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在永昌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大力掩护、营救、资助下①，西路军被俘、失散、伤病员，除直接东返外，当时在永昌城乡定居下来的300余人，到1949年永昌解放后，留永昌定居的红西路军战士73人。分别是：彭学成、王国田、郑兴刚、王富剑、陈义奎、何进元、张富德、王丕武、熊明安、刘永福（女）、孙培元、龚少明（女）、曾林模、曾大明、侯秀英（女）、何世桂（女）、龚有财（女）、何福、聂青秀（女）、刘绍莲（女）、李子清、李兴智、李达义、熊九龄、杨海清、陈宗贵、高开礼、钟德云、王文金、杨光丕、吴维基、张仲伦、董国玉、张德、苟生福、孙富成、魏义德、任元梦、蒋绍财、万坦荡、刘天虎、张有福、陈红景、张公学、黄玉贵、张英（女）、陈永红、王青山、李月英（女）、杨桂香（女）、李成科、陈明清、张德英（女）、潘永义、曹天尧、袁成梦、王韦娃、廖全九、陆娃、何德胜、谢梦元、李廷然、李廷荣、谭洪信、冯喜娃、王寿儿、张英中（女）、张义等。这些定居人员，他们有的参加农业生产，有的参加革命工作，有的入了党，并分布在各条战线和各个行业，为祖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又开始了新的长征。
  杏树庄人王之绩救护红西路军战士
  1936年12月27日，红西路军撤离永昌县城，突出重围，继续西征。突围前，在县城内治疗养护的一批重伤员，由红九军一部掩护先行，向新城子一线转移；最后的20余名重伤员，被安置到南泉王寨杏树庄王之绩（王八爷）庄院内。28日太阳快落时，红九军的一位领导干部和6个全副武装的随行人员来到伤员住处，慰问伤员，传达上级就地安置的意图，在发完安置费用后，一齐痛哭流涕，直到夜幕降临，才难分难舍，挥泪告别。他们刚走出庄外，集结起来的队伍已经出发，他们也随着部队西进了。
  红军走后，凶恶残暴的马敌卷土重来，凡是红军住过的村庄，他们就来搜查红军人员和遗留的东西。29日天明，先到达的马敌执法队闯进王之绩的庄内，不顾伤员死活，翻铺搜身洗劫，将红军发给的银钱全部抢走，随后赶到的敌团长要在王家庄内住宿，令其部下将伤员赶出庄外，令群众把不能动弹的重伤员抬到庄外。这时，性情慈善的王之绩老人见伤员受折磨，不顾一切，叫了几个邻居帮忙，将窗外的3间草房腾出，铺上麦草，把伤员安置下来。但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没吃没喝，这些伤员便陷入绝境。这批伤员，有的肢体断离，生命垂危；有的严重感染，伤口化脓；有的肌肉坏死，腐烂发臭；有的因失血过多，处在昏迷状态。他们饥寒交迫，没有药品治疗，伤势继续恶化。
  出于对红军伤员的同情和怜悯，王之绩夫妇等一些老人们，背过敌人，从家中拿来破布条、盐水，煎熬中草药，替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并给他们生火取暖，烧水送饭，帮助他们度过艰难困境。在最初的半个月内，有13名重伤员死亡，有时一夜死亡一两个，最多时一夜死6个。每遇伤员死亡，王之绩就出面叫上邻居王万瑞、王家有、李三等人，人抬、车拉，运到古城岗一带埋葬。
  在杏树庄的这些伤员，一直养护到第二年春天，先后有30余人恢复健康，陆续离开东返。他们临走时，一再感谢王之绩夫妇和当地群众；失去东返条件的钟德荣（化名李明喜，伤愈后腿跛，群众叫他李跛子）、何德胜等10名红军，在群众帮助下就地谋生，以后陆续成家定居；还有6名未治好的伤员，到1937年4月，永昌县旧政府传来命令，要集中收容，便由当地群众用牛车送到县城集中，以后下落不明。
  在救治红军伤员初期，因住宿拥挤，天气寒冷，伤员就被热心群众背到热炕上睡觉、休息。16岁的小红军陈有红，四川人，腿上和腰部被敌人子弹射伤；18岁的魏义德，四川人，面部被敌骑兵砍伤；20岁的任元梦，四川人，小腿负重伤。在群众精心照料下，伤势逐渐好转，随后东返。
  水磨关青年陈开昌救护西路军战士李作才
  在南沿沟滩的战斗中，因下肢挂彩，被敌骑践踏而昏倒在地未被抢救下来的红军战士李作才，苏醒后已至傍晚，冻得牙齿咯咯作响，被水磨关青年陈开昌救起，背到自己家里，和父母一起帮助李作才脱掉沾满血污的衣服，清洗包扎了伤口，放在热炕上暖和了身子，又给喂茶喂饭。这次战斗后，由于红军转移，马敌又进村骚扰，搜查红军人员及遗留物资。陈开昌家冒着杀头的危险，将李作才和他的衣物等塞进洋芋窖里，窖口堵盖了杂物及破烂家具，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在陈开昌一家精心秘密养护下，经过两月有余，李作才的伤口痊愈，恢复健康，决定东返。为表达对陈开昌一家的搭救、养育之恩，李在临行前将一件破军衣、两个干粮袋、两双草鞋、两个图章和一块鹿茸执意留给陈开昌作个纪念。陈母为李作才更换了棉衣、粗布裤和新鞋，准备了路上的口粮。李作才含着感激的热泪，带着难分难舍的心情，离开了水磨关。20后的1958年，李作才从兰州寄信到水磨关，寻访陈开昌，再次感谢陈开昌一家当年对他的营救、养护之恩。
  南坝西校农民吴大林救护红军伤员蒋绍才等三人
  1937年4月，南坝乡西校农民吴大林等人去祁连山挖药材时，在金墩沟逢红军失散人员蒋绍才等3人。他们人地生疏，既无食物、又缺衣着，处境十分艰难，吴大林等帮助他们更换了衣服，带领他们就地挖药材谋生。后来，蒋绍才在永昌定居下来，解放后在县城饮食服务公司工作。
  赵家庄农民赵学普妻黄开兰救护红军伤员杨桂香
  1937年3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10多名男女红军失散人员，东返途径永昌城南停息时，其中一位双脚冻伤脓肿、行走非常艰难的16岁女战士杨桂香，被赵家庄农民赵学普妻黄开兰相救，留在自己家里，放在热炕上，端来热茶热饭照料吃饱睡暖，又用土办法拆解脚上的破毡片冷敷搓揉擦洗脓肿的双脚，赵妻像对待自己亲生骨肉一样对待杨桂香，精心护理，数日后，杨桂香的双脚淤消肿散，逐步恢复了健康。为了不使杨桂香落入敌手，赵学普一家为杨桂香在洋芋窖里铺垫了麦草，每当有军、警、保、政人员来时，将杨藏入窖内。后因失去东返的条件，在赵家生活长达3年。1939年秋，红军女战士杨桂香在赵家的帮助下，同河西堡镇宗家庄青年李桂林自由恋爱，结婚后才离开赵学普家。
  王永年救助红西路军教导团（干部团）参谋长左叶
  1936年11月红军占领永昌时，左叶随教导团驻扎在水磨关，团部设在富户王永年家的西新庄院，左叶就同主人住在一起。由于红军说话和气、纪律严明、保护群众、不伤无辜，使王永年这个出生在晚清、读过四书五经、性情耿直、年轻时也受过苦后半辈发家致富起来的七十岁财主也深受感动，对红军极为同情，凡红军需要的粮、油、皮、毛、肉食等物资，积极支援，麦场上未打碾的豆禾垛，主动指给红军当草当料，饲养战马。红军西进时，王永年将一头骡子和300大洋资助左叶，左叶只收了骡子婉拒了大洋。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左叶为寻找掉队战士同集体分离，孤身漂泊，昼伏夜行，几经周折，又返回到了他年前驻守月余的水磨关，又看到了王永年老人的深宅大院。在严寒和饥饿的迫使下，他想敲门进去拜见老人家，但又想，红军征收过他家的粮食、财物，一旦反目为仇，这条命岂不白搭上。在他举棋不定之际，被王永年家一长工发现，连拉带推请进庄院，并转报王永年。老人急切地出门迎接左叶让进原来的住房，看到左叶衣着褴褛，蓬头垢面，鞋袜磨通底，前头还张着口，立时张罗家人安排茶饭，叫左叶脱换掉衣服鞋袜，洗脸洗脚。茶足饭饱，洗刷换装后，安排左叶好好睡了一天，然后畅谈了阔别之情。次日客要走，主人挽留。一直住了7天，左叶虚弱的身子很快得以恢复，归队心切，执意要走。王永年再也无计挽留，想出钱让左叶搭汽车到兰州，左叶提出坐汽车安全无保障。王永年即安排家人缝了一条布袋，装了10余斤炒面和象征吉利的4个大馒头。左叶依依不舍地辞谢过王永年老人，告别了两度停留宿过的水磨关，走出了永昌县境，朝着陕甘宁边区的方向走去。
  马显功救助红九军卫生员何进元
  1937年春，红九军卫生员何进元，失散途经新城子时，被国民党军警抓获，要押解武威。永昌县旧政府粮草班首爷、曾当选为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马显功看到何进元体力虚弱，个头小，甚为同情。借助自己在旧衙门中的一点威信，以手下缺跑堂的为由，从解押人手中将何进元要出，留在自己家里生活了一年多时间，才叫走上自谋生活的道路。
  毛家庄群众救助红军二三事
  毛家庄位于永昌县新城子镇边远，是一个山间峡谷地带，地理位置特别。杨发科老人回忆他小时听老人讲：民国廿五年（1936年）的腊月间，永昌驻守的红西路军与马家军激战后，沿祁连山西征时在高台失败。当时，东返红军流入毛家庄村民家，东躲西藏，时走时来，村民一度惊恐，生怕遭杀身之祸。但为了正义和革命，大多数群众把生死置之度外，而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却暗暗地掩护着红军人员，那时当地群众叫“流动共产”，姓啥的叫啥“共产”，什么“李共产”、“陈共产”、“杨共产”等。这种叫法，实质是有一种亲切之意。这些红军受伤人员，除了返回原籍或移居他乡外，留在毛家庄的红军，得到当地群众的很好保护。
  一次被马敌追逃的小红军陆喜娃，四川籍人，逃到毛家庄孙天理家，被孙天理藏进夹屋躲起来，敌人走后，孙的老母亲（穆氏）看到这小红军年纪不过十二、三岁，他的头部被敌人用刀砍得血淋淋的，实在可怜，孙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及时找来一块白布把伤缠裹好；当时村子里缺医少药，小红军痛得发高烧，孙母不顾敌人的眼线，偷偷爬山、越野坡挖黄花菜（蒲公英），用黄花菜熬成药膏，连抹带吃直到养护痊愈，孙家大小人，对这个小红军就像自家的儿女一样，照顾十分周到。永昌县解放的头一年（1948年）才返回原籍。
  失散红军陈宗贵，当时被敌人搜捕追查无路可走，急忙躲进孙家后大院被陈希文放进菜窖里藏起来，敌人走后，留在陈的家里食宿养伤。因陈宗贵的一只眼睛受伤，陈希文冒死到几十里外的村子求医问药，眼伤治愈后，被陈希文认为自己的弟弟，一块儿生活了廿多年，陈宗贵常年在大河坝挖药、拾蘑菇、拾发菜、套獐子、捉早獭等赚钱，维持家庭生活，相互之间过的和睦团结，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陈宗贵生病在永昌县医院医治无效去世。
  1936年12月的某天，流落毛家庄的四名红军伤员，一次刚进孙家大院，就被马家军保政人员赶来抓住，在相互搏斗中三人被敌军杀害，一人被敌人击昏在地（敌人认为死了），当敌人走后，他慢慢苏醒过来，这时由毛家庄的农民王万成等人就把打伤的四川籍小战士李成科抬到自己的屋里抢救包扎治伤。庄子里的群众把三位红军战士的遗体抬到黑石头山湾埋葬，第二次敌军又来追捕，王万成又把红军小战士李成科转移藏在山药窖里，等敌人走后，又给李治伤。王万成判断，敌人还有随时来搜查抓捕的可能，他便将李成科秘密托付给可靠人吕尚善隐藏掩护。敌人搜捕活动停止后，他又将李成科接到自己家中养护着，不久后王万成因病去世。吕尚善受王嘱托继续承担对李成科的生活及养伤的照料，因李成科在吕家一块儿过着有了感情，而后将他妹妹吕尚兰许嫁给李结婚成家，日子过得很和睦，村里人都知道吕尚善把妹妹嫁给“李共产”了。那时因遭年荒，为了养家糊口，李成科同本村绰号王麻子（正名王祥林）、绰号赵懵子（正名不详）等三人，在毛家庄西马莲沟煤窑上挖煤，于1945年2月不料煤窑坍塌不幸遇难。
  在军阀马步芳下属管草牧场当传令兵的闫长林（毛家庄人）将一位女战士战俘，改扮为老百姓角色，偷偷带回毛家庄（闫长林的原籍），两人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在10多年的岁月中已有了孩子，但她一直隐瞒着自己的正式身份，由于地方上很贫穷，她坚持着苦难的日子，还要隐瞒躲避注意自己的生命危险，地方上的群众知道她是一位四川籍的红军女战士，对她掩护和关照的很周到。1949年9月永昌解放后，地方上的群众和村干部都知道，她是被闫长林当兵期间抢救的一位女红军战士，就报请区（乡）政府，通过组织上审查登记，她就拿出了有关证件，结果是一位名叫李月英的妇女团干部，在军队里面做青年团的工作，中共党员。经组织登记审查后，新城子区政府（区长李得亮）把她分配到二乡（马营沟、西湾、兆田，毛家庄等村）工作，被任命为乡妇联主任。她在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到各村做党的政策宣传，带动组织青年妇女学文化，教唱革命歌曲，组织青年扭秧歌等，对当时的农村群众教育启发很大。李月英生育四个孩子，大儿子闫启祥11岁因病而死。1944年生的大女儿叫1闫瑞兰，1946年生的二女儿名字不详，1951年生次子闫瑞祥，在1953年初因突患急病，经医院治疗无效而去世。李月英在工作期问，始终保持发扬着革命的红色传统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流落毛家庄的红西路军人员有：杨海清、陈宗贵、廖全九、李成科、陆喜娃、李月英（女）、熊九岭、陈红景等，附近马营沟的高开礼、唐家坡的陈明清、袁成梦，新城子的曹天尧、王韦娃、王文金，红山窑姚家寨的王青山、陈永红，还有曾大明、李达义、李兴智、蒋绍财等。他们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中，为了躲避反动势力的追杀，保证自己的安全，有的挑着货郎担卖货、起刀磨剪，有的卖醪糟，有的给牧主家放牧，到军牧场去投身放牧的就有两名。其余人员，大部分从事林副业生产。他们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互相联系，紧密团结，严防敌人捕抓搜查等，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1949年永昌县解放后，定居下来的有杨海清、陈宗贵、廖全九、熊九岭等，永昌县政府对这些失散红军人员给予各方面照顾，1950年初杨海清被县委调任为新城子二乡政府的乡长，任职一年之久，因没有文化不能胜任自己提出辞职，组织批准退职回家。1952年土地改革时，杨海清、陈宗贵、廖全九、熊九林等参加农会成为本村的社员。给他们分房分地，杨海清娶老婆成家后住毛家庄五队，熊九林娶老婆成家住在毛家庄一队，陈宗贵和陈希文住在毛家庄二队，廖全九（未成家）住在毛家庄四队。因毛家庄靠近西山森林，西大河林场吸收他们为大河坝的义务护林员，他们一面从事林副业生产，一面宣传护林政策，检查过问进山人员不得随意破坏山林。西大河林场对杨海清等给予了有关政策方面的照顾。
  焦家庄乡梅家寺村民梅发生救助西路军某干部祁科长
  红西路军后勤部负责给养干部祁科长（四川人），西路军作战失败后东返途径焦家庄乡梅家寺村，正值敌人搜铺红军失散人员。梅发生遂将祁科长收藏家中，休息了3天。祁科长归队心切临走时，村民梅发生给祁科长换掉褴褛衣服，送给一件旧皮袄，一顶帽子，装给路上吃的干粮，指给便于隐蔽的偏道，祁科长逃离虎口。
  焦家庄王录贤之母救助失散红军
  1937年3月，一名左臂负伤严重和一名未负伤的红军失散人员途径焦家庄村民焦克勤庄外的草房休息，被长工张国昌碰见。红军向张乞食，被张领到草房附近的另一长工王录贤家中。王母看到两名红军面容憔悴，收留后，煎熬黄花草加盐水，亲手给负伤战士解开渗满浓血的绷带擦洗清除了左臂的浓淤血迹，又用清水洗净的布条和新棉花做了包扎，并留家中伺候养护数日。临走时，王母还送给干粮，红军伤员带着感激的心情走了。

①《永昌文史资料》3辑。 ①甘肃省档案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和西路军西进档案史料汇编》。 ①甘肃省档案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和西路军西进档案史料汇编》。 ①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