后院里关押起来。在关押期间，红军总部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送来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又以我们在土门子我军俘虏的一个工兵营作交换，马元海也不干。三四天后，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凉州（武威）新城关押。在这些天里，还让我们这些“共产丫头”挖树坑、受苦役，备受凌辱。不久，又将部分押解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当“跳舞队”。过了两个来月，马步芳又把“跳舞队”的一部分人，分送给在张掖屠杀红军的刽子手韩起功（敌军旅长），因此，我也到了张掖。后来，几经周折，我受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于1937年下半年从张掖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党的怀抱。
王定烈回忆一颗嵌在腰间16年的弹头②
在四川巴中市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一颗锈迹斑斑的七九式步枪子弹头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这颗子弹头是1937年3月14日，红军战士王定烈在祁连山的战斗中被敌人射入腰间的，一直到1953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以后才取出来，这颗子弹头在他的身上整整停留了16年。
1933年，刚刚15岁的王定烈在四川宣汉县参加红军。他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名叫《地狱归来》，老人如此解释：“我参军以后遇到过7次生命危险，都是大难不死，所以给书起了这个名字。”如今，94岁的王定烈可以不戴老花镜读书看报，生活起居自己动手，还常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谈起曾在自己身上的那颗子弹头，王定烈打开了话匣子：“1936年10月，为执行中央军委向西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红军组成西路军向甘肃和新疆方向前进。在西进途中，红军给了敌军巨大打击。但走到河西1000多公里的甘肃张掖一带时，光靠着两条腿前进的红军队伍早已经拉成长长的一线，首尾不能相顾。当时，红五军的军部率领两个团驻守高台，我所在的43团则驻扎在临泽县的倪家营子。倪家营子南北长5公里左右，东西宽二三公里，由40多个大小墩子组成，都是老乡们当年为防土匪而修筑的。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处境很艰难。”
1937年1月20日，高台失利，敌人转向进攻王定烈所在的临泽。43团只剩下了200多人，合并到268团。就在这些土墩子里面，红军将士同一批批冲上来的敌人搏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大刀，大刀砍卷了就用石头，石头都用没了就用牙咬。“那年的祁连山格外寒冷，有零下二三十度。我随合并后的268团在红九军的全力掩护下，退守到祁连山半腰上一个叫石窝子的地方。1000多人的268团又只剩下300人。那地方人烟都没有，大家实在找不到吃的，只能晚上悄悄地下山，用麻袋装了冰块到山上充饥解渴。”老人回忆起那一幕仍历历在目，“3月14日，敌军几个旅的骑兵从阵地的西北、正北和东北几个方向向阵地呼啸而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了下去，我突然感觉一颗子弹打在腰上，眼看着又一个敌兵挥起马刀正向我劈过来，一个战友用仅剩的子弹把那个敌兵打下马来，我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幸运的是，那颗子弹头卡在了骨头缝里，才没要了我的命。”1937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此后，腰上还留着一颗子弹头的王定烈和战友们东进豫中，创建根据地，与日伪顽军激战。解放战争中，他率团突破平汉路，长驱700里地，进入鄂西北深山同敌人搏斗。随后，又南下湘鄂西，北渡长江..那颗子弹陪着王定烈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无数次同死神擦肩而过。“要谢谢那颗子弹，首先是救了我一命，其次是陪了我十几年，让我不那么寂寞。”已经94岁的老人十分幽默乐观，“80年来，我从不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坚定地跟着红军走、跟着党走，即使牺牲也值得！”
水磨关沿沟滩战斗旁观记①
1936年农历11月中旬，冬至刚过，住在永昌县水磨关的红军部队，阻击从山丹来永昌围攻县城的马家军黑马队，在南河沿沟滩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这年我23岁，出于年轻人的冒失和对打仗的好奇心，就躲在沿沟坝塄坎下看打仗，旁观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
那天早晨，从山丹来的马家军千余骑骑兵进到红庙墩附近时，其先头探马受到红军截击，遂改变路线，迂回穿插到水磨关以西、梅家寺东之间，从红军驻地空隙的地方，绕行到水磨关以南的沿沟滩、元山子一带。
这时，大水磨驻守的红九军，发现了敌骑，立即调动驻在王家新庄、陈家铺院等处约三个营的红军，前往沿沟滩阻击敌军。敌骑发现红军追来，除留一部分人与红军接战外，其余潜伏于元山子山冈下。
、不大一会，红军与马家军接上了火，相互对打一阵后，狡猾的敌人佯装败退，引诱红军部队出来追击。敌军把红军引诱到开阔地带时，两股敌骑全部出动，黑压压一片，向红军部队猛追过来，刀砍马踏，喊杀声震耳欲聋。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英勇迎击，在开阔地与敌骑搅在一起，展开厮杀拼搏，一直战斗到中午。红军指战员在无屏障隐蔽的情况下，步枪越来越发挥不了作用，开始撤退，而敌军施展骑兵优势，紧追不舍，三面包抄，直逼红军于沿沟庙、严家大庄一线。这时，敌军受到增援红军机枪的猛烈扫射，才向后退。
下午2时许，战斗结束。这次战斗，虽给马家军大量杀伤，但因红军缺乏与敌骑兵作战的经验，加之地形不利，自身受到二三百人的重大伤亡。
我参与永昌县建政工作的回忆①
1936年10月，我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停留于永昌县期间，我在县城内参加了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我在1930年江西中央苏区时，就作地方工作，长征途中也未间断。西路军过黄河后，我们妇女团除担负必要的警戒、作战外，还承担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沿途动员老百姓为部队后方医院抬担架，转运红军伤员；二是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红军的政策，讲打通国际路线的目的和意义；三是调查摸清当地的经济、政治状况，没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物资，筹集部队给养，用来救济贫苦老百姓；四是发现和培养干部，组织老百姓支援红军，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壮大革命力量；五是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及其马家军对红军的污蔑，消除反动派反动宣传在老百姓中造成的影响，动员外逃群众回家。
我们妇女团随总部驻守永昌县城一个多月，妇女团的干部如政委吴富连、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彭如玉、团特派员曾广兰、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等，都率领战士们深入到各街道中，配合供给部、政治部派出的干部战士，发动群众，组建苏维埃政府工作。我们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开会，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红军的政策、主张和红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的意义，讲解穷人求解放、闹翻身、当家作主的道理。这样的会议和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部队刚到永昌时，老百姓害怕红军，逃走了不少；一些地主老财埋藏了一些粮食、物资，赶上牲畜，携带家眷都逃跑了，但一经宣传教育，红军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群众，很快解除群众的顾虑，贫苦老百姓大部分都回到家中，有一部分人还参加了支援红军的工作中。
政权组建工作是由政府牵头，由地方工作部干部具体进行的。起初，我们在县城内各街道访贫问苦，到一些手工业工人、长工、店员和贫苦市民、农民家中访问，了解情况，继而串联和培养积极分子，再经我们仔细研究，然后召集群众会议讨论，由我们提名，群众举手表决，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成员——委员、副主席、主席。政府成员选出后，每人发一个用红绸缎或红布做的条子，佩戴在胸前，这是个标记，便于在军民中开展工作。
在组建苏维埃政府的同时，还组建了青年队、儿童团和妇女会，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为部队搞运输、侦察敌情、作向导、抬担架、办干粮、缝补衣服，在支前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我所知道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经过①
1936年10月，红西路军转战到永昌，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河西第一个红色政权——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县级），还组建了青年队。我起初是青年队队员，12月上旬又调到苏维埃政府机关搞司务长工作，直到红军撤离，亲历了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支援红军的全过程。
（一）红军来了
11月上旬，“红军来了”的消息传到永昌这个小小的县城，社会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映。有钱的地主老财、资本商人，埋藏粮食，转移财产，关闭店铺，携带家眷往他地躲避；国民党永昌县县长段永新和一部分公职人员，弃职逃走；马步青的一连驻军，也慌忙撤走；原来集中起来准备抵抗红军的民团也散了伙，各回各家；曾遭受过兵匪洗劫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人心恐慌，陷于混乱。红军进入县城时，只有些胆大的群众跑出来围观，出乎意料的是红军待老百姓很热诚，说话和气，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抓兵拉夫，还在街头巷尾大力宣传“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
部队派出做地方工作的人员，走家串户，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随着红军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和红军指战员的模范行动，很快感化和吸引了广大群众，消除了恐慌不安的心情。红军进城的第二天，红军干部就在东岳庙召开群众大会，参加的市民有两三百人，红军干部详细地讲述了红军的任务、宗旨，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当家作主。这次群众大会后，红军还将县城粮仓的部分粮食拿出来，发给贫苦群众，使群众对红军的看法更进一步起了变化，感到红军真的是为穷人服务的军队。
红军的这一行动，使不少外出躲藏的群众很快返回家中，有的还投入到为红军办事的行列。短短几天的工作，永昌城乡即出现了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二）父亲当了临时政府主席
我家住在城南狄家庄，家中原来土地较多，车辆耕畜俱全，房产可观，是个中等好户。1929年（民国18年）3月，兵变首领马仲英在永昌城屠杀、抢劫，我家的牲畜、粮食被掠走一空。事后，家中既无种子，又缺口粮，就借地主老财的粮钱解决春耕和吃饭问题，不料利息成倍增长，债台高筑，不得不典出部分土地偿还债务。官府和地主老财借机敲诈勒索。把我父亲狄万川抓进官府打了两百大板，又投入监牢，关押了三个多月。从此家境破落，穷困潦倒。
由于遭受剥削压迫之苦，我父亲对旧社会产生极大的不满。红军来后，他听了红军的宣传，对红军的政策非常赞同。红军到永昌县的第四天，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各界群众代表会议，由于红军干部的提议和群众的推荐，我父亲狄万川就当上了永昌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主要职责是为红军提供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协助红军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负责为红军购买和征集粮食、蔬菜、肉食，发动群众筹备组建各级苏维埃政权。
（三）永昌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永昌县、城乡红军驻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自始至终是由红军政治地方工作部牵头，派出大批指战员具体领导建立工作，总负责人是黄火青部长，常随黄部长的还有一个姜科长，在县城和附近农村做建政工作的还有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
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城乡基层政权组建工作的步伐。在做地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的指导下，县城四隅于11月23日同时建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农村的苏维埃政府也相继建立起来。
12月5日，在永昌县城召开了永昌区（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这是红西路军自渡黄河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会场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台前上方挂着“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红布白纸横幅，台前放一张桌子，后面摆了一条凳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及许多军政干部出席了大会。台下是各基层苏维埃政府主席推选出的代表，他们胸前佩戴着用红绸布做的代表证，青年队员排列在代表后面，再后面是近千名群众，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黄部长主持，宣布会议开始后，红军军乐队演奏了军乐。接着徐向前总指挥、李卓然主任等领导同志讲话，陈昌浩主席宣布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张仲科代表群众讲话。会议接着是选举，根据红军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由代表和群众举手表决，选出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苏维埃政府委员（其中有军队委员四人），木匠张仲科当选为主席，我父亲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王思福、张德文、冯怀义、刘万祥、许教琪等当选为委员。当天晚上，红军前进剧团为群众演出了文艺节目。
（四）苏维埃政府的任务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办事机构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常驻政府机关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姓赖的江西籍红军干部。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全力支援红军。
组织起来的青年大队是政府一支骨干力量，配合红军有力地开展各项工作。青年队的工作起先是给红军新军部队当向导，帮助购买粮、油、肉食、草料，作战时还和红军一起构筑防御碉堡，掏挖射击垛口、枪眼，在围寨周围架设防御栅栏等，到后来，工作就更加繁忙了，有的上战场救助伤员、抬担架，也有的被调到敌占区侦察敌情。我参加青年队以后，与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起，在城内墙壁上刷写标语，也张贴过布告传单。
我记得红军在县政府门口的大照壁上写了刚劲有力的八个大字“联俄联共，抗日救国”。第二天黄部长看后，又让我把“俄”字刮掉，改写为“苏”字。搞了一段宣传工作后，我就被调到苏维埃政府干司务长的工作。青年队经常分赴城内和农村，调查了解地主老财、资本家埋藏、转移的粮仓、财物的地点，配合红军“挖窖子”，搞开了几十户地主老财的粮仓、作坊、夹屋、地窖，没收其财物，驮运回来大批粮食，为二万余红军指战员解决了粮食问题，并征集到大批皮毛、毛毡、布匹等物资，为部队解决了部分御寒衣服。
12月下旬，敌机每天到县城上空侦察、轰炸、撒传单，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驻地先后遭到轰炸和炮击，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人员向市民进行防空教育。在城防吃紧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市民拿出家具、木料，增防城墙工事，配合守城战斗。红军在永昌八坝、东寨、水泉子和县城连续作战，耗尽弹药，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捐献铜、铁、硫磺、盐硝、木炭等物资，为修理枪械，打造矛、刀，配置火药，制造子弹，提供了大量原料。
红军在永昌停留期间，潜伏下来的一批旧政府的顽固公职人员和土豪劣绅，散布对红军的不满，肆意诽谤、中伤，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司法机关，先后拘捕了永安区区长、恶霸地主杜富堂，旧政府科长张天佑（临夏人）、李斋庭，地痞徐寿山等，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红军撤离时押解出城处死。
（五）苏维埃政府被敌人摧毁
12月下旬，敌人重兵围攻县城，在红军的英勇反击下，敌军攻城未果，伤亡惨重，遂改为围困。此后，红军处境更加困难，西路军总部决定放弃继续守城的建立永昌根据地的计划，于12月28日撤离永昌县城西进了。
红军撤离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就被敌人摧毁了，政府的委员遭到搜捕、迫害和杀害，青年队员、曾给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未能幸免。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等，被恶霸地主王成业父子抓获，先绑到敌祁明山旅，遭受酷刑后，又转移到武威骑五师师部，不久被杀害。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徐交，在敌人闯进城的当天就被砍杀在西街。李三虎等一部分青年队员被抓获后，同失散红军一起，遭受各种酷刑，然后送到马家军当了兵。我父亲狄万川、委员张德文被捕后，押在监牢，砸碎了踝骨，后经多方营救，保释就医。张德文出狱后郁愤成疾，不久死去，我父亲终身残疾。
关于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回忆①
1936年红西路军到永昌时，我是经营小杂货铺的小商人。红军来后，派干部战士发动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建政工作中，我被推选为代表，出席了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代表大会，接着又当选为政府委员，分工管粮秣。在红军干部指导下，参与政府工作一月有余，直到红军撤离永昌为止。
（一）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建立情况
11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城，次日大部队进城，一部分停留住宿，大部分路过，来来往往，城内显得十分拥挤。总部机关很快派出干部战士开展地方工作，深入到街道、家庭，宣传红军纪律、宗旨、任务，张贴红军布告，刷写墙头标语，安定民心；接着又号召地主、资本家及各阶层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支援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作贡献。
经过四五天的宣传发动，县城内外的群众初步发动起来。11月23日，县城内的四条街道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分别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我所居住的西北隅范围内的群众，被召集到马家油坊院内，由红军的姜科长主持开大会，成立了西北隅苏维埃政府，经姜科长提名，众人举手表决，选举了政府委员。乡政府的办事机构设在马家油坊。这次大会后不几天，姜科长又一次召开会议，要乡政府推选四名代表，出席永昌区（县）苏维埃成立大会，王思福、张德文和我当选为西北隅乡的代表。会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用红绸做的代表证，上面用毛笔写着姓名和职务，佩戴在胸前，作为标志，便于在军民之间开展工作。
（二）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及政府成员情况
我们被推选为代表后不几天，红军同志又通知我们参加在县衙门召开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县级）成立大会。这次大会由红军黄部长主持，参加的有县城四街的代表，还有从农村选出的代表，县城内外的一部分群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木匠张仲科为主席，农民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失业青年王思福当选为委员兼青年大队长，修鞋匠张德文当选为财政委员、农民冯怀义当选为民政委员，旧政府粮草差役曹有德当选为民运委员，旧政府人员许教琪当选为内务委员，我当选为粮秣委员。当选的政府委员和职务分工，被写在一张红纸上，张贴在钟鼓楼南门的墙壁上，公告全县。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办事机构设在旧政府院内。
（三）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工作
被选出的政府成员很快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红军人员指导下开展工作。我是粮秣委员，负责红军所需粮食供应工作。红军用粮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个委员虽分工不同，但在实际工作中谁也离不开粮食工作。
起初，县城粮仓还有一些粮食，部分用来救济穷人，大部分用作红军食用，但红军人员多，用量大，很快就被用完。于是，我们就配合红军武装人员和青年队员，到乡下向地主老财征粮。这时，地主老财把囤积的粮食转移或埋藏了，红军不得已，使用强制手段征集他们的粮食，我数次带领青年队员和红军到乡下驮运粮食。
第一次是带着七八十头毛驴组成的毛驴队，到新城子南湾大地主王中文、王朝文家驮运粮食，每头毛驴驮一袋粮食，共驮来近一万斤。途中，在赵定庄住了一夜，发现那里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次，带毛驴队去南泉河滩田家庄地主田有珍、田有泽家驮粮，红军打开田家粮仓和夹墙屋两个，把粮食运来，还搞到了一批布匹、皮毛、毛毡、衣服、大烟、白银等，运往县城交给供给部分配使用。第三次是到水磨关梅家寺运粮，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和青年队配合下，打开地主王中伦家的粮仓和油坊，将他的粮、油运往县城。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组织的人力、畜力运输队，每天车水马龙，从农村把粮食源源不断运往县城，保证了红军部队的吃粮。
到12月20日以后，马家军集结到县城四郊，每天向红军所守村寨发动进攻，形势十分紧张。原被红军控制使用的北海子河上的30余盘水磨被敌占领，城内的红军吃面发生困难，除少数机关外，大部分部队只得煮囫囵麦豆充饥。不久，红军就放弃永昌，继续西进了。
（四）红军撤离永昌和苏维埃政权的终结
12月下旬，敌军在大炮配合下围攻永昌县城，红军总部所在的天主教堂连遭轰炸，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也屡遭轰炸，政府机构遂搬到王明俊院内办公，还将几十石小麦运存该院。12月27日下午，红军总部作出了撤离永昌继续西进的决定，黄部长、姜科长把我们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召集在一块开会，黄部长说，红军准备西进，你们愿意随部队走的欢迎，愿留下来的要坚持斗争，但要提高警惕。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千万保守军事秘密。当天夜里，红军全部撤出了县城。红军走时，存在王家院内的那部分粮食还在，第二天清晨马家军涌进城里，那批粮食就被敌军用了，苏维埃政府也被摧毁了。
红军撤离时，我回到家中。天亮后，敌军涌进城来，军警密布，城门戒严，挨门逐户搜查红军人员和留下来的枪械、物品，搜捕各级政府的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我经邻居杨永和通风，准备外逃，但已无法脱身，只得藏在一间套房内。据人说10时左右，马家军“执法队”驱赶的人群到西街马府门前，将已捕获的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残杀在门前的一棵杨树下。不一会儿，凶狠的敌人错将徐交当作政府委员许教琪，从人群中拉出来杀害。
当日下午，已躲避在武当山中的政府副主席狄万川、委员张德文也被“执法队”捕获，绑架到县衙门施以酷刑，砸碎踝骨，投入监牢。这次屠杀搜捕后，我偷跑出城，到乡下躲避，敌人几次到我家抓我，没有抓到，便把家抄了，兄弟们都受到了株连迫害。
支援红军二三事①
1936年，因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我们兄弟两人从毛卜喇来红庙墩谋生。哥哥毛培荣，凭娴熟的皮匠工艺，走家串户做皮活；我先在南泉地主陈世堂家放羊，后来又来到水磨关地主王中伦家放羊。
农历十月初间，红军到了永昌，供给部、政治部的部分干部及一部分作战部队，驻到了水磨关、红庙墩、梅家寺及南泉等地的村庄，群众的家里都住得满满的。
红军政治部派出地方建政工作的干部战士，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开展地方建政工作，短短几天，就扫除了群众的疑虑，团结到红军的周围，有的引导红军筹粮、筹款，抬运粮食，各个村庄的群众都为驻在当地的红军忙活起来。
红军的革命宣传同样吸引了我，我便摔掉放羊鞭，在水磨关参加了建政工作及青年队工作。
隆冬的河西走廊，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多度，然而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却穿着单衣。红军供给部为了尽快使指战员都穿上能御寒的衣服，便和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成员一起，动员皮匠20人，协助红军缝纫厂缝制皮衣和皮背心。皮匠们都集中到水磨关王家东庄红军缝纫厂做活，我哥毛培荣也在其中。因工作量大，皮匠太少，我也被调去做皮活，我哥哥又从家中把嫂子也叫来当帮手。不久，又动员水磨关一带的许多妇女也帮忙缝羊皮帽子。这批皮匠和群众每天可做长短皮衣、背心五六十件，皮帽40多顶，月余时间，共缝制皮衣、背心2000多件，皮帽1000多顶，为支援红军作出了贡献。每当听到红军的感谢话，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高兴。
缝制皮衣，需要一大批牛羊皮，其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向群众购买；二是发动群众进山，赶来地主老财的牛羊，作为皮料的主要来源。据我所知，仅在水磨关范围内，群众配合红军从山里赶来的地主牛羊就有两三千头，不仅为部队提供了肉食，还解决了大批的皮张。开始时，红军工作人员知道我曾给地主家放过羊，又熟悉进山的路线，就要我带领红军去赶羊，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先后两次进山赶羊。第一次由两名红军武装保卫人员保护，我和另外两名群众一起，赶来地主陈世堂在五沟山放牧的大羊200只，在水磨关宰杀了，过了三四天，第二次到地主王中伦在南山的羊圈，赶来250只大羊，150只送往县城，100只留在水磨关宰杀了。我参军失散回来，遭到地主的审讯拷打，王中伦逼我招供，说我带红军赶了他的羊，我始终没有承认。
在我做皮活时，还见到红军供给部兵工厂雇请了当地的铁匠20多人，集中在王家西庄和陈家铺院等处，协助红军工人锻打三棱长矛和马刀，铸造马尾手榴弹壳。当时红军金属材料缺乏，村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就配合红军到群众家中收集废铜烂铁，广大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不少废铁器及一部分火药原料，运到兵工厂研配火药，装备子弹、手榴弹，为作战部队补充了一部分军械弹药。
红军撤离永昌西进时，供给部动员水磨关、红庙墩的六七名青年参加红军，我是其中之一，随部队西征，到达民乐永固的时候，与马家军遭遇，部队被冲散，我和另一位同志与红军部队失去联系，便跑回家中。
因为我们弟兄曾为红军做过事，带领红军赶了地主的羊，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仇视，我刚回到家，保甲长就把我们兄弟俩及红庙墩的王发信等17人抓去，送往县城。我哥沾染有吸大烟的恶习，半路上烟瘾发作，被保长推入冰河中；我和其余的十多人被关押了18天，遭到审问和拷打，才被释放。
放回来不久，1937年春节刚过，又被抓了壮丁，送到马步青部队祁明山旅当兵，与被俘的红军人员修甘新公路。抗战爆发后，祁旅调到陕西耀县驻防，我也在其中，因部队水土不服，士兵死亡严重。我在那里听到当年的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驻在陕北，便产生了逃跑参加八路军的念头。于是，我串联了两个同乡逃跑，来到三原县，不幸被国民党一股骑兵截获。不几天，我们再次逃跑，几经周折，直到1939年，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陕甘宁边区的富县，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警备团。从此，我又回到了人民军队中。
参与救治、收留红军伤病员的回忆①
1936年12月27日夜间，红西路军放弃永昌县城，突出重围，继续西征。突围前，在县城内治疗养护的一批重伤员，由红九军一部掩护先行，向新城子一线转移；最后的20余名重伤员，被安置到南泉王寨杏树庄王之绩（即王八爷）庄院内。28日太阳快要落山时，红九军的一位领导干部和五六个全副武装的随行人员来到伤员住处，慰问伤员，传达上级就地安置的意图，在发放完安置费用后，一齐痛哭流涕，直到夜幕降临，才难分难舍，挥泪告别。他们刚走出庄外，集结起来的部队已经出发，他们也随着部队西进了。
（一）
红军走后，凶恶残暴的马家军卷土而来，凡是红军驻过的村庄，他们就来搜查红军人员和遗留的东西。29日天明，先到达的马家军执法队闯进王之绩的庄内，不顾伤员死活，翻铺搜身洗劫，将红军发给的银钱全部抢走，随后赶到的敌团长要在王家庄内住宿，令其部下将伤员赶出庄外，令群众把不能动弹的重伤员抬到庄外。这时，性情慈善的王之绩老人见伤员受到折磨，不顾一切，叫了儿个邻居帮忙，将庄外的三间草房腾出，铺上麦草，把伤员安置下来。但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无吃无喝，这些伤员便陷入绝境。这批伤员，有的肢体断离，生命垂危；有的严重感染，伤口化脓；有的肌肉坏死，腐烂发臭；有的因失血过多，处在昏迷状态。他们饥寒交迫，没有药品治疗，伤势继续恶化。
出于对红军伤员的同情和怜悯，王之绩夫妇等一些老年人，背着敌人，从家中拿来破布条、盐水、熬煎中草药，替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并给他们取火生暖，烧水送饭，帮助他们度过艰难困境，在最初的半个月内，有20余名重伤员死亡，王之绩就出面叫上邻居王万瑞、王家有、李三及我们父子，人抬、车拉，运到古城岗一带埋藏。
红军来前，我的父亲毛尚新给地主陈世堂家看管水磨房；红军来时，我们父子又给红军磨面一个多月。在相互交往中，我们对红军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批伤员留下后，目睹到敌人的残暴和伤员的困境，越发同情可怜红军伤员，便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养护红军伤员的工作，用给红军磨面时剩下的麦麸、黑面，给伤员们做饭、送饭吃。麸皮、黑面吃完了，就从我家拿一些，又向磨户讨要一些，或向王之绩等群众捐一些。
在杏树庄的这批伤员，我们一直养护到第二年春天，有30余人恢复健康，陆续离开东返。他们临走时，和我们拥抱在一起，含着感激的泪水，一再感谢王之绩夫妇和当地群众；失去东返条件的钟德荣（化名李明喜，伤愈后腿跛，群众叫他李跛子）、何德胜等十多名红军，在群众帮助下就地谋生，以后陆续成家定居；还有五六名未治好的伤员，到1937年四五月间，永昌县政府传来命令，要集中收容，便由当地群众用牛车送到县城集中，以后下落不清。
1937年四五月间，在梨园口战斗中负伤的红西路军妇女团副连长龚少敏、女战士龚有财二人，东返路过我家，两人见到被养护的伤员后，也恳求留下养伤，我父母又将他们收留下来，养护了半年，他们后来在当地找了对象，结婚后才离开我家。现在，他们二人都还健在。
（二）
在救治红军伤员初期，因住宿拥挤，天气寒冷，我把几个伤员背到水磨的热炕上睡觉、休息。16岁的小红军陈有红，四川人，腿上和腰部被敌人的子弹射伤；18岁的魏义德也是四川人，面部被敌人骑兵砍伤；20岁的任元梦，也是四川人，他的小腿负重伤。我把他们三人背到家中，让老母亲养护。我母亲每天为他们治疗，在化脓的伤口上用土办法清洗，在伤口上抹上饭，诱狗舔伤口。在我母亲的精心护养下，他们的伤势得到了控制，慢慢地好起来。任元梦在我家住了两年。魏义德在我家生活了三年，伤愈后自谋生路去了，解放后还与我家有联系。陈有红的伤势严重，在我家生活了五年，直到康复，又帮助他与我族侄女结婚，定居在我们毛卜喇。
还在1937年夏天时，魏义德的伤口已愈，他想帮助我家干些事。一天，他赶着家中的几十只羊去放牧，途中碰到西行的四个马家军骑兵，强行抓羊宰杀吃肉。魏义德起初装哑巴阻拦不允，又被敌军鞭打一顿，惹怒了魏义德，便开口大骂敌军，话音一出口，敌军就听出他是四川人，便认出是红军。于是将我捆绑起来，和魏义德一同送往保长李善珍家中，而李善珍却闻讯逃跑躲避。敌军便将我悬吊在屋梁上拷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并威胁要将“共产娃子”抓去当马夫，要我拿出1500块白洋赎身，如赶天明拿不出来，要杀我的头。他们把我一直折腾到半夜，几个敌人耳语了一阵，才把我解下来。夜间，趁敌人熟睡，我和魏义德逃出，上山躲避。我们逃走后，敌人便打家劫舍，拿粮食喂马，麸皮洒了一地，还打破家具，将红军司务长给的六块大洋也搜出抢走。这次被敌人毒打后，休息了十多天才愈，全身脱了一层皮。
（三）
我为红军磨面的那段时间，和红军的司务长等许多同志有了接触，他们向我宣传红军政策，我也亲自体验到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他们爬冰卧雪，是为了解放普天下受苦受难的穷人；又目睹了马家军的暴行，更加产生了对红军人员的同情心。因而积极配合当地群众养护伤员，前后救治和保全了50多名红军同志。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注我们这些救治过红军伤病员的人，1958年我受推举，出席了张掖地委召开的保护红军有功人员表彰大会，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奖励。
人民的恩情重如山①
一天拂晓，我晃悠悠地走到了永昌县水磨关。在晨曦中，我站在一座木板桥头，心情复杂的眺望着桥对面那个黑黝黝的庄院。我对这个庄院太熟悉了。因为大军西进时，我曾以胜利者在这里驻扎了一个多月，与庄院的主人建立了蛮不错的交情。庄院的主人属于红军要打倒的剥削阶级，在阶级属性上是敌对的，回忆起化敌为友的过程，还十分有意味。
这个庄院是一座大土围子，森森的大门进去有七座院子七座门，每座门都用粗壮的横栓插着，森严壁垒。院子的主人姓郝①，是清朝遗老，当过抚台一级的大官，民国后告老还乡，雄踞一隅。他儿孙满堂，权势炙手，五个孙子就有三个在邻近当县长。据说他家有三个牧场，牛羊成群。西路军渡过黄河西进时，教导团开进这座庄院住下，光他家的粮食，就供三个红军团吃了半个多月。我也随教导团住进了庄院，恰好住在郝老头的卧室里。
有一天，围墙外打得热闹，我拿着望远镜爬上围墙去观战，观望了一会儿又爬下围墙，走进卧室，轻轻推开门一看，愣住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正爬在桌子上偷看红军的地图。我的脚步很轻，老头看得专心，居然没有发现有人进来。“老大爷，你眼力不错嘛，看得清吗？”怕吓着老头，我尽量压低嗓门，轻声问道。老头回头一瞧，看见一位红军站在身后，吓得三魂出窍，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磕头如捣蒜：“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看那老头，七十有余，瘦高个子，白胡子长得很威严，气度不凡，见他吓成这个样子，挺过意不去，弯下腰把他扶了起来：“老大爷，别这样，别这样，快请起！”
被宣传成“青面獠牙”的红军竟如此和蔼，也是肉眼凡胎，既不怪异，也不凶悍，颤抖的老头镇静下来了，搭讪着问：“红军先生，听您的口音，贵梓好像在南方？”我直率相告；“
我是江西老表。”老头发青的脸色缓过神来，高兴地说：“不瞒先生，我在贵省九江当过抚台哩。”我没有使用政治标签式的语言，随便地用家常话说道：“噢，我们还是半拉子老乡哩！你当过我们家乡的父母官，幸会。”
老头诚惶诚恐地说：“父母官不敢当，我自认为官还比较约束，当然也难免有罪恶，内心一直愧疚。先生贵姓？”我回答：“免贵姓左，大爷尊姓？”老头说：“不敢，小的姓郝。”我忽然问道：“郝先生这些日子住哪？刚才从哪里出来的”郝老头又诚惶诚恐起来：“罪过罪过，我是不了解贵军，你们一来，我就钻了地道，刚才是从地道里出来的。”他指指屋角的地道口：“惭愧，惭愧！望先生宽宥老夫冥顽无知。”我挥挥手说：“没什么，没什么，叨扰您了，还望先生谅解。”
郝老头受到了感动。蠕动着干瘪的嘴唇道：“左先生，有件事不知道当问不当问？”我鼓励他：“你说吧！我们是半拉老乡，我现在又住在贵舍，你还顾虑什么？”郝老头终于说：“我家老小不知在哪？他们可有长短？”我当即说：“你随我来！”我走出门去，郝老头疑疑惑惑地跟着，到了后院的一间屋子里前，我跟门口的哨兵嘀咕了几句，便领着老头走进屋去。屋里十多位妇女一见郝老头，七嘴八舌叫爸喊爷，把郝老头乐得胡子直翘。一位孙子媳妇对他说：“爷爷，红军长官对我们可好啦，在门外派了岗，不准一个红军进来。我们在屋子里吃住自由，一点不为难我们。”“仁义之师！仁义之师！钦佩！钦佩！”郝老头感动得不得了，啧啧赞叹。我趁此时机，把红军的宗旨讲了一番，然后说：“老先生，前几天在地窖里委屈你了。你不要再钻地道了，就跟我睡一个炕，晚上没事了，好好叨叨！”郝老头受宠若惊：“好好好，先生如不嫌弃，我晚上就多领教了。”
此时，这位前抚台便和红军“长官”共处一室，抵足而卧了半个月，交情日深。红军要走时，郝老头还恋恋不舍，送了一匹骡子，还要送300块光洋。盛情难却，我只接受了骡子，婉拒了“袁大头”。郝老头送到桥头，一再叮嘱：“左先生，得胜班师路过此地时，一定要进寒舍来坐坐，我们再谈叙儿夜。”
如今是回来了，可不是“得胜班师”，二是溃败落荒。我很想践约敲门进去，拜访郝老头，叙叙旧情，混顿饭吃，可又在桥头犹豫起来：我们毕竟不是一个阶级的人，过去的交情靠得住吗？时易势移，胜利者变成失败者，地位一落天丈，万一郝老头翻脸不认人，甚至向马家军告发，可就悔之晚矣了。红军虽然保护了他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可毕竟吃了人家、喝了人家，叨扰不轻，他会不会报复呢？最后还是决定不冒风险，绕过村庄，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刚走过水板桥，正要顺墙根拐弯，门吱呀一声开了，被庄院的长工看见了。长工几步上前，认出是我，高兴地说：“这不是左司令吗？”这位长工搞不清楚红军中的职务称呼，就叫起我“左司令”来。“进家去，进家去！老东家常念叨你哩！”长工拽着我进了大门，便飞也似的去后院报告东家，另几位长工正在吃炒面，便给我盛了一碗。我肚子早饿瘪了，端起炒面嚯嚯地吃起来，几口就报销了一碗。
“你可回来了，你可回来了！大喜，大喜！”郝老头叫叫嚷嚷地跑进来。他两手还在颤巍巍地系着皮袍的扣子，看来是接到长工的报告，才披上袍子趿着鞋，慌慌张张地赶出来，急切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把我请进卧室，把坐在屋里的男女都赶走，喜滋滋地说：“你忘了我俩睡大炕那几天吗？我还一直掂着你回来叙谈哩！”“大爷，我是这个样子回来的，你没想到吧？”我不太好意思坐在炕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人活着就是福啊！”他豁达地安慰着我，又把长工叫来吩咐：“你烧一大锅水，让左先生痛痛快快洗个澡”又把孙子媳妇唤来：“把你丈夫的衣服都抱来，让左先生挑件合适的换上！”郝老头见我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叫花子衣服，蓬首诟面，与他当日见到的“红军先生”判若两人，侧隐之心大动。
洗刷换装之后，又让我好吃好喝了一番，然后，这两位跨阶级、跨年龄的朋友，坐在炕上叙谈阔别之情。我被郝老头诚挚的情意所感动，也就把心里话掏出来：“郝老先生，要不是长工拽，我还不敢进贵府哩。”郝老头嗔怪起来：“左先生，这您就小瞧老夫了，有恩不报如同禽兽，老夫可不是那等势利小人！”我说：“老人家，我走时你送我一匹骡子，不是报答恩情了吗？”郝老头说：“我钦佩红军和先生的为人，凡是路过流落的红军，我都要请进来奉为座上宾，连我的下人都知道我的心思。”
聊得晚了，郝老头见我哈欠连天，便吹灯歇息。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想辞谢登程，郝老头高低不肯，一天拖一天地挽留，拽着我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大鱼大肉地招呼，我的元气也很快恢复过来了。我想红军心切，高低不肯再留，急得郝老头出了一条妙计；“左先生，现在路上不太平，你还是在这里呆着，你写封信给红军，我派人送去，把部队调过来打嘛！”我笑笑说：“老人家把我看得太高了，我不是司令，只是一般人员，就是司令员写封信，目前也调不来部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你还是放我走吧！”郝老头无计再挽留，可让我一人走，又不放心，便建议：“我给你买车票送你到兰州，如何？”我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坐车反而不安全，查得紧，一个人沿途讨饭，没人注意，虽苦一点，却安全。”
郝老头听了觉得在理，便吩咐家人给我准备了一条面袋子，装了十三斤炒面，还蒸了四个特大馒头，在每个馒头上涂上象征吉利的红点，供我路上吃，并寄托着他老人家的美好愿望。我从长工那里了解到，郝老头对每一位路过的红军，都给予优厚款待，临走时也是要给几斤炒面、四个涂上红点的大馒头，殷勤相送。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郝老头，又孤身只影地漂泊起来。我身上还有两件宝贝，一是一支手枪，二是三块光洋。为了对付万一的搜查，我把光洋缠在裤带上，把手枪塞进大裤档里，枪柄系在裤腰带上，走路虽然咯得慌，却保险，不脱裤子谁也发现不了。我吃着郝老头的炒面，一路向东。离战区远了，风声也不那么紧了，就有些大意，大摇大摆地在白天走起路来。
西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陈明义和警卫连排长肖永银夜宿金川寺①
1937年3月，西路军受敌人包围，遭到极大损伤后，将剩下的部队交由李先念等同志负责，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政委陈昌浩同志回陕北去。肖永银和与总部参谋陈明义同志一道，护送徐、陈首长东返。后来，徐总指挥把一只包交给肖、陈两人，要他们分开行动，到陕北后，把藏在包里一封信交给党中央，并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战斗失败的情况。
肖、陈两人沿着长城，走到永昌水泉子附近，长城向北弯去，他们朝东走，不几天就到了永昌县城。到永昌城那天，正碰着下大雪，风刮得呼呼地叫，冷得穿骨头。看着天快亮了，老百姓家里又不能躲，要躲在野地里，天这么冷，准会冻僵。思来想去，才想起城北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那个大庙，去年部队到达永昌时，曾经住过。庙很大，有好几个大殿，如果住人，一个团也住得下，但却只住几个和尚。他们盘算着，这样冷的夜晚，和尚们是不会起来的，于是大着胆子，到这个庙里去躲藏。
大庙的门紧紧关着，他们怕惊动庙里的和尚和狗，决定翻墙进去。陈明义用肩膀把肖永银托上庙墙，随后又把陈明义拉上墙来，然后，两人一起跳进院里。墙下的积雪被压得响了两声，他们向前张望了一下，见无动静，便急忙往大殿走去。
看到一扇大门，就藏到门背后；一想，觉得不保险，又急忙藏到神像底下；又一想，也不行，如果善男信女们烧香拜佛，或者是和尚们来打扫神台，会发现的。屋角不行，大鼓后面也不行，总觉得处处都会被人看见。转来转去，转到正殿来了。正殿的正中是一尊几丈高的泥菩萨，但它躯体光溜溜的，无处藏身。他们又转到它的背后，一看，这菩萨背后还开着一扇门，肖永银轻轻爬上去，把那门打开，听里面没有动静，便钻进去，擦几根火柴一看，简直像间小屋子，站着能挺直腰，躺下能伸直腰，风刮不进去，雪飘不到，那些和尚和善男信女们，也绝不会想到有人会钻进这个“威震四方”的泥菩萨肚子里。到哪里去找这样又好、又保险的地方呀！于是，他们就在泥菩萨的肚子里躲起来。
天冷，手脚冻得生疼，肖永银跑到正殿里去，把神台上的那些蜡烛拔了抱回来，点起火，烤了一阵，暖和了一些，才把火熄灭，躺下睡觉。睡得正香，陈明义忽然把肖永银摇醒，说道：“快起来！听，来敬我们了！”
肖永银翻身坐起来，只听得正殿里又是钟声，又是鼓声，还有拖着长嗓子念什么经的声音。肖永银笑着对陈明义说：“哈！真敬我们两个活菩萨来了！老陈，怎么样，你也该显灵了吧！”他说：“我要是真菩萨，一定要显灵，把那些恶霸、地主、反动派、坏蛋，统统整死！”肖永银抢着说：“嗯，第一个就整死那天打他们的那些恶霸！”
陈明义笑着说：“哎呀，你以为菩萨真的会显灵啊！显灵的菩萨是我们！”肖永银说：“照你这样说，他们敬我们两个活菩萨，倒比敬这泥菩萨灵验哩！”两个人越说越觉得好笑，又怕外面的人听到，便用衣服堵住嘴笑了起来，笑了一阵，又躺下睡觉。
睡醒来时，钟也不响了，看样子，人都已经散了。他们轻轻地打开门一看，天已经黑了。四下无人，只有神台上的蜡烛还燃着，一闪一闪的，供台上还放着一些供品，好的已经被和尚收走了。肖永银的肚子有点饿，管他好不好，拿起来就吃。陈明义怕被人发现，急忙把那些残存的供品，装在口袋里，肖永银往肩上一扛，说声“大佛爷，道谢了1”便走出大庙。下山后，陈明义笑着对肖永银说：“这回老乡一定会说菩萨真显灵
了。”肖永银说：“显灵的是我们两个活菩萨，不是那个泥做的死菩萨！”当天晚上，他们扛着供品，绕过了永昌县城，踏上东归的旅程。
红西路军李聚奎千里跋涉找中央经永昌时脱险经历①
自西路军惨遭失败后，一向骄横的马家军更加嚣张，他们从酒泉到武威，沿整个河西走廊撒开了一张密密实实的大网，派出许多支骑兵分队，到处搜捕红军人员，不少同志被敌人搜去，惨遭杀害。
李聚奎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向东走，这里时而是崖石裸露的山地，、时而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卧龙般的古长城蜿蜒起伏，自西向东延伸。李聚奎每夜凭借指北针，摸黑走上二三十里路，白天则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
一天，李聚奎在永昌以西30公里的水磨沟附近隐蔽下来。黄昏即将到来，他估计搜索了一天的敌人该收兵回营了。为了早些赶路，就从隐蔽地出来，贴近长城边行走。古城墙像一道屏障，为李聚奎挡住了左侧，他一面警惕地观察，一面匆匆赶路。前面要拐弯了，他想，如果有敌人要拐过来，当面撞上，就会来不及闪开，立刻向路边的沟里奔去，就在李聚奎下到沟底时，转弯处果真来了五个骑兵，他弯下腰装作拔草，敌兵看了看，没有过来盘问就走了。
从此，李聚奎小心地避开大路，专拣小路走。在永昌至武威的地方，他又一次险入虎口。那天，他路过一个村子，一条大路从村北擦过，他从村南的小路往东走。眼看就要出村，只剩下最后一座房子了。他谨慎地先探头张望，只见两个骑兵顺着大路跑来。回去，躲闪，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怎么办？恰好这时村南的地里有头毛驴，他急中生智，装作赶毛驴的样子，一边吆喝，一边走开了。
武威以东，敌人搜索不那么紧了，只要离开大路，白天可以走。这天，他正走进一个羊群边，回头一望，西边烟尘滚滚，由远而近。他问牧羊人：“那边是不是来了骑兵？”他看看西边说：“是马家队伍来了，你赶快走！”他对牧羊人说：“不要紧，请你把羊向南赶一下。”随后，他们一起赶着羊群走。等他们走出两三百米远的时候，敌人二十多个骑兵疾驰而过，他第三次脱险了。
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多月里，他过着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野地的生活。每天一早一晚，他趁着无人悄悄跑到村边，敲开一座小房，讨些吃的。靠老百姓的接济，他才能够支持下来。
我是死人坑里的幸存者①
1936年底，我在永昌战斗中腿部受伤，在水磨关总医院住院治疗。部队转移前，徐向前及王树声等同志来总医院看望我们，并说部队先走，把我留下。领导同志走后，我带伤走进梅家寺，被一个叫“赵老爷”的老乡收留。他家很穷，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当晚，叫我睡在他家的炕上。第二天马家军来了，要搜查红军，他把我藏在草房里。三天后，马家军又来搜查，他又把我藏在地窖里。十来天后，马家军第三次来搜查，把我从地窖搜出。马军要将我杀掉，赵老爷和几个老乡向马家军求情说：“他还是个孩子，又有伤，不要杀了。”这样，才免我一死。
这一带被敌人搜出的红军有十几人，敌人要将我们押走，临走时，赵老爷叫他的女人在我衣襟上缝了一个口袋，装了些炒豆子和炒面，叫在路上吃。我现在还惦念着这位姓赵的老爷，他为营救我担了很大的风险。多好的赵老爷啊！我们被押送到永昌县城后，又陆续押来了80多名红军伤员和失散的人。不几天，敌人押着我们去青海，经古浪、永登、河口、享堂、小峡，到达了西宁。
我们80多人到西宁后，马步芳看了一下说：“送到南门军马处去。”天黑时，又来了马步芳的命令，叫把我们80多人“扛过去”②。这时，管我们的马匪兵说：“你们都是伤病员，要送到医院去。”叫我们上马车，结果被拉到南门外南滩山下。那里有几个大坑，敌军命车夫将马车抬起，将我们七车人倒在坑边，就用乱刀砍杀，每人一刀，不管是死是活，均推入坑内。我在刀还没有砍下时，被一个车夫推到坑边，在天黑看不清的情况下，活了下来。马车走后，我逃到一个看菜园子的小屋里，被一位看菜的老乡救了。他给我洗了血衣，又给吃给喝。天亮后，我离别这位老乡，讨饭度日。没多久，又被马家军抓到军营里。
第二次被抓来后，被西宁公安局长传令兵要出来，到他家做工。不久，马步芳下令搜查“共产娃”，他怕被马步芳查着，又把我送到西宁旅社做杂工。不到一个月，又被马家军发现，被抓到工兵营做苦工，修了公路又修桥，然后送到大通县伐木料，最后送到循化县开荒、建房。我在敌人的工兵营做苦工长达九年多，直道1946年底工兵营解散，马家军才给了我一张路条，叫我自谋生活。后来，我在化隆县甘都被马力买提家招了女婿，务农，我才有了个家。
我们在“新剧团”同马匪坚决斗争①
1937年初，马步芳从被俘的女同志中挑选了一部分人，编了一个“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我记得新剧团最多时有60人左右，后调给甘州韩启功一部分，还剩30人左右，其中有黄光秀、党文秀、陈素娥、安明秀、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狄秀英、戚永洁、苟先珍、张琴秋和我。
在新剧团，我们自己管伙食、做饭，每天都是杂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我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马匪让我们唱歌跳舞，我们就跳红军的舞，唱红军的歌。马匪不许唱红军的歌，我们就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还用原来的曲调唱。我们红军的一首歌中有：“鼓声咚咚，红旗飘飘”的歌词，马匪把“红旗”二字改为“国旗”，但我们演唱时仍唱“红旗飘飘”。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就把我们打一顿。挨了打，我们也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唱的是红军的歌，唱的是“红旗飘飘”。
我们红军有一首歌的歌词是：“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毒辣，我们要活捉马步芳，消灭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这首歌的歌词是在河西战役时编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唱，有一次被敌人听到了，他们就吹哨子紧急集合，把我们都打了一顿，有的同志被打昏了过去。
国民党军委会的副总参谋总长白崇禧来青海时，马步芳要我们演节目，欢迎白崇禧。为了表示我们的不满，在跳舞时就故意把跳舞鞋甩到白崇禧的茶桌上，结果引起了一场骚动。事后，他们又把我们打了一顿。张琴秋同志和党文秀说，可惜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如果有，利用今晚跳舞的机会，炸死他们几个多好呀！炸死了马步芳、白崇禧，就是我们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红军留下的黄釉瓷盆①
永昌地处祁连山脚下，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红西路军浴血奋战的主要地段。据我先祖讲，那是民国25年（公元1936年11月17日）的夜晚，突然从东面传来轰隆隆巨响的枪炮声，震惊得全家人一夜未眠。第二天拂晓，永昌县城四大街张贴着大红大绿的标语，城内的老百姓聚集一起，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将士。18日中午，轻轻的敲门声，我家进来二位军人，前面一位是中等个，圆脸，面目清秀，身着灰蓝布军装，看上去朴素大方，说话彬彬有礼，十分热情，口称是红军，是人民的队伍，说要借用我家的房屋和院子住，我爷爷随口答应下来。另一位随从者年纪较小，机智灵敏，身挎荷子枪，全服武装，跟同伙左右。他们的八角帽檐上的红五星闪耀着光芒，给苦难的永昌乃至河西走廊人民带来了勃勃生机。
我爷爷叫杨发祥，字“玉川”，生长在宁远堡（现属金昌市金川区管辖），从小勤于吃苦，好学，因家境贫寒，十几岁在家乡做小本生意。清末迁居永昌县城经商，由于我爷爷头脑灵活，管理有方，真诚守信，好善乐施，待人慈善。不但生意搞得红火而且豪气远近闻名，称得上是地方的知名人士。我家位于永昌体育场（今县城灯光球场）马路以西，占地约8亩，家置前后两院，前为四合院，院门朝东，有堂屋、书房、厢房、伙房、走廊和过厅等，共24间，280平方米；后为花园，约3300平方米，内植楸树、苹果树、梨树等若干，并种植各种蔬菜和花卉。在永昌钟鼓楼西南角开办着百货铺面，商号为“天宇昌商行”。在当时我们杨家也算得上是县城里的大户（就是资产资本较大的户）。
11月19日早晨，那个借房的红军（后才得知是红九军特务团团长杨业华同志，系湖北省麻城县顺河集区杨家湾人），带领人马到我家，我爷爷将早已腾出的所有空闲房子铺上麦草，很快安排好100多名红军战士，其中杨团长和警卫员安排在有炕的一个单间，听说团属其他二个队安排在别处，花园内饲养着部队的马。
红军住下后，部队立即布防作战准备，少数人留在我家庄院站岗放哨肖，花园内用木料架起约5米高的瞭望台，堂屋顶架设2挺机枪。多数人配合主力部队，分赴永昌县城城墙布防，还有10几人化装成本地人，混人老百姓，到四街八巷和城外附近村庄打探情况，了解敌情。
我爷爷是个既热心，又懂理的人，看到战士们个个都那么年轻，徒走千里之远，煎熬疲劳、忍饥挨饿。一方面，安排家里人忙里忙外，帮助红军生火取暖、填炕做饭。另一方面，立即派家人雇来几辆马车，前往我母亲的娘家（乡下）买饲草和羊，还有战士们要吃的口粮。为了掩人耳目，我爷爷亲自领马车从西城门绕道南去我外公居住的地方购买，当时那么多羊又不好活拉，只好把20多只羊宰杀，将车底装羊，上面盖上饲草，用绳子捆结实，太阳落山后，悄悄赶回家，第二天，战士们吃着香喷喷的清汤羊肉，我们全家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我爷爷看到战士们顶风冒雪，跋山涉水，跑破了鞋，磨烂了脚，十分同情，及时吩咐家人并找来邻居，不分白天黑夜，昼夜不停地纳底绱鞋，累了揉揉肩，乏了打个盹，在短短的时间里，加工布鞋120双，为战士们解除了痛苦。
杨团长是个朴实而豪爽的人，他时常把我爷爷叫到他的住处，问这问那，问永昌的地貌、地形，了解县域内的反动势力情况，掌握马军的来龙去脉的老巢等。由于杨团长与我爷爷相处密切，我爷爷时常与杨团长睡一个炕上，同枕共眠，常常谈话谈到深夜，我爷爷被杨团长讲的革命道理所熏陶和感染，使我爷爷从中受到了教育，思想得到了启迪。
部队在我家居住的30天里，纪律严明，防守严密，活动迅速，每天早出晚回，经常与马家军和地方民团的战火不断，有时甚至一天与敌人打几次仗。那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战士们的手和脚冻得发紫，加上枪的震动和寒风刺骨，有许多战士们的手和脚裂了口子。我爷爷看到后，为避开敌人的眼线，托知己入到民间很快找来“药方”，将配制的中药用大锅熬成药水，让战士们泡洗，再用布包扎，使战士们很快恢复健康。在此期间，为了保护总部在天主教堂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首长的安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取得整个战斗的胜利，特务团的战士们既机智勇敢，摸清敌情，侦察情况，又配合本部队积极参战，不怕牺牲。如在永昌的水磨关阻击战和县城南关战斗中曾两次遭到敌人的大炮狂轰滥炸，造成在我家居住的红军战士有5名壮烈牺牲，10几名身负重伤。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战士们个个士气高涨，英勇顽强，不知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进攻，消灭了成倍的敌人，取得了一次次的战斗胜利。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听杨团长说部队不久就要开往西去（甘州）。我爷爷得知战士们要走很远的路，个个身单衣薄，要遭受更大风雨苦难，主动拿银两给战士们每人加工了一件羊皮夹夹，准备了战士们路途吃的干粮。杨团长说：“部队有纪律，我们应如数付钱”。我爷爷执意不收，并说：“部队西进困难重重，更需要钱，等你们再来时，给我付钱也不晚”。就这样再三推让，最后杨团长留下自己随身吃饭用的黄釉瓷盆留下作为纪念，尔后，带着部队怀着留恋之情向西而去。
红军走后，疯狂的马家军到我家曾多次搜查并审问，我爷爷在马匪面前不屈，最后让马匪用绳捆绑吊起痛打一顿，我爷爷身上和腿几处被致伤，从那时起我爷爷的腿加上关节病，有时痛得不能行走，后严重瘫痪。
永昌解放后，1955年，我爷爷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自家的“天宇昌商行”带头合营给国家，1959年我爷爷去世前把红军留下的黄釉瓷盆交给我的母亲，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我父亲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街道的负责人曾几次盘问，因当时在那样一种政治气风中，我母亲对“红军特务团”和“文革运动中的叛徒特务”产生了误区，若如实说出，生怕招来杀身之祸，最后，我母亲硬是说不知道一词被回绝了。
1966年底，我父母带着全家8口，迁移红山窑公社王信堡大队劳动改造。我母亲是个通情达理、贤惠的家庭妇女，有难装在心里，遇事尽力忍受，从不外露和声张。就在劳动改造期间，我家城里的房子（16间）被城关镇蔬菜队无理拆掉占用，父亲经常被拉去批斗，还有全家人跟着受政治上的牵连时，母亲从未向组织上提出因我家过去对红军做过贡献而让党和政府给予照顾的理由。2006年我把这件黄釉瓷盆交给永昌县博物馆代为管理。
老红军张志勇回忆红西路军前进剧社战友牺牲的经过①
2007年11月15日，居住在北京海淀区90岁高龄的老将军张志勇，在战争年代参加了无数战斗，九死一生，难忘的事情很多，但最痛苦的记忆是当年西路军在三十里铺被困，前进剧社的几十名男女青年惨死在马匪屠刀下的悲惨一幕。用老将军的话说：“不堪回首！”
1936年冬，红军西路军部队在凉州以西到永昌、山丹一带集结。这时，张志勇在红军二十五师任作战科长。11月底，二十五师奉命向永昌方向行动，到达永昌三十里铺。所谓三十里铺，并没有镇子，也没有什么标记，只有一些稀稀疏疏的民房，像星星一样点缀在这一片戈壁滩上，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土围子。戈壁滩上刮起风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与此同时，敌人（马步芳的“马家军”）重兵也开始向永昌一带转移，敌人有几个旅的骑兵赶来，想既解凉州之围又寻求与红军决战。12月上旬的一天，二十五师奉命，师部带七十三、七十四团到永昌东三十里铺一线，对永昌以东担负防御任务，保障永昌东面的安全。
官兵们头天晚上就听说，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前进剧社的同志要到二十五师来慰问演出，大家都盼着剧社同志的到来，前进剧社原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组建的文工团，当时不叫文工团而叫新剧团，意思是不演旧戏演现编的新剧。张志勇曾多次看过他们演出的新剧，很受教育和启发。这些男女青年同部队一起南征北战，也同样是几次翻雪山过草地，也同样吃尽了人间苦头。
部队到后的第二天下午，敌人大量的马队从凉州方向铺天盖地而来。开始，部队坚守在驻地房屋和土围子，不在野外同敌人硬拼。敌人的骑兵一来就在红军部队中到处横冲直闯，飞奔穿插，使红军没有前后之分。在西北同马家军的骑兵作战，一反过去同敌人作战的规律，红军的战术是分头固守各自住的房子和土围子，在住地附近互相策应，等敌人下马发起攻击时再抓住时机向敌人猛烈反击。
正在敌人扑来的危急时刻，前进剧社的同志也刚过三十里铺，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二十五师驻地还有好几里路，左、右和后面是一片开阔地。他们一下被冲过来的敌人骑兵包围了，四面无依托，路边只有一个土围子，他们进入这个土围子后孤军作战，与敌人英勇奋战了几个小时，最后被敌人攻破土围子。前进剧社的男女演员在顽强地同敌人的搏斗中被俘，多数同志英勇殉难。
开始二十五师还不知道是前进剧社，只知道有几十个人在土围子里与敌人孤军作战，打得英勇顽强，但他们又策应不上，火力也够不上去，都非常焦急。在遍地是敌人骑兵的情况下，部队又不能出击，否则，在开阔的原野上步兵是对付不了骑兵的，只有黄昏以后拂晓以前才是红军的天下，大家都希望这个孤军作战的单位能坚持到天黑。
师部几次向军部发电报问，在这个小土围子里战斗的是何单位的什么人，但都没有答复，直到后来军部电报问前进剧社上午是否安全到达25师时，这才知道那个小土围子内肯定是前进剧社的战友，人人都捏了一把汗。他们不是战斗部队，而是演戏的男女青年，这剧社肯定已无望了，想到这里，大家都非常悲痛。
黄昏后，师部组织了几百人主动出击，敌人的骑兵全部跑光了。刘师长带着张志勇和一个排的兵力直奔前进剧社战斗过的土围子。到那里一看，土围子里外10多名青年男女红军都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几个女同志死在房子里边，是负了伤后宁死不屈被敌人残害的。看到这惨不忍睹的场面，红军将士都泣不成声，悲愤至极。
这时看到还有一个同志重伤未死，他有气无力地指着院内身首异处的一个女同志说：她是剧社最小的女孩子，还不满16岁，她躲在地窖里被房东向敌人告了密，敌人把她拉出来就在院内残忍地折磨、凌辱，最后杀害。
听到这里，大家怒发冲冠，恨不得把告密者千刀万剐，可是这家房东在敌人撤走时就跑了。敌人在院内时，这位负重伤的同志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装死，敌人没有发现。张志勇带领战士们从院子里找出所有能包裹的东西，把牺牲的烈士分别包裹好，当夜在围子的院里进行埋葬，把土围子推倒，做成一个个的坟堆。大家向坟堆致哀后发誓：誓死杀敌，以告慰前进剧社的烈士！然后，把那位受重伤的同志送到了永昌。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敌人大量的马队从东、南面向红军阵地奔来。可惜，红军手中的子弹实在太少了，每个人就几发子弹，多的也不过20发，眼看着敌人在眼前的阵地上跑来跑去，大家又气又急却又没有办法。无奈最后又和敌人打了一场肉搏战。
在战斗中，刘师长负了重伤，因伤势太重、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了。全师官兵都非常悲痛。刘师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师长，平时没有什么架子，与大家说说笑笑，打成一片，但他对工作要求很严，赏罚严明，一点不马虎。
事情都过去70年了，前进剧社的惨状和刘师长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浮现在张志勇的脑海里。张志勇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太不容易了，我们应当格外珍惜！”
一只珍贵的文件包①
我父亲曾大明，时为红西路军30军88师268团警卫排排长，1937年3月，与马敌作战时负伤与部队失去联系，流落失散后定居永昌。我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遗物中，有一只十分珍贵的文件包。这只包记录了我父亲随红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与马敌浴血奋战悲壮历程。
文件包是用纯牛皮制作而成，长方形，呈红色，有两个盖子，一个盖子上有一颗红色金边五角星，另一盖子上印有“建设新中国”字样，文件包长22cm，宽18cm，厚6cm，两侧有两个铜环系一根牛皮背带，里面用一块薄薄的牛皮隔开，分为两层。
我父亲曾大明，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双河镇悦中乡天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跟随爷爷、大伯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闹革命，当时只有12岁。1936年，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以后，父亲跟随部队一路北上，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后转移到群峰屹立，人烟稀少的道孚、甘孜一带，途中经过夹金、党岭两座大雪山，途经川西与甘肃交接处的毛儿盖、松潘、班佑地区以南纵横数百里的松藩大草地。父亲和战士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与风、雨、雪、严寒搏斗，与大自然抗争，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每天坚持按计划的路程行军，最终克服艰难险阻，到达甘肃岷县、临洮，部队稍作休整后，攻占静宁，按中央指示在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西进。
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5、9、30军，从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11月8日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经过一条山大捷，在古浪和马敌展开血战。11月18日，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县城。12月28日，红西路军执行西进任务撤离永昌，我父亲随军西进。1936年12月30日正值农历“腊八”节，西路军进驻临泽沙河堡，直逼高台，红五军顺利进驻高台，父亲随从30军渡黑河进驻临泽县倪家营一带，之后九军和西路军军部直属单位也相继抵达倪家营子。不久，马敌集结大部队和地方保安团优势兵力向红军阵地进攻，红西路军战士与敌人在此地展开战斗。1937年3月7日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占据25公里以外的三道柳沟，未等我军站稳脚跟，马敌围追而至。又一次厮杀。据父亲回忆，由于连日作战，部队作战能力严重下降，为保存革命实力，经部队首长研究决定，退守祁连山的小口子。后经过我军指战员们顽强拼杀，浴血奋战，杀开一条通道，向祁连山深处撤退隐蔽。
1937年3月14日深夜，西路红军行至石窝山雪岭上，军部做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等待援军或东去寻找总部会合，再与敌周旋。我父亲撤离途中担心公文包内的机要文件落入马敌手中，根据上级命令，随即将包内的文件烧毁，埋藏在梨园口附近山里一棵松树下面。后来，马敌撤离，我父亲跋山涉水，沿路乞讨，历经磨难回到埋藏的地点将此包挖出，向东撤离寻找革命队伍。
一个深夜，我父亲拖着受伤的身子，饿着肚子，一瘸一拐，摇摇晃晃，走到一个亮灯的住处，还未来得及敲门，就一头撞到门上晕死过去。就在这时，我外公谢廷刚（外公祖籍系四川人，民国初时，流浪永昌县，在县城内做小炉匠生意，当时居住在东大街黄家坑沿，后为皮毛厂后院），听到响声后，开门发现是一位背着文件包严重受伤的红军战士，他不顾一切，将我父亲背到屋里，用水擦洗伤口扎，喂水喂饭后，放在隐藏处藏起来，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我父亲才得保全性命。当时，父亲脱离部队后，来到人地生疏的永昌，无法找到组织，便决定留在永昌，盼望有朝一日，待援军到来为死难的战友报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父亲便与母亲结为夫妻，从此定居永昌。
父亲定居永昌后，此包就成为我家的珍贵物品。文革时期，父亲把这件珍贵的文件包收藏起来。2008年，省党史办长期从事红西路军研究革命史的专家，即《悲壮的历程》作者麻琨老师，陪同在京的红西路军子弟来永昌县博物馆参观时，见到此包后，认为这件红西路军文件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应妥善保管，不可遗失。
刘瑞龙与永昌的红色标语①
在甘肃省永昌县新城子镇宦家庄村民宦松林的堂屋墙壁上，至今完整保留着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鏖战永昌期间，署名为大沽政治部的数幅红色标语。这些书法遒劲，字体飘逸的红色标语，虽经70余年沧桑，字迹依旧清晰可见。
这些标语鉴证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艰辛的西征历史，与时任红西路军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刘瑞龙（1910—1988），男，江苏南通人。化名石钧、李世萍、王大舜、张云生。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同中央红军会师后，8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0月奉命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10月秋随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师，同年11月任红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刘瑞龙主管红西路军理论武装工作，紧紧抓住中国共产党挺进河西地区建立抗日大后方这个根本，把共产党抗日救国理念摆在突出地位，旗帜鲜明地宣传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抗日大后方的伟大意义。刘瑞龙用红色标语这个“战斗武器”，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鼓励指战员奋勇歼敌，瓦解敌人军心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篇幅所限，仅从永昌城乡至今保留的红西路军宣传标语中，摘录部分标语，以缅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年代，为启发劳苦大众的革命觉悟，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本质，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走，造就新社会的光辉奋斗足迹。这些红色标语的内容大致分为六个方面。
一、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红色标语
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继景泰、一条山、古浪、凉州西四十里铺诸战役后，先头部队于11月18日占领永昌，为迎接大军人城，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刘瑞龙率领宣传部的干部和战士，在县城街道两旁的商铺、会馆、学堂、医院、旧衙门、寺院、钟鼓楼等醒目位置张贴大量的红色标语。11月23日，总部移住县城后，根据19日中央军委指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分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的指示精神，抽派大批的干部、战士就地取材，用红土、黑墨水、石灰、木炭灰等书写材料在农户庄墙、大树干、大石头上刷写大量的宣布标语。与此同时，手持铁皮话筒的红军宣传员走街串巷，挨家逐户耐心地给群众宣传红军队伍的政策、纪律，号召民众支持红军同马敌作战。如：
1．坚定抗日后方
2．拥护中国共产党
3．誓死保卫西北
4．毛主席万岁
5．共产党万岁
二、建立抗日大后方标语
红西路军到达永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已严重威胁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国内局势出现了争取国民党统治集团参加抗日的可能性。为揭穿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向广大穷苦百姓阐明建立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伟大意义，刘瑞龙把宣传工作重心放在“逼蒋抗日”的斗争方针上。总部宣传部宣传标语有：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誓为民族英雄，不作卖国贼
3．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4．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
5．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消灭马敌的标语这支三过雪山、草地，未及休整的疲劳之师，会宁会师后，奉命过黄
河组建西路军，隆冬时节大部分指战员仍然是单衣赤足，伤亡、疲劳、严寒、少粮缺弹，与优势之马敌作战困难重重。红西路军到达永昌后，刘瑞龙把宣传工作重点放在扩红筹资，帮助全体指战员正确对待困难，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宣传标语有：
1．精确瞄准，强攻贼敌
2．顽强抗敌，节约子弹打马步芳
3．抗日红军战士要活捉马步芳
4．反对压迫士兵克扣军饷的马步芳
5．马步芳反对抗日，抗日军民都起来反对马步芳四、瓦解马敌的标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的军事行动，由策应河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转到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上来。刘瑞龙为认真贯彻落实军委主席团，“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指示精神，把宣传工作重心放在争取“二马”军队中进步势力加入到共产党抗日阵线中来。瓦解敌人的宣传标语有：
1．当兵不替二马军阀打红军
2．谁要进攻抗日红军，谁就是卖国贼
3．爱国官兵不要为打内战牺牲生命
4．甘青民团要做民族英雄，不做误国罪人5．
欢迎二马回军联合红军抗日五、劝告马敌士兵放弃进攻红军的《三字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接受中共谈判代表团提出的，一是停战撤兵；二是改组南京政府；三是停止剿共，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四是释放爱国将领，保障民主权利；五是联合同情和支持中国民族和国家五个条件后，被释放回南京。国内局势出现暂时缓和局面。总部宣传部根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精神，刘瑞龙负责起草了瓦解敌人士气，反对内战的《三字经》标语：
“弟兄们记在心眼见到忙春耕农误了可不成地荒了害死人马步芳降日本亏百姓拔壮丁编团勇未成军打内战举国恨士兵们齐觉醒莫替他把命拼回家去把地耕救自己救家庭各同胞联红军打日本最光荣”等。
六、红军爱护老百姓的标语
红西路军在永昌建立河西走廊第一个红色政权后，让世代当牛做马的永昌民众翻身得解放，为保卫红色政权，刘瑞龙把宣传工作重点放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援红军，筹资扩红等方面。经宣传动员，永昌城西生产畜产品的水磨关、新城子、红山窑一带的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一批皮毛、烧煤、柴火；县城工商户向红军捐助一批布匹、棉花、钱币、纸张；城乡群众捐献一大批铜铁和碾制火药的硫、硝、碳等材料；各地群众向红军捐送了一批马匹、鞍具。为解决红西路军指战员御寒棉衣问题，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100名皮匠、毡匠，用羊毛、羊皮，缝制大批的皮衣、皮背心、皮帽、手套、毡靴、毡帽。史料记载，红军在永昌40天，向各界购买、征集、募捐烧柴、柴火、饲料200多万斤，畜用粮食、饲料300多万斤，征集猪、牛、羊等六七千头只，提供肉食十多万斤。标语有：
1．抗日红军买卖公平
2．爱国爱民
3．实行耕者有其田
4．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废除高利贷
5．改善民众生活
1936年11月，这些红色标语出现在长期受封建和军阀高压统治的永昌大地，为群众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动员群众，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等方面起到巨大作用。军民在永昌境内歼敌6000余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西路军奉军委之令继续西征，于11月27日深夜撤离永昌县境，踏上西征旅途。
徐向前与河西走廊的红色骑兵师①
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西路军进驻永昌后，遇到了重重困难。此时已值隆冬，气候严寒，滴水成冰，但指战员们缺乏冬装，依然穿着难于蔽体的单衣、单裤。行军时，寒风怒吼，飞沙走石，每行一步都十分困难。河西走廊经济落后，文化闭塞，党在这里的影响很薄弱。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到来后，当地群众逃避一空。这里又是回汉杂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和煽动，民族矛盾尖锐，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流血冲突，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红军来这里开展“筹资扩红”工作十分困难。西路军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敌我力量悬殊，敌有正规军和当地民团11万余人，数倍于红军。西路军骑兵数量很少，在同马敌作战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战斗即便打胜，缴获往往不多，难于弥补消耗。
11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小部占领安西、敦煌。”“袁立夫可随进占安西之部队同去安西，再向哈密。接济军用品、弹药及派人接洽帮助等事。正同彼方接洽中，结果如何，容后告知。”此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正在联系，23日，毛泽东、张闻天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反对坚决退入新疆。”“着重在永昌、凉州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
根据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西路军克服困难，在东起凉州西北之四十里铺，西至甘州附近三百余里的狭窄地带，创造甘北抗日根据地。
11月23日，河西走廊第一个红色政权在永昌建立后，蒋介石调集毛炳文部西渡黄河，向古浪前进。胡宗南也派杨德亮补充旅进抵凉州一带，既作为“二马”的预备队，进行战略支援，防止西路军东返；又对“二马”施压，督促其向红军进攻。战斗开始后，二百多里的平川变成了战场，在许多村庄里进行搏杀。小打不计其数，举其大者来说，四十里铺激战一昼夜，敌人死伤2400余人，永昌东南八坝一战打了两昼夜，敌人死亡800余人。敌人迂回到永昌城西一带插到红军后面，在水磨关激战一昼夜，敌伤亡600余人。但红西路军也付出很高的代价。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没有补充，实力日渐削弱，战斗力大不如从前。永昌城里各个庙宇、空房，住满了伤员。弹药越来越少，棉衣缺乏，给养困难。
此时，敌骑兵围攻红军的参战马匹13000匹，其中马步芳部为7000多匹，马步青部为6000多匹。马敌向红军进攻时，骑兵多路出击，似群狼尾追、“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对西路军“白日观烟、夜间看火、寻踪攻袭”、穿插分割、四处骚扰，步兵跟进，围攻不止；西路军四面受敌。
12月4日，为了彻底消灭马敌，巩固甘北根据地，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扩充红色骑兵。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卓然给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委员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参谋长李聚奎，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并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电文如下：（一）指挥员从我们起，一律将马全部集中，补充骑兵，我们改骑骡子；（二）各军、师首长有马者一律改换骡子，所有的马抽出来，补充自己的骑兵。坏马则须休息与收容之用。人可抽出当骑兵战士；（三）筹募委员会应大力筹募马匹，请马医官钉马掌，收集马上装备；（四）此方工作应组织骑兵，地方武装（如青年骑兵与抗日骑兵义勇军等）也多扩大骑兵的新战士；（五）望接电后大动员，号召各级干部在扩大红骑消灭白骑的精神下，自动拿出马来供给部抽出的马，补充各军骑兵。望切实执行，并将成绩上报。
总指挥部决定重新组建骑兵师。师长杜义德，政委刘庆南，参谋长李彩云；司令部仅设作战科和管理科，李新国任作战科科长；政治部只配了一名政工干部，归政委直接领导；全师设两个团，共7个连，共计400余人。组成以后归九军领导。骑兵师的干部和战士，除原有的骑兵师人员外，大多从直属部队精简而来，由参谋长李彩云同志亲自组织训练。马匹来源，一部分是从直属队抽调来的，一部分是从二十五、二十七师中抽调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马匹质量参差不齐，大多为母马。
红西路军骑兵师组建起来后，经过短期的骑术和战术训练，就投入了战斗。一天夜里，红骑兵师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插入敌后，在永昌县东南大河坝地区，同敌骑兵遭遇。红骑兵师面对数倍于己的敌骑兵，迅速抢占了一个土围子，以少胜多克敌制胜与敌人拼杀了两天一夜，歼敌无数。
战斗结束后，红西路军围歼了一支马家军的骑兵部队，缴获了一批好战马，战马全部送到总部驻地旁边圈起来。徐总指挥决定用这些好马充实自己的骑兵部队。一天下午，首长的警卫员李培基和小霍去看这批战马。发现这些战马果然矫健、剽悍，他们回头再看首长的坐骑，骨瘦如柴，简直没法比较。这时，小霍悄悄地对李培基说，从这些好马中挑选两匹好马给首长换一换坐骑吧。李培基早就想为首长更换坐骑，经小霍这么一鼓动，动心了，觉得是个好主意，两人一拍即合，立即给两位首长换了坐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动。
这事很快让徐、陈两位首长知道了，李培基和小霍马上被叫到首长面前，室内气氛十分严肃紧张。在两位首长的亲自盘问下，李培基一五一十把偷换马匹的事实说出来，陈政委指着他的鼻子大发雷霆，差一点要动手打人，声言要以军法从事。这时，他们醒悟了，偷换骑兵的马匹意味着什么？偷换马匹绝对是杀头的罪，特别是在当时极端困难情况下准备组建骑兵部队，这就更不可饶恕了。他们害怕了，后悔了。徐总面色严峻，一言不发，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平常他们怕徐总指挥，就怕他不讲话。徐总终于说话了：“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人还没长大，胆子可不小呀，竟敢私自调换马匹。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些马匹是给咱们骑兵师准备打敌人用的吗？在总部首长跟前工作，连纪律都不懂，还得了吗？”他既严肃又亲切对他们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每个人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就像一盘散沙，是不能打胜仗的。你们在总部工作，尤其不能搞特殊，任意违犯军纪。你们自己看，这事怎么办吧！”他俩答不出话来，吓得直打哆嗦。随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对他们说：“到警卫营蹲禁闭去！用不着派人押送，你们自己去！”
听了这话，他们如释重负，恭恭敬敬地向徐、陈两位首长鞠了一躬，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告别两位首长，来到警卫营向营长作了汇报：“我们犯了错误，总指挥要我们来蹲禁闭。”在红四方面军中，蹲禁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这件事影响很大，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军营，大家都知道首长的警卫员私自调换战马，受到严厉处罚蹲禁闭了。
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徐总指挥总是严格律己，处处以身作则，为干部和战士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风范。
西路军在永昌①
12月初，我军攻下永昌城，五军、三十军之一部进至山丹一线，摆开一条东西100余里的长蛇阵。留永昌一带近月余，在城东四十里铺、二十里铺、油坊院、水磨关等村寨固守，同敌人展开拉锯式的激战，虽然杀伤敌人数千，我军也伤亡甚众。我军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连敌人官兵从我军阵亡战士身上看到衣着单陋不齐，都感到惊奇：“红军连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鞋袜都穿不上，可打起仗来不怕死，那么勇敢，到底为了什么？”
是呀！从一切旧军队的眼光看，是永远理解不了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这支人民的军队正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所以他们不怕苦，不怕死，这是他们高贵品德的集中表现。
当永昌战斗正激烈之时，蒋介石自西安命令马步芳：“过河共军既已消灭过半，应趁此声威，督率所部，限半个月之内，予以全歼。”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事隔几日，他自己和所带人马，在西安当了俘虏。这就是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及一批亲日反共大小头目扣留了，毛主席派周副主席到西安，晓以爱国大义，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我在12月13日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中，得知西安事变的伟大消息，立即报送领导机关，迅速传遍了永昌的每个角落。顿时，人情沸腾，到处是一片欢呼，歌声四起，“打倒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到东北去，赶走日本鬼子”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西安事变的震惊之下，敌人惶惶不安，军心动摇，不知所措，战事一度缓和，枪声、炮声稀落了几日。
西路军总部机关当时住在永昌城，成为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外围战斗，我军步步失利，战火已烧至城郊。九军、三十军已苦战逾月，伤亡累累。驻山丹的五军告急，三十军之一部又西进支援五军去了。
为了加强城防，机关人员亦纷纷上城日夜轮守。我电台人员的防守地段与妇女独立团某连相接。一天晚上12点，我值完了班，上城墙去看看我们的同志：同志们精神抖擞，轻步来回游动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静听着墙外的每一声动静，严阵以待。城墙走廊，每隔十米左右存放着一堆堆手榴弹和大小不一的石头，以便随时打击进犯之敌人。
红三十军战斗在永昌①
11月20日前后，我们三十军八十九师攻打凉州城，没有攻下，就留下八十九师一部监视凉州城里的敌人，八十八师西进攻打永昌城，永昌城被占领后，驻守的民团望风而逃了。在打永昌后，骑兵师也占领了山丹城，陈昌浩就把永昌、山丹作为根据地，提出要消灭“二马”（马步芳、马步青）。“二马”为对付红军，把全部兵力调来，准备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强，敌人的骑兵和步兵一齐向我们猛攻，被我们一次次地击退。
永昌以东有个地方叫八坝，我们三十军与敌两个旅血战了两天两夜，才将敌人打退，阵地前敌人尸体遍地。我们在八坝击退敌人后，敌一个旅插到永昌以西的水磨关，八十八师与敌战斗一天一夜，这个旅的敌人就败退了。敌人被击退后，又集中了两个旅的兵力，猛攻永昌城，又被八十八师击退了。
我们西路军虽然在永昌消灭了许多敌人，也俘虏了好多敌人，但马步芳的部队非常狡猾，在临上战场时才给士兵发子弹，少的五发，多的十发，我们打了胜仗，俘虏了敌人，也缴获不了多少子弹，这样就给我们弹药供应上带来极大困难。因我们红军时期的武器弹药供应，全凭缴获敌人补充自己，而马步芳部队打仗，缴了敌人的枪可没有子弹。马步芳的部队非常凶残顽固，拼命与我们拼杀，很少缴枪投降。另外，我们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建立起军民鱼水关系，粮食的供应上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困难。
我们在永昌奋战时，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的部队，说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这时，党中央发来电报，叫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总部命令部队东进，当我们部队东进至武威的西边时，二六三团的战士看见一个堡子的门开着，进去一看，发现堡子里面住的全是敌人，轻机枪架在地上，人都睡在炕上。因为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打，就派人去师部请示打不打？师部说：“打！怎么不打。”师部的命令还未传达下去，敌人已经发觉了我们，把堡子门关了，并用机枪射击我们。敌人的机枪一响，所有的敌人都打起来了，使我们失去了歼灭敌人的一次好机会。原来敌人已经从祁连山脚下一直拉到北面的沙漠边上，以武威为中心，构成了一条封锁线，蒋介石嫡系部队杨德亮补充旅也开到了武威。由于先头部队没有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我们过不去，只好倒回西进。
西路军在大靖、古浪、凉州、永昌战斗一月之多，毙伤敌6000多人，我们伤亡也有4000人左右。此战后，我们就转入了不利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总的来说，没有粉碎敌人的进攻，而且大伤了元气。
夜袭水磨关①
（武威）四十里铺一仗，歼敌2000多人，大大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我们虽然在12月冰天雪地的严寒条件下行军，但是情绪却很饱满，很快就前进到水磨关。
水磨关，位于永昌县城西。说是关，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屯堡，坐落在一个河沟边上。老百姓常利用沟里的水推磨，因而得名水磨关。在甘肃，许多地方只要是有水的河沟，老百姓都利用水力来推磨。我们西路军的电台没有油发电，有时就利用水磨带动发电，以保障电讯畅通。水磨关里面，住着敌人的一个骑兵团。这次，上级准备发挥“夜老虎”二六五团的威力，命令他们夜间悄悄摸进去，吃掉它，同时叫我们二六三团三营协助他们，一块摸进去。
我们八十八师是红三十军的主力部队，它所属的三个团都是赫赫有名的：二六八团的拿手好戏是正面攻击，冲锋打得猛，敌人守得再顽强，它也准能把它打烂，大家称它为“首长手里的一把铁锤”；二六三团的擅长是守备战，上级把它放在那里，那里就像钉着一枚“钉子”，再顽强的敌人，也会在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二六五团则善于夜战，不管敌人蹲在高山上，或者是躲在城楼里、围寨中，只要是黑天，它就有办法摸上去，把敌人打垮或者吃掉。红四方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策动的六路军，在川北数百里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八个月，取得了胜利之后，总部嘉奖战功卓著的部队时，奖励二六五团一面写着“夜老虎”三个大字的锦旗。从此，“夜老虎”团的名声传遍了全军。
这天午夜后两点钟，我们就带领部队出发了。夜，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寂静寂静的，儿乎听不到一点响声。
我们便于行军时联络和在混战中辨认自己的战友，以免误伤，每个人的右臂上，都扎了一块白布，排与排之间，还有一个萤火虫似的亮点在联络。如果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是萤火虫在飞呢？其实，这是二六五团的一种创造，他们给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竹筒信号灯”。这是用一节一头切开的竹筒，中间插根粗香，燃着香头，竹筒的口向着后面。这样，在漆黑的夜晚行军，就不至于前后失掉联络了。我把二六五团的这个创造学过来，用在我们营，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效果也非常好。夜，虽然黑得看不见路面，但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一个掉队的。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水磨关的东头。
整个水磨关，起先也非常寂静，只是偶尔听到几匹军马的嘶叫声。马的叫声，对我们接近敌人却是非常有利的。当我们摸到村头的时候，敌人还没有发觉。大概是骄横的敌人依仗着兵多、马多、武器好，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趁着黑夜来偷袭，因而连哨兵也派得很少。
我们是分几路进村的。我们营长带七连、九连走一路，我带八连是另一路。因为七连的动作慢了一点，我们就走在前头了。三班长吕志明摸在最前面。敌人的一个哨兵发现了我们，刚想鸣枪报警，吕志明一个箭步上去，给了他一刀，这个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们摸进村之后，吕志明看到敌人毫无准备，便向我说：“教导员你看，现在敌人还在睡梦中，我想，今天晚上对敌人可以先戏后打。”“这怎么讲？”我一听他的话，觉得话中有话，便急切地追问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先与敌人死打硬拼，打消耗战，可以先把敌人挑动起来，让他们在混乱中自己打自己，两败俱伤之后，我们最后再收拾他们！”三班长吕志明说得是那么自信。吕志明建议的这种打法，真是太好了！我感到部队有这样一个善于思考的战士，营里有这样一个善于参谋的班长而高兴。他的建议坚定了我执行作战方案的决心。我与他再悄悄地商量了一会儿，便分别带着七班的同志，分两路上了两间较高一点屋子的房顶。
屯庄的北面约40多米远，有一个小围子，里面住着敌人的团指挥所。二六五团是从东面顺着一条河沟接近屯庄的，因为夜袭水磨关，二六五团是主攻，我们营是配合，所以我们虽然进了庄子以后，也必须等到二六五团先打响，我们才能开火。这个房顶是平的，我们伏在房顶上仔细观察，敌人一点动静也没有。
“哒、哒、哒！”西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二六五团在村外打响了！我和吕志明同志随即朝住着敌人的屋子射出了一串子弹。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得村子里的敌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向四处逃窜。惊慌失措中的敌人，果然乒乓对打起来，子弹像流星一样，来回呼呼地乱飞。敌人在混乱中自相残杀了。
敌人拼命地自相对打了半个小时，才发觉上了当，于是边打边向街上撤。这时候，街上乱得一塌糊涂，各种各样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刺刀相碰的撞击声、奔跑声，响成一片。街上的敌人溃不成军，有的被他们自己打死，有的被马踏死，更多的则成了我们的刀下之鬼，手榴弹更成了有用之物，有五六个敌人在混乱中逃跑，吕志明眼疾手快，扔过去两颗手榴弹，就把这几个敌人报销了。
我和吕志明进一步搜索，刚刚拐过一幢矮房子的时候，突然窗子里打出来一梭子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吕志明的胸膛，他抖动了一下身子，便倒了下去。这时，正巧八连连长赶来了，他急忙闪过身子，以墙壁为依托，通过窗户，向房子投去一颗手榴弹。但是，狡猾的敌人却将手榴弹从窗户里扔了回来，落在离吕志明两米多远的地方爆炸了。这“轰”的一声响，把吕志明从昏迷中震醒过来。
吕志明从昏迷中醒来之后，他眼睛紧紧盯着敌人占据的这所房子的窗户，艰难地爬起来，拣起一块石头投进房内之后，又掏出一枚手榴弹，向窗内投去。这一招真灵，敌人以为先投进窗户的石头是手榴弹，正当他们恐慌地寻找这枚“手榴弹”的时候，真手榴弹飞进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房子里的敌人全部上了西天，而吕志明同志再次倒下了。
我和八连连长消灭了敌人之后，便立即伏下身子，抱起吕志明同志。遗憾的是他已经停止呼吸，牺牲了。可是，我们这位智勇双全的班长，手里还紧紧握着手榴弹，小拇指上还扣着弹环。在平时夜间训练中，八连是全营搞得最好的，而三班又是八连最拔尖的。所以，这次担任突击班的任务，就选了三班。对于他的牺牲，我心里悲痛万分，他是个多好的同志啊！
这一次夜袭，我们收获很大，把马家军一个骑兵团600多人全部消灭了。拂晓时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便满载而归胜利的喜悦。踏上了新的征途！
红九军战斗在永昌①
夜幕降临了，我红九军悄悄离开古浪城，昼夜兼程赶往永昌，去与三十军会合。我军到达永昌时，红五军已进到山丹，西路军的部署已形成一条长蛇阵，从永昌到山丹绵延100多公里。这里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北仅宽40多公里。南靠险峻的祁连山，北临龙首山，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西路军总部的意图是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这种设想完全不切合实际。因为这里地形狭长，南有祁连山的阻挡，北有龙首山及沙漠地带的限制，既无回旋的余地，又无群众基础，难以立足，特别是地形对我军步兵活动很不利。
在我军离开古浪开往永昌的路上，敌人就一直追击着我们，我们刚刚进驻永昌城，敌人也紧跟着到达永昌。我九军与三十军八十九师会合后，我军的兵力略有集中；但敌人同样也增加了兵力，这时集中了近十个旅的人马，另有胡宗南的一个师作预备队，不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均占绝对优势。原先我军在城外还部署有警戒部队，因为不断遭到敌人袭击，消耗太大，后来也撤回城内了。我军与西进部队的联系，也被敌人切断了，我们孤军坚守着被敌人层层包围的永昌城。
敌人的攻击一天比一天激烈，空中的飞机和地面的炮火不断地向永昌城里轰击，我驻城内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也遭受伤亡。尽管全体指战员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守住了阵地，并与敌人对峙了半个多月，但是，部队严重减员，城里所有的庙宇空房都住满了伤员，因为缺医少药，对伤员的救护工作也十分困难，许多伤员因无药医治而牺牲。尤为困难的是守城部队没有弹药，用刺刀和石头对付敌人的枪炮也不是长久之计。
12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突然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战士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这个不抗日专打内战的卖国贼没有好下场，非杀了不可。”这时，军政治部的敌工干部到前沿阵地向敌人喊话：“不要打了，你们的主子蒋介石被活捉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要再打内战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敌人的士气虽有动摇，但顽固的敌人边骂边向我打枪。就这样，双方对峙着，时打时停，但大的进攻战逐渐减少了。
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又传来命令说，每人准备八天的干粮，要回师古浪，并有东北军于学忠部队迎接我军到兰州驻防。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全军指战员立即欢腾起来，喜笑颜开。有的说：“这是抓住老蒋，他被迫承认我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还有人说，“这是我们企盼已久的，抗日挽救中华民族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正当全军整装待命，准备回师古浪城时，突然又从总部传来通知说，不走了，要部队回原驻地待命。
当天夜里，就开始动员了，提出的口号是：“坚决消灭敌人，完成西进任务，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红军指战员听到这个动员后，静悄悄地默不作声。大约在永昌停留了两三天，才接到行动的命令，各部队安排好重伤员，轻伤员凡是能走的，都随部队作好突围的战斗准备，向倪家营子西进。
部队从永昌突围比较顺利，基本没有怎么打。连夜急行军到达梅家寺。这里距三十军部队大约20余里，总部直属机关也随九军驻扎下来。我九军军部驻地与总部驻地大约三里路程，住在一个土围子里。我们刚住下，尾随的敌人也到了，对我们形成包围圈。总部为了解决九军领导问题，在此开了一天会，会后派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兼九军军长，原军长孙玉清同志调三十军，没有宣布职务。总部第二天晚上才突出敌人的重围，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会合，组成阵地抗击敌人。
红西路军前进剧团与敌遭遇记①
我们西路军前进剧团有干部战士70余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科长是刘瑞龙。剧团随总政治部到达永昌县城后，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我们每天派出部分同志深入到街道、家庭做宣传解释工作，一部分到东街会馆戏台演出节目，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扩大红军影响。经过数日的宣传发动，逐渐消除了老百姓的恐惧心理，外出躲避的大部分群众返回家中，不少人还投入到支前工作的行动中。
随着红军的西进，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阀调集了青海、甘肃的正规军和地主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红军进行尾追堵截、分割包围，企图歼灭我西路军。我们剧团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白天做宣传工作，晚上担负县城的警戒防务，工作异常紧张。红九军在古浪城与“二马”敌军作战失利，部队伤亡很大，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在永昌的总部靠拢，驻防永昌城东二十里铺（现东寨城遗址）。我们剧团接受总部命令，到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
12月5日清晨5点钟，我们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起，从县城出发。12月的河西走廊，已是天寒地冻，我们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到8点钟左右了。这时，因敌情变化，九军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忽然发现数里外的大道上，尘土飞扬，剧团负责人当即判定是敌人的骑兵赶来了，立即带领我们隐蔽。但这里地形辽阔平坦，村庄零落，无地形地物隐蔽。大家掉头朝西跑，跑了不到一里地，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土围子离县城约20公里，在甘新公路南边，叫郭家下磨屯庄，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庄内的老百姓早已外出躲避了。我们很快关闭了庄门，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立即爬上房顶，占据门楼和庄墙，准备抗击敌人。我们进入庄院不久，敌马步芳一〇〇师的马步銮骑兵团（即黑马队），就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敌人把剧团当作九军军部，四面围得水泄不通，剧团全部人员被围困在里面。
全剧团虽然有几十个人，但战斗力很弱。除团长、政委、指导员每人有一支手枪，七八名保卫人员有步枪外，其余大多数是十五六、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没有什么武器。敌人不停地用步枪、机枪朝庄里射击，还有迫击炮也向庄内打。相持到9点多钟，剧团负责人意识到形势十分紧迫，无论如何要派人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派部队接应，就决定利用南边墙高，敌军包围不太严密的情况，吊下人去报信。当时找不到绳索，不知谁出了一个主意，把大家的绑腿带子连接起来，七手八脚，很快拧成了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墙上吊下了一个男同志，他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敌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攻不下围子，便用火力掩护，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大杨树，居高临下，一齐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上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女），中弹牺牲。同志们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在紧张的战斗中，剧团政委易云均、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臣、导演任弼煌等十多名于部、战士，都相继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剧团主要负责同志的牺牲，给我们带来极大悲痛。“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大家满腔怒火，坚持战斗，用手榴弹、石头、砖头、木棒打击敌人。就这样，大家一起坚持到傍晚，敌人始终没有攀上围子。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同志们滴水没进口，粒米未粘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活着的人都滚成一个个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在滚动。邻近傍晚，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派来人传话，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但剩下的都是女孩子，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都牺牲了，无法突围。在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自此，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便不复存在。
敌人见我们都是些女娃娃，不是红九军军部，才知道上了当。这次遭遇战斗，虽然我们剧团全团覆没，但起到了牵制敌人掩护九军军部转移的作用。
我们刚刚被俘时，敌人恼羞成怒，嚷嚷着要刀砍我们，枪毙我们。我们说，你杀就杀吧！当红军、干革命就不怕流血，更不怕杀头！但我们并没有被杀，敌人把我们押解到指挥部的后院里关押起来。在关押期间，红军总部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送来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又以我们在土门子我军俘虏的一个工兵营作交换，马元海也不干。三四天后，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凉州（武威）新城关押。在这些天里，还让我们这些“共产丫头”挖树坑、受苦役，备受凌辱。不久，又将部分押解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当“跳舞队”。过了两个来月，马步芳又把“跳舞队”的一部分人，分送给在张掖屠杀红军的刽子手韩起功（敌军旅长），因此，我也到了张掖。后来，几经周折，我受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于1937年下半年从张掖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党的怀抱。
王定烈回忆一颗嵌在腰间16年的弹头②
在四川巴中市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一颗锈迹斑斑的七九式步枪子弹头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这颗子弹头是1937年3月14日，红军战士王定烈在祁连山的战斗中被敌人射入腰间的，一直到1953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以后才取出来，这颗子弹头在他的身上整整停留了16年。
1933年，刚刚15岁的王定烈在四川宣汉县参加红军。他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名叫《地狱归来》，老人如此解释：“我参军以后遇到过7次生命危险，都是大难不死，所以给书起了这个名字。”如今，94岁的王定烈可以不戴老花镜读书看报，生活起居自己动手，还常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谈起曾在自己身上的那颗子弹头，王定烈打开了话匣子：“1936年10月，为执行中央军委向西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红军组成西路军向甘肃和新疆方向前进。在西进途中，红军给了敌军巨大打击。但走到河西1000多公里的甘肃张掖一带时，光靠着两条腿前进的红军队伍早已经拉成长长的一线，首尾不能相顾。当时，红五军的军部率领两个团驻守高台，我所在的43团则驻扎在临泽县的倪家营子。倪家营子南北长5公里左右，东西宽二三公里，由40多个大小墩子组成，都是老乡们当年为防土匪而修筑的。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处境很艰难。”
1937年1月20日，高台失利，敌人转向进攻王定烈所在的临泽。43团只剩下了200多人，合并到268团。就在这些土墩子里面，红军将士同一批批冲上来的敌人搏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大刀，大刀砍卷了就用石头，石头都用没了就用牙咬。“那年的祁连山格外寒冷，有零下二三十度。我随合并后的268团在红九军的全力掩护下，退守到祁连山半腰上一个叫石窝子的地方。1000多人的268团又只剩下300人。那地方人烟都没有，大家实在找不到吃的，只能晚上悄悄地下山，用麻袋装了冰块到山上充饥解渴。”老人回忆起那一幕仍历历在目，“3月14日，敌军几个旅的骑兵从阵地的西北、正北和东北几个方向向阵地呼啸而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了下去，我突然感觉一颗子弹打在腰上，眼看着又一个敌兵挥起马刀正向我劈过来，一个战友用仅剩的子弹把那个敌兵打下马来，我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幸运的是，那颗子弹头卡在了骨头缝里，才没要了我的命。”1937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此后，腰上还留着一颗子弹头的王定烈和战友们东进豫中，创建根据地，与日伪顽军激战。解放战争中，他率团突破平汉路，长驱700里地，进入鄂西北深山同敌人搏斗。随后，又南下湘鄂西，北渡长江..那颗子弹陪着王定烈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无数次同死神擦肩而过。“要谢谢那颗子弹，首先是救了我一命，其次是陪了我十几年，让我不那么寂寞。”已经94岁的老人十分幽默乐观，“80年来，我从不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坚定地跟着红军走、跟着党走，即使牺牲也值得！”
水磨关沿沟滩战斗旁观记①
1936年农历11月中旬，冬至刚过，住在永昌县水磨关的红军部队，阻击从山丹来永昌围攻县城的马家军黑马队，在南河沿沟滩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这年我23岁，出于年轻人的冒失和对打仗的好奇心，就躲在沿沟坝塄坎下看打仗，旁观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
那天早晨，从山丹来的马家军千余骑骑兵进到红庙墩附近时，其先头探马受到红军截击，遂改变路线，迂回穿插到水磨关以西、梅家寺东之间，从红军驻地空隙的地方，绕行到水磨关以南的沿沟滩、元山子一带。
这时，大水磨驻守的红九军，发现了敌骑，立即调动驻在王家新庄、陈家铺院等处约三个营的红军，前往沿沟滩阻击敌军。敌骑发现红军追来，除留一部分人与红军接战外，其余潜伏于元山子山冈下。
、不大一会，红军与马家军接上了火，相互对打一阵后，狡猾的敌人佯装败退，引诱红军部队出来追击。敌军把红军引诱到开阔地带时，两股敌骑全部出动，黑压压一片，向红军部队猛追过来，刀砍马踏，喊杀声震耳欲聋。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英勇迎击，在开阔地与敌骑搅在一起，展开厮杀拼搏，一直战斗到中午。红军指战员在无屏障隐蔽的情况下，步枪越来越发挥不了作用，开始撤退，而敌军施展骑兵优势，紧追不舍，三面包抄，直逼红军于沿沟庙、严家大庄一线。这时，敌军受到增援红军机枪的猛烈扫射，才向后退。
下午2时许，战斗结束。这次战斗，虽给马家军大量杀伤，但因红军缺乏与敌骑兵作战的经验，加之地形不利，自身受到二三百人的重大伤亡。
我参与永昌县建政工作的回忆①
1936年10月，我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停留于永昌县期间，我在县城内参加了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我在1930年江西中央苏区时，就作地方工作，长征途中也未间断。西路军过黄河后，我们妇女团除担负必要的警戒、作战外，还承担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沿途动员老百姓为部队后方医院抬担架，转运红军伤员；二是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红军的政策，讲打通国际路线的目的和意义；三是调查摸清当地的经济、政治状况，没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物资，筹集部队给养，用来救济贫苦老百姓；四是发现和培养干部，组织老百姓支援红军，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壮大革命力量；五是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及其马家军对红军的污蔑，消除反动派反动宣传在老百姓中造成的影响，动员外逃群众回家。
我们妇女团随总部驻守永昌县城一个多月，妇女团的干部如政委吴富连、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彭如玉、团特派员曾广兰、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等，都率领战士们深入到各街道中，配合供给部、政治部派出的干部战士，发动群众，组建苏维埃政府工作。我们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开会，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红军的政策、主张和红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的意义，讲解穷人求解放、闹翻身、当家作主的道理。这样的会议和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部队刚到永昌时，老百姓害怕红军，逃走了不少；一些地主老财埋藏了一些粮食、物资，赶上牲畜，携带家眷都逃跑了，但一经宣传教育，红军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群众，很快解除群众的顾虑，贫苦老百姓大部分都回到家中，有一部分人还参加了支援红军的工作中。
政权组建工作是由政府牵头，由地方工作部干部具体进行的。起初，我们在县城内各街道访贫问苦，到一些手工业工人、长工、店员和贫苦市民、农民家中访问，了解情况，继而串联和培养积极分子，再经我们仔细研究，然后召集群众会议讨论，由我们提名，群众举手表决，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成员——委员、副主席、主席。政府成员选出后，每人发一个用红绸缎或红布做的条子，佩戴在胸前，这是个标记，便于在军民中开展工作。
在组建苏维埃政府的同时，还组建了青年队、儿童团和妇女会，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为部队搞运输、侦察敌情、作向导、抬担架、办干粮、缝补衣服，在支前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我所知道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经过①
1936年10月，红西路军转战到永昌，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河西第一个红色政权——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县级），还组建了青年队。我起初是青年队队员，12月上旬又调到苏维埃政府机关搞司务长工作，直到红军撤离，亲历了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支援红军的全过程。
（一）红军来了
11月上旬，“红军来了”的消息传到永昌这个小小的县城，社会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映。有钱的地主老财、资本商人，埋藏粮食，转移财产，关闭店铺，携带家眷往他地躲避；国民党永昌县县长段永新和一部分公职人员，弃职逃走；马步青的一连驻军，也慌忙撤走；原来集中起来准备抵抗红军的民团也散了伙，各回各家；曾遭受过兵匪洗劫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人心恐慌，陷于混乱。红军进入县城时，只有些胆大的群众跑出来围观，出乎意料的是红军待老百姓很热诚，说话和气，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抓兵拉夫，还在街头巷尾大力宣传“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
部队派出做地方工作的人员，走家串户，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随着红军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和红军指战员的模范行动，很快感化和吸引了广大群众，消除了恐慌不安的心情。红军进城的第二天，红军干部就在东岳庙召开群众大会，参加的市民有两三百人，红军干部详细地讲述了红军的任务、宗旨，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当家作主。这次群众大会后，红军还将县城粮仓的部分粮食拿出来，发给贫苦群众，使群众对红军的看法更进一步起了变化，感到红军真的是为穷人服务的军队。
红军的这一行动，使不少外出躲藏的群众很快返回家中，有的还投入到为红军办事的行列。短短几天的工作，永昌城乡即出现了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二）父亲当了临时政府主席
我家住在城南狄家庄，家中原来土地较多，车辆耕畜俱全，房产可观，是个中等好户。1929年（民国18年）3月，兵变首领马仲英在永昌城屠杀、抢劫，我家的牲畜、粮食被掠走一空。事后，家中既无种子，又缺口粮，就借地主老财的粮钱解决春耕和吃饭问题，不料利息成倍增长，债台高筑，不得不典出部分土地偿还债务。官府和地主老财借机敲诈勒索。把我父亲狄万川抓进官府打了两百大板，又投入监牢，关押了三个多月。从此家境破落，穷困潦倒。
由于遭受剥削压迫之苦，我父亲对旧社会产生极大的不满。红军来后，他听了红军的宣传，对红军的政策非常赞同。红军到永昌县的第四天，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各界群众代表会议，由于红军干部的提议和群众的推荐，我父亲狄万川就当上了永昌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主要职责是为红军提供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协助红军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负责为红军购买和征集粮食、蔬菜、肉食，发动群众筹备组建各级苏维埃政权。
（三）永昌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永昌县、城乡红军驻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自始至终是由红军政治地方工作部牵头，派出大批指战员具体领导建立工作，总负责人是黄火青部长，常随黄部长的还有一个姜科长，在县城和附近农村做建政工作的还有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
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城乡基层政权组建工作的步伐。在做地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的指导下，县城四隅于11月23日同时建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农村的苏维埃政府也相继建立起来。
12月5日，在永昌县城召开了永昌区（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这是红西路军自渡黄河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会场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台前上方挂着“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红布白纸横幅，台前放一张桌子，后面摆了一条凳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及许多军政干部出席了大会。台下是各基层苏维埃政府主席推选出的代表，他们胸前佩戴着用红绸布做的代表证，青年队员排列在代表后面，再后面是近千名群众，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黄部长主持，宣布会议开始后，红军军乐队演奏了军乐。接着徐向前总指挥、李卓然主任等领导同志讲话，陈昌浩主席宣布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张仲科代表群众讲话。会议接着是选举，根据红军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由代表和群众举手表决，选出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苏维埃政府委员（其中有军队委员四人），木匠张仲科当选为主席，我父亲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王思福、张德文、冯怀义、刘万祥、许教琪等当选为委员。当天晚上，红军前进剧团为群众演出了文艺节目。
（四）苏维埃政府的任务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办事机构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常驻政府机关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姓赖的江西籍红军干部。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全力支援红军。
组织起来的青年大队是政府一支骨干力量，配合红军有力地开展各项工作。青年队的工作起先是给红军新军部队当向导，帮助购买粮、油、肉食、草料，作战时还和红军一起构筑防御碉堡，掏挖射击垛口、枪眼，在围寨周围架设防御栅栏等，到后来，工作就更加繁忙了，有的上战场救助伤员、抬担架，也有的被调到敌占区侦察敌情。我参加青年队以后，与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起，在城内墙壁上刷写标语，也张贴过布告传单。
我记得红军在县政府门口的大照壁上写了刚劲有力的八个大字“联俄联共，抗日救国”。第二天黄部长看后，又让我把“俄”字刮掉，改写为“苏”字。搞了一段宣传工作后，我就被调到苏维埃政府干司务长的工作。青年队经常分赴城内和农村，调查了解地主老财、资本家埋藏、转移的粮仓、财物的地点，配合红军“挖窖子”，搞开了几十户地主老财的粮仓、作坊、夹屋、地窖，没收其财物，驮运回来大批粮食，为二万余红军指战员解决了粮食问题，并征集到大批皮毛、毛毡、布匹等物资，为部队解决了部分御寒衣服。
12月下旬，敌机每天到县城上空侦察、轰炸、撒传单，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驻地先后遭到轰炸和炮击，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人员向市民进行防空教育。在城防吃紧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市民拿出家具、木料，增防城墙工事，配合守城战斗。红军在永昌八坝、东寨、水泉子和县城连续作战，耗尽弹药，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捐献铜、铁、硫磺、盐硝、木炭等物资，为修理枪械，打造矛、刀，配置火药，制造子弹，提供了大量原料。
红军在永昌停留期间，潜伏下来的一批旧政府的顽固公职人员和土豪劣绅，散布对红军的不满，肆意诽谤、中伤，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司法机关，先后拘捕了永安区区长、恶霸地主杜富堂，旧政府科长张天佑（临夏人）、李斋庭，地痞徐寿山等，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红军撤离时押解出城处死。
（五）苏维埃政府被敌人摧毁
12月下旬，敌人重兵围攻县城，在红军的英勇反击下，敌军攻城未果，伤亡惨重，遂改为围困。此后，红军处境更加困难，西路军总部决定放弃继续守城的建立永昌根据地的计划，于12月28日撤离永昌县城西进了。
红军撤离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就被敌人摧毁了，政府的委员遭到搜捕、迫害和杀害，青年队员、曾给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未能幸免。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等，被恶霸地主王成业父子抓获，先绑到敌祁明山旅，遭受酷刑后，又转移到武威骑五师师部，不久被杀害。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徐交，在敌人闯进城的当天就被砍杀在西街。李三虎等一部分青年队员被抓获后，同失散红军一起，遭受各种酷刑，然后送到马家军当了兵。我父亲狄万川、委员张德文被捕后，押在监牢，砸碎了踝骨，后经多方营救，保释就医。张德文出狱后郁愤成疾，不久死去，我父亲终身残疾。
关于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回忆①
1936年红西路军到永昌时，我是经营小杂货铺的小商人。红军来后，派干部战士发动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建政工作中，我被推选为代表，出席了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代表大会，接着又当选为政府委员，分工管粮秣。在红军干部指导下，参与政府工作一月有余，直到红军撤离永昌为止。
（一）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建立情况
11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城，次日大部队进城，一部分停留住宿，大部分路过，来来往往，城内显得十分拥挤。总部机关很快派出干部战士开展地方工作，深入到街道、家庭，宣传红军纪律、宗旨、任务，张贴红军布告，刷写墙头标语，安定民心；接着又号召地主、资本家及各阶层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支援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作贡献。
经过四五天的宣传发动，县城内外的群众初步发动起来。11月23日，县城内的四条街道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分别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我所居住的西北隅范围内的群众，被召集到马家油坊院内，由红军的姜科长主持开大会，成立了西北隅苏维埃政府，经姜科长提名，众人举手表决，选举了政府委员。乡政府的办事机构设在马家油坊。这次大会后不几天，姜科长又一次召开会议，要乡政府推选四名代表，出席永昌区（县）苏维埃成立大会，王思福、张德文和我当选为西北隅乡的代表。会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用红绸做的代表证，上面用毛笔写着姓名和职务，佩戴在胸前，作为标志，便于在军民之间开展工作。
（二）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及政府成员情况
我们被推选为代表后不几天，红军同志又通知我们参加在县衙门召开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县级）成立大会。这次大会由红军黄部长主持，参加的有县城四街的代表，还有从农村选出的代表，县城内外的一部分群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木匠张仲科为主席，农民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失业青年王思福当选为委员兼青年大队长，修鞋匠张德文当选为财政委员、农民冯怀义当选为民政委员，旧政府粮草差役曹有德当选为民运委员，旧政府人员许教琪当选为内务委员，我当选为粮秣委员。当选的政府委员和职务分工，被写在一张红纸上，张贴在钟鼓楼南门的墙壁上，公告全县。永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办事机构设在旧政府院内。
（三）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工作
被选出的政府成员很快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红军人员指导下开展工作。我是粮秣委员，负责红军所需粮食供应工作。红军用粮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个委员虽分工不同，但在实际工作中谁也离不开粮食工作。
起初，县城粮仓还有一些粮食，部分用来救济穷人，大部分用作红军食用，但红军人员多，用量大，很快就被用完。于是，我们就配合红军武装人员和青年队员，到乡下向地主老财征粮。这时，地主老财把囤积的粮食转移或埋藏了，红军不得已，使用强制手段征集他们的粮食，我数次带领青年队员和红军到乡下驮运粮食。
第一次是带着七八十头毛驴组成的毛驴队，到新城子南湾大地主王中文、王朝文家驮运粮食，每头毛驴驮一袋粮食，共驮来近一万斤。途中，在赵定庄住了一夜，发现那里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次，带毛驴队去南泉河滩田家庄地主田有珍、田有泽家驮粮，红军打开田家粮仓和夹墙屋两个，把粮食运来，还搞到了一批布匹、皮毛、毛毡、衣服、大烟、白银等，运往县城交给供给部分配使用。第三次是到水磨关梅家寺运粮，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和青年队配合下，打开地主王中伦家的粮仓和油坊，将他的粮、油运往县城。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组织的人力、畜力运输队，每天车水马龙，从农村把粮食源源不断运往县城，保证了红军部队的吃粮。
到12月20日以后，马家军集结到县城四郊，每天向红军所守村寨发动进攻，形势十分紧张。原被红军控制使用的北海子河上的30余盘水磨被敌占领，城内的红军吃面发生困难，除少数机关外，大部分部队只得煮囫囵麦豆充饥。不久，红军就放弃永昌，继续西进了。
（四）红军撤离永昌和苏维埃政权的终结
12月下旬，敌军在大炮配合下围攻永昌县城，红军总部所在的天主教堂连遭轰炸，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也屡遭轰炸，政府机构遂搬到王明俊院内办公，还将几十石小麦运存该院。12月27日下午，红军总部作出了撤离永昌继续西进的决定，黄部长、姜科长把我们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召集在一块开会，黄部长说，红军准备西进，你们愿意随部队走的欢迎，愿留下来的要坚持斗争，但要提高警惕。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千万保守军事秘密。当天夜里，红军全部撤出了县城。红军走时，存在王家院内的那部分粮食还在，第二天清晨马家军涌进城里，那批粮食就被敌军用了，苏维埃政府也被摧毁了。
红军撤离时，我回到家中。天亮后，敌军涌进城来，军警密布，城门戒严，挨门逐户搜查红军人员和留下来的枪械、物品，搜捕各级政府的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我经邻居杨永和通风，准备外逃，但已无法脱身，只得藏在一间套房内。据人说10时左右，马家军“执法队”驱赶的人群到西街马府门前，将已捕获的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残杀在门前的一棵杨树下。不一会儿，凶狠的敌人错将徐交当作政府委员许教琪，从人群中拉出来杀害。
当日下午，已躲避在武当山中的政府副主席狄万川、委员张德文也被“执法队”捕获，绑架到县衙门施以酷刑，砸碎踝骨，投入监牢。这次屠杀搜捕后，我偷跑出城，到乡下躲避，敌人几次到我家抓我，没有抓到，便把家抄了，兄弟们都受到了株连迫害。
支援红军二三事①
1936年，因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我们兄弟两人从毛卜喇来红庙墩谋生。哥哥毛培荣，凭娴熟的皮匠工艺，走家串户做皮活；我先在南泉地主陈世堂家放羊，后来又来到水磨关地主王中伦家放羊。
农历十月初间，红军到了永昌，供给部、政治部的部分干部及一部分作战部队，驻到了水磨关、红庙墩、梅家寺及南泉等地的村庄，群众的家里都住得满满的。
红军政治部派出地方建政工作的干部战士，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开展地方建政工作，短短几天，就扫除了群众的疑虑，团结到红军的周围，有的引导红军筹粮、筹款，抬运粮食，各个村庄的群众都为驻在当地的红军忙活起来。
红军的革命宣传同样吸引了我，我便摔掉放羊鞭，在水磨关参加了建政工作及青年队工作。
隆冬的河西走廊，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多度，然而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却穿着单衣。红军供给部为了尽快使指战员都穿上能御寒的衣服，便和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成员一起，动员皮匠20人，协助红军缝纫厂缝制皮衣和皮背心。皮匠们都集中到水磨关王家东庄红军缝纫厂做活，我哥毛培荣也在其中。因工作量大，皮匠太少，我也被调去做皮活，我哥哥又从家中把嫂子也叫来当帮手。不久，又动员水磨关一带的许多妇女也帮忙缝羊皮帽子。这批皮匠和群众每天可做长短皮衣、背心五六十件，皮帽40多顶，月余时间，共缝制皮衣、背心2000多件，皮帽1000多顶，为支援红军作出了贡献。每当听到红军的感谢话，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高兴。
缝制皮衣，需要一大批牛羊皮，其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向群众购买；二是发动群众进山，赶来地主老财的牛羊，作为皮料的主要来源。据我所知，仅在水磨关范围内，群众配合红军从山里赶来的地主牛羊就有两三千头，不仅为部队提供了肉食，还解决了大批的皮张。开始时，红军工作人员知道我曾给地主家放过羊，又熟悉进山的路线，就要我带领红军去赶羊，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先后两次进山赶羊。第一次由两名红军武装保卫人员保护，我和另外两名群众一起，赶来地主陈世堂在五沟山放牧的大羊200只，在水磨关宰杀了，过了三四天，第二次到地主王中伦在南山的羊圈，赶来250只大羊，150只送往县城，100只留在水磨关宰杀了。我参军失散回来，遭到地主的审讯拷打，王中伦逼我招供，说我带红军赶了他的羊，我始终没有承认。
在我做皮活时，还见到红军供给部兵工厂雇请了当地的铁匠20多人，集中在王家西庄和陈家铺院等处，协助红军工人锻打三棱长矛和马刀，铸造马尾手榴弹壳。当时红军金属材料缺乏，村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就配合红军到群众家中收集废铜烂铁，广大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不少废铁器及一部分火药原料，运到兵工厂研配火药，装备子弹、手榴弹，为作战部队补充了一部分军械弹药。
红军撤离永昌西进时，供给部动员水磨关、红庙墩的六七名青年参加红军，我是其中之一，随部队西征，到达民乐永固的时候，与马家军遭遇，部队被冲散，我和另一位同志与红军部队失去联系，便跑回家中。
因为我们弟兄曾为红军做过事，带领红军赶了地主的羊，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仇视，我刚回到家，保甲长就把我们兄弟俩及红庙墩的王发信等17人抓去，送往县城。我哥沾染有吸大烟的恶习，半路上烟瘾发作，被保长推入冰河中；我和其余的十多人被关押了18天，遭到审问和拷打，才被释放。
放回来不久，1937年春节刚过，又被抓了壮丁，送到马步青部队祁明山旅当兵，与被俘的红军人员修甘新公路。抗战爆发后，祁旅调到陕西耀县驻防，我也在其中，因部队水土不服，士兵死亡严重。我在那里听到当年的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驻在陕北，便产生了逃跑参加八路军的念头。于是，我串联了两个同乡逃跑，来到三原县，不幸被国民党一股骑兵截获。不几天，我们再次逃跑，几经周折，直到1939年，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陕甘宁边区的富县，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警备团。从此，我又回到了人民军队中。
参与救治、收留红军伤病员的回忆①
1936年12月27日夜间，红西路军放弃永昌县城，突出重围，继续西征。突围前，在县城内治疗养护的一批重伤员，由红九军一部掩护先行，向新城子一线转移；最后的20余名重伤员，被安置到南泉王寨杏树庄王之绩（即王八爷）庄院内。28日太阳快要落山时，红九军的一位领导干部和五六个全副武装的随行人员来到伤员住处，慰问伤员，传达上级就地安置的意图，在发放完安置费用后，一齐痛哭流涕，直到夜幕降临，才难分难舍，挥泪告别。他们刚走出庄外，集结起来的部队已经出发，他们也随着部队西进了。
（一）
红军走后，凶恶残暴的马家军卷土而来，凡是红军驻过的村庄，他们就来搜查红军人员和遗留的东西。29日天明，先到达的马家军执法队闯进王之绩的庄内，不顾伤员死活，翻铺搜身洗劫，将红军发给的银钱全部抢走，随后赶到的敌团长要在王家庄内住宿，令其部下将伤员赶出庄外，令群众把不能动弹的重伤员抬到庄外。这时，性情慈善的王之绩老人见伤员受到折磨，不顾一切，叫了儿个邻居帮忙，将庄外的三间草房腾出，铺上麦草，把伤员安置下来。但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无吃无喝，这些伤员便陷入绝境。这批伤员，有的肢体断离，生命垂危；有的严重感染，伤口化脓；有的肌肉坏死，腐烂发臭；有的因失血过多，处在昏迷状态。他们饥寒交迫，没有药品治疗，伤势继续恶化。
出于对红军伤员的同情和怜悯，王之绩夫妇等一些老年人，背着敌人，从家中拿来破布条、盐水、熬煎中草药，替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并给他们取火生暖，烧水送饭，帮助他们度过艰难困境，在最初的半个月内，有20余名重伤员死亡，王之绩就出面叫上邻居王万瑞、王家有、李三及我们父子，人抬、车拉，运到古城岗一带埋藏。
红军来前，我的父亲毛尚新给地主陈世堂家看管水磨房；红军来时，我们父子又给红军磨面一个多月。在相互交往中，我们对红军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批伤员留下后，目睹到敌人的残暴和伤员的困境，越发同情可怜红军伤员，便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养护红军伤员的工作，用给红军磨面时剩下的麦麸、黑面，给伤员们做饭、送饭吃。麸皮、黑面吃完了，就从我家拿一些，又向磨户讨要一些，或向王之绩等群众捐一些。
在杏树庄的这批伤员，我们一直养护到第二年春天，有30余人恢复健康，陆续离开东返。他们临走时，和我们拥抱在一起，含着感激的泪水，一再感谢王之绩夫妇和当地群众；失去东返条件的钟德荣（化名李明喜，伤愈后腿跛，群众叫他李跛子）、何德胜等十多名红军，在群众帮助下就地谋生，以后陆续成家定居；还有五六名未治好的伤员，到1937年四五月间，永昌县政府传来命令，要集中收容，便由当地群众用牛车送到县城集中，以后下落不清。
1937年四五月间，在梨园口战斗中负伤的红西路军妇女团副连长龚少敏、女战士龚有财二人，东返路过我家，两人见到被养护的伤员后，也恳求留下养伤，我父母又将他们收留下来，养护了半年，他们后来在当地找了对象，结婚后才离开我家。现在，他们二人都还健在。
（二）
在救治红军伤员初期，因住宿拥挤，天气寒冷，我把几个伤员背到水磨的热炕上睡觉、休息。16岁的小红军陈有红，四川人，腿上和腰部被敌人的子弹射伤；18岁的魏义德也是四川人，面部被敌人骑兵砍伤；20岁的任元梦，也是四川人，他的小腿负重伤。我把他们三人背到家中，让老母亲养护。我母亲每天为他们治疗，在化脓的伤口上用土办法清洗，在伤口上抹上饭，诱狗舔伤口。在我母亲的精心护养下，他们的伤势得到了控制，慢慢地好起来。任元梦在我家住了两年。魏义德在我家生活了三年，伤愈后自谋生路去了，解放后还与我家有联系。陈有红的伤势严重，在我家生活了五年，直到康复，又帮助他与我族侄女结婚，定居在我们毛卜喇。
还在1937年夏天时，魏义德的伤口已愈，他想帮助我家干些事。一天，他赶着家中的几十只羊去放牧，途中碰到西行的四个马家军骑兵，强行抓羊宰杀吃肉。魏义德起初装哑巴阻拦不允，又被敌军鞭打一顿，惹怒了魏义德，便开口大骂敌军，话音一出口，敌军就听出他是四川人，便认出是红军。于是将我捆绑起来，和魏义德一同送往保长李善珍家中，而李善珍却闻讯逃跑躲避。敌军便将我悬吊在屋梁上拷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并威胁要将“共产娃子”抓去当马夫，要我拿出1500块白洋赎身，如赶天明拿不出来，要杀我的头。他们把我一直折腾到半夜，几个敌人耳语了一阵，才把我解下来。夜间，趁敌人熟睡，我和魏义德逃出，上山躲避。我们逃走后，敌人便打家劫舍，拿粮食喂马，麸皮洒了一地，还打破家具，将红军司务长给的六块大洋也搜出抢走。这次被敌人毒打后，休息了十多天才愈，全身脱了一层皮。
（三）
我为红军磨面的那段时间，和红军的司务长等许多同志有了接触，他们向我宣传红军政策，我也亲自体验到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他们爬冰卧雪，是为了解放普天下受苦受难的穷人；又目睹了马家军的暴行，更加产生了对红军人员的同情心。因而积极配合当地群众养护伤员，前后救治和保全了50多名红军同志。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注我们这些救治过红军伤病员的人，1958年我受推举，出席了张掖地委召开的保护红军有功人员表彰大会，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奖励。
人民的恩情重如山①
一天拂晓，我晃悠悠地走到了永昌县水磨关。在晨曦中，我站在一座木板桥头，心情复杂的眺望着桥对面那个黑黝黝的庄院。我对这个庄院太熟悉了。因为大军西进时，我曾以胜利者在这里驻扎了一个多月，与庄院的主人建立了蛮不错的交情。庄院的主人属于红军要打倒的剥削阶级，在阶级属性上是敌对的，回忆起化敌为友的过程，还十分有意味。
这个庄院是一座大土围子，森森的大门进去有七座院子七座门，每座门都用粗壮的横栓插着，森严壁垒。院子的主人姓郝①，是清朝遗老，当过抚台一级的大官，民国后告老还乡，雄踞一隅。他儿孙满堂，权势炙手，五个孙子就有三个在邻近当县长。据说他家有三个牧场，牛羊成群。西路军渡过黄河西进时，教导团开进这座庄院住下，光他家的粮食，就供三个红军团吃了半个多月。我也随教导团住进了庄院，恰好住在郝老头的卧室里。
有一天，围墙外打得热闹，我拿着望远镜爬上围墙去观战，观望了一会儿又爬下围墙，走进卧室，轻轻推开门一看，愣住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正爬在桌子上偷看红军的地图。我的脚步很轻，老头看得专心，居然没有发现有人进来。“老大爷，你眼力不错嘛，看得清吗？”怕吓着老头，我尽量压低嗓门，轻声问道。老头回头一瞧，看见一位红军站在身后，吓得三魂出窍，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磕头如捣蒜：“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看那老头，七十有余，瘦高个子，白胡子长得很威严，气度不凡，见他吓成这个样子，挺过意不去，弯下腰把他扶了起来：“老大爷，别这样，别这样，快请起！”
被宣传成“青面獠牙”的红军竟如此和蔼，也是肉眼凡胎，既不怪异，也不凶悍，颤抖的老头镇静下来了，搭讪着问：“红军先生，听您的口音，贵梓好像在南方？”我直率相告；“
我是江西老表。”老头发青的脸色缓过神来，高兴地说：“不瞒先生，我在贵省九江当过抚台哩。”我没有使用政治标签式的语言，随便地用家常话说道：“噢，我们还是半拉子老乡哩！你当过我们家乡的父母官，幸会。”
老头诚惶诚恐地说：“父母官不敢当，我自认为官还比较约束，当然也难免有罪恶，内心一直愧疚。先生贵姓？”我回答：“免贵姓左，大爷尊姓？”老头说：“不敢，小的姓郝。”我忽然问道：“郝先生这些日子住哪？刚才从哪里出来的”郝老头又诚惶诚恐起来：“罪过罪过，我是不了解贵军，你们一来，我就钻了地道，刚才是从地道里出来的。”他指指屋角的地道口：“惭愧，惭愧！望先生宽宥老夫冥顽无知。”我挥挥手说：“没什么，没什么，叨扰您了，还望先生谅解。”
郝老头受到了感动。蠕动着干瘪的嘴唇道：“左先生，有件事不知道当问不当问？”我鼓励他：“你说吧！我们是半拉老乡，我现在又住在贵舍，你还顾虑什么？”郝老头终于说：“我家老小不知在哪？他们可有长短？”我当即说：“你随我来！”我走出门去，郝老头疑疑惑惑地跟着，到了后院的一间屋子里前，我跟门口的哨兵嘀咕了几句，便领着老头走进屋去。屋里十多位妇女一见郝老头，七嘴八舌叫爸喊爷，把郝老头乐得胡子直翘。一位孙子媳妇对他说：“爷爷，红军长官对我们可好啦，在门外派了岗，不准一个红军进来。我们在屋子里吃住自由，一点不为难我们。”“仁义之师！仁义之师！钦佩！钦佩！”郝老头感动得不得了，啧啧赞叹。我趁此时机，把红军的宗旨讲了一番，然后说：“老先生，前几天在地窖里委屈你了。你不要再钻地道了，就跟我睡一个炕，晚上没事了，好好叨叨！”郝老头受宠若惊：“好好好，先生如不嫌弃，我晚上就多领教了。”
此时，这位前抚台便和红军“长官”共处一室，抵足而卧了半个月，交情日深。红军要走时，郝老头还恋恋不舍，送了一匹骡子，还要送300块光洋。盛情难却，我只接受了骡子，婉拒了“袁大头”。郝老头送到桥头，一再叮嘱：“左先生，得胜班师路过此地时，一定要进寒舍来坐坐，我们再谈叙儿夜。”
如今是回来了，可不是“得胜班师”，二是溃败落荒。我很想践约敲门进去，拜访郝老头，叙叙旧情，混顿饭吃，可又在桥头犹豫起来：我们毕竟不是一个阶级的人，过去的交情靠得住吗？时易势移，胜利者变成失败者，地位一落天丈，万一郝老头翻脸不认人，甚至向马家军告发，可就悔之晚矣了。红军虽然保护了他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可毕竟吃了人家、喝了人家，叨扰不轻，他会不会报复呢？最后还是决定不冒风险，绕过村庄，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刚走过水板桥，正要顺墙根拐弯，门吱呀一声开了，被庄院的长工看见了。长工几步上前，认出是我，高兴地说：“这不是左司令吗？”这位长工搞不清楚红军中的职务称呼，就叫起我“左司令”来。“进家去，进家去！老东家常念叨你哩！”长工拽着我进了大门，便飞也似的去后院报告东家，另几位长工正在吃炒面，便给我盛了一碗。我肚子早饿瘪了，端起炒面嚯嚯地吃起来，几口就报销了一碗。
“你可回来了，你可回来了！大喜，大喜！”郝老头叫叫嚷嚷地跑进来。他两手还在颤巍巍地系着皮袍的扣子，看来是接到长工的报告，才披上袍子趿着鞋，慌慌张张地赶出来，急切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把我请进卧室，把坐在屋里的男女都赶走，喜滋滋地说：“你忘了我俩睡大炕那几天吗？我还一直掂着你回来叙谈哩！”“大爷，我是这个样子回来的，你没想到吧？”我不太好意思坐在炕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人活着就是福啊！”他豁达地安慰着我，又把长工叫来吩咐：“你烧一大锅水，让左先生痛痛快快洗个澡”又把孙子媳妇唤来：“把你丈夫的衣服都抱来，让左先生挑件合适的换上！”郝老头见我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叫花子衣服，蓬首诟面，与他当日见到的“红军先生”判若两人，侧隐之心大动。
洗刷换装之后，又让我好吃好喝了一番，然后，这两位跨阶级、跨年龄的朋友，坐在炕上叙谈阔别之情。我被郝老头诚挚的情意所感动，也就把心里话掏出来：“郝老先生，要不是长工拽，我还不敢进贵府哩。”郝老头嗔怪起来：“左先生，这您就小瞧老夫了，有恩不报如同禽兽，老夫可不是那等势利小人！”我说：“老人家，我走时你送我一匹骡子，不是报答恩情了吗？”郝老头说：“我钦佩红军和先生的为人，凡是路过流落的红军，我都要请进来奉为座上宾，连我的下人都知道我的心思。”
聊得晚了，郝老头见我哈欠连天，便吹灯歇息。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想辞谢登程，郝老头高低不肯，一天拖一天地挽留，拽着我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大鱼大肉地招呼，我的元气也很快恢复过来了。我想红军心切，高低不肯再留，急得郝老头出了一条妙计；“左先生，现在路上不太平，你还是在这里呆着，你写封信给红军，我派人送去，把部队调过来打嘛！”我笑笑说：“老人家把我看得太高了，我不是司令，只是一般人员，就是司令员写封信，目前也调不来部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你还是放我走吧！”郝老头无计再挽留，可让我一人走，又不放心，便建议：“我给你买车票送你到兰州，如何？”我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坐车反而不安全，查得紧，一个人沿途讨饭，没人注意，虽苦一点，却安全。”
郝老头听了觉得在理，便吩咐家人给我准备了一条面袋子，装了十三斤炒面，还蒸了四个特大馒头，在每个馒头上涂上象征吉利的红点，供我路上吃，并寄托着他老人家的美好愿望。我从长工那里了解到，郝老头对每一位路过的红军，都给予优厚款待，临走时也是要给几斤炒面、四个涂上红点的大馒头，殷勤相送。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郝老头，又孤身只影地漂泊起来。我身上还有两件宝贝，一是一支手枪，二是三块光洋。为了对付万一的搜查，我把光洋缠在裤带上，把手枪塞进大裤档里，枪柄系在裤腰带上，走路虽然咯得慌，却保险，不脱裤子谁也发现不了。我吃着郝老头的炒面，一路向东。离战区远了，风声也不那么紧了，就有些大意，大摇大摆地在白天走起路来。
西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陈明义和警卫连排长肖永银夜宿金川寺①
1937年3月，西路军受敌人包围，遭到极大损伤后，将剩下的部队交由李先念等同志负责，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政委陈昌浩同志回陕北去。肖永银和与总部参谋陈明义同志一道，护送徐、陈首长东返。后来，徐总指挥把一只包交给肖、陈两人，要他们分开行动，到陕北后，把藏在包里一封信交给党中央，并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战斗失败的情况。
肖、陈两人沿着长城，走到永昌水泉子附近，长城向北弯去，他们朝东走，不几天就到了永昌县城。到永昌城那天，正碰着下大雪，风刮得呼呼地叫，冷得穿骨头。看着天快亮了，老百姓家里又不能躲，要躲在野地里，天这么冷，准会冻僵。思来想去，才想起城北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那个大庙，去年部队到达永昌时，曾经住过。庙很大，有好几个大殿，如果住人，一个团也住得下，但却只住几个和尚。他们盘算着，这样冷的夜晚，和尚们是不会起来的，于是大着胆子，到这个庙里去躲藏。
大庙的门紧紧关着，他们怕惊动庙里的和尚和狗，决定翻墙进去。陈明义用肩膀把肖永银托上庙墙，随后又把陈明义拉上墙来，然后，两人一起跳进院里。墙下的积雪被压得响了两声，他们向前张望了一下，见无动静，便急忙往大殿走去。
看到一扇大门，就藏到门背后；一想，觉得不保险，又急忙藏到神像底下；又一想，也不行，如果善男信女们烧香拜佛，或者是和尚们来打扫神台，会发现的。屋角不行，大鼓后面也不行，总觉得处处都会被人看见。转来转去，转到正殿来了。正殿的正中是一尊几丈高的泥菩萨，但它躯体光溜溜的，无处藏身。他们又转到它的背后，一看，这菩萨背后还开着一扇门，肖永银轻轻爬上去，把那门打开，听里面没有动静，便钻进去，擦几根火柴一看，简直像间小屋子，站着能挺直腰，躺下能伸直腰，风刮不进去，雪飘不到，那些和尚和善男信女们，也绝不会想到有人会钻进这个“威震四方”的泥菩萨肚子里。到哪里去找这样又好、又保险的地方呀！于是，他们就在泥菩萨的肚子里躲起来。
天冷，手脚冻得生疼，肖永银跑到正殿里去，把神台上的那些蜡烛拔了抱回来，点起火，烤了一阵，暖和了一些，才把火熄灭，躺下睡觉。睡得正香，陈明义忽然把肖永银摇醒，说道：“快起来！听，来敬我们了！”
肖永银翻身坐起来，只听得正殿里又是钟声，又是鼓声，还有拖着长嗓子念什么经的声音。肖永银笑着对陈明义说：“哈！真敬我们两个活菩萨来了！老陈，怎么样，你也该显灵了吧！”他说：“我要是真菩萨，一定要显灵，把那些恶霸、地主、反动派、坏蛋，统统整死！”肖永银抢着说：“嗯，第一个就整死那天打他们的那些恶霸！”
陈明义笑着说：“哎呀，你以为菩萨真的会显灵啊！显灵的菩萨是我们！”肖永银说：“照你这样说，他们敬我们两个活菩萨，倒比敬这泥菩萨灵验哩！”两个人越说越觉得好笑，又怕外面的人听到，便用衣服堵住嘴笑了起来，笑了一阵，又躺下睡觉。
睡醒来时，钟也不响了，看样子，人都已经散了。他们轻轻地打开门一看，天已经黑了。四下无人，只有神台上的蜡烛还燃着，一闪一闪的，供台上还放着一些供品，好的已经被和尚收走了。肖永银的肚子有点饿，管他好不好，拿起来就吃。陈明义怕被人发现，急忙把那些残存的供品，装在口袋里，肖永银往肩上一扛，说声“大佛爷，道谢了1”便走出大庙。下山后，陈明义笑着对肖永银说：“这回老乡一定会说菩萨真显灵
了。”肖永银说：“显灵的是我们两个活菩萨，不是那个泥做的死菩萨！”当天晚上，他们扛着供品，绕过了永昌县城，踏上东归的旅程。
红西路军李聚奎千里跋涉找中央经永昌时脱险经历①
自西路军惨遭失败后，一向骄横的马家军更加嚣张，他们从酒泉到武威，沿整个河西走廊撒开了一张密密实实的大网，派出许多支骑兵分队，到处搜捕红军人员，不少同志被敌人搜去，惨遭杀害。
李聚奎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向东走，这里时而是崖石裸露的山地，、时而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卧龙般的古长城蜿蜒起伏，自西向东延伸。李聚奎每夜凭借指北针，摸黑走上二三十里路，白天则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
一天，李聚奎在永昌以西30公里的水磨沟附近隐蔽下来。黄昏即将到来，他估计搜索了一天的敌人该收兵回营了。为了早些赶路，就从隐蔽地出来，贴近长城边行走。古城墙像一道屏障，为李聚奎挡住了左侧，他一面警惕地观察，一面匆匆赶路。前面要拐弯了，他想，如果有敌人要拐过来，当面撞上，就会来不及闪开，立刻向路边的沟里奔去，就在李聚奎下到沟底时，转弯处果真来了五个骑兵，他弯下腰装作拔草，敌兵看了看，没有过来盘问就走了。
从此，李聚奎小心地避开大路，专拣小路走。在永昌至武威的地方，他又一次险入虎口。那天，他路过一个村子，一条大路从村北擦过，他从村南的小路往东走。眼看就要出村，只剩下最后一座房子了。他谨慎地先探头张望，只见两个骑兵顺着大路跑来。回去，躲闪，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怎么办？恰好这时村南的地里有头毛驴，他急中生智，装作赶毛驴的样子，一边吆喝，一边走开了。
武威以东，敌人搜索不那么紧了，只要离开大路，白天可以走。这天，他正走进一个羊群边，回头一望，西边烟尘滚滚，由远而近。他问牧羊人：“那边是不是来了骑兵？”他看看西边说：“是马家队伍来了，你赶快走！”他对牧羊人说：“不要紧，请你把羊向南赶一下。”随后，他们一起赶着羊群走。等他们走出两三百米远的时候，敌人二十多个骑兵疾驰而过，他第三次脱险了。
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多月里，他过着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野地的生活。每天一早一晚，他趁着无人悄悄跑到村边，敲开一座小房，讨些吃的。靠老百姓的接济，他才能够支持下来。
我是死人坑里的幸存者①
1936年底，我在永昌战斗中腿部受伤，在水磨关总医院住院治疗。部队转移前，徐向前及王树声等同志来总医院看望我们，并说部队先走，把我留下。领导同志走后，我带伤走进梅家寺，被一个叫“赵老爷”的老乡收留。他家很穷，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当晚，叫我睡在他家的炕上。第二天马家军来了，要搜查红军，他把我藏在草房里。三天后，马家军又来搜查，他又把我藏在地窖里。十来天后，马家军第三次来搜查，把我从地窖搜出。马军要将我杀掉，赵老爷和几个老乡向马家军求情说：“他还是个孩子，又有伤，不要杀了。”这样，才免我一死。
这一带被敌人搜出的红军有十几人，敌人要将我们押走，临走时，赵老爷叫他的女人在我衣襟上缝了一个口袋，装了些炒豆子和炒面，叫在路上吃。我现在还惦念着这位姓赵的老爷，他为营救我担了很大的风险。多好的赵老爷啊！我们被押送到永昌县城后，又陆续押来了80多名红军伤员和失散的人。不几天，敌人押着我们去青海，经古浪、永登、河口、享堂、小峡，到达了西宁。
我们80多人到西宁后，马步芳看了一下说：“送到南门军马处去。”天黑时，又来了马步芳的命令，叫把我们80多人“扛过去”②。这时，管我们的马匪兵说：“你们都是伤病员，要送到医院去。”叫我们上马车，结果被拉到南门外南滩山下。那里有几个大坑，敌军命车夫将马车抬起，将我们七车人倒在坑边，就用乱刀砍杀，每人一刀，不管是死是活，均推入坑内。我在刀还没有砍下时，被一个车夫推到坑边，在天黑看不清的情况下，活了下来。马车走后，我逃到一个看菜园子的小屋里，被一位看菜的老乡救了。他给我洗了血衣，又给吃给喝。天亮后，我离别这位老乡，讨饭度日。没多久，又被马家军抓到军营里。
第二次被抓来后，被西宁公安局长传令兵要出来，到他家做工。不久，马步芳下令搜查“共产娃”，他怕被马步芳查着，又把我送到西宁旅社做杂工。不到一个月，又被马家军发现，被抓到工兵营做苦工，修了公路又修桥，然后送到大通县伐木料，最后送到循化县开荒、建房。我在敌人的工兵营做苦工长达九年多，直道1946年底工兵营解散，马家军才给了我一张路条，叫我自谋生活。后来，我在化隆县甘都被马力买提家招了女婿，务农，我才有了个家。
我们在“新剧团”同马匪坚决斗争①
1937年初，马步芳从被俘的女同志中挑选了一部分人，编了一个“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我记得新剧团最多时有60人左右，后调给甘州韩启功一部分，还剩30人左右，其中有黄光秀、党文秀、陈素娥、安明秀、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狄秀英、戚永洁、苟先珍、张琴秋和我。
在新剧团，我们自己管伙食、做饭，每天都是杂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我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马匪让我们唱歌跳舞，我们就跳红军的舞，唱红军的歌。马匪不许唱红军的歌，我们就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还用原来的曲调唱。我们红军的一首歌中有：“鼓声咚咚，红旗飘飘”的歌词，马匪把“红旗”二字改为“国旗”，但我们演唱时仍唱“红旗飘飘”。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就把我们打一顿。挨了打，我们也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唱的是红军的歌，唱的是“红旗飘飘”。
我们红军有一首歌的歌词是：“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毒辣，我们要活捉马步芳，消灭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这首歌的歌词是在河西战役时编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唱，有一次被敌人听到了，他们就吹哨子紧急集合，把我们都打了一顿，有的同志被打昏了过去。
国民党军委会的副总参谋总长白崇禧来青海时，马步芳要我们演节目，欢迎白崇禧。为了表示我们的不满，在跳舞时就故意把跳舞鞋甩到白崇禧的茶桌上，结果引起了一场骚动。事后，他们又把我们打了一顿。张琴秋同志和党文秀说，可惜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如果有，利用今晚跳舞的机会，炸死他们几个多好呀！炸死了马步芳、白崇禧，就是我们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红军留下的黄釉瓷盆①
永昌地处祁连山脚下，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红西路军浴血奋战的主要地段。据我先祖讲，那是民国25年（公元1936年11月17日）的夜晚，突然从东面传来轰隆隆巨响的枪炮声，震惊得全家人一夜未眠。第二天拂晓，永昌县城四大街张贴着大红大绿的标语，城内的老百姓聚集一起，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将士。18日中午，轻轻的敲门声，我家进来二位军人，前面一位是中等个，圆脸，面目清秀，身着灰蓝布军装，看上去朴素大方，说话彬彬有礼，十分热情，口称是红军，是人民的队伍，说要借用我家的房屋和院子住，我爷爷随口答应下来。另一位随从者年纪较小，机智灵敏，身挎荷子枪，全服武装，跟同伙左右。他们的八角帽檐上的红五星闪耀着光芒，给苦难的永昌乃至河西走廊人民带来了勃勃生机。
我爷爷叫杨发祥，字“玉川”，生长在宁远堡（现属金昌市金川区管辖），从小勤于吃苦，好学，因家境贫寒，十几岁在家乡做小本生意。清末迁居永昌县城经商，由于我爷爷头脑灵活，管理有方，真诚守信，好善乐施，待人慈善。不但生意搞得红火而且豪气远近闻名，称得上是地方的知名人士。我家位于永昌体育场（今县城灯光球场）马路以西，占地约8亩，家置前后两院，前为四合院，院门朝东，有堂屋、书房、厢房、伙房、走廊和过厅等，共24间，280平方米；后为花园，约3300平方米，内植楸树、苹果树、梨树等若干，并种植各种蔬菜和花卉。在永昌钟鼓楼西南角开办着百货铺面，商号为“天宇昌商行”。在当时我们杨家也算得上是县城里的大户（就是资产资本较大的户）。
11月19日早晨，那个借房的红军（后才得知是红九军特务团团长杨业华同志，系湖北省麻城县顺河集区杨家湾人），带领人马到我家，我爷爷将早已腾出的所有空闲房子铺上麦草，很快安排好100多名红军战士，其中杨团长和警卫员安排在有炕的一个单间，听说团属其他二个队安排在别处，花园内饲养着部队的马。
红军住下后，部队立即布防作战准备，少数人留在我家庄院站岗放哨肖，花园内用木料架起约5米高的瞭望台，堂屋顶架设2挺机枪。多数人配合主力部队，分赴永昌县城城墙布防，还有10几人化装成本地人，混人老百姓，到四街八巷和城外附近村庄打探情况，了解敌情。
我爷爷是个既热心，又懂理的人，看到战士们个个都那么年轻，徒走千里之远，煎熬疲劳、忍饥挨饿。一方面，安排家里人忙里忙外，帮助红军生火取暖、填炕做饭。另一方面，立即派家人雇来几辆马车，前往我母亲的娘家（乡下）买饲草和羊，还有战士们要吃的口粮。为了掩人耳目，我爷爷亲自领马车从西城门绕道南去我外公居住的地方购买，当时那么多羊又不好活拉，只好把20多只羊宰杀，将车底装羊，上面盖上饲草，用绳子捆结实，太阳落山后，悄悄赶回家，第二天，战士们吃着香喷喷的清汤羊肉，我们全家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我爷爷看到战士们顶风冒雪，跋山涉水，跑破了鞋，磨烂了脚，十分同情，及时吩咐家人并找来邻居，不分白天黑夜，昼夜不停地纳底绱鞋，累了揉揉肩，乏了打个盹，在短短的时间里，加工布鞋120双，为战士们解除了痛苦。
杨团长是个朴实而豪爽的人，他时常把我爷爷叫到他的住处，问这问那，问永昌的地貌、地形，了解县域内的反动势力情况，掌握马军的来龙去脉的老巢等。由于杨团长与我爷爷相处密切，我爷爷时常与杨团长睡一个炕上，同枕共眠，常常谈话谈到深夜，我爷爷被杨团长讲的革命道理所熏陶和感染，使我爷爷从中受到了教育，思想得到了启迪。
部队在我家居住的30天里，纪律严明，防守严密，活动迅速，每天早出晚回，经常与马家军和地方民团的战火不断，有时甚至一天与敌人打几次仗。那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战士们的手和脚冻得发紫，加上枪的震动和寒风刺骨，有许多战士们的手和脚裂了口子。我爷爷看到后，为避开敌人的眼线，托知己入到民间很快找来“药方”，将配制的中药用大锅熬成药水，让战士们泡洗，再用布包扎，使战士们很快恢复健康。在此期间，为了保护总部在天主教堂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首长的安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取得整个战斗的胜利，特务团的战士们既机智勇敢，摸清敌情，侦察情况，又配合本部队积极参战，不怕牺牲。如在永昌的水磨关阻击战和县城南关战斗中曾两次遭到敌人的大炮狂轰滥炸，造成在我家居住的红军战士有5名壮烈牺牲，10几名身负重伤。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战士们个个士气高涨，英勇顽强，不知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进攻，消灭了成倍的敌人，取得了一次次的战斗胜利。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听杨团长说部队不久就要开往西去（甘州）。我爷爷得知战士们要走很远的路，个个身单衣薄，要遭受更大风雨苦难，主动拿银两给战士们每人加工了一件羊皮夹夹，准备了战士们路途吃的干粮。杨团长说：“部队有纪律，我们应如数付钱”。我爷爷执意不收，并说：“部队西进困难重重，更需要钱，等你们再来时，给我付钱也不晚”。就这样再三推让，最后杨团长留下自己随身吃饭用的黄釉瓷盆留下作为纪念，尔后，带着部队怀着留恋之情向西而去。
红军走后，疯狂的马家军到我家曾多次搜查并审问，我爷爷在马匪面前不屈，最后让马匪用绳捆绑吊起痛打一顿，我爷爷身上和腿几处被致伤，从那时起我爷爷的腿加上关节病，有时痛得不能行走，后严重瘫痪。
永昌解放后，1955年，我爷爷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自家的“天宇昌商行”带头合营给国家，1959年我爷爷去世前把红军留下的黄釉瓷盆交给我的母亲，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我父亲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街道的负责人曾几次盘问，因当时在那样一种政治气风中，我母亲对“红军特务团”和“文革运动中的叛徒特务”产生了误区，若如实说出，生怕招来杀身之祸，最后，我母亲硬是说不知道一词被回绝了。
1966年底，我父母带着全家8口，迁移红山窑公社王信堡大队劳动改造。我母亲是个通情达理、贤惠的家庭妇女，有难装在心里，遇事尽力忍受，从不外露和声张。就在劳动改造期间，我家城里的房子（16间）被城关镇蔬菜队无理拆掉占用，父亲经常被拉去批斗，还有全家人跟着受政治上的牵连时，母亲从未向组织上提出因我家过去对红军做过贡献而让党和政府给予照顾的理由。2006年我把这件黄釉瓷盆交给永昌县博物馆代为管理。
老红军张志勇回忆红西路军前进剧社战友牺牲的经过①
2007年11月15日，居住在北京海淀区90岁高龄的老将军张志勇，在战争年代参加了无数战斗，九死一生，难忘的事情很多，但最痛苦的记忆是当年西路军在三十里铺被困，前进剧社的几十名男女青年惨死在马匪屠刀下的悲惨一幕。用老将军的话说：“不堪回首！”
1936年冬，红军西路军部队在凉州以西到永昌、山丹一带集结。这时，张志勇在红军二十五师任作战科长。11月底，二十五师奉命向永昌方向行动，到达永昌三十里铺。所谓三十里铺，并没有镇子，也没有什么标记，只有一些稀稀疏疏的民房，像星星一样点缀在这一片戈壁滩上，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土围子。戈壁滩上刮起风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与此同时，敌人（马步芳的“马家军”）重兵也开始向永昌一带转移，敌人有几个旅的骑兵赶来，想既解凉州之围又寻求与红军决战。12月上旬的一天，二十五师奉命，师部带七十三、七十四团到永昌东三十里铺一线，对永昌以东担负防御任务，保障永昌东面的安全。
官兵们头天晚上就听说，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前进剧社的同志要到二十五师来慰问演出，大家都盼着剧社同志的到来，前进剧社原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组建的文工团，当时不叫文工团而叫新剧团，意思是不演旧戏演现编的新剧。张志勇曾多次看过他们演出的新剧，很受教育和启发。这些男女青年同部队一起南征北战，也同样是几次翻雪山过草地，也同样吃尽了人间苦头。
部队到后的第二天下午，敌人大量的马队从凉州方向铺天盖地而来。开始，部队坚守在驻地房屋和土围子，不在野外同敌人硬拼。敌人的骑兵一来就在红军部队中到处横冲直闯，飞奔穿插，使红军没有前后之分。在西北同马家军的骑兵作战，一反过去同敌人作战的规律，红军的战术是分头固守各自住的房子和土围子，在住地附近互相策应，等敌人下马发起攻击时再抓住时机向敌人猛烈反击。
正在敌人扑来的危急时刻，前进剧社的同志也刚过三十里铺，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二十五师驻地还有好几里路，左、右和后面是一片开阔地。他们一下被冲过来的敌人骑兵包围了，四面无依托，路边只有一个土围子，他们进入这个土围子后孤军作战，与敌人英勇奋战了几个小时，最后被敌人攻破土围子。前进剧社的男女演员在顽强地同敌人的搏斗中被俘，多数同志英勇殉难。
开始二十五师还不知道是前进剧社，只知道有几十个人在土围子里与敌人孤军作战，打得英勇顽强，但他们又策应不上，火力也够不上去，都非常焦急。在遍地是敌人骑兵的情况下，部队又不能出击，否则，在开阔的原野上步兵是对付不了骑兵的，只有黄昏以后拂晓以前才是红军的天下，大家都希望这个孤军作战的单位能坚持到天黑。
师部几次向军部发电报问，在这个小土围子里战斗的是何单位的什么人，但都没有答复，直到后来军部电报问前进剧社上午是否安全到达25师时，这才知道那个小土围子内肯定是前进剧社的战友，人人都捏了一把汗。他们不是战斗部队，而是演戏的男女青年，这剧社肯定已无望了，想到这里，大家都非常悲痛。
黄昏后，师部组织了几百人主动出击，敌人的骑兵全部跑光了。刘师长带着张志勇和一个排的兵力直奔前进剧社战斗过的土围子。到那里一看，土围子里外10多名青年男女红军都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几个女同志死在房子里边，是负了伤后宁死不屈被敌人残害的。看到这惨不忍睹的场面，红军将士都泣不成声，悲愤至极。
这时看到还有一个同志重伤未死，他有气无力地指着院内身首异处的一个女同志说：她是剧社最小的女孩子，还不满16岁，她躲在地窖里被房东向敌人告了密，敌人把她拉出来就在院内残忍地折磨、凌辱，最后杀害。
听到这里，大家怒发冲冠，恨不得把告密者千刀万剐，可是这家房东在敌人撤走时就跑了。敌人在院内时，这位负重伤的同志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装死，敌人没有发现。张志勇带领战士们从院子里找出所有能包裹的东西，把牺牲的烈士分别包裹好，当夜在围子的院里进行埋葬，把土围子推倒，做成一个个的坟堆。大家向坟堆致哀后发誓：誓死杀敌，以告慰前进剧社的烈士！然后，把那位受重伤的同志送到了永昌。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敌人大量的马队从东、南面向红军阵地奔来。可惜，红军手中的子弹实在太少了，每个人就几发子弹，多的也不过20发，眼看着敌人在眼前的阵地上跑来跑去，大家又气又急却又没有办法。无奈最后又和敌人打了一场肉搏战。
在战斗中，刘师长负了重伤，因伤势太重、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了。全师官兵都非常悲痛。刘师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师长，平时没有什么架子，与大家说说笑笑，打成一片，但他对工作要求很严，赏罚严明，一点不马虎。
事情都过去70年了，前进剧社的惨状和刘师长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浮现在张志勇的脑海里。张志勇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太不容易了，我们应当格外珍惜！”
一只珍贵的文件包①
我父亲曾大明，时为红西路军30军88师268团警卫排排长，1937年3月，与马敌作战时负伤与部队失去联系，流落失散后定居永昌。我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遗物中，有一只十分珍贵的文件包。这只包记录了我父亲随红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与马敌浴血奋战悲壮历程。
文件包是用纯牛皮制作而成，长方形，呈红色，有两个盖子，一个盖子上有一颗红色金边五角星，另一盖子上印有“建设新中国”字样，文件包长22cm，宽18cm，厚6cm，两侧有两个铜环系一根牛皮背带，里面用一块薄薄的牛皮隔开，分为两层。
我父亲曾大明，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双河镇悦中乡天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跟随爷爷、大伯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闹革命，当时只有12岁。1936年，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以后，父亲跟随部队一路北上，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后转移到群峰屹立，人烟稀少的道孚、甘孜一带，途中经过夹金、党岭两座大雪山，途经川西与甘肃交接处的毛儿盖、松潘、班佑地区以南纵横数百里的松藩大草地。父亲和战士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与风、雨、雪、严寒搏斗，与大自然抗争，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每天坚持按计划的路程行军，最终克服艰难险阻，到达甘肃岷县、临洮，部队稍作休整后，攻占静宁，按中央指示在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西进。
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5、9、30军，从靖远县虎豹口渡黄河。11月8日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经过一条山大捷，在古浪和马敌展开血战。11月18日，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县城。12月28日，红西路军执行西进任务撤离永昌，我父亲随军西进。1936年12月30日正值农历“腊八”节，西路军进驻临泽沙河堡，直逼高台，红五军顺利进驻高台，父亲随从30军渡黑河进驻临泽县倪家营一带，之后九军和西路军军部直属单位也相继抵达倪家营子。不久，马敌集结大部队和地方保安团优势兵力向红军阵地进攻，红西路军战士与敌人在此地展开战斗。1937年3月7日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占据25公里以外的三道柳沟，未等我军站稳脚跟，马敌围追而至。又一次厮杀。据父亲回忆，由于连日作战，部队作战能力严重下降，为保存革命实力，经部队首长研究决定，退守祁连山的小口子。后经过我军指战员们顽强拼杀，浴血奋战，杀开一条通道，向祁连山深处撤退隐蔽。
1937年3月14日深夜，西路红军行至石窝山雪岭上，军部做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等待援军或东去寻找总部会合，再与敌周旋。我父亲撤离途中担心公文包内的机要文件落入马敌手中，根据上级命令，随即将包内的文件烧毁，埋藏在梨园口附近山里一棵松树下面。后来，马敌撤离，我父亲跋山涉水，沿路乞讨，历经磨难回到埋藏的地点将此包挖出，向东撤离寻找革命队伍。
一个深夜，我父亲拖着受伤的身子，饿着肚子，一瘸一拐，摇摇晃晃，走到一个亮灯的住处，还未来得及敲门，就一头撞到门上晕死过去。就在这时，我外公谢廷刚（外公祖籍系四川人，民国初时，流浪永昌县，在县城内做小炉匠生意，当时居住在东大街黄家坑沿，后为皮毛厂后院），听到响声后，开门发现是一位背着文件包严重受伤的红军战士，他不顾一切，将我父亲背到屋里，用水擦洗伤口扎，喂水喂饭后，放在隐藏处藏起来，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我父亲才得保全性命。当时，父亲脱离部队后，来到人地生疏的永昌，无法找到组织，便决定留在永昌，盼望有朝一日，待援军到来为死难的战友报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父亲便与母亲结为夫妻，从此定居永昌。
父亲定居永昌后，此包就成为我家的珍贵物品。文革时期，父亲把这件珍贵的文件包收藏起来。2008年，省党史办长期从事红西路军研究革命史的专家，即《悲壮的历程》作者麻琨老师，陪同在京的红西路军子弟来永昌县博物馆参观时，见到此包后，认为这件红西路军文件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应妥善保管，不可遗失。
刘瑞龙与永昌的红色标语①
在甘肃省永昌县新城子镇宦家庄村民宦松林的堂屋墙壁上，至今完整保留着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鏖战永昌期间，署名为大沽政治部的数幅红色标语。这些书法遒劲，字体飘逸的红色标语，虽经70余年沧桑，字迹依旧清晰可见。
这些标语鉴证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艰辛的西征历史，与时任红西路军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刘瑞龙（1910—1988），男，江苏南通人。化名石钧、李世萍、王大舜、张云生。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同中央红军会师后，8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0月奉命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10月秋随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师，同年11月任红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刘瑞龙主管红西路军理论武装工作，紧紧抓住中国共产党挺进河西地区建立抗日大后方这个根本，把共产党抗日救国理念摆在突出地位，旗帜鲜明地宣传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抗日大后方的伟大意义。刘瑞龙用红色标语这个“战斗武器”，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鼓励指战员奋勇歼敌，瓦解敌人军心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篇幅所限，仅从永昌城乡至今保留的红西路军宣传标语中，摘录部分标语，以缅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年代，为启发劳苦大众的革命觉悟，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本质，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走，造就新社会的光辉奋斗足迹。这些红色标语的内容大致分为六个方面。
一、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红色标语
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继景泰、一条山、古浪、凉州西四十里铺诸战役后，先头部队于11月18日占领永昌，为迎接大军人城，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刘瑞龙率领宣传部的干部和战士，在县城街道两旁的商铺、会馆、学堂、医院、旧衙门、寺院、钟鼓楼等醒目位置张贴大量的红色标语。11月23日，总部移住县城后，根据19日中央军委指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分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的指示精神，抽派大批的干部、战士就地取材，用红土、黑墨水、石灰、木炭灰等书写材料在农户庄墙、大树干、大石头上刷写大量的宣布标语。与此同时，手持铁皮话筒的红军宣传员走街串巷，挨家逐户耐心地给群众宣传红军队伍的政策、纪律，号召民众支持红军同马敌作战。如：
1．坚定抗日后方
2．拥护中国共产党
3．誓死保卫西北
4．毛主席万岁
5．共产党万岁
二、建立抗日大后方标语
红西路军到达永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已严重威胁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国内局势出现了争取国民党统治集团参加抗日的可能性。为揭穿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向广大穷苦百姓阐明建立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伟大意义，刘瑞龙把宣传工作重心放在“逼蒋抗日”的斗争方针上。总部宣传部宣传标语有：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誓为民族英雄，不作卖国贼
3．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4．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
5．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消灭马敌的标语这支三过雪山、草地，未及休整的疲劳之师，会宁会师后，奉命过黄
河组建西路军，隆冬时节大部分指战员仍然是单衣赤足，伤亡、疲劳、严寒、少粮缺弹，与优势之马敌作战困难重重。红西路军到达永昌后，刘瑞龙把宣传工作重点放在扩红筹资，帮助全体指战员正确对待困难，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宣传标语有：
1．精确瞄准，强攻贼敌
2．顽强抗敌，节约子弹打马步芳
3．抗日红军战士要活捉马步芳
4．反对压迫士兵克扣军饷的马步芳
5．马步芳反对抗日，抗日军民都起来反对马步芳四、瓦解马敌的标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的军事行动，由策应河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转到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上来。刘瑞龙为认真贯彻落实军委主席团，“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指示精神，把宣传工作重心放在争取“二马”军队中进步势力加入到共产党抗日阵线中来。瓦解敌人的宣传标语有：
1．当兵不替二马军阀打红军
2．谁要进攻抗日红军，谁就是卖国贼
3．爱国官兵不要为打内战牺牲生命
4．甘青民团要做民族英雄，不做误国罪人5．
欢迎二马回军联合红军抗日五、劝告马敌士兵放弃进攻红军的《三字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接受中共谈判代表团提出的，一是停战撤兵；二是改组南京政府；三是停止剿共，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四是释放爱国将领，保障民主权利；五是联合同情和支持中国民族和国家五个条件后，被释放回南京。国内局势出现暂时缓和局面。总部宣传部根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精神，刘瑞龙负责起草了瓦解敌人士气，反对内战的《三字经》标语：
“弟兄们记在心眼见到忙春耕农误了可不成地荒了害死人马步芳降日本亏百姓拔壮丁编团勇未成军打内战举国恨士兵们齐觉醒莫替他把命拼回家去把地耕救自己救家庭各同胞联红军打日本最光荣”等。
六、红军爱护老百姓的标语
红西路军在永昌建立河西走廊第一个红色政权后，让世代当牛做马的永昌民众翻身得解放，为保卫红色政权，刘瑞龙把宣传工作重点放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援红军，筹资扩红等方面。经宣传动员，永昌城西生产畜产品的水磨关、新城子、红山窑一带的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一批皮毛、烧煤、柴火；县城工商户向红军捐助一批布匹、棉花、钱币、纸张；城乡群众捐献一大批铜铁和碾制火药的硫、硝、碳等材料；各地群众向红军捐送了一批马匹、鞍具。为解决红西路军指战员御寒棉衣问题，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100名皮匠、毡匠，用羊毛、羊皮，缝制大批的皮衣、皮背心、皮帽、手套、毡靴、毡帽。史料记载，红军在永昌40天，向各界购买、征集、募捐烧柴、柴火、饲料200多万斤，畜用粮食、饲料300多万斤，征集猪、牛、羊等六七千头只，提供肉食十多万斤。标语有：
1．抗日红军买卖公平
2．爱国爱民
3．实行耕者有其田
4．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废除高利贷
5．改善民众生活
1936年11月，这些红色标语出现在长期受封建和军阀高压统治的永昌大地，为群众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动员群众，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等方面起到巨大作用。军民在永昌境内歼敌6000余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西路军奉军委之令继续西征，于11月27日深夜撤离永昌县境，踏上西征旅途。
徐向前与河西走廊的红色骑兵师①
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西路军进驻永昌后，遇到了重重困难。此时已值隆冬，气候严寒，滴水成冰，但指战员们缺乏冬装，依然穿着难于蔽体的单衣、单裤。行军时，寒风怒吼，飞沙走石，每行一步都十分困难。河西走廊经济落后，文化闭塞，党在这里的影响很薄弱。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到来后，当地群众逃避一空。这里又是回汉杂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和煽动，民族矛盾尖锐，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流血冲突，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红军来这里开展“筹资扩红”工作十分困难。西路军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敌我力量悬殊，敌有正规军和当地民团11万余人，数倍于红军。西路军骑兵数量很少，在同马敌作战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战斗即便打胜，缴获往往不多，难于弥补消耗。
11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小部占领安西、敦煌。”“袁立夫可随进占安西之部队同去安西，再向哈密。接济军用品、弹药及派人接洽帮助等事。正同彼方接洽中，结果如何，容后告知。”此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正在联系，23日，毛泽东、张闻天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反对坚决退入新疆。”“着重在永昌、凉州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
根据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西路军克服困难，在东起凉州西北之四十里铺，西至甘州附近三百余里的狭窄地带，创造甘北抗日根据地。
11月23日，河西走廊第一个红色政权在永昌建立后，蒋介石调集毛炳文部西渡黄河，向古浪前进。胡宗南也派杨德亮补充旅进抵凉州一带，既作为“二马”的预备队，进行战略支援，防止西路军东返；又对“二马”施压，督促其向红军进攻。战斗开始后，二百多里的平川变成了战场，在许多村庄里进行搏杀。小打不计其数，举其大者来说，四十里铺激战一昼夜，敌人死伤2400余人，永昌东南八坝一战打了两昼夜，敌人死亡800余人。敌人迂回到永昌城西一带插到红军后面，在水磨关激战一昼夜，敌伤亡600余人。但红西路军也付出很高的代价。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没有补充，实力日渐削弱，战斗力大不如从前。永昌城里各个庙宇、空房，住满了伤员。弹药越来越少，棉衣缺乏，给养困难。
此时，敌骑兵围攻红军的参战马匹13000匹，其中马步芳部为7000多匹，马步青部为6000多匹。马敌向红军进攻时，骑兵多路出击，似群狼尾追、“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对西路军“白日观烟、夜间看火、寻踪攻袭”、穿插分割、四处骚扰，步兵跟进，围攻不止；西路军四面受敌。
12月4日，为了彻底消灭马敌，巩固甘北根据地，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扩充红色骑兵。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卓然给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委员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参谋长李聚奎，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并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电文如下：（一）指挥员从我们起，一律将马全部集中，补充骑兵，我们改骑骡子；（二）各军、师首长有马者一律改换骡子，所有的马抽出来，补充自己的骑兵。坏马则须休息与收容之用。人可抽出当骑兵战士；（三）筹募委员会应大力筹募马匹，请马医官钉马掌，收集马上装备；（四）此方工作应组织骑兵，地方武装（如青年骑兵与抗日骑兵义勇军等）也多扩大骑兵的新战士；（五）望接电后大动员，号召各级干部在扩大红骑消灭白骑的精神下，自动拿出马来供给部抽出的马，补充各军骑兵。望切实执行，并将成绩上报。
总指挥部决定重新组建骑兵师。师长杜义德，政委刘庆南，参谋长李彩云；司令部仅设作战科和管理科，李新国任作战科科长；政治部只配了一名政工干部，归政委直接领导；全师设两个团，共7个连，共计400余人。组成以后归九军领导。骑兵师的干部和战士，除原有的骑兵师人员外，大多从直属部队精简而来，由参谋长李彩云同志亲自组织训练。马匹来源，一部分是从直属队抽调来的，一部分是从二十五、二十七师中抽调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马匹质量参差不齐，大多为母马。
红西路军骑兵师组建起来后，经过短期的骑术和战术训练，就投入了战斗。一天夜里，红骑兵师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插入敌后，在永昌县东南大河坝地区，同敌骑兵遭遇。红骑兵师面对数倍于己的敌骑兵，迅速抢占了一个土围子，以少胜多克敌制胜与敌人拼杀了两天一夜，歼敌无数。
战斗结束后，红西路军围歼了一支马家军的骑兵部队，缴获了一批好战马，战马全部送到总部驻地旁边圈起来。徐总指挥决定用这些好马充实自己的骑兵部队。一天下午，首长的警卫员李培基和小霍去看这批战马。发现这些战马果然矫健、剽悍，他们回头再看首长的坐骑，骨瘦如柴，简直没法比较。这时，小霍悄悄地对李培基说，从这些好马中挑选两匹好马给首长换一换坐骑吧。李培基早就想为首长更换坐骑，经小霍这么一鼓动，动心了，觉得是个好主意，两人一拍即合，立即给两位首长换了坐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动。
这事很快让徐、陈两位首长知道了，李培基和小霍马上被叫到首长面前，室内气氛十分严肃紧张。在两位首长的亲自盘问下，李培基一五一十把偷换马匹的事实说出来，陈政委指着他的鼻子大发雷霆，差一点要动手打人，声言要以军法从事。这时，他们醒悟了，偷换骑兵的马匹意味着什么？偷换马匹绝对是杀头的罪，特别是在当时极端困难情况下准备组建骑兵部队，这就更不可饶恕了。他们害怕了，后悔了。徐总面色严峻，一言不发，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平常他们怕徐总指挥，就怕他不讲话。徐总终于说话了：“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人还没长大，胆子可不小呀，竟敢私自调换马匹。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些马匹是给咱们骑兵师准备打敌人用的吗？在总部首长跟前工作，连纪律都不懂，还得了吗？”他既严肃又亲切对他们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每个人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就像一盘散沙，是不能打胜仗的。你们在总部工作，尤其不能搞特殊，任意违犯军纪。你们自己看，这事怎么办吧！”他俩答不出话来，吓得直打哆嗦。随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对他们说：“到警卫营蹲禁闭去！用不着派人押送，你们自己去！”
听了这话，他们如释重负，恭恭敬敬地向徐、陈两位首长鞠了一躬，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告别两位首长，来到警卫营向营长作了汇报：“我们犯了错误，总指挥要我们来蹲禁闭。”在红四方面军中，蹲禁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这件事影响很大，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军营，大家都知道首长的警卫员私自调换战马，受到严厉处罚蹲禁闭了。
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徐总指挥总是严格律己，处处以身作则，为干部和战士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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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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